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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反叛，语言或历史在地下捣乱。
——奥克塔维奥·帕斯《诗歌与世纪末》
开 端
“谁造谁的反？”“谁革谁的命？”这两句话冒出来的时候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实际上这是一次不容回避的追问。为什么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汉语诗歌往往是在高分贝、不容置疑、真理在握式的造反与革命的斗争中进行的？纯诗与非纯诗、抒情与叙事（戏剧化）、口语与非口语、经验与超验、介入与疏离、个人与整体、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朦胧诗和第三代一定程度上都是这种二元对立思维的产物。这种实有的或预设、假想的“对手”以及二者之间内在的复杂性今天必须被重估。
上 篇
1986年，《诗刊》社第六届青春诗会在山西举办期间，于坚和韩东展开了几次长谈，谈话更多集中于北岛和“朦胧诗”。一次对话的开头，于坚第一句就是“在成都有人问我，是不是要和北岛对着干。我说，我不是搞政治的”（于坚、韩东：《在太原的谈话》）。但是，就第三代诗歌运动和其时诗人的集体历史焦虑症来说，政治诗学构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和动力机制。在循环往复的当代历史结构中，诗歌往往体现为社会运动的一面，比如第三代诗歌运动就非常具有代表性，“还有什么能比这场诗歌运动更能反映‘革命’在二十世纪所具有的特殊魔力呢？开天辟地的宣言，惊世骇俗的壮举、反传统、对权威不屑一顾、密谋、串联、审时度势、唯我独尊、（在纸上）拉山头、搞飞行集会，诸如此类，举凡人们熟悉的种种革命的常规意识、方式和手段，这里大多不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场运动像是一面记忆的凹镜，容涵着形形色色的革命风云并把它们混而为一：农民起义的、城市暴动的、红卫兵的；达达主义的、‘拉普’的、‘波普的’，如此等等”（唐晓渡《重新做一个读者》）。
先来看看“第三代诗歌”错综、歧义的发生。一般研究者大抵认为“第三代”这个概念源于《第三代诗会》题记：“随共和国旗帜升起的第一代人 / 十年铸造了第二代 / 在大时代广阔的背景下，诞生了我们 / ——第三代人”（《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而兰州当年曾经有一本名曰《第三代》的油印刊物，封面写有：北岛他们是第一代 / 北岛的那些子孙们是第二代 / 我们是第三代。并引埃兹拉·庞德的诗句：“哦 / 自大透顶的一代 / 别扭透顶的一代。”而万夏等人则认为：“第一代人为郭小川、贺敬之这辈，第二代人为北岛们的‘今天派’，第三代人就是我们自己。”温儒敏、赵祖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则认为“‘五四’时期把诗从文言文中解放出来的白话诗人是第一代，‘文革’后把诗从政治工具中解放出来的朦胧诗人算第二代，而他们这些把诗从群体意识中解放出来的诗人便是第三代”。周伦佑则认为“第三代”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是毛泽东，而对诗人的这种划分尽管是代际的，但是其前提仍是社会性的，而1985年5月由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编印的铅印诗集《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只是重提了“第三代人”这一概念（《亵渎中的第三朵语言花·第三代诗与第三代诗人》）。可见，对谁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三代”的说法具体在哪一年出现以及这一概念的具体指涉，都存在着诸多争议。
于坚、韩东、尚仲敏等继起的诗人对“朦胧诗”的反拨，对同时代人海子等“才子式”“青春期”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也是策略性的，挑战总得找到一个最合适也最容易引起关注的对手，“年轻一代诗人对‘朦胧诗’的‘反动’，只不过是他们自己作为一种新的亚文化精神得以确定的契机。他们之所以选择‘朦胧诗’，乃是因为‘朦胧诗’作为过去时代诗歌精神最后的代表，更天才，更艺术，也更勇敢地表现了他们自己时代的精神”（于坚）。但是，在1980年代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中，这代表了其时很多人的诗歌认识以及急于更新诗歌史的集体冲动。而从当代诗歌内部和写作谱系来说，任何一种类型的写作都存在着天然的局限性，第三代诗歌也同样如此。然后，对于第三代诗人和评论家来说，身处其中的“当事人”身份使得他们对前次诗歌以及同时代诗人的判断往往会发生偏颇。而一种公允的评断倒是成为稀缺的精神资源，我想到陈超1988年夏天关于第三代诗歌的清醒的、客观的、深透的理解力，“现在，‘第三代诗’相对‘朦胧诗’的实质性进展是难以回避的事实。对这个事实的理解我以为应持心平气和的态度。这是艺术变构的自然规律，不是谁‘报销’谁的问题。对‘朦胧诗’的异质者们来说，不能忘记诗歌形态产生要依赖一定机缘。事实上，当一个时代的生活不再以政治生活为唯主时，真正的艺术才可能出现。江河早年曾为他的一组长诗命名为《没有写完的诗》，但这种品位的诗他还是很快写完了，他开始了新的《交谈》，这个事实对我们会有启发”（《观点：第三代诗的发生和发展》）。
批评家和文学史叙事更乐于将北岛等朦胧诗与此后的第三代进行比照并且对后者持批判的态度。北岛等人是不会被历史遗忘的，但是他们的不被遗忘也不应该是以否定、牺牲和打击第三代诗人为前提和代价的。
关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诗歌的“青春期写作”“才子写作”“业余写作”“文化写作”和“意识形态写作”，唐晓渡、于坚等人都有过非常精准的“历史性”评价。实际上，不只是 “朦胧诗”“海子”“青春期写作”“才子写作”“抒情诗写作”值得深刻反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三代诗、先锋诗、实验诗自身同样是需要反省的。第三代人和第三代诗歌因为过于激烈的“自我意識”“革命心理”和“运动作风”也草草结束了诗歌史的使命。当强化第三代人的时候，很多诗人和当事人却忽视了一点，即朦胧诗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如何对前代诗人和诗歌进行造反和革命的。当年的朦胧诗与前此的当代政治抒情诗和主旋律的诗歌相比同样是个人的、先锋的、实验的、反叛的、民间的、地下的，只是程度、方式、责任、重点和方向与此后的第三代诗人不同而已。从1978年北岛在《今天》创刊号上的发刊词《致读者》可以看出一代人不无强烈的诗歌史意识，即重新看待”文革“以前的诗歌写作，并且张扬出新一代人在文学和历史上的双重意义以及相当强烈的登上时代舞台的迫切心理，“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这代人能够把埋藏在心中十年之久的歌放声唱出来，而不致再遭到雷霆的处罚。我们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为历史已经前进了”。在政治文化语境和诗歌写作转折的年代，《今天》确实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钟鸣尤其强调了《今天》对第三代诗人的影响，但钟鸣认为《今天》的影响也是选择性的，自己就没有受到《今天》的影响。