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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不仅是经济层面的事，也高度依赖相应的组织机制和文化建设。这是大营街接下来要面对的挑战，关系到集体化发展、共同富裕道路在这里的最终命运。
从玉溪市区出来，5公里后就进入了大营街社区，入口处树立着一个石柱琉璃瓦的牌楼，上书“云南第一村”。这是1995年大营街总收入破10亿元之后由云南省有关部门认定的，牌楼的背面是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田纪云的题词：“中国农村共同富裕的榜样”。
大营街社区的所有土地仍然是集体共有的，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企业也是集体企业，社区经济产生的效益由全体农民分享。30多年的发展，面积仅2.6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仅5401人的大营街社区经济总收入早已超百亿元，农民生活水平显著优于周边村庄，并且享受着一个社区独有的福利体系。
但今天的大营，在幸福生活的背后，也存在发展新时期的困惑。
“第一村”的生活
一到下午四点多钟，代阿姨从布袋里摸出一些糖果分发给“乐队”里的老头子们的时候，就表明她要回家了，要回去给家人准备晚饭。按她的说法，这是“下班了”，因为每天下午都要来。
代阿姨在“乐队”里负责唱歌，“乐队”里有二胡、月琴、葫芦丝、尤克里里，乐手都是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最老的已经85岁。还有一个戴墨镜的酷老头，手上没有乐器，也不唱歌，问他在“乐队”里做什么，他就从地上捡起一片树叶放到嘴唇边，吹起来像笛子一样。
其他人笑起来，说，他这个好，空手出门，满地是乐器，酷老头就说，不止啊，还不花钱呢。
“你们以前都是做什么工作的？”
“全都是种地的，农民。”
像这样的老年人“乐队”，在大营街这个小公园里有七八组，所用的乐器各有不同，他们的身份，也都是农民。从外表上看，大营街已经没有一点农村迹象，农民也早已没有土地可耕种，但还都是农业户口。看他们的打扮也还依稀有一些农民的印记，最典型的就是很多人出门都戴着乡村里最常见的那种草帽。
今天人们谈论的“大营街”这一概念，包含两个范畴，一个是大营街街道，下辖一个社区和8个村，另一个就是其中的大营街社区，这才是“云南第一村”之所指。
9个单位之中只有大营街社区从上世纪80年代前期以来仍然坚持集体化发展道路，没有个人承包的土地。邻近村子的村民告诉《南风窗》记者，30多年来，大营街社区的生活水平在周边地区一直居于首位。
现在“第一村”的标志是代阿姨他们居住的房子，全是3层楼的滇中古民居风格的别墅，整洁美观。记者跟着代阿姨参观了她的家，她家在“玉泉湖小区”的一幢联排别墅，屋内现代化设施齐全，装修、陈设都与城市中产家庭没有差距。
这样的别墅一共有1417套，2010年开始规划，投资10多亿元，现在只剩下300套还在建设当中，这些别墅可容纳全部大营街社区的农民，人均居住面积超过80平方米。代阿姨家这套别墅共310平方米，按玉溪当地四五千元的洋房价格算，市场价格超过100万元，而他们只需支付40万元。
“家里有几个儿子就可以买几套，不管结没结婚。”一名大营街街道常里村的村民说，“我们还是很羡慕他们的。”
除了房子，大营街社区的人们被羡慕的特别福利还有多方面。比如，大营街幼儿园对户籍人口费用全免;社区集体为户籍人口缴纳医疗保险;社区承诺保证每一个户籍人口都有工作;社区里有一所一流的村级卫生院，还有自己的电视台、负责绿化和卫生的环卫队、4支文艺宣传队;社区的青少年无论上学还是当兵，都可领取补贴;户籍老人年满94岁奖励5万元，年满99岁奖励10万元;每年每人可以从集体获得5000元分红。
集体化路径
“以前我们很穷，现在我们很富。”大营街社区集体化发展的带头人之一、铝型材厂负责人陈宝贵这样简单总结大营街社区30多年来的变化。在历史上，大营街社区有过大营街大队、大营街居委会等各种名称。
陈宝贵是一个对历史文化兴趣浓郁的农民收藏家，翻开自己主编的书，上面有一些老照片，是上世纪70年代破旧、脏乱的村中景象。“以前就是这样。”
彼时大营街以“五难”著称：吃粮难、喝水难、住房难、行路难、娶媳妇难。根本问题在于人多地少，这个村子总面积2.6平方公里，1980年人均可种主粮水稻的水田面积仅0.48亩，如果仅靠农业，根本无法养活村民，所以在农业之外找活路是一个传统，也是无奈之举。
