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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天，北京雨季般多雨，巴曙光更忧心忡忡，眼下政策放松了，他所调查的小微企业对于减税却都感觉效果不彰。
身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的他，4月21日在“2012汇丰财富论坛”上慨叹，大的环境是，通过大型企业财政支出的带动和信贷的配合使大企业经营状况有了明显好转，但这种放松还没有传导到小企业，小企业的情况还在回落。
巴曙松在现场转述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到企业做调研的经历。许小年和几位小企业主聊天，问减税是否减轻了负担。一位说：负担没变，那些减的税本来就没交。许问为什么不交呢？答：交了就活不到今天。
以辽宁省鞍山市为例，据当地工商部门统计，仅去年破产倒闭注销的小微企业就近9000家，而前年是2000余家。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庄聪生称，小微企业的利润“薄得像刀片一样”。一直致力于个人信用和财富管理的宜信公司与清华大学教授刘鹰一起调研了全国36个城市共3231家小微企业，得出的报告显示，在中国有将近一半的小微企业月营业额在10万元以内，近7成毛利率不足20%，经营规模小，盈利能力弱。
全国财政收入增速连续13年达到经济增速的1.5倍，但围绕小微企业展开的结构性减税政策，一直都在探索阶段，不断零敲碎打，几乎没有实效。2012年，减税似乎依然只是小插曲。
小微企业是大企业的摇篮，是缓解和解决社会就业压力的主力军，联想、阿里巴巴、华为、顺风等如今的行业大佬们，本身也是从小微企业起家的。
而税负之痛不过是小微企业千痛万难里的一种。小微企业生存难的状况比比皆是。在今年年初举行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对今后一个时期的金融工作作出部署，首先关注的就是小微企业。小微企业纾困已经迫在眉睫。
税费息高高在上
怎能背着镣铐“舞蹈”
经营着温州一家小型服装加工厂的黄丽，一年含辛茹苦下来，也能赚150万元左右。
但千万别以为黄丽的钱赚得那么轻松，减掉各种税负之后，她到手的不足利润的50%。每年，25%的企业所得税她得交15万元；17%的增值税需交25万元左右；城建税、教育费附加、车船税，每年有8万元左右；医疗、养老、工伤等社会保险费每年38万元左右。黄丽的企业超过一半的利润都贡献给了沉重的税负。
小微企业们活跃在市场，增加税收，改善民生。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小微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GDP总量的60%，纳税占国家税收总额的50%；另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统计，小微企业完成了65%的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
他们是经济系统中的“草根阶层”，他们可能没有办公室而在家中工作，被称之为“穷人的企业”。眼下，他们努力在坚守着，在生产线上、生死线上挣扎，求生存，想尽一切办法去规避和逃避各种沉重的“镣铐”。而未能规避的小微企业，已经几乎被压得直不起身。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坦承，如果让他办一个企业，社保费率占工资的50%，再加上所得税等肯定会倒闭，90%的企业不偷税漏税可能会倒闭。
一边是结构性减税，另一边却是税收总收入的继续高增长。对于持续快速增长的税费，社会各界诟病不断，小微企业苦不堪言。
“在中国，20%以上的小微企业都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的僵尸状态。”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如是告诉我们。小微企业的发展到了生死关头。
倘若再不大幅度为企业减税，“企业要死光了。”周德文说，除此之外，五花八门的行政性收费也要减。这其中牵涉39个部门67种收费，都压在企业头上，使得它们喘不过气来，更不要说那些非法的收费；再者，息也要减，眼下，企业都面临着生死危机，而银行还拼命在攫取暴利。很多银行高喊要支持小微企业，可总是难见实效，小微企业融资之难难于上青天。
周德文还曾当着温家宝总理的面批评过行政收费问题，温总理也对此深恶痛绝。当周德文提倡直接为中小企业减税时，温总理马上加了一句：“不仅要减税，还要减费。”周德文认为只要国家下决心去做，这三点都不难，并且可以马上见效，而且并不复杂，国家的税收已经很不合理了。
