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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文而谲谏”是汉儒解诗的重要原则,概言之,就是委婉含蓄地表达作者的情感志意。这一思想不仅对后世文学创作及文学思想影响深远,对古代文人的人格修养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关键词:主文谲谏 正变 美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主文而谲谏”语出《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文中的“主文”,郑笺为“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这里的“宫商”泛指音乐,“宫商相应”也就是音声和谐,这样的音乐才不会刺耳,与之相配合的歌辞则也应是委婉含蓄的;“谲谏”,郑笺为“咏歌依违,不直谏。”郑玄之意是把“文”与“谏”分开来,“文”是手段,而“谏”是效果,在礼乐中寓“谏”之义,所谓“寓教于乐”也。而孔颖达则说得更具体:“不直言君之过失,故言之者无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闻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过而悔之,感而不切,微动若风,言出而过改,犹风行而草偃”。即是说,指责君过要婉转巧妙。这就是“主文而谲谏”的含义。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不直陈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讽刺叫‘谲谏’”。先生所言,一语中的,道出了“主文而谲谏”的本质所在。
一
“主文而谲谏”作为汉儒解诗的重要原则,其最直接的体现是在“美刺”说诗上。
据朱自清先生统计,《风》、《雅》各篇序中明言“美”者二十八,明言“刺”者一百二十九,两者共一百五十七,占《风》《雅》诗全数的百分之五十九。可见“美刺”说诗乃是汉儒解诗的重要方法,清人程廷祚说:“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国风小雅为刺者多,大雅则美多而刺少。”(《诗论十三》)那么,“美”和“刺”是如何体现“主文而谲谏”的呢?
《诗经》中的“刺”诗,我们可按刺的對象和刺的方式分析之。
首先,从所刺对象上看,大致可分为“刺人”和“刺事”两类,而“刺人”者又以“刺”君及后妃为主,只有《大车》是刺大夫,《有女同车》、《山有扶苏》、《兮》、《狡童》为刺太子。若再进一步分析,序中表明为“刺事”者,其实还是在“刺人”。如《邶风·谷风》序云:“刺夫妇失道也。卫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弃其旧室,夫妇离绝,国俗伤败焉。”孔颖达正义讲得很明白:“言卫人由化效其上,故淫于新昏。”可见,此诗明为刺“夫妇失道”,而实际是刺“君之失礼”。再如《北门》序指出:“刺仕不得志也,言卫之忠臣不得其志尔。”孔颖达正义曰:“谓卫君之暗,不知士有才能,不与厚禄,使之困苦,不得其志,故刺之也。”很明显,“刺仕不得志”其实就是刺卫君不能选贤任能,其矛头还是指向国君的。正因为“刺”的对象主要是国君,所以如何能让被刺者接受就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直陈硬谏当然是不行的,而只能“谲谏”。但“谲谏”总得有个依托,这便是“主文”。如《秦风·蒹葭》,诗曰: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凄凄,白露未。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
很明显,这是一首爱情诗(尽管那时还没有“爱情”这个概念),表达的是对可望而不可及的情人的怀念之情。而诗序却说:“《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孔颖达正义认为:“襄公新得周地,其民被周之德教日久,今襄公未能用周礼以教之。”所以应求周礼。而“欲求周礼,当得知周礼之人。所谓是知周礼之人在于何处?在大水之一边,假喻以言远”。可见,诗中的“伊人”,乃是指知周礼之人,也就是“贤人”。思“伊人”,也就是思“贤人”。假若不读诗序,我们断然不会想到“刺者”是用这样一首非常缠绵悱恻的爱情诗“刺上”的。这就是“主文谲谏”,这就是“主文谲谏”的艺术。
