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作家杨志军的名字，总是要与青藏高原这片神秘的土地联系在一起。他的《环湖崩溃》《海昨天退去》《大悲原》《失去男根的亚当》以及《藏獒》三部曲、《伏藏》《西部的战争》等几十部长篇小说、纪实文学，一直在探索着青藏高原这片精神圣地;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涉及对自然生态的重视以及漫游在荒原上对信仰的求索体悟，始终保持着一种超脱凡尘俗世的自然情怀，显示作家对自然、对生命的关照与尊重，时刻不忘向世人传达“万物有灵”的生态理念。
　　读罢杨志军最新的儿童文学力作《巴颜喀拉山的孩子》（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8），我们依然能从中感受到他对藏地割舍不断的情怀和贯穿作品始终的人文关怀，读之令人熟悉与亲切。不同于他在以往作品中倾注了自我在现实与理想的猛烈撕扯下的痛苦与挣扎、人与自然在对抗斗争中两败俱伤的戏剧式张力，《巴颜喀拉山的孩子》的笔调舒缓，如同一个历经成长磨难依旧饱含希望的少年在娓娓道来，不露一丝刻意的痕迹。为了能让更多的儿童借着作家的笔飞向广阔苍茫的西部高原，杨志军采用了儿童视角叙述故事，以主人公喜饶回忆式的语言记叙了一个普通藏区游牧家庭的生活变化。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喜饶一家经历了哥哥德吉出走、迁居新牧场、遇见央金阿妈、前往各姿各雅城定居等种种事件;文本中还穿插了奶奶转山撒盐、德吉性格转变等故事情节。最后，成年后的喜饶从城市回归，接替父辈守护通往草原的路。在展现藏地风情的同时，作品渗透了人与自然、理想与信念、生命与救赎的深层话题，既流畅可读，又给人思考警示。
　　主人公喜饶，由一个六七岁的孩童，成长为日后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的画家。伴随着他成长的，是巴颜喀拉草原从青翠繁盛退化为黄沙覆盖的沙漠、经过有效治理又重新长出牧草的形势变化。喜饶说：“我知道我生活在地球上，也知道从我们黄河源头的巴颜喀拉草原出发，绕地球一圈，就又能走回到巴颜喀拉草原。”作品记叙的主要有三件大事：牧民进城、转山撒盐、保护草原。牧民进城，反映了环境恶化、生态破坏的艰难状况下牧民辗转流离各大牧场，还是不可避免要改变原有生活方式。转山磕长头，是藏传佛教一个重要的祈福仪式。喜饶的奶奶便是这种宗教信仰中爱与善的象征，她一辈子坚守这个信念，不知疲倦地转山撒盐，将藏民珍惜的盐巴撒在陡峭的公路上，保护路过的司机们不出意外。草原的珍宝被更多人发现，猎人们跟随着某些只为钱的牧民在草原上猎杀动物;而以德吉哥哥为代表的新一代牧民建立了草原保护站，为保护草原不受侵犯时刻坚守着。
　　作品涉及了一个复杂深刻的主题，即现代化进程下不可避免的草原牧民的变迁。在草场退化、牛羊激增的严峻形态下，牧民不得不放弃他们坚守了几千几万年的生活。他们失去的是自我，是灵魂，是生命原有的意义。然而文明的演进就必须面对这样悲伤的事实，原有的游牧文化会被现代社会一点点蚕食。但作家的态度显然不在批判，而是对这种文明的书写和记录。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藏地少年的成长历程，在他的描述中还原游牧民族的草原生态，领悟藏文化的精神信仰，感受牧民之问真挚的情谊和质朴的人格品质，以及爱与善的坚守、诗性与纯真的表达。
　　作家浸透在作品的那份对新一代牧人、新一代青少年的无限憧憬与期待，其实是杨志军近些年来创作的新思考、新转变。或许我们能从这些转变入手，走进巴颜喀拉，去探寻巴颜喀拉之外的意义价值。深入文本探究，其转变主要有三：人与自然关系、人与动物关系、人与他人关系。
