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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次邵长级会议以表决一致的方式接纳中国加入WTO。当时间跨入2011年,中国入世1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有必要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为下个十年的发展做准备。
入世十年的成绩单
入世十年,中国的发展有目共睹。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GDP从2001年的1兆多美元,年均增长9%,继2009年总量达到5兆美元后,加上2010年人民币升值因素,预计总量近6兆美元,有望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9年,中国取代持续六年全球出口第一的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而在这之前,中国已经把英、法抛在了身后。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货物贸易的发展最为引人注目。从人世之初的2001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只有5096亿美元,到2005年中国开始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仅排在美国和德国之后,2009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据中国商务部预估,2010年贸易进出口总额将达2兆8000亿美元,比去年增长25%左右,十年翻五倍。
谁能想到,就在不久的以前,中国人还在使用“电视机票”、“冰箱票”,而现在,中国200多种工业品已位居世界第一,包括汽车、钢铁、煤炭、水泥、平板玻璃、彩色电视机、家用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微波炉、各类纺织品以及日用轻工业品等。十年时间,中国俨然已成为“世界工厂”。今日的中国,让世界刮目相看。
当年,因担忧中国本土企业可能受到冲击,而大喊“狼来了”的保护派学者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担心错了,相反,大陆企业伴随着中国经济和国力的提升,在国际竞争舞台上取得了一席之地,不少企业更是当仁不让地跻身于“世界500强”之列。
人世十年,中国实现了所有的承诺。为了进一步与世界同步,中国制定、修订、清理、废止了2000余件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法规,新制定《立法法》等一批法律法规,特别是《行政许可法》对政府行为的透明度提出了更加严格、具体的要求。可以说,人世推动的并不仅仅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更多地促进了中国改革,随着市场经济法规的订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观念得到了更深入、更广泛的普及,中国民智再开,中国人维权意识树立,中国公民社会崛起,成为中国过去十年来最重要的变化。可以说,入世十年是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
下个十年:充满挑战
我们虽然有理由为取得的成就而骄傲,但中国大部分人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记得2005年,纺织品配额(注:由20世纪80年代签订的《多纤协定》规定)使我们厂的纺织品出口一下子激增,当年报纸上说,一个季度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棉男裤就增加了1500%,那年头我们外贸行业真是红火。”一位上海老外贸这样回忆当年的好时光。而当时是,人世早期的中国制造业遇到了一个超常发展的历史机遇,发达国家和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加速经济转型,将制造业搬迁到最具有成本优势的中国,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了迅速扩张的外部市场。与此同时,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又让中国的制造业获得了如日中天的国内投资市场需求。加上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重商主义、廉价的劳动力、低标准的环保、劳工保护要求以及不够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催生了一批“三高一低”(高污染、高能耗、高物质消耗和低附加值)的“中国制造”。
