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译：殷晓云
尽管苦苦推测了三十年，“深喉”——那个泄露尼克松掩盖水门事件真相的关键细节给《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的线人——的身份却从未被揭露出来。
现年91岁，上世纪七十年代联邦调查局二号人物，W•马克•费尔特终于承认，自己就是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匿名者。在《名利场》的这篇独家报道里，约翰•D•奥康纳还一位美国民主政治的英雄以本来面目，叙述荣誉与责任间的斗争，而这种责任，几乎让费尔特把自己的秘密带入坟墓。
1
1999年8月，加利福尼亚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忙碌的大学西班牙语教授、单身母亲琼•费尔特正趁着上课前拾掇家务。不料敲门声响起，她便停了下来。她应声而去，来者是个彬彬有礼的男子，50岁光景，自称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询问能否见一下她的父亲，与她同住在圣罗莎近郊的W•马克•费尔特。男子说他叫鲍勃•伍德沃德。
琼对伍德沃德这个名字没有印象，以为他和那个礼拜打电话过来的一帮记者没什么两样。彼时，正是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辞职25周年，1974年，他因水门事件这一丑闻而灰溜溜地离开办公室。记者们一直在问她，其父——水门事件那个年代联邦调查局的二号人物——是否就是“深喉”，传说中的那个内部告密者，当年在匿名的情况下，把白宫那桩罪恶的线索一五一十地透露给了两个年轻记者。琼猜想，类似的电话可能也光顾过其他一堆深喉候选人。
这些年来，这些名字已经成为历史学家猜谜游戏的一部分：是政府高层中的谁鼓起勇气向新闻界泄密？是谁设法揭露尼克松班底在政治间谍大战以及随后在掩盖真相的过程中密谋阻挠执法？到底是谁，推动了自1868年安德鲁•约翰逊弹劾案以来最为严重的宪政危机的发生——并最终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琼突然好奇起来。和别人不同，这个记者是亲自登门的。而且，他宣称自己是她父亲的朋友。琼说了声“请原谅”便去告诉父亲。当时他86岁，显然饱受了岁月的侵蚀，但思维还是很敏捷。琼把门口那位陌生者的来访告诉了他，他当即同意要见一见“鲍勃”，她吃了一惊。
琼回忆道，她把客人领进屋，自己就起身离开，两个男人聊了有半个小时。随后，她请两人上车，跟她一起去附近的集市。“鲍勃坐在后座，”她说。“我问起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说他一直在西海岸采访报道（亚利桑纳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总统）竞选活动，在萨克拉门托或是弗雷斯诺，”——四个小时路程——“我心想他是顺道过来。他揣摩我的年纪。我觉得，哎呀，（他很）迷人。也很和气。真糟糕这家伙不是单身。”
琼匆匆走进杂货店，伍德沃德和费尔特就在车里等。回去的路上，琼回忆道，伍德沃德问她，“可不可以带你爸爸出来吃顿午饭、喝上一杯？”她同意了。于是，一到家，伍德沃德便离去开他的车子。
一直照料父亲起居的琼意识到，或许得提醒一下伍德沃德别让父亲贪杯。然而，她打开前门，既没看到记者，也没见着他的车子。带着疑惑，她决定开车四下里兜一圈，只见他已离开费尔特家的这一片区域，走进了八个街区之外的一个中学停车场。他正要进入一辆豪华轿车。但是，出于过分的礼貌，琼居然没有问伍德沃德为什么要把车子停在那。或者说，他为什么还要坐这么一部豪华的车子过来。
到了晚上，她父亲仍旧对那顿中饭意兴盎然，津津有味地说着“鲍勃”和他如何开怀畅饮马提尼。琼觉得事情有点怪。父亲整个礼拜都在回避记者，却惟独同这一位谈笑风生。还有，伍德沃德为什么要如此警惕？琼相信自己的直觉。虽然她还没有把伍德沃德、《华盛顿邮报》和水门事件这三者联系在一起，但她确信，这不会是一次偶然的拜访。
没错，以后的几年里，随着费尔特向90岁迈进，马克•费尔特同他的女儿，还有琼的弟弟小马克，以及琼的儿子尼克，就一直和伍德沃德保持着电话（也有电子邮件往来）联系。2001年，费尔特小病了一次，他的脑力开始有些衰退，但还是很有精神，仍保持着幽默感。61岁的琼和58岁的小马克说，一直以来，伍德沃德都保持着亲切与友好，不时地问起费尔特的健康。“你兴许记得，” 2004年8月伍德沃德在给琼的电子邮件中说，“我父亲也快91了。（他）看上去挺快活——这是我们所有人的目标。祝大家好，鲍勃。”
2
伍德沃德的这次拜访过去三年后，我和妻子简有回恰好在家里愉快地招待我那念大三的女儿克里斯蒂和她的斯坦福大学的七个同学吃饭。有几个学生刚从南美度假回来，重聚在一起，气氛着实热烈又惬意。简摆出了典型的意大利式盛宴，大盘大盘的意大利面，烤鸡，蔬菜，还有一瓶又一瓶的啤酒和葡萄酒。我们在马丁县的寓所可以远远望见圣拉斐尔山，在那样一个春天的夜晚交流远行的见闻再合适不过了。
我说起了我的父亲，二战期间在里约热内卢充当联邦调查局密探，就此开始职业生涯的一名律师，克里斯蒂的朋友、我认识了有三年的尼克•琼斯就在边上听着。当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里约热内卢风云的时候，尼克提到了他的外祖父，也是个律师，大约也是在那个时候进的联邦调查局，后来成了名职业探员。“他叫什么名字？”我问道。
“你大概听说过他，”他说。“他曾是联邦调查局一个高级头目……马克•费尔特。”
我怔住了。眼前这个朝气蓬勃的在校生在某种程度上令我联想到自己：一个精力旺盛的优等生，有着一个同尼克的外祖父一样的，从事间谍工作的父亲。（尼克和我中学里都是优秀的运动员。我上了圣母大学，又进了密歇根大学法学院72年那届班，之后，进入圣弗朗西斯科的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最后落脚于享有很高声誉的圣弗朗西斯科湾律师事务所。）对尼克我一向很关照，一直鼓励他往律师方向发展。但我不知道他的外祖父和那个家伙——传说已久的大名鼎鼎的深喉——那个我当联邦检察官的时候就久闻大名的家伙是同一个人。费尔特甚至与我早年的导师、因1973年“星期六夜晚大屠杀”事件而出名的威廉•拉克尔肖斯共过事。（当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阿切博尔德•考克斯要求尼克松交出在椭圆形办公室秘密录制的九盘录音带的时候，总统坚决要解除考克斯的职务。不仅是考克斯解了职，拒绝解除考克斯职务的司法部长艾略特•理查森和副部长拉克尔肖斯也一并辞职，成为国家英雄。）
事实上，深喉，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才是英雄——连同他协助的两个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通过对水门事件的揭露，两人都因此而赢得职业上的声誉和财富）。而我女儿的这个朋友，我怀疑，就是那位赫赫有名的线人的外孙。“马克•费尔特！”我叫了起来。“你在开玩笑。你外公就是深喉！你知道不？”
尼克的回答很平静，也许还带着那么一丝不确定，“你知道，约翰老兄，我很早就听说过了。只是最近我们才开始觉得，兴许就是他。”
那天晚上，我们撂下这个话题，谈了些别的事。不想几天后尼克打电话来，请我以律师身份过去见一见他的外祖父。尼克和他母亲准备商量着让一下费尔特自己坦白。据尼克说，在向家人隐瞒真相多年之后，费尔特最近私底下向密友承认了他的秘密身份。但就那个话题，费尔特坚决保持沉默——除非他死了——他认为自己过去的泄密有点欠光彩。
不过，琼和尼克则认为他是个真正的爱国者。他们开始意识到，在他去世之前，争取通过外界来帮助他讲述他那秘而不宣、要被遗忘的故事和他的道路，或许是明智之举。
我同意那星期去见马克•费尔特。
3
深喉的身份是当代新闻界最大的谜团。据说他或许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匿名者。不过，除去他的名声，今日美国社会还欠着这位冒着巨大的个人危险，决心帮助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追查水门事件真相的政府官员一笔巨债。
首先，说一下背景。1972年6月17日这天清早，五个闯入波托马克河畔民主党总部所在地水门大楼的“窃贼”被人擒获。团伙中的两个被发现携带着写有“W. House”和“W.H.”字样的文书。结果证明是，他们受命于前中央情报局探员、近来效力于白宫的E•霍华德•亨特，还有前联邦调查局探员、名列于支持总统连任委员会（即CRP，被念成Creep（注：Creep有小偷小摸之意。），负责组织尼克松对抗南达科他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治•麦戈文竞选总统的活动）的G•戈登•利迪。
