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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由中国教育学会主办、上海教育学会承办的“吕型伟教育思想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市教委领导和承办会议的浦东新区及杨浦区的领导到会祝贺。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张民生主持会议。
今年是著名教育家吕型伟先生90华诞,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吕型伟教育文集》四卷本首发。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会长郝克明,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副会长谈松华、郭永福、叶澜、唐盛昌等国内著名教育专家以及吕老的老校友、老同事等百余人与会研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学平、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陶西平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发来贺辞。下午,与会同志驱车前往吕老曾工作过的市东中学参观考察。
吕老是新中国基础教育历程的见证人
吕老是我国老一辈教育家,17岁担任小学校长,之后毕业于浙江大学,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历任上海市市东中学校长,上海市教育局处长、副局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顾问,全国教育规划领导小组基础教育学科组组长、顾问,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他在教育园地辛勤耕耘了70多年,见证了中国教育的百年变迁。
郝克明会长在发言中指出,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吕型伟就参与了中央制定的“中学工作条例50条”、“小学工作条例40条”和“幼儿园工作条例30条”的起草过程,之后他又到南京师范大学附中蹲点调查,指导教育实验。改革开放以后,他在上海率先建立了教育科学研究所,在“七五”、“八五”和“九五”期间,又先后主持了“普通教育整体改革与实验”、“面向21世纪中小学教育模式研究与实验”和“21世纪中小学幼儿园教育现代化的研究与实验”等重大科研课题,实验范围逐步扩大到16个省、市的40多所学校。
作为上海市教育局的领导,吕老既关注教育的宏观问题,也关注教育教学中的微观问题。早在1979年,他就针对我国中等教育结构单一的状况,提出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主张,认为“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势在必行”。他在上海郊县积极进行农村教育改革的探索,倡导和推动农科教结合、三教统筹等重大政策的实施。针对我国幅员辽阔、发展很不平衡的状况,他反对在课程设置与教材内容上的全国“一刀切”,主张在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上应注意结合当地情况。他在国家教委和上海市有关领导的支持下,争取到上海编写中小学教材和高考的自主权。从八十年代中期到现在,他先后兼任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重要学术活动,对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发表过很多有价值的意见。
跟随吕老20余年的顾泠沅、吕达、贺鸿琛等同志,以及“面向未来的基础学校研究”的课题组成员,情深意长地谈到,是吕老的“开发潜能、发展个性,振兴基础”的核心理念,指引东中西部几十所中小学幼儿园开展了各具特色的扎根研究。吕老把教改作为探索过程,叫做“摸石头过河”, 他说过河目标要明确,路径可各不相同,为了防止盲目性,要借助学习的力量。他要求大家多读一点教育史,告诫大家要教育创新,就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了避免左右摇摆,盲目跟风,他总结几十年基础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提出必须正确处理好教育中的几对矛盾,即:人的自由发展与社会需要的矛盾;对学生统一的基本素养要求与个性差异的矛盾;学习书本知识与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学习的矛盾;教师主体与学生主体的矛盾。要执其两端而用之,寻找几对矛盾的中间地带。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主任王厥轩在发言中提到,吕老是上海课改的奠基者、开拓者与创新者。他对课程改革的一系列思考,切中时弊,明确了课改的方向。1989年吕老就深刻地指出当时课改中的弊端是:学科太多;要求过高;课时太多,学生缺乏自己的时间与空间;所有学科教学仅仅是为升学作指导;音体美被称为“小三子”,非常不科学;忽视现代信息技术对课堂的影响;三个中心仍然根深蒂固。吕老提出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课程改革,目前仍然存在着理论贫乏、观念落后、体制僵化、模式单一、内容陈旧等问题。吕老指出,教育改革的总趋势是:教育多元化或多样化、教育社会化、教育信息化、教育国际化。真是高度概括,非常精辟。吕老嘱咐年轻一代,课程改革一定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一定要锲而不舍,坚韧不拔,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上世纪50年代,吕老曾担任上海市第三任教研室主任,他主张教研室主任要身体力行,多听课,多跑学校,最好还能上课,亲自下水,并要透彻地了解教学的现状、问题及发展趋势。教研室主任的第一要务是打造队伍,一定要海纳百川,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广泛吸纳各方面的专家。
上海市教科院党委书记季国强在发言中提到,吕老是中国社区教育的倡导者,从“七五”以来,吕老一直指导着上海社区教育的研究,由于吕老的牵线、搭桥,参加社区教育国家重点课题研究的地区发展到16个省市,在上海及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吕老的教育思想内涵丰富
