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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提炼了云南调研纪行的一些最突出的印象、与感受，在与武汉、及与西部导游的比对反衬中，指出了云南旅游业存在的问题以及人的素质不均衡等弊端。进一步的思考，则以党的十八大后的理论创新为基点，深入观照、分析了以上感性认识折射了哪些带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必然影响迟滞现代化进程的问题和弊端。
关键词：
日用品物价/ 导游 导购/ 藏区/ 文明素质/ 深入分析/
中图分类号：D64
2013 年暑假，系部组织我们一行四人赴云南，随旅行团进行了一次调研活动。我们跑了昆明、丽江、香格里拉等等许多地方，行色匆匆，忙的不亦乐乎；我感觉比上班累许多倍，甚至有过行军打仗似的感觉！在可能是天下第一的雄伟的佛都，按说是最值得一看的地方了；但那天我却在大太阳底下，累得丝毫也不顾念佛祖、或壮丽风光了！我枯坐石凳上，不觉坐着就睡着了！真可谓几年未遇的事。不过，一如去年那样，我们感觉收获很大。这里，我把收获梳理为如下的感受和认识这两大方面。
第一个方面：十天纷呈的印象之中，总括而言，我有三个方面的感受比较突出——
一、从云南的物价来看，总体上显得很贵，饮食必须大把花钱。云南的发展态势喜人，但是治理污染可能拖了后腿。
我的感受是否准确可靠呢？据我的游过云南的同事的看法，云南物价便宜！她高高兴兴购物甚多！因此大概应公平地说云南的水果便宜，饮食相当的贵。我不知道是否云南旅游太热门了？以致游客太多带来了某些物质的供不应求、物价大涨？但武汉的旅游也很兴旺，更有九省通衢这个容易带火了旅游业这个先天的与后天的有利因素。因此如果抛开游客多少这个因素，我看两地是可以大概比较物价水平的。在云南，要买什么果腹之物都嫌贵；往往想好了许多必买的理由，临了，却狠狠心扼杀了全部想法！吃一碗凉皮子，得十元；素菜的麻辣烫，也9-10元；昆明市以外，玉米十块钱两根，死难吃，水水的，说是水果玉米，其实是‘淡淡甜的一兜水’（仅有水果的皮毛，同时丧尽了粮食的精华！）；还有十块钱两个鸡蛋；十块钱两个烤土豆之类；处处皆是宰人不商量，‘物乏其所值’的虚渺亏空之痛感！过去我历来感觉在武汉生活成本很高，日常购物，往往要在犹豫再三的矛盾中完成采购。然而，自云南回来后，我忽然感觉武汉物价便宜多了！我购物的胆子几乎变得‘粗’了起来！好像我旬日之间从吝啬鬼爬升到了富人阶层啦！还有一个鲜活的对比：在云南，四个人仅吃了一餐大约六个菜的饭，勉强算是告别宴吧？没有大几百根本下不来！而回到武汉，我为了求人办事而跟朋友聚会，十多个菜，七个人，最后一算账——惊到我目瞪口呆！才二百来块钱！凭什么如此慷慨地优惠我呢？楞怔的我都不敢相信是真的！我是想省钱！可似乎真没这么个省法呀！坦率地露个地儿：我撤席时，还卷走了一盘生菜、四只烤鸡腿！注意，在云南，都是小餐厅用的餐，（第一次聚餐，我没参加。）第二次会餐是在“小四川”餐厅，可能仅仅摆得下四张桌子。而在武汉二七路，我说的是“民江餐厅”，容得下几百人！改革开放前就存在的！上帝呀，要这么说，假设我们四人是在武汉旅游，那么我一个人都敢于请同事小酌四次！哪里会像在云南那么小气呢？！
离开物价感受，讲到昆明的风貌，则从其城市建筑、植物园、博物馆、及民族风情村落，旁及于大道中心的创意雕塑——这是其他城市没有或少见的：一个是它连绵地设立在街心花坛中；另一个是它既有抽象朦胧的造型，又有兄弟民族的巨大的乐器写真雕塑。——等等来看，往往充满了古典和现代并美的可观的成就，而且充分体现了旅游和生态兼顾的可喜的追求。她的博物馆的建筑，本身就实在拥有建筑经典的风范；其中同时在进行着多重展览：《科学巨匠钱学森生平展》、《少数民族画家个人成就展》、以及《民间装饰艺术展》；至于馆舍所掩映、衬托的种种热带植物，似乎也构成了或像绿浪起伏的、又或像盆景放大了的‘立体画’展览。本来昆明就是得天独厚的植物王国，现代化在这个大城市的进展也势必让她美丽魅人。例如紫嫣迷人的三角梅，实在好似云南的骄傲，既开遍了昆明，也点缀在许多地区的公路上。昆明的很多街道、街区，都很有些说不清的独具风韵，干净、幽雅、精致而又温馨。不过，就在那自然美雄奇、辽阔、而又飘逸着风姿绰约的民族风情村落的所在地，我们在贪婪享受的步行中，却难免被一条似乎穿城而过的又黑灰又腥臭的河流所陪伴。虽然它基本掩映浓荫花草中，但扫兴无可逃避了。按说也这是现代化城市共同的难题，例如，参观世博会时，上海也有一条臭河以其不可逆转的刺目冲鼻子而折磨着中国最大的名城。假定这些是世界城市的通病吧。但是若比较一下城中湖又怎么说呢？试看那滇池，那20多年来，‘纯净变成了污染，又经过了很大的努力来治理’这类印象一直回响在我听觉、文字信号、及脑海中的历来是云南象征的滇池，这回亲到滇池看过，才发现污染之重，可谓触目惊心：偌大的、几乎浩渺无边的湖水，根本不可能设想游泳；事实上也只看见游艇飞驰，而看不见任何游泳者；这个季节，若在武汉东湖，那是避暑游泳者直似下饺子一般的热闹！也不可能钓鱼；即使有鱼，谁还能烹食如此污水中的鱼？！厚腻腻的、很像漂一层脏绿油漆的湖水；即使用于灌溉，恐怕都长不出什么好庄稼！
是否人们会说，昆明如此，哪个大城市不污染呢？诚然污染是普遍性的，全球化的；有什么特别感慨呢？ 但是，还是同样的道理，“就怕货比货”呀。武汉与昆明就湖水而言，更有可比性啦。武汉的城中湖——东湖，就完全没到这一步，游泳的人很多呀，我也乐意下去游泳啊！武汉的五、六十年前，东湖曾经清澈见底。如今不敢重温旧梦，至少比滇池强多了；这也许跟几年前就开始的‘清污船’大规模抽出湖底淤泥之类的措施有直接關联。可见污染有必然性，而治理也至少有一定的可行性。于是我猜想：正因为武汉发展得快些，比昆明富有得多，因此武汉有财力控制、治理污染。这些对比，也使我感觉云南污染治理有所滞后。
二、云南有些导游，我行我素地强化了“云南人宁可拉下脸面、只讲究直奔主题地赚钱，也绝不肯给客人少许友好”的印象，这使我猜想云南一定有很多、很多‘穷怕了的人’。 我去年赴西部考察，那导游似乎只字未曾提过购物！（当然我得排除一下，也可能存在‘导游曾经导购了……但是恰恰赶上我在打盹’，因而我完全不记得的情况。） 西部的导游，如果说我也需要品头论足的话，那也只是无需挂齿的些小腹诽、渺茫嘀咕，比如那女孩子总在撒娇卖乖，并夸张自诩自恋其青春美貌。除此之外，人家一直都是在讲山川地理、风俗民情之类，还唱歌，甚至还怂恿游客唱歌，一路欢腾，还真有些值得怀念的气氛！抽象地说，那便是一路皆输出“正能量”，是欣块感，从而归结到了旅游的本真、或本质范畴；如果再‘亲切’点说呢？那就是：我所了解到的西部导游，其身份、定位，够得上得體又完善！她为的是你！你的舒心与笑声，就是她全部工作的目的，是她的价值目标。她是由于你付了钱，而殷勤地为你服务的。那么，同时还为不为小费、购物提成、购物指标、人数、额度？不。没有这些。根本没有。她提供的，甚至有点不像市场经济的服务，颠倒却像计划经济的服务——既为人民服务、也为您服务；只不过有别于旧时代那些曾经包括了许多不讲等价交换、并且漠视经济效益之弊病的、单方面提倡无代价的无私奉献式的服务而已。她的服务是扬弃了一些落后旧质的，体现正常市场交换精神与和谐感的服务。
俗语云不上高山、不知平地，不经过云南游我也说不出这些话；虽然道理早就明得跟镜子式的。我所观察的云南导游，基本上都跟我所说的西部导游背道而驰，或曰水火不容， 换言之就像“卖面的、见不得卖石灰的”一样！其中最好的，也绝不是‘为了你’型号的服务者，而必定是打开亮窗、侃侃直言——我既是来导游的，同时不瞒你说也追求我的‘导购提成费’！但我们的听觉已经被‘摆平’了。经由理解的过程，我们简直很赞成他了。他没有基本工资呀！他不导购，生活低于正常的水平，你于心何忍？！这不就意味着上级领导或有关部门设定了事关经济命脉的、‘利益捆绑’式的机制，而驱赶他们上岗的？不过，为了云南的经济开发、为了支援老少边贫地区、或产业调整升级、又或者为了珍惜原始生态的大力保护……我们应该认了！好吧。但是，纵然你附加了再多的诸层次利益诉求，你也总得讲究一点“干什么吆喝什么”吧？就算导游与导购，你不再‘对半撇’、二一添作五，甚至哪怕成了‘导购压倒了导游’的喧宾夺主模式，至少也沾了导游的边。问题在于，有的导游竟然似乎是‘喧宾、而无主’；几乎全不导游、只导购！