给闯入行动提供的资金系通过一个墨西哥银行的帐户瞒汇漏税而来，实际上来自由尼克松第一届任期时的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掌管的CRP的金库。闯入事件之后，华盛顿满城风雨：五个与共和党有干系的男子带着手套、照相机、大量的现金还有窃听设备跑到民主党竞选运动总部干什么？
这起事件之所以持续成为头条新闻，还得感谢一对令人讨厌的记者搭档，两人当时都30岁不到：卡尔•伯恩斯坦，一个邋里邋遢的大学退学生，在《邮报》干了六年，已是个老手（如今是作家、演讲家，《名利场》杂志的撰稿人），鲍勃•伍德沃德，曾是海军军官，耶鲁毕业（如今是著名作家、《邮报》总编辑助理）。事件持续升温的另一个原因，是联邦调查局的不断调查，在代理副局长马克•费尔特的指挥下，他的团队找了86名政府和CRP的人员谈话。然而，这些调查活动很快遭到暗中破坏。白宫和CRP已要求他们的律师每次会面都要到场。费尔特相信，中央情报局故意给了联邦调查局错误的线索。联邦调查局对这些谈话的“评论”的大部分正被秘密传给尼克松的顾问约翰•迪安——传送者不是别人，正是费尔特的新上司，L•帕特里克•格雷。（格雷，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闯入事件发生的六周前，接替了去世的J•埃德加•胡佛的位置。）整个这一过程中，尼克松阵营都在否认白宫和CRP同水门事件有任何瓜葛。经过为期三个月的“调查”，无证据显示白宫中有谁与之有牵连。
闯入事件被解释为一起个人勒索阴谋，涉案者仅限于被拘留的那几名嫌犯，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似乎陷入僵局。麦戈文没有能因为此事而赢得竞选的魅力，1972年11月，时任总统以压倒性票数获得连任。
4
不过，在那个要命的夏秋，至少有一位政府官员决心不让水门事件烟消云散。那人就是伍德沃德的“有关人士”。为了让水门事件成为焦点，深喉不断地向记者证实或否认机密信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会把这些信息编进他们连续不断的报道，还总是放在《邮报》的头版。
在不计其数的会面中，为防跟踪和窃听，伍德沃德与深喉想出了间谍式的方法，永远都是小心翼翼的。假如伍德沃德提出要见面，他就在寓所阳台的后面放一个空花盆（里面插上一面红旗）。倘若是深喉提出，每天早晨七点前送给伍德沃德的那份《纽约时报》第20页里，就会神秘地出现一只时钟的指针。然后他们会在约定的时间在一个地下停车场会合。（伍德沃德一般会乘坐两辆出租车，再步行一小段路赴约。）停车场给深喉提供了一个昏暗的密谈场所，一个能清楚观察跟踪者迹象的视角，还有快速撤离的路线。
无论深喉是谁，他是一个心乱如麻的政府官员是确定无疑的。正如《邮报》的两名记者在他们1974年出版的那本描写水门事件幕后故事的《总统班底》一书中所写的，深喉生活在孤寂与恐惧中，随时都有被解雇甚至是被告发的危险，也没有同事可以信赖。职业与境况既然已处于这样一种危险之中，他理所当然地怀疑电话被窃听了，房间里也被安了窃听装置，文件也被人翻查过。深喉最终还会警告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他有理由相信“每个人都有生命危险”——意指伍德沃德，伯恩斯坦，大概，还有他自己。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邮报》置白宫的压力与抗议于不顾，对事件的披露有增无减。对政府越发愤怒的深喉也变得越来越勇敢。过去他仅仅是证实两名记者从别的渠道得来的消息，现在他开始提供政府策划的这一阴谋的细节与轮廓了。（在那本书的电影版里，罗伯特•雷德福和达斯廷•霍夫曼分别扮演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哈尔•霍尔布鲁克出演深喉一角。）
很快，公众的抗议与日俱增。别的媒体也开始认真报道此事。1973年参议院开会吸引了电视转播，当关键人物，比如约翰•迪安获得了豁免待遇，整个阴谋大白于天下。调查表明，总统尼克松录制了大量商讨策略的会议音带——而且掩饰手段违反了有关阻挠执法的法令。1974年8月8日，随着众议院明显倾向于弹劾，总统宣布辞职，尼克松政府内外30多名政府及竞选活动官员服罪或被控有罪。一言以蔽之，水门事件重申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人，即便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很大程度上由于《邮报》所披露出的这些秘密，有时和深喉一样，法庭与国会见不得现任总统为所欲为，也总是要提防总统及其内阁企图以“行政特权”的名义阻挠他们获取白宫的文件。水门事件促使后来所谓的“独立律师”法令（针对对高级联邦政府官员的调查）付诸实施，并使“检举”（商业和政府的不法行径）这一仍然带着冒险与英勇的行为合法化。水门事件还激励了一家独立媒体，实际上是催生了一批好调查的新闻记者。
5
不过，自尼克松第二届任期的那次政治大混乱起，深喉就拒绝暴露自己。他在七届总统任期内都保持沉默，置唾手可得的财富于不顾，那些财富可能来自一本讲述大揭密的书、电影或者电视专题节目。伍德沃德说，深喉希望隐名埋姓直到死，他发誓要保守线人的秘密，他已保守了二十多年了。（严格地说，深喉的身份只有伍德沃德、伯恩斯坦、他们的前主编本•布拉德利——还有深喉本人知道。）
在《总统班底》这本书里，作者把他们的线人描述成一个富于激情而又自我矛盾的人：“他明白自己的弱点，乐意接受自己的缺点。不可思议，他是个不可救药的蜚短流长者，他仔细地区别流言的来龙去脉，对此很是痴迷……他会大喊大叫，他酗酒，夸夸其谈。他不善于掩饰感情，可以说不像是这个位子上的人。”尽管他是华府的人，却是个被官僚纷争搞得“精疲力竭”，对尼克松政府的“弹簧刀心态” （switchblade mentality）及其政府机构政治化策略不再抱有幻想的人。深喉这种人处在一个“极端敏感”的位置，处于“一个有大量来自各地的信息进进出出的信息集散地”，与此同时，又异常在意自己作为秘密消息人的这一角色。“深喉，” 伍德沃德2003年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否认他曾帮助过我们，对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的同事撒了谎。”
随着岁月的流逝，琼•费尔特真的开始想知道，她父亲是否就是这个勇敢而又备受折磨的人。
6
1913年，马克•费尔特出生在爱达荷州的双瀑城，那个时候，联邦调查局的探员还是一副典型的爱国者形象——在这片被战争，被大萧条，被暴力犯罪弄得千疮百孔的土地上与犯罪做斗争。出身于中等家庭的费尔特为人爽直，爱发号施令，就读于爱达荷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律学院，娶了同是从爱达荷大学毕业的奥德丽•鲁宾逊，1942年进入联邦调查局。
衣冠楚楚，迷人帅气，一头引人注目的浅棕色头发，随着时光渐渐变灰，费尔特像极了演员劳埃德•布里奇斯。他曾是民主党党员（里根执政时期转为共和党），倾向保守，遵纪守法。他们一家经常搬家，他会去琼•费尔特就读的每一所学校讲话——条子衣服里藏着腋下手枪套。在调查局，他同上级和下属都处得不错，嗜饮苏格兰和波旁威士忌，虽然他也曾把胡佛的关于其探员不得饮酒的纪律放在心上。费尔特任堪萨斯城特务负责人期间，采用积极而富有创新的策略，帮助打击了该城的犯罪团伙，1962年，他被任命为联邦调查局训练部副司令。费尔特练就了简洁、客观的写作风格，此举深得做事严谨的胡佛的赏识，胡佛也视费尔特为最亲近的幕僚之一。1971年，在一次对他那位寻权的国内情报部负责人威廉•沙利文的管制行动中，胡佛将费尔特升到一个新设的岗位以监视沙利文，使费尔特一跃成名。
费尔特被层层提拔那当儿，他女儿琼却不折不扣地成了一个叛逆者。随着琼生活方式的改变，做父亲的虽不吭声，却横竖看不惯，他对女儿说，她和她的那些同龄人让他想起激进的“气象”地下组织成员（注：指美国激进组织weather-underground，其成员自称“气象员”。）——一个他恰好参与追捕的小团体。琼有段时间同父母断绝了来往（她和父亲重归于好至今已有25年多了），隐居在一个小镇，她在那里生下了第一个孩子，鲁迪（尼克的哥哥，现名威尔），电影摄像机记录了这一场面，并收录进1974年的记录片《鲁迪的诞生》。有回做父母的前去拜访琼的农场，只见她和一个朋友赤身裸体地坐在太阳底下，一边给孩子喂着奶。
琼的弟弟小马克，是名商业飞行员，空军退役中校，他说，那段时期他们的父亲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他一到华盛顿，”马克回忆道，“一周要工作六天，回家，吃饭，睡觉。较之生活中的其他东西，他对联邦调查局最笃信不疑。”有段时间，马克说，他爸爸还义务给广受欢迎的60秒钟电视节目《联邦调查局》担任类似于技术指导的角色，不时会和在剧中饰演一名与费尔特职责相似的探员的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爵士一起去片场。“他性格冷酷，”小费尔特说，“乐于冒险，且不按规则办事。”
