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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中国宏观经济具有三重复杂性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日前在中国经营报举办的“再建30年”改革高峰论坛上表示，我国宏观经济具有三重复杂性。第一个首要的矛盾，就是从总需求来看，结构性的失衡矛盾突出，投资需求增长显然过快，消费需求的增长显然相对不足。这些年我国的重要投资品价格上升、需求扩张，由此导致的煤电运油整个产业链全面紧张和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过快的表现已经不仅仅是统计数据上的显示，而是直观地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印证。第二个矛盾体现在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失衡上。我国现在既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又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一方面是CPI、PPI、上游投入品的价格、商品零售价等4个价格指数达到1997年以来少有的新高，另一方面通货紧缩对国内经济的困扰没有解除，城市登记失业率连年提高。第三个矛盾就是国际收支和国内经济之间的失衡。中国开放以后，在国际贸易上明显的收大于支，使得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超过1.7万亿美元，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结算的时候，付出的外汇储备量越来越大，加剧了国内宏观经济的失衡。（摘自：《中华工商时报》2008年6月30日）
李志能：做好经济可能退潮的准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室副主任李志能日前在“第十届金牛上市公司高峰论坛”上表示，应该认识到经济周期的必然性。当前经济周期临近“退潮”，企业要为退潮的可能性做好充分的准备。李志能指出，企业要深耕投资者关系网络，确立投资者信心。应按有关专家的建议，建立稳定的分红机制，明确让股权投资收益能够与银行利息相比拟，同时，通过企业回购股份、高管增持等方式，缓解大小非解禁的影响，进一步稳定市场。李志能还认为，离开国家的经济主权和金融安全去谈市场规则是没有意义，企业利益应该服从国家利益；作为龙头企业，对整个产业的生态和健康发展要承担起责任。同时，要重新审视企业发展的模式。他还建议，要转换企业成长机制，加强现金管理，提高现金储备等。（摘自：《中国证券报》2008年6月30日）
王庆：“热钱”数量被高估
国际投行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日前表示，热钱的问题在中国是被夸大了，中国不应畏惧“热钱”。他说，“热钱”的流入在今年前五个月似乎确实出现了加速；然而，其实绝对量却比一些流行的估算值要小很多。王庆表示，令“热钱”成为热门话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担心“热钱”流入一旦突然转为流出的时候对经济产生的潜在负面冲击。而事实上，中国经济的主要基本面还是保持良好的，当前形势不会给经济的中期投资前景带来大幅恶化，并因此使资本流动的方向发生根本性逆转。（摘自：《广州日报》2008年7月4日）
点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专家学者们都在所谓的“热钱”问题上争论不休，而近日，“热钱”更是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名词。热钱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它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又是如何进入我国的？它是在加速涌入还是正在流出我国？在这些问题上，专家们似乎各持各的理，并未达成某种共识。若如此，关于热钱数量的争论，岂非如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张岸元先生所言，不过是个“伪命题”？
高善文：热钱流入与紧缩政策有关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日前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举行的“汇率改革回顾与前瞻”专题研讨会上表示，面对国内持续的信贷紧缩局面，从境外市场通过各种方法筹措资金，成为企业一种非常自然的选择，这就表现为大量热钱的持续流入。他说，讨论热钱流入的问题，此前人们更多地是从供给的角度研究和讨论。其实，如果从需求角度看，热钱的流入是与持续实施的紧缩政策有很大关系的。他说，面对持续的信贷紧缩，企业资金压力很大。面对这样的压力，企业有很多办法来解决，比如可以放慢存货的积累速度等。此外，企业还会采取另外的办法，即从境外市场通过各种方法筹措资金，这就表现为大量热钱的流入。从历史数据看，多年以来所谓的热钱流入、流出，在更大程度上跟国内资金的松紧是联系在一起的。企业选择这样的方式，对企业或者对整个经济来讲未必是坏事。现在，基本可以做出这样的预言：如果把信贷调控放开，用不了几个季度，热钱基本上就会消失。（摘自：《证券时报》2008年7月14日）