有人曾说他们“素质低”，这很不准确——他们的导购素质奇高！因此，我们实际上是面对了导游素质的‘异化’！在那充满了耳道、与心灵折磨的旅程中，我第一次领教了一个极生癖的术语：‘纯玩团。’开始这词儿我是反复听都困惑莫名！他说的是“王”的韵调。犹如‘纯王团’。云南方言，就是拿‘后鼻音’来充当‘前鼻音’的。不知道他吼到了多少句“你们选择了便宜的团队，就别想‘纯玩团’！……”我才终于悟出了：哦，他说的是‘你们……休想纯粹只想游玩景色！’“你们既然图了个便宜，就必然实实在在给我购物！……”直到现在，我才蓦然想到了一件事：十天的旅程，怎么就清一色的完全是‘大老爷们’导游呢？很明显，一旦提出此一个问号，也就立马得到了极豁亮的答案——女子怎么能方便撒野、耍横呢？！
于是，似乎全不讲解、宣传任何山水名胜古迹之类的！或者完全跑题，乱讲一气他个人的、极为独特而违背主流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世界观，或者就用大力训诫、压迫、和威胁来充填他大段大段的‘导游’。如果说我很难尽传他们的口吻、气势、做派，那么我可以做一个提示：想象一下，杜甫在《三吏》、《三别》之中是怎么描写如狼似虎的恶吏的？什么“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行啦，就那么个韵味，就那么的锋利！别看他不知官品几何？他现管制着你哪！没人回嘴。似乎人人都带了奴隶相。于是，你如果不主动放明白点地、掏自家钱包、洗劫一番又一番，那你就基本上被一双凶狠眼波锁定在‘灰土脸、‘活死尸’、‘吃白食的东西’这一类概念之间了。在一些游客眼含怒火、或溢出了屈辱之泪之余，导游斩获颇丰，战果累累！
我说的导游固属于个例。但是从云南导游明显急功近利的现状来看，我看这不能说只是导游的个体行为偏差，也很难想象相关的主管部门及其官员对此很不知情。根据我对于云南许多地方的观察体验，我认为存在着云南存在着‘其优势便是其劣势’的现象，即‘一个角度看则优、’‘另一个角度看则劣’，似乎亦即是‘利于生态则不利于经济’的矛盾制约着云南。它若不那么土气，谁千里迢迢跑去看它？云南游似乎永远能够火爆。全国各地都有山水名胜，但几乎唯有云南才有原始的生态样貌！香格里拉谁敢开发？那不是罪人吗？几乎徘徊于近似游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现状，又想要摆脱在现代化竞争中落后地位，恐怕舍弃急功近利，往往也难有作为吧？！
设想一下，如果把上述导游换一个地点，放到武汉来上岗，（咱且假定武汉接纳他的档次水平！）那会怎样呢？我认为他会学乖、变巧！至少也绝对不敢泼皮撒野！换言之，正是云南整体落后的大环境，才给了他以野蛮的势，才壮大了他粗暴的胆！这就像今天的老虎一样，不是它不能繁殖，而是它没有了‘势’——即绿海般的森林！一旦森林恢复到50年前水平，我猜想老虎将要 ‘员’满为患！
所以说，管子的名言“衣食足则知礼仪，仓廪实则知荣辱”是绝对管用的。也就是说，导游的素质异化现象，一定程度上，曲折地反映着云南整体的物质文明水平还相对较低。
三、香格里拉（包括伊拉草原）的藏族兄弟虽然豪爽喜人，但毕竟文化素质、文明素质却有值得反思之处。
我们与藏胞只有一个晚会上的一面之缘，但我却对他们产生了既可爱、又相对可惜的复杂情愫。我说明一下，我们同行的几人，连同与藏胞喝酒、欢会的同一拨百多人的游客，应该说都是喜欢大家共同享有的那一个难忘的宴会的，而且也大都欣赏藏胞的才情、与激情的……事实上，那一晚狂欢的盛况，简直堪称总体上近乎罕见的美好愉悦的人生经历。而我这里所要表达的意见，不论是否代表多数游客的观感，我都想至少当做商榷而提出在下面吧。
说到藏胞主持的酒宴，虽比不上内地的烹饪水平，却是风韵独到，气氛热辣，情调火爆；我感觉全部游客都吃的极其尽兴而痛快！喝得微醺而淋漓尽致！当然旅游的价值往往未必尽在于此。其实，广大游客最看重、最珍惜的，大约更在于跟藏胞几乎绝无仅有的一次近距离的“嗨”翻全场，“亚瑟、亚瑟！……”直冲云霄，歌舞调侃，说学逗唱，这才是真正绝色的欢腾盛宴！我个人，简直被藏胞兄弟姊妹聪明巧慧的才艺大荟萃征服到了不妨说五体投地的程度！人人能歌善舞，个个聪明机智！当我瞠视藏族女孩时，我感觉她们与汉族毫无民族的、或曰造型的差异；我甚至还隐约辨析出了几缕文成公主典丽而又清甜的韵味。特别是那位主持人，虽然裸着上身，并好像挂搭了好几副牦牛的弯弯尖刺的黑犄角等稀奇古怪之物，这使他仿佛张扬着化外之民的蒙昧风尚，但我感觉他比许许多多内地主持人还精明得多！歌喉高亢明亮，调侃出奇制胜，并且普通话金声玉震，日语流畅自如，后来听外国语行家说，他还讲了韩语！广东话、四川话……等等方言惟妙惟肖！何等的人才难得呀！一言以蔽之，不论主持人或其他演员无不可爱之至，几乎可谓给我以满眼的龙种、以及彩凤之翼的神韵令人眼花缭乱！ 不过，我个人感觉，主持人后来却蹈入了一个误区。他本来的一个内在价值目标，显然是要全力以赴展示藏族风情之独到、优美、以至于精髓之处，从而与游客共同分享；同时他也很需要把空前热烈的主、客同欢的气氛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但是，他的文化涵养中，看来尽管大大的富饶智慧、乃至于急智，但却缺乏文化陶冶的全面性、与均衡性。于是，我感觉，他在一些调侃逗乐子的火候、分寸的拿捏把握上，就出了不少的相对失误之处。比如，藏族风俗中有‘抢新娘’的情况；以此来与游客互动，把某个歌女、或游客里的漂亮女孩扛起来，又扛到距舞台较远处。（这样显得新娘子已娶入了洞房）这本来不失为皆大欢喜的乐事。不妨看做类似于 ‘中国式芭蕾’的美妙动作。但是，进一步主持人还用了许许多多戏谑语来调侃、甚至捉弄‘新娘子’，其中嘲笑她紧张的词语竟然有“慌了神吧？……里面的内裤都湿了吧？！”唉，我这时候的感觉呀！，突然别扭了，难受了！这，在大庭广众的、群星与明灯辉煌闪耀的舞台上，一幕幕地上演，使得我本人从难堪坠入了痛苦！ 我真不愿意坠入无形的沟壑！但我也明了藏族同胞的失误并不十分罕见与陌生；汉族也有很多、很多，甚至更加严重得多！只不过，汉族的同类弊端，似乎几十年前才较为常见？比如我记得40年前的陕西省农村娶新娘、闹洞房就是惊人的污言秽语夜空飞舞！今天看来，就好像人类的、以及中国人的高贵神圣的理性，被赤裸裸地划破了伤口！然而在当时农村落后的环境下，似乎人们又赞同、需要、甚至还如饥似渴地视为这是家族或人群的权利之一……就约略如同当下藏族同胞所做的一样？
对于我这里反映的情节和细节，我自己的判断是明确而毋庸置疑的。但是，我又不能确定这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公众的感受、看法？因为第二天我跟同路的美女教师提出质疑时，殊不知她竟然与我的看法完全相反！她认为，人家这样恰恰是合乎时尚、潮流需要的；而对于我的“被捉弄‘新娘子’其实难以接受……” 追问之词，对方也给出了“没什么，那女孩完全能接受的”的判断！她可是几届优秀教师荣誉称号的获得者。难道说，这种分歧是源于年龄相差了十几岁，因而有代沟的缘故？这一来，显然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我认为这错啦，完全错啦。那为什么？又根源何在？一个多月我都在思考。
這个失误，肯定与教育的不够发达关联着。而实在说还很落后的藏族同胞区域，又怎么能够不制约着、阻滞着藏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呢？
第二个方面：对于以上的感受认识的进一步思考
