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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文而谲谏”是汉儒解诗的重要原则，概言之，就是委婉含蓄地表达作者的情感志意。这一思想不仅对后世文学创作及文学思想影响深远，对古代文人的人格修养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关键词：主文谲谏 正变 美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主文而谲谏”语出《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文中的“主文”，郑笺为“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这里的“宫商”泛指音乐，“宫商相应”也就是音声和谐，这样的音乐才不会刺耳，与之相配合的歌辞则也应是委婉含蓄的；“谲谏”，郑笺为“咏歌依违，不直谏。”郑玄之意是把“文”与“谏”分开来，“文”是手段，而“谏”是效果，在礼乐中寓“谏”之义，所谓“寓教于乐”也。而孔颖达则说得更具体：“不直言君之过失，故言之者无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闻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过而悔之，感而不切，微动若风，言出而过改，犹风行而草偃”。即是说，指责君过要婉转巧妙。这就是“主文而谲谏”的含义。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不直陈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讽刺叫‘谲谏’”。先生所言，一语中的，道出了“主文而谲谏”的本质所在。
一
“主文而谲谏”作为汉儒解诗的重要原则，其最直接的体现是在“美刺”说诗上。
据朱自清先生统计，《风》、《雅》各篇序中明言“美”者二十八，明言“刺”者一百二十九，两者共一百五十七，占《风》《雅》诗全数的百分之五十九。可见“美刺”说诗乃是汉儒解诗的重要方法，清人程廷祚说：“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国风小雅为刺者多，大雅则美多而刺少。”（《诗论十三》）那么，“美”和“刺”是如何体现“主文而谲谏”的呢？
《诗经》中的“刺”诗，我们可按刺的對象和刺的方式分析之。
首先，从所刺对象上看，大致可分为“刺人”和“刺事”两类，而“刺人”者又以“刺”君及后妃为主，只有《大车》是刺大夫，《有女同车》、《山有扶苏》、《兮》、《狡童》为刺太子。若再进一步分析，序中表明为“刺事”者，其实还是在“刺人”。如《邶风·谷风》序云：“刺夫妇失道也。卫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弃其旧室，夫妇离绝，国俗伤败焉。”孔颖达正义讲得很明白：“言卫人由化效其上，故淫于新昏。”可见，此诗明为刺“夫妇失道”，而实际是刺“君之失礼”。再如《北门》序指出：“刺仕不得志也，言卫之忠臣不得其志尔。”孔颖达正义曰：“谓卫君之暗，不知士有才能，不与厚禄，使之困苦，不得其志，故刺之也。”很明显，“刺仕不得志”其实就是刺卫君不能选贤任能，其矛头还是指向国君的。正因为“刺”的对象主要是国君，所以如何能让被刺者接受就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直陈硬谏当然是不行的，而只能“谲谏”。但“谲谏”总得有个依托，这便是“主文”。如《秦风·蒹葭》，诗曰：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凄凄，白露未。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
很明显，这是一首爱情诗（尽管那时还没有“爱情”这个概念），表达的是对可望而不可及的情人的怀念之情。而诗序却说：“《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孔颖达正义认为：“襄公新得周地，其民被周之德教日久，今襄公未能用周礼以教之。”所以应求周礼。而“欲求周礼，当得知周礼之人。所谓是知周礼之人在于何处？在大水之一边，假喻以言远”。可见，诗中的“伊人”，乃是指知周礼之人，也就是“贤人”。思“伊人”，也就是思“贤人”。假若不读诗序，我们断然不会想到“刺者”是用这样一首非常缠绵悱恻的爱情诗“刺上”的。这就是“主文谲谏”，这就是“主文谲谏”的艺术。
再以“刺”的方式看，刺诗可分正刺和反刺两种类型。正刺就是正面用“刺”，即诗中所言就是所刺之意。如《齐风· 甫田》序云：“大夫刺襄公也。无礼义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诸候，志大心劳，所以求者非其道也。”孔颖达正义曰：“上二章刺其求大功，卒章刺其不能修德，皆言其所求非道之事。”《诗经》中的“刺”诗，大多数都是这种类型的诗。反刺，就是从反面表达所刺之意。说得再具体点，就是通过称颂与所刺之事或人相反的现象或人的行为来达到“刺”的目的。如《郑风·有女同车》序曰：“刺忽也。郑人刺忽之不昏于齐，太子忽尝有功于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故国人刺之。”孔颖达说：“忽宜娶齐女，与之同车（同车，《仪礼·士昏礼》有“婿御妇车，授绥”之语，乃是迎亲之礼。），而忽不娶，故经二章皆假言郑忽实娶齐女，与之同车之事，以刺之。”其诗云：“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诗中反复描绘新娘的温柔、美丽，传达出新郎此时那难以抑制的喜悦。而其所刺却是“忽之不娶于齐女”，正所谓“言在此而意在彼”也。再如《曹风·鸠》为：“刺不壹也。在位无君子，用心之不壹也”。而“经四章皆是美用心壹之人，”从而达到“举善以驳时恶”的目的。不论是“正刺”还是“反刺”，其一以贯之的还是“主文而谲谏”。