他认为这和《今天》上的诗歌写作在美学趣味仍然僵化有关，“《今天》的作品，单纯得仍让我感到一种固定的美学折射，还没有完全松开关节上的木螺钉”（《旁观者·第二卷》）。 于坚说自己是“站在餐桌旁的一代”。这无疑属于局外人、旁观者的一代，疏离、独立。这种“局外人”与北岛等诗人的“启蒙者”“文化英雄”“社会精英”的身份确实有着非常大的差异。今天看来，二者的身份意识在当时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都是成立的、有效的——当然也都有时代限制，即使是在“盘峰论争”中激烈反对于坚的唐晓渡（于坚也同样激烈反对唐晓渡）早在1988年11月的一篇文章中也强调了于坚那种“局外人”身份在诗歌写作中开掘生命领域和强化语言意识上可取的一面。值得分析的是“局外人”实际上是一种独立、自我的边缘位置上的怀疑立场，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韩东曾经比较过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和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与“正统信仰”关系上的代际区别，“五十年代出生的则不然，他们不仅有着正统信仰的少年时代，而且将正统信仰带入了自立的成年，他们切实地依赖过它并深知其功能与效果，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无真正信仰，但有某种精神需要，同时他们深知：因需要产生的信仰是不诚实的。理论上相信真理的存在，又觉得遥不可及，因此在拥有真理的问题上常常自卑。他们宁愿将有关问题悬置，也不要虚假的赝品。这是一种分裂性的存在，虽说有某種真实性可言，但为此他们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六十年代出生的人》）
尤其是对第三代诗歌而言，校园文化、民刊文化以及传统的纸媒时代的官方机制（比如《飞天》的“大学生诗苑”对大学生诗歌和第三代诗歌的推动）都具有不言自明的重要性。而投稿的艰难和有限的公开刊物（官方刊物）及其体制原因也使得当时民间诗刊大面积出现，甚至民刊的位置被大大提升。而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期刊生态来看，诗人的写作、发表和交流形态注定了诗人同仁圈子的广泛出现，而这正是为了抵制“黑暗中的写作”。这种写作是自我获启式的。民刊确实在当时的正统刊物权力之外为第三代诗歌提供了阵地并加大了各自之间的美学上的差异，但是这其中仍然有着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最后反光。这一时期的诗歌传播仍然禁忌颇多，这种仍然不自由的诗歌生产和传播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这些民刊的自发产生和独立发展。这些转折年代的诗人也试图在一些官方刊物中寻找几个突破口以便进一步提升这些“地下”诗歌的影响。
而无论是作为运动的第三代，还是作为写作实体和文本现实的第三代，都在泥沙俱下的同时创造了新的可能，提供了新的契机，制造了新的秩序，同时也提供了同样多的破坏、限制、危险、混乱和无序。这无论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都是值得重新检视和反思的。具体到一个诗人不同时期的写作，其差异也是明显的，这都需要写作者具有自我认知、调整的能力，“我年轻时候写作是为与某些东西（语言、意识形态）较量——批判、反抗，或者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最近却越来越‘为人生’而写作，但批判的立场依然如故，我无法把写作当成纯粹的游戏，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于坚《为世界文身》）。朦胧诗、第三代诗之间存在着“时间进化论”层面的龃龉，后来的于坚则指认文学不存在什么进化论，“诗人写作反对诗歌写作中的进化论倾向。诗人不可以以为最好的诗歌总是在未来，在下一个时代。诗歌并不是日日新的。诗歌不是进化的”（《我们时代的诗歌》）。质言之，诗歌是伟大的共时体结构，而非历史性的明争暗斗、厚此薄彼、你死我活。而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朦胧诗和第三代诗的缺点将被一如既往地扩大，从而为后继的诗人、群体和运动的新的合法性浇筑新的地基，“‘今天派’诗人和第三代诗人可视为英雄主义时代的革命者。他们满怀革命激情，是理想主义者，是无畏的赶路者。与‘今天派’诗人和‘第三代诗人’以集体暴动登场方式不同的是，稍后的‘地方主义’诗人，却是以静悄悄的方式出场的。他们虽然赶上了一个看上去更为重要的时间节点——世纪之交，那里面纠缠着让人浮想联翩的末世情结，但他们的表现，一如他们的写作那样，表现出了冷静、理性、开阔、个性鲜活的成熟汉语诗歌特质。他们安静地散落在全国各地，没有相互串联着赶赴一场轰轰烈烈的出场仪式，而是由内心出发，守住脚下的土地和内心的孤独，通过写作自身完成一场来自诗歌内部的革命，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谭克修《地方主义诗群的崛起：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下 篇
诗歌的运动化和活动化使得表层越来越受到关注，反而诗歌的内质以及某种新质的缓慢发生和累积的过程被忽视。换言之，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外部的活动、生产、传播、影响，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诗歌的自律性和内部特征。
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影响的剖析》中自始至终谈论文学的影响问题，这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文学史事实。影响的焦虑或影响的剖析一直在陪伴着一百年来的汉语新诗，这涉及中国本土诗人的形象建构和语言传统，影响的方式、效果、方向以及反作用和可能性等问题。甚至某种程度上西方诗学的影响成为汉语诗人的命运。而谈论第三代诗歌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诗人以及现象的时候，我们似乎总会与那时强行形成的“断裂”地带相遇。这显然是就是“朦胧诗人”（“今天诗派”）的影响的焦虑形成的结果，而今天看来这需要重新甄别、剖析。尤其是在“第三代”诗人集体“断裂心理”“对手交锋”“抢占座位”“弑父意识”和急于抖掉“陈旧包袱”而另立门户的运动心理的驱动下，上一代人的传统、形象以及新一代的新的传统和新的形象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主动或被动吗？就是老去和更新吗？就是单向度的惯性循环吗？就是担任“孝子”和“逆子”吗？是纯然的真理还是偶然的误会？显然不是。