陶冬：食品通胀已过 工资通胀开始
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日前在21世纪房地产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除了能源通胀、食品通胀之外，中国还有第三块通胀──“工资通胀”。这是美国欧洲、日本所没有的。工资与物价的攀比上升，是导致上世纪七十年代滞胀的因素。他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在2007年基本上是食品通胀。食品通胀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去了，随着基数的效应随着生猪的供应，食品通胀会在今后一段时间逐步稳定。他表示，真正令人吃惊的，是工资的上涨。由于工资的上涨，中国会出现第二轮的通货膨胀，可能会带来接近或者是超过双位数的通货膨胀，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中国可能会面临比现在严峻得多的宏观紧缩政策。在1993年—1995年期间朱镕基一口气加息350个基点，人民币出现了一次过的大幅调整，信贷政策出现一刀切的情况。他表示，这种情况是否会在中国出现，他不敢说100%有把握，但是整体宏观形势上，相信2009年的情况会比2008年按的情况更惨，中国会面临的是出口的下滑和消费的下滑，还有固定资产投资上面的摇摆不定。这是中国2009年长期宏观政策要面临的问题。（摘自：金融界网站 2008年6月28日）
罗杰斯：商品牛市要到2020年
美国著名经济分析师罗杰斯日前表示，目前处在牛市当中的不是股票也不是债券，而是商品市场。在中国，将“商品”翻译成“期货”则更为合适。罗杰斯认为，每隔30年左右有一个商品大牛市。他的逻辑是：供需的失衡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得到调整，而历史也验证，商品的牛市通常持续15-20年。因此，从1999年开始，商品牛市要持续到2014年甚至2020年。在未来10多年里，包括粮食、黄金、重金属在内的一切原料价格都将上涨。（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7月1日）
薛涌：美国将再次成为“世界工厂”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薛涌日前撰文表示，美元不断下跌，以及中国制造业成本的提高，再加上人口和制造业技术的变化，将可能带动美国制造业的复兴，使其重新成为“世界工厂”。薛涌指出，冷静分析一下美国在资源、人口、技术等方面的优劣就可以发现：美国在制造业上并非没有便宜可赚。劳动力成本太高，恐怕是美国争不过别人的最大原因。但是，汽车制造业的成本并非人力成本一项。美国腹地有广大的地区，地价、房价比中国沿海大城市要低得多，而且这些地方基础设施良好，政府清廉而有效率。当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价格上涨以后，这些美国的便宜地区就开始显现出优势。人力成本确实影响汽车制造业的竞争力。但是，这一产业技术水平越高，对人力的依赖就越低。未来的汽车制造业，在用技术来降低人力成本方面还大有潜力可挖。但是，汽车制造厂不管怎样先进，总是占地广大，在削减土地使用量上没有太大的余地。在地价方面，美国比中国和日本都有优势。制造业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环境保护。美国的环境法规非常严格，在近几十年已经使大量工厂关门。但是，也正是因为在严格的环境法的轨约下挣扎了几十年，美国在环保技术上越来越发达。与此同时，中国沿海地区的高速经济发展，已经给环境和生态带来了巨大压力，粗放的发展已经到了极限。况且，中国地狭人众，解决环境问题不仅非常困难，成本也相当高。再靠牺牲环境来和美国拼制造业，已经没有出路。最关键的是，美国在制造业上仍然具有巨大的技术优势。用于巨型卡车的电油混合型引擎的技术优势，还在美国企业手里。而大型运货车节油的边际更大，进而使这项技术的开发具有极大的利润率。美国在这方面，还有巨大的潜力。（摘自：《中国经济周刊 》2008年第24期 编辑：张小玲）
点评：美国将再次成为“世界工厂”？乍看到这个提法时并非觉得不可能，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经济发展的轮回更换亦不足为奇，何况当今的经济局势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不过疑惑的是：美国何以愿意再次成为“世界工厂”？审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世界工厂”和“世界加工厂”似乎是同义词，令人想到“贴牌制造”、环境污染、劳动密集型企业等概念。这样的“世界工厂”诚然可以解决一定的就业问题，但代价也不小，失去的话也不足为惜。不过，通观全文，才发现：假若美国真的再次成为“世界工厂”，那么此“世界工厂”亦非彼“世界工厂”。