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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绍祖（1939-2012）出生于革命家庭，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的秘书。他是新中国最后一任国家体委主任，也是第一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他在中国体坛任职的11年，中国体育开始密切接触世界，这为中国当代竞技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在任期内所参与的一系列改革和力倡的诸多理念，已被载入中国体育的史册。
作为伍绍祖的“忘年交”，记者曾多次到访过位于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小区的伍绍祖家，听他讲述结缘体育的日子……
“不太懂体育”的“外行”主帅体坛
1988年12月中旬，时任国防科工委政治委员的伍绍祖正在京西宾馆参加军委工作会议，突然接到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刘泽鹏的电话，说要调他到国家体委当主任。伍绍祖感到很突然，领导找他谈话时，伍绍祖说：“第一，我可能不太懂体育，不要给国家、给人民带来损失；第二，我坚决服从党的分配，我到那儿一定好好干。”
对于担当国家体委主任的要职，伍绍祖在晚年回想起来，还是感到“十分意外”，因为在他所走过的岁月里，仅在大学读书时担任过班级里的体育委员，这也是他仅有的一次与体育结缘。
共产党员是组织里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父辈们的这种精神已经深深植入伍绍祖的血脉。他二话没说，去国家体委报到，由此开始了与体育、与奥运的不解之缘。
走马上任后，伍绍祖开始调查研究，到处跑，到处学习，到现场看赛事，看历史资料，及时掌握情况。“作为体育领导机关的一把手，到很多地方都要讲话，我不愿意随便讲，这确实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我曾开玩笑说，我讲1小时话，平均要想5个小时，秘书根据录音整理出来最后形成定稿大概要10个小时。”不过，他戏言，自己作为“外行”没有压力：“我不是个糊涂的人，我是个共产党员，干得好，让我干；干得不好，不让我干就得了，没想那么多。”
伍绍祖发挥自己在军队当过3年政治委员做思想工作的优势，和运动员、教练员交朋友，以心换心，推心置腹，很快就深入到体育队伍里去了。河北省体育局原局长王国强与伍绍祖接触的时间最长，他说：“老局长（伍绍祖）原本是体育的圈外人，但圈外人看事很清楚，他对中国体育的发展有独到的视角。”
不过，伍绍祖上任之初，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仅夺5金，社会反响比较强烈，有“兵败汉城”一说。一时间，体育部门在社会上的地位很尴尬。眼看1990年亚运会即将在北京举办，有一些人认为，搞亚运会“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有一次，伍绍祖陪一位老同志看亚运会场馆建设，这位老同志也认为有这些钱不如改善人民生活，盖这么大体育场馆干什么。
当时，中央财政每年拨给体育部门2亿多元。举办亚运会，一共需花费21.37亿元，中央财政只给了8.5亿，缺口很大。为此，伍绍祖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通过募捐、转播、盖亚运村卖房子、广告、发行体育奖券等从中取得收益。其余的资金来源是银行贷款、国家体委和北京各区县的投入等。筹办资金来之不易，亚组委提出了“节约办亚运”的口号。
在到国家体委后的第一次办公会上，伍绍祖说：“我来体委工作是中国体育历史长河中的一段。历史不是从我开始的，也不会到我结束。我是接力中的一棒，这一棒我努力跑好。”他怎样跑好呢？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照章办事，照党的指示办，照人民的需要办，照事物的发展规律办。
在第一次体委办公会上，有关人员汇报了亚运会这一庞大工程的预计概况：亚运会将有37个代表团6500多人参加，将邀请境外贵宾1300多人，技术代表、裁判员有2300多人；亚运会艺术节有73个中外艺术团体参加，共演出163场……在硬件系统方面，亚运会所需80个体育比赛和训练场馆，其中有55个都是新建与改建的，共涉及搬迁的单位有380个，共征地5770亩……此外，在服务系统方面，在宣传系统方面，在涉外系统方面，在精神文明系统方面都有很多工作要做，而其中的任何一项要出了问题，都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和影响。怎么办？
“这好办”，伍绍祖面对复杂的事务似未动声色，平静地说，“搞出个计划网络图来，把亚运会要做的工作按轻重缓急、需时长短、牵扯面大小，都排在计划网络图上。”他见不少人瞪大了眼睛，遂又解释道：“计划网络技术是美国北极星导弹研制时首先使用的。很简单，像包饺子，应该先买馅，而不是先擀好皮再去买肉、买菜、剁馅子。把各种事情科学合理地安排一下，上升为理论就是计划网络图。我们研制‘两弹一星’的工作中，也曾用过，并且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在此后的很多场合，他都详尽介绍网络图技术知识，介绍国防科技工作中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在他的倡导下，亚运会指挥中心很快挂起了亚运会筹备工作计划网络图、组委会指挥系统图、指挥程序图、境外人员迎送工作流程图、场馆分布图、金牌产生日程表及中国队各项奖牌分获图等等图表。他把“指挥、控制、通信、情报”变成有效、有机、有力的整体，进行准确迅速的指挥。
