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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准备赶回济南。在北京高铁站的滚梯上，一个身影猝不及防地从我眼前经过，然后走进前面拥挤的人群之中，我所能见的，只是一个背影。
是他？
我愣了片刻，脑子一片空白，缓过神来时那个背影已走远，走在了更多的背影中。我迈大步子，甚至一度试图发出呼喊——我能喊什么呢？他的名字？或者就叫他“哎”？或者，叫——爸爸？
安检人员拦下我。接受检查。我伸长了脖子，但那个背影消失在不断拥挤和被遮挡的一个个背影之中。
在我提起自己包的瞬间，眼泪便喷薄而出。我发疯般地追过去，在人群中四处奔走，企图再次见到那个背影——可是，没有，他可能就在我目光扫过的人们之中，但我只认得背影——太像了，实在是太像了。那个身高，那顶帽子和大衣，那个略略倾斜的动作。
我知道不会是他，不会。但我依然觉得就是他，只能是他。
我的父亲。
除了背影，我再想不起父亲的模样。25年，时光抹去刻在我脑海中他的音容笑貌和眼神，收走他留在我手心的温度，只留给我一个坚强却再也无法依靠的背影。我至今不明白，他怎么忍心抛下我将自己从一个健硕的肉体变成一条单薄的影子，虚拟在我的脑海。我多么害怕失去他的背影，害怕他的背影像他的皱纹他的胡须那样，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已丢失；我多么害怕，他的背影和他一样转身之间抛弃了我。我不能丢掉他的背影，那是来世我识别他的唯一符号，是这个世界最温暖的火，烘化我滴血成冰的思念。
我的父親，曾经他不只有背影，还有硬硬的骨头。幼小的我快乐地骑在他铁疙瘩一样的肉上，或者拽着他的衣服伏作一只壁虎；偶尔，他扛起我，我像一只软塌塌的布袋两手倒垂调皮地掀开他的衣服，在他满是汗味的黝黑的硬硬的肉上清晰地印上八颗牙印，他疼得呲牙咧嘴，用巴掌啪啪拍我的屁股，可惜，那巴掌发出的是唬人的声音，没有疼意，我数着牙印将口水悉数蹭在他的背上。
他走了后，我常常咬自己的胳膊，咬出圆形或者椭圆形，然后在疼痛中一颗牙印一颗牙印地数，如当初数他背上的牙印。想他的时候我一个人靠着窗看人和天，一对老人也在看天和人，他们穿着比旁人厚一点的服装，一个坐在轮椅上，一个坐在马扎上，慢慢啜着两只被日子浸润得色彩斑斓的保温杯，偶尔彼此对视或轻笑；隔着一道玻璃，我举着咖啡杯和他们一道碰杯；热泪盈眶。有人坐在玻璃窗后是为了等待他们。
父亲没有用过保温杯，那个年代没有。他用一只苹果罐头的大玻璃瓶子，外面套着他的某一个徒弟编织的玻璃丝套子。玻璃瓶很大，里面晃着一些种子或者野果干，偶尔也飘着一颗红枣，瓶子里的东西常令母亲大动肝火，我们不以为然，在母亲的醋意中争抢泡熟的枣子花生或者树莓。父亲也不以为然，照旧喝他的酒，用他满是酒味的胡子扎我。喝得微醺的父亲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你不知道，最好吃的东西不是猪肉鹿肉豆腐干，是用树枝烤熟的白菜根。
父亲三岁失去母亲，他的父亲死于一根腰带。祖父自尽的原因很简单——他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伯娶来了新媳妇我的大娘，她真是漂亮，只是脾气有些不好，而且进门的时候已经大了肚子。她同祖父同我父亲的嫌隙早早就开始了。
大娘日日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骂，用的是指桑骂槐的策略，但老人听得出来：什么只知吃饭拉屎不干活啦，什么占着茅坑的废物啊，什么什么……她是在嫌弃。骂到第三天，祖父便用腰带把自己吊在房梁上——临死的时候他还想着儿子日子艰难，不要因为他浪费了一根绳子，上吊时他紧紧抓住没有腰带的棉裤，不成想，失去知觉的手和他的生命一道放弃了棉裆棉裤。
上吊的秘密没有被三九天的寒冷冻住，而是以极快的速度飞向十里八乡。那年，父亲只有十岁。他亲眼看到了爷爷冻僵的身体。大伯过来劝他，讲了许多道理，大约那些道理父亲一点儿也没记下来。随后，大伯将他送出家门，一直送到队里的牲口棚——牲口棚寒冷肮脏，却有珍贵的白菜根。这是爷爷死后大伯想方设法为父亲谋得的“福利”，这也是贫苦年代的意外之喜。队长规定，家家户户领完白菜后，必须按领到白菜的数量将白菜根送到牲口棚，一根都不能少。10岁的父亲当上了饲养员，一个拥很多白菜根的饲养员。生产队的这一规定让他意外地受益，让他得以和大伯家的两个孩子一起度过了那个饥荒的年代。