也许，现在我们所要思考的，不是谁是“世界工厂”的问题，而是如何更新“世界工厂”的内涵，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日前在中国经营报举办的“再建30年”改革高峰论坛上表示，我国宏观经济具有三重复杂性。第一个首要的矛盾，就是从总需求来看，结构性的失衡矛盾突出，投资需求增长显然过快，消费需求的增长显然相对不足。这些年我国的重要投资品价格上升、需求扩张，由此导致的煤电运油整个产业链全面紧张和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过快的表现已经不仅仅是统计数据上的显示，而是直观地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印证。第二个矛盾体现在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失衡上。我国现在既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又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一方面是CPI、PPI、上游投入品的价格、商品零售价等4个价格指数达到1997年以来少有的新高，另一方面通货紧缩对国内经济的困扰没有解除，城市登记失业率连年提高。第三个矛盾就是国际收支和国内经济之间的失衡。中国开放以后，在国际贸易上明显的收大于支，使得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超过1.7万亿美元，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结算的时候，付出的外汇储备量越来越大，加剧了国内宏观经济的失衡。（摘自：《中华工商时报》2008年6月30日）
李志能：做好经济可能退潮的准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室副主任李志能日前在“第十届金牛上市公司高峰论坛”上表示，应该认识到经济周期的必然性。当前经济周期临近“退潮”，企业要为退潮的可能性做好充分的准备。李志能指出，企业要深耕投资者关系网络，确立投资者信心。应按有关专家的建议，建立稳定的分红机制，明确让股权投资收益能够与银行利息相比拟，同时，通过企业回购股份、高管增持等方式，缓解大小非解禁的影响，进一步稳定市场。李志能还认为，离开国家的经济主权和金融安全去谈市场规则是没有意义，企业利益应该服从国家利益；作为龙头企业，对整个产业的生态和健康发展要承担起责任。同时，要重新审视企业发展的模式。他还建议，要转换企业成长机制，加强现金管理，提高现金储备等。（摘自：《中国证券报》2008年6月30日）
王庆：“热钱”数量被高估
国际投行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日前表示，热钱的问题在中国是被夸大了，中国不应畏惧“热钱”。他说，“热钱”的流入在今年前五个月似乎确实出现了加速；然而，其实绝对量却比一些流行的估算值要小很多。王庆表示，令“热钱”成为热门话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担心“热钱”流入一旦突然转为流出的时候对经济产生的潜在负面冲击。而事实上，中国经济的主要基本面还是保持良好的，当前形势不会给经济的中期投资前景带来大幅恶化，并因此使资本流动的方向发生根本性逆转。（摘自：《广州日报》2008年7月4日）
点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专家学者们都在所谓的“热钱”问题上争论不休，而近日，“热钱”更是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名词。热钱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它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又是如何进入我国的？它是在加速涌入还是正在流出我国？在这些问题上，专家们似乎各持各的理，并未达成某种共识。若如此，关于热钱数量的争论，岂非如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张岸元先生所言，不过是个“伪命题”？
高善文：热钱流入与紧缩政策有关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日前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举行的“汇率改革回顾与前瞻”专题研讨会上表示，面对国内持续的信贷紧缩局面，从境外市场通过各种方法筹措资金，成为企业一种非常自然的选择，这就表现为大量热钱的持续流入。他说，讨论热钱流入的问题，此前人们更多地是从供给的角度研究和讨论。其实，如果从需求角度看，热钱的流入是与持续实施的紧缩政策有很大关系的。他说，面对持续的信贷紧缩，企业资金压力很大。面对这样的压力，企业有很多办法来解决，比如可以放慢存货的积累速度等。此外，企业还会采取另外的办法，即从境外市场通过各种方法筹措资金，这就表现为大量热钱的流入。从历史数据看，多年以来所谓的热钱流入、流出，在更大程度上跟国内资金的松紧是联系在一起的。企业选择这样的方式，对企业或者对整个经济来讲未必是坏事。现在，基本可以做出这样的预言：如果把信贷调控放开，用不了几个季度，热钱基本上就会消失。（摘自：《证券时报》2008年7月14日）