再以“刺”的方式看,刺诗可分正刺和反刺两种类型。正刺就是正面用“刺”,即诗中所言就是所刺之意。如《齐风· 甫田》序云:“大夫刺襄公也。无礼义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诸候,志大心劳,所以求者非其道也。”孔颖达正义曰:“上二章刺其求大功,卒章刺其不能修德,皆言其所求非道之事。”《诗经》中的“刺”诗,大多数都是这种类型的诗。反刺,就是从反面表达所刺之意。说得再具体点,就是通过称颂与所刺之事或人相反的现象或人的行为来达到“刺”的目的。如《郑风·有女同车》序曰:“刺忽也。郑人刺忽之不昏于齐,太子忽尝有功于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故国人刺之。”孔颖达说:“忽宜娶齐女,与之同车(同车,《仪礼·士昏礼》有“婿御妇车,授绥”之语,乃是迎亲之礼。),而忽不娶,故经二章皆假言郑忽实娶齐女,与之同车之事,以刺之。”其诗云:“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诗中反复描绘新娘的温柔、美丽,传达出新郎此时那难以抑制的喜悦。而其所刺却是“忽之不娶于齐女”,正所谓“言在此而意在彼”也。再如《曹风·鸠》为:“刺不壹也。在位无君子,用心之不壹也”。而“经四章皆是美用心壹之人,”从而达到“举善以驳时恶”的目的。不论是“正刺”还是“反刺”,其一以贯之的还是“主文而谲谏”。
下面再谈谈“美诗”的情况。《诗经》中标“美”之诗,一般被认为是表示赞美之意的诗,而与“谲谏”无关。其实并不尽然。《风》中有一首《干旄》,诗曰: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丝纰之,良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孑孑干,在浚之都。素丝组之,良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丝祝之,良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知?
该诗主旨一般有两说:一为爱情诗,一为敬贤诗。其实,这两种说法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唯切入角度不同而已。就诗意而言,《干旄》确系一首爱情诗,但用诗者是采之以美君能敬贤,其指导思想还是“含蓄”,这样才不致陷于“媚谀”。如此,两说就统一起来了:以颂爱情而美敬贤。可见,表达“美”意也须讲求方法,要“主文”、要“谲”,而不能太直白。《诗经》中另有一类“美”诗,其实就是“刺”诗,表达的就是讽谏之意。如《邶风·凯风》虽序首标明“美孝子也”,但该诗是用以刺“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这种违“礼”行为的,其意在“刺”而不在“美”。《豳风·伐柯》序云:“美周公也。”而这首诗也是用以“刺朝廷之不知”的,因“周公摄政,东征四国”有功,但是,“成王犹未知之,故周大夫作诗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
汉儒之所以要“主文谲谏”,是因为它是儒家“礼”的体现,其要义便是“温柔敦厚”。《礼记·经解》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孔颖达解释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
二
“主文而谲谏”是汉儒解诗的总原则,其一经产生,就泛化为一种普遍适用的文学理念,对当时及后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汉赋“劝百讽一”的创作思想,就是“主文谲谏”的直接表现。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曾作《子虚赋》,武帝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杨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於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上文中的“其卒章归之於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劝百风一”的创作思想,即在文章结尾处点明作者的正面主张,而前面的铺张描写只不过是为文末的“风”(即“讽”)张本,这不正是汉儒“主文而谲谏”思想的绝好体现吗?