众所周知，党的十八大特别着眼于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数，将 “ 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 “ 坚持促进社会和谐”纳入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这些，应可谓新一届党中央把握时代脉搏，顺应党情、民心的显著亮点。此后，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的许多重要文章都从不同角度和方面，集中阐述、强调了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中的新的关切、新的要素。例如，辛鸣的文章指出：
“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这是……最大人民关切，……如同习近平同志所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李捷的文章认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要“经济发展、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到本世纪中叶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就是“要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富裕、更有尊严的生活，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而国防大学赵周贤的文章阐述了“中国梦”的“重要时代特征”在于——“一是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的‘实力特征’……二是社会和谐进一步提升的‘幸福特征。’”“党领导……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而提升全社会的幸福指数。”
当我从云南归来，再重读这一类理论时，既倍感亲切、令人欢欣鼓舞，又不能不感到要真正实现、即落实这些理论显然还有很长的艰难的路要走。一言以蔽之，云南考察倍加令我意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这一理论的相当沉重的真实性与科学性。
首先，就我在前面感受突出的“物价”等等问题而言，显然，它们与“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的思想是对应的。滇池污染，固然关系民生，以及生活质量，但这应属于短期内不可能较大改观的情形。而物价明显很贵，这个我不认同难以改变，至少一定程度上。我认为，如果说游客到云南，如果讲求需在餐厅享有美食，那么这个高消费是容易认为正常的，可接受的，毕竟中国的富人日益增多，中产阶级日益庞大，这已堪称举世瞩目的趋势。但是，另一方面中低收入者的绝对数量显然也绝不能低估。在社会分层日益加大而又繁复的今天，在‘先富带后富’的理想愿景往往还只能徘徊于低速增长的阶段上，一个现实地可以追求、同时也很值得追求的社会状态应该是这样的：打个比方如果一些人存有“你们吃肉、总也得允许我喝汤对吧”这种心态，那么社会应该承认它并提供一定的帮助；这或许类似于豪宅别墅与“廉租房”应该相映生辉、并相辅相成；——亦即在权贵豪富穷奢极侈、或出手阔绰优哉游哉的同时，也应该让贫寒者、安贫乐道者们在基本而底线的生活资料支出方面，能够实现不大头疼的日常支出。譬如说，鸡蛋、土豆、玉米，为什么那么贵得离谱？是否云南没有大量地生产这些东西的自然条件、或不能形成这方面的较高的生产力？我看绝不是这样。为什么要让我这样的旅客出了昆明，就不敢在一路上的旅游点购买这类低端的‘享受资料’呢？我看，云南很应该并完全有理由解决、或至少改善这个问题。这是大有可为的。惟其如此，才能切实做到“保障和改善民生” “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同时旅游这一个产业也才能够真正实现的良性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再从对于云南旅游业的不良印象（当然这主要体现在个别导游身上）来看，我认为突出存在的问题是不在乎是否根本违背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念至少被置于忽略、或次要的地位。 如上所述，新一届党中央之所以提出并一再强调幸福指数的概念，这既是顺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同时也是对于西方化观念、指标以外的人类文明进步衡量标准的肯定和运用。众所周知，不丹国王最早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概念。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堪称异常明达智慧的衡量体系。它是用三类指标来测算：一类是“生活满意程度，包括生存状况满意度……生活质量满意度……；”二类是“愉悦程度，包括精神紧张程度、心态等；”三类是“指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 以这些理论来观照，我感到云南既存在述的在生活资料生产、供应方面的生产力不足的问题，又可能存在简单而片面理解“发展是硬道理”的问题——他们以急功近利的方式，把“发展”径情直遂而不适当地浓缩为捞钱，把加快云南发展（至少在‘内在冲动’上）似乎归结为“哪怕你不择手段、竭泽而渔、也要全力追逐旅游收入最大化！”这显然是错误的，是与时代潮流明显抵触的。
其所以错误，我认为（1）如果把旅游业暂且理解为一种 ‘即时生产、又时时流通’特殊产业，则它们造成并几乎荒谬化了目的、和手段的矛盾。显然我说的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对此，似乎许多年来不怎么讲到它，但我认为它绝对存在，而不可忽略。从1956年就开始确立的“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当然，从1987年党的13大开始，这个表述应该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直到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届党中央都不断强调的“……主要矛盾，”怎么解决呢？亦即怎样不断发展生产力以满足国民物质文化需求的增长？——只有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驱动下才有可能。理论上说，这很通顺。然而在实践上，这却很不简单；因为它会遇到矛盾、悖论、及扣除。例如众所熟知，影视及媒体广告，谁欢迎呢？除了厂家及发布者恨不能个个都举起四只手来狂热欢迎以外，没有多少受众欢迎。广告铺天盖地，怎么可能实现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呢？所以有时它才会适当地受些限制。上一届党中央的一大亮点即提出“以人为本。”我认为，如果假设以民意投票来决定广告的命运，则广告很可能至少再减少一大半！但这根本不可行。有市场经济就必然泛滥广告！大道理制约了小道理。上述至少两个命题因而就有所扣除了。当然这是相对比较合理的扣除。但是此外呢？例如“生产力是硬道理”！而住宅区、临街楼区需要安静祥和、不被滋扰！然而，市民反正是日益被商业喧哗、油烟折磨了。对此，我仍然暂且理解为某种合理扣除吧。此外，还有拆迁啊，城管与其对象啊，很多很多！都不同程度存在类似的矛盾、悖论、及扣除。但无论如何，我认为，类似于上述情形的扣除，在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在比较规范的领域，是不能滥用扣除的！之所以从2013 年9月以来，新的旅游法明确限制了导游异化为‘导购’的行为。新法之所以英明，就在于那些不规范的行为从根本上违背了党的基本理论，而且必然增加了现代化建设的某些不合理的、不应有的成本支出。