根据财政部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对应年纳税所得额低于6万元（含）的小型微型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另据财政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的通知，从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对小型微型企业免征管理类、登记类、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等22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建议，“给小微企业税全免了吧！”这位企业资产已达1950亿元的委员说，小微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税收只占总税收比重的3%。
然而，对于政策和舆论，小微企业主们普遍感触不深。微博上有网友义愤填膺地称，每次喊减税，到最后都变成了加税。
在江苏昆山经营着一家零配件厂的刘军坦言，真正落实到整个企业的话，他们并不会太关心，“对我们实际的优惠其实我们是看不大出来的。”他的语气里包含着深深的失望。
在珠三角地区，一些人当了老板，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但他们的企业却并没有也不愿意注册在案，期待悄悄萌芽起来再做打算。否则，光是税负都是一大笔开销；也另有一些企业，因为面临生存的困境，因为不堪重负把本已经注册了的公司反过来进行了注销。
而在长三角，有些本就微小的企业则拆分为几个更小的企业，借此减轻税负，逃避监管；一些企业在注册之初，就零散分割成几个据点分别以加工厂的方式存在着，或者就干脆挂靠在别的公司，等企业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独立出来。
刘军的同行们碰到客户赔款很多或外债实在太多的时候，经营不下去了，工厂就干脆关掉，再到另外一个地方，比如到附近的市区另起锅灶做另一家企业，继续经营。因为在这附近有稳定的客户群和业务。这种状况在昆山较为普遍，企业借此避债选择破产，可以不跑路也能转嫁出去风险。为了减轻负担，小微企业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在中国，减税的空间达4000亿，可执行下来却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力度总是不到位。2012年，财政部门不遗余力继续进行结构性减税，但实际上，涉及到制度性的改革极为有限，涉及的税种都是有效纳税人少，征管率很低，征管难度大，税务部门自由裁量权大，征收弹性强。规模有限，收效甚微。
结构性减税不仅要强调有针对性的减税，更要做的是，强调税制结构内部的优化，真正下力度强化下去。
来自宜信的数据显示，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目前约有6000万中小微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工商登记在册的企业已超过1000万家，其中99%属于小型企业或微型企业。截至去年9月，中国已有个体工商户超3600万户。
面对沉重的税、费、息，小微企业又何以能带着镣铐跳舞，倘若政策力度不到位，或者执行不下去，谁能安抚这支支撑起国民经济的大军？
回款期长路漫漫
外忧内困齐上阵
除了背负的担子沉重之外，在大环境愈发恶劣的情势下，小微企业也面临自身的内核大考。
进入2012年，小微企业面临的之前的问题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周德文认为，再加上今年融资更难，原材料、辅助材料、人力成本等都越来越高，所以小微企业的生存空间逐渐下滑，今年显得更加艰难。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眼下，希腊等欧盟国家的债务危机继续蔓延，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中国遭受的阴霾有增无减。各企业主们普遍生存困难，小微企业更甚。
包括刘军在内的昆山很多小微企业主们，明显感觉到了大客户在向他们转嫁压力。刘红军的一个明显感觉到大企业给他们付款的周期变得更长了。之前他们的回款周期是60天，可现在这一惯例早被打破，回款周期大多延至90天。
和稍微大一点的企业谈合作，刘红军甚至要答应他们月结120天的条件。更严重的是，他还碰到过要求5个月回款周期的。如此一来，自己的材料成本，加上生产周期，前后长达半年的时间，资金链面临断裂的窘地。
刘军告诉我们，一家每月产值50万的企业，加工型企业设备投资需要100万～150万，周转资金需50万，生产的时间再加上120天或者90天的回款周期，实际上四五个月才能拿到钱。“整个过程实际要压350万～400万的流水，资金很难周转。”刘军感慨。