任何一代人的写作都不可能是凭空产生、“拔地而起”的。即使是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于坚，他的写作同样不是从零开始的，而且早期还曾受过《今天》和食指、多多、北岛的影响。“朦胧诗人”对其他诗人尤其是后来诗人所产生的是巨大的影响的焦虑，无论是具体的个案研究，还是整体的文学史叙事以及诗歌的对外传播，他们都给其他诗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正如人们可能总是会站在这种充满激情的格言一边，于坚的诗无论如何还活着，并且将会给那些说起当代中国诗歌就只会想起北岛和杨炼的西方读者带来一个新的发现：即一个完全不同的然而对于中国而言极具代表性的诗歌方向的发现，这一诗歌方向是对读者而言值得注意的”（【德国】Marc Herman《深深地沉入他的时代的黑夜之中……》）。但是，场域意义上的“影响的焦虑”并非意味着前代写作者（“文学前辈”）对后来者（“新人”“文学青年”“后起之秀”“新锐”）具有先天的优势以及时间序列形成的权威，但是后来者们总是怀有某种难以挣脱的“父辈”般的规训和魔咒。尤其是对于那些奇异个性和写作才能足够强大的优异写作者来说，他们反过来会因为能动性和自主性而改变单向度的影响过程，而对其他诗人甚至前代诗人构成一种“时序倒错”的影响和反射。2017年的访谈节目《十三邀（第二季）》，许知远和西川在城郊凤凰山附近（本意是寻访七王坟，但是因施工封闭无法进入，西川将之调侃为卡夫卡《城堡》里K的境遇）进行了一次从下午到暮晚的对谈。此次谈话中西川尤其强调了强力诗人的重要性——而任何寻求某某主义的诗人都是二手诗人，这个时代的诗人很容易成为“烂诗人”——也就是带有了成为自己的个人可能，而不是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更多的是向另外的诗人学习和模仿。 诗歌必然是互文意义上的，很多的诗歌具有某种精神的相通性。是的，诗人和诗人之间总会存在着彼此的寻找（包括跨时代、跨语际的）——心领神会、志同道合。也就是在互文的意义上有些诗人之间的文本和精神世界更具相通性和谱系性，尤其是在写作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上。对于同一种语言系统比如汉语来说，诗人与诗人的影响更多是单向度的，而非交互性的。尤其是北岛那一代人对后代诗人的影响导致了巨大的反弹。对于现代诗而言，其焦虑的更多是对前辈诗人以及其他诗人的不满甚至反抗，而在阅读汉语之外的异域诗歌的时候每一个汉语诗人似乎都乐于罗列出长长的外国诗人名单。似乎每一个汉语诗人的身前都站立着诸多西方文学大师的影子。这不只是诗人，小说家也是，包括像莫言、余华、格非、苏童这样的作家在所列出的喜爱的作家名单中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外国作家。但是回复到当代诗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具体文化语境，“诗人与诗人之间的相互寻找”又具有更为深层的复杂原因。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阅读资源的问题，而是与整体的精神型构、社会转变和对话冲动关联。这种诗人与诗人、词语与词语之间发出的寻找以及摩擦、龃龉甚至冲撞几乎成为第三代诗人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诗歌的精神征候和必备的精神练习。即使是北岛、于坚、韩东、王家新、西川、杨黎等人也不能例外，区别只是在于话语呈现的方式不同。尽管多年来于坚反对诗歌是一种“知识性写作”，但是任何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阅读史，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阅读和同构性知识的影响。比如于坚所说的自己的情况：“我容易与那些注重具体事物，注意世界作为‘现象’，而不是本质、精神实体的作家产生共鸣。如新小说派、自然主义、形式现实主义、传记、纪录片、乔伊斯、普鲁斯特、奥登、罗布·葛利耶、弗洛斯特、拉金、威廉斯一类。写作方式也倾向于描述的，相对客观的、冷静的、细节与具体的、非隐喻的、清晰的、物性的、形而下的。”于坚谈论自己的阅读史是兴奋莫名的，而对于其他诗人以及年轻诗人的阅读则往往不屑一顾甚至充满各种批评意见。针对于坚内外有别的态度，西川则强调：“我承认，我曾受益于中外许多诗人、作家。同样，于坚也不能否认他曾受益于弗罗斯特和垮掉派。而据我所知，伊沙早期受益于舒婷和傅天琳（我有他早年的书信为证），后来又受益于他误解了的后现代主义。这都是知识。这有什么了不起？就像普鲁斯特受益于罗斯金，博尔赫斯受益于史蒂文森，金斯伯格受益于惠特曼，何必自己要掖着藏着抢占一个创造力的制高点来挖苦别人。我要说的是，大家互相知根知底，否则我们也白读了那些书。”（《思考比谩骂更重要》）
无论诗人是主动承认还是被动表态甚至沉默不语，诗人与诗人之间发生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事实。尤其对第三代这样经历过阅读饥渴症的一代人必然要进行补课。阅读和写作尽管不发生直接、硬性的主导性影响，但是一个诗人在不同阶段显然都会有自己所倾向的阅读重点和中心，也会对写作发声程度不同的影响。既然“影响”“竞争机制”不可能完全避免，既然“诗人内心的诗人”必然存在，那么最关键的则是一个优秀的甚至伟大的诗人如何在关系链上确立自己的个性和精神肖像。除了接受资源具有个人性差异之外，更重要的则是诗歌中转化资源和表达知识的方式不同。第三代诗人如此，国外的大师级诗人亦然，“在我们的谈话当中，梅里尔总是避免一切关于诗歌影响的讨论，我也很乐意分享他这种宁静谨慎的态度。可以猜测，他很明显地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善良的立场”（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剖析——文学作为生活方式》）。
影响的焦虑必然发生在前一个时代与后一个时代之间，这在第三代诗歌这里有着极其强烈的体现，裂缝、断裂由此会被强化出来。“从前”和“今天”的对比以及撕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可思议的荒诞而又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为此，诗人必须在语言中有所回应，我深深认同西川的看法——任何时代都不应该被浪费。而不幸的是，在诗人回应时代情势的时候很容易地成为社会伦理和道德的替代品——正义在握、大言不惭，而在诗意和诗艺上却未见更多的“发现”。我们今天重新思考当年的第三代诗歌对“朦胧诗”的态度尽管有运动的造势和更为年轻诗人的“僭越”与“攻讦”的焦虑情结，但是在诗歌美学尤其是语言层面我们看到了其间的差异以及后者对“前辈”诗人的必然性的不满。同时需要强调的是目前的新诗史写作和新诗研究仍大都认为“今天”诗歌与后此的第三代诗歌之间的对立和差异，而事实却需要进一步甄别和反思。
影响的焦虑必然还涉及代际之间天然或人为的区隔。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人类学家马格丽特·米德（美国）写出影响甚巨的《代沟》之后，“代际”研究就从来没有被冷落过，尽管争议之声也并未中断。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指出代际的概念和划分不是僅指生理年龄，同时也涉及文化特征和社会意识。在我看来，有时候代际有其过渡期和模糊性的一面，而代际之间的差异是否就是像文学史家指认的那样界限分明、一目了然？是否代际之间就是一种“断裂”关系？每一代人在成长期是否都有精神的“父亲”？精神成人之后是否都有“另立门户”的“弑父”般的冲动？代际之间的关系远非黑白界限分明那样的简单，而是相当复杂，并且应该注意到即使是同一代之间也是有其差异性和不可消弭的个性的。比如“第三代诗”和“后朦胧诗”各自的范围指向以及二者之间以及它们与“朦胧诗”的复杂关系等问题。质言之，很多文学史叙述实际上在强调不同写作代际之间的“语言权力斗争游戏”，时而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如果说“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之间存在着思想分歧和美学差异的话，二者之间的紧张与所谓的“断裂”除了一部分第三代诗人的运动情结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朦胧诗人”内部的美学差异性，其中就有一个关键的人物——梁小斌。