在他那本鲜为人知的1979年回忆录，与拉尔夫•德托莱达诺合著的《联邦调查局金字塔》中，费尔特看上去像是一个同傲慢的胡佛——费尔特最敬重的人——相对应的务实的人，胡佛，在费尔特眼里，“有魅力，有活力，迷人，气量小，强大，有些做作，才华横溢，自负，勤奋，令人敬畏，有同情心，盛气凌人”；他天性里有种“清教徒”似的味道，具有军人般的坚毅品质和迷人的气质。（“胡佛坚持乘飞机坐同一个座位，住同样的宾馆的同一个房间。他仪表整洁……每次露面都像是才剃过须、才冲过澡，衣服也像是才熨过。”）费尔特虽然更好交际，但仍是胡佛那种类型的人：讲纪律，对下属忠心耿耿，拒绝任何企图危及联邦调查局的势力。实际上，费尔特近乎是把自己视作联邦调查局的良心。
7
胡佛去世之前，尼克松班底同联邦调查局的关系就恶化了。1971年，费尔特曾被叫到宾西法尼亚大街1600号。他被告知，总统已经开始“要爬墙了”，因为有人（尼克松相信是政府内部的人）把政府关于同苏联谈判新式武器的策略泄露给了《纽约时报》。尼克松的助手警告联邦调查局，通过窃听也好，或是给嫌犯做测谎也好，务必找到元凶，如此的泄密事件使得白宫启用了前中央情报局的人亲自出马，找一帮粗野的人做间谍，建立邪恶的“管子工（注：Plumber，指防止政府人员泄密的“堵漏人员”。）”组织，而水门事件就归其管辖。
8
费尔特到达白宫后面对的是一个古怪的聚会。主持人是内政部副部长埃吉尔•克罗爵士，与会者有间谍出身的E•霍华德•亨特，还有司法部部长助理罗伯特•马蒂安——“一个秃顶的小个子男人，”费尔特回忆道，“穿着身看上去像工作服的衣服，还有双脏兮兮的网球鞋……拖着脚在屋里走着，一边摆放着椅子，（起初）我还以为他是个清洁工。”（马蒂安是从一场周末网球赛被叫到白宫的。）据费尔特回忆，会议一开始，他就表示，没有法律许可，他不同意对泄密的嫌犯进行窃听。
在这次并没有达成明确策略的会议之后，克罗的团体就开始有理由怀疑五角大楼的每一名雇员。不过，尼克松强令“国务院、国防部等机构的四五百人同样要接受测谎，这样我们就可以尽快吓唬一下那些坏蛋”。费尔特在他的书中写道，两天后，他解脱了，因为克罗告诉他，政府已决定让“中情局”而不是联邦调查局“来进行测谎问讯……很明显，约翰•埃利希曼（克罗的上司、尼克松的对内政策高级顾问、管子工组织的头目）已决定要‘惩罚’一下联邦调查局，因为他认为其不合作，不愿涉入这项后来由‘管子工’接手的工作”。
1972年，白宫向联邦调查局法律研究室施压，要求其宣布一份相当致命的备忘录系伪造——为使政府在舞弊丑闻中免受指控的一种方法，被胡佛和费尔特拒绝后，两个机构间的紧张关系加剧。费尔特坚信捏造伪证是非法的，为了维护联邦调查局的声誉，他声称已拒绝了约翰•迪安的请求。（当亨特头戴不合适的假发出现在丹佛，企图从那个被怀疑是备忘录撰写者的说客迪塔•比尔德那里索取信息时，事情呈现出一种荒诞色彩。）
很明显，费尔特对白宫这帮好事之徒越来越心怀轻蔑，他认为他们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急于利用司法部。再者，由于联邦调查局的头把交椅正被一名临时继任者L•帕特里克•格雷所替代，而这位共和党律师又希望永久性占据胡佛的位子，后来于这年五月去世的胡佛便再也无心庇护费尔特和联邦调查局的那些卫道士了。随后发生了闯入了事件，激战也开始了。“看样子，差不多每件事情我们都要和白宫不停地吵，”费尔特这样描述1972年那段黑暗的日子。他很快开始相信，他正在为联邦调查局的精神而战。
9
随着联邦调查局对水门事件调查的深入，白宫也在制造着越来越多的障碍。当费尔特和他的团队相信他们能够“追查水门‘盗贼’手中那笔钱的来源一直追查到墨西哥城的一家银行”时，据费尔特回忆，格雷“不动声色地命令（费尔特）停止在墨西哥的任何调查”，因为这也许会打乱中央情报局在那里的行动。费尔特和他的几个主要副手设法与格雷面谈了一次。“哎，”费尔特对他的上司说，“联邦调查局的声誉正遭到威胁……除非得到中央情报局关于请求放弃在墨西哥调查的书面报告，无论如何我们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这还不够，”费尔特大概还补充道。“我们必须完全脱离约翰•迪安和拥护总统连任委员会做些事情。很明显他们在使绊子——在他们知道的每件事上耽搁我们、误导我们。这种情况在调查集团犯罪时我们才会碰上……而整个事件恰恰就爆发在总统身上。”
在接下去的一次会议上，据费尔特回忆，格雷问调查能否就限于“这七个目标”，他指的是那五个盗贼，再加上亨特和利迪。费尔特答道，“我们要调查的远不止这七个。这些人是爪牙。我们的目标是这些爪牙的操纵者。”格雷与他的团队达成一致，同意贯彻始终并继续调查。
费尔特在书里并没有提及与此同时他决心挣脱政府的束缚去揭露尼克松班底内的罪行——或是扫除他们施加在他工作上的压力。仅有微乎其微的蛛丝马迹显示他或许下过决心向《华盛顿邮报》泄密；事实上，费尔特是铁了心要坚决否认自己就是深喉。实际上，尽管格雷坚决为自己的属下辩解，但白宫已开始向费尔特的这位上司问询。费尔特后来这样写道：
格雷向我吐露说，“你知道，马克，（司法部长）迪克•克兰丁斯特对我说或许我该除掉你。白宫班子里的人确信你就是向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泄密的联邦调查局线人。”……
我说，“派特，我从未向任何人泄露过任何东西。他们搞错了！”……
“我相信你，”格雷答道，“但白宫不相信。 克兰丁斯特对我提过三四次让我干掉你但我都拒绝了。他没说这是上头的意思，但我确信就是。”
10
根据水门事件录音带透露的信息来看，很明显，费尔特实际上是尼克松的报复目标之一。1972年10月，尼克松叫嚣着要把“该死的整个调查局给解雇了”，还指名道姓地点到了费尔特，他认为他是通过不断向新闻界泄密暗中跟他捣乱的那个阴谋中的一分子。“他是天主教徒吗？”他跟他所信任的顾问 H•R•霍尔德曼打听，回答说费尔特是犹太人。（爱尔兰裔的费尔特不是犹太人，且宣称没有宗教派系。）曾一度疑心实质上可能是一个犹太阴谋集团在同他作祟的尼克松似乎吃了一惊。“基督啊，”他说，“联邦调查局把一个犹太人放在那里？……像是犹太人干的事情。我不知道。事情总有这样的可能。”
然而，不是费尔特，而是格雷成了替罪羊。1973年2月，在对格雷正式任命的听政会上，他被白宫他过去的同盟抛弃了，用尼克松助手约翰•埃里克曼的话来说，他“在风中慢慢地，慢慢地艰难地走着，”格雷一走，费尔特就失去了他最后的帮手和庇护人。下一个走运的是联邦调查局临时局长、后来在尼克松“星期六夜晚大屠杀”中以司法部副部长身份辞职的拉克尔肖斯。费尔特也于同年离开了调查局，从事他的巡回演讲去了。
随后，到了1978年，费尔特被指控于七十年代初曾授权联邦调查局非法进户搜查，当时，探员们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入了被认为是同“气象”地下组织有牵连的爆炸嫌疑犯的亲朋家中进行搜查。他被传讯，而法庭外有数百名联邦调查局的同事在为他游行示威。费尔特不顾律师们的强烈反对，在陪审团不恰当的法律要点说明之后，声称按照现有执法程序，在国家安全遭到威胁的时候，他有权批准搜查。即便如此，两年后，他还是被判有罪。孰料时来运转，正当案子还在上诉中，罗纳德•里根上台，1981年，费尔特获得赦免。
费尔特和妻子一直盼望着退休后能找个地方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享受功成名就的感觉。但在经受了多年的审判之苦之后，两人都感觉被这个他们为之效力的国家背叛了。为人一向认真的奥德丽，陷入了深深的压力、焦虑与紧张中，精疲力竭，两人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他麻烦的官司。1984年，她早早地离开了，过了很久以后，费尔特仍在说起，不堪官司的重负是妻子去世的重要原因。
11
2002年，我们那次欢宴过去一周后，尼克•琼斯带我见了他的母亲琼•费尔特——她充满活力，头脑开放，容易激动，过于兴奋，对父亲充满了骄傲与保护，身材苗条、迷人（她一度做过演员）——还有他的外祖父。费尔特那年88岁，精神矍铄，和颜悦色，一头触目惊心的白发。他双目有神，握手有力。前一年他中风过一次，虽然日常散步还需要金属助走架的帮助，但整个人风采依旧。
我很快就意识到尼克这一请求背后的紧迫性。几个星期前——大约是水门事件30周年前夕——《环球报》记者道娜•考夫曼曾打电话问琼，她父亲是否就是深喉。琼简单地说了说三年前伍德沃德的那次神秘来访。考夫曼随后写了篇报道，标题是《深喉暴露了！》。她在文章里引用了一个名叫蔡斯•邱尔曼-贝克曼的年轻人的话。他曾在1999年《哈特福德新闻报》的一篇文章里说，1988年参加夏令营的时候，他的一个名叫雅各布•伯恩斯坦的小朋友——卡尔•伯恩斯坦与作家诺拉•伊弗龙的儿子——曾透露过一个秘密，提及他父亲曾告诉他一个名叫马克•费尔特的男子就是臭名昭著的深喉。伊弗龙和伯恩斯坦于1999年离婚，两人都声称费尔特是伊弗龙最感兴趣的嫌疑对象，而伯恩斯坦从来都没有透露过深喉的身份。尽管伯恩斯坦做了这样的申明，但他们的儿子只是重复了他母亲的猜测。（当记者们接近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就深喉的身份问题猜来猜去时，两人均拒绝透露。）
