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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建设》:2012年10月11日,莫言喜获诺贝尔文学奖,语文教学界也非常关注这件事情,请您给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该如何认识诺贝尔文学奖、如何认识中国作家获奖?
李云雷:自1980年代开始,“走向世界”一直是中国文学的梦想,在中国作家心中普遍存在着“诺贝尔情结”。莫言获奖或许有助于中国文学舒缓这一焦虑,也可以让我们更从容地审视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奖项,但并非代表着世界文学的最高水平,作为一个文学奖项,“诺贝尔文学奖”也受到一些诟病,比如受到西方中心主义与冷战思维的影响,比如遗漏了托尔斯泰、乔伊斯等文学大师,等等,在具体的评选程序中,以翻译文本评选世界各国不同语言的文学作品,也存在着先天不足。尽管如此,莫言获奖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来说,却具有标志性的重要意义。
《语文建设》:请问是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李云雷:莫言获奖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作家的世界性影响。在当前的世界体系中,文学领域正如其他领域一样,由西方世界掌握着游戏规则与评选标准,何为文学,何为优秀的文学?是被西方文学的价值标准所确定的。在这个体系中,作为一个独立文明体的中国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对于西方来说是双重意义上的“他者”,而中国文学要为西方世界所认识和欣赏,需要穿越重重障碍。莫言的重要性在于,尽管存在重重障碍,他却为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扇理解中国的大门,当然,我们希望这只是一个开始。莫言作为一个优秀作家,在1980年代就确定了他在文学界的重要位置,但中国文学界还有另外一些重要作家,如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韩少功、余华、王安忆、张炜、刘震云等,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的灿烂星空,只有深入阅读他们,才能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有更加深入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中国作家的重要性愈加突显,我们必须摒弃1980年代以来追赶与迎合的心态,以真正富有创造力的文学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一方面需要具有更加开阔的世界视野,另一方面也需要对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做出更加深入细致的表现。我们应该具有主体性与主动性,以创造性的艺术形式表达出现代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另一方面,在“文学奖”之外,中国文学应该有更大的追求,文学作为一种心灵的形式,其重要性不在于奖项的肯定,而在于它对人类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探索的深度与广度。在这方面,中国作家既应该充满自信,也应该具备文化自觉,不满足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而应该像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或者拉美的“文学爆炸”时期一样,向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展示中国的形象,讲述中国的故事。
《语文建设》:莫言获奖后,国内掀起了一股文学出版和阅读的热潮,您认为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文学处于什么位置?
李云雷:莫言获奖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在中国的重要性。无论是在传统中国还是20世纪中国,文学都在中国文化乃至社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1980年代文学更成为整个社会瞩目的焦点,凝聚了社会各阶层的热情与梦想,莫言也是在这个时代开始写作的。但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氛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这一变化中,文学不仅失去了“中心位置”,而且越来越边缘化。对于缺乏宗教情感的中国人来说,文学事实上承担了一种教化功能,它不仅培育美感,而且培育向善的心灵。在20世纪,文学更承担了“启蒙”与“救亡”的功能,成为建构人们精神生活与心灵生活的重要形式,进一步成为改变现实社会的重要力量。当文学的地位逐渐衰落,整个社会便愈趋世俗化与功利化,缺乏一种平衡物质现实的精神力量。当莫言获奖让整个社会瞩目时,我们也应该反思文学的边缘化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损害,重新认识文学的重要作用。文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为我们讲述一个故事,而在于它通过作家的想象,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艺术化的世界。这个世界既来自于现实世界,但又不同于现实世界,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构与反观现实世界的艺术空间,让我们可以在现代社会的紧张节奏中停下脚步,倾听灵魂的声音,反思世界以及我们自身,让我们以更加从容的心态去探寻未来的道路。
《语文建设》:莫言获奖将给国内的文学创作和阅读带来哪些变化?
