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的工人阶级就以全新的面貌登上了历史舞台。当一个个看上去微不足道的个体被唤醒之后，就足以产生左右历史走向的力量。在中国革命走上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是当之无愧的革命主角，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这段历史中，也涌现出了一批二三十岁的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比如邓中夏、李立三、苏兆征、李启汉、刘少奇等。在党的领导下，一大批如此年轻的知识分子，能够团结和组织全国范围内的几万、几十万的工人投入到改善工人经济条件、争取政治自由乃至反对帝国主义欺凌的斗争中去，是一段多么波澜壮阔的历史。
　　在他们身上似乎有着超出年龄的领导水平和组织能力。至今想来，这段历史仍然不能不让人感慨：一大批年轻人是如何迅速成为社会运动的行家里手的？

工人阶级的特点和优点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是“落后的农业国”。所以，中国的工人阶级从相对数量上讲，占人口的比例并不高。其中，产业工人在1913年的时候大约是100万到120万人，一战爆发后以轻工业为主的民族工业短期勃兴，在五四运动前后，全国产业工人大约有260万人。而非产业工人包括城乡手工业工人和店员、苦力运输工人以及农、林、牧、渔等各业雇工，大约是1000万以上。
　　工人阶级被认为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革命性最坚决最彻底。除了经典的理论表述，我们还需要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看看有哪些具体条件在决定着中国工人阶级革命行动的特点。
　　由于旧中国发展的高度不平衡，工人阶级中最核心的部分—产业工人在地区和产业分布上具有高度集中的特点。正如唐玉良、高爱娣在《工人运动史话》中总结的，五四运动前后，中国近代工人的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上海、广州、汉口等10多个沿海、沿江和铁路沿线的大城市以及铁路、矿山、航运、纺织、卷烟等少数产业中。
　　地区分布的最早源头不难理解，也就是说来自西方列强枪炮威胁之下中国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中国工人阶级的诞生一开始就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结果。而集中所在的产业，像铁路、煤矿、航运等，对当时无论哪一个政权来说，无论是统治的维持还是军事斗争的胜败，都是“命脉”所系。当这些产业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时候，其对旧秩序的影响就是巨大的。
　　正如邓中夏在1923年的《论工人运动》一文中说的：比如海员一罢工，可以使国内外的交通断绝；铁路一罢工，可以使南北的交通断绝；汉冶萍一罢工，可以使国内和日本多数大工厂停业；开滦一罢工，可以使铁路轮船及用户的煤炭蹶竭，洋船都要鳞次栉比地停在秦皇岛，开不出渤海口去；码头工人一罢工，可以使洋货不能登岸；市政工人一罢工，可以使全埠扰乱，“这是何等伟大的势力呵！”
　　邓中夏的话在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大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省港大罢工等一系列著名的罢工当中有明确的验证。

没有一股先进的政治力量的领导和组织，中国的工人阶级就没有可能爆发出后来大革命时期那样巨大的政治能量。

　　而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是工作在外资大企业之中。对于列强的欺凌，对于民族地位之低下，中国的产业工人有具体的直接的感受。比如中国海员与外国海员在同一艘轮船上做工，待遇就相差很大。包工头和外籍海员任意打骂中国海员的事情经常发生。有的老海员回忆，“我们中国海员随船到了外国一些港口，竟然不准我们上岸。有的地方虽然让我们上岸，却在街上经常受到种种侮辱，骂我们是劣等民族，连公共场所都不准去。”用苏兆征在1926年的中国海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说的，中国海员“在船上深受帝国主义之压迫虐待而无路诉冤”。
　　“无路诉冤”的背后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低人权”处境。工人阶级虽然在理论上是先进的阶级，但在实际处境中，却常常处于封建半封建式的管理制度之中。以用工制度为例，就有包工制、把头制、封建性的学徒工制，上海等地纺织厂中的养成工制、包身工制。夏衍先生在《包身工》中对这种用工制度下纺织女工的悲惨遭遇的描写，是众所周知的。对日本在上海的纺织厂而言，养成工制还一个作用是，中国工人罢工时，厂家利用养成工来代替罢工的工人，以便瓦解工人的反抗。
　　1920年，胡适在北平社会实进会有一个演讲，曾经提到包工制度：我们在唐山看见一种包工制度，一个工人的工钱，本来是一元，但是工头都包去招些七毛的，得七毛的也不做工，包给六毛的，得六毛的就去招一些人来。住在一个“乌窑”里头。他们的工钱，都给那得六毛的、得七毛的、得一元的工头分散了。他们一天的生活，只靠着五个铜子，要教他们出来组织工党，是不成功的。
　　所有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的工人阶级具有很强的斗争精神，他们一旦反抗对当时的统治者会造成极大的冲击。这也因此会衍生出一整套的对付工人反抗和罢工的“策略”，比如不让罢工胜利，宁愿罢工后自动加薪，以削弱工人的斗志；不让组织工会；即使在工人压力下有所让步，也以“调动工作”“自动辞职”等名义，作为开除工人领袖的手段。所以，虽然工人阶级的反抗不绝如缕，但也往往在日益精巧的反制策略面前被瓦解。
　　没有一股先进的政治力量的领导和组织，中国的工人阶级就没有可能爆发出后来大革命时期那样巨大的政治能量。