梁小斌早在1980年代就对自己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和《雪白的墙》等“朦胧诗”代表作表达了不满与反思。之所以“第三代”要反叛甚至强奸“朦胧诗”（杨黎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北岛等人要表现的“自我”被指责为对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恢复。换言之“，第三代”所要反对的就是北岛等人重新塑造“英雄”和“权威”，“阳光下，那摇摇晃晃的纪念碑又重新开始稳定了。中世纪骑士的风衣，穿在了八十年代中国青年诗人的身上。表现自我伟大的人格，表现弥漫血腥的早晨那个挺拔的英雄，以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结合，构成了朦胧诗强大的背景。在悲愤的旗帜下，遍地种上了理想的鲜花。那个时代，似乎每一个人都从噩梦中醒来；清理着自身的忧伤，倾诉着过往的怨曲，渴求着重温旧梦。旧，旧到了极点”（杨黎《穿越地狱的列车——论第三代诗歌运动（1980—1985）》）。而“第三代”一部分诗人所要做的就是不仅要“否定英雄”还要“否定自我”，就像李亚伟所说“用悲愤消灭悲愤，用厮混超脱厮混”。正如胡冬所说，这是一群制造思想和诗歌炸弹的造反派！到了后来，李亚伟等先锋诗人才终于意识到当年他们极力反对的同为“莽汉”诗人的二毛所说的“流派是陷阱，主义是圈套”是有道理的。1986年冬天，在喧嚣的“第三代”诗歌运动终于浓烟散尽之后，李亚伟发出如此的慨叹，“越是新奇有冲击力的东西，到头来越是容易成为圈套”。即使是当时无不激进的廖亦武也对“第三代”诗歌运动怀有疑问，“是谁发起了1986年现代诗运动，撵得缪斯抱头鼠窜？”（《巨匠》）而这种后起诗人对以往诗人的否定心理和反叛意识与“朦胧诗”否定极权政治的心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不同历史语境下反叛的对象和重心具有差异。朦胧诗人希望在广场上扮演精英、英雄和启蒙主义者的角色，而“第三代”（一部分）就是要把人的非理性的青春期冲动和反传统的狂暴的一面塑造成新时代的标杆。作为先锋诗歌的历史谱系，“朦胧诗”和“第三代”之间存在着既对抗又对称的关系（这在“第三代”的“和谐派”和“反和谐派”那里有直接的对应），无论是从家族相似性还是从时代语境来说二者之间既有融合也有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对“朦胧诗”之后的诗学本质的理解，从诗歌的内在规定性和自律性的角度而言，张枣的认识是具有一定启发性的，尽管“后朦胧诗”（与此相应的还有“后新诗潮”“朦胧诗后”“后崛起”“第三代诗”“新生代”“实验诗”“现代主义诗群”等）这一概念自身的巨大局限性不会征得一部分诗人的认同，“实际上，后朦胧诗运动是一场纯诗运动，它对语言自律、纯粹文学性和塑造新的写者姿态的追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迷狂地步，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众多作者的诗学共同性。如果根据那些平庸中所能结晶出来的生效的文本来判断，便不难发现这一共同性，尽管技术手法和形式重点有所不同甚至对立，它们皆融入了两种走向：一是通过对某种形而上内心的智力强化和对诗的元诗使命进行言说来达到消解现实的目的；另一种是直面生活的非诗意和通过对指向现实的语汇的扩充来达到诗歌的命名的自律”（《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以张枣的观点，海子和于坚所代表的看似截然不同的写作方式在诗歌的内在性的角度来衡量的话却有着隐秘的共同性——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实际上是一条路。尽管这一认识到今天也仍然会不被所有的诗人和批评者所认可。 尾 声
尽管第三代诗歌浪潮足够短暂，但对前驱的“‘崇高’的反动”而“朝向个人化了的‘逆崇高’的运动”（布鲁姆）却是足够成为后来诗人的谈资或者炫耀的资本的。有那么多的故事，有那么多的是是非非，有那么多的热情和同样多的荒诞，呼朋引伴、聚啸餐馆酒肆，嬉笑怒骂或酒后吐真言，足够喧嚣足够冷场，真真实实地轰轰烈烈过，又同样真真实实地草草收场。惊异、恍惚和猝然中迎受另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写于1989年冬天的一篇文章中，韩东给当时的“第三代人”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塑像和总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英雄梦，他们不仅是某种人，还要成为某种人。这个‘新人’（英雄）的目标是精神生活的需要。或者说，只有重塑英雄形象（或重新考虑）一代人的生活才是可能的。最伟大的艺术家从来就是这样的一些先知：他们预先设计了英雄的形象，使新时代的精神内容得以具体化”（《第二次背叛：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个人及倾向》）。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每一个诗人都在确立独一无二的属于自己的“语言英雄”的定位，比如丁当的“英雄梦”、于小韦的“視觉”、吕德安的“家园”、于坚的“史诗”、翟永明的“新女性”、张枣的“传统”、小海的“才能”、杨黎的“实验”、海子的“行动”……
于坚后来也意识到，任何一代的“先锋派”“骑手”“斗士”“实验者”“风云人物”都会老去的，只是没有想到在世俗化时代加速的时刻，这一代人老去的速度也同样加快了，“这一代人已经风流云散 / 从前的先锋派斗士 / 如今挖空心思地装修房间 / 娃娃在做一年级的作业 / 那些愤怒多么不堪一击 / 那些前卫的姿态 / 是为在镜子上获得表情 / 晚餐时他们会轻蔑地调侃起某个 / 愤世嫉俗的傻瓜某个还在怀疑的人 / 组织啊别再猜疑他们的忠诚 / 别再在时代的广场上捕风捉影 / 老嬉皮士如今早已后悔莫及地回到家里 / 哭泣着洗热水澡用丝瓜瓤擦背 / 七点钟他们裹着割绒的浴巾 / 像重新发现自己的老婆那样 / 发现电视上的频道”（《便条集·97》）。
也许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三代诗歌可以用一些并不一定完备的关键词来概括：传奇、生活、江湖、远方、当下、分裂、恩怨、饮酒、交游、酒馆、校园、西南、外省、油印机、地下、流浪、出走、自杀、流亡……说到第三代诗歌、1980年代诗歌，说到一代人的交往，我们后来者追问的是时代在哪里开始？时代又在哪里结束？任何一个时代都会落幕的，有英雄、有烈士、有小丑、有更多默默无名的过客，“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 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 / 万人都要将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海子）。
责任编辑：朱亚南
作者简介：
霍俊明，诗人、批评家、博士后。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著有诗集《有些事物替我们说话》《怀雪》《一个人的和声》，著有专著《从“广场”到“地方”》《变动、修辞与想象》《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等。
