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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利用2003～2017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我国双向直接投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全样本回归结果表明双向直接投资规模将进一步恶化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分样本检验表明双向直接投资规模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为：（1）区域分样本表明双向直接投资规模均恶化我国收入分配现象，但其影响力大小存在差异;（2）基于金融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分样本检验双向直接投资规模仍均恶化我国收入分配现象，但其影响力存在差异;（3）基于吸收能力视角检验发现，在对外开放度的调节下有利于双向直接投资规模改善收入分配，而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的调节下，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能改善收入差距，且影响力远大于实际利用外资的负向作用。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我国应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和对外开放，同时加强劳动力技能培训，加大我国地方财政支出，完善再次分配。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收入分配;吸收能力
中图分类号：F24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4657（2020）03-0038-11
0 引言
收入分配一直是所有国家和地区重点关注的问题。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收入分配不均衡的重大挑战。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在经济方面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也日益凸显。根据中国住户调查年鉴统计（2003～2017）数据表明，我国整体居民基尼系数常年高于0.460，这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标准0.40。同时，还有部分专家认为，因为某些原因，比如统计样本的选择、“統计外收入”的存在以及统计方面的遗漏和误差等等，我国官方给出的基尼系数依旧存在偏低的情况。比如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就曾经基于其拥有的微观财产调查的数据，利用公式估计出在2010年我国居民基尼系数为0.61。该抽样数据得出的结果已远超出官方给的数据。因此，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数据，这都说明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已经成为社会重要矛盾之一，这对整个国内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增长存在极大隐患，甚至不利于我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1-2]。在我国收入差距逐渐变动的同时，我国的实际利用外商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额却在不断上升。且在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首次超过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总额，跨进资本净输出国家行列。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FDI）和境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不断增长的同时，必然会带动国内的各生产要素供求变化和产业结构变动，且由此引发我国劳动力等各要素价格变动，从而对我国居民收入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IFDI和OFDI规模增大是否会改善我国的国民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的现状？以及采取哪些措施避免IFDI和OFDI对收入不平等的恶化作用或促进IFDI和OFDI对缩小收入差距的正面作用？IFDI和OFDI对国民收入的影响这一社会和民生的重点问题，作为重点课题被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和讨论。
在全球经济化进程中，IFDI是其重要的手段之一。国内外众多知名学者对IFDI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对已有的大量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发现，IFDI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却并未有一个完整的定论。目前研究关于IFDI对收入分配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IFDI会缩小东道国的居民收入差距，有积极的影响[3-4]。而且郑磊等[5]认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主要是通过就业机制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该结果应用到市（县）级层面是依然是适用的。其二，IFDI会恶化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局面，即会进一步加大我国居民收入差距[6-7]，其原因是主要是IFDI自身具有产业偏好性以及地方政府引进外资的政策性[8]。其三，IFDI和收入分配间存在非线性关系[9]。刘渝琳等[10]认为IFDI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间存在着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其中，东、中部地区位于倒“U”型的右侧，而西部地区处于左侧。
相比较与IFDI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学术界关于OFDI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的研究文献较少。对于OFDI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仍未形成统一和完整的理论体系，但近些年来对该类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有了更显著的成果。最早的研究成果来源于国外，而国内的研究主要开始于新世纪之后。与IFDI的研究成果相类似，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母国的OFDI会加剧母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11]，其原因可能是OFDI损害了国内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加剧了收入差距[12-13]。其二，母国的OFDI会缩小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有利于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14-15]。李磊等[16]认为OFDI只要通过促进国内的就业从而缩小我国的收入差距水平。其三，OFDI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存在着非线性关系。王玉泽等[17]通过实证检验认为OFDI和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着OFDI的逐步增加，东道国的收入差距表现为先扩大在缩小。