组织起来

　　中国的工人阶级开始也是有“组织”的，主要是行帮和会党。行帮包括行业工会和帮口。所谓帮口就是一种按照同乡、地域结成的劳工集团，比如上海航运业的海员，按照地缘关系就有宁波帮和广东帮。
　　王永玺在《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中就认为，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行帮、会党是这一时期工人唯一或至少是主要选择的组织形式。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产生，直到新中国成立，可以说这期间的中国工会运动总是直接间接地与行帮、会党发生关联，并受其不同程度的作用和影响。

　　帮口自然有互助救济的一面，但也往往被资本家利用。卢权、禤倩红在《省港大罢工》中就举例说，比如同一条外国轮船，往往同时雇用上海、广东或其他地方的海员工人，如水手部雇用上海籍的，烧火部则用广东籍的，因为帮口之间不团结，生活语言和风俗习惯也各不相同，往往容易被分而治之。
　　会党就是秘密结社。比如安源煤矿有13000多名工人，大多参加了红帮，矿上事务包括工人进矿、工价、处罚、解雇等都由红帮把头操纵，安源街上的赌场、店堂、妓院、鸦片馆等也都由帮会控制。
　　美国汉学家裴宜理在《上海罷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中曾经引用一段材料描写了从苏北农村来到上海的纺织厂“打工人”受帮会控制的情形：
　　年轻人要想进厂做工，就要过三道门。一是从乡下到城里，要有朋友带着。二是到上海后，要过招工一关。三是在进厂后，对其他工人来说，你是陌生人。而且，厂长、经理故意让各种各样的“帮派”存在于工人之中，以便分化利用。新工人常常挨打，不许工作。无奈中只好去找带你来上海的朋友。朋友所能做的便是带你去见某位帮会头子。帮会头子会说：“不要怕，大家都是自己人。请大家吃顿饭，就没事了。”……进帮后，你就得终身在帮。

这种全国范围内的协调一致行动的能力，是工人运动能从纯粹的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从一地一隅的斗争走向全国联合斗争的根本保障。

　　李立三、李启汉等工会领袖都曾经借助帮会身份，为开展工人运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条件。李立三还回忆说，五三运动期间，保护自己的都是青帮徒弟。
　　而受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的工人阶级当中也产生了一大批工会组织。但这些工会往往被工头把持，虽也有为工人争取利益的一面，但更经常地变成了瓦解工人反抗的工具。所以，共产党领导成立的工会开始叫俱乐部，这里面有先争取合法身份的考虑，也与旧工会在工人阶级当中的不良声誉有关。
　　除了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纲领指导之外，在组织方法上，新旧工会也有产业组合和职业组合的重要分野。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很快就在上海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5年改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这里的“组合”指的是产业组合，而不是职业组合。
　　年仅28岁就担任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的邓中夏，曾经专门解释了产业组合和职业组合的区别。比如在铁路上，无论是开车升火的、打旗挂钩帮扎的、修车擦车的、火车上卖茶的、车站上帮运的，都要组织在一个铁路工会里。而职业组合与之不同，不同产业，职业相同，比如铁路上、纱厂里、自来水厂、造船厂的机器匠，都组织在一个机器工会里。
　　从工人反抗资方的斗争来说，显然，一个产业机关全体工人一致行动的威胁更大。职业组合与之相反，“比方一个厂，有一部分罢工，有一部分不罢，资本家便可以操纵于其间，消极哩，不理；积极哩，开除。即或不罢的一部分工人后来也起而援助，同情罢工，但是晚了，资本家已布置妥帖，施以小计，便可把我们的战线破坏无余了”。
　　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专门作出了一个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开头就指出：中国的劳动运动，是在第一个阶段中发展，还脱不了旧行会和手艺组合的束缚。同时劳动阶级的奋斗还不过是为某种手艺或某个工厂的特别状况的单独运动，并没有普遍性质。工人的组织也不强固，组合的人数也不多。切实研究这种现状，集中、扩大和正当指挥这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
　　议决案要求工会的构造要成为团结很紧的、中央集权的和有纪律的产业组合。产业组合工会内部不能以职业分为一些“自治”组，导致工会成为破碎团体。同时，议决案还强调最好的工会是要使全劳动阶级都联合起来。
　　这种全国范围内的协调一致行动的能力，是工人运动能从纯粹的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从一地一隅的斗争走向全国联合斗争的根本保障。在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当中，“全国声援”频繁出现，有效瓦解了统治者的反制策略。比如，苏兆征等领导的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就发动上海工人成立后援会，港英当局和资方通过上海的代理人要招募工人去香港，李启汉等人对新工耐心劝阻，对香港海员大罢工提供了有力支持。

