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再过许多年，当记者回想起2019年4月20日的凌晨5时30分（当地时间，下同），依然会觉得这是个魔幻的时刻——我们降落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的班达拉奈克机场，没有入境安检，也没有行李核查，就这样走进了“印度洋上的珍珠”国度。同行的旅伴操着“京片子”评点：“如入无人之境，有这么点儿意思。要说那恐怖分子来了，也这么着——进来啦？”
　　仅仅27小时后，21日上午8时45分，近年来伤亡最大的恐怖袭击事件在科伦坡发生了。蹲在香料园里观赏着肉桂树皮的“京片子”惊呼：“还真来喽？！”

宵 禁

　　恐怖袭击发生时，记者正在中央省一辆白色空调大巴上，从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狮子岩驶向另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石窟寺。当地向导苏普绘声绘色地讲述斯里兰卡人引以为傲的古老国王们：狮子岩上的“弑君者”、石窟寺里的“报恩者”……
　　记者手机陡然频繁的振动打断了苏普的讲述。首先是法新社的消息，接着是中国媒体的消息。起先的措辞是“爆炸”，很快就精確为“科伦坡多地同时发生爆炸”，过了片刻进一步表述为“连环爆炸”，地点清晰地标注为3处举行复活节宗教仪式的教堂和3座国际知名的五星级酒店。记者心里迅速闪过“恐怖袭击”4个字。
　　苏普有些目瞪口呆：“不会吧？怎么可能呢？我们国家的内战10年前就结束了。”他说的是泰米尔猛虎组织与政府军之间长达25年的内战。2009年内战结束时，军方将领说：“我们非常负责任地宣布，我们已经把整个国家从恐怖主义的威胁中解放出来了。”
　　那么，今天组织恐怖袭击的人是谁？这是全世界媒体关心的。而苏普此刻最关心的是他科伦坡家里的父母和怀孕的妻子。确认了家人平安后，他明显松了口气：“我们可以继续今天的行程，去康提古城看看佛牙寺吧！那儿离科伦坡有120公里，很安全。”
　　但康提击碎了苏普的乐观。第一个坏消息是：佛牙寺紧急关闭。科伦坡的爆炸看似针对基督教复活节活动，但佛教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宗教，佛牙寺又珍藏着释迦牟尼的佛牙舍利，一旦遭遇意外，将是人类文明的劫难。
　　第二个坏消息是全国宵禁，时间从晚上6点到早上6点。一向开车不着急的司机快马加鞭往酒店飞驰。马路上突然冒出许多私家车、面包车和“突突车”;平时偶尔一见、空空荡荡的公交车也扎堆出现了，上面挤满了人。狭窄的道路堵得水泄不通。每一个想赶在6点之前回到住处的人，只能无奈地打量着这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车水马龙。
　　第三个坏消息是全国切断社交网络和短信服务，以防止虚假消息传播。酒店里，人们围坐在大堂的电视机前面色沉重地看着一个接一个噩耗：下午又发生了两起爆炸;死亡人数不断刷新，180人、215人、262人;遇难的中国人数字也在增加，1名，2名。终于，看到斯里兰卡国防部长露面，宣布当日发生8起爆炸事件，均为恐怖袭击。截至记者发稿时，斯里兰卡官方宣布的遇难人数为253人，警方逮捕了约70名涉案嫌犯。
　　预料之中的靴子落地了。上百名肤色各异的住客，在雷电交加的深夜里互道晚安，默默无言地散去。

追 凶

　　4月23日上午，当斯政府发言人确定极端组织“全国认主学大会组织”（NTJ）涉嫌恐怖袭击时，记者正在“英格兰小镇”努沃勒埃利耶。高山茶园形如梯田，无边无际地起伏着，英国殖民者修建的避暑小楼错落有致地点缀在山坡上，一派世外桃源的景象。
　　然而，在每一个山路转弯处都会有闯入视野的士兵，荷枪实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见人盘查见车询问，这强烈地提醒着人们：此处并非桃源，反而是恐怖袭击发生后重点防范的地区。