在亚运会开幕之前，作为亚运会执行主席的伍绍祖又先后组织了多次“单项练”及“全区合练”。“全区合练”就像进行导弹、卫星发射前的演练一样，被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称之为“热运行”。经过3次大的“热运行”，消除了成百上千个大小隐患。
国家体委希望尽量争取亚奥理事会的全体成员都来参加北京亚运会，这些国家也都表示愿意来。但是，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把亚奥理事会总部捣毁了，把主席杀死了，这给亚运会“团结、友谊、进步”的主题带来了阴影。此后，国家体委、中国奥委会完全赞成我国在海湾危机中的原则立场，反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也反对大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卷入，希望在阿拉伯地区范围内和平解决海湾危机。但在具体处理伊拉克能不能参加亚运会的问题上，要把体育与政治两者分开来处理，我们不能单独作出决定。伍绍祖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严格按亚奥理事会章程办事，尊重大多数成员国的意愿。按照这样一种方针，比较圆满地解决了海湾危机对亚运会带来的挑战。9月20日，亚奥理事会决定，暂停伊拉克的会籍，不让伊拉克参加本届亚运会，直到科威特奥委会能正常地行使权力、正常地进行工作为止。开始时，国家体委担心不让伊拉克参加是否会影响一些西亚国家，比如巴勒斯坦、也门、约旦。但经过做工作，这些国家都留下来了。除了伊拉克以外，亚奥理事会的其他成员都来了。伍绍祖认为，尽管体育的政治色彩要淡，但是通过体育活动，可以使很多不同观点、不同立场的人走到一起，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 1990年9月22日至10月7日，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成功举行。担任组委会执行主席的伍绍祖团结体育战线的同仁，密切与北京市政府合作，使本届运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在这次运动会上，我国不仅在体育成绩上获得了创纪录的183枚金牌的成绩，而且在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增进中国同亚洲各国的友谊、打破西方国家的所谓制裁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振奋了全国人民的精神。
在这次运动会上，伍绍祖使出了杀手锏——将发射原子弹、导弹和卫星的组织、管理方法，运用到亚运会的组织管理上。众所周知，倒计时牌就是这次率先军转民用的。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两次写信给伍绍祖，称赞：“是您，把周恩来总理和聂老总开创的组织‘两弹一星’大规模科研的一套，移植到亚运会上，这是件大书特书的事，好！”
领导中国体育事业走向辉煌
在伍绍祖家的客厅中有一张照片，画面上是伍绍祖等人陪同邓小平视察北京亚运会场馆建设的情形，拍摄时间是1990年7月3日。很多人不知道，这幅照片背后还有一个故事——就在那次视察中，邓小平对伍绍祖等一行人提出了“申办奥运会”的构想。
1990年7月3日，年过八旬的邓小平在伍绍祖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视察刚刚为亚运会建好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伍绍祖向邓小平汇报了亚运会的筹备情况，而邓小平却关切地问起另一个问题：“中国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
伍绍祖知道，邓小平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表示过，中国应该办奥运会。但在亚运会还没有办完的情况下，是否申办奥运会，不少人有疑虑。伍绍祖回忆说，中国的“申奥计划”源于小平同志的一句话。“我在军队当过参谋，有一个习惯，什么都记在本上，牢牢记住了小平同志当时随口讲的这几句话。回去后，我就给中央领导、北京市的领导讲了，小平同志有这么个意思。党中央马上讨论，最后决定：申办！1990年就开始启动申奥了。”
1993年9月23日，伍绍祖作为中国奥申委主席，随中国代表团前往加拿大蒙特利尔，为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做最后的努力。最后的结果，中国因为2票之差落败。
我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未成，伍绍祖当年回国不久，见到了邓小平。邓小平对他说：“申办不成，没有关系，总结经验，但要警惕有人捣鬼。”他告诫伍绍祖，西方“什么允诺都靠不住，这个道理要管好多年，不要轻易相信许诺，拿到东西才算数，没有拿到的就不要信”。
而对于第一次申奥的失败，伍绍祖认为，这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如果第一次申办成功了，以当时的国力，办奥运会费的力气要更大一些，而且还会影响改革开放的进程。没申办成功，对我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大学生也是一次极大的教育，知道世界上还有反对势力。”让伍绍祖欣慰的是，2001年7月，中国北京终于取得奥运会的主办权，并于2008年成功举行。