顾明远会长指出,吕老不只是一名教育实践家,而且是一名教育思想家。他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在思考教育问题。
首先他研究儿童的特征。2004年出版他的从教散记,他自己起名字叫《从“观察蚂蚁”到“研究人”》。他说:“我从小喜欢研究蚂蚁,后来从事教育工作,就开始观察和研究人的特性了。”
其次,他研究如何才能发展儿童的潜能。他非常重视脑科学的研究,说:“人们只知道有金矿、银矿,却不知道还有一个深不可测的,比金银更宝贵的‘脑矿’”。他还很重视被科学家称之为第二大脑的手。“就是这两个器官,使人类与其它动物拉开了差距,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他很早就提出发展学生智力的问题。1985年他提出了重视第二渠道的问题,认为儿童的发展不只是课堂教学的结果,而且受到课外活动、校外生活的影响。
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发表以后,吕老首先响应,在中国教育学会张承先会长和他主持下,中国教育学会多次召开研讨会,学习贯彻“三个面向”的指示精神。
吕老的教育思想集中在一点上,就是培养创新人才。他认为,教育首先要把所有儿童培养成人,然后是培养成才。培养人就要重视思想品德教育,从小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在这方面家庭教育起了重要的作用。
吕老非常重视拔尖人才的培养。他反对把人“标准化”,主张“人人有才,人人成才;扬长避短,人人成才。”他认为,在讲教育平等的时候,不是用一个标准来培养人,要重视英才教育,培养大师级人才。
郝克明会长指出,吕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强调学生要全面发展,用他的话说,“一个人学习不好是次品,体育不好是废品,品德不好是危险品”。针对教育中的重智轻德现象,他指出:“欲成才,先成人,不成人,宁无才。”“做文明人,以区别于禽兽;做现代人,区别于古代人;做中国人,区别于外国人;做社会主义的人,区别于做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并且强调指出,德育同智育的方法不同,智育要靠传授和实践,德育则要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致以行,持之以恒”,强调教师、家长的言行一致和行动的榜样作用。针对智育中单纯强调“双基”的倾向,早在1978年他就提出了“加强基础,发展智能,提高素质”的思想,他特别强调对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针对体育教学中片面追求“竞技”的倾向,他强调体育应以儿童和青少年的健身为重要目标,并建议增加中国传统体育中有关增强学生身体素质的健身活动。在他这一思想指导下,上海市中小学的体育科目,改为体育与健身,并增加了相关的内容。
浙江省教育学会会长邵宗杰代表游铭钧、鲁林岳祝贺吕型伟同志90华诞。他回忆在与吕老多年交往中,吕老想的、说的最多的是“我们国家21世纪的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应该是怎样的”。他研究、探索、实验的问题很多,但似乎始终以此为核心展开。他常提醒人们,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可以强国、富国,也可能亡国、弱国,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尤其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的培养,和德育工作的现状和改革,似乎一直沉重地占据着他这个“会思考的教育工作者”的心头。他认为“德育是未来教育的难题”,不仅是我国,而且是国际的、世界性的第一难题,“经济发展了,道德滑坡了;科技发达了,目标丧失了;地球变暖了,人心变冷了。”针对我国德育工作的现状和经验教训,他提出“把德育工作建立在人文精神的沃土”的观点。他对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和建设,也给了很大的关注,提出过许多迄今仍有生命力的很好意见。他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建设的主要推动者和指导者之一。
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顾泠沅指出:“堂堂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事”,这是吕老为他早年当过校长的上海市市东中学勾勒的人才特点,其实也是吕老的自我写照。他的一生,始终把教育视为未来的事业,常说今天课桌旁的莘莘学子将是21世纪世界舞台的主人。作为教育工作者,有责任为他们设计未来。为他们设计未来,也就是为民族设计未来,为世界设计未来。他赞成这样的看法,20世纪是物的世纪,21世纪是人的世纪,因此强调人文精神的回归,强调人的自主创新,有个性才有创造,不能在划一与规范中泯灭学生创造的天性。
还有的专家指出,吕型伟虽然多年生活在上海,但始终不忘他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有很深的农村教育情结。他觉得,中国太大了,要解决所有的问题总得有个过程,但他希望农村教育的发展尽可能快点,尽可能公平些。他曾说到,“比如学校盖大楼的问题,可以搞,但不要太豪华。目前提出西部‘两基’攻坚,我很赞成,关键是落实,要把钱花到最贫困的地方去,而且不要搞花架子。目前有些地方办教育有个倾向,热衷于把学校办大,把学校兼并起来搞园区,搞宾馆式的校舍,我是保守主义者,对此有点不大赞同。因为中国还是个穷国家。当然,话说回来,与其投资搞别的标志性建筑,相比之下,还是投资办教育好一些。”
吕老教育思想的来源及特点