（2）不良导游的行为， 同“党领导……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而提升全社会的幸福指数”这方面党的理论创新之相关论述格格不入，甚至可能涣散、解构“提升全社会的幸福指数”这一宏伟愿景的内部结构。试对照一下国民幸福指数概念。——一类是“生存状况、生活、生活质量满意度；”二类是“愉悦程度，包括精神紧张程度、心态等；”三类是“指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其中一类指标里的“生存状况”等等来看，显然这个指数概念是从‘灵与肉’的结合上来弘扬“以人为本”、以及必须追求让人满意、还包括‘越满意才越好！’亦即在解决了基础性的衣食问题之后，必须关注或曰聚焦人的精神需求，例如人的精神减压，情绪的怡然、祥和（这应该必然包含文化需求），都应得到保障；做到了这些，才谈得上、并且才真正能够实现“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换言之，该指数概念就是要通过人在温饱之余的类似“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的满意之至的状态下，从个体的安适快乐、甚至笑靥如花……一直发展到将人群乃至全“社会的和谐”的追求到手！
那么，现在若回忆一下前面记叙的我乘车旅游的真实状况，岂不是往往一路之上导游的全部语行、一桩桩、一件件无不构成了幸福指数体系的克星、或仇雠了吗？
（3）专制风格的、诛求无已的、一望可知——强迫压榨型的旅游业追逐利润形态，势必自取其辱，而前景黯淡。不要说这与当前的中国犹如逆向而动，就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都早已摒弃了明显违背天理和人性的直观上贪婪无度追逐剩余价值的许多传统做法。（当然，他们完全可能利用科学技术等来巧妙地、貌似相当文明的手段，来攫取较之传统来远为大得多的利润。）即使只是站在云南旅游业的立场上来看，许多心有余悸的旅客，能夠不为你做反宣传吗？你们就完全不屑不考虑吓退一大片吗？许多导游情切切、语谆谆地 “盛情邀请”
人们常来云南做客！殊不知那些充分领教过‘内囊’究竟如何的回头客，怎么可能重蹈覆辙？！常言道“主雅客来勤”。古语云“狗恶可以造成酒酸。”云南可爱。风景奇丽。但是如果导游上演的“云南印象”盘桓不已，则如何奢望“可持续发展”呢？
再次，深入思考藏胞的一些言行，我认为反映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如下几个问题：
（1）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有待继续发展。毛概教材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当代精神风貌的主流是好的，但在社会生活的一些领域和人群中确实存在不明是非、不知荣辱 不辨善恶、不分美丑、把腐朽当神奇、把庸俗当高尚、把谬误当真理的现象，与社会主义道德要求格格不入……”而确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全体社会成员判断行为得失、做出道德选择、确定价值取向，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竖起了新的标杆。”虽然老少边贫地区普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比内地难度要大，但这肯定是一个应当开始的过程。
（2）党中央“继续实施统筹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需要在云南得以落实。这一战略“首先注重缩小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使不同区域的人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然而，藏胞所热情洋溢、甚至激情四射地提供的旅游服务，却明显与内地旅游服务差别很大；我十多年来去过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也领略过许多演员跟游客互动而‘虚拟结婚的’场面，但从来没有经历过类似藏区那样的互动方式。我认为，误将‘低级庸俗’当成藏民族特色习俗，导致了旅游服务的滞后于国家现代化的进程。
（3）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仍然存在着轻视妇女解放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认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鉴于妇女与男子同是人类历史前进的推动者，同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因而强调，尊重妇女，保护妇女，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明社会应有的法律规范和道德风尚。马克思还说过：“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根据这些理论来反思上述问题，不难发现，其实尊重妇女在中国还远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表面地看，似乎内地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联系到‘优秀女教师也十分赞赏藏胞的全部言行’这一事实，则应该说问题还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仅如此，而且市场经济的发展，甚至可能更为突显这一问题——例如前不久，网络上居然出现了以往只有在日本才会出现的“女体盛”，即赤裸裸的美女躺在众多男性食客的眼光之下，美女的裸体成了月饼等等美食的特殊盘子或载体！这现象，这新闻，实际上表明，内地流行着把女性当成玩弄对象，当成男性世界附属品，或曰当做某种‘高端商品化’的风尚与追求！我认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之下，才造成了、或曰强化了藏胞的某种认识的误区，导致他们把错误、庸俗的做法当成了花哨的手段、时尚的元素和吸眼球的作料。显而易见，对于这一切，无论是接受、欣赏、还是漠然置之，都是不利于现代化，不利于文明、和谐的建设的，因为它们与“妇女解放的程度”、从而与社会主义的崇高理念——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
参考资料：
1.辛鸣： 《中国梦：内涵。路径。保障》2013 年1.4日《人民日报》。
2.李捷：《百年追梦与民族自强》。2013-1-4日《光明日报》
3.国防大学。赵周贤：2013-1-4日《经济日报》
4.《入党教材》2013-6月版。66页。
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62页、以及213页。
6.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12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86页。