梳理已有文献发现大多数研究都是将双向直接投资和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等方面结合起来研究。而关于双向FDI和收入分配的研究成果较少，几乎都是基于单向投资来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然而就影响机制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和实际利用外商投资之间存在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关系，两者间的替代或互补效应该被同时考虑，将二者同时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进行实证分析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将立足于“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国家发展方针，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和延伸，将OFDI和IFDI放在同一框架中，从双向FDI的视角实证分析其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并就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的现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1 理论分析
1.1 单向IFDI理论分析 梳理已有文献发现，IFDI对收入分配有着多方面的影响。主要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体现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国外资本流入我国，会加剧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对于生产商而言，对生产要素的选择将会有更高的要求。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就业数量。外商在国内进行投资，会增加对国内劳动力要素的需求，会提供许多就业岗位，这将缓解甚至降低我国“失业率”，从而使得我国整体平均工资水平得到提升，低收入群体有所减少，这在已有的研究中被称为外商投资对收入的“分配效应”。2.就业结构。外商资本大量进入我国，会增加对国内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从而促使熟练劳动力的整体工资急剧上升，即产生“技能溢價”。而在众多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的特点，低技能劳动力整体工资提升空间有限。因此，IFDI将会引致“技能溢价”，扩大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间接效应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IFDI能够提升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从而使得国内平均工资增加，能够通过“涓滴效应”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2.外商资本出于获利的目的，会进入那些有利可图的行业，提高资本报酬，最终会使资本向高收入群体集中，高收入群体逐步扩大。3.外国资本大量进入我国，会对我国金融市场造成冲击，缓解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是金融行业存在着一定的准入门槛，对于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而言这个门槛则很难跨越，最终资本大都流向高收入群体。
1.2 单向OFDI理论分析
OFDI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体现在多个方面。1.生产要素转移视角。当国内规模较大的企业对外直接进行投资时，必然会使得国内生产要素（主要指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向外流出，进一步促使国内劳动力市场发生变化。这些规模较大的企业一般都是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较大。而随着生产要素向外转移，高技能劳动力供给减少，相对工资率将会上升，即产生“技能溢价”。2.技术进步视角。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大部分学者都认可“OFDI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这一结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会接触和吸收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术，进而反馈到国内并通过知识扩散效应进行扩散，该企业工人能够率先掌握该先进技术，从而提升自身技术水平，促使相对工资率上升。3.其他视角。大规模对外投资促使得大量资本外流，从而对国内某些行业产生“挤出效应”，国内投资相对减少，故而某些相关行业的就业数量相对减少。其次，对外直接投资还存在着“辐射效应”，即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知识扩散效应，会促使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将国外高附加值产业链转移到国内，低附加值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而具体到劳动力市场则表现为：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加，相应工资水平也会进一步提高。
1.3 双向FDI理论分析
首先，IFDI和OFDI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辩证关系即IFDI是OFDI的根本，而OFDI则是IFDI的延伸[18]。具体表现为：外国资本的进入，会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进而促进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而作为东道国则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等获取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水平，进而改善本国的经济水平。本国的经济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的同时，又能够吸引到更多外资进驻本国，以此形成了一个循环。IFDI和OFDI之间这种循环关系将传导至劳动力市场以及其他市场，进而影响我国的收入分配[19]。IFDI和OFDI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如图1所示。
2 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2.1 模型设计
参考张德荣[20]、刘海云等[21]的研究，将双向直接投资与收入分配置于同一个框架中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具体模型如下
在（1）式中，Thaii.t表示收入分配指标。ifdii，t和ofdii，t分别表示我国各省（市）实际利用外商投资存量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Xi，t表示一个向量，其包括可能影响我国收入分配的一系列因素，如金融发展、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经济规模、财政支出和人力资本等变量。ui表示地区效应，ut表示时间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所有的下标i，t分别表示省（市）和年份。
考虑到双向直接投资规模影响国内收入分配与母国吸收能力相关，即双向直接投资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国的收入分配取决于我国能够吸收和转化双向直接投资带来的效应，因此，在（1）式基础上进行拓展，引入吸收能力G，检验双向直接投资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实际影响。拓展模型建立如下：
2.2 变量和数据说明
本文初始样本选择为我国31个省（市），但由于西藏自治区某些数据难以获得或缺失，故最终样本选择为我国30个省份。而我国统计年鉴中统计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开始于2003年，故选择时间跨度为2003～2017年。
被解释变量。在翻阅已有文献和相关知识的基础上，可知表示收入分配的指标主要有基尼系数、泰尔指数以及变异系数等。赵锦春等[22]和马万里等[23]等都采用泰尔指数来表示收入分配。泰尔系数不仅考虑到我国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比重，还进一步反应了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适用性本文也将沿袭这一做法。具体计算形式为