下面再谈谈“美诗”的情况。《诗经》中标“美”之诗，一般被认为是表示赞美之意的诗，而与“谲谏”无关。其实并不尽然。《风》中有一首《干旄》，诗曰：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丝纰之，良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孑孑干，在浚之都。素丝组之，良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丝祝之，良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知？
该诗主旨一般有两说：一为爱情诗，一为敬贤诗。其实，这两种说法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唯切入角度不同而已。就诗意而言，《干旄》确系一首爱情诗，但用诗者是采之以美君能敬贤，其指导思想还是“含蓄”，这样才不致陷于“媚谀”。如此，两说就统一起来了：以颂爱情而美敬贤。可见，表达“美”意也须讲求方法，要“主文”、要“谲”，而不能太直白。《诗经》中另有一类“美”诗，其实就是“刺”诗，表达的就是讽谏之意。如《邶风·凯风》虽序首标明“美孝子也”，但该诗是用以刺“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这种违“礼”行为的，其意在“刺”而不在“美”。《豳风·伐柯》序云：“美周公也。”而这首诗也是用以“刺朝廷之不知”的，因“周公摄政，东征四国”有功，但是，“成王犹未知之，故周大夫作诗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
汉儒之所以要“主文谲谏”，是因为它是儒家“礼”的体现，其要义便是“温柔敦厚”。《礼记·经解》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孔颖达解释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
二
“主文而谲谏”是汉儒解诗的总原则，其一经产生，就泛化为一种普遍适用的文学理念，对当时及后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汉赋“劝百讽一”的创作思想，就是“主文谲谏”的直接表现。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曾作《子虚赋》，武帝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杨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於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上文中的“其卒章归之於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劝百风一”的创作思想，即在文章结尾处点明作者的正面主张，而前面的铺张描写只不过是为文末的“风”（即“讽”）张本，这不正是汉儒“主文而谲谏”思想的绝好体现吗？
自魏晋始，“主文而谲谏”的观念主要体现于“比兴”手法的使用上，感情的抒发更加委婉含蓄。如曹植一些表达内心愤懑不平的诗，就多用比兴手法，其《美女篇》以美女喻君子，以美女不嫁喻贤士不遇，感情的抒发委婉曲折，含而不露，明显是受“主文而谲谏”思想的影响。
又如左思《咏史》其二云：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该诗是以涧底之松反荫于山上之苗来抒发英俊见抑的不平之情，感情的抒发同样是委婉含蓄。而刘勰则从理论上对文学的“比兴”和“含蓄”予以阐述。其《文心雕龙·比兴》篇云：
“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拟容取心，断辞必敢。攒杂咏歌，如川之涣。”
意谓诗人之情思与外物融通，似肝胆相连，寓诸文字，依违歌咏，如川之涣散，情采飞扬。亦即将情融之于物，而不直陈，其意与“谲谏”是暗合的。而他在《隐秀》篇中则直接揭橥文贵含蓄。他称“隐”为“文外之重旨”，认为“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这里，刘勰用爻象变体和珠玉沉川比喻寓情于文辞之外的道理，即上文说的“文外之重旨”。
唐代陈子昂在其《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提出“风骨”和“兴寄”问题，所谓“兴寄”就是“托物起兴”、“因物喻志”的表现方法，而这正“是《诗三百篇》到正始诗歌的优良传统所在。”至中唐白居易则继续高举《诗序》的旗帜，他在《读张籍古乐府》中说：