父亲14岁的时候，大娘和颜悦色地将他带回家，他始终不敢抬头，生怕蓬头脏脸、满身破烂补丁的自己的眼神弄脏了嫂子的花棉袄，其实他更怕看见那根房梁，那根带走了爷爷的房梁。嫂子说，他们夫妻要出门，去多久不知道，麻烦我父亲帮忙照看她的一儿一女：男孩5岁，女孩6岁。“他们可是你的亲侄女侄儿啊！”漂亮嫂子强调着，一步三回头地跟着大伯走了。父亲很茫然：大伯是公社的领导，平时工作那么忙——他们这是要去哪里呢？
大伯大娘背着包袱走远了。睡醒的侄女侄儿爬下炕到处找娘，找不到便不停地哭闹，拽着我父亲喊“饿”——大伯临走前，告诉我父亲锅里还有两碗米糊——是的，只有两碗，里面还掺着难以嚼烂的树皮。多年之后，我父亲每每提及大伯大娘的逃走都会为他们出去挨饿伤心，“他们不知道，我有白菜根呀，我有好多好多的白菜根！”是的，牲口被饥饿的乡亲们一头一头吃掉，埋在地下沙土里的白菜根却因此保留下来，成为父亲的“个人财产”。
村里人得知大伯大娘跑了，抛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和自己的弟弟，也都只摇头——善良的和并不那么善良的村民们根本无暇顾及这三个人，他们有着自己的难关，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孩子也都在为怎么才能活下去而绞尽脑汁。可父亲和他的侄子、侄女，竟然活了下来。
饥饿的人们拔光草根，剥光树皮，吃完鞋底，已经开始吃土和石头粉了。父亲说自己何其幸运，在中国最饥饿的年代，他和侄子侄女因为他埋在牛圈里的白菜根熬过了最寒冷的冬天，熬到了青蛙和蚂蚁活过来的春天，“简直就是奇迹！”父亲感叹着，确实是奇迹，他们奇迹般地跟着柳芽草根一道苏醒过来。父亲说，春天真好啊，春天里，他的一滴血可以捉来两瓶子蚂蚁，这些蚂蚁掺上柳芽够他们三个小心翼翼地吃两天。 我始终晕血，看见蚂蚁便止不住津液涌动。大约就是父亲讲这些时带给我无法泯灭的感受，父亲用自己的鲜血做引子，竟然一并养活了自己和两个孩子。8个月后。大伯、大娘终于返家，他们的苦也吃了不少。推开院门，突然听见破烂堂屋里发出嘻嘻哈哈的嬉闹声，大娘竟然一下子跪在地上……她以为这是错觉，或者里面嬉闹着的，是等待向他们讨债的鬼。
之后不久，大伯将父亲带到火车站，为他买了一张开往东北的火车。父亲背着一床破烂被子一直不敢抬头，他怕大伯看见自己在发抖。大伯告诉父亲，北大荒遍地煤炭和粮食，那里没有饥饿。
流浪在东北原野的父亲再一次歪打正着，他获得着善意和悲悯，竟然“意外”又一次那么善意地出现在他面前：他意外遇见了前来拓荒的一支部队，意外地成为军人。“饿”是我对父亲一生中最最深刻的记忆，在他重复讲述的故事中一多半儿是关于饥饿的，他觉得他的肚子是一口洞，黑洞洞的深洞，水倒进去会渗透到泥里，食物倒进去变成井底的泥土，而洞始终这么深这么黑。
我不知道什么是饥饿，从小我就厌食，除了饼干奶粉和大白兔奶糖，一切食物对我都没有吸引力，但是基地大院里的猎犬卡利知道饥饿的味道。卡利的肚子总是瘪着，吃多少东西还是瘪着。为了鼓起肚皮，它无休止地追逐着老鼠、松鼠、麻雀和野兔；更多的时候它满怀希望地舔我的手心，努力在我手心里舔出它想要的鸡蛋或者饺子，我也从不让它失望。卡利吞掉我的鸡蛋和饺子，也会一心和我“共享”他最珍贵的食物。于是，我的床頭常有它避开母亲送来的温热的死老鼠、死麻雀。有一次它拽着我的衣角把我拖到他的窝前，从里面竟然叼出一只僵硬的死狐狸，我惊天动地的嚎叫引来父亲母亲，狐狸自然被没收掉，狐狸皮变成了母亲一件大衣的漂亮领子。卡利得到的奖励是几根牛骨头和一颗鸡蛋——没有人敢吃狐狸肉，冰天雪地的北方流传着许多关于狐狸的故事，人们相信，吃狐狸肉会得到报应。
卡利不计较丢失了一大块狐狸肉，一只鸡蛋令它幸福得兴奋，它驮着我奔跑在雪地上，尾巴摇出钟摆的幅度，四只蹄子将雪地奔腾出一道青烟。一枚鸡蛋让卡利死心塌地跟着我，弟弟很是妒忌，可是卡利毫不客气地吃掉他的鸡蛋后照旧跑回我身边，弟弟用鞭子打也没有用。饥饿时的食物未必一定以放弃忠诚为代价，猎犬卡利做到了既食用嗟来之食，又追随主人。父亲从小就让卡利陪着我，他说，卡利可以部分代替他，动物和人相比最大的优点就是食物简单，忠诚可靠。