（4）式中，j=1，2分别指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Ii，j，t表示t时期i地区城镇或农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Ij，t表示t时期城镇或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Pi，t表示t时间i地区的人口数，Pt表示t时期全国总人数。本文所采用的城镇或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使用以2003年为基期的各省（市）价格消费指数（CPI）进行平减，以剔除价格的影响。相应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图2为我国部分省（市）历年的泰尔系数。根据图2可知，不同省（市）间的泰尔系数数值参差不齐，各省（市）的收入分配情况存在地区差异，且2003～2017年各省（市）的收入分配状况并未发生明显改善。 解释变量。解释变量ofdi和ifdi分别为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存量和实际利用外资存量。由于现有数据库中缺乏实际利用外资存量数据，参考李晓晨等[24]的研究成果选择使用永续盘存法进行计算，其中折旧率取6%。所有ofdi和ifdi的数据使用各省（市）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以2003年为基期）进行平减;相应数据来源于《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各省统计年鉴》。根据图3和图4发现，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逐步增大，但在地区间分布不均衡，其投资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地区。相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较晚，但增长速度迅速，同时也存在着地区间分布不均衡现象，其资本输出地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
调节变量。吸收能力G采取以下三个指标：第一经济发展水平（PGDP），采用各地区人均GDP进行表示;第二金融发展水平（Fin），采用各省（市）信贷总额和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第三对外开放程度（Open），采用进出口总额和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相应数据以2003年为基期进行平减。
控制变量。在梳理国内外文献发现，金融发展（Fin）、城镇化水平（Urb）、财政支出（Exp）、人力资本（HR）等也是影响我国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Ins）采用第三产业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表示。在人力资本（HR）的表示中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大专以上就业人员占比表示，另一种则是以平均受教育年限的长短来表示。本文则采用后一种方法对人力资本进行表示。根据胡文骏[25]的研究，我们采用地方财政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财政支出（Exp）。城乡二元结构是影响我国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因此城镇化水平跟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息息相关。根据国际上的通用表征方式，本文用各省（市）城镇人口占各省（市）总人口的比重表示我国城镇化水平（Urb）。相关数据分别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表1为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3 实证分析
3.1 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提升模型准确性和可信度，本文将检验所有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以及方差膨胀因子（VIF）以确定模型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由表2可知，模型中两变量间相关系数值最大为-0.771 7，VIF值最大为4.34，均未超过临界值，故可认为模型中各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3.2 全样本回归
本文基于我国2003～2017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根据面板数据的特征以及考虑到模型稳健性以及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将分别采用混合OLS、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以及最小二乘法（2LSL）进行检验。其中最小二乘法是以双向直接投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如表3所示，对外直接投资规模（OFDI）和实际利用外资规模（IFDI）系数均为正，且顯著水平均超过5%，表明随着我国双向直接投资规模地扩大，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扩大，收入分配不均衡现象愈趋严重。控制变量中，地方财政支出（Exp）系数均为负数，且均通过1%的显著水平，表明地方财政支出有利于缩小地方居民收入分配不均，遏制收入两极化。城镇化水平（Urb）系数则显著为正，表明随着城镇化程度地推进，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3.3 分样本讨论
为了进一步分析双向直接投资规模对我国居民收入的影响机制，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讨论：第一步，区域异质性分析，主要分为全样本以及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样本进行分析。第二步，以地区吸收能力G为标准进行分样本分析。
3.3.1 基于地区差异性讨论
我国地区间OFDI和IFD规模分布是极其不均衡。这是由于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是由沿海向内陆逐步放开，因此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OFDI和IFDI规模发展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本文基于地区间差异，按照我国通用的地区划分标准将我国30个省（市）分成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三个样本分别进行检验。限于文章篇幅接下来本文将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分析。表4为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第二列为上文全样本回归结果，放入该表中方便进行比较。由表4可知，无论从整个国内还是分地区进行检验，双向直接投资规模地扩大都进一步地恶化了我国收入分配不均衡地现象。这表明即使双向直接投资规模在我国各地区间分布不均衡，但是随着双向投资体量的增加依旧扩大了收入差距。观察其对应系数大小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对东部地区影响最大，其次为西部地区，最后为中部地区。而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则对中部地区影响最大。地方财政支出对我国居民收入的影响也始终保持负向作用，即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异，其影响力按从大到小依次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东部地区。
3.3.2 基于吸收能力的分样本检验