“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讀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淳。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
这里，白居易明确提出诗歌应具有讽谏的功能。他还写了《秦中吟》和《新乐府》等讽喻诗，以实践他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的功利主义文学思想。无独有偶，宋代梅尧臣也主张诗歌的功利性，认为诗应有讽喻的功能。他在《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中说：
“圣人于诗言，曾不专其中。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谓国风；雅章及颂篇，刺美亦道同。不独识鸟兽，而为文字工……”
很明显，他是在极力称颂《诗三百》的美刺传统，所依托的还是“主文而谲谏”的思想。
此外，“主文而谲谏”的影响还波及明清戏剧、小说等叙事文学，唯其“谲谏”之意已融于情节之中而变得更加隐晦了。可见，以“比兴”为依托的“主文而谲谏”思想已经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主文而谲谏”的思想已经内化为一种中国古代诗歌的品质，那就是重象征、贵含蓄，追求一种“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诗品》）的境界。这是就文学的客体而言。主体方面，由“主文而谲谏”引申出的“含蓄”作为求礼的手段被不断强化，以致它在创作主体——作家心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而这又将反作用于他们的文学创作。在这种相互作用、相互强化的过程中，“含蓄美”已不只是对作品提出的较高要求，更是文人不断追求的内心修养的最高境界。春秋时的“赋诗言志”现象就是一个例证。这里的“志”不是诗中之志，而是赋诗者之志，即用《诗》表达自己的志意。这不仅是因为《诗》的权威性，也是出于出言要含蓄的要求。“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所申明的就是这个意思。
参考文献：
[1]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六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3] 翟相君：《诗经新解》，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简介：崔胜利，男，1969—，河北唐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唐山师范学院。
关键词：主文谲谏 正变 美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主文而谲谏”语出《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文中的“主文”，郑笺为“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这里的“宫商”泛指音乐，“宫商相应”也就是音声和谐，这样的音乐才不会刺耳，与之相配合的歌辞则也应是委婉含蓄的；“谲谏”，郑笺为“咏歌依违，不直谏。”郑玄之意是把“文”与“谏”分开来，“文”是手段，而“谏”是效果，在礼乐中寓“谏”之义，所谓“寓教于乐”也。而孔颖达则说得更具体：“不直言君之过失，故言之者无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闻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过而悔之，感而不切，微动若风，言出而过改，犹风行而草偃”。即是说，指责君过要婉转巧妙。这就是“主文而谲谏”的含义。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不直陈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讽刺叫‘谲谏’”。先生所言，一语中的，道出了“主文而谲谏”的本质所在。
一
“主文而谲谏”作为汉儒解诗的重要原则，其最直接的体现是在“美刺”说诗上。
据朱自清先生统计，《风》、《雅》各篇序中明言“美”者二十八，明言“刺”者一百二十九，两者共一百五十七，占《风》《雅》诗全数的百分之五十九。可见“美刺”说诗乃是汉儒解诗的重要方法，清人程廷祚说：“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国风小雅为刺者多，大雅则美多而刺少。”（《诗论十三》）那么，“美”和“刺”是如何体现“主文而谲谏”的呢？
《诗经》中的“刺”诗，我们可按刺的對象和刺的方式分析之。
