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我国最为隆重的节日，本应张灯结彩、举国欢庆，但今年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2020年这个春节与以往不同，少了一些本该有的喜庆，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全民投入的“没有硝烟”的战争。
　　疫情爆发以来，各行各业的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做着同一件事——抗击疫情。医务工作者们主动请缨奔赴前线，有志青年们也不甘示弱在抗击疫情的各个岗位当起了志愿者，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物出物……物质力量固然重要，但精神力量也不可或缺，从事音乐的工作者、学习者们、爱好者们，也想用他们的方式为抗击疫情贡献一份精神力量。一大批与抗疫相关的音乐作品就这样应运而生。这些作品涉及疫情的各个方面，有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口号歌，我们暂且称它为硬性歌曲。也有赞颂奋斗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志愿者的“抚慰歌”、“爱心歌”等风格截然不同的作品，我们暂且称后者为软性歌曲。这些作品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
　　对于这些作品，大家听后的反应或斗志昂扬、坚定抗疫必胜的决心，或感动不已、深知一线工作不易。关于这两种不同风格的歌曲孰是孰非的讨论似乎少之又少，大家以包容态度同时接纳了这两种风格的歌曲。这让笔者不由得想起发生在80多年前的聂耳与黎锦晖先生“关于中国歌舞”之争。也不由引发了笔者的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要想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清楚的知道前后两件事情所发生的时代。80多年前，我们国家内忧外患。在外，帝国主义对我国领土虎视眈眈;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受到重创;在内，我国人民由于长期受统治阶级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再反观80年后的今天，我国的各方面实力均有显著提升，我国绝大多数人民对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有着高度自信。在我们的价值观中大家都认同无私奉献、舍己为人是高尚的，那些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奔赴第一线的“逆行者”是值得人们尊敬的。
　　从音乐倾向性功能与非倾向性功能方面来看，在80年前显然更需要那些能将我国同胞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敌、反抗压迫的具有“硬性”特点的作品。在那个年代，抵御外敌、与统治阶级斗争是要流血牺牲的，绝不是对同胞喊出的几句口号、几句安慰、几句赞美所能成功的。因此，那些以娱乐为主的、满足人天然生理需求的、充满“香艳肉感、热情流露”的、软性的那些以满足非倾向性功能为主的音乐、歌舞显然不为时代之所需，被认为是“麻醉剂”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如今这样的情况下，既需要硬性歌曲来将人民大众团结起来，与疫情斗争。同时也需要软性的歌曲去赞美那些逆行者，从价值观上去肯定的所做所为，从侧面达到硬性歌曲的最终目的。同时，在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斗争激烈程度不及前者，不需要那么强烈的士气与斗争的决心。所以当口号歌和爱心歌、抚慰歌出现的时候，人们都以一视同仁的态度来对待硬性歌曲与软性歌曲。
　　音乐的倾向性功能与非倾向性功能是具有历史持续性与可变性的，且音乐的非倾向性功能一般较为稳定，表现出较高程度的持续性。主要表现在：音乐的本质、人类对音调起伏跌宕、速度、力度的直觉感受大致还是一致的——這就是“非倾向性”功能的相对稳定性。倾向性功能则相反，它总是依附于当时社会与历史现实，又与创作者和接受者所持的社会态度与政治立场息息相关，因此其更多地表现出可变性。在上面这一实际的例子中，很显然倾向性功能要求歌曲同时也要求我们的审美做出改变以适应这个时代。通过这一点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了。
　　“变化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世界万物无不处在变化与静止的统一之中，审美标准也是如此，它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时、随地、随客观环境、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
　　不变的是时代与人民永远需要优秀的音乐作品这一宝贵精神食粮。变则需要我们遵循规律，洞察时代之所需、人民之所需，并以此为创作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