在中国的体坛，还有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即体育工作是为了争金牌，还是为增强人民的体质，也就是说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关系是什么。伍绍祖上任伊始就为这一争论划了一个明确的句号：中国的体育工作不是为了争金牌，而是为了增强人民的体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是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没有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没有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就是无火之柴、无翅之鹰。
伍绍祖很早就反对锦标主义与唯金牌论，提出了“不能眼里只有金牌”的观点。他说：“奥林匹克运动有一句格言，那就是‘更快、更高、更强’，但我理解，这主要是对运动员说的。其实，奥林匹克更为重要的意义，应该像它的宗旨所说的那样，是‘和平、友谊、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参与奥运要比在奥运会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更为重要。”
1990年，在访问瑞士洛桑的时候，伍绍祖曾当面询问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为什么奥运会在全世界会这么受欢迎？”萨马兰奇告诉他：“奥林匹克运动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体育运动，就在于它是一种文化。”伍绍祖说，明白了这一点，如果我们再把奥运会等同于蹦蹦跳跳搞运动，只是一味地去追求金牌，那就理解得太片面了。
亚特兰大奥运会女子长跑5000米赛冠军王军霞就对伍绍祖非常感激，她说自己的奥运金牌与伍绍祖分不开，“当时身体状态不好，压力很大，但体委主任伍绍祖告诉我，‘你拿第几我们都能接受’，正是这句话让我彻底放下了包袱”。
尽管最初自己很多想法体委中的很多人都不理解，但伍绍祖还是做了不少的努力，他曾经回忆道，自己在体委工作时，乒乓球队就告别了“让球”事件，“明确说了，比赛过程中不做任何让步。如果需要让球，你别让这个运动员上不就完了。这是个低层次的问题。毛主席早就指示：乒乓球不要拿全部金牌。我就记住这个了。其实，运动员都想拿金牌”。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喜欢金牌，不愿意去拿第一。只是说，不能眼里只有金牌。如果只是朝着金牌使劲，那就难免会有服用兴奋剂、对他人使坏等丑恶现象出现。现在，我们有句口号‘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这就提得很好，也说明对于奥运会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了。”伍绍祖在晚年如此表示，“也许有人会说，只有金牌拿得多，才说明我们国家的实力增强了。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两者之间也不能完全划等号。比如日本，他们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只获得3枚金牌，他们国内没有任何反响，人家很清楚，我不是靠金牌来立国的，一块金牌不拿，照样是经济强国。在这里，特别希望我们的观众能够理解这点，要在赛场上表现出我们的雍容大度和泱泱大国之风。”
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问题，是1980年王猛任体委主任时提出来的。伍绍祖到任后，又组织人员对其反复研究、充实完善。直到1995年8月29日的八届人大第十五次常委会上全票通过。之后，伍绍祖又根据《体育法》，组织力量，亲自主持制订了与之相配套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奥运争光计划纲要》。自此，体育走上以法治体的法制化轨道。 伍绍祖牢记清华校训，“锻炼身体，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他特别强调这条校训，因此也非常重视全民健身。如今，太极拳、武当功、扇子舞、秧歌舞、网球、门球等群众体育活动如雨后春笋，浪翻潮涌；大学生运动会、中学生运动会、幼儿体操比赛及社区运动会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体育活动在全社会热热闹闹地开展了起来，成了人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伍绍祖在抓群众体育、抓改革的同时，也没忘记抓金牌，为国争光。1992年和1996年，他两度率队亲征巴塞罗那和亚特兰大奥运会，均取得了金牌总数名列第四的骄人成绩，体育界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巩固了中国在国际体坛的大国地位。
从新中国成立到2000年4月伍绍祖离开国家体育总局，中国体坛总共获得国际金牌1300多枚，仅在他任期内就拿了近950枚，而改革开放之前只有30枚。当有人称赞他时，他哈哈一笑：“我不能贪天之功为己有，这是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和改革开放的结果，是国家体委历届领导班子努力的结果，是体育事业发展的结果，是我们的运动员勇敢拼搏的结果。”