转业后的父亲已经看不出饥饿在他身上的痕迹，他高大魁梧，乐观开朗，开着坦克一样轰轰作响的机车，他喜欢把刚学会坐的我抱在怀里和他一道开属于他的庞然大物；等我学会站立，便趴在他背上，搂住他的脖子和他一道把笨重的机车开出S形，从后车窗望去，一条不断延伸的巨蟒趴在路面追踪着我们。我痴爱父亲的机车，那时并不知道，骨子里的重量和速度承载着远走的梦想。
北方雪野中跳跃着丰沛的野兔子，或者狼。我一直觉得，动物追踪猎物靠的不是饥饿的眼睛，而是对热量的渴望，寒冷中，凡是能够带来一点点热量的东西都是他们追捕的对象。即使父亲和我坐在厚厚的铁皮包裹的驾驶室中，狼也敢于拦截，甚至跳上滚动的钢轨一次次撞向玻璃，试图为同伴取回珍贵的热量。在狼的攻击中，父亲教会5岁的我如何举起猎枪。第一次开枪，我被子弹的速度和速度的后果震惊到瞠目结舌，那只狼瞪着红色的眼睛倒下去，凶狠的眼神被脑后流出的浓稠的液体染得渐渐平静。父亲看着我呕吐，把狼装进一只麻袋，平静地告诉我，这是我的第一床狼皮褥子。
我用那支枪打过麻雀，也打过兔子，父亲常遗憾，一个女孩却生出男人的心；一个晕血的人，却抑制不住开枪的欲望，哪怕之后是歇斯底里的呕吐。我也替他遗憾，倘若我是男孩，他少些担忧，母亲会不会也因此不那么决绝地离开他。
父亲识字不多。却能把自己的名字写得非常神气。我握得住笔时他耐心地教我写两个字，“太平”，他让我记住，这两个字就是我们的故乡。对我来说，故乡是个新鲜的词，值得炫耀，于是“太平”这两个字很快便被我写满墙壁，大门上，卡利窝前的木头，玻璃窗子，只要能落下粉笔的地方，到处都是“太平”。父亲时常背着“太平”两个字去上班，他的背那么宽那么大，中山装这么平整，我怎么会放过这么好的写字的地方。他背着“太平”，他的故乡，用他健硕的脊背，骄傲着，嗯，我们家思蒙会写字了呢。
母亲很恼怒。她的恼怒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将这两个字砍得满屋碎片横飞，割得空气中的氧气一截一截落到地面。只要她一张嘴，氧气就将碎片烧起来，烧得人喘不过气。父亲为了喘气，一杯接一杯往肚子里灌“北大荒”，让这种劣质的高度酒在他肚子里补充他所需要的氧气。他需要更多的氧气，只好不断使用北大荒，最终他的身体失去了“太平”。医生说，“北大荒”制造的不光是氧气，还有许多气体，这些气体钻进父亲的肝并持久地定居，他们抢夺地盘的时候把父亲的肝细胞一个一个杀死，每一颗肝细胞死后都恋恋不舍，凝聚在一起变成一汪死海浸泡着他的心肺，直到心肺也开始变成死海的一部分。
肺部的“死海”让父亲日渐枯萎，从内到外，从肌肉到骨骼，从皮肤到胡须。在他不甘心的枯萎中，我会用毛笔写“太平”了，横平竖直，老师说我写得很好，我带着两个最好的“太平”去给他。我躲避开医生福尔摩斯般锐利的眼睛，偷偷摘下隔离面具和手套去抚摸他枯萎得令人心颤的胡须，那天直到医生强制给我戴回面具，我竟然没有感觉到属于我的痒。我感到了一种绝望，绝望就是氧气消失在鼻孔前面，怎么呼吸都没有，鼻子里充满了二氧化碳，阻隔住氧气。在我绝望的抚摸中他突然睁开了眼睛，他笑了，一颗硕大的泪滴在医生没有来得及给我套回手套的手指上。他的泪一定吸收了太多的疼痛，它拥有了切实的疼痛并能传染疼痛，因此，此后我的大拇指一直酸痛。在那份酸痛中，我多么希望自己其实正站在他背后，看不见他流泪，而他亦看不见我的眼泪。
他躺下后，我再没看见过他的背影，他坚硬健硕的背影。他把自己的背影交给一块1.2米的床板和一床棉花褥子，再后来交给一只几十厘米的小盒子，枣红色的。 父亲的背影，留给我最深刻的是背着“太平”的背影。他没有经历真正的战争，他貌似“太平”的人生中却从未真正“太平”。我也是他不太平的麻烦之一。那年我7岁，母亲每天让我跟她读俄语，我的舌头僵硬笨拙，无论如何学不会母亲那美妙的发音，母亲用筷子指着我的脑门无比愤怒：就算一头猪，也应该会念了！母亲对我的失望变成对父亲失望的一部分，父亲在母亲的筷子抽到我脑门儿前抢先抱起被训斥得呆傻的我说，我带你去捉麻雀。
父亲为我在他那间小小的机修车间烤麻雀吃，父亲烤的麻雀比今天北京全聚德的烤鸭不知道好多少倍。母亲对麻雀厌恶至极。她说看到死麻雀就看到了我。数不清我吃下过多少麻雀，父亲用麻雀的羽毛做了一床厚厚的羽绒被。狼皮褥子和羽绒被是我最重要的财产，历经29次搬家，我舍弃了很多舍不得的物品，却始终带着它们行走。
与母亲的坚定和决绝相比，父亲温和得有些怯懦，我横亘在他们中间，每每成为母亲发起战争的导火索。
