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派有若干一以贯之的精神，我称之为儒家的学派性格。
　　迂阔之气
　　迂阔之气，大约是儒家性格中唯一有着些许可爱之处的缺失。
　　迂阔者，绕远而不切实际也。儒家蔑视任何民生技能，蔑视任何形式的劳动，在所有学派中，独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殊荣。见诸政治实践，入仕多居“清要”之职，对需要专业技能的领域涉足极少。譬如兵事，譬如工程，譬如经济，譬如行法，等等，少见儒家身影。喜欢做官，却不喜欢做事，尤其不喜欢做那种既辛苦又专业的苦差事，美其名曰“君子论道不计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其执着之处，只在专一的扫天下而不扫庭院，只在专一的坐而论道，最热衷于担当道德评判角色。
　　此风流播后世，便有了一班“清流”儒家，以做官不做事为名士作派，终日玄谈，在职酗酒，观赏性事，竞赛颓废；其种种作为，直比当时腐败的社会更腐败，实在令人齿冷。儒家迂阔处，还在于议政议事之言论，多大而无当。此风在原生态时期，以孟子为甚，雄辩滔滔云山雾罩，似乎有着某种精神指向，却不知究竟要你做甚。“笔下空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之评，可谓传神。凡此种种迂阔处，若仅仅是个人作派，自是无可无不可。然则，儒家却将这种迂阔之风，带进了庙堂官署，带进了学堂书房；不敬业，不成事，不务实学，不通民生；酿成官场流风，酿成治学恶习，沾沾自喜，不以为非，实在是中国文明变形之一大奇观，叫人不敢恭维。


　　偏执习性
　　偏执习性，儒家又一性格缺失。
　　儒家偏执，基本点在三：一、咬定自家不放松，绝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另外活法。二、不容纳其他任何学派的任何主张，绝不相信自家经书之外还有真理。你说山外有山吗，人上有人吗，扯淡，儒家理论绝对天下第一！三、对其他学派恶意攻讦，人身伤害，其用语之刻毒天下仅见。
　　孔子骂人很少，稍好，大约生平只骂过一件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直骂陶殉，实骂人殉。此等事该骂，不能算作孔子缺点。但是，孔子此骂，瞄准了“无后”，却定下了儒家骂人定式——人身攻击，直捣传宗接代。此种秉性，以孟子为最，骂论敌刻毒异常；骂墨子，是“兼爱无父，禽兽行”；骂杨朱学派，是“无君，禽兽行”；骂纵横家，是“妾妇之道”。近见网络文章，有人将孟子称为“战国职业骂客”，比较实在。自孟子开始，“衣冠禽兽”便成了儒家恒久的骂人经典语汇。儒家动辄口诛笔伐，毒骂入骨，实在是一种阴暗心理、恶劣秉性。用语武断的指斥性评判，孟子更是多见。一则典型例子是：古文献记载武王伐纣的战争很残酷，有“血流漂杵”四个字；孟子偏不信，昂昂然宣称：“以至仁伐至不仁，何能血流漂杵！”指示弟子当即删去了古文献的这一句。
　　如此武断偏执，千古之下，无出其右。
　　论事诛心
　　论事诛心，是儒家又一性格缺失。
　　儒家论人论事，有一个可怕的习惯——动辄诛心。
　　什么是诛心？不问行为言论之本身正确与否，只专一地纠缠行为动机，以求心罪。不是看你如何做事，而是看你如何想法，这就是论事诛心。此法成为一种杀人方略，有学者考证认为：出于战国时期的《公羊春秋》，成于董仲舒的种种论证。无论其演变如何，儒家在原生态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这种以“道”定罪的路子。所谓“孔子做《春秋》，乱臣贼子惧”，正是儒家“诛心”套路的自我表白。