自魏晋始,“主文而谲谏”的观念主要体现于“比兴”手法的使用上,感情的抒发更加委婉含蓄。如曹植一些表达内心愤懑不平的诗,就多用比兴手法,其《美女篇》以美女喻君子,以美女不嫁喻贤士不遇,感情的抒发委婉曲折,含而不露,明显是受“主文而谲谏”思想的影响。
又如左思《咏史》其二云: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该诗是以涧底之松反荫于山上之苗来抒发英俊见抑的不平之情,感情的抒发同样是委婉含蓄。而刘勰则从理论上对文学的“比兴”和“含蓄”予以阐述。其《文心雕龙·比兴》篇云:
“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拟容取心,断辞必敢。攒杂咏歌,如川之涣。”
意谓诗人之情思与外物融通,似肝胆相连,寓诸文字,依违歌咏,如川之涣散,情采飞扬。亦即将情融之于物,而不直陈,其意与“谲谏”是暗合的。而他在《隐秀》篇中则直接揭橥文贵含蓄。他称“隐”为“文外之重旨”,认为“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这里,刘勰用爻象变体和珠玉沉川比喻寓情于文辞之外的道理,即上文说的“文外之重旨”。
唐代陈子昂在其《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提出“风骨”和“兴寄”问题,所谓“兴寄”就是“托物起兴”、“因物喻志”的表现方法,而这正“是《诗三百篇》到正始诗歌的优良传统所在。”至中唐白居易则继续高举《诗序》的旗帜,他在《读张籍古乐府》中说:
“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讀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淳。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
这里,白居易明确提出诗歌应具有讽谏的功能。他还写了《秦中吟》和《新乐府》等讽喻诗,以实践他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的功利主义文学思想。无独有偶,宋代梅尧臣也主张诗歌的功利性,认为诗应有讽喻的功能。他在《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中说:
“圣人于诗言,曾不专其中。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谓国风;雅章及颂篇,刺美亦道同。不独识鸟兽,而为文字工……”
很明显,他是在极力称颂《诗三百》的美刺传统,所依托的还是“主文而谲谏”的思想。
此外,“主文而谲谏”的影响还波及明清戏剧、小说等叙事文学,唯其“谲谏”之意已融于情节之中而变得更加隐晦了。可见,以“比兴”为依托的“主文而谲谏”思想已经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主文而谲谏”的思想已经内化为一种中国古代诗歌的品质,那就是重象征、贵含蓄,追求一种“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诗品》)的境界。这是就文学的客体而言。主体方面,由“主文而谲谏”引申出的“含蓄”作为求礼的手段被不断强化,以致它在创作主体——作家心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而这又将反作用于他们的文学创作。在这种相互作用、相互强化的过程中,“含蓄美”已不只是对作品提出的较高要求,更是文人不断追求的内心修养的最高境界。春秋时的“赋诗言志”现象就是一个例证。这里的“志”不是诗中之志,而是赋诗者之志,即用《诗》表达自己的志意。这不仅是因为《诗》的权威性,也是出于出言要含蓄的要求。“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所申明的就是这个意思。
参考文献:
[1]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六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3] 翟相君:《诗经新解》,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简介:崔胜利,男,1969—,河北唐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唐山师范学院。
关键词:主文谲谏 正变 美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主文而谲谏”语出《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文中的“主文”,郑笺为“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这里的“宫商”泛指音乐,“宫商相应”也就是音声和谐,这样的音乐才不会刺耳,与之相配合的歌辞则也应是委婉含蓄的;“谲谏”,郑笺为“咏歌依违,不直谏。”郑玄之意是把“文”与“谏”分开来,“文”是手段,而“谏”是效果,在礼乐中寓“谏”之义,所谓“寓教于乐”也。而孔颖达则说得更具体:“不直言君之过失,故言之者无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闻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过而悔之,感而不切,微动若风,言出而过改,犹风行而草偃”。即是说,指责君过要婉转巧妙。这就是“主文而谲谏”的含义。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不直陈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讽刺叫‘谲谏’”。先生所言,一语中的,道出了“主文而谲谏”的本质所在。
一
“主文而谲谏”作为汉儒解诗的重要原则,其最直接的体现是在“美刺”说诗上。
据朱自清先生统计,《风》、《雅》各篇序中明言“美”者二十八,明言“刺”者一百二十九,两者共一百五十七,占《风》《雅》诗全数的百分之五十九。可见“美刺”说诗乃是汉儒解诗的重要方法,清人程廷祚说:“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国风小雅为刺者多,大雅则美多而刺少。”(《诗论十三》)那么,“美”和“刺”是如何体现“主文而谲谏”的呢?
