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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王青松
纵观文学史，没有一个具有纳博科夫声誉的作家对自然界曾经产生过如此强烈的探索热情，在科学研究领域做出过如此卓越的贡献。纳博科夫孩童时期萌生的对自然的热情到后来演变成了终生不渝的热爱和忠诚，这一非同寻常的历程本身便有着巨大的魅力。在小说《洛莉塔》使他一举成名后，纳博科夫也成了世界上最有名的鳞翅昆虫学家。
《父亲的蝴蝶》是纳博科夫迄今未发表的小说手稿中篇幅最长的一篇，它可视为纳博科夫对文学创作和鳞翅目昆虫两种热情再自然不过的混合物。值得注意的是，《父亲的蝴蝶》并不是一篇独立的作品，而是纳博科夫为1938年完成的长篇小说《礼物》（它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优秀的俄语小说）增写的开场白。
在我少年时期，那些蝴蝶迷（在审慎的法国，诚实的人们习惯称其为“Lecurieux”（注：法语：好奇者。）；在灌木丛生的英格兰，诗人们呼之曰“the aurelian”（注：蝶蛾研究家）；在俄罗斯的上层社会里，他们俏皮地封之为“the fly doctor”（注：蝶博士。））希望从书中获取关于欧洲（包罗俄罗斯）动物学的总体概念，只得被迫从六种不同语言的昆虫学学术杂志和一些难以见到的多卷本著作，比如从蝶科书籍和尼古拉•米哈依洛维奇大公的那些著作中搜集一些零星材料。达菲尼Delphini实用图集中“参考资料”的空缺或严重不足、查检各种月刊每年一本的名称索引时恼人的细读、标记这些期刊和书籍时令人头痛的数字等等(在我父亲的图书室里仅期刊就至少有一百多种，有一千多卷)——为了猎获所需的资料，这一切都得去克服；当然，若是那资料确实存在也就罢了。然而，在我即使算是最顺利的时候，事情也不简单：俄罗斯栖息于迷雾之中，特别是她的北方；当地为数不多的有关条目又随意地分散在各种期刊中，而就其命名法而言，又错得惨不忍睹，当我终于探查出它们时，只会使我气得发疯。我父亲是当时最杰出的昆虫学家，而且十分富有，但对普通的业余爱好者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不可能在全俄范围内派遣“岗哨”，并且被剥夺了——或说不知该怎样——利用专门的收藏和图书馆的机会（而即使一个偶然的恩赐，比如匆匆忙忙翻查一个鳞翅目昆虫学会或某家博物馆地下室里的藏品，也并不能令真正的痴迷者满意，因为他需要它们触手可及，随时可用）。他除了期待奇迹外别无选择。那奇迹终于在1912年发生了，那一年，我父亲出版了四卷本著作《俄罗斯帝国的蝴蝶和飞蛾》。
尽管在邻近图书室的大厅那些暗红色的橱柜里，存放着父亲极其丰富的蝴蝶标本，其中的每一标本都精确标着名称、捕捉日期和地点，可我本人仍属于curieux一类；为了使自己准确了解某种蝴蝶，并想象出那模样，我需要三件东西：有关它的富于艺术趣味的描绘、所有相关著述的概要和它处在一般分类系统中的位置。没有这些描绘和艺术性，没有一个深入分析和综合的思维过程，对我来说，这只蝴蝶是不完整的。只有一件事可以彻底代替这三项东西，那就是，倘若我曾亲自捉到过它，倘若那个特定标本的翅膀样式与一个熟悉的产地（包括它的气息、色泽和声音）的特有细节相吻合。在那里，我享受过癫狂般的、充满激情的捕捉乐趣。我一边龇牙咧嘴地攀越岩石，一边喘着粗气，口中还忘乎所以地呼喊着无甚意义的话。我顾不上什么荆棘丛或悬崖绝壁，顾不上脚下的蝰蛇，也顾不上远处的一位牧羊人，正困惑不解地怒视着我这个拿着绿网兜的疯汉，在接近一只未见记载过的蝴蝶时发出了阵阵抽搐。换句话说，如果那些无数的珍品是由他人收集的，在杂志上也没有解释过，或被无望地埋没其间，那么要想在我与它们间达成有创造力的一致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可以透过格外柔滑的幻灯箱的上下片玻璃来观察父亲的藏品（我一干就是几小时，一边凝神注视着一排排数不尽的灌木丛——那小小的金苹果园带有盐酸造成的深浅不一的黑色斑点和格子花纹的流苏，一边把箱子颠倒过来以便仔细观察含义玄奥的珍珠似的斑纹——在那些色泽似欧洲花楸树或硫磺灰的后翅上，有的状如小桶，有的如沙漏，有的似秋千），另外还有标签上文字的帮助，我可以对某地蝴蝶形体的多变性作细致具体的研究，但也只有当我找到在刚刚出版的《俄罗斯帝国的蝴蝶和飞蛾》中被采集、研究过，特别是那些附上图例的蝶种时，一幅栩栩如生的迷人画像才会向我展示某个特制的鳞翅目昆虫的奥秘。此后，它才为我所有。
我知道，当初在父亲指导下工作的微型画画家需要付出怎样的劳动、怎样的审慎细致和怎样的勤奋（父亲也亲自参与了这项工作，比如，第一卷的图34中的the Triphysa zemphyra Godun和the phryne Pall就出自他的手），而我所看到的不过是窥其堂奥的入门而已。我知道，首先要制作一张透明正片，然后用极为精致的细刷给它怜爱有加地上色，接着，把蝴蝶放大投映于艺术家面前，像一幅日出景象，而那位艺术家则用放大镜下那粗壮的粉红色手指为正片上的图案着色，那图案是以实际尺寸拍下来的，但由放大镜放大到与投映的模特相同的尺寸。那些具体的细节我已经记不住了，（我一贯就可笑地缺乏技术天赋）……我可能已经遗漏了其中的根本要素，它能把棱镜般放射的五彩光芒、透镜和各种颜色组合成一幅有意义的图象……尽管这样，三种因素的结合——放大镜下的追踪，经过在光谱表上多次实验而发现的特殊着色方法，以及艺术家个人的魔幻智慧火花（不同时期，父亲曾请来一些大师为他工作，如马斯塔科夫，弗伦克尔，因诺肯季•佩德诺夫，鲁卡维什尼可夫等）——终于完成了令人销魂的美景。许多年过后的今天，当我重新审视那些宏伟的，天鹅绒似的插图，我不仅能以更成熟的洞察力来品味其完美，那柔滑如丝、质似花粉、生动如薄霭般纤巧的色彩是从许布纳到库洛特均无人企及的（做这番形容并不含有制造冲突的意味，即使是与那些已经欣赏过新生天蛾的粉红，或奥罗拉女神的云霞，或第二章开头的彩虹的人），而且，我还可以在我的脑海中重温那些场景（它们在我的脑中迫不及待地吵得嗡嗡作响）。那是一个冬天天色晦暗的早晨，灯光映照在绘有中国鸟儿的漆得锃亮的屏风上，我正因孩提时代的一场病而卧床休养（在病痛的沙漠中，我跟着父亲的商队紧追不舍），这时，妈妈耍了个她特有的玩笑——好像是说，噢，我拿的东西不很有趣——其实当她诡谲地对我的呜呜哀求和狂乱地伸得老远的双臂作答时，她就已经提前体验了所有的颤栗、分享了如同我那令人起鸡皮疙瘩的直率表情一样的欢乐，而如果她再耽搁一秒钟，我就会从床上一跃而起了：她给我送来的是刚刚印好的、盒装的、结实的《俄罗斯帝国的蝴蝶和飞蛾》一书的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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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羸弱的身体渐趋康复的日子里，我尽情陶醉在书中，尽管烤面包屑在屁股下面折磨我、膀胱老是觉得发涨、一双肩膀仍沉软无力、颈项如棉絮般绵软麻木……我喜欢父亲方法中的扎实，因为我喜爱坚实的玩具。在每一属之后，都有一个补充条目，列出了那些因条件限制没能进行考察的古北区的种类，而且全都详细指明了在书本中的方位出处。每一种俄罗斯蝴蝶都用小字印刷，占一到五页的篇幅，依照其模糊度或变异性进行分配，即是说，越神秘、越多变，就越受关注。一些地方还配有小幅地图帮助理解对该种或亚种的分布情况所作的具体描述，正如文中插入的一幅椭圆插图会对某一特定蝴蝶生活习性的精心解释增加一些东西一样。某个向西远游至安达卢西亚的蝶种也会与它在中亚山区的行动受到同等关注。对过去错纰的纠正因采用论辩式攻击手法而显得活龙活现。今天我一边读，眼前仍不时会浮现作者那嘲弄的神情。“当我偶然读到这一属（Syrichtus（注：拉丁文：点弄蝶。），是灰斑弄蝶的旧名）时，我发现经过分类者们半个世纪的相互争斗，它已处于一种可怕的情形。”有时，我会碰见他对那位德国混混儿的“发现”的友好摧毁。那位德国人采取放任自流的命名方式（全都是神话式的，甚至瓦卜吉司式的），一路创造了难以计数的、往往是想象出来的地区性蝶类；而且，即便其命名术原本就不怎样，他还引用一些同一亚种的出自不同地点的二手资料，以至造成前后的自相矛盾——当然，他对昆虫学的热情和他采集的那些杰出的蝴蝶标本仍容许这一切得到谅解。
今天，我重读这厚厚四大本著作时（颜色不一样，嗬，比儿童时代的蓝色礼物强多啦），我不仅从中找回了最温馨的回忆，陶醉在当初并不懂得的内容中，而且发现，所有工作的本身和其流程、结构都像一件祖传的手艺令我深深感动。我突然在父亲的语句中辨识出我自己语言的源泉：对捏造和模糊不清的厌恶，谋求思想和语言的相互契合，似尺蠖般蠕动的句子——甚至包括我的括号内插话的某些萌芽。在这些特征之外还须加上：父亲对分号的偏好（通常用在连词之前，——“那种学究式停顿”是从容不迫的英语句式的回音，在他大学老师的语句中可以找到，——但与他十分推崇的蒙田也有关系）；我进而怀疑，在我经常任性放纵的笔下，这些特点的演化应是一种有意的举动。