体育战线领军人的改革之路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体育开始爆发兴奋剂危机，尤其是在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上，中国游泳队被查出多达11人服用违禁药物。一时间，兴奋剂几乎成为中国体育的代名词。伍绍祖明确提出要严格禁止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正式建立了中国的兴奋剂检测体制和专业机构。
伍绍祖曾就反兴奋剂归纳了“一二三四五”，常常不失时机地宣讲：“一”就是要端正一个认识，即使用兴奋剂不是为国争光，而是为国抹黑，是卑鄙无耻的欺诈行为；“二”是两条战线作战，一条是同西方反动势力对我国无端攻击的作战，另一条是同自身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作战；“三”是“三严”，即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格处理；“四”是“四个不用”，即拿不到金牌也不用，查不出来也不用，别人用了我也不用，别人让用也不用；“五”是“五个不符”，用兴奋剂一不符合马列主义，二不符合社会主义，三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四不符合国家的利益，五不符合运动员个人的利益。伍绍祖曾留下一句名言：“（金牌）能拿多少就拿多少，而且要拿真的，不能拿假的！”
在伍绍祖的严格要求下，中国反兴奋剂成果显著。萨马兰奇曾称赞说：“中国在反兴奋剂问题上是世界的模范。”后来，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召开世界反兴奋剂大会，对中国的反兴奋剂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请伍绍祖在大会上介绍经验。
在国家体委工作期间，伍绍祖还倡导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把这些措施的目标归纳为六化：一是生活化，即把体育锻炼与小康水平联系起来，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二是普遍化，即要使体育运动普及国民的一半人当中；三是社会化，即不再只靠国家办体育，而是靠社会来办；四是科学化，即使训练器材、场馆、活动方式等都达到科学标准；五是产业化；六是法制化，即要以法治体，依法行政。
伍绍祖在体委进行的改革，震动最大的恐怕莫过于1992年正式确定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由此带动我国体育进入艰难的产业化改革。当时不少人在观念上转不过弯来，有人认为这属非明智之举，也有人认为对原有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将影响我国体育在国际体坛上的地位。
伍绍祖说，有人不赞成，他们觉得搞好了有什么用，也不能拿到金牌。但伍绍祖坚定地认为，足球要发展必须要靠改革寻求出路。
在1993年4月的体委主任会议上，就体育事业靠国家养还是走产业化道路这一问题所展开的争论相当激烈。对此，伍绍祖有一套“打气筒理论”：有好心人免费为过路的单车打气，会受到表扬，但是他这个打气筒的使用寿命是有限的，若气筒坏了，无钱买新的，这项善事也就停止了。因此，也决定了这是为少数人服务的一种体制，是无生命力的机制。而另有人实行收费打气，一次一角钱，这样令人有积极性，又可在他打气筒损坏时有钱购置新的，而且他还可以靠积累扩大生产，多添置几个打气筒。有投入也有产出，这种机制才是可取的。把他的这一理论引申到体育，就是不可再靠国家拨钱、大款化缘的“输血”过活，这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而是要像发达国家那样靠社会、走产业化来“造血”。
伍绍祖说：“原来全国只有1000多名运动员踢球，到我离开体育系统时，全国有300多个俱乐部，6万多运动员在踢球。”现在，虽然中国足球仍在探索中前进，但不可否认的是，伍绍祖时期的这次改革，深刻影响了这项运动在中国的开展。
如今中国体育彩票已经成了中国体育发展的重要基础，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体育彩票也是在伍绍祖的努力下推动发行的。这不是国家体委一方面的事情，这需要国务院和财政部多个部门研究和同意，他为了搞成体育彩票，在财政部和国务院跑了很多趟，说服了很多人，也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一起设定了发行，监督等各个环节。著名体育记者汪大昭如此评价伍绍祖在其间的贡献。体育彩票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申请时，也有很多争论，但事实上从1994年开始，它为中国体育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国家体委并非单纯领导并管理专业运动员，还对全民的体育运动进行指导和管理。伍绍祖对体育与体育工作者有一个精辟的认识，他说：“体育是一项非政治的事情，而体育工作则是一种政府行为，与政治密切相关。”
199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国家体委更名为国家体育总局。作为最后一任体委主任和首任体育总局局长，在拥护机构改革的同时，伍绍祖更清醒地认识到，体育工作的基本任务、基本方针、基本思路和基本依据是永远不变的。作为体育主帅，他工作中自有一套谋略。他曾说：“我当一把手就是遵照五个‘大’字去干的。第一，政治上把握‘大’方向。体育就是要为党的基本路线服务。第二，组织上搞‘大’团结。要搞五湖四海，为党的事业奋斗。第三，业务上‘大’放手。做到人尽其用，发挥人才优势。第四，工作上‘大’系统。要搞系统工程，这样可以胸中有数。第五，待人要‘大’肚量。即使人家骂你两句，我认为也不要去计较……”