《诗经》中的“刺”诗,我们可按刺的對象和刺的方式分析之。
首先,从所刺对象上看,大致可分为“刺人”和“刺事”两类,而“刺人”者又以“刺”君及后妃为主,只有《大车》是刺大夫,《有女同车》、《山有扶苏》、《兮》、《狡童》为刺太子。若再进一步分析,序中表明为“刺事”者,其实还是在“刺人”。如《邶风·谷风》序云:“刺夫妇失道也。卫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弃其旧室,夫妇离绝,国俗伤败焉。”孔颖达正义讲得很明白:“言卫人由化效其上,故淫于新昏。”可见,此诗明为刺“夫妇失道”,而实际是刺“君之失礼”。再如《北门》序指出:“刺仕不得志也,言卫之忠臣不得其志尔。”孔颖达正义曰:“谓卫君之暗,不知士有才能,不与厚禄,使之困苦,不得其志,故刺之也。”很明显,“刺仕不得志”其实就是刺卫君不能选贤任能,其矛头还是指向国君的。正因为“刺”的对象主要是国君,所以如何能让被刺者接受就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直陈硬谏当然是不行的,而只能“谲谏”。但“谲谏”总得有个依托,这便是“主文”。如《秦风·蒹葭》,诗曰: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凄凄,白露未。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
很明显,这是一首爱情诗(尽管那时还没有“爱情”这个概念),表达的是对可望而不可及的情人的怀念之情。而诗序却说:“《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孔颖达正义认为:“襄公新得周地,其民被周之德教日久,今襄公未能用周礼以教之。”所以应求周礼。而“欲求周礼,当得知周礼之人。所谓是知周礼之人在于何处?在大水之一边,假喻以言远”。可见,诗中的“伊人”,乃是指知周礼之人,也就是“贤人”。思“伊人”,也就是思“贤人”。假若不读诗序,我们断然不会想到“刺者”是用这样一首非常缠绵悱恻的爱情诗“刺上”的。这就是“主文谲谏”,这就是“主文谲谏”的艺术。
再以“刺”的方式看,刺诗可分正刺和反刺两种类型。正刺就是正面用“刺”,即诗中所言就是所刺之意。如《齐风· 甫田》序云:“大夫刺襄公也。无礼义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诸候,志大心劳,所以求者非其道也。”孔颖达正义曰:“上二章刺其求大功,卒章刺其不能修德,皆言其所求非道之事。”《诗经》中的“刺”诗,大多数都是这种类型的诗。反刺,就是从反面表达所刺之意。说得再具体点,就是通过称颂与所刺之事或人相反的现象或人的行为来达到“刺”的目的。如《郑风·有女同车》序曰:“刺忽也。郑人刺忽之不昏于齐,太子忽尝有功于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故国人刺之。”孔颖达说:“忽宜娶齐女,与之同车(同车,《仪礼·士昏礼》有“婿御妇车,授绥”之语,乃是迎亲之礼。),而忽不娶,故经二章皆假言郑忽实娶齐女,与之同车之事,以刺之。”其诗云:“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诗中反复描绘新娘的温柔、美丽,传达出新郎此时那难以抑制的喜悦。而其所刺却是“忽之不娶于齐女”,正所谓“言在此而意在彼”也。再如《曹风·鸠》为:“刺不壹也。在位无君子,用心之不壹也”。而“经四章皆是美用心壹之人,”从而达到“举善以驳时恶”的目的。不论是“正刺”还是“反刺”,其一以贯之的还是“主文而谲谏”。
下面再谈谈“美诗”的情况。《诗经》中标“美”之诗,一般被认为是表示赞美之意的诗,而与“谲谏”无关。其实并不尽然。《风》中有一首《干旄》,诗曰: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丝纰之,良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孑孑干,在浚之都。素丝组之,良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丝祝之,良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知?