本文提炼了云南调研纪行的一些最突出的印象、与感受，在与武汉、及与西部导游的比对反衬中，指出了云南旅游业存在的问题以及人的素质不均衡等弊端。进一步的思考，则以党的十八大后的理论创新为基点，深入观照、分析了以上感性认识折射了哪些带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必然影响迟滞现代化进程的问题和弊端。
关键词：
日用品物价/ 导游 导购/ 藏区/ 文明素质/ 深入分析/
中图分类号：D64
2013 年暑假，系部组织我们一行四人赴云南，随旅行团进行了一次调研活动。我们跑了昆明、丽江、香格里拉等等许多地方，行色匆匆，忙的不亦乐乎；我感觉比上班累许多倍，甚至有过行军打仗似的感觉！在可能是天下第一的雄伟的佛都，按说是最值得一看的地方了；但那天我却在大太阳底下，累得丝毫也不顾念佛祖、或壮丽风光了！我枯坐石凳上，不觉坐着就睡着了！真可谓几年未遇的事。不过，一如去年那样，我们感觉收获很大。这里，我把收获梳理为如下的感受和认识这两大方面。
第一个方面：十天纷呈的印象之中，总括而言，我有三个方面的感受比较突出——
一、从云南的物价来看，总体上显得很贵，饮食必须大把花钱。云南的发展态势喜人，但是治理污染可能拖了后腿。
我的感受是否准确可靠呢？据我的游过云南的同事的看法，云南物价便宜！她高高兴兴购物甚多！因此大概应公平地说云南的水果便宜，饮食相当的贵。我不知道是否云南旅游太热门了？以致游客太多带来了某些物质的供不应求、物价大涨？但武汉的旅游也很兴旺，更有九省通衢这个容易带火了旅游业这个先天的与后天的有利因素。因此如果抛开游客多少这个因素，我看两地是可以大概比较物价水平的。在云南，要买什么果腹之物都嫌贵；往往想好了许多必买的理由，临了，却狠狠心扼杀了全部想法！吃一碗凉皮子，得十元；素菜的麻辣烫，也9-10元；昆明市以外，玉米十块钱两根，死难吃，水水的，说是水果玉米，其实是‘淡淡甜的一兜水’（仅有水果的皮毛，同时丧尽了粮食的精华！）；还有十块钱两个鸡蛋；十块钱两个烤土豆之类；处处皆是宰人不商量，‘物乏其所值’的虚渺亏空之痛感！过去我历来感觉在武汉生活成本很高，日常购物，往往要在犹豫再三的矛盾中完成采购。然而，自云南回来后，我忽然感觉武汉物价便宜多了！我购物的胆子几乎变得‘粗’了起来！好像我旬日之间从吝啬鬼爬升到了富人阶层啦！还有一个鲜活的对比：在云南，四个人仅吃了一餐大约六个菜的饭，勉强算是告别宴吧？没有大几百根本下不来！而回到武汉，我为了求人办事而跟朋友聚会，十多个菜，七个人，最后一算账——惊到我目瞪口呆！才二百来块钱！凭什么如此慷慨地优惠我呢？楞怔的我都不敢相信是真的！我是想省钱！可似乎真没这么个省法呀！坦率地露个地儿：我撤席时，还卷走了一盘生菜、四只烤鸡腿！注意，在云南，都是小餐厅用的餐，（第一次聚餐，我没参加。）第二次会餐是在“小四川”餐厅，可能仅仅摆得下四张桌子。而在武汉二七路，我说的是“民江餐厅”，容得下几百人！改革开放前就存在的！上帝呀，要这么说，假设我们四人是在武汉旅游，那么我一个人都敢于请同事小酌四次！哪里会像在云南那么小气呢？！
离开物价感受，讲到昆明的风貌，则从其城市建筑、植物园、博物馆、及民族风情村落，旁及于大道中心的创意雕塑——这是其他城市没有或少见的：一个是它连绵地设立在街心花坛中；另一个是它既有抽象朦胧的造型，又有兄弟民族的巨大的乐器写真雕塑。——等等来看，往往充满了古典和现代并美的可观的成就，而且充分体现了旅游和生态兼顾的可喜的追求。她的博物馆的建筑，本身就实在拥有建筑经典的风范；其中同时在进行着多重展览：《科学巨匠钱学森生平展》、《少数民族画家个人成就展》、以及《民间装饰艺术展》；至于馆舍所掩映、衬托的种种热带植物，似乎也构成了或像绿浪起伏的、又或像盆景放大了的‘立体画’展览。本来昆明就是得天独厚的植物王国，现代化在这个大城市的进展也势必让她美丽魅人。例如紫嫣迷人的三角梅，实在好似云南的骄傲，既开遍了昆明，也点缀在许多地区的公路上。昆明的很多街道、街区，都很有些说不清的独具风韵，干净、幽雅、精致而又温馨。不过，就在那自然美雄奇、辽阔、而又飘逸着风姿绰约的民族风情村落的所在地，我们在贪婪享受的步行中，却难免被一条似乎穿城而过的又黑灰又腥臭的河流所陪伴。虽然它基本掩映浓荫花草中，但扫兴无可逃避了。按说也这是现代化城市共同的难题，例如，参观世博会时，上海也有一条臭河以其不可逆转的刺目冲鼻子而折磨着中国最大的名城。假定这些是世界城市的通病吧。但是若比较一下城中湖又怎么说呢？试看那滇池，那20多年来，‘纯净变成了污染，又经过了很大的努力来治理’这类印象一直回响在我听觉、文字信号、及脑海中的历来是云南象征的滇池，这回亲到滇池看过，才发现污染之重，可谓触目惊心：偌大的、几乎浩渺无边的湖水，根本不可能设想游泳；事实上也只看见游艇飞驰，而看不见任何游泳者；这个季节，若在武汉东湖，那是避暑游泳者直似下饺子一般的热闹！也不可能钓鱼；即使有鱼，谁还能烹食如此污水中的鱼？！厚腻腻的、很像漂一层脏绿油漆的湖水；即使用于灌溉，恐怕都长不出什么好庄稼！
是否人们会说，昆明如此，哪个大城市不污染呢？诚然污染是普遍性的，全球化的；有什么特别感慨呢？ 但是，还是同样的道理，“就怕货比货”呀。武汉与昆明就湖水而言，更有可比性啦。武汉的城中湖——东湖，就完全没到这一步，游泳的人很多呀，我也乐意下去游泳啊！武汉的五、六十年前，东湖曾经清澈见底。如今不敢重温旧梦，至少比滇池强多了；这也许跟几年前就开始的‘清污船’大规模抽出湖底淤泥之类的措施有直接關联。可见污染有必然性，而治理也至少有一定的可行性。于是我猜想：正因为武汉发展得快些，比昆明富有得多，因此武汉有财力控制、治理污染。这些对比，也使我感觉云南污染治理有所滞后。
二、云南有些导游，我行我素地强化了“云南人宁可拉下脸面、只讲究直奔主题地赚钱，也绝不肯给客人少许友好”的印象，这使我猜想云南一定有很多、很多‘穷怕了的人’。 我去年赴西部考察，那导游似乎只字未曾提过购物！（当然我得排除一下，也可能存在‘导游曾经导购了……但是恰恰赶上我在打盹’，因而我完全不记得的情况。） 西部的导游，如果说我也需要品头论足的话，那也只是无需挂齿的些小腹诽、渺茫嘀咕，比如那女孩子总在撒娇卖乖，并夸张自诩自恋其青春美貌。除此之外，人家一直都是在讲山川地理、风俗民情之类，还唱歌，甚至还怂恿游客唱歌，一路欢腾，还真有些值得怀念的气氛！抽象地说，那便是一路皆输出“正能量”，是欣块感，从而归结到了旅游的本真、或本质范畴；如果再‘亲切’点说呢？那就是：我所了解到的西部导游，其身份、定位，够得上得體又完善！她为的是你！你的舒心与笑声，就是她全部工作的目的，是她的价值目标。她是由于你付了钱，而殷勤地为你服务的。那么，同时还为不为小费、购物提成、购物指标、人数、额度？不。没有这些。根本没有。她提供的，甚至有点不像市场经济的服务，颠倒却像计划经济的服务——既为人民服务、也为您服务；只不过有别于旧时代那些曾经包括了许多不讲等价交换、并且漠视经济效益之弊病的、单方面提倡无代价的无私奉献式的服务而已。她的服务是扬弃了一些落后旧质的，体现正常市场交换精神与和谐感的服务。
俗语云不上高山、不知平地，不经过云南游我也说不出这些话；虽然道理早就明得跟镜子式的。我所观察的云南导游，基本上都跟我所说的西部导游背道而驰，或曰水火不容， 换言之就像“卖面的、见不得卖石灰的”一样！其中最好的，也绝不是‘为了你’型号的服务者，而必定是打开亮窗、侃侃直言——我既是来导游的，同时不瞒你说也追求我的‘导购提成费’！但我们的听觉已经被‘摆平’了。经由理解的过程，我们简直很赞成他了。他没有基本工资呀！他不导购，生活低于正常的水平，你于心何忍？！这不就意味着上级领导或有关部门设定了事关经济命脉的、‘利益捆绑’式的机制，而驱赶他们上岗的？不过，为了云南的经济开发、为了支援老少边贫地区、或产业调整升级、又或者为了珍惜原始生态的大力保护……我们应该认了！好吧。但是，纵然你附加了再多的诸层次利益诉求，你也总得讲究一点“干什么吆喝什么”吧？就算导游与导购，你不再‘对半撇’、二一添作五，甚至哪怕成了‘导购压倒了导游’的喧宾夺主模式，至少也沾了导游的边。问题在于，有的导游竟然似乎是‘喧宾、而无主’；几乎全不导游、只导购！