考虑到各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存在差异，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各省（市）双向直接投资规模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国经济总体发展不均衡，因此本文将选取这三个指标的中位数进行划分，进一步探讨双向直接投资规模和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具体结果见表5。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分组检验一致表明，双向直接投资规模进一步加剧收入不平等现象。但其影响力大小存在差异性。根据其对应系数大小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对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高金融发展水平地区、高对外开放程度地区影响较大，而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则对高经济发展水平地区、高金融发展水平地区、低对外开放程度影响较大。各省（市）地方财政支出则显著缩小我国收入差距尤其对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低对外开放程度地区影响更为显著。
3.3.3基于吸收能力调节作用分析
双向直接投资规模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国收入差距，取决于我国能够吸收和转化多少双向投资带来的效应。本文采用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作为吸收能力G的代理指标，验证吸收能力G在双向直接投资规模和收入分配之间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当以金融发展水平作为吸收能力的代理指标时，双向直接投资规模与收入分配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与前文的全样本和分样本回归结果一致。但是双向投资规模与吸收能力的交互项却不一致，即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金融发展水平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而实际利用外资与金融发展水平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这表明在样本观察期内，随着我国金融发展水平逐渐提高，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会逐渐缩小我国收入差距，且这种影响力远大于实际利用外资对收入分配的恶化作用。
以对外开放度作为吸收能力的代理指标时，双向投资规模与收入差距系数仍显著为正。对外开放度与双向直接投资规模的交互项则显著为负，且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对外开放度的系数远大于实际利用外商投资与对外开放度的系数。这说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逐渐加大，双向直接投资规模会缩小我国的收入差距。
以经济发展作为吸收能力的代理指标时，双向投资规模与收入差距系数仍显著为正。就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而言，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吸收能力的交互项显著为负，实际利用外商投资与吸收能力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这说明在21世纪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进一步改善我国收入不平等现象，但影响力远大于我国实际外商投资规模对收入分配的负面作用。
4 结论和建议
4.1 结论
本文以泰尔系数作为收入分配的表示变量，基于我国2003～2017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实际利用外商投资存量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中，且基于吸收能力视角，探讨双向直接投资规模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全样本回归结论。我国的双向直接投资规模将进一步恶化我国收入分配现象，即随着双向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我国收入两极化现象更加严重。第二，基于地区差异的分样本回归结论。我国双向直接投资规模对我国东中西地区的收入分配影响均一致，即均加剧了我国东中西地区的收入差距，但其影响力大小存在差异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影响力按从大到小依次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影响力按从大到小依次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第三，基于吸收能力的分样本回归结论。双向直接投资规模进一步加剧收入不平等现象，同样其影响力存在差异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对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高金融发展水平地区、高对外开放程度地区影响较大，而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则对高经济发展水平地区、高金融发展水平地区、低对外开放程度影响较大。第四，基于吸收能力调节作用分析。双向直接投资规模在对外开放度的调节下，能有效的遏制收入两极化。而在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下，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能进一步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且其影响力远大于实际利用外商投资的负向作用。第五，全文检验中发现，地方财政支出均显著为负，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不均衡现象。
4.2 政策建议
双向直接投资等国际资本流动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全球化不可逆性和进程的加快，其规模必将进一步扩大，各国将通过国际资本流动进而实现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流动，这当然也包括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因此，在进行国际分工与合作的同时，要重视双向直接投资对国内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我国应在坚定的实行“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的同时，要立足于我国正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过渡，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步迁移出国内的大环境下，政府应加大国内劳动力培训资源的倾斜力度，加强对国内低技能劳动力的知识技能培训，提升他们的劳动素质和能力，以适应国内产业结构的变化，促使国内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缩小低收入群体的规模，从而提升在国际资本流动中国内劳动力的竞争力，以保障在分工中劳动要素的利益，从而缩小收入差距。
其次，要注意双向直接投资规模在地区影响力方面差异，要更好地利用双向直接投资规模，尽量较少其给我国收入分配带来的负向作用。我国西部地区的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和对外直接投资额规模远小于东部地区，且其对收入分配影响较小。应引导国外资本向西部地区流入，提高当地发展水平。
再者，我国政府应进一步扩大国家金融开放程度和对外开放度。要积极对外进行投资，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动。但在这过程中，要注意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平等互利、讲求实效的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外投资企业法规，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防范与管理。要充分利用IFDI技术溢出效应，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水平，逐步提升地区间经济水平。在对外直接投资时，要充分利用其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反馈到国内的劳动力市场，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进而提升国内劳动者的工资水平。