李云雷:莫言获奖让我们看到了“纯文学”的力量。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俗文学、畅销书、网络文学在文学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份额,文学的娱乐功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发挥,与此同时,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事业的“新文学”传统日渐式微。莫言获奖将会有助于我们反思: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学,尤其是,什么样的文学才能真正代表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将会让我们在甚嚣尘上的商业化浪潮中保持清醒,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学未来发展的方向,让我们看到那些真正的“纯文学”并非是“无用”的,它们虽然不能为我们带来即时的娱乐,但却可以让我们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思考和把握这个世界,为我们带来独特的美感,为我们带来一个独特的审美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莫言获奖便是“纯文学”的胜利,这位30年来一直坚持自己文学道路的作家,将为无数青年作家树立一个榜样,让他们看到,如何在喧嚣的社会中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如何在艺术上不断探索与创新,如何建构起一个带有鲜明个人特色的艺术世界。我想,只有更多的青年踏上追寻文学梦想的道路,才能让中国文学迎来更加繁荣的明天,也才能为世界理解中国打开更多的窗口。
《语文建设》:中学生这个群体中有很多文学爱好者,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抱有文学梦的中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励,相信莫言会成为很多文学青年心中的榜样。请您为中学生读者推荐一些适宜的莫言作品吧?
李云雷: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文学界是一个巨大的激励,社会各界对此也颇为振奋,中学生群体正处于树立理想与志向的年龄,如果他们能以莫言为榜样,将文学作为自己的理想或志向,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文学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这将有利于我们中国人在民族文化上的总体提升。
莫言最大的长处在于他的创造性,这在他早期的作品中有着更为充分的表现,他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梁》元气淋漓,可以让我们看到他的细致、敏锐与雄健的笔力;莫言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他对历史与现实的密切关注,对社会问题有着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并能以自己的方式在艺术上做出独到的探索,这在《天堂蒜薹之歌》《酒国》《檀香刑》等作品中有突出的表现;另一方面,莫言的突出特点在于他总是具有超越自己的愿望,他在不同时期总是会有自己独特的探索——要超越别人,也超越自己,这要从莫言的总体创作的过程中才能理解,但这样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李云雷:自1980年代开始,“走向世界”一直是中国文学的梦想,在中国作家心中普遍存在着“诺贝尔情结”。莫言获奖或许有助于中国文学舒缓这一焦虑,也可以让我们更从容地审视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奖项,但并非代表着世界文学的最高水平,作为一个文学奖项,“诺贝尔文学奖”也受到一些诟病,比如受到西方中心主义与冷战思维的影响,比如遗漏了托尔斯泰、乔伊斯等文学大师,等等,在具体的评选程序中,以翻译文本评选世界各国不同语言的文学作品,也存在着先天不足。尽管如此,莫言获奖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来说,却具有标志性的重要意义。
《语文建设》:请问是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李云雷:莫言获奖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作家的世界性影响。在当前的世界体系中,文学领域正如其他领域一样,由西方世界掌握着游戏规则与评选标准,何为文学,何为优秀的文学?是被西方文学的价值标准所确定的。在这个体系中,作为一个独立文明体的中国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对于西方来说是双重意义上的“他者”,而中国文学要为西方世界所认识和欣赏,需要穿越重重障碍。莫言的重要性在于,尽管存在重重障碍,他却为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扇理解中国的大门,当然,我们希望这只是一个开始。莫言作为一个优秀作家,在1980年代就确定了他在文学界的重要位置,但中国文学界还有另外一些重要作家,如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韩少功、余华、王安忆、张炜、刘震云等,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的灿烂星空,只有深入阅读他们,才能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有更加深入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中国作家的重要性愈加突显,我们必须摒弃1980年代以来追赶与迎合的心态,以真正富有创造力的文学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一方面需要具有更加开阔的世界视野,另一方面也需要对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做出更加深入细致的表现。我们应该具有主体性与主动性,以创造性的艺术形式表达出现代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另一方面,在“文学奖”之外,中国文学应该有更大的追求,文学作为一种心灵的形式,其重要性不在于奖项的肯定,而在于它对人类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探索的深度与广度。在这方面,中国作家既应该充满自信,也应该具备文化自觉,不满足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而应该像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或者拉美的“文学爆炸”时期一样,向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展示中国的形象,讲述中国的故事。
《语文建设》:莫言获奖后,国内掀起了一股文学出版和阅读的热潮,您认为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文学处于什么位置?