《环球报》的文章发表后不久，琼•费尔特接到伊薇特•拉加尔德一个紧张的电话。上世纪80年代末，妻子去世后，费尔特与拉加尔德成了好朋友，经常结成社交伴侣。“为什么他现在就宣布了？” 拉加尔德忧心忡忡地问琼。“我以为直到死他才会被揭露。”
琼冲着电话直嚷。“宣布什么？”她想知道。
拉加尔德显然意识到琼不知道真相，便把话收了回来，终于透露了她保守多年的那个秘密。拉加尔德说，费尔特曾向她吐露，事实上他就是伍德沃德的线人，但他要她誓守秘密。琼随后便与先前失口否认的父亲当面对质。“现在我知道了，你就是深喉。”她没忘记告诉他，是拉加尔德透露给她的。他的反应是：“既然如此，好吧，没错，我就是。”她当即恳求父亲立刻公开身份，就算是趁人还在世的时候给自己做个谢幕，也能得到一些荣誉。费尔特勉强同意了，但接着又变卦了。看来，他决计要把他的秘密带进坟墓了。
12
但情况表明，伊薇特•拉加尔德还告诉过别人。十来年前，她曾把这个秘密透露给过其长子米基，幸亏她身边这位现已退役的陆军中校曾在北约军事总部这样绝密级部门供过职。米基•拉加尔德表示，他还记得妈妈当时跟他讲起的那一发现：“我妈妈的公寓就在水门大楼内，我能见到马克。”他回忆道。“1987、88年那会，有次去看她，她向（我妻子）迪伊和我透露说，实际上，马克，就是搞垮了尼克松班底的那个深喉。我想妈妈还不曾向别的人说起过。”
迪伊•拉加尔德是名注册会计师，也是政府审计员，她证实了丈夫的话。“她都说了，” 迪伊回忆道。“我们仨好象就坐在她寓所厨房的餐桌旁。她指认他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并没有疑问。除了我丈夫，你是第一个跟我谈起这事的人。”
父亲正式同意的那一天，琼去上课了，费尔特则同生活助手阿塔马•巴蒂萨萨一起走了段路。一般说来，费尔特总是表现得不慌不忙，任由思绪在话题间自由漂移。但这一路上，巴蒂萨萨后来告诉琼和我，费尔特变得异常激动，出乎意料地只盯住一个话题。护理员如今用他浓重的斐济口音回忆道，“他这样对我说，‘联邦调查局的人应当对他的职业忠诚。’他谈起了忠诚。他没有说起他是深喉。他告诉我他并不想那么做，但‘事关尼克松，这样做是我的职责’。”（费尔特以后经常会重复这个话题。那个月，在收看水门事件电视专题节目的时候，他和琼听到深喉的候选人中就有他的名字。为了激起父亲的反应，琼小心翼翼地以第三者口吻问他；“你认为深喉想搞掉尼克松吗？”费尔特的回答是，“不，我不想搞垮他。”他声明，事实上，他“不过是在履行他的职责。”）
13
五月的那个星期天，当我第一次见到马克•费尔特的时候，时不时地，他还是特别关心局里的人是如何看待深喉的。他的内心仿佛在挣扎，究竟自己会被视做一个正派的人还是一个叛徒。我强调说，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和检察官们如今视深喉为爱国者，而不是什么恶棍。我还强调，能让他愿意公开身份的一个原因，当是为了一个特别的目的，即从他自己的观点来讲述这个故事。
看得出来，他的态度很暧昧。“起先他还挺顺从，”外孙尼克回忆道。“后来又犹豫了。他担心有辱家门。我们认为这简直太酷了。对于外公来说，更多的应该是光荣，并没有什么羞耻可言……直到今天，他都觉得他做得对。”
交谈行将结束时，费尔特似乎有坦白的意思了，但还不承认。“我会考虑你的话的，我会让你知道我的决定，”那天他非常坚定地对我说。我告诉他，假如他下定决心，我将无偿为他做这个工作，帮他物色一个有名望的出版商。（实际上，我是在目睹了费尔特健康和精神状况日渐不佳，并且得到了他与琼的许可之后写成这篇文章，披露这一信息的，受拥有委托律师的当事人特权条款的保护。费尔特一家免费协助写就这个故事。）
不过，我们的讨论仍在一点一点地进行下去。费尔特告诉琼他还有别的顾虑。他想知道“法官会如何看待”（意思是：假如他坦白自己的过去，会不会就等于在自首自己的行为？）看起来他着实很矛盾。琼用一种谨慎的方式来谈及这个问题，有时就用乔•卡梅尔来指代深喉这个称谓。尽管如此，他们谈得越多，费尔特也变得越明朗。好几次他都向我坦白说，“我就是他们过去叫做深喉的那个人。”
对儿子他也坦白了。早些年，一听到费尔特的名字作为深喉嫌疑人出现，费尔特总是一副气咻咻的样子。“他的态度是：我认为做深喉并非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小马克说。“你不应向任何人泄密。”如今，他父亲却在承认他的确是做了。“下决心（捅给新闻界）应该是非常艰难、痛苦，令人难以忍受的，超出了他工作的范畴。假如他不认为这是消除白宫和司法部腐败的唯一途径，他就不会那么做了。他的内心遭受着折磨，但永远也不会显露出来。他不是哈尔•霍尔布鲁克扮演的这个角色。他不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尽管）这将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他也不会为此而痛苦。”
有次在一家能俯瞰太平洋的景观餐厅里吃午饭，琼和马克让父亲落座，商量起向公众公开身份的事。据儿子说，费尔特同他们争了起来，警告他们不要背叛他。“我不想把这个公布出去，”费尔特说。“要是登到了报纸上，我会知道是谁捅出去的。”但他们依然坚持。他们解释说他们希望父亲的遗产是崇高而永恒的，而不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除了他们的主要动机——为后世着想——他们还想着或许最终还能从中获些利。“鲍勃•伍德沃德会因此包揽所有的荣誉，但我们也至少可以弄点钱来付掉些帐单，比如孩子们的教育贷款，”琼说道。“这么做就算是为了这个家吧。”所有孩子都记得，这么一来，他终于同意了。“对此他不是特别感兴趣，”马克说，“但他说，‘这个理由不赖。’”
14
费尔特暂且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愿意“合作”，但只答应在鲍勃•伍德沃德的协助下合作。答应了他的要求，琼和我那几个月里便跟伍德沃德通了好几次电话，商量是否可以以出书或是写文章的形式来合作。交流的时候，伍德沃德有时一上来会多多少少先发表一通声明，说，“就算是我现在在跟你说话，也不代表我在承认他就是你们认为的那个人。”随后他会表达他的顾虑，我记得，主要是两方面。首先，这是琼和我向费尔特施加了压力，还是他本人出于自愿要公开身份？（我理解这意思是：难道他打算撕毁先生们保守了三十年的盟约？）其次，费尔特的神志是否真的清楚？伍德沃德自己掂量了一下，对琼和我说，他想过来再会会她父亲，自从那次午餐后他们再没见过面。
“有个阶段他的电话稍微多了点，”琼说起她和伍德沃德间的协商。（尼克说他有时也会接电话同他说说话。）“他总是彬彬有礼。我们谈论要和爸爸一起做本书，我想他正在考虑。那是我的理解。起先他没有拒绝……接着他又有点不想跟我谈书的意思，说，‘琼，别给我压力。’……在他看来是有没有权利的问题：爸爸有权放弃他们两人订的誓约，即除非爸爸去世，否则绝口不提的那一誓约吗？我一度这样说，‘鲍勃，私底下就你和我，我希望得到你的证实：深喉是我的爸爸吗？他当然不会证实。我说，‘如果不是，你至少可以告诉我他不是。我们可以就此了结。’他说，‘我不能那么说。’”
琼说，那段日子伍德沃德至少和费尔特通过两次电话，“没有任何旁听的人。从他们早先的那次午餐后，爸爸的记忆就每况愈下了，但无论鲍勃什么时候打过来，爸爸总记得他……我说，‘鲍勃，爸爸能像记得你一样记得别人就太希奇了。’” 伍德沃德的回答是：“他有充分的理由记得我。”
同样，伍德沃德在佛罗里达的家中和小马克也进行了交谈。“他打电话同我商量是不是要、何时去拜访一下爸爸，”他说。“我只是问他，‘你打算把深喉这件事公之于众吗？’他的意思基本上是，他向我爸爸或是什么人发过誓，他不会揭发此事……假如爸爸不是深喉的话，我想象不出会有其他什么原因使得伍德沃德对爸爸、对我，或是对琼发生兴趣。他的问题都是关于爸爸目前健康状况的。他为什么对爸爸的健康这么关心？”
据琼说，伍德沃德曾计划来探望父亲两次，于是，她等着同他商量合作的事。但两次他都爽约了，而且再也没计划过。“那真叫人失望，”她说。“也许他就是在希望我把这事给忘了。”
直至今日，琼•费尔特对鲍勃•伍德沃德的评价也都还是积极的。“他是那么善解人意、无可挑剔，”她一直这么说。他们仍旧用电子邮件保持联系，交换美好的祝愿，他们的关系因为她父亲在艰难年代锻造的一根纽带而加强了。
如今，费尔特坐在已故妻子奥德丽的一幅巨型油画下看着电视，有一个新的护理员陪着乘车外出。费尔特91岁了，对于细节的记忆已经残缺不全。琼允许他每晚喝两杯酒，有时候，两人还会合唱一曲《星条旗永不落》。费尔特幽默而稳健，当说起他廉正的、亲爱的联邦调查局时，他的背脊会挺直，拳头也会握紧。
我相信马克•费尔特是美国最伟大的秘密英雄之一。我很清楚，在他的心灵深处，仍旧对自己的行为存有内疚，但他也知道，历史事件驱使着他做出这样的举动：对行政部门企图阻挠他的机构对真相的追查进行反抗。费尔特长期怀着自豪与自我谴责两种矛盾的心情，已经在他自己造就的牢笼里囚禁了30多年，这个牢笼建立在他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对国家、对事业坚定不移的忠诚之上。但如今，真相被家人公开后，有了家庭的支持，他应该不再有被囚禁的感觉了。