最后，政府应进一步优化社会收入分配结构。主要表现为优化和完善再次分配。国际资本流动主要通过影响初次分配，进而影响我国的居民收入情况。为了更好改善我国收入分配，我国应该进一步优化和改善再次分配，充分发挥再次分配的调节机制。比如完善各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城镇和农村，努力实现均等化;提高税收对国家宏观经济以及对居民收入的調节作用;加大对贫困地区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力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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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笔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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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收入分配一直是所有国家和地区重点关注的问题。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收入分配不均衡的重大挑战。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在经济方面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也日益凸显。根据中国住户调查年鉴统计（2003～2017）数据表明，我国整体居民基尼系数常年高于0.460，这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标准0.40。同时，还有部分专家认为，因为某些原因，比如统计样本的选择、“統计外收入”的存在以及统计方面的遗漏和误差等等，我国官方给出的基尼系数依旧存在偏低的情况。比如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就曾经基于其拥有的微观财产调查的数据，利用公式估计出在2010年我国居民基尼系数为0.61。该抽样数据得出的结果已远超出官方给的数据。因此，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数据，这都说明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已经成为社会重要矛盾之一，这对整个国内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增长存在极大隐患，甚至不利于我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1-2]。在我国收入差距逐渐变动的同时，我国的实际利用外商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额却在不断上升。且在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首次超过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总额，跨进资本净输出国家行列。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FDI）和境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不断增长的同时，必然会带动国内的各生产要素供求变化和产业结构变动，且由此引发我国劳动力等各要素价格变动，从而对我国居民收入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IFDI和OFDI规模增大是否会改善我国的国民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的现状？以及采取哪些措施避免IFDI和OFDI对收入不平等的恶化作用或促进IFDI和OFDI对缩小收入差距的正面作用？IFDI和OFDI对国民收入的影响这一社会和民生的重点问题，作为重点课题被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和讨论。
在全球经济化进程中，IFDI是其重要的手段之一。国内外众多知名学者对IFDI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对已有的大量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发现，IFDI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却并未有一个完整的定论。目前研究关于IFDI对收入分配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IFDI会缩小东道国的居民收入差距，有积极的影响[3-4]。而且郑磊等[5]认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主要是通过就业机制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该结果应用到市（县）级层面是依然是适用的。其二，IFDI会恶化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局面，即会进一步加大我国居民收入差距[6-7]，其原因是主要是IFDI自身具有产业偏好性以及地方政府引进外资的政策性[8]。其三，IFDI和收入分配间存在非线性关系[9]。刘渝琳等[10]认为IFDI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间存在着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其中，东、中部地区位于倒“U”型的右侧，而西部地区处于左侧。
相比较与IFDI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学术界关于OFDI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的研究文献较少。对于OFDI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仍未形成统一和完整的理论体系，但近些年来对该类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有了更显著的成果。最早的研究成果来源于国外，而国内的研究主要开始于新世纪之后。与IFDI的研究成果相类似，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母国的OFDI会加剧母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11]，其原因可能是OFDI损害了国内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加剧了收入差距[12-13]。其二，母国的OFDI会缩小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有利于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14-15]。李磊等[16]认为OFDI只要通过促进国内的就业从而缩小我国的收入差距水平。其三，OFDI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存在着非线性关系。王玉泽等[17]通过实证检验认为OFDI和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着OFDI的逐步增加，东道国的收入差距表现为先扩大在缩小。
梳理已有文献发现大多数研究都是将双向直接投资和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等方面结合起来研究。而关于双向FDI和收入分配的研究成果较少，几乎都是基于单向投资来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然而就影响机制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和实际利用外商投资之间存在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关系，两者间的替代或互补效应该被同时考虑，将二者同时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进行实证分析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将立足于“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国家发展方针，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和延伸，将OFDI和IFDI放在同一框架中，从双向FDI的视角实证分析其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并就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的现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1 理论分析