1964年，村里就成立了一个基建队，承揽一些建筑工程。代阿姨和老伴都在基建队干了一辈子，“从十八九岁干到退休”。到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个基建队还是无资金、无人才、无设备的简陋游击队，不过作为大营街集体企业的基础，它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改革开放之后，大营街村也和其他村子一样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分田到户，不过基建队没有被分割，仍然按集体共有的方式存在。这是大营街村集体经济的星星之火，两任居委会主任代保周、任新明都曾表示，如果当时“大包干”的时候把集体的东西都分了，大营街就没有今天。
分到户的稀少土地在个人手上意义不大，于是在1983年6月全部“单干”之后，土地又开始集中，用于兴办红砖厂、芝麻片厂等集体企业。先收回山地，再收回旱地，最后收回水田，在此过程中村集体陆续办起了水松纸厂 、玉溪卷烟厂滤嘴棒分厂 、铝型材厂 、铝箔纸厂 、油墨厂 、铜材厂 、太阳能厂等30多家企业，所获得的红利又进一步鼓励了人们把土地交给集体的意愿。到2000年，所有土地重新收回到村集体手中。
基建队是最早呈现快速发展势头的，当时的队长任新明是一个有魄力的年轻人，在1980年代初向银行贷款40万元购置了吊车、搅拌机，提高了劳动效率，同时增强了工程承揽能力。1983年开始，基建队承接的工程量大增，到1985年，基建队职工人数已经从20人发展到400人，总收入从几十万元增加到超过400万元。
当时基建队的大小负责人，到今天仍然是大营街社区集体经济的主要领导者，在大营街社区的发展历程中，他们一直被奉为英雄。而与华西村的吴仁宝、刘庄的史来贺等同样走集体化发展、共同富裕道路的村集体领头人不一样的是，他们要年轻整整一代。
基建队所获得的效益滚动转化，是其他集体企业得以快速建立的基础。在众多企业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水松纸厂和玉溪卷烟厂滤嘴棒分厂，到今天这两家企业仍然是大营街社区的经济支柱。1988年，大营街村集资430万元，用半年时间建成了水松纸厂和滤嘴棒厂，当年两厂的收入就达390万元。1990年再投资420万元，对两厂进行技改扩建，水松纸厂年生产能力从900吨扩大到2000吨，过滤嘴棒厂年生产能力从两万箱扩大到10万箱。
为期3天的采访过程中，《南风窗》记者所接触的当地农民都会提到一个人—褚时健，而且言语里充满感激之情，连非法营运的载客司机都认为，“没有老褚就没有大营街的今天”。
1980年代后期，为玉溪卷烟厂承建住房、厂房的大营街基建队，因其诚实守信而获得玉溪卷烟厂的青睐，后来才将水松纸厂、滤嘴棒分厂的机会给了大营街。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中期正是褚时健领导玉溪卷烟厂从一个地方小厂变成亚洲第一大烟草企业的关键时期，烟草行业的暴利支持了上下游配套产业的繁荣。直到今天，红塔集团仍然是大营街集体经济的重要“靠山”，大营街社区的其他集体企业，从起点上讲都是在这两厂效益支持下的拓展和深化。
1992年，大营街经济总收入破亿，1995年破10亿元，2012年为128.44亿元，2013年为143.67亿元。
发展中的问题
大营街社区自1995年开始就是一个得到外界公认的富裕村集体，如果仅就富裕程度而言，在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这样的村子也并不少见。不同之处在于，其他地方的集体经济主要控制的是土地收益，以及厂房等附着物的租赁收入，企业大多是私营性质的，而大营街社区则完全控制着辖区内的主要产业，企业产权属集体所有。
集体化的发展道路确保了这种区别性，并让社区农民可以藉此分享经济发展红利。
但使得大营街社区发展起来的集体化制度在近年来遇到了危机，出现了异化的趋势，这在村民们的生活上已经表现了出来，那就是这里也像其他地区一样出现了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村民内部呈现出明显的阶层分化。
新建居民小区中有一部分别墅是独栋，一部分是联排，农民们说，有钱的住独栋，没钱的住联排。有的人家里没有车，有的人家里几百万元的豪车都有好几辆。有钱人是谁呢？“老板们（集体企业领导）啊，还有当干部的啊。”村民们不约而同地这样说。