吕老把自己能产生和发展新思想和新观念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得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思想路线。它使我敢于接触实际,并敢于从实际出发思考问题,解放思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同时也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它使我有机会接触国内外的教育思想,了解国内外的教改动向,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拓宽思路;得益于党的‘双百’方针,它使我在各种学术会议上能听到各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得益于我始终与沸腾的社会生活保持紧密的接触,与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浪潮保持接触。”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郭永福认为,吕老的教育思想之所以出类拔萃,不同凡响,除了以上客观原因外,从主观上讲主要根源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对教育炽热的爱。他说:“爱是教育的生命线,没有爱的教育是一种枯萎了的教育,没有生命的教育,死亡了的教育。而不能培养爱心的教育是失败的教育。”“学校里没有爱,就不是学校,而是冰库。”从2000年开始,他把每年工资的一半投在新昌初中母校设置奖学金,并把当年获得的内藤国际育儿奖奖金在母校造了一个师恩亭,报答老师们的恩情。他说,“如果还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仍然选择教育工作。教育工作的意义是其它工作不能比拟的。”
二是顽强学习的精神。吕老一生酷爱读书,嗜书如命,他主张博览群书。他“除了经常阅读各种报刊杂志之外,还看各方面提供的资料,有什么好书、新书,也总想办法弄来看看”,“除了看书,我别无爱好。”他告诫上海年轻的骨干校长要成为一个著名的教育家,确实需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吕老不仅读有字之书,而且读无字之书,读社会这本大书。他特别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他说教育要为社会服务,就“要了解社会,研究社会,熟悉社会,掌握各种社会现象的发展与变化,还尽可能要做到有一定的预见性。用我的话说,就是要用社会的宏观来指导教育的微观,形成新的教育思想。也正如有人说的,正确的教育思想常常出在教育界以外。”
三是勇于实践,敢于创新的精神。教育家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是在探索、创造、开辟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吕老一生从未停止过教育改革,全国东、西、南、北、中到处都有他直接指导或联系的学校。
四是勤于思考,笔耕不辍。吕老不仅勤于学习,勇于实践,而且善于思考。他曾说:“对于当前的教育改革,我认为应当坚持两条:一是心要热,二是头脑要冷。”他指出,“心一定要热,要满腔热情去考察改革,研究改革,支持改革,实践改革”。但是,“头脑必须冷静”,“这是因为教育是综合性的、十分复杂的、周期很长的事业,是一门科学。
五是独特的教育思想。吕老崇尚真理,坚持独立思考,敢于讲真话。他说,“古今中外,所有著名的教育家都有这样一种素质:他们不受古今中外的书籍束缚,不被名家学说所吓倒,不拜倒在权威脚下,不把前人学说奉为教条,而是自由地去运用各种学说,辨别其真伪,不断提出创造性的新观点、新理论。一句话,他们一定是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有胆有识的人。”
六是对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对繁荣教育科学的突出贡献和在社会的广泛影响。正因为如此,他在2000年一年中就获得了三个大奖:宋庆龄樟树奖、上海市优秀党员奖、内藤国际育儿奖,其中内藤奖第一届发给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第二届发给了中国的著名作家冰心,第三届发给了吕老。
七是健康的身体。宽广的胸怀、豁达的气度、乐观的性格、极佳的人缘、有规律的生活、清淡的饮食,使他始终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年轻的心态,不知老之已至。德润身而仁者寿。象吕老这样已经90高龄,还能坚持学习、工作、思考、写作、发表高见,这在教育家当中也是少有的。健康是“1”,由于有了这个“1”,使前面说的他的六个非凡之处发挥的淋漓尽致。健康长寿使吕老赢得比一般教育家更充沛的精力、更长久的生命去为教育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健康的身体是吕老作为著名教育家的物质基础,是我们研究吕老非凡之处时不能忽视的。
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满怀激情地说,粗读吕老的文集,让我渐渐悟出了一些吕老教育思想的精神特质:那就是“从容智慧,大气恢宏”。读文要读人,听言要听声。我喜欢“读人听声”,为的是读出文章的精神。从容智慧,是吕老处事和从事教育的一种生存方式。
邵宗杰谈到,吕老可贵之处还有他平易近人、深入浅出的文风和“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的风格。他说:“我讲我的观点,我的主张,我的做法,我的不同意见。”因此,既“人缘极好”,又给同志以真心帮助,给领导以忠言,更因此得以站在教育科学研究和教育改革的前沿,总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吕老教育思想对我们的启迪
郝克明会长指出,陶行知先生曾说,“捧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吕老就是这样一个为教育而生的人。吕老把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淡泊名利,一直到现在他还居住在公寓楼顶层的二居室中,还非常高兴地把自己的小书房命名为“四乐斋”。他常常说,“我的信念是教育。”“只有教育工作者,面对的是天真的儿童,面对的是希望和未来。”“今后50年的人类群体,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无论是元帅、院士、还是士兵、工人,都在接受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工作决定一个时代。”吕老一生的追求就是对教育这个人类最伟大事业的奉献,就是对教育事业、教育理念不断有所前进、有所创新的探索和实践。因此我们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他自己所说的“在书海中遨游,在纸帛中笔耕,能获得无穷的乐趣;在危难困苦中,我总是看到光明,寻找欢乐,对人生充满信心和希望”的崇高精神境界。我和吕老接触的时间虽然不多,但是吕老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和不倦的探索精神,吕老对儿童、青少年,对朋友、对社会炽热的爱和正直善良、襟怀坦荡的心灵,永远教育和激励着我前进。胡锦涛书记最近对广大教师提出的四点希望:爱岗敬业、关爱学生;刻苦钻研,严谨笃学;勇于创新,奋发进取;淡泊名利,志存高远。可以说,吕老在这些方面真正身体力行,是我们中国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楷模。