下面，我摘抄一段有代表性的文字（来自他为Lycaena（注：拉丁文：灰蝶属。）属写的序言）：
正午的阳光下，介乎两次稀罕珍贵的雷阵雨之间，俄国公路上的泥浆水正可充当雄性蓝蝶的饮水点，但并非每一个潮湿处都合适；蝴蝶光临的强度取决于土壤的平均潮湿度，地表也应更加平坦。一个如上所述的有吸引力的地点的周缘一般呈圆形且水分充足，而圆形的直径相对有限（很少超过两英尺），在那儿一群蝴蝶密匝匝地栖息着。如果聚会受到惊扰，它们会一起飞起来，在路道的某一地点上空作“编队式”盘旋，然后像经过数学测算似地重新降落……只有向晚时分的凉爽天气，或飘来了乌云才会使宴会结束。我曾有幸目睹过这一场面，那些梅利埃格蓝蝶从上午十一点一直聚会到下午五点四十五分，这时，附近一棵橡树长长的影子移到它们呆的地方，那儿除了我的朋友蓝蝶、其他一些聚精会神的蓝蝶和为数不多的几只金色欧洲小灰蝶之外，还有（从下午三点开始）还有一小群boyarishnitsa（黑翅脉粉蝶），它们的出现会使人想起小巧的纸公鸡或帆船比赛时四处奔突的帆船。在那段时间里，聚会的成员和规模不断变化，我也不止一次粗鲁地嘘开我的梅利埃格蓝蝶，以便从蝶丛中捉出一些我需要的蝴蝶。现在，由于阴影的到来，它们身姿轻捷典雅地高高飞起，选定一棵树枝停息。——这根本不是灰蝶正常状态下的决定，但对已经离开“饮水点”的蝴蝶而言，却是一种典型的随机应变的变通，——它们会栖息在悬钩子的叶子上，仿佛希望暮霭和飕飕寒意只是由飘过的云朵所造成的，过一会儿，它们还可以再回去。几分钟后，我发觉它们已打起瞌睡了；至此，观察结束了。
我愿意引用更多此类富有艺术性和科学性的珍贵文字，但我不知该从中挑选什么——关于捕捉盐泽灯蛾[水蜡蛾]Plusiarosanovi的艰难困苦的描述（见第三卷），这种蝴蝶像闪电一样捉摸不定，四处奔走，每每消失在乱石丛中，因此，抓住它的唯一时机（光诱导对它不起作用），就是把握它来到偷猎者脚边那千载难逢的瞬间，在它倏尔飞腾之前，猛地兜住。多么可爱，又是多么悦目呀！那深色樱桃般的前翅上，横贯着一条淡紫色的条纹，中央点缀着该类蝶特有的金色，一条呈半月形的环带——如果说描述那带花的天鹅绒背景是一件苦差事，那么所说的金色标志，在真实的飞蛾身上就像镀上的金色斑点，散发着松节油的浓烈芳香，就只能靠复制（和再复制！），其方法是在所有其他东西之外，那位画师的作品应近似表现出另一位画师的画作！否则那些令我无法忘怀的细枝末节会怎么办？比如那条使人想起一对新种Acidalia的线（尺蠖属Scopula的旧称），“它是P.P. 帕拉迪索夫博士带给我的，是他1889年10月11日在阿斯特拉罕火车站的墙上捉到的。”或者那次在芬兰北部的发现，一只带有纤巧的红色“8”字形花纹的令人称奇的深蓝色Arctia（注：拉丁文：灯蛾。） [灯蛾属]，它又会怎么办？
或者，再比如作者在阿尔泰山的一座悬崖上发现一只Tephroclystia[尺蠖属，Eupthecia]的丰功伟绩，直到那时，它还只在法国滨海阿尔卑斯山区和加利福利亚的山峰上出现过，——它被蝶蛾专家俱乐部的老猎手们心爱地称为“圣母玛利亚的窗户”。当时他们正在悄悄地聚会，在波浪般起伏不定的烟雾上，飘浮着各种回忆的片断：“一次在乌干达，我正为罗特希尔德采集标本，我瞥见过却没捉到……”——“和叮在小风车上的一样漂亮，汉斯——难道不如苏门达腊的蝴蝶漂亮吗？”——“……我曾和保加利亚国王一起捕捉Callimuchus Dobrugensis蝶”——“……嗨，嗨，冯•诺尔特，即使让一大步我也敢说，那个夏天的早晨你在坎波龙戈山口……” ——“……因为我确信在萝卜上的蝴蝶和曼的蝴蝶（也就是小白蝶和曼的白碟）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地中海地区的蝶，腹部很细巧，上面有粉，还没有被人发觉”“……看，沃尔辛厄姆，这个在飞蛾爱好者看来怎么样——它是在区马（Chuma）岛上发现的，谈不上迷人，但却是一种令人可怜的小东西……”“……那么，教授，给我们讲讲你的小家伙，它是怎样在一百年前，来到卡斯蒂亚几株松树下，那第一只isabella（注：拉丁文：北美橙色灯蛾。）的跟前的（它停在一棵树桩上，红褐色的眼睛，绿莹莹的身子）……”
“……哦，但愿能与死神再亲近一次，让我躺在散发蒸汽的燠热的沼泽地里，闻着那浓浓的恶臭，身边是许多蛇和兰花，还有那些珍奇的蝴蝶在四周拍着翅膀翩翩起舞……”
《俄罗斯帝国的蝴蝶和飞蛾》一书在十五年前出版[费奥多尔1927年时正在写作]的同时，作者也正指导着将其翻译成英文，这和Lep.Asiat.（注：亚洲的鳞翅目动物。）中最重要部分的做法一样，但由于作者去世，译作出版被迫延误，而今天我已不知道手稿的去向了。父亲性格中的独立不羁和高傲固执促使他用母语写作自己的著作（甚至连拉丁文提要也没有，而出于为外国人着想的美德，俄国科学期刊上都有拉丁文提要），这大大延缓了该书向西推进的速度——这是多么可惜啊，因为它顺带也解决了西方动物学方面的许多难题。然而，即使速度很慢，且多半是因为插图而不是文字的功劳，我父亲关于各种“难以相处”的蝴蝶种属之间的关系的观点，还是已经一定程度上在西方文献中留下自己的印迹。倘若英文本最终能出版，速度会进一步加快。
有一次，我国中部某省的省长B伯爵，也是父亲的一位远亲和儿童时代的朋友，曾以官方名义向父亲提出一项友好的请求，请求采取措施帮助根除突然间在当地森林里猖狂肆虐的蠋，父亲答复道：“我同情你，但我认为，在科学没有提出要求之时去干涉昆虫的私生活是不可能的。”父亲憎恶实用昆虫学——我无法想象，他在今日之俄罗斯该如何开展工作，如今在那里，他心爱的科学被贬抑成治蝗运动或治理农作物害虫的阶级斗争。这种对“崇高求知欲”的残酷侮辱和它与非自然因素（比如说社会因素）的杂交，（除俄罗斯一贯的麻木不仁外），可为他的工作在祖国遭遇到的人为忽视提供解答。无怪乎，即使是他生物学沉思中最完美的成就、我们今天必须重视的杰出的“自然分类”原理，迄今在俄罗斯仍没有追随者，而它却已经十分偶然地，以混乱且不完整的形式斐声海外。
这项理论是父亲在其科研活动的末期总结得出的。即使是今天在科学界的主流派别看来仍惊呼是目无法度的狂想——仿佛马离开棋盘，走入虚空的走法，（注：这个短语应该是个用了国际象棋术语的比喻，a knight’smove off the board into space——王青松）（此乃彻底无法消受作者的假设的结果）。它只有三十页的篇幅，是作为全书最后一卷Lep.Asiat.的附录发表的。它返身一枪，将普遍接受的分类法贬抑成了微不足道的荒谬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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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我不知道接下来对“自然分类原理”所做的阐释，是否正确传达了作者的推理过程，是否正确剖析了那些意蕴深邃的语句（它们是我二度迻译的！）。我的主要困难是，在某些方面我不够精通，比如说古生物学或遗传学，所以，当我步入那团漆黑，那冰砌的迷宫中，我连一盏灯笼也没有。然则，如果我下决心去冒这次险，那只是因为我身上浓浓的血脉情，那充满诗意的纽带，而不是这个问题的科学本质，将我与作者联系了起来。
像他一样，让我们从对种下定义开始。所谓“种”，在他是指某一个存在物的起源，它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从概念上说是唯一的、明确的，它在自然之镜中无限地发生，造成无数次的反射；而每一次反射都能被我们的智力加以关照，又在一模一样的玻璃中反射出来并在自然中获得实在，这就是某个特定种的活生生的个体。失常或偶尔偏离轨道只不过是镜子某些地方不够“忠实”的结果；而这同一个瑕疵经由反射的反复衰变，就会塑造出一种稳定的地区性族类；失常的说法就会走向圆周的边缘，反过来，种的理念则成为核心理念。但就该种（即某一特定瞬间最具代表性的样品）与它的一个地方变异体之间的空间关联（即某物在一特定时间与一个特定地点的关联）是由许多中间变种（它们可以作为地区性族类或偶然的变种出现）来维持的情况看，这些族类仍保持在该种的范围内；换句话说，至此，这一种的生物圈仍保持完整。种类间潜在的杂交繁殖和特定基本体系的恒久不变（在蝴蝶是指其翅脉、鳞翅外形、腿部结构等等）勾勒出种类的边界，在其范围内，亚种服从于种。同样如此，如果个体差异繁殖在一定时间内反复发生（这受时间跨度的限制，在那段时间内，特定种类保持一致），如果其过程延续足够长，就可能诱发某些时间性变异。不过，它们仅同空间变异一样没有固定下来，甚至这两种变异会完全一致，如果我们曾在最佳时期，即是说在那些辐射状成分处于完美和谐的瞬间，遇到过那些种类的话。此时，我们必须指出，某一个种的当前品类并不是最初记载的个体（坚决反对命名上的这种诡辩术，它以占有欲、纯粹巧合和孩子气的竞争玷污了科学），而是那种形态，它要么代表种在变异限度内明显的中心状态，要么（在面对特定种圈发生严重畸变时），只能通过比喻，即凭同一属中其他种的行为特点进行类推来下定义。粗略地说，假设有个球体，那么它的赤道则标志着一个种在理想时期的空间位置状态，而一般的经线则是指某一类在时间维度上的可能的变化形态。在那中心部位盘踞的是种的心脏、它的理念、它的原初物。