大营街社区早期的领导者都是年轻人，如今也已经六七十岁了，30多年来一直处在村中高位，是集体企业的实际控制者。村民们说起他们，都使用“大老板”这个约定俗成的，但又与他们的集体企业领导人身份不相符的标签。他们是村里最富的一批，当地人都说，他们这里有“三大家族”。
富裕程度处于中间位置的，要么是村集体企业的中层干部，要么是在外做生意的人。而大多数人接近于工薪族，集体企业为一般农民保证提供工作机会，但工资收入并不高，从1000元到三四千元不等，与外出打工的劳务所得相当，好处仅在于不用背井离乡。虽说别墅以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卖给农民，但许多农民是通过银行贷款和亲戚朋友筹借才买得下来，也像城里的“房奴”一样背上不轻的债务。如果夫妻均已超过54岁的退休年龄，每人一年的收入就只有5000元的年终分红加上从250元到695元的退休金，要想生活宽裕一点，还得到外面找个工作，或者做点小生意。代阿姨和老伴在基建队退休前的收入是每月600多元，退休后每月300多元，把分红平摊到每月，每人月收入约为800元。
说到工资、分红和退休金，大营街的村民都会说，“太少了！”
大营街社区现任的领导班子都对记者的采访比较抵触，但根据各方面的信息可以看出，大营街如今出现的问题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在市场经营中遇到了困难。2006年6月，大营街社区新建了一家工厂—汇溪金属铸造制品有限公司（汇钢），因为全国性产能过剩而陷入经营困难，村民们都担心现有的福利体系今后无法维持，从而对领导班子的经营能力产生了质疑。一名居住在大营街下西古城的村民说，大营街被汇钢“搞死了”，“五六年前的分红就是5000元，到现在也没有变，村里究竟有多少资产、企业的经营情况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而一名在玉溪市区做小生意的村民则称，虽然今天大营街人对领导层仍然心存感激，但也认为缺乏市场战略眼光是他们的重要局限。
其次，集体经济决策缺乏透明，分配制度、权力交接和监督制度等也遭到村民的抱怨。这归根结底是领导班子建设的问题，集体经济不仅是经济层面的事，也高度依赖相应的组织机制和文化建设。这是大营街接下来要面对的挑战，关系到集体化发展、共同富裕道路在这里的最终命运。
从玉溪市区出来，5公里后就进入了大营街社区，入口处树立着一个石柱琉璃瓦的牌楼，上书“云南第一村”。这是1995年大营街总收入破10亿元之后由云南省有关部门认定的，牌楼的背面是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田纪云的题词：“中国农村共同富裕的榜样”。
大营街社区的所有土地仍然是集体共有的，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企业也是集体企业，社区经济产生的效益由全体农民分享。30多年的发展，面积仅2.6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仅5401人的大营街社区经济总收入早已超百亿元，农民生活水平显著优于周边村庄，并且享受着一个社区独有的福利体系。
但今天的大营，在幸福生活的背后，也存在发展新时期的困惑。
“第一村”的生活
一到下午四点多钟，代阿姨从布袋里摸出一些糖果分发给“乐队”里的老头子们的时候，就表明她要回家了，要回去给家人准备晚饭。按她的说法，这是“下班了”，因为每天下午都要来。
代阿姨在“乐队”里负责唱歌，“乐队”里有二胡、月琴、葫芦丝、尤克里里，乐手都是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最老的已经85岁。还有一个戴墨镜的酷老头，手上没有乐器，也不唱歌，问他在“乐队”里做什么，他就从地上捡起一片树叶放到嘴唇边，吹起来像笛子一样。
其他人笑起来，说，他这个好，空手出门，满地是乐器，酷老头就说，不止啊，还不花钱呢。
“你们以前都是做什么工作的？”
“全都是种地的，农民。”
像这样的老年人“乐队”，在大营街这个小公园里有七八组，所用的乐器各有不同，他们的身份，也都是农民。从外表上看，大营街已经没有一点农村迹象，农民也早已没有土地可耕种，但还都是农业户口。看他们的打扮也还依稀有一些农民的印记，最典型的就是很多人出门都戴着乡村里最常见的那种草帽。
今天人们谈论的“大营街”这一概念，包含两个范畴，一个是大营街街道，下辖一个社区和8个村，另一个就是其中的大营街社区，这才是“云南第一村”之所指。