接替吕老“面向未来的基础学校”研究课题的顾泠沅教授,深有感触地说,吕老的两个做学问的途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首先是广读博览,到高龄仍然视为乐趣。他介绍我要多看《读书》杂志和《新华文摘》,而且说教育思想常在教育外,向我推荐:《教育学的迷茫,百年前纽约时报谈中国》的冷门书,从英国动物学家莫利斯的《裸猿》（讲人的动物性）到王阳明“唤醒良知”（后来,吕先生的自传体散记名为《从“观察蚂蚁”到“研究人”》）,从近代怪杰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到英日合著的《展望21世纪》,甚至上海一位外科手术医生的书,从解剖学的角度说手创造了人,有一次还谈到上世纪末的《国际儿童公约》等等。他说:要一边读,一边想,爆发思想的火花。第二是云游。吕老好动,戏说现在有几种特别的人,一种是酒肉和尚,喜欢吃喝,一种是歪嘴和尚,不念好经。人家问他,你是什么和尚？他自号“云游和尚”。在70余岁时,还去苏南,去温州,去珠江三角洲,去东北,去西南,考察各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模式,探讨这些模式与文化教育的关系。吴越有亲情,燕赵多壮士,齐鲁、巴蜀、中原与西楚文化各有千秋,中国有几大人才带,一方土地养一方人,小气候发挥大作用。他对教育的关注更是深入。他有一年访问日本,与那里的教育家闲聊,看到山顶上有一块硕大的校牌,很气派,便问日本友人,那是一所特好的学校吗？对方回答说,现在是牌子越大,学校越差,这所学校把牌子都做到山顶上去了,可见它的质量。吕老后来就说,胖子不一定健康,健康的人一定很结实。什么叫好学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一个好校长带出一支好的教师队伍,有了这两条,在破庙里也能办出好学校,硬件很重要,软件更重要,内功外功,内功更重要。他考察学校,总是说“不进课堂等于没有来过这所学校”,“教育的新鲜空气在课堂”,听完课还与校长、教师和学生谈心,有时候还与幼儿园的孩子说说笑笑乐翻天。鲜活的学校,是他研究教育的逻辑起点,没有这一点,哪有对教育通透见底的真知与灼见,“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千禧之年,课题组在青浦活动,有一次我问他,你对自己一辈子的工作作何评价。他略作思考,说了三句话:“第一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第二做了不少蠢事,一些错事;第三我还在探索。”每一句话都绝无虚辞。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刘彭芝谈到,吕老教育思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句话:“教育是事业,其意义在于奉献。教育是科学,其价值在于求真。教育是艺术,其生命在于创新。”我以为吕老的这三句话揭示了教育的真谛,是用教育缔造未来的核心所在。
“教育是事业,其意义在于奉献。”吕老的这句话深得我心。我做教师、当校长40多年,切身体会到投身教育工作,必须将教育作为事业。将教育作为事业,才能有强烈的事业心,崇高的使命感;才能视教育如性命,视学校如家庭,视学生如子弟;才能朝夕思想其事,日夜经纪其务,无私奉献,鞠躬尽瘁;才能拒绝平庸,追求卓越,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以第一等的正气,第一等的襟怀,第一等的追求,臻于第一等的境界,取得第一等的业绩。将教育当作事业,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这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真心诚意的第一门必修课。
“教育是科学,其价值在于求真。”阅读吕老的著述以及与他直接的交往接触,我都有一个深切感受,就是笃实。无论做人,还是做学问,他都“拒绝讲假话”。他说:“没有求真的态度,惟书,惟上,而不惟实,教育就失去了全部的价值。”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之心,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力戒形式主义之弊。在我们参与吕老牵头的“面向未来的基础学校研究”课题研究过程中,对吕老治学研究“明实理,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立实功”的严谨求实的风格,有了更深的感触。这方面他堪称教育界的楷模。
“教育是艺术,其生命在于创新。”吕老将“创新”作为教育的生命,对此我深有同感。我也时常思考,一个中学校长的创新精神体现在哪里,我以为在于他在学校创造出良好的创新环境,培养出浓郁的创新氛围。这种创新环境、创新氛围虽然有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是最有生命力的。有了良好的创新环境、浓郁的创新氛围,就能激扬出师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有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出创新成果,那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因此,学校有无良好的创新环境和浓郁的创新氛围,是衡量校长创新工作的核心指标,也是一所中学生命之树长青,发展脚步不停的根本原因。
奉献、求真、创新,是吕老一生追求教育理想的写照,他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执着与忠诚,深深地感染着我,感染着一大批同样献身教育事业的人。吕老的一句话说得好——“为人类的未来而献身是值得的。”
顾明远会长在为《吕型伟教育文集》作序中写道:“吕老是我国教育思想的一座宝库。他那丰富、具有创意的教育思想,是在这短短的篇幅中难以说得完全和清楚的。好在《吕型伟教育文集》为我们提供了比较全面的资料,只要我们认真学习,必然会体会到他教育思想的博大精深,学到他献身教育事业的崇高精神、钻研问题的科学态度和高超的教育艺术。”
