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饥荒和瘟疫，是与历史变轨相关的重要力量，要么是变轨的原因，要么是变轨的表现。
　　这三者，有一个共同点—减少人口。说起来有点冷酷，但纵观历史，这就是人类与自然之间达成平衡的方式。
　　农业，促成分工发展、职业分途、阶级分化，推动城市产生、文明繁盛、人口滋长，但它同时让我们在长达近万年的时间里不断触及天花板—自然对人口以及与之相关的文明消耗的供给能力。特定历史条件下，自然是绝对的，人口是相对的，因此达致平衡的方式就是减少人口。
　　挣脱“马尔萨斯抑制”的办法，是科技。科技的结果，是工业革命。工业远比农业能承载更多的人口，同时，工业化的农业能大幅提高产出率，从而持续支撑工业化。
　　在此基础上，一整套的政治、社会、文化上层建筑被构建出来，生成新的伦理，对人类能力带来新的限制。这些限制，往往就是灾难的机会。
　　科技抑制了全面战争，因为大型战争的代价变得不能承受；科技在现代化社会消灭了饥荒，因为生产力不断提高。
　　但瘟疫尚不能被科技克服，这有几个原因。
　　一是主权国家的壁垒，决定了发展的不平衡性。传染病主要是由微生物和寄生虫导致的，而它们的活跃度又和卫生条件相关，发展程度低的国家和地区，总是无力防范和遏制微观世界的攻击。非洲传染病多发，正因如此。
　　二是工业化、现代化程度意味着人口密度，这是效率要求。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即便有良好的卫生条件和公共卫生体系，有利于减少传染病发生的机会，但一旦发生，由于人口密度高，其杀伤的烈度丝毫不逊色于落后地区。2020年新冠肺炎在全球的严重程度，总体上和社会发展程度成正比，就是这个道理。
　　三是现代生活其实是一种非自然生活，或者说是一种变态生活—我们总是要把自然的东西经过理化手段进行剧烈的形态转换之后，才得到最终的消费品。生产、消费过程的非自然性，制造了新的恶劣的生存条件，会迫使微观生物寻求新的适应能力以确保基因存续。一些非致病菌转变为致病菌，一些弱毒株会变成强毒株，一些病毒会降低物种特异性从而把人纳入宿主范围，还有各种不可测的变异造就新的病原微生物。
　　科技是解析和应对瘟疫的最终手段，但始终无法克服它，一方面有认识总是滞后于现实的原因，这一点几乎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是科技力量的发挥无时无刻不受到非科学因素的制约甚至压制。
　　后者，正是今天全球疫情蔓延的环境下，最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这些因素，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各色人等，以及机制本身，投鼠忌器。瘟疫来时，风云惨淡，平静时节，掉以轻心。
　　但它始终会改变一些东西，以一种次生震荡的方式来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