——奥克塔维奥·帕斯《诗歌与世纪末》
开 端
“谁造谁的反？”“谁革谁的命？”这两句话冒出来的时候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实际上这是一次不容回避的追问。为什么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汉语诗歌往往是在高分贝、不容置疑、真理在握式的造反与革命的斗争中进行的？纯诗与非纯诗、抒情与叙事（戏剧化）、口语与非口语、经验与超验、介入与疏离、个人与整体、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朦胧诗和第三代一定程度上都是这种二元对立思维的产物。这种实有的或预设、假想的“对手”以及二者之间内在的复杂性今天必须被重估。
上 篇
1986年，《诗刊》社第六届青春诗会在山西举办期间，于坚和韩东展开了几次长谈，谈话更多集中于北岛和“朦胧诗”。一次对话的开头，于坚第一句就是“在成都有人问我，是不是要和北岛对着干。我说，我不是搞政治的”（于坚、韩东：《在太原的谈话》）。但是，就第三代诗歌运动和其时诗人的集体历史焦虑症来说，政治诗学构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和动力机制。在循环往复的当代历史结构中，诗歌往往体现为社会运动的一面，比如第三代诗歌运动就非常具有代表性，“还有什么能比这场诗歌运动更能反映‘革命’在二十世纪所具有的特殊魔力呢？开天辟地的宣言，惊世骇俗的壮举、反传统、对权威不屑一顾、密谋、串联、审时度势、唯我独尊、（在纸上）拉山头、搞飞行集会，诸如此类，举凡人们熟悉的种种革命的常规意识、方式和手段，这里大多不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场运动像是一面记忆的凹镜，容涵着形形色色的革命风云并把它们混而为一：农民起义的、城市暴动的、红卫兵的；达达主义的、‘拉普’的、‘波普的’，如此等等”（唐晓渡《重新做一个读者》）。
先来看看“第三代诗歌”错综、歧义的发生。一般研究者大抵认为“第三代”这个概念源于《第三代诗会》题记：“随共和国旗帜升起的第一代人 / 十年铸造了第二代 / 在大时代广阔的背景下，诞生了我们 / ——第三代人”（《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而兰州当年曾经有一本名曰《第三代》的油印刊物，封面写有：北岛他们是第一代 / 北岛的那些子孙们是第二代 / 我们是第三代。并引埃兹拉·庞德的诗句：“哦 / 自大透顶的一代 / 别扭透顶的一代。”而万夏等人则认为：“第一代人为郭小川、贺敬之这辈，第二代人为北岛们的‘今天派’，第三代人就是我们自己。”温儒敏、赵祖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则认为“‘五四’时期把诗从文言文中解放出来的白话诗人是第一代，‘文革’后把诗从政治工具中解放出来的朦胧诗人算第二代，而他们这些把诗从群体意识中解放出来的诗人便是第三代”。周伦佑则认为“第三代”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是毛泽东，而对诗人的这种划分尽管是代际的，但是其前提仍是社会性的，而1985年5月由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编印的铅印诗集《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只是重提了“第三代人”这一概念（《亵渎中的第三朵语言花·第三代诗与第三代诗人》）。可见，对谁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三代”的说法具体在哪一年出现以及这一概念的具体指涉，都存在着诸多争议。
于坚、韩东、尚仲敏等继起的诗人对“朦胧诗”的反拨，对同时代人海子等“才子式”“青春期”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也是策略性的，挑战总得找到一个最合适也最容易引起关注的对手，“年轻一代诗人对‘朦胧诗’的‘反动’，只不过是他们自己作为一种新的亚文化精神得以确定的契机。他们之所以选择‘朦胧诗’，乃是因为‘朦胧诗’作为过去时代诗歌精神最后的代表，更天才，更艺术，也更勇敢地表现了他们自己时代的精神”（于坚）。但是，在1980年代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中，这代表了其时很多人的诗歌认识以及急于更新诗歌史的集体冲动。而从当代诗歌内部和写作谱系来说，任何一种类型的写作都存在着天然的局限性，第三代诗歌也同样如此。然后，对于第三代诗人和评论家来说，身处其中的“当事人”身份使得他们对前次诗歌以及同时代诗人的判断往往会发生偏颇。而一种公允的评断倒是成为稀缺的精神资源，我想到陈超1988年夏天关于第三代诗歌的清醒的、客观的、深透的理解力，“现在，‘第三代诗’相对‘朦胧诗’的实质性进展是难以回避的事实。对这个事实的理解我以为应持心平气和的态度。这是艺术变构的自然规律，不是谁‘报销’谁的问题。对‘朦胧诗’的异质者们来说，不能忘记诗歌形态产生要依赖一定机缘。事实上，当一个时代的生活不再以政治生活为唯主时，真正的艺术才可能出现。江河早年曾为他的一组长诗命名为《没有写完的诗》，但这种品位的诗他还是很快写完了，他开始了新的《交谈》，这个事实对我们会有启发”（《观点：第三代诗的发生和发展》）。
批评家和文学史叙事更乐于将北岛等朦胧诗与此后的第三代进行比照并且对后者持批判的态度。北岛等人是不会被历史遗忘的，但是他们的不被遗忘也不应该是以否定、牺牲和打击第三代诗人为前提和代价的。
关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诗歌的“青春期写作”“才子写作”“业余写作”“文化写作”和“意识形态写作”，唐晓渡、于坚等人都有过非常精准的“历史性”评价。实际上，不只是 “朦胧诗”“海子”“青春期写作”“才子写作”“抒情诗写作”值得深刻反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三代诗、先锋诗、实验诗自身同样是需要反省的。第三代人和第三代诗歌因为过于激烈的“自我意識”“革命心理”和“运动作风”也草草结束了诗歌史的使命。当强化第三代人的时候，很多诗人和当事人却忽视了一点，即朦胧诗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如何对前代诗人和诗歌进行造反和革命的。当年的朦胧诗与前此的当代政治抒情诗和主旋律的诗歌相比同样是个人的、先锋的、实验的、反叛的、民间的、地下的，只是程度、方式、责任、重点和方向与此后的第三代诗人不同而已。从1978年北岛在《今天》创刊号上的发刊词《致读者》可以看出一代人不无强烈的诗歌史意识，即重新看待”文革“以前的诗歌写作，并且张扬出新一代人在文学和历史上的双重意义以及相当强烈的登上时代舞台的迫切心理，“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这代人能够把埋藏在心中十年之久的歌放声唱出来，而不致再遭到雷霆的处罚。我们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为历史已经前进了”。在政治文化语境和诗歌写作转折的年代，《今天》确实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钟鸣尤其强调了《今天》对第三代诗人的影响，但钟鸣认为《今天》的影响也是选择性的，自己就没有受到《今天》的影响。他认为这和《今天》上的诗歌写作在美学趣味仍然僵化有关，“《今天》的作品，单纯得仍让我感到一种固定的美学折射，还没有完全松开关节上的木螺钉”（《旁观者·第二卷》）。 于坚说自己是“站在餐桌旁的一代”。