（责任编辑：胡北）
作为伍绍祖的“忘年交”，记者曾多次到访过位于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小区的伍绍祖家，听他讲述结缘体育的日子……
“不太懂体育”的“外行”主帅体坛
1988年12月中旬，时任国防科工委政治委员的伍绍祖正在京西宾馆参加军委工作会议，突然接到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刘泽鹏的电话，说要调他到国家体委当主任。伍绍祖感到很突然，领导找他谈话时，伍绍祖说：“第一，我可能不太懂体育，不要给国家、给人民带来损失；第二，我坚决服从党的分配，我到那儿一定好好干。”
对于担当国家体委主任的要职，伍绍祖在晚年回想起来，还是感到“十分意外”，因为在他所走过的岁月里，仅在大学读书时担任过班级里的体育委员，这也是他仅有的一次与体育结缘。
共产党员是组织里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父辈们的这种精神已经深深植入伍绍祖的血脉。他二话没说，去国家体委报到，由此开始了与体育、与奥运的不解之缘。
走马上任后，伍绍祖开始调查研究，到处跑，到处学习，到现场看赛事，看历史资料，及时掌握情况。“作为体育领导机关的一把手，到很多地方都要讲话，我不愿意随便讲，这确实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我曾开玩笑说，我讲1小时话，平均要想5个小时，秘书根据录音整理出来最后形成定稿大概要10个小时。”不过，他戏言，自己作为“外行”没有压力：“我不是个糊涂的人，我是个共产党员，干得好，让我干；干得不好，不让我干就得了，没想那么多。”
伍绍祖发挥自己在军队当过3年政治委员做思想工作的优势，和运动员、教练员交朋友，以心换心，推心置腹，很快就深入到体育队伍里去了。河北省体育局原局长王国强与伍绍祖接触的时间最长，他说：“老局长（伍绍祖）原本是体育的圈外人，但圈外人看事很清楚，他对中国体育的发展有独到的视角。”
不过，伍绍祖上任之初，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仅夺5金，社会反响比较强烈，有“兵败汉城”一说。一时间，体育部门在社会上的地位很尴尬。眼看1990年亚运会即将在北京举办，有一些人认为，搞亚运会“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有一次，伍绍祖陪一位老同志看亚运会场馆建设，这位老同志也认为有这些钱不如改善人民生活，盖这么大体育场馆干什么。
当时，中央财政每年拨给体育部门2亿多元。举办亚运会，一共需花费21.37亿元，中央财政只给了8.5亿，缺口很大。为此，伍绍祖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通过募捐、转播、盖亚运村卖房子、广告、发行体育奖券等从中取得收益。其余的资金来源是银行贷款、国家体委和北京各区县的投入等。筹办资金来之不易，亚组委提出了“节约办亚运”的口号。
在到国家体委后的第一次办公会上，伍绍祖说：“我来体委工作是中国体育历史长河中的一段。历史不是从我开始的，也不会到我结束。我是接力中的一棒，这一棒我努力跑好。”他怎样跑好呢？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照章办事，照党的指示办，照人民的需要办，照事物的发展规律办。
在第一次体委办公会上，有关人员汇报了亚运会这一庞大工程的预计概况：亚运会将有37个代表团6500多人参加，将邀请境外贵宾1300多人，技术代表、裁判员有2300多人；亚运会艺术节有73个中外艺术团体参加，共演出163场……在硬件系统方面，亚运会所需80个体育比赛和训练场馆，其中有55个都是新建与改建的，共涉及搬迁的单位有380个，共征地5770亩……此外，在服务系统方面，在宣传系统方面，在涉外系统方面，在精神文明系统方面都有很多工作要做，而其中的任何一项要出了问题，都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和影响。怎么办？
“这好办”，伍绍祖面对复杂的事务似未动声色，平静地说，“搞出个计划网络图来，把亚运会要做的工作按轻重缓急、需时长短、牵扯面大小，都排在计划网络图上。”他见不少人瞪大了眼睛，遂又解释道：“计划网络技术是美国北极星导弹研制时首先使用的。很简单，像包饺子，应该先买馅，而不是先擀好皮再去买肉、买菜、剁馅子。把各种事情科学合理地安排一下，上升为理论就是计划网络图。我们研制‘两弹一星’的工作中，也曾用过，并且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在此后的很多场合，他都详尽介绍网络图技术知识，介绍国防科技工作中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在他的倡导下，亚运会指挥中心很快挂起了亚运会筹备工作计划网络图、组委会指挥系统图、指挥程序图、境外人员迎送工作流程图、场馆分布图、金牌产生日程表及中国队各项奖牌分获图等等图表。他把“指挥、控制、通信、情报”变成有效、有机、有力的整体，进行准确迅速的指挥。
在亚运会开幕之前，作为亚运会执行主席的伍绍祖又先后组织了多次“单项练”及“全区合练”。“全区合练”就像进行导弹、卫星发射前的演练一样，被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称之为“热运行”。经过3次大的“热运行”，消除了成百上千个大小隐患。