　　儒家以《春秋》立起的政治标尺，不是行为法度，而是道义标尺、教义标尺、心理标尺。由诛心之法，衍生出儒家攻讦政敌、论敌的一个威力无穷的非常规武器——“名教罪人”。你可以没有犯法，但你完全可能因为某句话某件事，而被认定为“名教罪人”。原因无他，只是“其心有异”。
　　此风传承流播，儒家大得其手，非但将有形之敌统统打倒，更将无形之敌也置于死地。后世之宋明理学更甚，非但要“存天理，灭人欲”，还要破“山中贼”，更破“心中贼”。如此汹汹诛心，堪问灵魂，天下孰能不诚惶诚恐？孰能不臣服儒家？
　　最是记仇
　　记仇，是儒家的又一性格缺失。
　　在所有的先秦学派中，儒家是最记仇的一家。但有歧见，殷殷在心，一有机会，便新账老账一起算，绝不手软。这种性格，与儒家提倡的“恕道”很不相应，使人难以相信。但是，事情就是如此奇怪——一个孜孜提倡“恕道”的学派，事实上却是一个锱铢必较、睚眦必报的学派。在春秋战国时代，儒家与几乎所有的学派，都因主张不同而产生过龃龉。期间，除了论战中的观念批判，没有任何一个学派揪住儒家不放。儒家却是耿耿于怀，念兹在兹，一遇机会，便以“史家”秉性，将论敌种种时期的言词作为清算一通，而后再做定性式的人身攻击。读儒家经书，每遇此等攻击之辞，不用说，便是儒家在发泄仇恨。
　　若仅仅如此，还不能说明儒家记仇。
　　事实为据
　　儒家记仇，积成秉性，有事实为依据。
　　基本事实一，儒家在春秋战国时代被无情遗弃，所以，对生身时代仇恨极深。举凡儒家修史，“自周以降，风气大坏”之类的词句，比比皆是。司马迁的《史记》稍好，但也是否定春秋战国，以儒家观念做史家评判的。《汉书》最鲜明，大凡直接表现修史者观念的领域通论，诸如《刑法志》《食货志》《礼乐志》《律历志》《郊祀志》等，无不先狠狠赞颂一通上古三代，紧接着便是一句必然的转折定性——“周室既衰”，春秋时代如何如何坏；“陵夷至于战国”，更是如何如何坏；连番指斥两大时代，然后又一转折，说到“汉兴”之后如何好，再变为连篇累牍的颂词。如此三段论法，已经成为定式，实在是有趣得紧。显然，在儒家眼里，所有的时代中，惟春秋战国最不是东西！
　　基本事实二，儒家在秦帝国时期大遭“压制迫害”，从此对秦帝国永远地咬牙切齿，不由分说一言以蔽之——暴政暴秦！两汉之后的儒家，干脆只管骂秦，连论证都懒得做了。说儒家患有“秦过敏症”，似乎不为过分。事实上，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新政权，都必然要镇压复辟势力。事情起因，在于儒家自己不守秦法，伙同六国贵族大肆散布种种流言，从而获罪，被坑杀了寥寥几人（被坑杀者绝大多数是方士）。纵然冤枉，两千余年之后，竟仍然不能释怀，一概骂倒秦帝国，也是绝无仅有了。除了“记仇成癖”，不知道还能有何种解释。
　　基本事实三，儒家在原生态时期善为人敌，几乎被天下学派孤立。一旦得势，儒家立即以“独尊”平台为条件，全力排斥百家经典的流传。至近代梁启超时期，《墨子》文本已经难以寻觅，隐藏到道家炼丹术之类的书里去了。一个学派“独尊”，在春秋战国时代，无异于痴人说梦，任何学派都不可能有如此狼子野心。所以，西汉时期的其他任何学派，都没有提出如此狂妄、如此荒谬的主张。唯独儒家，不但要说，还要做。这便是儒家，为图复仇，敢与天下作对，敢与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的文明成就作对，破罐子猛摔，以求出人头地，唯求复仇为快。
　　其心之野，其图之大，两千年之后，尤令人乍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