有人曾说他们“素质低”，这很不准确——他们的导购素质奇高！因此，我们实际上是面对了导游素质的‘异化’！在那充满了耳道、与心灵折磨的旅程中，我第一次领教了一个极生癖的术语：‘纯玩团。’开始这词儿我是反复听都困惑莫名！他说的是“王”的韵调。犹如‘纯王团’。云南方言，就是拿‘后鼻音’来充当‘前鼻音’的。不知道他吼到了多少句“你们选择了便宜的团队，就别想‘纯玩团’！……”我才终于悟出了：哦，他说的是‘你们……休想纯粹只想游玩景色！’“你们既然图了个便宜，就必然实实在在给我购物！……”直到现在，我才蓦然想到了一件事：十天的旅程，怎么就清一色的完全是‘大老爷们’导游呢？很明显，一旦提出此一个问号，也就立马得到了极豁亮的答案——女子怎么能方便撒野、耍横呢？！
于是，似乎全不讲解、宣传任何山水名胜古迹之类的！或者完全跑题，乱讲一气他个人的、极为独特而违背主流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世界观，或者就用大力训诫、压迫、和威胁来充填他大段大段的‘导游’。如果说我很难尽传他们的口吻、气势、做派，那么我可以做一个提示：想象一下，杜甫在《三吏》、《三别》之中是怎么描写如狼似虎的恶吏的？什么“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行啦，就那么个韵味，就那么的锋利！别看他不知官品几何？他现管制着你哪！没人回嘴。似乎人人都带了奴隶相。于是，你如果不主动放明白点地、掏自家钱包、洗劫一番又一番，那你就基本上被一双凶狠眼波锁定在‘灰土脸、‘活死尸’、‘吃白食的东西’这一类概念之间了。在一些游客眼含怒火、或溢出了屈辱之泪之余，导游斩获颇丰，战果累累！
我说的导游固属于个例。但是从云南导游明显急功近利的现状来看，我看这不能说只是导游的个体行为偏差，也很难想象相关的主管部门及其官员对此很不知情。根据我对于云南许多地方的观察体验，我认为存在着云南存在着‘其优势便是其劣势’的现象，即‘一个角度看则优、’‘另一个角度看则劣’，似乎亦即是‘利于生态则不利于经济’的矛盾制约着云南。它若不那么土气，谁千里迢迢跑去看它？云南游似乎永远能够火爆。全国各地都有山水名胜，但几乎唯有云南才有原始的生态样貌！香格里拉谁敢开发？那不是罪人吗？几乎徘徊于近似游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现状，又想要摆脱在现代化竞争中落后地位，恐怕舍弃急功近利，往往也难有作为吧？！
设想一下，如果把上述导游换一个地点，放到武汉来上岗，（咱且假定武汉接纳他的档次水平！）那会怎样呢？我认为他会学乖、变巧！至少也绝对不敢泼皮撒野！换言之，正是云南整体落后的大环境，才给了他以野蛮的势，才壮大了他粗暴的胆！这就像今天的老虎一样，不是它不能繁殖，而是它没有了‘势’——即绿海般的森林！一旦森林恢复到50年前水平，我猜想老虎将要 ‘员’满为患！
所以说，管子的名言“衣食足则知礼仪，仓廪实则知荣辱”是绝对管用的。也就是说，导游的素质异化现象，一定程度上，曲折地反映着云南整体的物质文明水平还相对较低。
三、香格里拉（包括伊拉草原）的藏族兄弟虽然豪爽喜人，但毕竟文化素质、文明素质却有值得反思之处。
我们与藏胞只有一个晚会上的一面之缘，但我却对他们产生了既可爱、又相对可惜的复杂情愫。我说明一下，我们同行的几人，连同与藏胞喝酒、欢会的同一拨百多人的游客，应该说都是喜欢大家共同享有的那一个难忘的宴会的，而且也大都欣赏藏胞的才情、与激情的……事实上，那一晚狂欢的盛况，简直堪称总体上近乎罕见的美好愉悦的人生经历。而我这里所要表达的意见，不论是否代表多数游客的观感，我都想至少当做商榷而提出在下面吧。
说到藏胞主持的酒宴，虽比不上内地的烹饪水平，却是风韵独到，气氛热辣，情调火爆；我感觉全部游客都吃的极其尽兴而痛快！喝得微醺而淋漓尽致！当然旅游的价值往往未必尽在于此。其实，广大游客最看重、最珍惜的，大约更在于跟藏胞几乎绝无仅有的一次近距离的“嗨”翻全场，“亚瑟、亚瑟！……”直冲云霄，歌舞调侃，说学逗唱，这才是真正绝色的欢腾盛宴！我个人，简直被藏胞兄弟姊妹聪明巧慧的才艺大荟萃征服到了不妨说五体投地的程度！人人能歌善舞，个个聪明机智！当我瞠视藏族女孩时，我感觉她们与汉族毫无民族的、或曰造型的差异；我甚至还隐约辨析出了几缕文成公主典丽而又清甜的韵味。特别是那位主持人，虽然裸着上身，并好像挂搭了好几副牦牛的弯弯尖刺的黑犄角等稀奇古怪之物，这使他仿佛张扬着化外之民的蒙昧风尚，但我感觉他比许许多多内地主持人还精明得多！歌喉高亢明亮，调侃出奇制胜，并且普通话金声玉震，日语流畅自如，后来听外国语行家说，他还讲了韩语！广东话、四川话……等等方言惟妙惟肖！何等的人才难得呀！一言以蔽之，不论主持人或其他演员无不可爱之至，几乎可谓给我以满眼的龙种、以及彩凤之翼的神韵令人眼花缭乱！ 不过，我个人感觉，主持人后来却蹈入了一个误区。他本来的一个内在价值目标，显然是要全力以赴展示藏族风情之独到、优美、以至于精髓之处，从而与游客共同分享；同时他也很需要把空前热烈的主、客同欢的气氛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但是，他的文化涵养中，看来尽管大大的富饶智慧、乃至于急智，但却缺乏文化陶冶的全面性、与均衡性。于是，我感觉，他在一些调侃逗乐子的火候、分寸的拿捏把握上，就出了不少的相对失误之处。比如，藏族风俗中有‘抢新娘’的情况；以此来与游客互动，把某个歌女、或游客里的漂亮女孩扛起来，又扛到距舞台较远处。（这样显得新娘子已娶入了洞房）这本来不失为皆大欢喜的乐事。不妨看做类似于 ‘中国式芭蕾’的美妙动作。但是，进一步主持人还用了许许多多戏谑语来调侃、甚至捉弄‘新娘子’，其中嘲笑她紧张的词语竟然有“慌了神吧？……里面的内裤都湿了吧？！”唉，我这时候的感觉呀！，突然别扭了，难受了！这，在大庭广众的、群星与明灯辉煌闪耀的舞台上，一幕幕地上演，使得我本人从难堪坠入了痛苦！ 我真不愿意坠入无形的沟壑！但我也明了藏族同胞的失误并不十分罕见与陌生；汉族也有很多、很多，甚至更加严重得多！只不过，汉族的同类弊端，似乎几十年前才较为常见？比如我记得40年前的陕西省农村娶新娘、闹洞房就是惊人的污言秽语夜空飞舞！今天看来，就好像人类的、以及中国人的高贵神圣的理性，被赤裸裸地划破了伤口！然而在当时农村落后的环境下，似乎人们又赞同、需要、甚至还如饥似渴地视为这是家族或人群的权利之一……就约略如同当下藏族同胞所做的一样？
对于我这里反映的情节和细节，我自己的判断是明确而毋庸置疑的。但是，我又不能确定这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公众的感受、看法？因为第二天我跟同路的美女教师提出质疑时，殊不知她竟然与我的看法完全相反！她认为，人家这样恰恰是合乎时尚、潮流需要的；而对于我的“被捉弄‘新娘子’其实难以接受……” 追问之词，对方也给出了“没什么，那女孩完全能接受的”的判断！她可是几届优秀教师荣誉称号的获得者。难道说，这种分歧是源于年龄相差了十几岁，因而有代沟的缘故？这一来，显然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我认为这错啦，完全错啦。那为什么？又根源何在？一个多月我都在思考。
這个失误，肯定与教育的不够发达关联着。而实在说还很落后的藏族同胞区域，又怎么能够不制约着、阻滞着藏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呢？
第二个方面：对于以上的感受认识的进一步思考