这无疑属于局外人、旁观者的一代，疏离、独立。这种“局外人”与北岛等诗人的“启蒙者”“文化英雄”“社会精英”的身份确实有着非常大的差异。今天看来，二者的身份意识在当时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都是成立的、有效的——当然也都有时代限制，即使是在“盘峰论争”中激烈反对于坚的唐晓渡（于坚也同样激烈反对唐晓渡）早在1988年11月的一篇文章中也强调了于坚那种“局外人”身份在诗歌写作中开掘生命领域和强化语言意识上可取的一面。值得分析的是“局外人”实际上是一种独立、自我的边缘位置上的怀疑立场，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韩东曾经比较过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和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与“正统信仰”关系上的代际区别，“五十年代出生的则不然，他们不仅有着正统信仰的少年时代，而且将正统信仰带入了自立的成年，他们切实地依赖过它并深知其功能与效果，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无真正信仰，但有某种精神需要，同时他们深知：因需要产生的信仰是不诚实的。理论上相信真理的存在，又觉得遥不可及，因此在拥有真理的问题上常常自卑。他们宁愿将有关问题悬置，也不要虚假的赝品。这是一种分裂性的存在，虽说有某種真实性可言，但为此他们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六十年代出生的人》）
尤其是对第三代诗歌而言，校园文化、民刊文化以及传统的纸媒时代的官方机制（比如《飞天》的“大学生诗苑”对大学生诗歌和第三代诗歌的推动）都具有不言自明的重要性。而投稿的艰难和有限的公开刊物（官方刊物）及其体制原因也使得当时民间诗刊大面积出现，甚至民刊的位置被大大提升。而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期刊生态来看，诗人的写作、发表和交流形态注定了诗人同仁圈子的广泛出现，而这正是为了抵制“黑暗中的写作”。这种写作是自我获启式的。民刊确实在当时的正统刊物权力之外为第三代诗歌提供了阵地并加大了各自之间的美学上的差异，但是这其中仍然有着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最后反光。这一时期的诗歌传播仍然禁忌颇多，这种仍然不自由的诗歌生产和传播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这些民刊的自发产生和独立发展。这些转折年代的诗人也试图在一些官方刊物中寻找几个突破口以便进一步提升这些“地下”诗歌的影响。
而无论是作为运动的第三代，还是作为写作实体和文本现实的第三代，都在泥沙俱下的同时创造了新的可能，提供了新的契机，制造了新的秩序，同时也提供了同样多的破坏、限制、危险、混乱和无序。这无论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都是值得重新检视和反思的。具体到一个诗人不同时期的写作，其差异也是明显的，这都需要写作者具有自我认知、调整的能力，“我年轻时候写作是为与某些东西（语言、意识形态）较量——批判、反抗，或者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最近却越来越‘为人生’而写作，但批判的立场依然如故，我无法把写作当成纯粹的游戏，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于坚《为世界文身》）。朦胧诗、第三代诗之间存在着“时间进化论”层面的龃龉，后来的于坚则指认文学不存在什么进化论，“诗人写作反对诗歌写作中的进化论倾向。诗人不可以以为最好的诗歌总是在未来，在下一个时代。诗歌并不是日日新的。诗歌不是进化的”（《我们时代的诗歌》）。质言之，诗歌是伟大的共时体结构，而非历史性的明争暗斗、厚此薄彼、你死我活。而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朦胧诗和第三代诗的缺点将被一如既往地扩大，从而为后继的诗人、群体和运动的新的合法性浇筑新的地基，“‘今天派’诗人和第三代诗人可视为英雄主义时代的革命者。他们满怀革命激情，是理想主义者，是无畏的赶路者。与‘今天派’诗人和‘第三代诗人’以集体暴动登场方式不同的是，稍后的‘地方主义’诗人，却是以静悄悄的方式出场的。他们虽然赶上了一个看上去更为重要的时间节点——世纪之交，那里面纠缠着让人浮想联翩的末世情结，但他们的表现，一如他们的写作那样，表现出了冷静、理性、开阔、个性鲜活的成熟汉语诗歌特质。他们安静地散落在全国各地，没有相互串联着赶赴一场轰轰烈烈的出场仪式，而是由内心出发，守住脚下的土地和内心的孤独，通过写作自身完成一场来自诗歌内部的革命，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谭克修《地方主义诗群的崛起：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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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运动化和活动化使得表层越来越受到关注，反而诗歌的内质以及某种新质的缓慢发生和累积的过程被忽视。换言之，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外部的活动、生产、传播、影响，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诗歌的自律性和内部特征。
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影响的剖析》中自始至终谈论文学的影响问题，这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文学史事实。影响的焦虑或影响的剖析一直在陪伴着一百年来的汉语新诗，这涉及中国本土诗人的形象建构和语言传统，影响的方式、效果、方向以及反作用和可能性等问题。甚至某种程度上西方诗学的影响成为汉语诗人的命运。而谈论第三代诗歌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诗人以及现象的时候，我们似乎总会与那时强行形成的“断裂”地带相遇。这显然是就是“朦胧诗人”（“今天诗派”）的影响的焦虑形成的结果，而今天看来这需要重新甄别、剖析。尤其是在“第三代”诗人集体“断裂心理”“对手交锋”“抢占座位”“弑父意识”和急于抖掉“陈旧包袱”而另立门户的运动心理的驱动下，上一代人的传统、形象以及新一代的新的传统和新的形象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主动或被动吗？就是老去和更新吗？就是单向度的惯性循环吗？就是担任“孝子”和“逆子”吗？是纯然的真理还是偶然的误会？显然不是。