国家体委希望尽量争取亚奥理事会的全体成员都来参加北京亚运会，这些国家也都表示愿意来。但是，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把亚奥理事会总部捣毁了，把主席杀死了，这给亚运会“团结、友谊、进步”的主题带来了阴影。此后，国家体委、中国奥委会完全赞成我国在海湾危机中的原则立场，反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也反对大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卷入，希望在阿拉伯地区范围内和平解决海湾危机。但在具体处理伊拉克能不能参加亚运会的问题上，要把体育与政治两者分开来处理，我们不能单独作出决定。伍绍祖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严格按亚奥理事会章程办事，尊重大多数成员国的意愿。按照这样一种方针，比较圆满地解决了海湾危机对亚运会带来的挑战。9月20日，亚奥理事会决定，暂停伊拉克的会籍，不让伊拉克参加本届亚运会，直到科威特奥委会能正常地行使权力、正常地进行工作为止。开始时，国家体委担心不让伊拉克参加是否会影响一些西亚国家，比如巴勒斯坦、也门、约旦。但经过做工作，这些国家都留下来了。除了伊拉克以外，亚奥理事会的其他成员都来了。伍绍祖认为，尽管体育的政治色彩要淡，但是通过体育活动，可以使很多不同观点、不同立场的人走到一起，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 1990年9月22日至10月7日，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成功举行。担任组委会执行主席的伍绍祖团结体育战线的同仁，密切与北京市政府合作，使本届运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在这次运动会上，我国不仅在体育成绩上获得了创纪录的183枚金牌的成绩，而且在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增进中国同亚洲各国的友谊、打破西方国家的所谓制裁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振奋了全国人民的精神。
在这次运动会上，伍绍祖使出了杀手锏——将发射原子弹、导弹和卫星的组织、管理方法，运用到亚运会的组织管理上。众所周知，倒计时牌就是这次率先军转民用的。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两次写信给伍绍祖，称赞：“是您，把周恩来总理和聂老总开创的组织‘两弹一星’大规模科研的一套，移植到亚运会上，这是件大书特书的事，好！”
领导中国体育事业走向辉煌
在伍绍祖家的客厅中有一张照片，画面上是伍绍祖等人陪同邓小平视察北京亚运会场馆建设的情形，拍摄时间是1990年7月3日。很多人不知道，这幅照片背后还有一个故事——就在那次视察中，邓小平对伍绍祖等一行人提出了“申办奥运会”的构想。
1990年7月3日，年过八旬的邓小平在伍绍祖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视察刚刚为亚运会建好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伍绍祖向邓小平汇报了亚运会的筹备情况，而邓小平却关切地问起另一个问题：“中国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
伍绍祖知道，邓小平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表示过，中国应该办奥运会。但在亚运会还没有办完的情况下，是否申办奥运会，不少人有疑虑。伍绍祖回忆说，中国的“申奥计划”源于小平同志的一句话。“我在军队当过参谋，有一个习惯，什么都记在本上，牢牢记住了小平同志当时随口讲的这几句话。回去后，我就给中央领导、北京市的领导讲了，小平同志有这么个意思。党中央马上讨论，最后决定：申办！1990年就开始启动申奥了。”
1993年9月23日，伍绍祖作为中国奥申委主席，随中国代表团前往加拿大蒙特利尔，为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做最后的努力。最后的结果，中国因为2票之差落败。
我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未成，伍绍祖当年回国不久，见到了邓小平。邓小平对他说：“申办不成，没有关系，总结经验，但要警惕有人捣鬼。”他告诫伍绍祖，西方“什么允诺都靠不住，这个道理要管好多年，不要轻易相信许诺，拿到东西才算数，没有拿到的就不要信”。
而对于第一次申奥的失败，伍绍祖认为，这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如果第一次申办成功了，以当时的国力，办奥运会费的力气要更大一些，而且还会影响改革开放的进程。没申办成功，对我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大学生也是一次极大的教育，知道世界上还有反对势力。”让伍绍祖欣慰的是，2001年7月，中国北京终于取得奥运会的主办权，并于2008年成功举行。