尽管苦苦推测了三十年，“深喉”——那个泄露尼克松掩盖水门事件真相的关键细节给《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的线人——的身份却从未被揭露出来。
现年91岁，上世纪七十年代联邦调查局二号人物，W•马克•费尔特终于承认，自己就是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匿名者。在《名利场》的这篇独家报道里，约翰•D•奥康纳还一位美国民主政治的英雄以本来面目，叙述荣誉与责任间的斗争，而这种责任，几乎让费尔特把自己的秘密带入坟墓。
1
1999年8月，加利福尼亚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忙碌的大学西班牙语教授、单身母亲琼•费尔特正趁着上课前拾掇家务。不料敲门声响起，她便停了下来。她应声而去，来者是个彬彬有礼的男子，50岁光景，自称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询问能否见一下她的父亲，与她同住在圣罗莎近郊的W•马克•费尔特。男子说他叫鲍勃•伍德沃德。
琼对伍德沃德这个名字没有印象，以为他和那个礼拜打电话过来的一帮记者没什么两样。彼时，正是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辞职25周年，1974年，他因水门事件这一丑闻而灰溜溜地离开办公室。记者们一直在问她，其父——水门事件那个年代联邦调查局的二号人物——是否就是“深喉”，传说中的那个内部告密者，当年在匿名的情况下，把白宫那桩罪恶的线索一五一十地透露给了两个年轻记者。琼猜想，类似的电话可能也光顾过其他一堆深喉候选人。
这些年来，这些名字已经成为历史学家猜谜游戏的一部分：是政府高层中的谁鼓起勇气向新闻界泄密？是谁设法揭露尼克松班底在政治间谍大战以及随后在掩盖真相的过程中密谋阻挠执法？到底是谁，推动了自1868年安德鲁•约翰逊弹劾案以来最为严重的宪政危机的发生——并最终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琼突然好奇起来。和别人不同，这个记者是亲自登门的。而且，他宣称自己是她父亲的朋友。琼说了声“请原谅”便去告诉父亲。当时他86岁，显然饱受了岁月的侵蚀，但思维还是很敏捷。琼把门口那位陌生者的来访告诉了他，他当即同意要见一见“鲍勃”，她吃了一惊。
琼回忆道，她把客人领进屋，自己就起身离开，两个男人聊了有半个小时。随后，她请两人上车，跟她一起去附近的集市。“鲍勃坐在后座，”她说。“我问起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说他一直在西海岸采访报道（亚利桑纳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总统）竞选活动，在萨克拉门托或是弗雷斯诺，”——四个小时路程——“我心想他是顺道过来。他揣摩我的年纪。我觉得，哎呀，（他很）迷人。也很和气。真糟糕这家伙不是单身。”
琼匆匆走进杂货店，伍德沃德和费尔特就在车里等。回去的路上，琼回忆道，伍德沃德问她，“可不可以带你爸爸出来吃顿午饭、喝上一杯？”她同意了。于是，一到家，伍德沃德便离去开他的车子。
一直照料父亲起居的琼意识到，或许得提醒一下伍德沃德别让父亲贪杯。然而，她打开前门，既没看到记者，也没见着他的车子。带着疑惑，她决定开车四下里兜一圈，只见他已离开费尔特家的这一片区域，走进了八个街区之外的一个中学停车场。他正要进入一辆豪华轿车。但是，出于过分的礼貌，琼居然没有问伍德沃德为什么要把车子停在那。或者说，他为什么还要坐这么一部豪华的车子过来。
到了晚上，她父亲仍旧对那顿中饭意兴盎然，津津有味地说着“鲍勃”和他如何开怀畅饮马提尼。琼觉得事情有点怪。父亲整个礼拜都在回避记者，却惟独同这一位谈笑风生。还有，伍德沃德为什么要如此警惕？琼相信自己的直觉。虽然她还没有把伍德沃德、《华盛顿邮报》和水门事件这三者联系在一起，但她确信，这不会是一次偶然的拜访。
没错，以后的几年里，随着费尔特向90岁迈进，马克•费尔特同他的女儿，还有琼的弟弟小马克，以及琼的儿子尼克，就一直和伍德沃德保持着电话（也有电子邮件往来）联系。2001年，费尔特小病了一次，他的脑力开始有些衰退，但还是很有精神，仍保持着幽默感。61岁的琼和58岁的小马克说，一直以来，伍德沃德都保持着亲切与友好，不时地问起费尔特的健康。“你兴许记得，” 2004年8月伍德沃德在给琼的电子邮件中说，“我父亲也快91了。（他）看上去挺快活——这是我们所有人的目标。祝大家好，鲍勃。”
2
伍德沃德的这次拜访过去三年后，我和妻子简有回恰好在家里愉快地招待我那念大三的女儿克里斯蒂和她的斯坦福大学的七个同学吃饭。有几个学生刚从南美度假回来，重聚在一起，气氛着实热烈又惬意。简摆出了典型的意大利式盛宴，大盘大盘的意大利面，烤鸡，蔬菜，还有一瓶又一瓶的啤酒和葡萄酒。我们在马丁县的寓所可以远远望见圣拉斐尔山，在那样一个春天的夜晚交流远行的见闻再合适不过了。
我说起了我的父亲，二战期间在里约热内卢充当联邦调查局密探，就此开始职业生涯的一名律师，克里斯蒂的朋友、我认识了有三年的尼克•琼斯就在边上听着。当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里约热内卢风云的时候，尼克提到了他的外祖父，也是个律师，大约也是在那个时候进的联邦调查局，后来成了名职业探员。“他叫什么名字？”我问道。
“你大概听说过他，”他说。“他曾是联邦调查局一个高级头目……马克•费尔特。”
我怔住了。眼前这个朝气蓬勃的在校生在某种程度上令我联想到自己：一个精力旺盛的优等生，有着一个同尼克的外祖父一样的，从事间谍工作的父亲。（尼克和我中学里都是优秀的运动员。我上了圣母大学，又进了密歇根大学法学院72年那届班，之后，进入圣弗朗西斯科的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最后落脚于享有很高声誉的圣弗朗西斯科湾律师事务所。）对尼克我一向很关照，一直鼓励他往律师方向发展。但我不知道他的外祖父和那个家伙——传说已久的大名鼎鼎的深喉——那个我当联邦检察官的时候就久闻大名的家伙是同一个人。费尔特甚至与我早年的导师、因1973年“星期六夜晚大屠杀”事件而出名的威廉•拉克尔肖斯共过事。（当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阿切博尔德•考克斯要求尼克松交出在椭圆形办公室秘密录制的九盘录音带的时候，总统坚决要解除考克斯的职务。不仅是考克斯解了职，拒绝解除考克斯职务的司法部长艾略特•理查森和副部长拉克尔肖斯也一并辞职，成为国家英雄。）
事实上，深喉，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才是英雄——连同他协助的两个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通过对水门事件的揭露，两人都因此而赢得职业上的声誉和财富）。而我女儿的这个朋友，我怀疑，就是那位赫赫有名的线人的外孙。“马克•费尔特！”我叫了起来。“你在开玩笑。你外公就是深喉！你知道不？”
尼克的回答很平静，也许还带着那么一丝不确定，“你知道，约翰老兄，我很早就听说过了。只是最近我们才开始觉得，兴许就是他。”
那天晚上，我们撂下这个话题，谈了些别的事。不想几天后尼克打电话来，请我以律师身份过去见一见他的外祖父。尼克和他母亲准备商量着让一下费尔特自己坦白。据尼克说，在向家人隐瞒真相多年之后，费尔特最近私底下向密友承认了他的秘密身份。但就那个话题，费尔特坚决保持沉默——除非他死了——他认为自己过去的泄密有点欠光彩。
不过，琼和尼克则认为他是个真正的爱国者。他们开始意识到，在他去世之前，争取通过外界来帮助他讲述他那秘而不宣、要被遗忘的故事和他的道路，或许是明智之举。
我同意那星期去见马克•费尔特。
3
深喉的身份是当代新闻界最大的谜团。据说他或许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匿名者。不过，除去他的名声，今日美国社会还欠着这位冒着巨大的个人危险，决心帮助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追查水门事件真相的政府官员一笔巨债。
首先，说一下背景。1972年6月17日这天清早，五个闯入波托马克河畔民主党总部所在地水门大楼的“窃贼”被人擒获。团伙中的两个被发现携带着写有“W. House”和“W.H.”字样的文书。结果证明是，他们受命于前中央情报局探员、近来效力于白宫的E•霍华德•亨特，还有前联邦调查局探员、名列于支持总统连任委员会（即CRP，被念成Creep（注：Creep有小偷小摸之意。），负责组织尼克松对抗南达科他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治•麦戈文竞选总统的活动）的G•戈登•利迪。
给闯入行动提供的资金系通过一个墨西哥银行的帐户瞒汇漏税而来，实际上来自由尼克松第一届任期时的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掌管的CRP的金库。闯入事件之后，华盛顿满城风雨：五个与共和党有干系的男子带着手套、照相机、大量的现金还有窃听设备跑到民主党竞选运动总部干什么？