一旦我们确立了一个种的各个圈环在时空中的一致性，我们就远离了进化论思想。就时间和空间这两者来看，变异体特性的发展都隶属于包含这个种的圈环。多迈一步，我们就跳到了圈外，进入另一不同种的领地，那里同样界限分明，独立自足。当一个古生物学家把一些逐渐增大的动物骨架排成一行以表示“马”的进化过程时，其中的骗局是，实际上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遗传学上的联系；种的概念与属、科的概念被彻底混为一谈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些不同种的动物，它们在某一瞬间，和其他彼此相关联的种一起，形成一个特定属的特有的空间种圈，它在时间上与一个特定的种圈相对应；所有这些种（和属）的球体很早就解体了，然而我们在一个很不典型的种的稳定期见到了各种各样的Equus（注：拉丁文：马属动物。），却将其看作是比把各种不同种类的动物按照进化论观念组织成的系列更加全面的“马的历史”。这么说并不意味我们认为进化论者的工作毫无科学价值。生物学观察的价值根本不会被如下事实所贬低，即人们或许会用演绎法直接从观察结果中推导出种种推论，或许会因它们而诱发思维进入一个谬误的怪圈……有人把进化论者比作火车上的一位乘客，他坐在窗前，一片片景物从面前闪过，就在这一系列景物中蕴藏着某种逻辑结构（比如说片片耕田后出现了幢幢厂房，则意谓着城市的临近），他会从这种观察的众多结果和对其分析中觉察出驾驭他的视象流动的事实和规律。
然而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是毋庸置疑的，在这过程中，某些“种的气泡”升起来，以某种方式生长，又因某种原因迸裂。这才是我们今天必须探索的道路。
为了再次深入探讨广为人知的例子，让我们回忆一下就个体和种的发展间关系所打的值得重视的比喻。这里，对人脑做一番调查会收获最大。我们都由黑暗和无知中走来，最终又回归到无知和黑暗中去，完成一次存在的循环。在生活过程中，我们除其他东西外，还知晓了不为我们文化先祖们所知的“种”的概念。然而，不仅人类历史被这样那样的创作家的成长发展史所揶揄，而且，在个人意识和历史意识两方面，人类三段论的发展也与自然界紧密相关，自然界的本质是它的一切表象的总和，而一切表象的变动都由时间决定。所以实际上，这又怎么会令人相信，在那包括无数器官的胚胎（当前共计发现四十三种）的一大团东西中，自然界那辉煌的合唱中从不包括思想？可以怀疑一个天才赋予大理石以活力的能力，但可以肯定，一个愚蠢至极的人决不会创造出伽拉忒亚（注：海洋女神之一。）。人类的智慧尽管有各种优点和局限，但由于它是自然界的恩赐，而且可以周而复始，永远重复，所以它不可能不存在于恩赐者的库房。或许它在那黑暗的仓库里，与在阳光下看上去不同，正如一座大理石神像与雕刻家脑海里杂乱无章的思绪不同一样，——但它依然存在。大自然的某些突发奇想即使不受赏识，但至少某个有过相似成长经历的人不会对其无动于衷。而这些突发奇想的意义只可能是——像一个密码或家人间的玩笑——它们只被彼此间心有灵犀的心灵所理解，其唯一的任务就是给他们带来乐趣。——我们所说的是精妙绝伦的“保护性拟态”，但在一个缺乏具有艺术感、想象力和幽默感的观察者的世界上，“保护性拟态”只会毫无用处（在这世界上阒无声息），就仿佛一本莎士比亚的著作躺在茫无边际的沙漠之中。这一事实本身暗示了，在大自然和那人之间有个缄默的、细致的、蹑手蹑脚的密谋，惟独他能理解，唯独他已经洞悉——一种精神上的盟友，它是背着世界上一切有机生命缔结的，超越所有的激昂、兴奋和漫无目的的召唤中无知的影响。
如同大脑复杂性的增加伴随着概念的成倍增长一样，自然界的历史证明了她本身也随着种和属的基本内涵的形成而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就人类理性所能达到的程度，我们可以肯定，自然界随着时间的发展变得更加聪明，而在某一特定时期，它也会达到这个或那个特殊阶段。唯一可以挑剔的是，当我们说“自然界”或“自然的精神”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要指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将看到，这个未知的怪物“X”——由于自身的无限广阔，以至我们把对其真实面目的无知也归因于此——并不避开我们躲入不容亵渎的迷雾中，却也不会主动露出峥嵘。这个特性反过来会帮助开辟通往识别的道路，夯下坚实理解的第一锤。它向我们许诺，我们这些受过万物循轨道运行思想熏陶的人，可以相信，见到有什么是旋转着从眼前消失的，它还会继续其旋转轨道，直到再次回转到面前为止。
直到那一切发生前，我们都必须对嘴唇一撇的似笑非笑感到满意，那是共谋者心领神会的信号，是眯缝的双眼中那难以捕捉的一瞥。为了使我们感兴趣的具体问题明朗化——大自然心灵中种的概念的形成——这个信号应该足够了；但追寻特定客体的思维之路却是一道镜子般光滑的陡坡——像任何正确但几乎无法通行的道路一样，沿着一条在废话连篇的地峡上的狭窄小道前进——以至于那点新奇感就足以产生一种令人坠落的眩晕。
我们必须想象，在某个远古的时候，当时种（或属）的概念对自然界仍是陌生的，就象它们对人或人类的婴儿期来说也是陌生的一样。一个三岁的孩子认为奶牛是公马的配偶，狗则是猫的丈夫。甚至亚里士多德，尽管他能区别出“菜粉蝶”和趋光性的飞蛾（显然，那是亚里士多德鳞翅目昆虫学学问的极限），但对这种差异的了解也要比今天的孩子或一个外行要少。可是，在人类的黎明到来前很久，大自然就已经搭起了舞台，期待着未来的掌声：PlumThecla（Strymonidapruni，黑色小灰蝶）的蛹就已经妆扮成鸟粪的模样，供今天精彩演绎的全副剧作都已经准备停当，只等预计的不可或缺的检查官们就坐，即今天的我们的智慧（至于明天，一场新的表演已在准备之中）。
可是，在那今天只能凭借想象的久远年代，这一切当中没有一样已经设计完毕。自然界不知道属和种——个体样本居于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就为它占据的地位所作的粗略解释来看，有人会说，松鼠与鹅交配会生下长颈鹿、鲟鱼或一只花园蜘蛛。当然在实际当中，这种常见的动物尚不存在，而如果吵吵嚷嚷非要给个例证，那只会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偏离惯常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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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们将冒昧地稍稍离题，或说冒昧地开启一些括号，而其提醒者是，许许多多长期观察积累下来的结果已迫使[我父亲]相信，首先，特定的相似性是经由进化而获得的，是通过近似性的逐渐积累或一些魔法般的变种的固定（正是它使他重新检验并抛弃了关于物种起源的更具“逻辑性”的理论）而获得的，所有这些说法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其次，那些为了拟态外形的福祉而形成的辉煌面具都是纯粹的无效用的（这倒顺带否定了旧时博物学家们愚蠢的Lex parsimonae（注：拉丁文：小气吝啬的法则。））……