1.1 单向IFDI理论分析 梳理已有文献发现，IFDI对收入分配有着多方面的影响。主要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体现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国外资本流入我国，会加剧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对于生产商而言，对生产要素的选择将会有更高的要求。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就业数量。外商在国内进行投资，会增加对国内劳动力要素的需求，会提供许多就业岗位，这将缓解甚至降低我国“失业率”，从而使得我国整体平均工资水平得到提升，低收入群体有所减少，这在已有的研究中被称为外商投资对收入的“分配效应”。2.就业结构。外商资本大量进入我国，会增加对国内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从而促使熟练劳动力的整体工资急剧上升，即产生“技能溢價”。而在众多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的特点，低技能劳动力整体工资提升空间有限。因此，IFDI将会引致“技能溢价”，扩大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间接效应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IFDI能够提升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从而使得国内平均工资增加，能够通过“涓滴效应”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2.外商资本出于获利的目的，会进入那些有利可图的行业，提高资本报酬，最终会使资本向高收入群体集中，高收入群体逐步扩大。3.外国资本大量进入我国，会对我国金融市场造成冲击，缓解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是金融行业存在着一定的准入门槛，对于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而言这个门槛则很难跨越，最终资本大都流向高收入群体。
1.2 单向OFDI理论分析
OFDI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体现在多个方面。1.生产要素转移视角。当国内规模较大的企业对外直接进行投资时，必然会使得国内生产要素（主要指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向外流出，进一步促使国内劳动力市场发生变化。这些规模较大的企业一般都是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较大。而随着生产要素向外转移，高技能劳动力供给减少，相对工资率将会上升，即产生“技能溢价”。2.技术进步视角。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大部分学者都认可“OFDI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这一结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会接触和吸收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术，进而反馈到国内并通过知识扩散效应进行扩散，该企业工人能够率先掌握该先进技术，从而提升自身技术水平，促使相对工资率上升。3.其他视角。大规模对外投资促使得大量资本外流，从而对国内某些行业产生“挤出效应”，国内投资相对减少，故而某些相关行业的就业数量相对减少。其次，对外直接投资还存在着“辐射效应”，即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知识扩散效应，会促使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将国外高附加值产业链转移到国内，低附加值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而具体到劳动力市场则表现为：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加，相应工资水平也会进一步提高。
1.3 双向FDI理论分析
首先，IFDI和OFDI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辩证关系即IFDI是OFDI的根本，而OFDI则是IFDI的延伸[18]。具体表现为：外国资本的进入，会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进而促进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而作为东道国则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等获取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水平，进而改善本国的经济水平。本国的经济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的同时，又能够吸引到更多外资进驻本国，以此形成了一个循环。IFDI和OFDI之间这种循环关系将传导至劳动力市场以及其他市场，进而影响我国的收入分配[19]。IFDI和OFDI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如图1所示。
2 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2.1 模型设计
参考张德荣[20]、刘海云等[21]的研究，将双向直接投资与收入分配置于同一个框架中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具体模型如下
在（1）式中，Thaii.t表示收入分配指标。ifdii，t和ofdii，t分别表示我国各省（市）实际利用外商投资存量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Xi，t表示一个向量，其包括可能影响我国收入分配的一系列因素，如金融发展、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经济规模、财政支出和人力资本等变量。ui表示地区效应，ut表示时间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所有的下标i，t分别表示省（市）和年份。
考虑到双向直接投资规模影响国内收入分配与母国吸收能力相关，即双向直接投资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国的收入分配取决于我国能够吸收和转化双向直接投资带来的效应，因此，在（1）式基础上进行拓展，引入吸收能力G，检验双向直接投资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实际影响。拓展模型建立如下：
2.2 变量和数据说明
本文初始样本选择为我国31个省（市），但由于西藏自治区某些数据难以获得或缺失，故最终样本选择为我国30个省份。而我国统计年鉴中统计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开始于2003年，故选择时间跨度为2003～2017年。
被解释变量。在翻阅已有文献和相关知识的基础上，可知表示收入分配的指标主要有基尼系数、泰尔指数以及变异系数等。赵锦春等[22]和马万里等[23]等都采用泰尔指数来表示收入分配。泰尔系数不仅考虑到我国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比重，还进一步反应了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适用性本文也将沿袭这一做法。具体计算形式为