这起事件之所以持续成为头条新闻，还得感谢一对令人讨厌的记者搭档，两人当时都30岁不到：卡尔•伯恩斯坦，一个邋里邋遢的大学退学生，在《邮报》干了六年，已是个老手（如今是作家、演讲家，《名利场》杂志的撰稿人），鲍勃•伍德沃德，曾是海军军官，耶鲁毕业（如今是著名作家、《邮报》总编辑助理）。事件持续升温的另一个原因，是联邦调查局的不断调查，在代理副局长马克•费尔特的指挥下，他的团队找了86名政府和CRP的人员谈话。然而，这些调查活动很快遭到暗中破坏。白宫和CRP已要求他们的律师每次会面都要到场。费尔特相信，中央情报局故意给了联邦调查局错误的线索。联邦调查局对这些谈话的“评论”的大部分正被秘密传给尼克松的顾问约翰•迪安——传送者不是别人，正是费尔特的新上司，L•帕特里克•格雷。（格雷，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闯入事件发生的六周前，接替了去世的J•埃德加•胡佛的位置。）整个这一过程中，尼克松阵营都在否认白宫和CRP同水门事件有任何瓜葛。经过为期三个月的“调查”，无证据显示白宫中有谁与之有牵连。
闯入事件被解释为一起个人勒索阴谋，涉案者仅限于被拘留的那几名嫌犯，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似乎陷入僵局。麦戈文没有能因为此事而赢得竞选的魅力，1972年11月，时任总统以压倒性票数获得连任。
4
不过，在那个要命的夏秋，至少有一位政府官员决心不让水门事件烟消云散。那人就是伍德沃德的“有关人士”。为了让水门事件成为焦点，深喉不断地向记者证实或否认机密信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会把这些信息编进他们连续不断的报道，还总是放在《邮报》的头版。
在不计其数的会面中，为防跟踪和窃听，伍德沃德与深喉想出了间谍式的方法，永远都是小心翼翼的。假如伍德沃德提出要见面，他就在寓所阳台的后面放一个空花盆（里面插上一面红旗）。倘若是深喉提出，每天早晨七点前送给伍德沃德的那份《纽约时报》第20页里，就会神秘地出现一只时钟的指针。然后他们会在约定的时间在一个地下停车场会合。（伍德沃德一般会乘坐两辆出租车，再步行一小段路赴约。）停车场给深喉提供了一个昏暗的密谈场所，一个能清楚观察跟踪者迹象的视角，还有快速撤离的路线。
无论深喉是谁，他是一个心乱如麻的政府官员是确定无疑的。正如《邮报》的两名记者在他们1974年出版的那本描写水门事件幕后故事的《总统班底》一书中所写的，深喉生活在孤寂与恐惧中，随时都有被解雇甚至是被告发的危险，也没有同事可以信赖。职业与境况既然已处于这样一种危险之中，他理所当然地怀疑电话被窃听了，房间里也被安了窃听装置，文件也被人翻查过。深喉最终还会警告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他有理由相信“每个人都有生命危险”——意指伍德沃德，伯恩斯坦，大概，还有他自己。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邮报》置白宫的压力与抗议于不顾，对事件的披露有增无减。对政府越发愤怒的深喉也变得越来越勇敢。过去他仅仅是证实两名记者从别的渠道得来的消息，现在他开始提供政府策划的这一阴谋的细节与轮廓了。（在那本书的电影版里，罗伯特•雷德福和达斯廷•霍夫曼分别扮演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哈尔•霍尔布鲁克出演深喉一角。）
很快，公众的抗议与日俱增。别的媒体也开始认真报道此事。1973年参议院开会吸引了电视转播，当关键人物，比如约翰•迪安获得了豁免待遇，整个阴谋大白于天下。调查表明，总统尼克松录制了大量商讨策略的会议音带——而且掩饰手段违反了有关阻挠执法的法令。1974年8月8日，随着众议院明显倾向于弹劾，总统宣布辞职，尼克松政府内外30多名政府及竞选活动官员服罪或被控有罪。一言以蔽之，水门事件重申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人，即便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很大程度上由于《邮报》所披露出的这些秘密，有时和深喉一样，法庭与国会见不得现任总统为所欲为，也总是要提防总统及其内阁企图以“行政特权”的名义阻挠他们获取白宫的文件。水门事件促使后来所谓的“独立律师”法令（针对对高级联邦政府官员的调查）付诸实施，并使“检举”（商业和政府的不法行径）这一仍然带着冒险与英勇的行为合法化。水门事件还激励了一家独立媒体，实际上是催生了一批好调查的新闻记者。
5
不过，自尼克松第二届任期的那次政治大混乱起，深喉就拒绝暴露自己。他在七届总统任期内都保持沉默，置唾手可得的财富于不顾，那些财富可能来自一本讲述大揭密的书、电影或者电视专题节目。伍德沃德说，深喉希望隐名埋姓直到死，他发誓要保守线人的秘密，他已保守了二十多年了。（严格地说，深喉的身份只有伍德沃德、伯恩斯坦、他们的前主编本•布拉德利——还有深喉本人知道。）
在《总统班底》这本书里，作者把他们的线人描述成一个富于激情而又自我矛盾的人：“他明白自己的弱点，乐意接受自己的缺点。不可思议，他是个不可救药的蜚短流长者，他仔细地区别流言的来龙去脉，对此很是痴迷……他会大喊大叫，他酗酒，夸夸其谈。他不善于掩饰感情，可以说不像是这个位子上的人。”尽管他是华府的人，却是个被官僚纷争搞得“精疲力竭”，对尼克松政府的“弹簧刀心态” （switchblade mentality）及其政府机构政治化策略不再抱有幻想的人。深喉这种人处在一个“极端敏感”的位置，处于“一个有大量来自各地的信息进进出出的信息集散地”，与此同时，又异常在意自己作为秘密消息人的这一角色。“深喉，” 伍德沃德2003年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否认他曾帮助过我们，对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的同事撒了谎。”
随着岁月的流逝，琼•费尔特真的开始想知道，她父亲是否就是这个勇敢而又备受折磨的人。
6
1913年，马克•费尔特出生在爱达荷州的双瀑城，那个时候，联邦调查局的探员还是一副典型的爱国者形象——在这片被战争，被大萧条，被暴力犯罪弄得千疮百孔的土地上与犯罪做斗争。出身于中等家庭的费尔特为人爽直，爱发号施令，就读于爱达荷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律学院，娶了同是从爱达荷大学毕业的奥德丽•鲁宾逊，1942年进入联邦调查局。
衣冠楚楚，迷人帅气，一头引人注目的浅棕色头发，随着时光渐渐变灰，费尔特像极了演员劳埃德•布里奇斯。他曾是民主党党员（里根执政时期转为共和党），倾向保守，遵纪守法。他们一家经常搬家，他会去琼•费尔特就读的每一所学校讲话——条子衣服里藏着腋下手枪套。在调查局，他同上级和下属都处得不错，嗜饮苏格兰和波旁威士忌，虽然他也曾把胡佛的关于其探员不得饮酒的纪律放在心上。费尔特任堪萨斯城特务负责人期间，采用积极而富有创新的策略，帮助打击了该城的犯罪团伙，1962年，他被任命为联邦调查局训练部副司令。费尔特练就了简洁、客观的写作风格，此举深得做事严谨的胡佛的赏识，胡佛也视费尔特为最亲近的幕僚之一。1971年，在一次对他那位寻权的国内情报部负责人威廉•沙利文的管制行动中，胡佛将费尔特升到一个新设的岗位以监视沙利文，使费尔特一跃成名。
费尔特被层层提拔那当儿，他女儿琼却不折不扣地成了一个叛逆者。随着琼生活方式的改变，做父亲的虽不吭声，却横竖看不惯，他对女儿说，她和她的那些同龄人让他想起激进的“气象”地下组织成员（注：指美国激进组织weather-underground，其成员自称“气象员”。）——一个他恰好参与追捕的小团体。琼有段时间同父母断绝了来往（她和父亲重归于好至今已有25年多了），隐居在一个小镇，她在那里生下了第一个孩子，鲁迪（尼克的哥哥，现名威尔），电影摄像机记录了这一场面，并收录进1974年的记录片《鲁迪的诞生》。有回做父母的前去拜访琼的农场，只见她和一个朋友赤身裸体地坐在太阳底下，一边给孩子喂着奶。
琼的弟弟小马克，是名商业飞行员，空军退役中校，他说，那段时期他们的父亲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他一到华盛顿，”马克回忆道，“一周要工作六天，回家，吃饭，睡觉。较之生活中的其他东西，他对联邦调查局最笃信不疑。”有段时间，马克说，他爸爸还义务给广受欢迎的60秒钟电视节目《联邦调查局》担任类似于技术指导的角色，不时会和在剧中饰演一名与费尔特职责相似的探员的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爵士一起去片场。“他性格冷酷，”小费尔特说，“乐于冒险，且不按规则办事。”