让我们也考虑一下，在走过伴随环境而生的各种情况后（而且不可能是别的情况），我们终于来到拟态喜剧的主要场次。正如同今天存在的情况一样，在大自然中，人们不会关注那些只有一半或四分之一相似的外形，而那些外形恰恰表明，我们正亲临处于探究中现象的某些特定中间阶段，也意味着离完成更加接近。显然，在这些近似中，人不可能尽悉某种蠋的能力，当即断定那是一株植物的颜色还是实验者用来捕捉它的网的颜色，以便随时随地对实验者包围它的网兜或一株植物的颜色作出猜测。色调的至善至美是当时就获得的。同时，这并不代表一种“新”的保护色形式当着我们的面发生了，而是标志着同样来自自然界灵感的能力的一次展示，它是处于探究中事物的天生本领，并保守其秘密以免被迫暴露。因而，不仅才艺实现的“无目的性”（纯艺术的“无目的性”），而且过渡形式的或缺，被观察现象的绝对清晰都激起对其起源的进化论式的渐进发展特征的强烈怀疑。凭借相应特征的逐步积聚而实现虚假的相似已被证明因缺少时间是不可能的，无论是由于偶然还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都一样。如果前一个过程真的发生了，那么，凭借最大胆的估计，把这出滑稽剧的诞生日期推向最遥远的世纪，在那年代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化石物种的有机统一正好与其他物种的存在相吻合，但是，动物王国中已灭绝的动物仍就决不会与我们熟悉的任何种（或属）的存在相一致——那条时间界限将历史作了某种限制，敏感到可达到的极点。并且，即使有一系列幸运的巧合的帮助，十亿光年也不足以用完全一样的过程完成对许多根本不同的种的伪装（比如，赠予一只双翅叠起来看上去极似一种树叶的蝴蝶一项逼真瑕疵设计奖：一种仿佛叶子被小孑孓吃穿的小洞）……
一个种的存在期限——似模特一样端坐，呈现在自然之镜前——不能由时间的增加来测量，因为它预设了激进式变化与该种的内涵的保持相悖谬的先决条件。如果说，经过数个世纪，一个种会遵循血缘关系进化成另一种，这就在同等程度上摧毁了种的基本内涵，这好比承认，在两个现存的种之间也可以找到居间的形式。然而，种的出现是无可辩驳的；而且，除非我们一致同意，自然界中进化的不是物种，而是种的概念，否则进化论者的“如何”与形而上学的“自何处”都无从解答。
回到种的概念产生前自然所处的状态这一问题上来。想象一下那“样本居于至高无上地位”、无法测算的遥远年代，我们只可在高谈阔论的诗文帮助下，如果不是纸上谈兵的科学的帮助——模模糊糊地看见这个变化莫测的五彩世界，以及自然界固定某物的最初举动。一截爬行的树根，仿佛是被风灌注生气的热带爬行植物的末梢，结果变成一条蛇只是因为大自然在看到那行动时，希望能摹拟它，就像一个孩子，被林中飞舞的树叶逗乐了，会捡起它再次抛向空中。但只有自然界的妙手才会使树叶变成一只枯叶蝶。也许换种说法会更精确：那不是风的作用，而是某种生机盎然的催生思想的旋转的作用——不仅是地球的转动，而且是那欢快地激活行星之舞亦即宇宙的均匀动力。转动的观念推动了生命的蓬勃发展，而那勃勃生机又激发了转动的观念，是它在自然中催生了周而复始、认识和逻辑性义务的严格规律，人类的三段论工具、躁动不安的林子里的所有果实都归属于它。作点儿提示是应该的：至此，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幅近似的图景；同样，如下的推定对于我们只纯粹是比方：所有尘世间物种最初分成两组是对等的两部分在离心力作用下的一分为二；今日两性间的交媾正是原初分离幸存下来的标志，但原初分离本身尚不是两性的区分。
此处，我们穿越的是最飘忽难定的路段，思想为保证方位睁大了眼睛紧盯着地面，因此，它害怕任何多余的唤起注意的轻轻一捅——反复斟酌的努力、一个有缺陷的名称，一次失足和滑跤；险象环生的道路四周的风景容易触发致命的眩晕，而不是一连串推理和回忆。但是自己必须清楚地确信，某些偶然间会把我们引向相对安全地带的东西是，自然界对种（属和科也一样）的概念的区分和定义，由于它焦虑不安的特有属性，注定会遵循球形实体的发展规律，即由于裂变性元素而萌发、分裂、再发展成新的盘根错节的一团。随着我们对在我们身上也有所反应的自然界之方法的研究，我们不知不觉地留下一种印象，即自然界在具体行动时，既温顺逍遥，又机敏合理（像一位画家时而吹口哨，时而眯缝起双眼一样），她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愉悦，其性质与我们熟知的，从妙趣横生的问题中、从一种志同道合和创造力中所获得的快乐十分相似。有时，自然界发现，在精选的种附近，保留某个种类上毫无瓜葛、只是从那蜻蜓可能同时是蝴蝶的过去年代的地面上拣起的高雅推论是十分荒唐可笑的，或者只是从艺术性角度来看才是合情合理的。不然，要自然界把原初创造物中的两件分割开是痛苦的，因为尽管它们有天壤之别，但却能彼此之间相互调节。从一个角度你看到的是地衣，换个角度则变成尺蠖蛾。无论这株植物与昆虫之间随后发生怎样的交替，经历岁月长河烙下的灰色波纹状特征是彼此对应的，并由自然界保留下来（这非但没有破除科学系统中的神话发生学，却狡猾地把它们联合起来）。一旦某动物能够欣赏出乎意料的相似，玩味其中的诗句和神妙的古迹，它就长大成熟了；这种现象是大自然提供给它的，供其赞美和娱乐，作为非同源相似性的珍贵象征（同一性），从中她曾发现了创造她的幼儿园中第一批孩子的主要化合物。了不起的是，假定下面提出的空间分类法以环状原则为基础，按环状模型组成许多新的环状系统，那么丑角和他的模特就只能在从属于完全分隔的蝶属的不同环状系统的最近的点上互换眼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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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翅目昆虫分类……纲要是作者写作的，位于“附录”的结论部分，它简洁明了，没加任何评介（其中，许多科的一些属的括号内插语仍未作出解释）。纲要只是基本原则的例释，而其消化吸收则留待读者自己思考，供其品味作者采纳这种特殊分类方式的缘由。于此，我从麦奇森[他著有一部三百页的论著，专事对戈德诺夫伯爵的三十页论文加以解释]那儿得不到任何帮助，他的鳞翅目昆虫学知识十分有限。父亲的工作之所以令他感兴趣，是因为其中折射出生物哲学的光辉。现存纲要中的精确、简洁可能满足了作者高度发达的两种官能：比例感和幽默感。这篇论文，仅就其片段判断，其中的每个句子都像一扇光泽晦暗的门，标有禁止闯入的标记，而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浸透着学问，呼唤着各种桥梁，否则，尽管有倔强的麦奇森在前面颤颤巍巍地探路，读者仍会坠入黑暗的泥沼——在这样的一篇论文中，作者的根本目的是用最少的语句包涵最繁多的思想，任何精心演绎、阐释都可能是铺张浪费。同时可以预料，一位守旧的科学家在面对这篇难懂的论文的结论部分的分类蓝图时一定会感到困惑，甚至愤怒，而这些一定给作者带来不少得意。当然，其核心问题是，他曾决心奉献自己的闲暇独立研究此处出现的问题，同时他相信，如果人类生命的岌岌可危、笼罩在俄罗斯上空的浓雾，以及厄运连连的岁月里远途捕捉蝴蝶的危险会阻碍他的研究，那么最精确地解说这项研究的基本原则将给最终理解它们的智者们一个机会，由他们完善作者草拟的计划。我相信：在这一问题上父亲没有错；迟早会有人出现，他们比麦奇森更机警，比我更有学问，比那些掌管学术期刊的蠢驴们更有天赋和活力；父亲那精妙的思想将会为自己竖起应值的纪念碑，从自然科学的任何角落都能看到；他的思想保存在一次踌躇不定的逃离行动的前夜匆匆写下的遗嘱里，（当时，枪套、手套和指南针都临时闯入了惯坐于书桌前工作之人的生活），也可在舐犊之情、诚笃孝意、鼓舞激励以及精神上孤立无助的迷雾中追寻。生活被打乱的痛苦与工作被打断的痛苦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前者在趟过坟墓之后仍可无限地继续，而后者只能永远无情地处于半途而废的状态。那边，说来也许像是无稽之谈，可此地仍旧处于未完成的态势。无论灵魂将遭遇到什么，无论人间灾难会解决得多么完满，世间一定还会存在那微弱的呻吟声，像星尘般微暗，即便这声音的发出者随地球一起消失。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原谅死神——另一个世界里的狱官们，强加在父亲一心向往的研究工作上的否决权的原因。呜呼，完成它可不是为了我。此刻，我回想起，——并不把它与这永恒之痛联系起来，或至少不做理性的联系——在一个温暖的夏日夜晚，我，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坐在前廊下的凳子上，拿着一本书——书名我肯定一会儿也会想起来，一切都会现身的——我的妈妈，带着梦幻般的微笑，正坐在明亮的桌旁排放那一张张纸牌，那些纸牌在阳台渐渐滑入的厚厚的天鹅绒般的、透着鸡血石色的深渊的反衬下，显得格外柔滑。我不明白读的是什么内容，因为那本书既陌生又难懂，而且书页也显得杂乱无章。我父亲，通过他们轻柔移动的说话声来判断，正和某个人——他的弟弟抑或其他客人，我不敢确定——缓缓地走过草坪。当他打一扇开着的窗户下经过时，声音就挪得更近了。他差不多象是在背诵一段独白，因为，在昔日芳香四溢的黑暗中，我已失去对那位偶然的谈话者的印象，父亲高兴地强调说：“是的，我说‘偶然’当然是徒劳的，而我说‘徒劳’当然是偶然的，因为此处我同意那位牧师的说法，特别地，就所有我有机会看到过的植物和动物而言，它是毫无疑问的，确凿无疑的……”期待中的最后的着重强调没有出现。随着一阵朗笑，那声音消失在黑暗中——啊，现在我已经突然想起了那本书的名字。