陶冬：食品通胀已过 工资通胀开始
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日前在21世纪房地产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除了能源通胀、食品通胀之外，中国还有第三块通胀──“工资通胀”。这是美国欧洲、日本所没有的。工资与物价的攀比上升，是导致上世纪七十年代滞胀的因素。他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在2007年基本上是食品通胀。食品通胀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去了，随着基数的效应随着生猪的供应，食品通胀会在今后一段时间逐步稳定。他表示，真正令人吃惊的，是工资的上涨。由于工资的上涨，中国会出现第二轮的通货膨胀，可能会带来接近或者是超过双位数的通货膨胀，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中国可能会面临比现在严峻得多的宏观紧缩政策。在1993年—1995年期间朱镕基一口气加息350个基点，人民币出现了一次过的大幅调整，信贷政策出现一刀切的情况。他表示，这种情况是否会在中国出现，他不敢说100%有把握，但是整体宏观形势上，相信2009年的情况会比2008年按的情况更惨，中国会面临的是出口的下滑和消费的下滑，还有固定资产投资上面的摇摆不定。这是中国2009年长期宏观政策要面临的问题。（摘自：金融界网站 2008年6月28日）
罗杰斯：商品牛市要到2020年
美国著名经济分析师罗杰斯日前表示，目前处在牛市当中的不是股票也不是债券，而是商品市场。在中国，将“商品”翻译成“期货”则更为合适。罗杰斯认为，每隔30年左右有一个商品大牛市。他的逻辑是：供需的失衡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得到调整，而历史也验证，商品的牛市通常持续15-20年。因此，从1999年开始，商品牛市要持续到2014年甚至2020年。在未来10多年里，包括粮食、黄金、重金属在内的一切原料价格都将上涨。（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7月1日）
薛涌：美国将再次成为“世界工厂”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薛涌日前撰文表示，美元不断下跌，以及中国制造业成本的提高，再加上人口和制造业技术的变化，将可能带动美国制造业的复兴，使其重新成为“世界工厂”。薛涌指出，冷静分析一下美国在资源、人口、技术等方面的优劣就可以发现：美国在制造业上并非没有便宜可赚。劳动力成本太高，恐怕是美国争不过别人的最大原因。但是，汽车制造业的成本并非人力成本一项。美国腹地有广大的地区，地价、房价比中国沿海大城市要低得多，而且这些地方基础设施良好，政府清廉而有效率。当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价格上涨以后，这些美国的便宜地区就开始显现出优势。人力成本确实影响汽车制造业的竞争力。但是，这一产业技术水平越高，对人力的依赖就越低。未来的汽车制造业，在用技术来降低人力成本方面还大有潜力可挖。但是，汽车制造厂不管怎样先进，总是占地广大，在削减土地使用量上没有太大的余地。在地价方面，美国比中国和日本都有优势。制造业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环境保护。美国的环境法规非常严格，在近几十年已经使大量工厂关门。但是，也正是因为在严格的环境法的轨约下挣扎了几十年，美国在环保技术上越来越发达。与此同时，中国沿海地区的高速经济发展，已经给环境和生态带来了巨大压力，粗放的发展已经到了极限。况且，中国地狭人众，解决环境问题不仅非常困难，成本也相当高。再靠牺牲环境来和美国拼制造业，已经没有出路。最关键的是，美国在制造业上仍然具有巨大的技术优势。用于巨型卡车的电油混合型引擎的技术优势，还在美国企业手里。而大型运货车节油的边际更大，进而使这项技术的开发具有极大的利润率。美国在这方面，还有巨大的潜力。（摘自：《中国经济周刊 》2008年第24期 编辑：张小玲）
点评：美国将再次成为“世界工厂”？乍看到这个提法时并非觉得不可能，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经济发展的轮回更换亦不足为奇，何况当今的经济局势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不过疑惑的是：美国何以愿意再次成为“世界工厂”？审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世界工厂”和“世界加工厂”似乎是同义词，令人想到“贴牌制造”、环境污染、劳动密集型企业等概念。这样的“世界工厂”诚然可以解决一定的就业问题，但代价也不小，失去的话也不足为惜。不过，通观全文，才发现：假若美国真的再次成为“世界工厂”，那么此“世界工厂”亦非彼“世界工厂”。也许，现在我们所要思考的，不是谁是“世界工厂”的问题，而是如何更新“世界工厂”的内涵，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