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哲是我国新文学运动中最早的女作家、学者、诗人和散文集。曾赴美留学，获硕士学位，1920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成为我国第一位女教授。其先生任鸿隽是辛亥革命志士、中国近代思想家。
　　1920年，胡适在《新青年》第8卷第3号发表了一首新诗“我们三个朋友”，就是指胡适、任鸿隽和陈衡哲。
　　1961年11月，任鸿隽去世的消息由任鸿隽的二女儿任以书，写信给在美国的姐姐任以都，任以都又写信给台湾的胡适。胡适收到信后，很感慨，就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在信中讲到，“在政治上的这么一分割，老朋友几十年都无法见面”。1962年2月胡适也倒下了。这样“我们三个朋友”就只剩下陈衡哲，她坚强地活着。
　　我工作以后，因抚养人为三娘母陈衡哲，探亲假享有去上海探视她的资格，每年就由单位备案，开具证明前往上海看望她。
　　基本上，我每天早上都要骑自行车到离此不远的淮海路，并专门拿一个有把手的锅，去买鸡肉包子，陈衡哲就叮嘱我说：“要买三个，你吃两个，我吃一个，并且馅儿要你吃，我不吃馅儿。”
　　她说：“吃这个鸡肉包子啊，是钱锺书、杨绛他们以前把我培养起来的。他们每次来看望我，都要用干净毛巾包着热气腾腾的包子。”
　　钱锺书、杨绛和陈衡哲一家的关系很好。杨绛叫陈衡哲大二姐，这是江浙一带的称呼，实际上算起来杨绛应是陈衡哲的外侄媳妇，是陈衡哲的后辈。1948年，胡适由北京到上海就住在任鸿隽和陈衡哲的家里，钱锺书、杨绛去拜访胡适，都会用一条干净毛巾包好包子。另外也买了几个蟹黄饼带去，他们知道胡适对蟹黄饼情有独钟。他们五个人就在一起煮咖啡，吃包子、蟹黄饼并谈工作、论诗文等，很是热闹。
　　当我谈到孙中山的时候，她就跟我讲，有两次是任鸿隽专门带她去拜会了孙中山。第一次去的时候大概是在1920年秋，当时她陪任鸿隽到莫里哀路孙中山的住宅去，一去以后孙中山就迎上来说：“陈衡哲的大名我早有所闻。”因为当时陈衡哲在北大任教，孙中山就说：“你是中国第一个女教授嘛。”陈衡哲就与孙中山当面寒暄了一会儿。
　　当然任鸿隽是带着孙中山交给他的任务去的，因为孙中山有很多论著需要任鸿隽为他校读。第二次是孙中山来电话，估计当时就是孙中山创办的《建设》杂志拟出版之际，孙中山要请任鸿隽在杂志上撰写文章，这样第二次去的时候，他们基本上仍然和上次一样。陈衡哲讲：“我就坐在孙中山和任鸿隽对面的一个单独沙发上，他们两个人的交谈几乎是用英语进行表达，我是懂英语的，他们讲的单词我是每句话都听得很清楚，但是我不插嘴，因为这是他们两个人的工作。”孙中山和任鸿隽两人越谈越起劲，一直谈到晚上很晚。
　　1966年我到上海探亲，临走的时候，三娘母把我叫住说：“储藏室有很多罐头，你去选一些带走吧。”我到储藏室一看，一个个小扁盒子，每听不到100克，有沙丁鱼罐头，还有午餐肉罐头，这些罐头在当时还是很稀罕的。我看整个这些罐头的表皮都亮堂堂的，就选了十来罐，拿上楼去。三娘母又说：“你多拿一点走，我又不吃这些东西了，我都是吃新鲜的。”我就又选了几十罐。
　　我问三娘母：“我不吃这些东西，怎么会有呢？”她就告诉我，这是自然灾害期间，罗素寄来的。这是他们的英国朋友罗素知道中国的自然灾害，物资很匮乏，罗素关心着中国的老朋友，就寄来了几箱亚丁产的沙丁鱼及英国产的午餐肉罐头。虽然这些罐头放了好几年，但真空性很好，回家后打开，噗的一下一股气压冲出来，特别是沙丁鱼的美味，使我回味至今。
　　三娘母他们和罗素的交往是在1920年，当时罗素到中国讲演，是任鸿隽和赵元任全程陪同讲解翻译，有一半的讲座是由任鸿隽翻译的。应该是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就和罗素建立了友谊，其后数十年仍不断有着联系。
　　1968年的那次探亲，我看到靠近三娘母大床边的地板上堆了很大一堆书，乱七八糟的。她就告诉我是中科院上海植物研究所的造反派抄了家。我说：“那我帮你整理。”她说：“不用不用，就让它那样堆着吧，这种野蛮的‘杰作’，中国秦朝有之，欧洲中世纪也有之。人类的文化、文明依旧未因此而却步，当这一切乱象结束后再来收拾吧。”
　　1976年1月7日，陈衡哲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