此外，小微企业要面临销售困难、成长乏力等等各种问题，小微企业已经几乎步履蹒跚，甚至举步维艰。最近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小微企业工厂垮不下去，但又关不掉，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僵尸工厂”比例越来越大。
人力成本节节攀升
小微之困重重叠叠
富士康提高工人工资后，却搬迁到了内地，珠三角的企业主们却不得不接下了这抛出的炸弹。几十万被吊高了胃口的工人，难以接受比富士康更低的薪水，如果不能令他们满意，宁可回家做小生意。
如今，每个月2200元的工资几乎很难招到工人。步入2012年，加工生意更难做了，李繁只求不赔钱。每到月底，黄丽几乎都是如坐针毡。因为月底要支付工人工资，而以前，她很少为发工资这样的事情犯愁。
而在黄丽的圈子里，今年也普遍悲观。工人工资高，他们接单意味着赔钱，不接单员工又会流失。面临用工成本的大幅上升，加上原材料成本难以控制，他们的订单量急剧减少。生意时断时续的黄丽，雇用的正式工已经在去年减少了一半，有时候，她会去找一些家庭妇女来做临时工。
据调查，2011年小微企业雇用工人的工资水平较2010年出现了20%～30%的上涨。2012年依然呈上涨趋势。北京大学与阿里巴巴的调研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476份位于环渤海地区的小微企业中，有近53%的企业主认为，去年员工工资上涨已经成为压缩企业利润的重要因素。
而在另一些小微企业看来，工资上涨虽然难以承受，但招工难、用工荒更让他们头疼。近年来，劳动用工成本的上升空前加剧，从年初到年底，招工潮几乎“永不落幕”。据报道，今年节后，广州的用工缺口甚至高达11.38万人。
小微企业在用人上、管理上本身也面临着新问题。现在90后加入了，他们没有生活的压力，不工作了父母照样会给他们钱花。所以，刘军也更愿意招有资历的一些工人。
面对薄如刀片一般的利润，繁重的税费息压得小微企业不堪重负，经济的低迷更是让他们雪上加霜，人力成本的上升更使得他们感觉仿佛泡在了冰水中，还不算竞争加剧、人民币升值、融资困难等等。各种因素叠加，生存难已成为小微企业不得不承受之痛。这深深刺痛了转型升级中的中国经济整体。
重压之下，一些小微企业甚至走上了“民间高利贷”、非法集资的不归路。
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和几位小企业主聊天，问减税是否减轻了负担。一位说：负担没变，那些减的税本来就没交。许问为什么不交呢？答：交了就活不到今天。
周德文还曾当着温家宝总理的面批评过行政收费问题，温总理也对此深恶痛绝。当周德文提倡直接为中小企业减税时，温总理马上加了一句：“不仅要减税，还要减费。”
身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的他，4月21日在“2012汇丰财富论坛”上慨叹，大的环境是，通过大型企业财政支出的带动和信贷的配合使大企业经营状况有了明显好转，但这种放松还没有传导到小企业，小企业的情况还在回落。
巴曙松在现场转述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到企业做调研的经历。许小年和几位小企业主聊天，问减税是否减轻了负担。一位说：负担没变，那些减的税本来就没交。许问为什么不交呢？答：交了就活不到今天。
以辽宁省鞍山市为例，据当地工商部门统计，仅去年破产倒闭注销的小微企业就近9000家，而前年是2000余家。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庄聪生称，小微企业的利润“薄得像刀片一样”。一直致力于个人信用和财富管理的宜信公司与清华大学教授刘鹰一起调研了全国36个城市共3231家小微企业，得出的报告显示，在中国有将近一半的小微企业月营业额在10万元以内，近7成毛利率不足20%，经营规模小，盈利能力弱。
全国财政收入增速连续13年达到经济增速的1.5倍，但围绕小微企业展开的结构性减税政策，一直都在探索阶段，不断零敲碎打，几乎没有实效。2012年，减税似乎依然只是小插曲。
小微企业是大企业的摇篮，是缓解和解决社会就业压力的主力军，联想、阿里巴巴、华为、顺风等如今的行业大佬们，本身也是从小微企业起家的。
而税负之痛不过是小微企业千痛万难里的一种。小微企业生存难的状况比比皆是。在今年年初举行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对今后一个时期的金融工作作出部署，首先关注的就是小微企业。小微企业纾困已经迫在眉睫。
税费息高高在上
怎能背着镣铐“舞蹈”
经营着温州一家小型服装加工厂的黄丽，一年含辛茹苦下来，也能赚150万元左右。
但千万别以为黄丽的钱赚得那么轻松，减掉各种税负之后，她到手的不足利润的50%。每年，25%的企业所得税她得交15万元；17%的增值税需交25万元左右；城建税、教育费附加、车船税，每年有8万元左右；医疗、养老、工伤等社会保险费每年38万元左右。黄丽的企业超过一半的利润都贡献给了沉重的税负。