该诗主旨一般有两说:一为爱情诗,一为敬贤诗。其实,这两种说法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唯切入角度不同而已。就诗意而言,《干旄》确系一首爱情诗,但用诗者是采之以美君能敬贤,其指导思想还是“含蓄”,这样才不致陷于“媚谀”。如此,两说就统一起来了:以颂爱情而美敬贤。可见,表达“美”意也须讲求方法,要“主文”、要“谲”,而不能太直白。《诗经》中另有一类“美”诗,其实就是“刺”诗,表达的就是讽谏之意。如《邶风·凯风》虽序首标明“美孝子也”,但该诗是用以刺“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这种违“礼”行为的,其意在“刺”而不在“美”。《豳风·伐柯》序云:“美周公也。”而这首诗也是用以“刺朝廷之不知”的,因“周公摄政,东征四国”有功,但是,“成王犹未知之,故周大夫作诗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
汉儒之所以要“主文谲谏”,是因为它是儒家“礼”的体现,其要义便是“温柔敦厚”。《礼记·经解》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孔颖达解释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
二
“主文而谲谏”是汉儒解诗的总原则,其一经产生,就泛化为一种普遍适用的文学理念,对当时及后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汉赋“劝百讽一”的创作思想,就是“主文谲谏”的直接表现。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曾作《子虚赋》,武帝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杨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於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上文中的“其卒章归之於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劝百风一”的创作思想,即在文章结尾处点明作者的正面主张,而前面的铺张描写只不过是为文末的“风”(即“讽”)张本,这不正是汉儒“主文而谲谏”思想的绝好体现吗?
自魏晋始,“主文而谲谏”的观念主要体现于“比兴”手法的使用上,感情的抒发更加委婉含蓄。如曹植一些表达内心愤懑不平的诗,就多用比兴手法,其《美女篇》以美女喻君子,以美女不嫁喻贤士不遇,感情的抒发委婉曲折,含而不露,明显是受“主文而谲谏”思想的影响。
又如左思《咏史》其二云: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该诗是以涧底之松反荫于山上之苗来抒发英俊见抑的不平之情,感情的抒发同样是委婉含蓄。而刘勰则从理论上对文学的“比兴”和“含蓄”予以阐述。其《文心雕龙·比兴》篇云:
“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拟容取心,断辞必敢。攒杂咏歌,如川之涣。”
意谓诗人之情思与外物融通,似肝胆相连,寓诸文字,依违歌咏,如川之涣散,情采飞扬。亦即将情融之于物,而不直陈,其意与“谲谏”是暗合的。而他在《隐秀》篇中则直接揭橥文贵含蓄。他称“隐”为“文外之重旨”,认为“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这里,刘勰用爻象变体和珠玉沉川比喻寓情于文辞之外的道理,即上文说的“文外之重旨”。
唐代陈子昂在其《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提出“风骨”和“兴寄”问题,所谓“兴寄”就是“托物起兴”、“因物喻志”的表现方法,而这正“是《诗三百篇》到正始诗歌的优良传统所在。”至中唐白居易则继续高举《诗序》的旗帜,他在《读张籍古乐府》中说:
“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讀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淳。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
这里,白居易明确提出诗歌应具有讽谏的功能。他还写了《秦中吟》和《新乐府》等讽喻诗,以实践他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的功利主义文学思想。无独有偶,宋代梅尧臣也主张诗歌的功利性,认为诗应有讽喻的功能。他在《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中说:
“圣人于诗言,曾不专其中。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谓国风;雅章及颂篇,刺美亦道同。不独识鸟兽,而为文字工……”
很明显,他是在极力称颂《诗三百》的美刺传统,所依托的还是“主文而谲谏”的思想。
此外,“主文而谲谏”的影响还波及明清戏剧、小说等叙事文学,唯其“谲谏”之意已融于情节之中而变得更加隐晦了。可见,以“比兴”为依托的“主文而谲谏”思想已经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主文而谲谏”的思想已经内化为一种中国古代诗歌的品质,那就是重象征、贵含蓄,追求一种“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诗品》)的境界。这是就文学的客体而言。主体方面,由“主文而谲谏”引申出的“含蓄”作为求礼的手段被不断强化,以致它在创作主体——作家心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而这又将反作用于他们的文学创作。在这种相互作用、相互强化的过程中,“含蓄美”已不只是对作品提出的较高要求,更是文人不断追求的内心修养的最高境界。春秋时的“赋诗言志”现象就是一个例证。这里的“志”不是诗中之志,而是赋诗者之志,即用《诗》表达自己的志意。这不仅是因为《诗》的权威性,也是出于出言要含蓄的要求。“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所申明的就是这个意思。
参考文献:
[1]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六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3] 翟相君:《诗经新解》,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简介:崔胜利,男,1969—,河北唐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唐山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