首先，从所刺对象上看，大致可分为“刺人”和“刺事”两类，而“刺人”者又以“刺”君及后妃为主，只有《大车》是刺大夫，《有女同车》、《山有扶苏》、《兮》、《狡童》为刺太子。若再进一步分析，序中表明为“刺事”者，其实还是在“刺人”。如《邶风·谷风》序云：“刺夫妇失道也。卫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弃其旧室，夫妇离绝，国俗伤败焉。”孔颖达正义讲得很明白：“言卫人由化效其上，故淫于新昏。”可见，此诗明为刺“夫妇失道”，而实际是刺“君之失礼”。再如《北门》序指出：“刺仕不得志也，言卫之忠臣不得其志尔。”孔颖达正义曰：“谓卫君之暗，不知士有才能，不与厚禄，使之困苦，不得其志，故刺之也。”很明显，“刺仕不得志”其实就是刺卫君不能选贤任能，其矛头还是指向国君的。正因为“刺”的对象主要是国君，所以如何能让被刺者接受就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直陈硬谏当然是不行的，而只能“谲谏”。但“谲谏”总得有个依托，这便是“主文”。如《秦风·蒹葭》，诗曰：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凄凄，白露未。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
很明显，这是一首爱情诗（尽管那时还没有“爱情”这个概念），表达的是对可望而不可及的情人的怀念之情。而诗序却说：“《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孔颖达正义认为：“襄公新得周地，其民被周之德教日久，今襄公未能用周礼以教之。”所以应求周礼。而“欲求周礼，当得知周礼之人。所谓是知周礼之人在于何处？在大水之一边，假喻以言远”。可见，诗中的“伊人”，乃是指知周礼之人，也就是“贤人”。思“伊人”，也就是思“贤人”。假若不读诗序，我们断然不会想到“刺者”是用这样一首非常缠绵悱恻的爱情诗“刺上”的。这就是“主文谲谏”，这就是“主文谲谏”的艺术。
再以“刺”的方式看，刺诗可分正刺和反刺两种类型。正刺就是正面用“刺”，即诗中所言就是所刺之意。如《齐风· 甫田》序云：“大夫刺襄公也。无礼义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诸候，志大心劳，所以求者非其道也。”孔颖达正义曰：“上二章刺其求大功，卒章刺其不能修德，皆言其所求非道之事。”《诗经》中的“刺”诗，大多数都是这种类型的诗。反刺，就是从反面表达所刺之意。说得再具体点，就是通过称颂与所刺之事或人相反的现象或人的行为来达到“刺”的目的。如《郑风·有女同车》序曰：“刺忽也。郑人刺忽之不昏于齐，太子忽尝有功于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故国人刺之。”孔颖达说：“忽宜娶齐女，与之同车（同车，《仪礼·士昏礼》有“婿御妇车，授绥”之语，乃是迎亲之礼。），而忽不娶，故经二章皆假言郑忽实娶齐女，与之同车之事，以刺之。”其诗云：“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诗中反复描绘新娘的温柔、美丽，传达出新郎此时那难以抑制的喜悦。而其所刺却是“忽之不娶于齐女”，正所谓“言在此而意在彼”也。再如《曹风·鸠》为：“刺不壹也。在位无君子，用心之不壹也”。而“经四章皆是美用心壹之人，”从而达到“举善以驳时恶”的目的。不论是“正刺”还是“反刺”，其一以贯之的还是“主文而谲谏”。
下面再谈谈“美诗”的情况。《诗经》中标“美”之诗，一般被认为是表示赞美之意的诗，而与“谲谏”无关。其实并不尽然。《风》中有一首《干旄》，诗曰：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丝纰之，良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孑孑干，在浚之都。素丝组之，良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丝祝之，良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知？
该诗主旨一般有两说：一为爱情诗，一为敬贤诗。其实，这两种说法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唯切入角度不同而已。就诗意而言，《干旄》确系一首爱情诗，但用诗者是采之以美君能敬贤，其指导思想还是“含蓄”，这样才不致陷于“媚谀”。如此，两说就统一起来了：以颂爱情而美敬贤。可见，表达“美”意也须讲求方法，要“主文”、要“谲”，而不能太直白。《诗经》中另有一类“美”诗，其实就是“刺”诗，表达的就是讽谏之意。如《邶风·凯风》虽序首标明“美孝子也”，但该诗是用以刺“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这种违“礼”行为的，其意在“刺”而不在“美”。《豳风·伐柯》序云：“美周公也。”而这首诗也是用以“刺朝廷之不知”的，因“周公摄政，东征四国”有功，但是，“成王犹未知之，故周大夫作诗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
汉儒之所以要“主文谲谏”，是因为它是儒家“礼”的体现，其要义便是“温柔敦厚”。《礼记·经解》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孔颖达解释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
二