小微企业们活跃在市场，增加税收，改善民生。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小微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GDP总量的60%，纳税占国家税收总额的50%；另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统计，小微企业完成了65%的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
他们是经济系统中的“草根阶层”，他们可能没有办公室而在家中工作，被称之为“穷人的企业”。眼下，他们努力在坚守着，在生产线上、生死线上挣扎，求生存，想尽一切办法去规避和逃避各种沉重的“镣铐”。而未能规避的小微企业，已经几乎被压得直不起身。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坦承，如果让他办一个企业，社保费率占工资的50%，再加上所得税等肯定会倒闭，90%的企业不偷税漏税可能会倒闭。
一边是结构性减税，另一边却是税收总收入的继续高增长。对于持续快速增长的税费，社会各界诟病不断，小微企业苦不堪言。
“在中国，20%以上的小微企业都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的僵尸状态。”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如是告诉我们。小微企业的发展到了生死关头。
倘若再不大幅度为企业减税，“企业要死光了。”周德文说，除此之外，五花八门的行政性收费也要减。这其中牵涉39个部门67种收费，都压在企业头上，使得它们喘不过气来，更不要说那些非法的收费；再者，息也要减，眼下，企业都面临着生死危机，而银行还拼命在攫取暴利。很多银行高喊要支持小微企业，可总是难见实效，小微企业融资之难难于上青天。
周德文还曾当着温家宝总理的面批评过行政收费问题，温总理也对此深恶痛绝。当周德文提倡直接为中小企业减税时，温总理马上加了一句：“不仅要减税，还要减费。”周德文认为只要国家下决心去做，这三点都不难，并且可以马上见效，而且并不复杂，国家的税收已经很不合理了。
根据财政部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对应年纳税所得额低于6万元（含）的小型微型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另据财政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的通知，从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对小型微型企业免征管理类、登记类、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等22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建议，“给小微企业税全免了吧！”这位企业资产已达1950亿元的委员说，小微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税收只占总税收比重的3%。
然而，对于政策和舆论，小微企业主们普遍感触不深。微博上有网友义愤填膺地称，每次喊减税，到最后都变成了加税。
在江苏昆山经营着一家零配件厂的刘军坦言，真正落实到整个企业的话，他们并不会太关心，“对我们实际的优惠其实我们是看不大出来的。”他的语气里包含着深深的失望。
在珠三角地区，一些人当了老板，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但他们的企业却并没有也不愿意注册在案，期待悄悄萌芽起来再做打算。否则，光是税负都是一大笔开销；也另有一些企业，因为面临生存的困境，因为不堪重负把本已经注册了的公司反过来进行了注销。
而在长三角，有些本就微小的企业则拆分为几个更小的企业，借此减轻税负，逃避监管；一些企业在注册之初，就零散分割成几个据点分别以加工厂的方式存在着，或者就干脆挂靠在别的公司，等企业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独立出来。
刘军的同行们碰到客户赔款很多或外债实在太多的时候，经营不下去了，工厂就干脆关掉，再到另外一个地方，比如到附近的市区另起锅灶做另一家企业，继续经营。因为在这附近有稳定的客户群和业务。这种状况在昆山较为普遍，企业借此避债选择破产，可以不跑路也能转嫁出去风险。为了减轻负担，小微企业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在中国，减税的空间达4000亿，可执行下来却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力度总是不到位。2012年，财政部门不遗余力继续进行结构性减税，但实际上，涉及到制度性的改革极为有限，涉及的税种都是有效纳税人少，征管率很低，征管难度大，税务部门自由裁量权大，征收弹性强。规模有限，收效甚微。