9个单位之中只有大营街社区从上世纪80年代前期以来仍然坚持集体化发展道路，没有个人承包的土地。邻近村子的村民告诉《南风窗》记者，30多年来，大营街社区的生活水平在周边地区一直居于首位。
现在“第一村”的标志是代阿姨他们居住的房子，全是3层楼的滇中古民居风格的别墅，整洁美观。记者跟着代阿姨参观了她的家，她家在“玉泉湖小区”的一幢联排别墅，屋内现代化设施齐全，装修、陈设都与城市中产家庭没有差距。
这样的别墅一共有1417套，2010年开始规划，投资10多亿元，现在只剩下300套还在建设当中，这些别墅可容纳全部大营街社区的农民，人均居住面积超过80平方米。代阿姨家这套别墅共310平方米，按玉溪当地四五千元的洋房价格算，市场价格超过100万元，而他们只需支付40万元。
“家里有几个儿子就可以买几套，不管结没结婚。”一名大营街街道常里村的村民说，“我们还是很羡慕他们的。”
除了房子，大营街社区的人们被羡慕的特别福利还有多方面。比如，大营街幼儿园对户籍人口费用全免;社区集体为户籍人口缴纳医疗保险;社区承诺保证每一个户籍人口都有工作;社区里有一所一流的村级卫生院，还有自己的电视台、负责绿化和卫生的环卫队、4支文艺宣传队;社区的青少年无论上学还是当兵，都可领取补贴;户籍老人年满94岁奖励5万元，年满99岁奖励10万元;每年每人可以从集体获得5000元分红。
集体化路径
“以前我们很穷，现在我们很富。”大营街社区集体化发展的带头人之一、铝型材厂负责人陈宝贵这样简单总结大营街社区30多年来的变化。在历史上，大营街社区有过大营街大队、大营街居委会等各种名称。
陈宝贵是一个对历史文化兴趣浓郁的农民收藏家，翻开自己主编的书，上面有一些老照片，是上世纪70年代破旧、脏乱的村中景象。“以前就是这样。”
彼时大营街以“五难”著称：吃粮难、喝水难、住房难、行路难、娶媳妇难。根本问题在于人多地少，这个村子总面积2.6平方公里，1980年人均可种主粮水稻的水田面积仅0.48亩，如果仅靠农业，根本无法养活村民，所以在农业之外找活路是一个传统，也是无奈之举。
1964年，村里就成立了一个基建队，承揽一些建筑工程。代阿姨和老伴都在基建队干了一辈子，“从十八九岁干到退休”。到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个基建队还是无资金、无人才、无设备的简陋游击队，不过作为大营街集体企业的基础，它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改革开放之后，大营街村也和其他村子一样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分田到户，不过基建队没有被分割，仍然按集体共有的方式存在。这是大营街村集体经济的星星之火，两任居委会主任代保周、任新明都曾表示，如果当时“大包干”的时候把集体的东西都分了，大营街就没有今天。
分到户的稀少土地在个人手上意义不大，于是在1983年6月全部“单干”之后，土地又开始集中，用于兴办红砖厂、芝麻片厂等集体企业。先收回山地，再收回旱地，最后收回水田，在此过程中村集体陆续办起了水松纸厂 、玉溪卷烟厂滤嘴棒分厂 、铝型材厂 、铝箔纸厂 、油墨厂 、铜材厂 、太阳能厂等30多家企业，所获得的红利又进一步鼓励了人们把土地交给集体的意愿。到2000年，所有土地重新收回到村集体手中。
基建队是最早呈现快速发展势头的，当时的队长任新明是一个有魄力的年轻人，在1980年代初向银行贷款40万元购置了吊车、搅拌机，提高了劳动效率，同时增强了工程承揽能力。1983年开始，基建队承接的工程量大增，到1985年，基建队职工人数已经从20人发展到400人，总收入从几十万元增加到超过400万元。
当时基建队的大小负责人，到今天仍然是大营街社区集体经济的主要领导者，在大营街社区的发展历程中，他们一直被奉为英雄。而与华西村的吴仁宝、刘庄的史来贺等同样走集体化发展、共同富裕道路的村集体领头人不一样的是，他们要年轻整整一代。
基建队所获得的效益滚动转化，是其他集体企业得以快速建立的基础。在众多企业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水松纸厂和玉溪卷烟厂滤嘴棒分厂，到今天这两家企业仍然是大营街社区的经济支柱。1988年，大营街村集资430万元，用半年时间建成了水松纸厂和滤嘴棒厂，当年两厂的收入就达390万元。1990年再投资420万元，对两厂进行技改扩建，水松纸厂年生产能力从900吨扩大到2000吨，过滤嘴棒厂年生产能力从两万箱扩大到10万箱。