纵观文学史，没有一个具有纳博科夫声誉的作家对自然界曾经产生过如此强烈的探索热情，在科学研究领域做出过如此卓越的贡献。纳博科夫孩童时期萌生的对自然的热情到后来演变成了终生不渝的热爱和忠诚，这一非同寻常的历程本身便有着巨大的魅力。在小说《洛莉塔》使他一举成名后，纳博科夫也成了世界上最有名的鳞翅昆虫学家。
《父亲的蝴蝶》是纳博科夫迄今未发表的小说手稿中篇幅最长的一篇，它可视为纳博科夫对文学创作和鳞翅目昆虫两种热情再自然不过的混合物。值得注意的是，《父亲的蝴蝶》并不是一篇独立的作品，而是纳博科夫为1938年完成的长篇小说《礼物》（它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优秀的俄语小说）增写的开场白。
在我少年时期，那些蝴蝶迷（在审慎的法国，诚实的人们习惯称其为“Lecurieux”（注：法语：好奇者。）；在灌木丛生的英格兰，诗人们呼之曰“the aurelian”（注：蝶蛾研究家）；在俄罗斯的上层社会里，他们俏皮地封之为“the fly doctor”（注：蝶博士。））希望从书中获取关于欧洲（包罗俄罗斯）动物学的总体概念，只得被迫从六种不同语言的昆虫学学术杂志和一些难以见到的多卷本著作，比如从蝶科书籍和尼古拉•米哈依洛维奇大公的那些著作中搜集一些零星材料。达菲尼Delphini实用图集中“参考资料”的空缺或严重不足、查检各种月刊每年一本的名称索引时恼人的细读、标记这些期刊和书籍时令人头痛的数字等等(在我父亲的图书室里仅期刊就至少有一百多种，有一千多卷)——为了猎获所需的资料，这一切都得去克服；当然，若是那资料确实存在也就罢了。然而，在我即使算是最顺利的时候，事情也不简单：俄罗斯栖息于迷雾之中，特别是她的北方；当地为数不多的有关条目又随意地分散在各种期刊中，而就其命名法而言，又错得惨不忍睹，当我终于探查出它们时，只会使我气得发疯。我父亲是当时最杰出的昆虫学家，而且十分富有，但对普通的业余爱好者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不可能在全俄范围内派遣“岗哨”，并且被剥夺了——或说不知该怎样——利用专门的收藏和图书馆的机会（而即使一个偶然的恩赐，比如匆匆忙忙翻查一个鳞翅目昆虫学会或某家博物馆地下室里的藏品，也并不能令真正的痴迷者满意，因为他需要它们触手可及，随时可用）。他除了期待奇迹外别无选择。那奇迹终于在1912年发生了，那一年，我父亲出版了四卷本著作《俄罗斯帝国的蝴蝶和飞蛾》。
尽管在邻近图书室的大厅那些暗红色的橱柜里，存放着父亲极其丰富的蝴蝶标本，其中的每一标本都精确标着名称、捕捉日期和地点，可我本人仍属于curieux一类；为了使自己准确了解某种蝴蝶，并想象出那模样，我需要三件东西：有关它的富于艺术趣味的描绘、所有相关著述的概要和它处在一般分类系统中的位置。没有这些描绘和艺术性，没有一个深入分析和综合的思维过程，对我来说，这只蝴蝶是不完整的。只有一件事可以彻底代替这三项东西，那就是，倘若我曾亲自捉到过它，倘若那个特定标本的翅膀样式与一个熟悉的产地（包括它的气息、色泽和声音）的特有细节相吻合。在那里，我享受过癫狂般的、充满激情的捕捉乐趣。我一边龇牙咧嘴地攀越岩石，一边喘着粗气，口中还忘乎所以地呼喊着无甚意义的话。我顾不上什么荆棘丛或悬崖绝壁，顾不上脚下的蝰蛇，也顾不上远处的一位牧羊人，正困惑不解地怒视着我这个拿着绿网兜的疯汉，在接近一只未见记载过的蝴蝶时发出了阵阵抽搐。换句话说，如果那些无数的珍品是由他人收集的，在杂志上也没有解释过，或被无望地埋没其间，那么要想在我与它们间达成有创造力的一致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可以透过格外柔滑的幻灯箱的上下片玻璃来观察父亲的藏品（我一干就是几小时，一边凝神注视着一排排数不尽的灌木丛——那小小的金苹果园带有盐酸造成的深浅不一的黑色斑点和格子花纹的流苏，一边把箱子颠倒过来以便仔细观察含义玄奥的珍珠似的斑纹——在那些色泽似欧洲花楸树或硫磺灰的后翅上，有的状如小桶，有的如沙漏，有的似秋千），另外还有标签上文字的帮助，我可以对某地蝴蝶形体的多变性作细致具体的研究，但也只有当我找到在刚刚出版的《俄罗斯帝国的蝴蝶和飞蛾》中被采集、研究过，特别是那些附上图例的蝶种时，一幅栩栩如生的迷人画像才会向我展示某个特制的鳞翅目昆虫的奥秘。此后，它才为我所有。
我知道，当初在父亲指导下工作的微型画画家需要付出怎样的劳动、怎样的审慎细致和怎样的勤奋（父亲也亲自参与了这项工作，比如，第一卷的图34中的the Triphysa zemphyra Godun和the phryne Pall就出自他的手），而我所看到的不过是窥其堂奥的入门而已。我知道，首先要制作一张透明正片，然后用极为精致的细刷给它怜爱有加地上色，接着，把蝴蝶放大投映于艺术家面前，像一幅日出景象，而那位艺术家则用放大镜下那粗壮的粉红色手指为正片上的图案着色，那图案是以实际尺寸拍下来的，但由放大镜放大到与投映的模特相同的尺寸。那些具体的细节我已经记不住了，（我一贯就可笑地缺乏技术天赋）……我可能已经遗漏了其中的根本要素，它能把棱镜般放射的五彩光芒、透镜和各种颜色组合成一幅有意义的图象……尽管这样，三种因素的结合——放大镜下的追踪，经过在光谱表上多次实验而发现的特殊着色方法，以及艺术家个人的魔幻智慧火花（不同时期，父亲曾请来一些大师为他工作，如马斯塔科夫，弗伦克尔，因诺肯季•佩德诺夫，鲁卡维什尼可夫等）——终于完成了令人销魂的美景。许多年过后的今天，当我重新审视那些宏伟的，天鹅绒似的插图，我不仅能以更成熟的洞察力来品味其完美，那柔滑如丝、质似花粉、生动如薄霭般纤巧的色彩是从许布纳到库洛特均无人企及的（做这番形容并不含有制造冲突的意味，即使是与那些已经欣赏过新生天蛾的粉红，或奥罗拉女神的云霞，或第二章开头的彩虹的人），而且，我还可以在我的脑海中重温那些场景（它们在我的脑中迫不及待地吵得嗡嗡作响）。那是一个冬天天色晦暗的早晨，灯光映照在绘有中国鸟儿的漆得锃亮的屏风上，我正因孩提时代的一场病而卧床休养（在病痛的沙漠中，我跟着父亲的商队紧追不舍），这时，妈妈耍了个她特有的玩笑——好像是说，噢，我拿的东西不很有趣——其实当她诡谲地对我的呜呜哀求和狂乱地伸得老远的双臂作答时，她就已经提前体验了所有的颤栗、分享了如同我那令人起鸡皮疙瘩的直率表情一样的欢乐，而如果她再耽搁一秒钟，我就会从床上一跃而起了：她给我送来的是刚刚印好的、盒装的、结实的《俄罗斯帝国的蝴蝶和飞蛾》一书的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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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羸弱的身体渐趋康复的日子里，我尽情陶醉在书中，尽管烤面包屑在屁股下面折磨我、膀胱老是觉得发涨、一双肩膀仍沉软无力、颈项如棉絮般绵软麻木……我喜欢父亲方法中的扎实，因为我喜爱坚实的玩具。在每一属之后，都有一个补充条目，列出了那些因条件限制没能进行考察的古北区的种类，而且全都详细指明了在书本中的方位出处。每一种俄罗斯蝴蝶都用小字印刷，占一到五页的篇幅，依照其模糊度或变异性进行分配，即是说，越神秘、越多变，就越受关注。一些地方还配有小幅地图帮助理解对该种或亚种的分布情况所作的具体描述，正如文中插入的一幅椭圆插图会对某一特定蝴蝶生活习性的精心解释增加一些东西一样。某个向西远游至安达卢西亚的蝶种也会与它在中亚山区的行动受到同等关注。对过去错纰的纠正因采用论辩式攻击手法而显得活龙活现。今天我一边读，眼前仍不时会浮现作者那嘲弄的神情。“当我偶然读到这一属（Syrichtus（注：拉丁文：点弄蝶。），是灰斑弄蝶的旧名）时，我发现经过分类者们半个世纪的相互争斗，它已处于一种可怕的情形。”有时，我会碰见他对那位德国混混儿的“发现”的友好摧毁。那位德国人采取放任自流的命名方式（全都是神话式的，甚至瓦卜吉司式的），一路创造了难以计数的、往往是想象出来的地区性蝶类；而且，即便其命名术原本就不怎样，他还引用一些同一亚种的出自不同地点的二手资料，以至造成前后的自相矛盾——当然，他对昆虫学的热情和他采集的那些杰出的蝴蝶标本仍容许这一切得到谅解。
今天，我重读这厚厚四大本著作时（颜色不一样，嗬，比儿童时代的蓝色礼物强多啦），我不仅从中找回了最温馨的回忆，陶醉在当初并不懂得的内容中，而且发现，所有工作的本身和其流程、结构都像一件祖传的手艺令我深深感动。我突然在父亲的语句中辨识出我自己语言的源泉：对捏造和模糊不清的厌恶，谋求思想和语言的相互契合，似尺蠖般蠕动的句子——甚至包括我的括号内插话的某些萌芽。在这些特征之外还须加上：父亲对分号的偏好（通常用在连词之前，——“那种学究式停顿”是从容不迫的英语句式的回音，在他大学老师的语句中可以找到，——但与他十分推崇的蒙田也有关系）；我进而怀疑，在我经常任性放纵的笔下，这些特点的演化应是一种有意的举动。