为了我能听懂母亲的字母，父亲去了一座深山，需要步行三天才能到达的大山，据说，那里有狐仙，可以求到包治百病的神药。父亲满怀期望地看着我吞下三枚黑色药丸，我告诉他，药丸很好吃，像山楂和苹果混合起来的味道——母亲不屑地训斥着他“愚蠢”，转身拂袖而去。对母亲而言她痛苦深重，一个俄语翻译，因为出身不好而下嫁给一个比她大12岁、扫盲班毕业的丈夫，生下一个痴傻的女儿，她所有的人生梦想被这两个不可救药的人弄得支离破碎。她无时无刻不想逃离这两个令她倍感煎熬的人，我在父亲怀里听见一声摔门的巨响，“砰！”将父亲两道红色的眼泪震了下来，这声儿“砰”是母亲留给这个家最后的声音。这声音从此住在我的耳膜，我的眼睛，我的皮肤，我一不小心碰到手脚，碰到耳朵，甚至掉一根眼睫毛都能再次碰响。
母亲制造“砰”时并不知道，我眼睛玻璃体出现了问题，太阳、树、木栅栏、卡利和雪，她称之为白雪的雪以及大地和松花江、她的脸、她的皮肤、她身上的衣服在我眼里统统是红色，或浓或淡的红色，只有红色。确切地说，我眼里是各种各样相同而又无尽相同的红色影子。
母亲不知道，不，她也许知道，只是不愿意知道，我行动缓慢是因为我不确认立着的是人，还是贴紧地面的是人；躺在地面的是篱笆还是竖起的是篱笆。在我大大的眼睛里，所有红色的影子都是相同的，在摔倒无数次后我开始迟疑，迟疑，我甚至分不清父亲和他的影子，我不知道哪一个影子才是能够背起我的脊背。父亲试图用麻雀延缓我眼睛红色的持续加重。那些麻雀是父亲重金买来的治疗眼睛的一个祖传秘方。
母亲走后，父亲终于下定决心将我送进手术室，当医生打开缠绕在头上许久的一层层纱布，我眼前是一个白色的脊背，微微佝偻的丢失了很多肉和水分的脊背，脊背弯曲着，弯曲出一道惊心动魄的恐惧，父亲，我的连狼都不怕的父亲，他竟不敢回头看我的眼睛。
我恢复了“太平”。我的眼睛开始接受白雪的白，黑夜的黑，大海的蓝，那是多么珍贵的色彩。浓密的红色依然悄悄出现，在移动的车上，透过车窗，阳光照射着我紧闭的眼睛，一朵朵红色的云缓慢游动，飘逸轻柔；阳光随着车速升腾，红色的云薄如气泡一层笼罩着一层；车子拐弯处，太阳立在前方，浓雾般的红色笼罩在我周身凝固住，令我几乎窒息，红雾中渐渐涌出父亲的背影，是阳光种植出的，父亲的背影。
父亲去世多年后，我走回他待过的村庄，我将它暗暗地称为“太平”村。“太平”村的街道是窄窄的，村庄里的每一个男人都和父亲如此相似，皮肤、声音、头发，甚至走路的姿势。他们晒着太阳，倚着简陋的大门，我穿行在那些目光中，仿佛几百年來我一直走在这条胡同，他们亦一直坐在这里。在一座坍塌的房子前，有人告诉我，这家的主人叫“庆平、庆安”。那是父亲和他哥哥的名字，他们的父母多么希望出生在乱世“太平”村的两个儿子能够相亲相爱，一生“平安”。
我没有见到大伯庆平，他随大儿子住进县城高档小区，他离休工资足够支撑一大家人的生活，很幸福。大儿子，就是那个五岁时被我父亲用白菜根喂养免于饿死的孩子。据说，庆平一家唯一的遗憾是，他的妻子在床上做了12年植物人，直到两年前去世。算起来，比他妻子小18岁的我的父亲先于她去世21年。
工作后，我曾走过153个大大小小的城市，寻找另外一个“太平”，却迟疑着不肯走进这个“太平”。我希望见证一个跟父亲毫无关系的“太平”，告诉他，他的“太平”不是唯一。我至今不愿意承认，我在自欺欺人，这个“太平”只能是父亲的唯一，因为他的祖祖辈辈埋葬在这里，他的血液里塞满太平的泥土和空气，可他走时带走的太少，他储存的那些空气越来越少越来越稀薄，无论怎样节省，也只能供他呼吸到25年前。
迎着春天的风，走在“太平”村土腥味的街上，脚下的野草都是父亲想抱进怀里的亲人，他多么想念，想念他养育过的侄儿侄女和他们的子女们，那是和他生命相依的血脉；他多么想念，想念牛棚和牛棚地下沙土里埋藏的一颗颗白菜根，那是他的一条条命；他多么想念，想念属于他出生的那间破旧的房子，那是他一生的温暖；他也会想念那个房梁吧，那是他的父亲在这个世界最后的支撑……
我一步一步丈量“太平”村，东西1800步，南北1500步。我和父亲的故乡“太平”村总计3300步。迎着春天的风，我的鼻子眼睛灌满春天的柳絮，这些柳絮迷离着我近视多年的眼睛，可我分明看到，在这充满泥腥味道的狭窄街道上，在残破的旧宅里，在卷着灰尘的风中，在透过白杨树的阳光下，处处都是父亲孤寂的背影。
就像，我在北京高铁站里滚梯上所见的那个背影，一样。
责任编辑：杨希
作者简介：
马淑敏，曾用名马思蒙，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中国作家》《青年文学》《北京文学》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有作品被《散文海外版》转载；编著文化丛书《东阿阿胶文化》。作品三次入选“山东齐鲁文学年展”并获奖。