然而,弹指10年,这些红利在迅速消失。“出口大跃进的过去几年中,中国的贸易条件是在持续恶化的。”上海国际经济贸易研究所WTO问题专家汪明这么说,这股潮流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更加明显。“以前外商订单都是几个集装箱,现在有的甚至只是几十件的订单量。”一位参加2010年第20届华交会的外销员告诉记者,“即使量不大,我们也得做啊,不然机器、工人都要空着。”而随着新生代劳动者维权意识的崛起,中国内地城市的发展,东部沿海的各大制造业中心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民工荒,甚至还爆发了“富士康十二连跳”的惨剧。刘易斯拐点的魔咒,终于集聚爆发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从1979年开始的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纠纷愈演愈烈。中国已经连续20年成为二反一保(注:反倾销,反补贴、特别保障措施)的全球最大受害者。而随着出口结构的优化,中国又成为“337条款”调查等技术、知识产权案件的最大攻击对象。汪明教授说,“针对中国的贸易调查,远远超过了中国贸易增长。”有统计显示,2005年-2009年,中国遭反倾销投诉338起,占世界反倾销案总数974起的34.7%。2010年数据还未出炉,但专家的一致意见是,肯定是快速增长的。无论是以产品安全、环保,还是以企业社会责任为理由的贸易壁垒,层出不穷。更糟糕的是,似乎抹黑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政客聚拢人气的有效方法,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美国舒默议员,这位政客从政12年,7年提“中国是汇率操纵者”的议案。在这样的大潮下,2009年美国众议院通过了针对人民币汇率的《公平贸易货币改革法案》。虽然,中国领导人在多种场合不断强调“世界经济失衡与贸易政策无关,人民币升值无助解决贸易顺差及一些国家的失业问题”,但是,国际压力在2010年达到了高潮。2005年开始,美、日、欧联合向中国要求人民币升值施压,大多数东亚国家曾对中国保持同情与支持的立场,而目前也已经演变为包括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施压集团。
目标:突围
尽管人世利大于弊是有目共睹的,但由于30多年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商之间低水平竞争,互相压价,结果产品形象滑坡、利益外流,对资源的浩劫、环境的严重污染,生存环境的恶化,同样不可忽视。此外,随着劳动力成本增加,简单、初级加工业这条发展之路必定是越走越窄。
这一点,中国高层早就已经认识到,并从国家层面开始努力推动制造业创新,改善出口结构,诸如上海这样的城市,以发展高端制造业为己任。目前,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机电类产品已占中国出口总额一半以上。“这一两年来,‘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已经止跌起价。”汪明欣慰地告诉记者,“部分中国产品已经进入高端市场,2009年,中国商务广告协会、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四家行业组织共同制作的“中国制造”电视广告片,2009年底在CNN播出,强调外国品牌、中国制造概念,希望能改变西方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印象,并努力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努力。
很明显,高端产品创新能力强,附加值高,利润率也较高,抵御贸易摩擦及汇率等风险的能力也比较强,但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也并不一帆风顺。“目前,国际贸易摩擦已经从原来的行政手段、关税壁垒演化为技术壁垒。”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经济分析部主任张磊博士告诉记者,尽管他认为目前各国采用的包括“二反一 保”手段都是在WTO框架内,并且涉案金额和中国贸易总额相比还是“可控的贸易保护”,但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可控的危险也是危险”,目前严重的一个问题是,WTO的权威性正受到冲击、权威性正在降低。比如,以美国为主的三十多个WTO成员国,最近刚签署反假冒贸易协定(ACTA),这对中国某些OEM产品的影响肯定是致命的。此外,进入美国的中国出口企业,还要当心“337条款”。该条款因最早见之于《1930年美国关税法》第337条而得名,主要是用来反对进口贸易中的不公平竞争行为,特别是保护美国知识产权人权益不受涉嫌侵权进口产品侵害。随着我国产业技术的不断升级,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出口结构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随之带来的“337”的风险也很大。据商务部统计,2010年1月到9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共发起涉及中国出口产品的“337”调查14起,占该调查总数的近四成。在实践中,“337”调查大量涉及专利侵权问题。这是因为电子、信息、机械等机电类产品技术密集且更新快,涉及专利多。近年来,我国电池、芯片、彩电接收器、手机、计算机、DVD机、墨盒等产品,橡胶防老剂、制冷剂等化工产品都曾涉及“337”调查,而一旦对中方企业的指控被证实,那么等待他们的就是“禁售”。“这要比传统的‘二反一保’杀伤力更大”,汪明说,在2005年之前,日本、韩国的出口企业遭受“337”的调查最多,目前中国已经连续6年成为此项法案最大的受害者。“我们中国缺少的是既精通技术,又掌握WTO相关法律的专业人才,出口企业要做的是吃透这个游戏规则,积极地应诉,事实证明大部分企业都能胜诉。”汪明解释说。目前,应诉的企业还是主要从反垄断、技术不属于保护范围,不属于同样技术,或是公共利益角度为自己辩护,还可以发挥行会组织作用,通过庭外途径,变冲突为合作解决争端。