下面，我摘抄一段有代表性的文字（来自他为Lycaena（注：拉丁文：灰蝶属。）属写的序言）：
正午的阳光下，介乎两次稀罕珍贵的雷阵雨之间，俄国公路上的泥浆水正可充当雄性蓝蝶的饮水点，但并非每一个潮湿处都合适；蝴蝶光临的强度取决于土壤的平均潮湿度，地表也应更加平坦。一个如上所述的有吸引力的地点的周缘一般呈圆形且水分充足，而圆形的直径相对有限（很少超过两英尺），在那儿一群蝴蝶密匝匝地栖息着。如果聚会受到惊扰，它们会一起飞起来，在路道的某一地点上空作“编队式”盘旋，然后像经过数学测算似地重新降落……只有向晚时分的凉爽天气，或飘来了乌云才会使宴会结束。我曾有幸目睹过这一场面，那些梅利埃格蓝蝶从上午十一点一直聚会到下午五点四十五分，这时，附近一棵橡树长长的影子移到它们呆的地方，那儿除了我的朋友蓝蝶、其他一些聚精会神的蓝蝶和为数不多的几只金色欧洲小灰蝶之外，还有（从下午三点开始）还有一小群boyarishnitsa（黑翅脉粉蝶），它们的出现会使人想起小巧的纸公鸡或帆船比赛时四处奔突的帆船。在那段时间里，聚会的成员和规模不断变化，我也不止一次粗鲁地嘘开我的梅利埃格蓝蝶，以便从蝶丛中捉出一些我需要的蝴蝶。现在，由于阴影的到来，它们身姿轻捷典雅地高高飞起，选定一棵树枝停息。——这根本不是灰蝶正常状态下的决定，但对已经离开“饮水点”的蝴蝶而言，却是一种典型的随机应变的变通，——它们会栖息在悬钩子的叶子上，仿佛希望暮霭和飕飕寒意只是由飘过的云朵所造成的，过一会儿，它们还可以再回去。几分钟后，我发觉它们已打起瞌睡了；至此，观察结束了。
我愿意引用更多此类富有艺术性和科学性的珍贵文字，但我不知该从中挑选什么——关于捕捉盐泽灯蛾[水蜡蛾]Plusiarosanovi的艰难困苦的描述（见第三卷），这种蝴蝶像闪电一样捉摸不定，四处奔走，每每消失在乱石丛中，因此，抓住它的唯一时机（光诱导对它不起作用），就是把握它来到偷猎者脚边那千载难逢的瞬间，在它倏尔飞腾之前，猛地兜住。多么可爱，又是多么悦目呀！那深色樱桃般的前翅上，横贯着一条淡紫色的条纹，中央点缀着该类蝶特有的金色，一条呈半月形的环带——如果说描述那带花的天鹅绒背景是一件苦差事，那么所说的金色标志，在真实的飞蛾身上就像镀上的金色斑点，散发着松节油的浓烈芳香，就只能靠复制（和再复制！），其方法是在所有其他东西之外，那位画师的作品应近似表现出另一位画师的画作！否则那些令我无法忘怀的细枝末节会怎么办？比如那条使人想起一对新种Acidalia的线（尺蠖属Scopula的旧称），“它是P.P. 帕拉迪索夫博士带给我的，是他1889年10月11日在阿斯特拉罕火车站的墙上捉到的。”或者那次在芬兰北部的发现，一只带有纤巧的红色“8”字形花纹的令人称奇的深蓝色Arctia（注：拉丁文：灯蛾。） [灯蛾属]，它又会怎么办？
或者，再比如作者在阿尔泰山的一座悬崖上发现一只Tephroclystia[尺蠖属，Eupthecia]的丰功伟绩，直到那时，它还只在法国滨海阿尔卑斯山区和加利福利亚的山峰上出现过，——它被蝶蛾专家俱乐部的老猎手们心爱地称为“圣母玛利亚的窗户”。当时他们正在悄悄地聚会，在波浪般起伏不定的烟雾上，飘浮着各种回忆的片断：“一次在乌干达，我正为罗特希尔德采集标本，我瞥见过却没捉到……”——“和叮在小风车上的一样漂亮，汉斯——难道不如苏门达腊的蝴蝶漂亮吗？”——“……我曾和保加利亚国王一起捕捉Callimuchus Dobrugensis蝶”——“……嗨，嗨，冯•诺尔特，即使让一大步我也敢说，那个夏天的早晨你在坎波龙戈山口……” ——“……因为我确信在萝卜上的蝴蝶和曼的蝴蝶（也就是小白蝶和曼的白碟）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地中海地区的蝶，腹部很细巧，上面有粉，还没有被人发觉”“……看，沃尔辛厄姆，这个在飞蛾爱好者看来怎么样——它是在区马（Chuma）岛上发现的，谈不上迷人，但却是一种令人可怜的小东西……”“……那么，教授，给我们讲讲你的小家伙，它是怎样在一百年前，来到卡斯蒂亚几株松树下，那第一只isabella（注：拉丁文：北美橙色灯蛾。）的跟前的（它停在一棵树桩上，红褐色的眼睛，绿莹莹的身子）……”
“……哦，但愿能与死神再亲近一次，让我躺在散发蒸汽的燠热的沼泽地里，闻着那浓浓的恶臭，身边是许多蛇和兰花，还有那些珍奇的蝴蝶在四周拍着翅膀翩翩起舞……”
《俄罗斯帝国的蝴蝶和飞蛾》一书在十五年前出版[费奥多尔1927年时正在写作]的同时，作者也正指导着将其翻译成英文，这和Lep.Asiat.（注：亚洲的鳞翅目动物。）中最重要部分的做法一样，但由于作者去世，译作出版被迫延误，而今天我已不知道手稿的去向了。父亲性格中的独立不羁和高傲固执促使他用母语写作自己的著作（甚至连拉丁文提要也没有，而出于为外国人着想的美德，俄国科学期刊上都有拉丁文提要），这大大延缓了该书向西推进的速度——这是多么可惜啊，因为它顺带也解决了西方动物学方面的许多难题。然而，即使速度很慢，且多半是因为插图而不是文字的功劳，我父亲关于各种“难以相处”的蝴蝶种属之间的关系的观点，还是已经一定程度上在西方文献中留下自己的印迹。倘若英文本最终能出版，速度会进一步加快。
有一次，我国中部某省的省长B伯爵，也是父亲的一位远亲和儿童时代的朋友，曾以官方名义向父亲提出一项友好的请求，请求采取措施帮助根除突然间在当地森林里猖狂肆虐的蠋，父亲答复道：“我同情你，但我认为，在科学没有提出要求之时去干涉昆虫的私生活是不可能的。”父亲憎恶实用昆虫学——我无法想象，他在今日之俄罗斯该如何开展工作，如今在那里，他心爱的科学被贬抑成治蝗运动或治理农作物害虫的阶级斗争。这种对“崇高求知欲”的残酷侮辱和它与非自然因素（比如说社会因素）的杂交，（除俄罗斯一贯的麻木不仁外），可为他的工作在祖国遭遇到的人为忽视提供解答。无怪乎，即使是他生物学沉思中最完美的成就、我们今天必须重视的杰出的“自然分类”原理，迄今在俄罗斯仍没有追随者，而它却已经十分偶然地，以混乱且不完整的形式斐声海外。
这项理论是父亲在其科研活动的末期总结得出的。即使是今天在科学界的主流派别看来仍惊呼是目无法度的狂想——仿佛马离开棋盘，走入虚空的走法，（注：这个短语应该是个用了国际象棋术语的比喻，a knight’smove off the board into space——王青松）（此乃彻底无法消受作者的假设的结果）。它只有三十页的篇幅，是作为全书最后一卷Lep.Asiat.的附录发表的。它返身一枪，将普遍接受的分类法贬抑成了微不足道的荒谬举动……
***
唉，我不知道接下来对“自然分类原理”所做的阐释，是否正确传达了作者的推理过程，是否正确剖析了那些意蕴深邃的语句（它们是我二度迻译的！）。我的主要困难是，在某些方面我不够精通，比如说古生物学或遗传学，所以，当我步入那团漆黑，那冰砌的迷宫中，我连一盏灯笼也没有。然则，如果我下决心去冒这次险，那只是因为我身上浓浓的血脉情，那充满诗意的纽带，而不是这个问题的科学本质，将我与作者联系了起来。
像他一样，让我们从对种下定义开始。所谓“种”，在他是指某一个存在物的起源，它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从概念上说是唯一的、明确的，它在自然之镜中无限地发生，造成无数次的反射；而每一次反射都能被我们的智力加以关照，又在一模一样的玻璃中反射出来并在自然中获得实在，这就是某个特定种的活生生的个体。失常或偶尔偏离轨道只不过是镜子某些地方不够“忠实”的结果；而这同一个瑕疵经由反射的反复衰变，就会塑造出一种稳定的地区性族类；失常的说法就会走向圆周的边缘，反过来，种的理念则成为核心理念。但就该种（即某一特定瞬间最具代表性的样品）与它的一个地方变异体之间的空间关联（即某物在一特定时间与一个特定地点的关联）是由许多中间变种（它们可以作为地区性族类或偶然的变种出现）来维持的情况看，这些族类仍保持在该种的范围内；换句话说，至此，这一种的生物圈仍保持完整。种类间潜在的杂交繁殖和特定基本体系的恒久不变（在蝴蝶是指其翅脉、鳞翅外形、腿部结构等等）勾勒出种类的边界，在其范围内，亚种服从于种。同样如此，如果个体差异繁殖在一定时间内反复发生（这受时间跨度的限制，在那段时间内，特定种类保持一致），如果其过程延续足够长，就可能诱发某些时间性变异。不过，它们仅同空间变异一样没有固定下来，甚至这两种变异会完全一致，如果我们曾在最佳时期，即是说在那些辐射状成分处于完美和谐的瞬间，遇到过那些种类的话。此时，我们必须指出，某一个种的当前品类并不是最初记载的个体（坚决反对命名上的这种诡辩术，它以占有欲、纯粹巧合和孩子气的竞争玷污了科学），而是那种形态，它要么代表种在变异限度内明显的中心状态，要么（在面对特定种圈发生严重畸变时），只能通过比喻，即凭同一属中其他种的行为特点进行类推来下定义。粗略地说，假设有个球体，那么它的赤道则标志着一个种在理想时期的空间位置状态，而一般的经线则是指某一类在时间维度上的可能的变化形态。在那中心部位盘踞的是种的心脏、它的理念、它的原初物。