是他？
我愣了片刻，脑子一片空白，缓过神来时那个背影已走远，走在了更多的背影中。我迈大步子，甚至一度试图发出呼喊——我能喊什么呢？他的名字？或者就叫他“哎”？或者，叫——爸爸？
安检人员拦下我。接受检查。我伸长了脖子，但那个背影消失在不断拥挤和被遮挡的一个个背影之中。
在我提起自己包的瞬间，眼泪便喷薄而出。我发疯般地追过去，在人群中四处奔走，企图再次见到那个背影——可是，没有，他可能就在我目光扫过的人们之中，但我只认得背影——太像了，实在是太像了。那个身高，那顶帽子和大衣，那个略略倾斜的动作。
我知道不会是他，不会。但我依然觉得就是他，只能是他。
我的父亲。
除了背影，我再想不起父亲的模样。25年，时光抹去刻在我脑海中他的音容笑貌和眼神，收走他留在我手心的温度，只留给我一个坚强却再也无法依靠的背影。我至今不明白，他怎么忍心抛下我将自己从一个健硕的肉体变成一条单薄的影子，虚拟在我的脑海。我多么害怕失去他的背影，害怕他的背影像他的皱纹他的胡须那样，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已丢失；我多么害怕，他的背影和他一样转身之间抛弃了我。我不能丢掉他的背影，那是来世我识别他的唯一符号，是这个世界最温暖的火，烘化我滴血成冰的思念。
我的父親，曾经他不只有背影，还有硬硬的骨头。幼小的我快乐地骑在他铁疙瘩一样的肉上，或者拽着他的衣服伏作一只壁虎；偶尔，他扛起我，我像一只软塌塌的布袋两手倒垂调皮地掀开他的衣服，在他满是汗味的黝黑的硬硬的肉上清晰地印上八颗牙印，他疼得呲牙咧嘴，用巴掌啪啪拍我的屁股，可惜，那巴掌发出的是唬人的声音，没有疼意，我数着牙印将口水悉数蹭在他的背上。
他走了后，我常常咬自己的胳膊，咬出圆形或者椭圆形，然后在疼痛中一颗牙印一颗牙印地数，如当初数他背上的牙印。想他的时候我一个人靠着窗看人和天，一对老人也在看天和人，他们穿着比旁人厚一点的服装，一个坐在轮椅上，一个坐在马扎上，慢慢啜着两只被日子浸润得色彩斑斓的保温杯，偶尔彼此对视或轻笑；隔着一道玻璃，我举着咖啡杯和他们一道碰杯；热泪盈眶。有人坐在玻璃窗后是为了等待他们。
父亲没有用过保温杯，那个年代没有。他用一只苹果罐头的大玻璃瓶子，外面套着他的某一个徒弟编织的玻璃丝套子。玻璃瓶很大，里面晃着一些种子或者野果干，偶尔也飘着一颗红枣，瓶子里的东西常令母亲大动肝火，我们不以为然，在母亲的醋意中争抢泡熟的枣子花生或者树莓。父亲也不以为然，照旧喝他的酒，用他满是酒味的胡子扎我。喝得微醺的父亲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你不知道，最好吃的东西不是猪肉鹿肉豆腐干，是用树枝烤熟的白菜根。
父亲三岁失去母亲，他的父亲死于一根腰带。祖父自尽的原因很简单——他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伯娶来了新媳妇我的大娘，她真是漂亮，只是脾气有些不好，而且进门的时候已经大了肚子。她同祖父同我父亲的嫌隙早早就开始了。
大娘日日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骂，用的是指桑骂槐的策略，但老人听得出来：什么只知吃饭拉屎不干活啦，什么占着茅坑的废物啊，什么什么……她是在嫌弃。骂到第三天，祖父便用腰带把自己吊在房梁上——临死的时候他还想着儿子日子艰难，不要因为他浪费了一根绳子，上吊时他紧紧抓住没有腰带的棉裤，不成想，失去知觉的手和他的生命一道放弃了棉裆棉裤。
上吊的秘密没有被三九天的寒冷冻住，而是以极快的速度飞向十里八乡。那年，父亲只有十岁。他亲眼看到了爷爷冻僵的身体。大伯过来劝他，讲了许多道理，大约那些道理父亲一点儿也没记下来。随后，大伯将他送出家门，一直送到队里的牲口棚——牲口棚寒冷肮脏，却有珍贵的白菜根。这是爷爷死后大伯想方设法为父亲谋得的“福利”，这也是贫苦年代的意外之喜。队长规定，家家户户领完白菜后，必须按领到白菜的数量将白菜根送到牲口棚，一根都不能少。10岁的父亲当上了饲养员，一个拥很多白菜根的饲养员。生产队的这一规定让他意外地受益，让他得以和大伯家的两个孩子一起度过了那个饥荒的年代。