在中国的体坛，还有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即体育工作是为了争金牌，还是为增强人民的体质，也就是说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关系是什么。伍绍祖上任伊始就为这一争论划了一个明确的句号：中国的体育工作不是为了争金牌，而是为了增强人民的体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是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没有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没有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就是无火之柴、无翅之鹰。
伍绍祖很早就反对锦标主义与唯金牌论，提出了“不能眼里只有金牌”的观点。他说：“奥林匹克运动有一句格言，那就是‘更快、更高、更强’，但我理解，这主要是对运动员说的。其实，奥林匹克更为重要的意义，应该像它的宗旨所说的那样，是‘和平、友谊、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参与奥运要比在奥运会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更为重要。”
1990年，在访问瑞士洛桑的时候，伍绍祖曾当面询问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为什么奥运会在全世界会这么受欢迎？”萨马兰奇告诉他：“奥林匹克运动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体育运动，就在于它是一种文化。”伍绍祖说，明白了这一点，如果我们再把奥运会等同于蹦蹦跳跳搞运动，只是一味地去追求金牌，那就理解得太片面了。
亚特兰大奥运会女子长跑5000米赛冠军王军霞就对伍绍祖非常感激，她说自己的奥运金牌与伍绍祖分不开，“当时身体状态不好，压力很大，但体委主任伍绍祖告诉我，‘你拿第几我们都能接受’，正是这句话让我彻底放下了包袱”。
尽管最初自己很多想法体委中的很多人都不理解，但伍绍祖还是做了不少的努力，他曾经回忆道，自己在体委工作时，乒乓球队就告别了“让球”事件，“明确说了，比赛过程中不做任何让步。如果需要让球，你别让这个运动员上不就完了。这是个低层次的问题。毛主席早就指示：乒乓球不要拿全部金牌。我就记住这个了。其实，运动员都想拿金牌”。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喜欢金牌，不愿意去拿第一。只是说，不能眼里只有金牌。如果只是朝着金牌使劲，那就难免会有服用兴奋剂、对他人使坏等丑恶现象出现。现在，我们有句口号‘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这就提得很好，也说明对于奥运会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了。”伍绍祖在晚年如此表示，“也许有人会说，只有金牌拿得多，才说明我们国家的实力增强了。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两者之间也不能完全划等号。比如日本，他们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只获得3枚金牌，他们国内没有任何反响，人家很清楚，我不是靠金牌来立国的，一块金牌不拿，照样是经济强国。在这里，特别希望我们的观众能够理解这点，要在赛场上表现出我们的雍容大度和泱泱大国之风。”
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问题，是1980年王猛任体委主任时提出来的。伍绍祖到任后，又组织人员对其反复研究、充实完善。直到1995年8月29日的八届人大第十五次常委会上全票通过。之后，伍绍祖又根据《体育法》，组织力量，亲自主持制订了与之相配套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奥运争光计划纲要》。自此，体育走上以法治体的法制化轨道。 伍绍祖牢记清华校训，“锻炼身体，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他特别强调这条校训，因此也非常重视全民健身。如今，太极拳、武当功、扇子舞、秧歌舞、网球、门球等群众体育活动如雨后春笋，浪翻潮涌；大学生运动会、中学生运动会、幼儿体操比赛及社区运动会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体育活动在全社会热热闹闹地开展了起来，成了人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伍绍祖在抓群众体育、抓改革的同时，也没忘记抓金牌，为国争光。1992年和1996年，他两度率队亲征巴塞罗那和亚特兰大奥运会，均取得了金牌总数名列第四的骄人成绩，体育界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巩固了中国在国际体坛的大国地位。
从新中国成立到2000年4月伍绍祖离开国家体育总局，中国体坛总共获得国际金牌1300多枚，仅在他任期内就拿了近950枚，而改革开放之前只有30枚。当有人称赞他时，他哈哈一笑：“我不能贪天之功为己有，这是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和改革开放的结果，是国家体委历届领导班子努力的结果，是体育事业发展的结果，是我们的运动员勇敢拼搏的结果。”
体育战线领军人的改革之路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体育开始爆发兴奋剂危机，尤其是在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上，中国游泳队被查出多达11人服用违禁药物。一时间，兴奋剂几乎成为中国体育的代名词。伍绍祖明确提出要严格禁止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正式建立了中国的兴奋剂检测体制和专业机构。