在他那本鲜为人知的1979年回忆录，与拉尔夫•德托莱达诺合著的《联邦调查局金字塔》中，费尔特看上去像是一个同傲慢的胡佛——费尔特最敬重的人——相对应的务实的人，胡佛，在费尔特眼里，“有魅力，有活力，迷人，气量小，强大，有些做作，才华横溢，自负，勤奋，令人敬畏，有同情心，盛气凌人”；他天性里有种“清教徒”似的味道，具有军人般的坚毅品质和迷人的气质。（“胡佛坚持乘飞机坐同一个座位，住同样的宾馆的同一个房间。他仪表整洁……每次露面都像是才剃过须、才冲过澡，衣服也像是才熨过。”）费尔特虽然更好交际，但仍是胡佛那种类型的人：讲纪律，对下属忠心耿耿，拒绝任何企图危及联邦调查局的势力。实际上，费尔特近乎是把自己视作联邦调查局的良心。
7
胡佛去世之前，尼克松班底同联邦调查局的关系就恶化了。1971年，费尔特曾被叫到宾西法尼亚大街1600号。他被告知，总统已经开始“要爬墙了”，因为有人（尼克松相信是政府内部的人）把政府关于同苏联谈判新式武器的策略泄露给了《纽约时报》。尼克松的助手警告联邦调查局，通过窃听也好，或是给嫌犯做测谎也好，务必找到元凶，如此的泄密事件使得白宫启用了前中央情报局的人亲自出马，找一帮粗野的人做间谍，建立邪恶的“管子工（注：Plumber，指防止政府人员泄密的“堵漏人员”。）”组织，而水门事件就归其管辖。
8
费尔特到达白宫后面对的是一个古怪的聚会。主持人是内政部副部长埃吉尔•克罗爵士，与会者有间谍出身的E•霍华德•亨特，还有司法部部长助理罗伯特•马蒂安——“一个秃顶的小个子男人，”费尔特回忆道，“穿着身看上去像工作服的衣服，还有双脏兮兮的网球鞋……拖着脚在屋里走着，一边摆放着椅子，（起初）我还以为他是个清洁工。”（马蒂安是从一场周末网球赛被叫到白宫的。）据费尔特回忆，会议一开始，他就表示，没有法律许可，他不同意对泄密的嫌犯进行窃听。
在这次并没有达成明确策略的会议之后，克罗的团体就开始有理由怀疑五角大楼的每一名雇员。不过，尼克松强令“国务院、国防部等机构的四五百人同样要接受测谎，这样我们就可以尽快吓唬一下那些坏蛋”。费尔特在他的书中写道，两天后，他解脱了，因为克罗告诉他，政府已决定让“中情局”而不是联邦调查局“来进行测谎问讯……很明显，约翰•埃利希曼（克罗的上司、尼克松的对内政策高级顾问、管子工组织的头目）已决定要‘惩罚’一下联邦调查局，因为他认为其不合作，不愿涉入这项后来由‘管子工’接手的工作”。
1972年，白宫向联邦调查局法律研究室施压，要求其宣布一份相当致命的备忘录系伪造——为使政府在舞弊丑闻中免受指控的一种方法，被胡佛和费尔特拒绝后，两个机构间的紧张关系加剧。费尔特坚信捏造伪证是非法的，为了维护联邦调查局的声誉，他声称已拒绝了约翰•迪安的请求。（当亨特头戴不合适的假发出现在丹佛，企图从那个被怀疑是备忘录撰写者的说客迪塔•比尔德那里索取信息时，事情呈现出一种荒诞色彩。）
很明显，费尔特对白宫这帮好事之徒越来越心怀轻蔑，他认为他们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急于利用司法部。再者，由于联邦调查局的头把交椅正被一名临时继任者L•帕特里克•格雷所替代，而这位共和党律师又希望永久性占据胡佛的位子，后来于这年五月去世的胡佛便再也无心庇护费尔特和联邦调查局的那些卫道士了。随后发生了闯入了事件，激战也开始了。“看样子，差不多每件事情我们都要和白宫不停地吵，”费尔特这样描述1972年那段黑暗的日子。他很快开始相信，他正在为联邦调查局的精神而战。
9
随着联邦调查局对水门事件调查的深入，白宫也在制造着越来越多的障碍。当费尔特和他的团队相信他们能够“追查水门‘盗贼’手中那笔钱的来源一直追查到墨西哥城的一家银行”时，据费尔特回忆，格雷“不动声色地命令（费尔特）停止在墨西哥的任何调查”，因为这也许会打乱中央情报局在那里的行动。费尔特和他的几个主要副手设法与格雷面谈了一次。“哎，”费尔特对他的上司说，“联邦调查局的声誉正遭到威胁……除非得到中央情报局关于请求放弃在墨西哥调查的书面报告，无论如何我们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这还不够，”费尔特大概还补充道。“我们必须完全脱离约翰•迪安和拥护总统连任委员会做些事情。很明显他们在使绊子——在他们知道的每件事上耽搁我们、误导我们。这种情况在调查集团犯罪时我们才会碰上……而整个事件恰恰就爆发在总统身上。”
在接下去的一次会议上，据费尔特回忆，格雷问调查能否就限于“这七个目标”，他指的是那五个盗贼，再加上亨特和利迪。费尔特答道，“我们要调查的远不止这七个。这些人是爪牙。我们的目标是这些爪牙的操纵者。”格雷与他的团队达成一致，同意贯彻始终并继续调查。
费尔特在书里并没有提及与此同时他决心挣脱政府的束缚去揭露尼克松班底内的罪行——或是扫除他们施加在他工作上的压力。仅有微乎其微的蛛丝马迹显示他或许下过决心向《华盛顿邮报》泄密；事实上，费尔特是铁了心要坚决否认自己就是深喉。实际上，尽管格雷坚决为自己的属下辩解，但白宫已开始向费尔特的这位上司问询。费尔特后来这样写道：
格雷向我吐露说，“你知道，马克，（司法部长）迪克•克兰丁斯特对我说或许我该除掉你。白宫班子里的人确信你就是向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泄密的联邦调查局线人。”……
我说，“派特，我从未向任何人泄露过任何东西。他们搞错了！”……
“我相信你，”格雷答道，“但白宫不相信。 克兰丁斯特对我提过三四次让我干掉你但我都拒绝了。他没说这是上头的意思，但我确信就是。”
10
根据水门事件录音带透露的信息来看，很明显，费尔特实际上是尼克松的报复目标之一。1972年10月，尼克松叫嚣着要把“该死的整个调查局给解雇了”，还指名道姓地点到了费尔特，他认为他是通过不断向新闻界泄密暗中跟他捣乱的那个阴谋中的一分子。“他是天主教徒吗？”他跟他所信任的顾问 H•R•霍尔德曼打听，回答说费尔特是犹太人。（爱尔兰裔的费尔特不是犹太人，且宣称没有宗教派系。）曾一度疑心实质上可能是一个犹太阴谋集团在同他作祟的尼克松似乎吃了一惊。“基督啊，”他说，“联邦调查局把一个犹太人放在那里？……像是犹太人干的事情。我不知道。事情总有这样的可能。”
然而，不是费尔特，而是格雷成了替罪羊。1973年2月，在对格雷正式任命的听政会上，他被白宫他过去的同盟抛弃了，用尼克松助手约翰•埃里克曼的话来说，他“在风中慢慢地，慢慢地艰难地走着，”格雷一走，费尔特就失去了他最后的帮手和庇护人。下一个走运的是联邦调查局临时局长、后来在尼克松“星期六夜晚大屠杀”中以司法部副部长身份辞职的拉克尔肖斯。费尔特也于同年离开了调查局，从事他的巡回演讲去了。
随后，到了1978年，费尔特被指控于七十年代初曾授权联邦调查局非法进户搜查，当时，探员们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入了被认为是同“气象”地下组织有牵连的爆炸嫌疑犯的亲朋家中进行搜查。他被传讯，而法庭外有数百名联邦调查局的同事在为他游行示威。费尔特不顾律师们的强烈反对，在陪审团不恰当的法律要点说明之后，声称按照现有执法程序，在国家安全遭到威胁的时候，他有权批准搜查。即便如此，两年后，他还是被判有罪。孰料时来运转，正当案子还在上诉中，罗纳德•里根上台，1981年，费尔特获得赦免。
费尔特和妻子一直盼望着退休后能找个地方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享受功成名就的感觉。但在经受了多年的审判之苦之后，两人都感觉被这个他们为之效力的国家背叛了。为人一向认真的奥德丽，陷入了深深的压力、焦虑与紧张中，精疲力竭，两人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他麻烦的官司。1984年，她早早地离开了，过了很久以后，费尔特仍在说起，不堪官司的重负是妻子去世的重要原因。
11
2002年，我们那次欢宴过去一周后，尼克•琼斯带我见了他的母亲琼•费尔特——她充满活力，头脑开放，容易激动，过于兴奋，对父亲充满了骄傲与保护，身材苗条、迷人（她一度做过演员）——还有他的外祖父。费尔特那年88岁，精神矍铄，和颜悦色，一头触目惊心的白发。他双目有神，握手有力。前一年他中风过一次，虽然日常散步还需要金属助走架的帮助，但整个人风采依旧。
我很快就意识到尼克这一请求背后的紧迫性。几个星期前——大约是水门事件30周年前夕——《环球报》记者道娜•考夫曼曾打电话问琼，她父亲是否就是深喉。琼简单地说了说三年前伍德沃德的那次神秘来访。考夫曼随后写了篇报道，标题是《深喉暴露了！》。她在文章里引用了一个名叫蔡斯•邱尔曼-贝克曼的年轻人的话。他曾在1999年《哈特福德新闻报》的一篇文章里说，1988年参加夏令营的时候，他的一个名叫雅各布•伯恩斯坦的小朋友——卡尔•伯恩斯坦与作家诺拉•伊弗龙的儿子——曾透露过一个秘密，提及他父亲曾告诉他一个名叫马克•费尔特的男子就是臭名昭著的深喉。伊弗龙和伯恩斯坦于1999年离婚，两人都声称费尔特是伊弗龙最感兴趣的嫌疑对象，而伯恩斯坦从来都没有透露过深喉的身份。尽管伯恩斯坦做了这样的申明，但他们的儿子只是重复了他母亲的猜测。（当记者们接近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就深喉的身份问题猜来猜去时，两人均拒绝透露。）