父亲14岁的时候，大娘和颜悦色地将他带回家，他始终不敢抬头，生怕蓬头脏脸、满身破烂补丁的自己的眼神弄脏了嫂子的花棉袄，其实他更怕看见那根房梁，那根带走了爷爷的房梁。嫂子说，他们夫妻要出门，去多久不知道，麻烦我父亲帮忙照看她的一儿一女：男孩5岁，女孩6岁。“他们可是你的亲侄女侄儿啊！”漂亮嫂子强调着，一步三回头地跟着大伯走了。父亲很茫然：大伯是公社的领导，平时工作那么忙——他们这是要去哪里呢？
大伯大娘背着包袱走远了。睡醒的侄女侄儿爬下炕到处找娘，找不到便不停地哭闹，拽着我父亲喊“饿”——大伯临走前，告诉我父亲锅里还有两碗米糊——是的，只有两碗，里面还掺着难以嚼烂的树皮。多年之后，我父亲每每提及大伯大娘的逃走都会为他们出去挨饿伤心，“他们不知道，我有白菜根呀，我有好多好多的白菜根！”是的，牲口被饥饿的乡亲们一头一头吃掉，埋在地下沙土里的白菜根却因此保留下来，成为父亲的“个人财产”。
村里人得知大伯大娘跑了，抛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和自己的弟弟，也都只摇头——善良的和并不那么善良的村民们根本无暇顾及这三个人，他们有着自己的难关，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孩子也都在为怎么才能活下去而绞尽脑汁。可父亲和他的侄子、侄女，竟然活了下来。
饥饿的人们拔光草根，剥光树皮，吃完鞋底，已经开始吃土和石头粉了。父亲说自己何其幸运，在中国最饥饿的年代，他和侄子侄女因为他埋在牛圈里的白菜根熬过了最寒冷的冬天，熬到了青蛙和蚂蚁活过来的春天，“简直就是奇迹！”父亲感叹着，确实是奇迹，他们奇迹般地跟着柳芽草根一道苏醒过来。父亲说，春天真好啊，春天里，他的一滴血可以捉来两瓶子蚂蚁，这些蚂蚁掺上柳芽够他们三个小心翼翼地吃两天。 我始终晕血，看见蚂蚁便止不住津液涌动。大约就是父亲讲这些时带给我无法泯灭的感受，父亲用自己的鲜血做引子，竟然一并养活了自己和两个孩子。8个月后。大伯、大娘终于返家，他们的苦也吃了不少。推开院门，突然听见破烂堂屋里发出嘻嘻哈哈的嬉闹声，大娘竟然一下子跪在地上……她以为这是错觉，或者里面嬉闹着的，是等待向他们讨债的鬼。
之后不久，大伯将父亲带到火车站，为他买了一张开往东北的火车。父亲背着一床破烂被子一直不敢抬头，他怕大伯看见自己在发抖。大伯告诉父亲，北大荒遍地煤炭和粮食，那里没有饥饿。
流浪在东北原野的父亲再一次歪打正着，他获得着善意和悲悯，竟然“意外”又一次那么善意地出现在他面前：他意外遇见了前来拓荒的一支部队，意外地成为军人。“饿”是我对父亲一生中最最深刻的记忆，在他重复讲述的故事中一多半儿是关于饥饿的，他觉得他的肚子是一口洞，黑洞洞的深洞，水倒进去会渗透到泥里，食物倒进去变成井底的泥土，而洞始终这么深这么黑。
我不知道什么是饥饿，从小我就厌食，除了饼干奶粉和大白兔奶糖，一切食物对我都没有吸引力，但是基地大院里的猎犬卡利知道饥饿的味道。卡利的肚子总是瘪着，吃多少东西还是瘪着。为了鼓起肚皮，它无休止地追逐着老鼠、松鼠、麻雀和野兔；更多的时候它满怀希望地舔我的手心，努力在我手心里舔出它想要的鸡蛋或者饺子，我也从不让它失望。卡利吞掉我的鸡蛋和饺子，也会一心和我“共享”他最珍贵的食物。于是，我的床頭常有它避开母亲送来的温热的死老鼠、死麻雀。有一次它拽着我的衣角把我拖到他的窝前，从里面竟然叼出一只僵硬的死狐狸，我惊天动地的嚎叫引来父亲母亲，狐狸自然被没收掉，狐狸皮变成了母亲一件大衣的漂亮领子。卡利得到的奖励是几根牛骨头和一颗鸡蛋——没有人敢吃狐狸肉，冰天雪地的北方流传着许多关于狐狸的故事，人们相信，吃狐狸肉会得到报应。
卡利不计较丢失了一大块狐狸肉，一只鸡蛋令它幸福得兴奋，它驮着我奔跑在雪地上，尾巴摇出钟摆的幅度，四只蹄子将雪地奔腾出一道青烟。一枚鸡蛋让卡利死心塌地跟着我，弟弟很是妒忌，可是卡利毫不客气地吃掉他的鸡蛋后照旧跑回我身边，弟弟用鞭子打也没有用。饥饿时的食物未必一定以放弃忠诚为代价，猎犬卡利做到了既食用嗟来之食，又追随主人。父亲从小就让卡利陪着我，他说，卡利可以部分代替他，动物和人相比最大的优点就是食物简单，忠诚可靠。
转业后的父亲已经看不出饥饿在他身上的痕迹，他高大魁梧，乐观开朗，开着坦克一样轰轰作响的机车，他喜欢把刚学会坐的我抱在怀里和他一道开属于他的庞然大物；等我学会站立，便趴在他背上，搂住他的脖子和他一道把笨重的机车开出S形，从后车窗望去，一条不断延伸的巨蟒趴在路面追踪着我们。我痴爱父亲的机车，那时并不知道，骨子里的重量和速度承载着远走的梦想。