在研讨会上,顾明远会长语重心长地说道,这次庆贺吕老90华诞,上海教育出版社为此出了四卷本文集,是对吕老的最好的礼品。庆贺吕老90华诞,不仅要祝贺他健康长寿,祝贺他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而且要学习他的教育思想,传播他的教育思想。《文集》为我们学习吕老的教育思想提供了最好的材料,我们要认真地好好学习。到吕老百年华诞时我们再来向吕老汇报学习的心得。
今年是著名教育家吕型伟先生90华诞,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吕型伟教育文集》四卷本首发。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会长郝克明,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副会长谈松华、郭永福、叶澜、唐盛昌等国内著名教育专家以及吕老的老校友、老同事等百余人与会研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学平、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陶西平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发来贺辞。下午,与会同志驱车前往吕老曾工作过的市东中学参观考察。
吕老是新中国基础教育历程的见证人
吕老是我国老一辈教育家,17岁担任小学校长,之后毕业于浙江大学,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历任上海市市东中学校长,上海市教育局处长、副局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顾问,全国教育规划领导小组基础教育学科组组长、顾问,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他在教育园地辛勤耕耘了70多年,见证了中国教育的百年变迁。
郝克明会长在发言中指出,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吕型伟就参与了中央制定的“中学工作条例50条”、“小学工作条例40条”和“幼儿园工作条例30条”的起草过程,之后他又到南京师范大学附中蹲点调查,指导教育实验。改革开放以后,他在上海率先建立了教育科学研究所,在“七五”、“八五”和“九五”期间,又先后主持了“普通教育整体改革与实验”、“面向21世纪中小学教育模式研究与实验”和“21世纪中小学幼儿园教育现代化的研究与实验”等重大科研课题,实验范围逐步扩大到16个省、市的40多所学校。
作为上海市教育局的领导,吕老既关注教育的宏观问题,也关注教育教学中的微观问题。早在1979年,他就针对我国中等教育结构单一的状况,提出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主张,认为“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势在必行”。他在上海郊县积极进行农村教育改革的探索,倡导和推动农科教结合、三教统筹等重大政策的实施。针对我国幅员辽阔、发展很不平衡的状况,他反对在课程设置与教材内容上的全国“一刀切”,主张在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上应注意结合当地情况。他在国家教委和上海市有关领导的支持下,争取到上海编写中小学教材和高考的自主权。从八十年代中期到现在,他先后兼任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重要学术活动,对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发表过很多有价值的意见。
跟随吕老20余年的顾泠沅、吕达、贺鸿琛等同志,以及“面向未来的基础学校研究”的课题组成员,情深意长地谈到,是吕老的“开发潜能、发展个性,振兴基础”的核心理念,指引东中西部几十所中小学幼儿园开展了各具特色的扎根研究。吕老把教改作为探索过程,叫做“摸石头过河”, 他说过河目标要明确,路径可各不相同,为了防止盲目性,要借助学习的力量。他要求大家多读一点教育史,告诫大家要教育创新,就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了避免左右摇摆,盲目跟风,他总结几十年基础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提出必须正确处理好教育中的几对矛盾,即:人的自由发展与社会需要的矛盾;对学生统一的基本素养要求与个性差异的矛盾;学习书本知识与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学习的矛盾;教师主体与学生主体的矛盾。要执其两端而用之,寻找几对矛盾的中间地带。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主任王厥轩在发言中提到,吕老是上海课改的奠基者、开拓者与创新者。他对课程改革的一系列思考,切中时弊,明确了课改的方向。1989年吕老就深刻地指出当时课改中的弊端是:学科太多;要求过高;课时太多,学生缺乏自己的时间与空间;所有学科教学仅仅是为升学作指导;音体美被称为“小三子”,非常不科学;忽视现代信息技术对课堂的影响;三个中心仍然根深蒂固。吕老提出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课程改革,目前仍然存在着理论贫乏、观念落后、体制僵化、模式单一、内容陈旧等问题。吕老指出,教育改革的总趋势是:教育多元化或多样化、教育社会化、教育信息化、教育国际化。真是高度概括,非常精辟。吕老嘱咐年轻一代,课程改革一定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一定要锲而不舍,坚韧不拔,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上世纪50年代,吕老曾担任上海市第三任教研室主任,他主张教研室主任要身体力行,多听课,多跑学校,最好还能上课,亲自下水,并要透彻地了解教学的现状、问题及发展趋势。教研室主任的第一要务是打造队伍,一定要海纳百川,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广泛吸纳各方面的专家。
上海市教科院党委书记季国强在发言中提到,吕老是中国社区教育的倡导者,从“七五”以来,吕老一直指导着上海社区教育的研究,由于吕老的牵线、搭桥,参加社区教育国家重点课题研究的地区发展到16个省市,在上海及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吕老的教育思想内涵丰富
顾明远会长指出,吕老不只是一名教育实践家,而且是一名教育思想家。他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在思考教育问题。