人世以来,中国服务业取得长足发展,尤其是高端的金融、银行证券以及服务外包产业。这是中国进入WTO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曾经,我们对服务业开放的态度是宁可落后,也不愿意利益外流。”汪明说。正是这种对外来竞争警惕甚至排斥的态度,使中国银行业一度徘徊在技术性破产(technological bankruptcy)的边缘。而人世后为了要践行承诺,服务业的开放一度是“被推着走”。经过10年跌打滚爬,我们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市值最大的银行业,中国银行业的安全信用评级不断提升,并已经对其他行业改革起到示范性作用。“这不仅是行业的进步,更是国际地位的提高。”汪明举例说,由于开放人民币业务,人民币的地位已大大提高,如果中国继续努力,在不远的将来,人民币不但开始成为国际流通货币,而且有望成为国际结算货币,最终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标志着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地位。而至今拒绝进一步放开的行业,比如电信产业,以其服务品质低下,收费高,而成为“众怨所归”。
不过,尽管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服务业比较发达,但服务业在产业中的比例还是偏低。张磊博士认为,这和中国政府及民众对WTO认识不够有关。人世前,有一种普遍观点,认为中国一旦人世,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但直到2007年,中国入世过渡期结束,中国对WTO的认识才逐渐清晰起来,即WTO框架内的相关规则是各国利益最低标准,而WTO成员国内,有不少是发展程度落后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尽管中国恪守入世承诺,但以目前的发展程度看,与建设一个真正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国家,市场透明,市场准入享受无差别的国民待遇的距离还很大。
以关税为例,入世以后,中国关税的确有了明显下降,但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偏高;从相关法律及制度上来说,《贸易法》透明度不高,政府干预力度还是太大,服务业的开放程度,比如金融业,在亚洲范围内不及同样以贸易立国的韩国,更不能与欧美和日本相比。虽然不少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大门,但“大门”之内还有不少“小门”无法进入,张磊认为,中国入世第二个十年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参与WTO建设,加快自主开放,用进一步深化国内体制改革的方式解决目前的问题。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次邵长级会议以表决一致的方式接纳中国加入WTO。当时间跨入2011年,中国入世1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有必要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为下个十年的发展做准备。
入世十年的成绩单
入世十年,中国的发展有目共睹。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GDP从2001年的1兆多美元,年均增长9%,继2009年总量达到5兆美元后,加上2010年人民币升值因素,预计总量近6兆美元,有望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9年,中国取代持续六年全球出口第一的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而在这之前,中国已经把英、法抛在了身后。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货物贸易的发展最为引人注目。从人世之初的2001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只有5096亿美元,到2005年中国开始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仅排在美国和德国之后,2009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据中国商务部预估,2010年贸易进出口总额将达2兆8000亿美元,比去年增长25%左右,十年翻五倍。
谁能想到,就在不久的以前,中国人还在使用“电视机票”、“冰箱票”,而现在,中国200多种工业品已位居世界第一,包括汽车、钢铁、煤炭、水泥、平板玻璃、彩色电视机、家用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微波炉、各类纺织品以及日用轻工业品等。十年时间,中国俨然已成为“世界工厂”。今日的中国,让世界刮目相看。
当年,因担忧中国本土企业可能受到冲击,而大喊“狼来了”的保护派学者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担心错了,相反,大陆企业伴随着中国经济和国力的提升,在国际竞争舞台上取得了一席之地,不少企业更是当仁不让地跻身于“世界500强”之列。