一旦我们确立了一个种的各个圈环在时空中的一致性，我们就远离了进化论思想。就时间和空间这两者来看，变异体特性的发展都隶属于包含这个种的圈环。多迈一步，我们就跳到了圈外，进入另一不同种的领地，那里同样界限分明，独立自足。当一个古生物学家把一些逐渐增大的动物骨架排成一行以表示“马”的进化过程时，其中的骗局是，实际上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遗传学上的联系；种的概念与属、科的概念被彻底混为一谈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些不同种的动物，它们在某一瞬间，和其他彼此相关联的种一起，形成一个特定属的特有的空间种圈，它在时间上与一个特定的种圈相对应；所有这些种（和属）的球体很早就解体了，然而我们在一个很不典型的种的稳定期见到了各种各样的Equus（注：拉丁文：马属动物。），却将其看作是比把各种不同种类的动物按照进化论观念组织成的系列更加全面的“马的历史”。这么说并不意味我们认为进化论者的工作毫无科学价值。生物学观察的价值根本不会被如下事实所贬低，即人们或许会用演绎法直接从观察结果中推导出种种推论，或许会因它们而诱发思维进入一个谬误的怪圈……有人把进化论者比作火车上的一位乘客，他坐在窗前，一片片景物从面前闪过，就在这一系列景物中蕴藏着某种逻辑结构（比如说片片耕田后出现了幢幢厂房，则意谓着城市的临近），他会从这种观察的众多结果和对其分析中觉察出驾驭他的视象流动的事实和规律。
然而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是毋庸置疑的，在这过程中，某些“种的气泡”升起来，以某种方式生长，又因某种原因迸裂。这才是我们今天必须探索的道路。
为了再次深入探讨广为人知的例子，让我们回忆一下就个体和种的发展间关系所打的值得重视的比喻。这里，对人脑做一番调查会收获最大。我们都由黑暗和无知中走来，最终又回归到无知和黑暗中去，完成一次存在的循环。在生活过程中，我们除其他东西外，还知晓了不为我们文化先祖们所知的“种”的概念。然而，不仅人类历史被这样那样的创作家的成长发展史所揶揄，而且，在个人意识和历史意识两方面，人类三段论的发展也与自然界紧密相关，自然界的本质是它的一切表象的总和，而一切表象的变动都由时间决定。所以实际上，这又怎么会令人相信，在那包括无数器官的胚胎（当前共计发现四十三种）的一大团东西中，自然界那辉煌的合唱中从不包括思想？可以怀疑一个天才赋予大理石以活力的能力，但可以肯定，一个愚蠢至极的人决不会创造出伽拉忒亚（注：海洋女神之一。）。人类的智慧尽管有各种优点和局限，但由于它是自然界的恩赐，而且可以周而复始，永远重复，所以它不可能不存在于恩赐者的库房。或许它在那黑暗的仓库里，与在阳光下看上去不同，正如一座大理石神像与雕刻家脑海里杂乱无章的思绪不同一样，——但它依然存在。大自然的某些突发奇想即使不受赏识，但至少某个有过相似成长经历的人不会对其无动于衷。而这些突发奇想的意义只可能是——像一个密码或家人间的玩笑——它们只被彼此间心有灵犀的心灵所理解，其唯一的任务就是给他们带来乐趣。——我们所说的是精妙绝伦的“保护性拟态”，但在一个缺乏具有艺术感、想象力和幽默感的观察者的世界上，“保护性拟态”只会毫无用处（在这世界上阒无声息），就仿佛一本莎士比亚的著作躺在茫无边际的沙漠之中。这一事实本身暗示了，在大自然和那人之间有个缄默的、细致的、蹑手蹑脚的密谋，惟独他能理解，唯独他已经洞悉——一种精神上的盟友，它是背着世界上一切有机生命缔结的，超越所有的激昂、兴奋和漫无目的的召唤中无知的影响。
如同大脑复杂性的增加伴随着概念的成倍增长一样，自然界的历史证明了她本身也随着种和属的基本内涵的形成而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就人类理性所能达到的程度，我们可以肯定，自然界随着时间的发展变得更加聪明，而在某一特定时期，它也会达到这个或那个特殊阶段。唯一可以挑剔的是，当我们说“自然界”或“自然的精神”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要指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将看到，这个未知的怪物“X”——由于自身的无限广阔，以至我们把对其真实面目的无知也归因于此——并不避开我们躲入不容亵渎的迷雾中，却也不会主动露出峥嵘。这个特性反过来会帮助开辟通往识别的道路，夯下坚实理解的第一锤。它向我们许诺，我们这些受过万物循轨道运行思想熏陶的人，可以相信，见到有什么是旋转着从眼前消失的，它还会继续其旋转轨道，直到再次回转到面前为止。
直到那一切发生前，我们都必须对嘴唇一撇的似笑非笑感到满意，那是共谋者心领神会的信号，是眯缝的双眼中那难以捕捉的一瞥。为了使我们感兴趣的具体问题明朗化——大自然心灵中种的概念的形成——这个信号应该足够了；但追寻特定客体的思维之路却是一道镜子般光滑的陡坡——像任何正确但几乎无法通行的道路一样，沿着一条在废话连篇的地峡上的狭窄小道前进——以至于那点新奇感就足以产生一种令人坠落的眩晕。
我们必须想象，在某个远古的时候，当时种（或属）的概念对自然界仍是陌生的，就象它们对人或人类的婴儿期来说也是陌生的一样。一个三岁的孩子认为奶牛是公马的配偶，狗则是猫的丈夫。甚至亚里士多德，尽管他能区别出“菜粉蝶”和趋光性的飞蛾（显然，那是亚里士多德鳞翅目昆虫学学问的极限），但对这种差异的了解也要比今天的孩子或一个外行要少。可是，在人类的黎明到来前很久，大自然就已经搭起了舞台，期待着未来的掌声：PlumThecla（Strymonidapruni，黑色小灰蝶）的蛹就已经妆扮成鸟粪的模样，供今天精彩演绎的全副剧作都已经准备停当，只等预计的不可或缺的检查官们就坐，即今天的我们的智慧（至于明天，一场新的表演已在准备之中）。
可是，在那今天只能凭借想象的久远年代，这一切当中没有一样已经设计完毕。自然界不知道属和种——个体样本居于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就为它占据的地位所作的粗略解释来看，有人会说，松鼠与鹅交配会生下长颈鹿、鲟鱼或一只花园蜘蛛。当然在实际当中，这种常见的动物尚不存在，而如果吵吵嚷嚷非要给个例证，那只会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偏离惯常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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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们将冒昧地稍稍离题，或说冒昧地开启一些括号，而其提醒者是，许许多多长期观察积累下来的结果已迫使[我父亲]相信，首先，特定的相似性是经由进化而获得的，是通过近似性的逐渐积累或一些魔法般的变种的固定（正是它使他重新检验并抛弃了关于物种起源的更具“逻辑性”的理论）而获得的，所有这些说法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其次，那些为了拟态外形的福祉而形成的辉煌面具都是纯粹的无效用的（这倒顺带否定了旧时博物学家们愚蠢的Lex parsimonae（注：拉丁文：小气吝啬的法则。））……
让我们也考虑一下，在走过伴随环境而生的各种情况后（而且不可能是别的情况），我们终于来到拟态喜剧的主要场次。正如同今天存在的情况一样，在大自然中，人们不会关注那些只有一半或四分之一相似的外形，而那些外形恰恰表明，我们正亲临处于探究中现象的某些特定中间阶段，也意味着离完成更加接近。显然，在这些近似中，人不可能尽悉某种蠋的能力，当即断定那是一株植物的颜色还是实验者用来捕捉它的网的颜色，以便随时随地对实验者包围它的网兜或一株植物的颜色作出猜测。色调的至善至美是当时就获得的。同时，这并不代表一种“新”的保护色形式当着我们的面发生了，而是标志着同样来自自然界灵感的能力的一次展示，它是处于探究中事物的天生本领，并保守其秘密以免被迫暴露。因而，不仅才艺实现的“无目的性”（纯艺术的“无目的性”），而且过渡形式的或缺，被观察现象的绝对清晰都激起对其起源的进化论式的渐进发展特征的强烈怀疑。凭借相应特征的逐步积聚而实现虚假的相似已被证明因缺少时间是不可能的，无论是由于偶然还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都一样。如果前一个过程真的发生了，那么，凭借最大胆的估计，把这出滑稽剧的诞生日期推向最遥远的世纪，在那年代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化石物种的有机统一正好与其他物种的存在相吻合，但是，动物王国中已灭绝的动物仍就决不会与我们熟悉的任何种（或属）的存在相一致——那条时间界限将历史作了某种限制，敏感到可达到的极点。并且，即使有一系列幸运的巧合的帮助，十亿光年也不足以用完全一样的过程完成对许多根本不同的种的伪装（比如，赠予一只双翅叠起来看上去极似一种树叶的蝴蝶一项逼真瑕疵设计奖：一种仿佛叶子被小孑孓吃穿的小洞）……