　　为什么富庶安宁的茶山小镇有重兵把守，而一路上那么多简陋寂静的地方不见军警？次日，斯国防部副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回答，解开了这个谜团——袭击者身份已得到确认。“我们相信其中一名曾在英国留学，后在澳大利亚读了研究生，之后回到斯里兰卡定居。其他人也有海外经历。这群袭击者多受过良好教育，在其他国家学习过。他们来自中产阶级或中上阶层，在经济上相当独立。他们的家庭在经济上也很稳定。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9名袭击者中有一对兄弟：伊姆萨特·易卜拉欣和伊勒姆·易卜拉欣。他们来自一个富商家庭，父亲艾哈迈德·易卜拉欣在科伦坡开了家进出口公司，号称“2006年以来斯里兰卡最大的香料出口商”。在邻居眼里，这家人“非常富有，关系和睦，与政界关系不错”。斯里兰卡穆斯林委员会负责人说，易卜拉欣是个忙碌的商人，他也许不知道两个儿子的疯狂计划。但警方已经以“涉嫌教唆和帮助儿子策划爆炸案”的罪名拘捕了这名香料富商。
　　这样的凶手确实出乎意料。当地中产阶级很好辨认：英语流利，西装得体，金表与首饰夺目，开着日系或德系的轿车。在经济并不发达的斯里兰卡，这样的人物凤毛麟角。他们出国留学怎么变成了接受国际恐怖组织的协作训练？他们为什么要策划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他们是NTJ组织的成员吗？他们和宣称对爆炸案负责的“伊斯兰国（IS）”是什么关系？整个斯里兰卡国内外的极端组织是如何搭建起他们的网络的？
　　种种追问，种种疑惑，有待斯政府来回答，也许答案会切中深层的社会之痛。

宗 教

　　4月24日的下午，南部海滨的加勒古城矗立在灼热的阳光下。在这座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里，值得观赏的建筑很多，但此时此刻，没有什么比一座教堂和一座清真寺更引人注目。它们相距不过百米，一样的通体雪白，一样的尖顶。教堂外悬挂着一面白色旗帜以示哀悼，清真寺外的山坡上则有全副武装的士兵在警戒。
　　无数游客举起手机拍下这一幕，有些唏嘘和喟叹。斯国防部长费尔南多宣布的那条消息已经传遍了：爆炸袭击是凶手对一个月前新西兰清真寺枪击案的回应。旋即，斯安全部门发出警告，要警惕对清真寺可能的袭击。 　　那是3月15日，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的两座清真寺发生枪击，造成50人死亡。可怕的是，其中一名枪手在社交网络上直播行凶过程，还散布了一份长达87页的宣言，其中充满了反对穆斯林、反对移民的言论。

　　新西兰和斯里兰卡都不是国际政治的冲突地带，都给世人以田园牧歌的印象。但极端分子偏偏选择了在这里进行屠杀和报复。苏普站在加勒古城的城墙遗址上，望着波涛汹涌的印度洋，有些悲伤地说：“也许他们选择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
　　在斯里兰卡，僧伽罗人最多，超过了70%，他们信奉佛教。释迦牟尼的佛牙舍利，过去是王权的象征;如今总统必须信奉佛教，仍是一条不成文的习俗。泰米尔人次之，超过了10%，信奉的是印度教。此外，大约还有9%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7%的人口信奉基督教。
　　这些复杂的宗教信仰，与复杂的征服史和殖民史有关。1521年，葡萄牙船队在科伦坡附近登陆;1565年，荷兰人又抢占了科伦坡，这座凭海临风的加勒古城，就是荷兰人的手笔;1796年，英国人又占领了这片土地，茶园和高山小镇便是英国人的爱好。一代代殖民者带来了西方的宗教信仰，教堂在斯里兰卡各地出现。数百年的时间里，佛教寺庙、印度教寺庙、清真寺和教堂相邻并立的情形，十分常见。“我们对彼此的宗教一直是尊重的，为什么会变得有仇恨呢？”苏普难过地问道。
　　即使是当代最优秀的宗教学者、文化学者、国际政治学者，都很难解答这个问题吧？就在我和苏普讨论之时，斯里兰卡的穆斯林领袖们发表声明，一致表态：“我們敦促政府为所有宗教场所提供安全保障，并对所有参与这些卑鄙行为的人给予最高惩罚。我们代表穆斯林社区向所有基督教信仰的民众表示慰问，并向他们伸出友谊之手。我们团结一致。”一位信奉基督教的普通人给记者发来了邮件：“他们摧毁了我们的酒店，但不能让我们不再好客;他们摧毁了我们的教堂，但不能摧毁我们的信仰。”