人世十年,中国实现了所有的承诺。为了进一步与世界同步,中国制定、修订、清理、废止了2000余件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法规,新制定《立法法》等一批法律法规,特别是《行政许可法》对政府行为的透明度提出了更加严格、具体的要求。可以说,人世推动的并不仅仅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更多地促进了中国改革,随着市场经济法规的订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观念得到了更深入、更广泛的普及,中国民智再开,中国人维权意识树立,中国公民社会崛起,成为中国过去十年来最重要的变化。可以说,入世十年是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
下个十年:充满挑战
我们虽然有理由为取得的成就而骄傲,但中国大部分人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记得2005年,纺织品配额(注:由20世纪80年代签订的《多纤协定》规定)使我们厂的纺织品出口一下子激增,当年报纸上说,一个季度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棉男裤就增加了1500%,那年头我们外贸行业真是红火。”一位上海老外贸这样回忆当年的好时光。而当时是,人世早期的中国制造业遇到了一个超常发展的历史机遇,发达国家和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加速经济转型,将制造业搬迁到最具有成本优势的中国,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了迅速扩张的外部市场。与此同时,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又让中国的制造业获得了如日中天的国内投资市场需求。加上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重商主义、廉价的劳动力、低标准的环保、劳工保护要求以及不够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催生了一批“三高一低”(高污染、高能耗、高物质消耗和低附加值)的“中国制造”。
然而,弹指10年,这些红利在迅速消失。“出口大跃进的过去几年中,中国的贸易条件是在持续恶化的。”上海国际经济贸易研究所WTO问题专家汪明这么说,这股潮流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更加明显。“以前外商订单都是几个集装箱,现在有的甚至只是几十件的订单量。”一位参加2010年第20届华交会的外销员告诉记者,“即使量不大,我们也得做啊,不然机器、工人都要空着。”而随着新生代劳动者维权意识的崛起,中国内地城市的发展,东部沿海的各大制造业中心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民工荒,甚至还爆发了“富士康十二连跳”的惨剧。刘易斯拐点的魔咒,终于集聚爆发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从1979年开始的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纠纷愈演愈烈。中国已经连续20年成为二反一保(注:反倾销,反补贴、特别保障措施)的全球最大受害者。而随着出口结构的优化,中国又成为“337条款”调查等技术、知识产权案件的最大攻击对象。汪明教授说,“针对中国的贸易调查,远远超过了中国贸易增长。”有统计显示,2005年-2009年,中国遭反倾销投诉338起,占世界反倾销案总数974起的34.7%。2010年数据还未出炉,但专家的一致意见是,肯定是快速增长的。无论是以产品安全、环保,还是以企业社会责任为理由的贸易壁垒,层出不穷。更糟糕的是,似乎抹黑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政客聚拢人气的有效方法,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美国舒默议员,这位政客从政12年,7年提“中国是汇率操纵者”的议案。在这样的大潮下,2009年美国众议院通过了针对人民币汇率的《公平贸易货币改革法案》。虽然,中国领导人在多种场合不断强调“世界经济失衡与贸易政策无关,人民币升值无助解决贸易顺差及一些国家的失业问题”,但是,国际压力在2010年达到了高潮。2005年开始,美、日、欧联合向中国要求人民币升值施压,大多数东亚国家曾对中国保持同情与支持的立场,而目前也已经演变为包括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施压集团。
目标:突围
尽管人世利大于弊是有目共睹的,但由于30多年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商之间低水平竞争,互相压价,结果产品形象滑坡、利益外流,对资源的浩劫、环境的严重污染,生存环境的恶化,同样不可忽视。此外,随着劳动力成本增加,简单、初级加工业这条发展之路必定是越走越窄。
这一点,中国高层早就已经认识到,并从国家层面开始努力推动制造业创新,改善出口结构,诸如上海这样的城市,以发展高端制造业为己任。目前,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机电类产品已占中国出口总额一半以上。“这一两年来,‘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已经止跌起价。”汪明欣慰地告诉记者,“部分中国产品已经进入高端市场,2009年,中国商务广告协会、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四家行业组织共同制作的“中国制造”电视广告片,2009年底在CNN播出,强调外国品牌、中国制造概念,希望能改变西方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印象,并努力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努力。