（4）式中，j=1，2分别指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Ii，j，t表示t时期i地区城镇或农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Ij，t表示t时期城镇或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Pi，t表示t时间i地区的人口数，Pt表示t时期全国总人数。本文所采用的城镇或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使用以2003年为基期的各省（市）价格消费指数（CPI）进行平减，以剔除价格的影响。相应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图2为我国部分省（市）历年的泰尔系数。根据图2可知，不同省（市）间的泰尔系数数值参差不齐，各省（市）的收入分配情况存在地区差异，且2003～2017年各省（市）的收入分配状况并未发生明显改善。 解释变量。解释变量ofdi和ifdi分别为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存量和实际利用外资存量。由于现有数据库中缺乏实际利用外资存量数据，参考李晓晨等[24]的研究成果选择使用永续盘存法进行计算，其中折旧率取6%。所有ofdi和ifdi的数据使用各省（市）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以2003年为基期）进行平减;相应数据来源于《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各省统计年鉴》。根据图3和图4发现，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逐步增大，但在地区间分布不均衡，其投资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地区。相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较晚，但增长速度迅速，同时也存在着地区间分布不均衡现象，其资本输出地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
调节变量。吸收能力G采取以下三个指标：第一经济发展水平（PGDP），采用各地区人均GDP进行表示;第二金融发展水平（Fin），采用各省（市）信贷总额和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第三对外开放程度（Open），采用进出口总额和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相应数据以2003年为基期进行平减。
控制变量。在梳理国内外文献发现，金融发展（Fin）、城镇化水平（Urb）、财政支出（Exp）、人力资本（HR）等也是影响我国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Ins）采用第三产业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表示。在人力资本（HR）的表示中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大专以上就业人员占比表示，另一种则是以平均受教育年限的长短来表示。本文则采用后一种方法对人力资本进行表示。根据胡文骏[25]的研究，我们采用地方财政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财政支出（Exp）。城乡二元结构是影响我国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因此城镇化水平跟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息息相关。根据国际上的通用表征方式，本文用各省（市）城镇人口占各省（市）总人口的比重表示我国城镇化水平（Urb）。相关数据分别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表1为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3 实证分析
3.1 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提升模型准确性和可信度，本文将检验所有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以及方差膨胀因子（VIF）以确定模型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由表2可知，模型中两变量间相关系数值最大为-0.771 7，VIF值最大为4.34，均未超过临界值，故可认为模型中各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3.2 全样本回归
本文基于我国2003～2017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根据面板数据的特征以及考虑到模型稳健性以及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将分别采用混合OLS、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以及最小二乘法（2LSL）进行检验。其中最小二乘法是以双向直接投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如表3所示，对外直接投资规模（OFDI）和实际利用外资规模（IFDI）系数均为正，且顯著水平均超过5%，表明随着我国双向直接投资规模地扩大，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扩大，收入分配不均衡现象愈趋严重。控制变量中，地方财政支出（Exp）系数均为负数，且均通过1%的显著水平，表明地方财政支出有利于缩小地方居民收入分配不均，遏制收入两极化。城镇化水平（Urb）系数则显著为正，表明随着城镇化程度地推进，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3.3 分样本讨论
为了进一步分析双向直接投资规模对我国居民收入的影响机制，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讨论：第一步，区域异质性分析，主要分为全样本以及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样本进行分析。第二步，以地区吸收能力G为标准进行分样本分析。
3.3.1 基于地区差异性讨论
我国地区间OFDI和IFD规模分布是极其不均衡。这是由于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是由沿海向内陆逐步放开，因此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OFDI和IFDI规模发展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本文基于地区间差异，按照我国通用的地区划分标准将我国30个省（市）分成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三个样本分别进行检验。限于文章篇幅接下来本文将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分析。表4为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第二列为上文全样本回归结果，放入该表中方便进行比较。由表4可知，无论从整个国内还是分地区进行检验，双向直接投资规模地扩大都进一步地恶化了我国收入分配不均衡地现象。这表明即使双向直接投资规模在我国各地区间分布不均衡，但是随着双向投资体量的增加依旧扩大了收入差距。观察其对应系数大小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对东部地区影响最大，其次为西部地区，最后为中部地区。而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则对中部地区影响最大。地方财政支出对我国居民收入的影响也始终保持负向作用，即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异，其影响力按从大到小依次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东部地区。
3.3.2 基于吸收能力的分样本检验
考虑到各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存在差异，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各省（市）双向直接投资规模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国经济总体发展不均衡，因此本文将选取这三个指标的中位数进行划分，进一步探讨双向直接投资规模和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具体结果见表5。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分组检验一致表明，双向直接投资规模进一步加剧收入不平等现象。但其影响力大小存在差异性。根据其对应系数大小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对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高金融发展水平地区、高对外开放程度地区影响较大，而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则对高经济发展水平地区、高金融发展水平地区、低对外开放程度影响较大。各省（市）地方财政支出则显著缩小我国收入差距尤其对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低对外开放程度地区影响更为显著。