首先他研究儿童的特征。2004年出版他的从教散记,他自己起名字叫《从“观察蚂蚁”到“研究人”》。他说:“我从小喜欢研究蚂蚁,后来从事教育工作,就开始观察和研究人的特性了。”
其次,他研究如何才能发展儿童的潜能。他非常重视脑科学的研究,说:“人们只知道有金矿、银矿,却不知道还有一个深不可测的,比金银更宝贵的‘脑矿’”。他还很重视被科学家称之为第二大脑的手。“就是这两个器官,使人类与其它动物拉开了差距,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他很早就提出发展学生智力的问题。1985年他提出了重视第二渠道的问题,认为儿童的发展不只是课堂教学的结果,而且受到课外活动、校外生活的影响。
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发表以后,吕老首先响应,在中国教育学会张承先会长和他主持下,中国教育学会多次召开研讨会,学习贯彻“三个面向”的指示精神。
吕老的教育思想集中在一点上,就是培养创新人才。他认为,教育首先要把所有儿童培养成人,然后是培养成才。培养人就要重视思想品德教育,从小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在这方面家庭教育起了重要的作用。
吕老非常重视拔尖人才的培养。他反对把人“标准化”,主张“人人有才,人人成才;扬长避短,人人成才。”他认为,在讲教育平等的时候,不是用一个标准来培养人,要重视英才教育,培养大师级人才。
郝克明会长指出,吕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强调学生要全面发展,用他的话说,“一个人学习不好是次品,体育不好是废品,品德不好是危险品”。针对教育中的重智轻德现象,他指出:“欲成才,先成人,不成人,宁无才。”“做文明人,以区别于禽兽;做现代人,区别于古代人;做中国人,区别于外国人;做社会主义的人,区别于做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并且强调指出,德育同智育的方法不同,智育要靠传授和实践,德育则要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致以行,持之以恒”,强调教师、家长的言行一致和行动的榜样作用。针对智育中单纯强调“双基”的倾向,早在1978年他就提出了“加强基础,发展智能,提高素质”的思想,他特别强调对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针对体育教学中片面追求“竞技”的倾向,他强调体育应以儿童和青少年的健身为重要目标,并建议增加中国传统体育中有关增强学生身体素质的健身活动。在他这一思想指导下,上海市中小学的体育科目,改为体育与健身,并增加了相关的内容。
浙江省教育学会会长邵宗杰代表游铭钧、鲁林岳祝贺吕型伟同志90华诞。他回忆在与吕老多年交往中,吕老想的、说的最多的是“我们国家21世纪的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应该是怎样的”。他研究、探索、实验的问题很多,但似乎始终以此为核心展开。他常提醒人们,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可以强国、富国,也可能亡国、弱国,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尤其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的培养,和德育工作的现状和改革,似乎一直沉重地占据着他这个“会思考的教育工作者”的心头。他认为“德育是未来教育的难题”,不仅是我国,而且是国际的、世界性的第一难题,“经济发展了,道德滑坡了;科技发达了,目标丧失了;地球变暖了,人心变冷了。”针对我国德育工作的现状和经验教训,他提出“把德育工作建立在人文精神的沃土”的观点。他对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和建设,也给了很大的关注,提出过许多迄今仍有生命力的很好意见。他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建设的主要推动者和指导者之一。
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顾泠沅指出:“堂堂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事”,这是吕老为他早年当过校长的上海市市东中学勾勒的人才特点,其实也是吕老的自我写照。他的一生,始终把教育视为未来的事业,常说今天课桌旁的莘莘学子将是21世纪世界舞台的主人。作为教育工作者,有责任为他们设计未来。为他们设计未来,也就是为民族设计未来,为世界设计未来。他赞成这样的看法,20世纪是物的世纪,21世纪是人的世纪,因此强调人文精神的回归,强调人的自主创新,有个性才有创造,不能在划一与规范中泯灭学生创造的天性。
还有的专家指出,吕型伟虽然多年生活在上海,但始终不忘他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有很深的农村教育情结。他觉得,中国太大了,要解决所有的问题总得有个过程,但他希望农村教育的发展尽可能快点,尽可能公平些。他曾说到,“比如学校盖大楼的问题,可以搞,但不要太豪华。目前提出西部‘两基’攻坚,我很赞成,关键是落实,要把钱花到最贫困的地方去,而且不要搞花架子。目前有些地方办教育有个倾向,热衷于把学校办大,把学校兼并起来搞园区,搞宾馆式的校舍,我是保守主义者,对此有点不大赞同。因为中国还是个穷国家。当然,话说回来,与其投资搞别的标志性建筑,相比之下,还是投资办教育好一些。”
吕老教育思想的来源及特点
吕老把自己能产生和发展新思想和新观念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得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思想路线。它使我敢于接触实际,并敢于从实际出发思考问题,解放思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同时也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它使我有机会接触国内外的教育思想,了解国内外的教改动向,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拓宽思路;得益于党的‘双百’方针,它使我在各种学术会议上能听到各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得益于我始终与沸腾的社会生活保持紧密的接触,与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浪潮保持接触。”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郭永福认为,吕老的教育思想之所以出类拔萃,不同凡响,除了以上客观原因外,从主观上讲主要根源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对教育炽热的爱。他说:“爱是教育的生命线,没有爱的教育是一种枯萎了的教育,没有生命的教育,死亡了的教育。而不能培养爱心的教育是失败的教育。”“学校里没有爱,就不是学校,而是冰库。”从2000年开始,他把每年工资的一半投在新昌初中母校设置奖学金,并把当年获得的内藤国际育儿奖奖金在母校造了一个师恩亭,报答老师们的恩情。他说,“如果还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仍然选择教育工作。教育工作的意义是其它工作不能比拟的。”