任何一代人的写作都不可能是凭空产生、“拔地而起”的。即使是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于坚，他的写作同样不是从零开始的，而且早期还曾受过《今天》和食指、多多、北岛的影响。“朦胧诗人”对其他诗人尤其是后来诗人所产生的是巨大的影响的焦虑，无论是具体的个案研究，还是整体的文学史叙事以及诗歌的对外传播，他们都给其他诗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正如人们可能总是会站在这种充满激情的格言一边，于坚的诗无论如何还活着，并且将会给那些说起当代中国诗歌就只会想起北岛和杨炼的西方读者带来一个新的发现：即一个完全不同的然而对于中国而言极具代表性的诗歌方向的发现，这一诗歌方向是对读者而言值得注意的”（【德国】Marc Herman《深深地沉入他的时代的黑夜之中……》）。但是，场域意义上的“影响的焦虑”并非意味着前代写作者（“文学前辈”）对后来者（“新人”“文学青年”“后起之秀”“新锐”）具有先天的优势以及时间序列形成的权威，但是后来者们总是怀有某种难以挣脱的“父辈”般的规训和魔咒。尤其是对于那些奇异个性和写作才能足够强大的优异写作者来说，他们反过来会因为能动性和自主性而改变单向度的影响过程，而对其他诗人甚至前代诗人构成一种“时序倒错”的影响和反射。2017年的访谈节目《十三邀（第二季）》，许知远和西川在城郊凤凰山附近（本意是寻访七王坟，但是因施工封闭无法进入，西川将之调侃为卡夫卡《城堡》里K的境遇）进行了一次从下午到暮晚的对谈。此次谈话中西川尤其强调了强力诗人的重要性——而任何寻求某某主义的诗人都是二手诗人，这个时代的诗人很容易成为“烂诗人”——也就是带有了成为自己的个人可能，而不是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更多的是向另外的诗人学习和模仿。 诗歌必然是互文意义上的，很多的诗歌具有某种精神的相通性。是的，诗人和诗人之间总会存在着彼此的寻找（包括跨时代、跨语际的）——心领神会、志同道合。也就是在互文的意义上有些诗人之间的文本和精神世界更具相通性和谱系性，尤其是在写作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上。对于同一种语言系统比如汉语来说，诗人与诗人的影响更多是单向度的，而非交互性的。尤其是北岛那一代人对后代诗人的影响导致了巨大的反弹。对于现代诗而言，其焦虑的更多是对前辈诗人以及其他诗人的不满甚至反抗，而在阅读汉语之外的异域诗歌的时候每一个汉语诗人似乎都乐于罗列出长长的外国诗人名单。似乎每一个汉语诗人的身前都站立着诸多西方文学大师的影子。这不只是诗人，小说家也是，包括像莫言、余华、格非、苏童这样的作家在所列出的喜爱的作家名单中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外国作家。但是回复到当代诗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具体文化语境，“诗人与诗人之间的相互寻找”又具有更为深层的复杂原因。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阅读资源的问题，而是与整体的精神型构、社会转变和对话冲动关联。这种诗人与诗人、词语与词语之间发出的寻找以及摩擦、龃龉甚至冲撞几乎成为第三代诗人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诗歌的精神征候和必备的精神练习。即使是北岛、于坚、韩东、王家新、西川、杨黎等人也不能例外，区别只是在于话语呈现的方式不同。尽管多年来于坚反对诗歌是一种“知识性写作”，但是任何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阅读史，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阅读和同构性知识的影响。比如于坚所说的自己的情况：“我容易与那些注重具体事物，注意世界作为‘现象’，而不是本质、精神实体的作家产生共鸣。如新小说派、自然主义、形式现实主义、传记、纪录片、乔伊斯、普鲁斯特、奥登、罗布·葛利耶、弗洛斯特、拉金、威廉斯一类。写作方式也倾向于描述的，相对客观的、冷静的、细节与具体的、非隐喻的、清晰的、物性的、形而下的。”于坚谈论自己的阅读史是兴奋莫名的，而对于其他诗人以及年轻诗人的阅读则往往不屑一顾甚至充满各种批评意见。针对于坚内外有别的态度，西川则强调：“我承认，我曾受益于中外许多诗人、作家。同样，于坚也不能否认他曾受益于弗罗斯特和垮掉派。而据我所知，伊沙早期受益于舒婷和傅天琳（我有他早年的书信为证），后来又受益于他误解了的后现代主义。这都是知识。这有什么了不起？就像普鲁斯特受益于罗斯金，博尔赫斯受益于史蒂文森，金斯伯格受益于惠特曼，何必自己要掖着藏着抢占一个创造力的制高点来挖苦别人。我要说的是，大家互相知根知底，否则我们也白读了那些书。”（《思考比谩骂更重要》）
无论诗人是主动承认还是被动表态甚至沉默不语，诗人与诗人之间发生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事实。尤其对第三代这样经历过阅读饥渴症的一代人必然要进行补课。阅读和写作尽管不发生直接、硬性的主导性影响，但是一个诗人在不同阶段显然都会有自己所倾向的阅读重点和中心，也会对写作发声程度不同的影响。既然“影响”“竞争机制”不可能完全避免，既然“诗人内心的诗人”必然存在，那么最关键的则是一个优秀的甚至伟大的诗人如何在关系链上确立自己的个性和精神肖像。除了接受资源具有个人性差异之外，更重要的则是诗歌中转化资源和表达知识的方式不同。第三代诗人如此，国外的大师级诗人亦然，“在我们的谈话当中，梅里尔总是避免一切关于诗歌影响的讨论，我也很乐意分享他这种宁静谨慎的态度。可以猜测，他很明显地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善良的立场”（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剖析——文学作为生活方式》）。
影响的焦虑必然发生在前一个时代与后一个时代之间，这在第三代诗歌这里有着极其强烈的体现，裂缝、断裂由此会被强化出来。“从前”和“今天”的对比以及撕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可思议的荒诞而又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为此，诗人必须在语言中有所回应，我深深认同西川的看法——任何时代都不应该被浪费。而不幸的是，在诗人回应时代情势的时候很容易地成为社会伦理和道德的替代品——正义在握、大言不惭，而在诗意和诗艺上却未见更多的“发现”。我们今天重新思考当年的第三代诗歌对“朦胧诗”的态度尽管有运动的造势和更为年轻诗人的“僭越”与“攻讦”的焦虑情结，但是在诗歌美学尤其是语言层面我们看到了其间的差异以及后者对“前辈”诗人的必然性的不满。同时需要强调的是目前的新诗史写作和新诗研究仍大都认为“今天”诗歌与后此的第三代诗歌之间的对立和差异，而事实却需要进一步甄别和反思。
影响的焦虑必然还涉及代际之间天然或人为的区隔。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人类学家马格丽特·米德（美国）写出影响甚巨的《代沟》之后，“代际”研究就从来没有被冷落过，尽管争议之声也并未中断。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指出代际的概念和划分不是僅指生理年龄，同时也涉及文化特征和社会意识。在我看来，有时候代际有其过渡期和模糊性的一面，而代际之间的差异是否就是像文学史家指认的那样界限分明、一目了然？是否代际之间就是一种“断裂”关系？每一代人在成长期是否都有精神的“父亲”？精神成人之后是否都有“另立门户”的“弑父”般的冲动？代际之间的关系远非黑白界限分明那样的简单，而是相当复杂，并且应该注意到即使是同一代之间也是有其差异性和不可消弭的个性的。比如“第三代诗”和“后朦胧诗”各自的范围指向以及二者之间以及它们与“朦胧诗”的复杂关系等问题。质言之，很多文学史叙述实际上在强调不同写作代际之间的“语言权力斗争游戏”，时而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如果说“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之间存在着思想分歧和美学差异的话，二者之间的紧张与所谓的“断裂”除了一部分第三代诗人的运动情结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朦胧诗人”内部的美学差异性，其中就有一个关键的人物——梁小斌。