很明显,高端产品创新能力强,附加值高,利润率也较高,抵御贸易摩擦及汇率等风险的能力也比较强,但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也并不一帆风顺。“目前,国际贸易摩擦已经从原来的行政手段、关税壁垒演化为技术壁垒。”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经济分析部主任张磊博士告诉记者,尽管他认为目前各国采用的包括“二反一 保”手段都是在WTO框架内,并且涉案金额和中国贸易总额相比还是“可控的贸易保护”,但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可控的危险也是危险”,目前严重的一个问题是,WTO的权威性正受到冲击、权威性正在降低。比如,以美国为主的三十多个WTO成员国,最近刚签署反假冒贸易协定(ACTA),这对中国某些OEM产品的影响肯定是致命的。此外,进入美国的中国出口企业,还要当心“337条款”。该条款因最早见之于《1930年美国关税法》第337条而得名,主要是用来反对进口贸易中的不公平竞争行为,特别是保护美国知识产权人权益不受涉嫌侵权进口产品侵害。随着我国产业技术的不断升级,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出口结构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随之带来的“337”的风险也很大。据商务部统计,2010年1月到9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共发起涉及中国出口产品的“337”调查14起,占该调查总数的近四成。在实践中,“337”调查大量涉及专利侵权问题。这是因为电子、信息、机械等机电类产品技术密集且更新快,涉及专利多。近年来,我国电池、芯片、彩电接收器、手机、计算机、DVD机、墨盒等产品,橡胶防老剂、制冷剂等化工产品都曾涉及“337”调查,而一旦对中方企业的指控被证实,那么等待他们的就是“禁售”。“这要比传统的‘二反一保’杀伤力更大”,汪明说,在2005年之前,日本、韩国的出口企业遭受“337”的调查最多,目前中国已经连续6年成为此项法案最大的受害者。“我们中国缺少的是既精通技术,又掌握WTO相关法律的专业人才,出口企业要做的是吃透这个游戏规则,积极地应诉,事实证明大部分企业都能胜诉。”汪明解释说。目前,应诉的企业还是主要从反垄断、技术不属于保护范围,不属于同样技术,或是公共利益角度为自己辩护,还可以发挥行会组织作用,通过庭外途径,变冲突为合作解决争端。
人世以来,中国服务业取得长足发展,尤其是高端的金融、银行证券以及服务外包产业。这是中国进入WTO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曾经,我们对服务业开放的态度是宁可落后,也不愿意利益外流。”汪明说。正是这种对外来竞争警惕甚至排斥的态度,使中国银行业一度徘徊在技术性破产(technological bankruptcy)的边缘。而人世后为了要践行承诺,服务业的开放一度是“被推着走”。经过10年跌打滚爬,我们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市值最大的银行业,中国银行业的安全信用评级不断提升,并已经对其他行业改革起到示范性作用。“这不仅是行业的进步,更是国际地位的提高。”汪明举例说,由于开放人民币业务,人民币的地位已大大提高,如果中国继续努力,在不远的将来,人民币不但开始成为国际流通货币,而且有望成为国际结算货币,最终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标志着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地位。而至今拒绝进一步放开的行业,比如电信产业,以其服务品质低下,收费高,而成为“众怨所归”。
不过,尽管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服务业比较发达,但服务业在产业中的比例还是偏低。张磊博士认为,这和中国政府及民众对WTO认识不够有关。人世前,有一种普遍观点,认为中国一旦人世,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但直到2007年,中国入世过渡期结束,中国对WTO的认识才逐渐清晰起来,即WTO框架内的相关规则是各国利益最低标准,而WTO成员国内,有不少是发展程度落后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尽管中国恪守入世承诺,但以目前的发展程度看,与建设一个真正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国家,市场透明,市场准入享受无差别的国民待遇的距离还很大。
以关税为例,入世以后,中国关税的确有了明显下降,但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偏高;从相关法律及制度上来说,《贸易法》透明度不高,政府干预力度还是太大,服务业的开放程度,比如金融业,在亚洲范围内不及同样以贸易立国的韩国,更不能与欧美和日本相比。虽然不少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大门,但“大门”之内还有不少“小门”无法进入,张磊认为,中国入世第二个十年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参与WTO建设,加快自主开放,用进一步深化国内体制改革的方式解决目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