北方雪野中跳跃着丰沛的野兔子，或者狼。我一直觉得，动物追踪猎物靠的不是饥饿的眼睛，而是对热量的渴望，寒冷中，凡是能够带来一点点热量的东西都是他们追捕的对象。即使父亲和我坐在厚厚的铁皮包裹的驾驶室中，狼也敢于拦截，甚至跳上滚动的钢轨一次次撞向玻璃，试图为同伴取回珍贵的热量。在狼的攻击中，父亲教会5岁的我如何举起猎枪。第一次开枪，我被子弹的速度和速度的后果震惊到瞠目结舌，那只狼瞪着红色的眼睛倒下去，凶狠的眼神被脑后流出的浓稠的液体染得渐渐平静。父亲看着我呕吐，把狼装进一只麻袋，平静地告诉我，这是我的第一床狼皮褥子。
我用那支枪打过麻雀，也打过兔子，父亲常遗憾，一个女孩却生出男人的心；一个晕血的人，却抑制不住开枪的欲望，哪怕之后是歇斯底里的呕吐。我也替他遗憾，倘若我是男孩，他少些担忧，母亲会不会也因此不那么决绝地离开他。
父亲识字不多。却能把自己的名字写得非常神气。我握得住笔时他耐心地教我写两个字，“太平”，他让我记住，这两个字就是我们的故乡。对我来说，故乡是个新鲜的词，值得炫耀，于是“太平”这两个字很快便被我写满墙壁，大门上，卡利窝前的木头，玻璃窗子，只要能落下粉笔的地方，到处都是“太平”。父亲时常背着“太平”两个字去上班，他的背那么宽那么大，中山装这么平整，我怎么会放过这么好的写字的地方。他背着“太平”，他的故乡，用他健硕的脊背，骄傲着，嗯，我们家思蒙会写字了呢。
母亲很恼怒。她的恼怒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将这两个字砍得满屋碎片横飞，割得空气中的氧气一截一截落到地面。只要她一张嘴，氧气就将碎片烧起来，烧得人喘不过气。父亲为了喘气，一杯接一杯往肚子里灌“北大荒”，让这种劣质的高度酒在他肚子里补充他所需要的氧气。他需要更多的氧气，只好不断使用北大荒，最终他的身体失去了“太平”。医生说，“北大荒”制造的不光是氧气，还有许多气体，这些气体钻进父亲的肝并持久地定居，他们抢夺地盘的时候把父亲的肝细胞一个一个杀死，每一颗肝细胞死后都恋恋不舍，凝聚在一起变成一汪死海浸泡着他的心肺，直到心肺也开始变成死海的一部分。
肺部的“死海”让父亲日渐枯萎，从内到外，从肌肉到骨骼，从皮肤到胡须。在他不甘心的枯萎中，我会用毛笔写“太平”了，横平竖直，老师说我写得很好，我带着两个最好的“太平”去给他。我躲避开医生福尔摩斯般锐利的眼睛，偷偷摘下隔离面具和手套去抚摸他枯萎得令人心颤的胡须，那天直到医生强制给我戴回面具，我竟然没有感觉到属于我的痒。我感到了一种绝望，绝望就是氧气消失在鼻孔前面，怎么呼吸都没有，鼻子里充满了二氧化碳，阻隔住氧气。在我绝望的抚摸中他突然睁开了眼睛，他笑了，一颗硕大的泪滴在医生没有来得及给我套回手套的手指上。他的泪一定吸收了太多的疼痛，它拥有了切实的疼痛并能传染疼痛，因此，此后我的大拇指一直酸痛。在那份酸痛中，我多么希望自己其实正站在他背后，看不见他流泪，而他亦看不见我的眼泪。
他躺下后，我再没看见过他的背影，他坚硬健硕的背影。他把自己的背影交给一块1.2米的床板和一床棉花褥子，再后来交给一只几十厘米的小盒子，枣红色的。 父亲的背影，留给我最深刻的是背着“太平”的背影。他没有经历真正的战争，他貌似“太平”的人生中却从未真正“太平”。我也是他不太平的麻烦之一。那年我7岁，母亲每天让我跟她读俄语，我的舌头僵硬笨拙，无论如何学不会母亲那美妙的发音，母亲用筷子指着我的脑门无比愤怒：就算一头猪，也应该会念了！母亲对我的失望变成对父亲失望的一部分，父亲在母亲的筷子抽到我脑门儿前抢先抱起被训斥得呆傻的我说，我带你去捉麻雀。
父亲为我在他那间小小的机修车间烤麻雀吃，父亲烤的麻雀比今天北京全聚德的烤鸭不知道好多少倍。母亲对麻雀厌恶至极。她说看到死麻雀就看到了我。数不清我吃下过多少麻雀，父亲用麻雀的羽毛做了一床厚厚的羽绒被。狼皮褥子和羽绒被是我最重要的财产，历经29次搬家，我舍弃了很多舍不得的物品，却始终带着它们行走。
与母亲的坚定和决绝相比，父亲温和得有些怯懦，我横亘在他们中间，每每成为母亲发起战争的导火索。
为了我能听懂母亲的字母，父亲去了一座深山，需要步行三天才能到达的大山，据说，那里有狐仙，可以求到包治百病的神药。父亲满怀期望地看着我吞下三枚黑色药丸，我告诉他，药丸很好吃，像山楂和苹果混合起来的味道——母亲不屑地训斥着他“愚蠢”，转身拂袖而去。对母亲而言她痛苦深重，一个俄语翻译，因为出身不好而下嫁给一个比她大12岁、扫盲班毕业的丈夫，生下一个痴傻的女儿，她所有的人生梦想被这两个不可救药的人弄得支离破碎。她无时无刻不想逃离这两个令她倍感煎熬的人，我在父亲怀里听见一声摔门的巨响，“砰！”将父亲两道红色的眼泪震了下来，这声儿“砰”是母亲留给这个家最后的声音。这声音从此住在我的耳膜，我的眼睛，我的皮肤，我一不小心碰到手脚，碰到耳朵，甚至掉一根眼睫毛都能再次碰响。