梁小斌早在1980年代就对自己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和《雪白的墙》等“朦胧诗”代表作表达了不满与反思。之所以“第三代”要反叛甚至强奸“朦胧诗”（杨黎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北岛等人要表现的“自我”被指责为对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恢复。换言之“，第三代”所要反对的就是北岛等人重新塑造“英雄”和“权威”，“阳光下，那摇摇晃晃的纪念碑又重新开始稳定了。中世纪骑士的风衣，穿在了八十年代中国青年诗人的身上。表现自我伟大的人格，表现弥漫血腥的早晨那个挺拔的英雄，以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结合，构成了朦胧诗强大的背景。在悲愤的旗帜下，遍地种上了理想的鲜花。那个时代，似乎每一个人都从噩梦中醒来；清理着自身的忧伤，倾诉着过往的怨曲，渴求着重温旧梦。旧，旧到了极点”（杨黎《穿越地狱的列车——论第三代诗歌运动（1980—1985）》）。而“第三代”一部分诗人所要做的就是不仅要“否定英雄”还要“否定自我”，就像李亚伟所说“用悲愤消灭悲愤，用厮混超脱厮混”。正如胡冬所说，这是一群制造思想和诗歌炸弹的造反派！到了后来，李亚伟等先锋诗人才终于意识到当年他们极力反对的同为“莽汉”诗人的二毛所说的“流派是陷阱，主义是圈套”是有道理的。1986年冬天，在喧嚣的“第三代”诗歌运动终于浓烟散尽之后，李亚伟发出如此的慨叹，“越是新奇有冲击力的东西，到头来越是容易成为圈套”。即使是当时无不激进的廖亦武也对“第三代”诗歌运动怀有疑问，“是谁发起了1986年现代诗运动，撵得缪斯抱头鼠窜？”（《巨匠》）而这种后起诗人对以往诗人的否定心理和反叛意识与“朦胧诗”否定极权政治的心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不同历史语境下反叛的对象和重心具有差异。朦胧诗人希望在广场上扮演精英、英雄和启蒙主义者的角色，而“第三代”（一部分）就是要把人的非理性的青春期冲动和反传统的狂暴的一面塑造成新时代的标杆。作为先锋诗歌的历史谱系，“朦胧诗”和“第三代”之间存在着既对抗又对称的关系（这在“第三代”的“和谐派”和“反和谐派”那里有直接的对应），无论是从家族相似性还是从时代语境来说二者之间既有融合也有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对“朦胧诗”之后的诗学本质的理解，从诗歌的内在规定性和自律性的角度而言，张枣的认识是具有一定启发性的，尽管“后朦胧诗”（与此相应的还有“后新诗潮”“朦胧诗后”“后崛起”“第三代诗”“新生代”“实验诗”“现代主义诗群”等）这一概念自身的巨大局限性不会征得一部分诗人的认同，“实际上，后朦胧诗运动是一场纯诗运动，它对语言自律、纯粹文学性和塑造新的写者姿态的追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迷狂地步，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众多作者的诗学共同性。如果根据那些平庸中所能结晶出来的生效的文本来判断，便不难发现这一共同性，尽管技术手法和形式重点有所不同甚至对立，它们皆融入了两种走向：一是通过对某种形而上内心的智力强化和对诗的元诗使命进行言说来达到消解现实的目的；另一种是直面生活的非诗意和通过对指向现实的语汇的扩充来达到诗歌的命名的自律”（《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以张枣的观点，海子和于坚所代表的看似截然不同的写作方式在诗歌的内在性的角度来衡量的话却有着隐秘的共同性——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实际上是一条路。尽管这一认识到今天也仍然会不被所有的诗人和批评者所认可。 尾 声
尽管第三代诗歌浪潮足够短暂，但对前驱的“‘崇高’的反动”而“朝向个人化了的‘逆崇高’的运动”（布鲁姆）却是足够成为后来诗人的谈资或者炫耀的资本的。有那么多的故事，有那么多的是是非非，有那么多的热情和同样多的荒诞，呼朋引伴、聚啸餐馆酒肆，嬉笑怒骂或酒后吐真言，足够喧嚣足够冷场，真真实实地轰轰烈烈过，又同样真真实实地草草收场。惊异、恍惚和猝然中迎受另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写于1989年冬天的一篇文章中，韩东给当时的“第三代人”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塑像和总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英雄梦，他们不仅是某种人，还要成为某种人。这个‘新人’（英雄）的目标是精神生活的需要。或者说，只有重塑英雄形象（或重新考虑）一代人的生活才是可能的。最伟大的艺术家从来就是这样的一些先知：他们预先设计了英雄的形象，使新时代的精神内容得以具体化”（《第二次背叛：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个人及倾向》）。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每一个诗人都在确立独一无二的属于自己的“语言英雄”的定位，比如丁当的“英雄梦”、于小韦的“視觉”、吕德安的“家园”、于坚的“史诗”、翟永明的“新女性”、张枣的“传统”、小海的“才能”、杨黎的“实验”、海子的“行动”……
于坚后来也意识到，任何一代的“先锋派”“骑手”“斗士”“实验者”“风云人物”都会老去的，只是没有想到在世俗化时代加速的时刻，这一代人老去的速度也同样加快了，“这一代人已经风流云散 / 从前的先锋派斗士 / 如今挖空心思地装修房间 / 娃娃在做一年级的作业 / 那些愤怒多么不堪一击 / 那些前卫的姿态 / 是为在镜子上获得表情 / 晚餐时他们会轻蔑地调侃起某个 / 愤世嫉俗的傻瓜某个还在怀疑的人 / 组织啊别再猜疑他们的忠诚 / 别再在时代的广场上捕风捉影 / 老嬉皮士如今早已后悔莫及地回到家里 / 哭泣着洗热水澡用丝瓜瓤擦背 / 七点钟他们裹着割绒的浴巾 / 像重新发现自己的老婆那样 / 发现电视上的频道”（《便条集·97》）。
也许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三代诗歌可以用一些并不一定完备的关键词来概括：传奇、生活、江湖、远方、当下、分裂、恩怨、饮酒、交游、酒馆、校园、西南、外省、油印机、地下、流浪、出走、自杀、流亡……说到第三代诗歌、1980年代诗歌，说到一代人的交往，我们后来者追问的是时代在哪里开始？时代又在哪里结束？任何一个时代都会落幕的，有英雄、有烈士、有小丑、有更多默默无名的过客，“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 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 / 万人都要将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海子）。
责任编辑：朱亚南
作者简介：
霍俊明，诗人、批评家、博士后。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著有诗集《有些事物替我们说话》《怀雪》《一个人的和声》，著有专著《从“广场”到“地方”》《变动、修辞与想象》《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