众所周知，党的十八大特别着眼于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数，将 “ 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 “ 坚持促进社会和谐”纳入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这些，应可谓新一届党中央把握时代脉搏，顺应党情、民心的显著亮点。此后，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的许多重要文章都从不同角度和方面，集中阐述、强调了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中的新的关切、新的要素。例如，辛鸣的文章指出：
“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这是……最大人民关切，……如同习近平同志所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李捷的文章认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要“经济发展、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到本世纪中叶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就是“要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富裕、更有尊严的生活，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而国防大学赵周贤的文章阐述了“中国梦”的“重要时代特征”在于——“一是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的‘实力特征’……二是社会和谐进一步提升的‘幸福特征。’”“党领导……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而提升全社会的幸福指数。”
当我从云南归来，再重读这一类理论时，既倍感亲切、令人欢欣鼓舞，又不能不感到要真正实现、即落实这些理论显然还有很长的艰难的路要走。一言以蔽之，云南考察倍加令我意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这一理论的相当沉重的真实性与科学性。
首先，就我在前面感受突出的“物价”等等问题而言，显然，它们与“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的思想是对应的。滇池污染，固然关系民生，以及生活质量，但这应属于短期内不可能较大改观的情形。而物价明显很贵，这个我不认同难以改变，至少一定程度上。我认为，如果说游客到云南，如果讲求需在餐厅享有美食，那么这个高消费是容易认为正常的，可接受的，毕竟中国的富人日益增多，中产阶级日益庞大，这已堪称举世瞩目的趋势。但是，另一方面中低收入者的绝对数量显然也绝不能低估。在社会分层日益加大而又繁复的今天，在‘先富带后富’的理想愿景往往还只能徘徊于低速增长的阶段上，一个现实地可以追求、同时也很值得追求的社会状态应该是这样的：打个比方如果一些人存有“你们吃肉、总也得允许我喝汤对吧”这种心态，那么社会应该承认它并提供一定的帮助；这或许类似于豪宅别墅与“廉租房”应该相映生辉、并相辅相成；——亦即在权贵豪富穷奢极侈、或出手阔绰优哉游哉的同时，也应该让贫寒者、安贫乐道者们在基本而底线的生活资料支出方面，能够实现不大头疼的日常支出。譬如说，鸡蛋、土豆、玉米，为什么那么贵得离谱？是否云南没有大量地生产这些东西的自然条件、或不能形成这方面的较高的生产力？我看绝不是这样。为什么要让我这样的旅客出了昆明，就不敢在一路上的旅游点购买这类低端的‘享受资料’呢？我看，云南很应该并完全有理由解决、或至少改善这个问题。这是大有可为的。惟其如此，才能切实做到“保障和改善民生” “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同时旅游这一个产业也才能够真正实现的良性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再从对于云南旅游业的不良印象（当然这主要体现在个别导游身上）来看，我认为突出存在的问题是不在乎是否根本违背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念至少被置于忽略、或次要的地位。 如上所述，新一届党中央之所以提出并一再强调幸福指数的概念，这既是顺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同时也是对于西方化观念、指标以外的人类文明进步衡量标准的肯定和运用。众所周知，不丹国王最早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概念。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堪称异常明达智慧的衡量体系。它是用三类指标来测算：一类是“生活满意程度，包括生存状况满意度……生活质量满意度……；”二类是“愉悦程度，包括精神紧张程度、心态等；”三类是“指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 以这些理论来观照，我感到云南既存在述的在生活资料生产、供应方面的生产力不足的问题，又可能存在简单而片面理解“发展是硬道理”的问题——他们以急功近利的方式，把“发展”径情直遂而不适当地浓缩为捞钱，把加快云南发展（至少在‘内在冲动’上）似乎归结为“哪怕你不择手段、竭泽而渔、也要全力追逐旅游收入最大化！”这显然是错误的，是与时代潮流明显抵触的。
其所以错误，我认为（1）如果把旅游业暂且理解为一种 ‘即时生产、又时时流通’特殊产业，则它们造成并几乎荒谬化了目的、和手段的矛盾。显然我说的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对此，似乎许多年来不怎么讲到它，但我认为它绝对存在，而不可忽略。从1956年就开始确立的“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当然，从1987年党的13大开始，这个表述应该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直到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届党中央都不断强调的“……主要矛盾，”怎么解决呢？亦即怎样不断发展生产力以满足国民物质文化需求的增长？——只有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驱动下才有可能。理论上说，这很通顺。然而在实践上，这却很不简单；因为它会遇到矛盾、悖论、及扣除。例如众所熟知，影视及媒体广告，谁欢迎呢？除了厂家及发布者恨不能个个都举起四只手来狂热欢迎以外，没有多少受众欢迎。广告铺天盖地，怎么可能实现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呢？所以有时它才会适当地受些限制。上一届党中央的一大亮点即提出“以人为本。”我认为，如果假设以民意投票来决定广告的命运，则广告很可能至少再减少一大半！但这根本不可行。有市场经济就必然泛滥广告！大道理制约了小道理。上述至少两个命题因而就有所扣除了。当然这是相对比较合理的扣除。但是此外呢？例如“生产力是硬道理”！而住宅区、临街楼区需要安静祥和、不被滋扰！然而，市民反正是日益被商业喧哗、油烟折磨了。对此，我仍然暂且理解为某种合理扣除吧。此外，还有拆迁啊，城管与其对象啊，很多很多！都不同程度存在类似的矛盾、悖论、及扣除。但无论如何，我认为，类似于上述情形的扣除，在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在比较规范的领域，是不能滥用扣除的！之所以从2013 年9月以来，新的旅游法明确限制了导游异化为‘导购’的行为。新法之所以英明，就在于那些不规范的行为从根本上违背了党的基本理论，而且必然增加了现代化建设的某些不合理的、不应有的成本支出。