《环球报》的文章发表后不久，琼•费尔特接到伊薇特•拉加尔德一个紧张的电话。上世纪80年代末，妻子去世后，费尔特与拉加尔德成了好朋友，经常结成社交伴侣。“为什么他现在就宣布了？” 拉加尔德忧心忡忡地问琼。“我以为直到死他才会被揭露。”
琼冲着电话直嚷。“宣布什么？”她想知道。
拉加尔德显然意识到琼不知道真相，便把话收了回来，终于透露了她保守多年的那个秘密。拉加尔德说，费尔特曾向她吐露，事实上他就是伍德沃德的线人，但他要她誓守秘密。琼随后便与先前失口否认的父亲当面对质。“现在我知道了，你就是深喉。”她没忘记告诉他，是拉加尔德透露给她的。他的反应是：“既然如此，好吧，没错，我就是。”她当即恳求父亲立刻公开身份，就算是趁人还在世的时候给自己做个谢幕，也能得到一些荣誉。费尔特勉强同意了，但接着又变卦了。看来，他决计要把他的秘密带进坟墓了。
12
但情况表明，伊薇特•拉加尔德还告诉过别人。十来年前，她曾把这个秘密透露给过其长子米基，幸亏她身边这位现已退役的陆军中校曾在北约军事总部这样绝密级部门供过职。米基•拉加尔德表示，他还记得妈妈当时跟他讲起的那一发现：“我妈妈的公寓就在水门大楼内，我能见到马克。”他回忆道。“1987、88年那会，有次去看她，她向（我妻子）迪伊和我透露说，实际上，马克，就是搞垮了尼克松班底的那个深喉。我想妈妈还不曾向别的人说起过。”
迪伊•拉加尔德是名注册会计师，也是政府审计员，她证实了丈夫的话。“她都说了，” 迪伊回忆道。“我们仨好象就坐在她寓所厨房的餐桌旁。她指认他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并没有疑问。除了我丈夫，你是第一个跟我谈起这事的人。”
父亲正式同意的那一天，琼去上课了，费尔特则同生活助手阿塔马•巴蒂萨萨一起走了段路。一般说来，费尔特总是表现得不慌不忙，任由思绪在话题间自由漂移。但这一路上，巴蒂萨萨后来告诉琼和我，费尔特变得异常激动，出乎意料地只盯住一个话题。护理员如今用他浓重的斐济口音回忆道，“他这样对我说，‘联邦调查局的人应当对他的职业忠诚。’他谈起了忠诚。他没有说起他是深喉。他告诉我他并不想那么做，但‘事关尼克松，这样做是我的职责’。”（费尔特以后经常会重复这个话题。那个月，在收看水门事件电视专题节目的时候，他和琼听到深喉的候选人中就有他的名字。为了激起父亲的反应，琼小心翼翼地以第三者口吻问他；“你认为深喉想搞掉尼克松吗？”费尔特的回答是，“不，我不想搞垮他。”他声明，事实上，他“不过是在履行他的职责。”）
13
五月的那个星期天，当我第一次见到马克•费尔特的时候，时不时地，他还是特别关心局里的人是如何看待深喉的。他的内心仿佛在挣扎，究竟自己会被视做一个正派的人还是一个叛徒。我强调说，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和检察官们如今视深喉为爱国者，而不是什么恶棍。我还强调，能让他愿意公开身份的一个原因，当是为了一个特别的目的，即从他自己的观点来讲述这个故事。
看得出来，他的态度很暧昧。“起先他还挺顺从，”外孙尼克回忆道。“后来又犹豫了。他担心有辱家门。我们认为这简直太酷了。对于外公来说，更多的应该是光荣，并没有什么羞耻可言……直到今天，他都觉得他做得对。”
交谈行将结束时，费尔特似乎有坦白的意思了，但还不承认。“我会考虑你的话的，我会让你知道我的决定，”那天他非常坚定地对我说。我告诉他，假如他下定决心，我将无偿为他做这个工作，帮他物色一个有名望的出版商。（实际上，我是在目睹了费尔特健康和精神状况日渐不佳，并且得到了他与琼的许可之后写成这篇文章，披露这一信息的，受拥有委托律师的当事人特权条款的保护。费尔特一家免费协助写就这个故事。）
不过，我们的讨论仍在一点一点地进行下去。费尔特告诉琼他还有别的顾虑。他想知道“法官会如何看待”（意思是：假如他坦白自己的过去，会不会就等于在自首自己的行为？）看起来他着实很矛盾。琼用一种谨慎的方式来谈及这个问题，有时就用乔•卡梅尔来指代深喉这个称谓。尽管如此，他们谈得越多，费尔特也变得越明朗。好几次他都向我坦白说，“我就是他们过去叫做深喉的那个人。”
对儿子他也坦白了。早些年，一听到费尔特的名字作为深喉嫌疑人出现，费尔特总是一副气咻咻的样子。“他的态度是：我认为做深喉并非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小马克说。“你不应向任何人泄密。”如今，他父亲却在承认他的确是做了。“下决心（捅给新闻界）应该是非常艰难、痛苦，令人难以忍受的，超出了他工作的范畴。假如他不认为这是消除白宫和司法部腐败的唯一途径，他就不会那么做了。他的内心遭受着折磨，但永远也不会显露出来。他不是哈尔•霍尔布鲁克扮演的这个角色。他不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尽管）这将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他也不会为此而痛苦。”
有次在一家能俯瞰太平洋的景观餐厅里吃午饭，琼和马克让父亲落座，商量起向公众公开身份的事。据儿子说，费尔特同他们争了起来，警告他们不要背叛他。“我不想把这个公布出去，”费尔特说。“要是登到了报纸上，我会知道是谁捅出去的。”但他们依然坚持。他们解释说他们希望父亲的遗产是崇高而永恒的，而不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除了他们的主要动机——为后世着想——他们还想着或许最终还能从中获些利。“鲍勃•伍德沃德会因此包揽所有的荣誉，但我们也至少可以弄点钱来付掉些帐单，比如孩子们的教育贷款，”琼说道。“这么做就算是为了这个家吧。”所有孩子都记得，这么一来，他终于同意了。“对此他不是特别感兴趣，”马克说，“但他说，‘这个理由不赖。’”
14
费尔特暂且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愿意“合作”，但只答应在鲍勃•伍德沃德的协助下合作。答应了他的要求，琼和我那几个月里便跟伍德沃德通了好几次电话，商量是否可以以出书或是写文章的形式来合作。交流的时候，伍德沃德有时一上来会多多少少先发表一通声明，说，“就算是我现在在跟你说话，也不代表我在承认他就是你们认为的那个人。”随后他会表达他的顾虑，我记得，主要是两方面。首先，这是琼和我向费尔特施加了压力，还是他本人出于自愿要公开身份？（我理解这意思是：难道他打算撕毁先生们保守了三十年的盟约？）其次，费尔特的神志是否真的清楚？伍德沃德自己掂量了一下，对琼和我说，他想过来再会会她父亲，自从那次午餐后他们再没见过面。
“有个阶段他的电话稍微多了点，”琼说起她和伍德沃德间的协商。（尼克说他有时也会接电话同他说说话。）“他总是彬彬有礼。我们谈论要和爸爸一起做本书，我想他正在考虑。那是我的理解。起先他没有拒绝……接着他又有点不想跟我谈书的意思，说，‘琼，别给我压力。’……在他看来是有没有权利的问题：爸爸有权放弃他们两人订的誓约，即除非爸爸去世，否则绝口不提的那一誓约吗？我一度这样说，‘鲍勃，私底下就你和我，我希望得到你的证实：深喉是我的爸爸吗？他当然不会证实。我说，‘如果不是，你至少可以告诉我他不是。我们可以就此了结。’他说，‘我不能那么说。’”
琼说，那段日子伍德沃德至少和费尔特通过两次电话，“没有任何旁听的人。从他们早先的那次午餐后，爸爸的记忆就每况愈下了，但无论鲍勃什么时候打过来，爸爸总记得他……我说，‘鲍勃，爸爸能像记得你一样记得别人就太希奇了。’” 伍德沃德的回答是：“他有充分的理由记得我。”
同样，伍德沃德在佛罗里达的家中和小马克也进行了交谈。“他打电话同我商量是不是要、何时去拜访一下爸爸，”他说。“我只是问他，‘你打算把深喉这件事公之于众吗？’他的意思基本上是，他向我爸爸或是什么人发过誓，他不会揭发此事……假如爸爸不是深喉的话，我想象不出会有其他什么原因使得伍德沃德对爸爸、对我，或是对琼发生兴趣。他的问题都是关于爸爸目前健康状况的。他为什么对爸爸的健康这么关心？”
据琼说，伍德沃德曾计划来探望父亲两次，于是，她等着同他商量合作的事。但两次他都爽约了，而且再也没计划过。“那真叫人失望，”她说。“也许他就是在希望我把这事给忘了。”
直至今日，琼•费尔特对鲍勃•伍德沃德的评价也都还是积极的。“他是那么善解人意、无可挑剔，”她一直这么说。他们仍旧用电子邮件保持联系，交换美好的祝愿，他们的关系因为她父亲在艰难年代锻造的一根纽带而加强了。
如今，费尔特坐在已故妻子奥德丽的一幅巨型油画下看着电视，有一个新的护理员陪着乘车外出。费尔特91岁了，对于细节的记忆已经残缺不全。琼允许他每晚喝两杯酒，有时候，两人还会合唱一曲《星条旗永不落》。费尔特幽默而稳健，当说起他廉正的、亲爱的联邦调查局时，他的背脊会挺直，拳头也会握紧。
我相信马克•费尔特是美国最伟大的秘密英雄之一。我很清楚，在他的心灵深处，仍旧对自己的行为存有内疚，但他也知道，历史事件驱使着他做出这样的举动：对行政部门企图阻挠他的机构对真相的追查进行反抗。费尔特长期怀着自豪与自我谴责两种矛盾的心情，已经在他自己造就的牢笼里囚禁了30多年，这个牢笼建立在他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对国家、对事业坚定不移的忠诚之上。但如今，真相被家人公开后，有了家庭的支持，他应该不再有被囚禁的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