组织起来后的新面貌

　　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科学的组织方法，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呈现出以往所不具备的动员能力和持久斗争能力。五卅惨案发生后，在上海洋人住宅中的中国厨子、奶妈等也都激于义愤，纷纷参加罢工。洋务工人在上海总工会领导下成立了上海洋务工会，参加工会的会员有1306人。工会成立后一方面负责发放罢工工人的救济费，以保证罢工期间的基本生活保障，另一方面领导洋务工人坚持罢工。
　　声援五卅运动的省港工人大罢工，从爆发到结束持续了16个月之久，是国际工运史上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罢工半月，就有25万罢工工人从香港返回广州。廖仲恺任部长的国民党工人部关闭赌馆、烟馆，征用空屋，为罢工工人提供宿舍和食堂。罢工的领导核心机构是罢工委员会中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党团委员会，党团书记由年仅27岁的李启汉担任。李启汉还亲自担任负责日常事务的干事局局长，妥善安排罢工工人的日常生活。
　　在苏兆征、邓中夏等罢工领导人的推动下，省港大罢工工人还成立了代表大会，经过他们的努力，代表的产生改变了行会工会负责人指定的做法，大多数都由工人们直接选举产生。但凡罢工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的任免、罢工斗争有关的大政方针以及各项兴革事宜，均提交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由罢工委员会负责执行。代表大会每隔一天就开会一次，风雨无阻，罢工工人都可以赴会旁听。

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科学的组织方法，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呈现出以往所不具备的动员能力和持久斗争能力。

　　持续时间如此之久的大罢工，必然会有各种分歧和纠纷，很容易被利用。代表大会的运作，就让这些分歧和纠纷得到及时化解。同时，罢工委员会的各项活动和财政收支情况，定期向大会报告，也有利于及时澄清各种谣言。这些对于罢工的持续进行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就连来广州访问的苏联工会代表团也高度评价中国工人阶级在组织运动方面的巨大才能。
　　无独有偶，在1922年爆发的中国共产党第一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过程中，秩序井然，给社会各界也留下了深刻印象。李思慎在《李立三红色传奇》中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况：罢工之初，商家怕被抢劫，天不黑就纷纷闭市，但秩序之好，初非意料所及。原来在街上、在宿舍区进行赌博是常有的事情，而在罢工期间，均已杜绝。工人皆居家中不出，没有俱乐部的条子，都不准通行。连安源特别戒严区司令都叹息自己的军队没有这样好的纪律。
　　安源有“中国的小莫斯科”之称，当时除了广东，安源是唯一公开存在的革命堡垒。罢工胜利后，路矿当局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成员由罢工前的700多人猛增至1.2万人，几乎所有路矿工人都加入了俱乐部。据李立三回忆，工人对俱乐部像是对自己的家一样热爱。有时候连家庭纠纷也要叫俱乐部来管。俱乐部成立的道德法庭，实际上成为安源人民法院，因为警察、法官百般欺压、迫害工人，工人都恨警察、恨法官，有了俱乐部的道德法庭，就不愿意再找警察和官方法院了。工会实际上相当于半政权机关。
　　这一幕幕场景，不能不让当时急迫想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人们感到震撼。新的可能性已经不是停留在书本上，而是开始变成现实。哪怕它们已经随着时移势易而烟消云散，但依旧会给今天的人们带来深刻启迪。
　　历史事实证明，被组织起来的、觉醒了的普通人，不仅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能展现出极大的创造力。我们不能忘记工人阶级在革命年代的那些伟大创举，这也是百年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