李云雷:莫言获奖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在中国的重要性。无论是在传统中国还是20世纪中国,文学都在中国文化乃至社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1980年代文学更成为整个社会瞩目的焦点,凝聚了社会各阶层的热情与梦想,莫言也是在这个时代开始写作的。但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氛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这一变化中,文学不仅失去了“中心位置”,而且越来越边缘化。对于缺乏宗教情感的中国人来说,文学事实上承担了一种教化功能,它不仅培育美感,而且培育向善的心灵。在20世纪,文学更承担了“启蒙”与“救亡”的功能,成为建构人们精神生活与心灵生活的重要形式,进一步成为改变现实社会的重要力量。当文学的地位逐渐衰落,整个社会便愈趋世俗化与功利化,缺乏一种平衡物质现实的精神力量。当莫言获奖让整个社会瞩目时,我们也应该反思文学的边缘化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损害,重新认识文学的重要作用。文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为我们讲述一个故事,而在于它通过作家的想象,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艺术化的世界。这个世界既来自于现实世界,但又不同于现实世界,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构与反观现实世界的艺术空间,让我们可以在现代社会的紧张节奏中停下脚步,倾听灵魂的声音,反思世界以及我们自身,让我们以更加从容的心态去探寻未来的道路。
《语文建设》:莫言获奖将给国内的文学创作和阅读带来哪些变化?
李云雷:莫言获奖让我们看到了“纯文学”的力量。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俗文学、畅销书、网络文学在文学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份额,文学的娱乐功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发挥,与此同时,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事业的“新文学”传统日渐式微。莫言获奖将会有助于我们反思: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学,尤其是,什么样的文学才能真正代表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将会让我们在甚嚣尘上的商业化浪潮中保持清醒,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学未来发展的方向,让我们看到那些真正的“纯文学”并非是“无用”的,它们虽然不能为我们带来即时的娱乐,但却可以让我们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思考和把握这个世界,为我们带来独特的美感,为我们带来一个独特的审美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莫言获奖便是“纯文学”的胜利,这位30年来一直坚持自己文学道路的作家,将为无数青年作家树立一个榜样,让他们看到,如何在喧嚣的社会中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如何在艺术上不断探索与创新,如何建构起一个带有鲜明个人特色的艺术世界。我想,只有更多的青年踏上追寻文学梦想的道路,才能让中国文学迎来更加繁荣的明天,也才能为世界理解中国打开更多的窗口。
《语文建设》:中学生这个群体中有很多文学爱好者,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抱有文学梦的中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励,相信莫言会成为很多文学青年心中的榜样。请您为中学生读者推荐一些适宜的莫言作品吧?
李云雷: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文学界是一个巨大的激励,社会各界对此也颇为振奋,中学生群体正处于树立理想与志向的年龄,如果他们能以莫言为榜样,将文学作为自己的理想或志向,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文学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这将有利于我们中国人在民族文化上的总体提升。
莫言最大的长处在于他的创造性,这在他早期的作品中有着更为充分的表现,他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梁》元气淋漓,可以让我们看到他的细致、敏锐与雄健的笔力;莫言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他对历史与现实的密切关注,对社会问题有着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并能以自己的方式在艺术上做出独到的探索,这在《天堂蒜薹之歌》《酒国》《檀香刑》等作品中有突出的表现;另一方面,莫言的突出特点在于他总是具有超越自己的愿望,他在不同时期总是会有自己独特的探索——要超越别人,也超越自己,这要从莫言的总体创作的过程中才能理解,但这样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