二是顽强学习的精神。吕老一生酷爱读书,嗜书如命,他主张博览群书。他“除了经常阅读各种报刊杂志之外,还看各方面提供的资料,有什么好书、新书,也总想办法弄来看看”,“除了看书,我别无爱好。”他告诫上海年轻的骨干校长要成为一个著名的教育家,确实需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吕老不仅读有字之书,而且读无字之书,读社会这本大书。他特别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他说教育要为社会服务,就“要了解社会,研究社会,熟悉社会,掌握各种社会现象的发展与变化,还尽可能要做到有一定的预见性。用我的话说,就是要用社会的宏观来指导教育的微观,形成新的教育思想。也正如有人说的,正确的教育思想常常出在教育界以外。”
三是勇于实践,敢于创新的精神。教育家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是在探索、创造、开辟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吕老一生从未停止过教育改革,全国东、西、南、北、中到处都有他直接指导或联系的学校。
四是勤于思考,笔耕不辍。吕老不仅勤于学习,勇于实践,而且善于思考。他曾说:“对于当前的教育改革,我认为应当坚持两条:一是心要热,二是头脑要冷。”他指出,“心一定要热,要满腔热情去考察改革,研究改革,支持改革,实践改革”。但是,“头脑必须冷静”,“这是因为教育是综合性的、十分复杂的、周期很长的事业,是一门科学。
五是独特的教育思想。吕老崇尚真理,坚持独立思考,敢于讲真话。他说,“古今中外,所有著名的教育家都有这样一种素质:他们不受古今中外的书籍束缚,不被名家学说所吓倒,不拜倒在权威脚下,不把前人学说奉为教条,而是自由地去运用各种学说,辨别其真伪,不断提出创造性的新观点、新理论。一句话,他们一定是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有胆有识的人。”
六是对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对繁荣教育科学的突出贡献和在社会的广泛影响。正因为如此,他在2000年一年中就获得了三个大奖:宋庆龄樟树奖、上海市优秀党员奖、内藤国际育儿奖,其中内藤奖第一届发给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第二届发给了中国的著名作家冰心,第三届发给了吕老。
七是健康的身体。宽广的胸怀、豁达的气度、乐观的性格、极佳的人缘、有规律的生活、清淡的饮食,使他始终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年轻的心态,不知老之已至。德润身而仁者寿。象吕老这样已经90高龄,还能坚持学习、工作、思考、写作、发表高见,这在教育家当中也是少有的。健康是“1”,由于有了这个“1”,使前面说的他的六个非凡之处发挥的淋漓尽致。健康长寿使吕老赢得比一般教育家更充沛的精力、更长久的生命去为教育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健康的身体是吕老作为著名教育家的物质基础,是我们研究吕老非凡之处时不能忽视的。
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满怀激情地说,粗读吕老的文集,让我渐渐悟出了一些吕老教育思想的精神特质:那就是“从容智慧,大气恢宏”。读文要读人,听言要听声。我喜欢“读人听声”,为的是读出文章的精神。从容智慧,是吕老处事和从事教育的一种生存方式。
邵宗杰谈到,吕老可贵之处还有他平易近人、深入浅出的文风和“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的风格。他说:“我讲我的观点,我的主张,我的做法,我的不同意见。”因此,既“人缘极好”,又给同志以真心帮助,给领导以忠言,更因此得以站在教育科学研究和教育改革的前沿,总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吕老教育思想对我们的启迪
郝克明会长指出,陶行知先生曾说,“捧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吕老就是这样一个为教育而生的人。吕老把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淡泊名利,一直到现在他还居住在公寓楼顶层的二居室中,还非常高兴地把自己的小书房命名为“四乐斋”。他常常说,“我的信念是教育。”“只有教育工作者,面对的是天真的儿童,面对的是希望和未来。”“今后50年的人类群体,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无论是元帅、院士、还是士兵、工人,都在接受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工作决定一个时代。”吕老一生的追求就是对教育这个人类最伟大事业的奉献,就是对教育事业、教育理念不断有所前进、有所创新的探索和实践。因此我们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他自己所说的“在书海中遨游,在纸帛中笔耕,能获得无穷的乐趣;在危难困苦中,我总是看到光明,寻找欢乐,对人生充满信心和希望”的崇高精神境界。我和吕老接触的时间虽然不多,但是吕老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和不倦的探索精神,吕老对儿童、青少年,对朋友、对社会炽热的爱和正直善良、襟怀坦荡的心灵,永远教育和激励着我前进。胡锦涛书记最近对广大教师提出的四点希望:爱岗敬业、关爱学生;刻苦钻研,严谨笃学;勇于创新,奋发进取;淡泊名利,志存高远。可以说,吕老在这些方面真正身体力行,是我们中国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楷模。