结构性减税不仅要强调有针对性的减税，更要做的是，强调税制结构内部的优化，真正下力度强化下去。
来自宜信的数据显示，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目前约有6000万中小微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工商登记在册的企业已超过1000万家，其中99%属于小型企业或微型企业。截至去年9月，中国已有个体工商户超3600万户。
面对沉重的税、费、息，小微企业又何以能带着镣铐跳舞，倘若政策力度不到位，或者执行不下去，谁能安抚这支支撑起国民经济的大军？
回款期长路漫漫
外忧内困齐上阵
除了背负的担子沉重之外，在大环境愈发恶劣的情势下，小微企业也面临自身的内核大考。
进入2012年，小微企业面临的之前的问题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周德文认为，再加上今年融资更难，原材料、辅助材料、人力成本等都越来越高，所以小微企业的生存空间逐渐下滑，今年显得更加艰难。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眼下，希腊等欧盟国家的债务危机继续蔓延，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中国遭受的阴霾有增无减。各企业主们普遍生存困难，小微企业更甚。
包括刘军在内的昆山很多小微企业主们，明显感觉到了大客户在向他们转嫁压力。刘红军的一个明显感觉到大企业给他们付款的周期变得更长了。之前他们的回款周期是60天，可现在这一惯例早被打破，回款周期大多延至90天。
和稍微大一点的企业谈合作，刘红军甚至要答应他们月结120天的条件。更严重的是，他还碰到过要求5个月回款周期的。如此一来，自己的材料成本，加上生产周期，前后长达半年的时间，资金链面临断裂的窘地。
刘军告诉我们，一家每月产值50万的企业，加工型企业设备投资需要100万～150万，周转资金需50万，生产的时间再加上120天或者90天的回款周期，实际上四五个月才能拿到钱。“整个过程实际要压350万～400万的流水，资金很难周转。”刘军感慨。
此外，小微企业要面临销售困难、成长乏力等等各种问题，小微企业已经几乎步履蹒跚，甚至举步维艰。最近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小微企业工厂垮不下去，但又关不掉，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僵尸工厂”比例越来越大。
人力成本节节攀升
小微之困重重叠叠
富士康提高工人工资后，却搬迁到了内地，珠三角的企业主们却不得不接下了这抛出的炸弹。几十万被吊高了胃口的工人，难以接受比富士康更低的薪水，如果不能令他们满意，宁可回家做小生意。
如今，每个月2200元的工资几乎很难招到工人。步入2012年，加工生意更难做了，李繁只求不赔钱。每到月底，黄丽几乎都是如坐针毡。因为月底要支付工人工资，而以前，她很少为发工资这样的事情犯愁。
而在黄丽的圈子里，今年也普遍悲观。工人工资高，他们接单意味着赔钱，不接单员工又会流失。面临用工成本的大幅上升，加上原材料成本难以控制，他们的订单量急剧减少。生意时断时续的黄丽，雇用的正式工已经在去年减少了一半，有时候，她会去找一些家庭妇女来做临时工。
据调查，2011年小微企业雇用工人的工资水平较2010年出现了20%～30%的上涨。2012年依然呈上涨趋势。北京大学与阿里巴巴的调研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476份位于环渤海地区的小微企业中，有近53%的企业主认为，去年员工工资上涨已经成为压缩企业利润的重要因素。
而在另一些小微企业看来，工资上涨虽然难以承受，但招工难、用工荒更让他们头疼。近年来，劳动用工成本的上升空前加剧，从年初到年底，招工潮几乎“永不落幕”。据报道，今年节后，广州的用工缺口甚至高达11.38万人。
小微企业在用人上、管理上本身也面临着新问题。现在90后加入了，他们没有生活的压力，不工作了父母照样会给他们钱花。所以，刘军也更愿意招有资历的一些工人。
面对薄如刀片一般的利润，繁重的税费息压得小微企业不堪重负，经济的低迷更是让他们雪上加霜，人力成本的上升更使得他们感觉仿佛泡在了冰水中，还不算竞争加剧、人民币升值、融资困难等等。各种因素叠加，生存难已成为小微企业不得不承受之痛。这深深刺痛了转型升级中的中国经济整体。
重压之下，一些小微企业甚至走上了“民间高利贷”、非法集资的不归路。
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和几位小企业主聊天，问减税是否减轻了负担。一位说：负担没变，那些减的税本来就没交。许问为什么不交呢？答：交了就活不到今天。
周德文还曾当着温家宝总理的面批评过行政收费问题，温总理也对此深恶痛绝。当周德文提倡直接为中小企业减税时，温总理马上加了一句：“不仅要减税，还要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