伍绍祖曾就反兴奋剂归纳了“一二三四五”，常常不失时机地宣讲：“一”就是要端正一个认识，即使用兴奋剂不是为国争光，而是为国抹黑，是卑鄙无耻的欺诈行为；“二”是两条战线作战，一条是同西方反动势力对我国无端攻击的作战，另一条是同自身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作战；“三”是“三严”，即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格处理；“四”是“四个不用”，即拿不到金牌也不用，查不出来也不用，别人用了我也不用，别人让用也不用；“五”是“五个不符”，用兴奋剂一不符合马列主义，二不符合社会主义，三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四不符合国家的利益，五不符合运动员个人的利益。伍绍祖曾留下一句名言：“（金牌）能拿多少就拿多少，而且要拿真的，不能拿假的！”
在伍绍祖的严格要求下，中国反兴奋剂成果显著。萨马兰奇曾称赞说：“中国在反兴奋剂问题上是世界的模范。”后来，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召开世界反兴奋剂大会，对中国的反兴奋剂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请伍绍祖在大会上介绍经验。
在国家体委工作期间，伍绍祖还倡导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把这些措施的目标归纳为六化：一是生活化，即把体育锻炼与小康水平联系起来，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二是普遍化，即要使体育运动普及国民的一半人当中；三是社会化，即不再只靠国家办体育，而是靠社会来办；四是科学化，即使训练器材、场馆、活动方式等都达到科学标准；五是产业化；六是法制化，即要以法治体，依法行政。
伍绍祖在体委进行的改革，震动最大的恐怕莫过于1992年正式确定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由此带动我国体育进入艰难的产业化改革。当时不少人在观念上转不过弯来，有人认为这属非明智之举，也有人认为对原有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将影响我国体育在国际体坛上的地位。
伍绍祖说，有人不赞成，他们觉得搞好了有什么用，也不能拿到金牌。但伍绍祖坚定地认为，足球要发展必须要靠改革寻求出路。
在1993年4月的体委主任会议上，就体育事业靠国家养还是走产业化道路这一问题所展开的争论相当激烈。对此，伍绍祖有一套“打气筒理论”：有好心人免费为过路的单车打气，会受到表扬，但是他这个打气筒的使用寿命是有限的，若气筒坏了，无钱买新的，这项善事也就停止了。因此，也决定了这是为少数人服务的一种体制，是无生命力的机制。而另有人实行收费打气，一次一角钱，这样令人有积极性，又可在他打气筒损坏时有钱购置新的，而且他还可以靠积累扩大生产，多添置几个打气筒。有投入也有产出，这种机制才是可取的。把他的这一理论引申到体育，就是不可再靠国家拨钱、大款化缘的“输血”过活，这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而是要像发达国家那样靠社会、走产业化来“造血”。
伍绍祖说：“原来全国只有1000多名运动员踢球，到我离开体育系统时，全国有300多个俱乐部，6万多运动员在踢球。”现在，虽然中国足球仍在探索中前进，但不可否认的是，伍绍祖时期的这次改革，深刻影响了这项运动在中国的开展。
如今中国体育彩票已经成了中国体育发展的重要基础，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体育彩票也是在伍绍祖的努力下推动发行的。这不是国家体委一方面的事情，这需要国务院和财政部多个部门研究和同意，他为了搞成体育彩票，在财政部和国务院跑了很多趟，说服了很多人，也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一起设定了发行，监督等各个环节。著名体育记者汪大昭如此评价伍绍祖在其间的贡献。体育彩票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申请时，也有很多争论，但事实上从1994年开始，它为中国体育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国家体委并非单纯领导并管理专业运动员，还对全民的体育运动进行指导和管理。伍绍祖对体育与体育工作者有一个精辟的认识，他说：“体育是一项非政治的事情，而体育工作则是一种政府行为，与政治密切相关。”
199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国家体委更名为国家体育总局。作为最后一任体委主任和首任体育总局局长，在拥护机构改革的同时，伍绍祖更清醒地认识到，体育工作的基本任务、基本方针、基本思路和基本依据是永远不变的。作为体育主帅，他工作中自有一套谋略。他曾说：“我当一把手就是遵照五个‘大’字去干的。第一，政治上把握‘大’方向。体育就是要为党的基本路线服务。第二，组织上搞‘大’团结。要搞五湖四海，为党的事业奋斗。第三，业务上‘大’放手。做到人尽其用，发挥人才优势。第四，工作上‘大’系统。要搞系统工程，这样可以胸中有数。第五，待人要‘大’肚量。即使人家骂你两句，我认为也不要去计较……”
（责任编辑：胡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