接替吕老“面向未来的基础学校”研究课题的顾泠沅教授,深有感触地说,吕老的两个做学问的途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首先是广读博览,到高龄仍然视为乐趣。他介绍我要多看《读书》杂志和《新华文摘》,而且说教育思想常在教育外,向我推荐:《教育学的迷茫,百年前纽约时报谈中国》的冷门书,从英国动物学家莫利斯的《裸猿》（讲人的动物性）到王阳明“唤醒良知”（后来,吕先生的自传体散记名为《从“观察蚂蚁”到“研究人”》）,从近代怪杰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到英日合著的《展望21世纪》,甚至上海一位外科手术医生的书,从解剖学的角度说手创造了人,有一次还谈到上世纪末的《国际儿童公约》等等。他说:要一边读,一边想,爆发思想的火花。第二是云游。吕老好动,戏说现在有几种特别的人,一种是酒肉和尚,喜欢吃喝,一种是歪嘴和尚,不念好经。人家问他,你是什么和尚？他自号“云游和尚”。在70余岁时,还去苏南,去温州,去珠江三角洲,去东北,去西南,考察各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模式,探讨这些模式与文化教育的关系。吴越有亲情,燕赵多壮士,齐鲁、巴蜀、中原与西楚文化各有千秋,中国有几大人才带,一方土地养一方人,小气候发挥大作用。他对教育的关注更是深入。他有一年访问日本,与那里的教育家闲聊,看到山顶上有一块硕大的校牌,很气派,便问日本友人,那是一所特好的学校吗？对方回答说,现在是牌子越大,学校越差,这所学校把牌子都做到山顶上去了,可见它的质量。吕老后来就说,胖子不一定健康,健康的人一定很结实。什么叫好学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一个好校长带出一支好的教师队伍,有了这两条,在破庙里也能办出好学校,硬件很重要,软件更重要,内功外功,内功更重要。他考察学校,总是说“不进课堂等于没有来过这所学校”,“教育的新鲜空气在课堂”,听完课还与校长、教师和学生谈心,有时候还与幼儿园的孩子说说笑笑乐翻天。鲜活的学校,是他研究教育的逻辑起点,没有这一点,哪有对教育通透见底的真知与灼见,“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千禧之年,课题组在青浦活动,有一次我问他,你对自己一辈子的工作作何评价。他略作思考,说了三句话:“第一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第二做了不少蠢事,一些错事;第三我还在探索。”每一句话都绝无虚辞。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刘彭芝谈到,吕老教育思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句话:“教育是事业,其意义在于奉献。教育是科学,其价值在于求真。教育是艺术,其生命在于创新。”我以为吕老的这三句话揭示了教育的真谛,是用教育缔造未来的核心所在。
“教育是事业,其意义在于奉献。”吕老的这句话深得我心。我做教师、当校长40多年,切身体会到投身教育工作,必须将教育作为事业。将教育作为事业,才能有强烈的事业心,崇高的使命感;才能视教育如性命,视学校如家庭,视学生如子弟;才能朝夕思想其事,日夜经纪其务,无私奉献,鞠躬尽瘁;才能拒绝平庸,追求卓越,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以第一等的正气,第一等的襟怀,第一等的追求,臻于第一等的境界,取得第一等的业绩。将教育当作事业,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这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真心诚意的第一门必修课。
“教育是科学,其价值在于求真。”阅读吕老的著述以及与他直接的交往接触,我都有一个深切感受,就是笃实。无论做人,还是做学问,他都“拒绝讲假话”。他说:“没有求真的态度,惟书,惟上,而不惟实,教育就失去了全部的价值。”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之心,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力戒形式主义之弊。在我们参与吕老牵头的“面向未来的基础学校研究”课题研究过程中,对吕老治学研究“明实理,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立实功”的严谨求实的风格,有了更深的感触。这方面他堪称教育界的楷模。
“教育是艺术,其生命在于创新。”吕老将“创新”作为教育的生命,对此我深有同感。我也时常思考,一个中学校长的创新精神体现在哪里,我以为在于他在学校创造出良好的创新环境,培养出浓郁的创新氛围。这种创新环境、创新氛围虽然有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是最有生命力的。有了良好的创新环境、浓郁的创新氛围,就能激扬出师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有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出创新成果,那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因此,学校有无良好的创新环境和浓郁的创新氛围,是衡量校长创新工作的核心指标,也是一所中学生命之树长青,发展脚步不停的根本原因。
奉献、求真、创新,是吕老一生追求教育理想的写照,他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执着与忠诚,深深地感染着我,感染着一大批同样献身教育事业的人。吕老的一句话说得好——“为人类的未来而献身是值得的。”
顾明远会长在为《吕型伟教育文集》作序中写道:“吕老是我国教育思想的一座宝库。他那丰富、具有创意的教育思想,是在这短短的篇幅中难以说得完全和清楚的。好在《吕型伟教育文集》为我们提供了比较全面的资料,只要我们认真学习,必然会体会到他教育思想的博大精深,学到他献身教育事业的崇高精神、钻研问题的科学态度和高超的教育艺术。”
在研讨会上,顾明远会长语重心长地说道,这次庆贺吕老90华诞,上海教育出版社为此出了四卷本文集,是对吕老的最好的礼品。庆贺吕老90华诞,不仅要祝贺他健康长寿,祝贺他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而且要学习他的教育思想,传播他的教育思想。《文集》为我们学习吕老的教育思想提供了最好的材料,我们要认真地好好学习。到吕老百年华诞时我们再来向吕老汇报学习的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