一个种的存在期限——似模特一样端坐，呈现在自然之镜前——不能由时间的增加来测量，因为它预设了激进式变化与该种的内涵的保持相悖谬的先决条件。如果说，经过数个世纪，一个种会遵循血缘关系进化成另一种，这就在同等程度上摧毁了种的基本内涵，这好比承认，在两个现存的种之间也可以找到居间的形式。然而，种的出现是无可辩驳的；而且，除非我们一致同意，自然界中进化的不是物种，而是种的概念，否则进化论者的“如何”与形而上学的“自何处”都无从解答。
回到种的概念产生前自然所处的状态这一问题上来。想象一下那“样本居于至高无上地位”、无法测算的遥远年代，我们只可在高谈阔论的诗文帮助下，如果不是纸上谈兵的科学的帮助——模模糊糊地看见这个变化莫测的五彩世界，以及自然界固定某物的最初举动。一截爬行的树根，仿佛是被风灌注生气的热带爬行植物的末梢，结果变成一条蛇只是因为大自然在看到那行动时，希望能摹拟它，就像一个孩子，被林中飞舞的树叶逗乐了，会捡起它再次抛向空中。但只有自然界的妙手才会使树叶变成一只枯叶蝶。也许换种说法会更精确：那不是风的作用，而是某种生机盎然的催生思想的旋转的作用——不仅是地球的转动，而且是那欢快地激活行星之舞亦即宇宙的均匀动力。转动的观念推动了生命的蓬勃发展，而那勃勃生机又激发了转动的观念，是它在自然中催生了周而复始、认识和逻辑性义务的严格规律，人类的三段论工具、躁动不安的林子里的所有果实都归属于它。作点儿提示是应该的：至此，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幅近似的图景；同样，如下的推定对于我们只纯粹是比方：所有尘世间物种最初分成两组是对等的两部分在离心力作用下的一分为二；今日两性间的交媾正是原初分离幸存下来的标志，但原初分离本身尚不是两性的区分。
此处，我们穿越的是最飘忽难定的路段，思想为保证方位睁大了眼睛紧盯着地面，因此，它害怕任何多余的唤起注意的轻轻一捅——反复斟酌的努力、一个有缺陷的名称，一次失足和滑跤；险象环生的道路四周的风景容易触发致命的眩晕，而不是一连串推理和回忆。但是自己必须清楚地确信，某些偶然间会把我们引向相对安全地带的东西是，自然界对种（属和科也一样）的概念的区分和定义，由于它焦虑不安的特有属性，注定会遵循球形实体的发展规律，即由于裂变性元素而萌发、分裂、再发展成新的盘根错节的一团。随着我们对在我们身上也有所反应的自然界之方法的研究，我们不知不觉地留下一种印象，即自然界在具体行动时，既温顺逍遥，又机敏合理（像一位画家时而吹口哨，时而眯缝起双眼一样），她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愉悦，其性质与我们熟知的，从妙趣横生的问题中、从一种志同道合和创造力中所获得的快乐十分相似。有时，自然界发现，在精选的种附近，保留某个种类上毫无瓜葛、只是从那蜻蜓可能同时是蝴蝶的过去年代的地面上拣起的高雅推论是十分荒唐可笑的，或者只是从艺术性角度来看才是合情合理的。不然，要自然界把原初创造物中的两件分割开是痛苦的，因为尽管它们有天壤之别，但却能彼此之间相互调节。从一个角度你看到的是地衣，换个角度则变成尺蠖蛾。无论这株植物与昆虫之间随后发生怎样的交替，经历岁月长河烙下的灰色波纹状特征是彼此对应的，并由自然界保留下来（这非但没有破除科学系统中的神话发生学，却狡猾地把它们联合起来）。一旦某动物能够欣赏出乎意料的相似，玩味其中的诗句和神妙的古迹，它就长大成熟了；这种现象是大自然提供给它的，供其赞美和娱乐，作为非同源相似性的珍贵象征（同一性），从中她曾发现了创造她的幼儿园中第一批孩子的主要化合物。了不起的是，假定下面提出的空间分类法以环状原则为基础，按环状模型组成许多新的环状系统，那么丑角和他的模特就只能在从属于完全分隔的蝶属的不同环状系统的最近的点上互换眼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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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翅目昆虫分类……纲要是作者写作的，位于“附录”的结论部分，它简洁明了，没加任何评介（其中，许多科的一些属的括号内插语仍未作出解释）。纲要只是基本原则的例释，而其消化吸收则留待读者自己思考，供其品味作者采纳这种特殊分类方式的缘由。于此，我从麦奇森[他著有一部三百页的论著，专事对戈德诺夫伯爵的三十页论文加以解释]那儿得不到任何帮助，他的鳞翅目昆虫学知识十分有限。父亲的工作之所以令他感兴趣，是因为其中折射出生物哲学的光辉。现存纲要中的精确、简洁可能满足了作者高度发达的两种官能：比例感和幽默感。这篇论文，仅就其片段判断，其中的每个句子都像一扇光泽晦暗的门，标有禁止闯入的标记，而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浸透着学问，呼唤着各种桥梁，否则，尽管有倔强的麦奇森在前面颤颤巍巍地探路，读者仍会坠入黑暗的泥沼——在这样的一篇论文中，作者的根本目的是用最少的语句包涵最繁多的思想，任何精心演绎、阐释都可能是铺张浪费。同时可以预料，一位守旧的科学家在面对这篇难懂的论文的结论部分的分类蓝图时一定会感到困惑，甚至愤怒，而这些一定给作者带来不少得意。当然，其核心问题是，他曾决心奉献自己的闲暇独立研究此处出现的问题，同时他相信，如果人类生命的岌岌可危、笼罩在俄罗斯上空的浓雾，以及厄运连连的岁月里远途捕捉蝴蝶的危险会阻碍他的研究，那么最精确地解说这项研究的基本原则将给最终理解它们的智者们一个机会，由他们完善作者草拟的计划。我相信：在这一问题上父亲没有错；迟早会有人出现，他们比麦奇森更机警，比我更有学问，比那些掌管学术期刊的蠢驴们更有天赋和活力；父亲那精妙的思想将会为自己竖起应值的纪念碑，从自然科学的任何角落都能看到；他的思想保存在一次踌躇不定的逃离行动的前夜匆匆写下的遗嘱里，（当时，枪套、手套和指南针都临时闯入了惯坐于书桌前工作之人的生活），也可在舐犊之情、诚笃孝意、鼓舞激励以及精神上孤立无助的迷雾中追寻。生活被打乱的痛苦与工作被打断的痛苦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前者在趟过坟墓之后仍可无限地继续，而后者只能永远无情地处于半途而废的状态。那边，说来也许像是无稽之谈，可此地仍旧处于未完成的态势。无论灵魂将遭遇到什么，无论人间灾难会解决得多么完满，世间一定还会存在那微弱的呻吟声，像星尘般微暗，即便这声音的发出者随地球一起消失。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原谅死神——另一个世界里的狱官们，强加在父亲一心向往的研究工作上的否决权的原因。呜呼，完成它可不是为了我。此刻，我回想起，——并不把它与这永恒之痛联系起来，或至少不做理性的联系——在一个温暖的夏日夜晚，我，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坐在前廊下的凳子上，拿着一本书——书名我肯定一会儿也会想起来，一切都会现身的——我的妈妈，带着梦幻般的微笑，正坐在明亮的桌旁排放那一张张纸牌，那些纸牌在阳台渐渐滑入的厚厚的天鹅绒般的、透着鸡血石色的深渊的反衬下，显得格外柔滑。我不明白读的是什么内容，因为那本书既陌生又难懂，而且书页也显得杂乱无章。我父亲，通过他们轻柔移动的说话声来判断，正和某个人——他的弟弟抑或其他客人，我不敢确定——缓缓地走过草坪。当他打一扇开着的窗户下经过时，声音就挪得更近了。他差不多象是在背诵一段独白，因为，在昔日芳香四溢的黑暗中，我已失去对那位偶然的谈话者的印象，父亲高兴地强调说：“是的，我说‘偶然’当然是徒劳的，而我说‘徒劳’当然是偶然的，因为此处我同意那位牧师的说法，特别地，就所有我有机会看到过的植物和动物而言，它是毫无疑问的，确凿无疑的……”期待中的最后的着重强调没有出现。随着一阵朗笑，那声音消失在黑暗中——啊，现在我已经突然想起了那本书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