母亲制造“砰”时并不知道，我眼睛玻璃体出现了问题，太阳、树、木栅栏、卡利和雪，她称之为白雪的雪以及大地和松花江、她的脸、她的皮肤、她身上的衣服在我眼里统统是红色，或浓或淡的红色，只有红色。确切地说，我眼里是各种各样相同而又无尽相同的红色影子。
母亲不知道，不，她也许知道，只是不愿意知道，我行动缓慢是因为我不确认立着的是人，还是贴紧地面的是人；躺在地面的是篱笆还是竖起的是篱笆。在我大大的眼睛里，所有红色的影子都是相同的，在摔倒无数次后我开始迟疑，迟疑，我甚至分不清父亲和他的影子，我不知道哪一个影子才是能够背起我的脊背。父亲试图用麻雀延缓我眼睛红色的持续加重。那些麻雀是父亲重金买来的治疗眼睛的一个祖传秘方。
母亲走后，父亲终于下定决心将我送进手术室，当医生打开缠绕在头上许久的一层层纱布，我眼前是一个白色的脊背，微微佝偻的丢失了很多肉和水分的脊背，脊背弯曲着，弯曲出一道惊心动魄的恐惧，父亲，我的连狼都不怕的父亲，他竟不敢回头看我的眼睛。
我恢复了“太平”。我的眼睛开始接受白雪的白，黑夜的黑，大海的蓝，那是多么珍贵的色彩。浓密的红色依然悄悄出现，在移动的车上，透过车窗，阳光照射着我紧闭的眼睛，一朵朵红色的云缓慢游动，飘逸轻柔；阳光随着车速升腾，红色的云薄如气泡一层笼罩着一层；车子拐弯处，太阳立在前方，浓雾般的红色笼罩在我周身凝固住，令我几乎窒息，红雾中渐渐涌出父亲的背影，是阳光种植出的，父亲的背影。
父亲去世多年后，我走回他待过的村庄，我将它暗暗地称为“太平”村。“太平”村的街道是窄窄的，村庄里的每一个男人都和父亲如此相似，皮肤、声音、头发，甚至走路的姿势。他们晒着太阳，倚着简陋的大门，我穿行在那些目光中，仿佛几百年來我一直走在这条胡同，他们亦一直坐在这里。在一座坍塌的房子前，有人告诉我，这家的主人叫“庆平、庆安”。那是父亲和他哥哥的名字，他们的父母多么希望出生在乱世“太平”村的两个儿子能够相亲相爱，一生“平安”。
我没有见到大伯庆平，他随大儿子住进县城高档小区，他离休工资足够支撑一大家人的生活，很幸福。大儿子，就是那个五岁时被我父亲用白菜根喂养免于饿死的孩子。据说，庆平一家唯一的遗憾是，他的妻子在床上做了12年植物人，直到两年前去世。算起来，比他妻子小18岁的我的父亲先于她去世21年。
工作后，我曾走过153个大大小小的城市，寻找另外一个“太平”，却迟疑着不肯走进这个“太平”。我希望见证一个跟父亲毫无关系的“太平”，告诉他，他的“太平”不是唯一。我至今不愿意承认，我在自欺欺人，这个“太平”只能是父亲的唯一，因为他的祖祖辈辈埋葬在这里，他的血液里塞满太平的泥土和空气，可他走时带走的太少，他储存的那些空气越来越少越来越稀薄，无论怎样节省，也只能供他呼吸到25年前。
迎着春天的风，走在“太平”村土腥味的街上，脚下的野草都是父亲想抱进怀里的亲人，他多么想念，想念他养育过的侄儿侄女和他们的子女们，那是和他生命相依的血脉；他多么想念，想念牛棚和牛棚地下沙土里埋藏的一颗颗白菜根，那是他的一条条命；他多么想念，想念属于他出生的那间破旧的房子，那是他一生的温暖；他也会想念那个房梁吧，那是他的父亲在这个世界最后的支撑……
我一步一步丈量“太平”村，东西1800步，南北1500步。我和父亲的故乡“太平”村总计3300步。迎着春天的风，我的鼻子眼睛灌满春天的柳絮，这些柳絮迷离着我近视多年的眼睛，可我分明看到，在这充满泥腥味道的狭窄街道上，在残破的旧宅里，在卷着灰尘的风中，在透过白杨树的阳光下，处处都是父亲孤寂的背影。
就像，我在北京高铁站里滚梯上所见的那个背影，一样。
责任编辑：杨希
作者简介：
马淑敏，曾用名马思蒙，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中国作家》《青年文学》《北京文学》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有作品被《散文海外版》转载；编著文化丛书《东阿阿胶文化》。作品三次入选“山东齐鲁文学年展”并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