伤 痕

　　4月25日，记者来到离科伦坡只有32公里的瓦杜瓦。按照原计划，将乘坐海边火车进入科伦坡。但是这一天，事态仍未平息。在科伦坡的普格达地区，又发生了一起爆炸，伤亡不明;在另一区域，军队和警察从涵洞里发现了198个爆炸装置。记者所住的酒店，也在半夜发出了安全警报，排查可疑物品。
　　苏普和当地友人坚决劝阻记者进入科伦坡。“你要知道，我们国家的安全管理出现了漏洞，这个漏洞现在还没有补上，你不能冒险。”苏普说的安全漏洞，是斯里兰卡政府发言人提到的一件事：“4月4日，爆炸发生前的14天，外国情报机构告知我们，将有恐怖组织策划实施自杀式炸弹袭击。4月9日，国家情报局长写了一封信，列有该恐怖组织许多成员的名字。”
　　为什么已经收到准确情报，还任由爆炸发生了？国防部长费尔南多的解释是，总理和其他重要官员从未被告知袭击可能发生。简单地说，就是收到情报了，但没有向总理和其他领导汇报，所以总理毫不知情。
　　这可能吗？我们接触到的斯里兰卡民众异口同声地说：“不相信。”国际舆论也对斯政府的安全保障能力普遍表示质疑。内外形势使然，4月24日，斯总统西里塞纳下令，24小时之内撤换所有安全部门负责人，包括警察总监和国防部长，并重组三军和情报部门。随后，国防部长宣布辞职。27日，西里塞纳宣布取缔NTJ与另一极端组织“易卜拉欣真信会”（简称JMI）。
　　10年和平在爆炸声中破碎，生活一瞬间重回时时提防恐怖袭击的日子。目睹此情此景，斯里兰卡民众难免会想起10年前政府剿灭泰米尔猛虎组织、结束内战的事——拜英国殖民者一贯的“分而治之”手段所赐，从印度南部迁入斯里兰卡的数十万泰米尔劳工，形成了激进团体泰米尔猛虎组织，其头目名叫普拉巴卡兰。1975年，猛虎组织的第一个重大活动就是暗杀市长。第二年，他们提出在北部、东部自治和立国的要求，斯政府当然不能接受。战争在1983年爆发。屠村、射杀平民、种族清洗、自杀式炸弹袭击、随身携带自杀毒药、大规模武装冲突……这些整整持续了25年。直到2009年，时任总统贾帕克萨以铁腕发起对猛虎组织的致命一战，普拉巴卡兰和他24岁的儿子均被击毙，斯里兰卡才终于获得平静。
　　这场旷日持久的内战留下的伤痕至今犹存。记者此行由科伦坡出发，向北到达丹布勒，折向南抵达中部的康提和茶园小镇，再至东南沿海的港口汉班托特、古城加勒，一路穿过了斯里兰卡的腹地，在地图上走了一个圈。大部分时间所见，道路两边丛林茂密，房屋简陋，路上人烟稀少，车辆罕见，许多时候只有我们一辆车在蓝天、白云和树林之间穿行。自然的美景和生活的凋敝并存，战后的疲乏和修复的热情同在。用苏普的话说，“这10年是我们过得最好的日子，我们再也不想回到战争和恐怖袭击里”。
　　这段特殊的旅程还是要结束在班达拉奈克机场。4月26日上午9时30分，按照斯里兰卡政府要求，记者提前4小时到达机场。国内航班已全部停飞，国际航班乘客接受了6道严格的安检。一切与降落时判若两重天。
　　当飞机冲上云霄，记者俯瞰斯里兰卡。中国人常称它形似印度洋上的一滴眼泪，但友善、平和的当地人说，“我们是印度洋上的一颗珍珠”。比起眼泪，珍珠因砂石的磨砺而生，是苦难过后的明亮。对抗全球性的恐怖袭击，需要的绝不是眼泪，而是更多的坚毅和勇敢。
　　〔本刊责任编辑 周佳微〕
　　〔原载《环球人物》201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