为期3天的采访过程中，《南风窗》记者所接触的当地农民都会提到一个人—褚时健，而且言语里充满感激之情，连非法营运的载客司机都认为，“没有老褚就没有大营街的今天”。
1980年代后期，为玉溪卷烟厂承建住房、厂房的大营街基建队，因其诚实守信而获得玉溪卷烟厂的青睐，后来才将水松纸厂、滤嘴棒分厂的机会给了大营街。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中期正是褚时健领导玉溪卷烟厂从一个地方小厂变成亚洲第一大烟草企业的关键时期，烟草行业的暴利支持了上下游配套产业的繁荣。直到今天，红塔集团仍然是大营街集体经济的重要“靠山”，大营街社区的其他集体企业，从起点上讲都是在这两厂效益支持下的拓展和深化。
1992年，大营街经济总收入破亿，1995年破10亿元，2012年为128.44亿元，2013年为143.67亿元。
发展中的问题
大营街社区自1995年开始就是一个得到外界公认的富裕村集体，如果仅就富裕程度而言，在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这样的村子也并不少见。不同之处在于，其他地方的集体经济主要控制的是土地收益，以及厂房等附着物的租赁收入，企业大多是私营性质的，而大营街社区则完全控制着辖区内的主要产业，企业产权属集体所有。
集体化的发展道路确保了这种区别性，并让社区农民可以藉此分享经济发展红利。
但使得大营街社区发展起来的集体化制度在近年来遇到了危机，出现了异化的趋势，这在村民们的生活上已经表现了出来，那就是这里也像其他地区一样出现了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村民内部呈现出明显的阶层分化。
新建居民小区中有一部分别墅是独栋，一部分是联排，农民们说，有钱的住独栋，没钱的住联排。有的人家里没有车，有的人家里几百万元的豪车都有好几辆。有钱人是谁呢？“老板们（集体企业领导）啊，还有当干部的啊。”村民们不约而同地这样说。
大营街社区早期的领导者都是年轻人，如今也已经六七十岁了，30多年来一直处在村中高位，是集体企业的实际控制者。村民们说起他们，都使用“大老板”这个约定俗成的，但又与他们的集体企业领导人身份不相符的标签。他们是村里最富的一批，当地人都说，他们这里有“三大家族”。
富裕程度处于中间位置的，要么是村集体企业的中层干部，要么是在外做生意的人。而大多数人接近于工薪族，集体企业为一般农民保证提供工作机会，但工资收入并不高，从1000元到三四千元不等，与外出打工的劳务所得相当，好处仅在于不用背井离乡。虽说别墅以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卖给农民，但许多农民是通过银行贷款和亲戚朋友筹借才买得下来，也像城里的“房奴”一样背上不轻的债务。如果夫妻均已超过54岁的退休年龄，每人一年的收入就只有5000元的年终分红加上从250元到695元的退休金，要想生活宽裕一点，还得到外面找个工作，或者做点小生意。代阿姨和老伴在基建队退休前的收入是每月600多元，退休后每月300多元，把分红平摊到每月，每人月收入约为800元。
说到工资、分红和退休金，大营街的村民都会说，“太少了！”
大营街社区现任的领导班子都对记者的采访比较抵触，但根据各方面的信息可以看出，大营街如今出现的问题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在市场经营中遇到了困难。2006年6月，大营街社区新建了一家工厂—汇溪金属铸造制品有限公司（汇钢），因为全国性产能过剩而陷入经营困难，村民们都担心现有的福利体系今后无法维持，从而对领导班子的经营能力产生了质疑。一名居住在大营街下西古城的村民说，大营街被汇钢“搞死了”，“五六年前的分红就是5000元，到现在也没有变，村里究竟有多少资产、企业的经营情况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而一名在玉溪市区做小生意的村民则称，虽然今天大营街人对领导层仍然心存感激，但也认为缺乏市场战略眼光是他们的重要局限。
其次，集体经济决策缺乏透明，分配制度、权力交接和监督制度等也遭到村民的抱怨。这归根结底是领导班子建设的问题，集体经济不仅是经济层面的事，也高度依赖相应的组织机制和文化建设。这是大营街接下来要面对的挑战，关系到集体化发展、共同富裕道路在这里的最终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