（2）不良导游的行为， 同“党领导……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而提升全社会的幸福指数”这方面党的理论创新之相关论述格格不入，甚至可能涣散、解构“提升全社会的幸福指数”这一宏伟愿景的内部结构。试对照一下国民幸福指数概念。——一类是“生存状况、生活、生活质量满意度；”二类是“愉悦程度，包括精神紧张程度、心态等；”三类是“指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其中一类指标里的“生存状况”等等来看，显然这个指数概念是从‘灵与肉’的结合上来弘扬“以人为本”、以及必须追求让人满意、还包括‘越满意才越好！’亦即在解决了基础性的衣食问题之后，必须关注或曰聚焦人的精神需求，例如人的精神减压，情绪的怡然、祥和（这应该必然包含文化需求），都应得到保障；做到了这些，才谈得上、并且才真正能够实现“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换言之，该指数概念就是要通过人在温饱之余的类似“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的满意之至的状态下，从个体的安适快乐、甚至笑靥如花……一直发展到将人群乃至全“社会的和谐”的追求到手！
那么，现在若回忆一下前面记叙的我乘车旅游的真实状况，岂不是往往一路之上导游的全部语行、一桩桩、一件件无不构成了幸福指数体系的克星、或仇雠了吗？
（3）专制风格的、诛求无已的、一望可知——强迫压榨型的旅游业追逐利润形态，势必自取其辱，而前景黯淡。不要说这与当前的中国犹如逆向而动，就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都早已摒弃了明显违背天理和人性的直观上贪婪无度追逐剩余价值的许多传统做法。（当然，他们完全可能利用科学技术等来巧妙地、貌似相当文明的手段，来攫取较之传统来远为大得多的利润。）即使只是站在云南旅游业的立场上来看，许多心有余悸的旅客，能夠不为你做反宣传吗？你们就完全不屑不考虑吓退一大片吗？许多导游情切切、语谆谆地 “盛情邀请”
人们常来云南做客！殊不知那些充分领教过‘内囊’究竟如何的回头客，怎么可能重蹈覆辙？！常言道“主雅客来勤”。古语云“狗恶可以造成酒酸。”云南可爱。风景奇丽。但是如果导游上演的“云南印象”盘桓不已，则如何奢望“可持续发展”呢？
再次，深入思考藏胞的一些言行，我认为反映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如下几个问题：
（1）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有待继续发展。毛概教材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当代精神风貌的主流是好的，但在社会生活的一些领域和人群中确实存在不明是非、不知荣辱 不辨善恶、不分美丑、把腐朽当神奇、把庸俗当高尚、把谬误当真理的现象，与社会主义道德要求格格不入……”而确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全体社会成员判断行为得失、做出道德选择、确定价值取向，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竖起了新的标杆。”虽然老少边贫地区普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比内地难度要大，但这肯定是一个应当开始的过程。
（2）党中央“继续实施统筹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需要在云南得以落实。这一战略“首先注重缩小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使不同区域的人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然而，藏胞所热情洋溢、甚至激情四射地提供的旅游服务，却明显与内地旅游服务差别很大；我十多年来去过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也领略过许多演员跟游客互动而‘虚拟结婚的’场面，但从来没有经历过类似藏区那样的互动方式。我认为，误将‘低级庸俗’当成藏民族特色习俗，导致了旅游服务的滞后于国家现代化的进程。
（3）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仍然存在着轻视妇女解放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认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鉴于妇女与男子同是人类历史前进的推动者，同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因而强调，尊重妇女，保护妇女，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明社会应有的法律规范和道德风尚。马克思还说过：“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根据这些理论来反思上述问题，不难发现，其实尊重妇女在中国还远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表面地看，似乎内地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联系到‘优秀女教师也十分赞赏藏胞的全部言行’这一事实，则应该说问题还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仅如此，而且市场经济的发展，甚至可能更为突显这一问题——例如前不久，网络上居然出现了以往只有在日本才会出现的“女体盛”，即赤裸裸的美女躺在众多男性食客的眼光之下，美女的裸体成了月饼等等美食的特殊盘子或载体！这现象，这新闻，实际上表明，内地流行着把女性当成玩弄对象，当成男性世界附属品，或曰当做某种‘高端商品化’的风尚与追求！我认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之下，才造成了、或曰强化了藏胞的某种认识的误区，导致他们把错误、庸俗的做法当成了花哨的手段、时尚的元素和吸眼球的作料。显而易见，对于这一切，无论是接受、欣赏、还是漠然置之，都是不利于现代化，不利于文明、和谐的建设的，因为它们与“妇女解放的程度”、从而与社会主义的崇高理念——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
参考资料：
1.辛鸣： 《中国梦：内涵。路径。保障》2013 年1.4日《人民日报》。
2.李捷：《百年追梦与民族自强》。2013-1-4日《光明日报》
3.国防大学。赵周贤：2013-1-4日《经济日报》
4.《入党教材》2013-6月版。66页。
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62页、以及213页。
6.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12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