“主文而谲谏”是汉儒解诗的总原则，其一经产生，就泛化为一种普遍适用的文学理念，对当时及后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汉赋“劝百讽一”的创作思想，就是“主文谲谏”的直接表现。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曾作《子虚赋》，武帝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杨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於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上文中的“其卒章归之於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劝百风一”的创作思想，即在文章结尾处点明作者的正面主张，而前面的铺张描写只不过是为文末的“风”（即“讽”）张本，这不正是汉儒“主文而谲谏”思想的绝好体现吗？
自魏晋始，“主文而谲谏”的观念主要体现于“比兴”手法的使用上，感情的抒发更加委婉含蓄。如曹植一些表达内心愤懑不平的诗，就多用比兴手法，其《美女篇》以美女喻君子，以美女不嫁喻贤士不遇，感情的抒发委婉曲折，含而不露，明显是受“主文而谲谏”思想的影响。
又如左思《咏史》其二云：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该诗是以涧底之松反荫于山上之苗来抒发英俊见抑的不平之情，感情的抒发同样是委婉含蓄。而刘勰则从理论上对文学的“比兴”和“含蓄”予以阐述。其《文心雕龙·比兴》篇云：
“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拟容取心，断辞必敢。攒杂咏歌，如川之涣。”
意谓诗人之情思与外物融通，似肝胆相连，寓诸文字，依违歌咏，如川之涣散，情采飞扬。亦即将情融之于物，而不直陈，其意与“谲谏”是暗合的。而他在《隐秀》篇中则直接揭橥文贵含蓄。他称“隐”为“文外之重旨”，认为“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这里，刘勰用爻象变体和珠玉沉川比喻寓情于文辞之外的道理，即上文说的“文外之重旨”。
唐代陈子昂在其《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提出“风骨”和“兴寄”问题，所谓“兴寄”就是“托物起兴”、“因物喻志”的表现方法，而这正“是《诗三百篇》到正始诗歌的优良传统所在。”至中唐白居易则继续高举《诗序》的旗帜，他在《读张籍古乐府》中说：
“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讀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淳。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
这里，白居易明确提出诗歌应具有讽谏的功能。他还写了《秦中吟》和《新乐府》等讽喻诗，以实践他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的功利主义文学思想。无独有偶，宋代梅尧臣也主张诗歌的功利性，认为诗应有讽喻的功能。他在《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中说：
“圣人于诗言，曾不专其中。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谓国风；雅章及颂篇，刺美亦道同。不独识鸟兽，而为文字工……”
很明显，他是在极力称颂《诗三百》的美刺传统，所依托的还是“主文而谲谏”的思想。
此外，“主文而谲谏”的影响还波及明清戏剧、小说等叙事文学，唯其“谲谏”之意已融于情节之中而变得更加隐晦了。可见，以“比兴”为依托的“主文而谲谏”思想已经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主文而谲谏”的思想已经内化为一种中国古代诗歌的品质，那就是重象征、贵含蓄，追求一种“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诗品》）的境界。这是就文学的客体而言。主体方面，由“主文而谲谏”引申出的“含蓄”作为求礼的手段被不断强化，以致它在创作主体——作家心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而这又将反作用于他们的文学创作。在这种相互作用、相互强化的过程中，“含蓄美”已不只是对作品提出的较高要求，更是文人不断追求的内心修养的最高境界。春秋时的“赋诗言志”现象就是一个例证。这里的“志”不是诗中之志，而是赋诗者之志，即用《诗》表达自己的志意。这不仅是因为《诗》的权威性，也是出于出言要含蓄的要求。“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所申明的就是这个意思。
参考文献：
[1]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六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3] 翟相君：《诗经新解》，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简介：崔胜利，男，1969—，河北唐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唐山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