3.3.3基于吸收能力调节作用分析
双向直接投资规模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国收入差距，取决于我国能够吸收和转化多少双向投资带来的效应。本文采用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作为吸收能力G的代理指标，验证吸收能力G在双向直接投资规模和收入分配之间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当以金融发展水平作为吸收能力的代理指标时，双向直接投资规模与收入分配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与前文的全样本和分样本回归结果一致。但是双向投资规模与吸收能力的交互项却不一致，即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金融发展水平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而实际利用外资与金融发展水平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这表明在样本观察期内，随着我国金融发展水平逐渐提高，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会逐渐缩小我国收入差距，且这种影响力远大于实际利用外资对收入分配的恶化作用。
以对外开放度作为吸收能力的代理指标时，双向投资规模与收入差距系数仍显著为正。对外开放度与双向直接投资规模的交互项则显著为负，且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对外开放度的系数远大于实际利用外商投资与对外开放度的系数。这说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逐渐加大，双向直接投资规模会缩小我国的收入差距。
以经济发展作为吸收能力的代理指标时，双向投资规模与收入差距系数仍显著为正。就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而言，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吸收能力的交互项显著为负，实际利用外商投资与吸收能力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这说明在21世纪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进一步改善我国收入不平等现象，但影响力远大于我国实际外商投资规模对收入分配的负面作用。
4 结论和建议
4.1 结论
本文以泰尔系数作为收入分配的表示变量，基于我国2003～2017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实际利用外商投资存量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中，且基于吸收能力视角，探讨双向直接投资规模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全样本回归结论。我国的双向直接投资规模将进一步恶化我国收入分配现象，即随着双向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我国收入两极化现象更加严重。第二，基于地区差异的分样本回归结论。我国双向直接投资规模对我国东中西地区的收入分配影响均一致，即均加剧了我国东中西地区的收入差距，但其影响力大小存在差异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影响力按从大到小依次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影响力按从大到小依次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第三，基于吸收能力的分样本回归结论。双向直接投资规模进一步加剧收入不平等现象，同样其影响力存在差异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对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高金融发展水平地区、高对外开放程度地区影响较大，而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则对高经济发展水平地区、高金融发展水平地区、低对外开放程度影响较大。第四，基于吸收能力调节作用分析。双向直接投资规模在对外开放度的调节下，能有效的遏制收入两极化。而在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下，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能进一步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且其影响力远大于实际利用外商投资的负向作用。第五，全文检验中发现，地方财政支出均显著为负，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不均衡现象。
4.2 政策建议
双向直接投资等国际资本流动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全球化不可逆性和进程的加快，其规模必将进一步扩大，各国将通过国际资本流动进而实现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流动，这当然也包括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因此，在进行国际分工与合作的同时，要重视双向直接投资对国内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我国应在坚定的实行“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的同时，要立足于我国正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过渡，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步迁移出国内的大环境下，政府应加大国内劳动力培训资源的倾斜力度，加强对国内低技能劳动力的知识技能培训，提升他们的劳动素质和能力，以适应国内产业结构的变化，促使国内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缩小低收入群体的规模，从而提升在国际资本流动中国内劳动力的竞争力，以保障在分工中劳动要素的利益，从而缩小收入差距。
其次，要注意双向直接投资规模在地区影响力方面差异，要更好地利用双向直接投资规模，尽量较少其给我国收入分配带来的负向作用。我国西部地区的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和对外直接投资额规模远小于东部地区，且其对收入分配影响较小。应引导国外资本向西部地区流入，提高当地发展水平。
再者，我国政府应进一步扩大国家金融开放程度和对外开放度。要积极对外进行投资，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动。但在这过程中，要注意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平等互利、讲求实效的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外投资企业法规，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防范与管理。要充分利用IFDI技术溢出效应，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水平，逐步提升地区间经济水平。在对外直接投资时，要充分利用其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反馈到国内的劳动力市场，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进而提升国内劳动者的工资水平。
最后，政府应进一步优化社会收入分配结构。主要表现为优化和完善再次分配。国际资本流动主要通过影响初次分配，进而影响我国的居民收入情况。为了更好改善我国收入分配，我国应该进一步优化和改善再次分配，充分发挥再次分配的调节机制。比如完善各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城镇和农村，努力实现均等化;提高税收对国家宏观经济以及对居民收入的調节作用;加大对贫困地区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力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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