　　回顾杨志军以往的作品，写到了人与自然关系，更多是一种难以协调、无法解决的对抗关系。在人拼命想要征服大自然的同时，也会遭到自然几乎毁灭性的回击，隐性呈现出现代人与自然的断裂关系。比如《失去男根的亚当》，故事背景发生在战乱饥荒的特殊年岁，人们被征集到一起，修护“立体长城”。人人都带着昂扬的信念试图改造山河、开拓荒地，不顾对生态环境造成多大的破坏，最终自食其果，一次山体滑坡带走了许多基地建设的工作者。反观《巴颜喀拉山的孩子》，草场承载不了越来越多的牛羊，喜饶一家在经历寻找牧場、分家、进城等节节败退的打击后，最终放弃了牛羊、放弃了牧人的身份。但经过有效的治理，牧场重新长出了翠绿的牧草，消失的雪线和冰峰又出现在雪山上。牧人们在无休止地索取后，终于懂得和自然和谐相处，终于知道共同保护他们的生存家园。在书中，喜饶一家离开草原不到三年，草原就回到了原来的模样。这也给读者传递了一个充满希望的信息：保护自然这一举措其实并不难，但这需要所有人共同的努力。
　　与自然描写紧密联系的，是杨志军在作品中展现的草原上充满灵性的动物们。“这是一个动物家族的图谱，充满了荒原气息，在藏地，只有传承了粗砺坚硬而又无所不适的生命基因的动物，才会具备生存的可能。”曾多次撰文探讨杨志军老师作品的评论家张薇认为，作家笔下的这些动物们除了带有灵性感知，更多地有一种来自荒原独有的强悍与粗粝。特别是藏獒形象在杨志军的笔下成为一种带有原始神性特点的独特审美意象，“颇具武侠小说中侠客们的英雄豪气，这在獒王冈日森格身上有着突出的表现”。《巴颜喀拉山的孩子》对藏獒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公獒鲁嘎和母獒卓玛与以往笔下侧重动物的野性不同，书中更多表现的是卓玛和鲁嘎对人类的忠诚，以及它们之间真挚的感情。“我想象着母獒卓玛的奔跑，不知路途上经过了多少艰难险阻，终于到达了我们的草原老家。它站在离帐房不远的土岗上，眺望着，吼叫着，渴望公獒鲁嘎的归来。”卓玛来了又走，来来去去地奔跑，“它不会放弃各姿各雅城里的主人，也不会放弃在巴颜喀拉草原对公獒鲁嘎的等待，尽管它等待的也许永远不会再来”。杨志军在此有意渲染藏獒身上充满人性的崇高品质，着重强调它们与人类有着不可分割的亲情纽带。还有奶奶转山路途中碰到的动物朋友：野耗牛扎西总是远远地跟在奶奶身后，一声不吭;藏羚羊扎西是一只有着漂亮犄角的头羊，它带领的藏羚羊群每年都会路过这里，但谁也不知道它们会走向何方;一只藏野驴扎西孤独地走在路上，它的驴群消失在这无边的旷野中。这些动物们自由散淡，无拘无束，与自然融为一体。
　　至于人的描写，杨志军的新作蕴含着新的对生命的体悟。这主要表现在对德吉哥哥的刻画上。德吉作为新一代牧民的代表，出走牧场前往各姿各雅城寻求机遇。他希望给家人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条件，相信用钱能买到一切。所以德吉办起了“藏家乐”，邀请拉巴哥哥搞晚场演出，甚至和阿妈一起建立了“藏獒繁育中心”，喜饶的七只小藏獒就是他偷走的。在小说前半部分的描写中，读者看到了一个被金钱玷污的德吉，他离传统牧民的信仰越来越远，甚至可以说是利欲熏心、为欲望驱使。但是，在德吉执意要求下悬崖挖掘仁青冈的珍宝，而后被尼玛活佛带上来之后，他又完全转变成喜饶曾经熟悉的那个德吉哥哥，建立巴颜喀拉保护站以守护着这片草原上的动物们。德吉哥哥的性格转变，可谓是杨志军的点睛之笔。他是奶奶那年转山途中从悬崖下捡来的孩子。那年经过仁青冈的一辆货车突发意外，德吉的父母不幸遇难，只幸存了一个小生命，尼玛活佛为他取名“德吉”。这也是为什么奶奶要年复一年地在这段公路上撒盐、一家人对德吉的关怀胜过喜饶的缘故。作者在笔间传达了对新一代牧民走出去的美好愿望，这和以往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多挣扎于现实与理想之间、灵魂无处安放的苦难意识大相径庭，从书写个体的精神流亡到烘托人与人之问的同舟共济，也许和作家更为祥和、积极的心态有关。
　　这三个方面的转变，共同塑造了作品中的崇高美、童心美和人性美，更让读者感受到了美好的理想主义情怀。杨志军说，他是一个于成人世界的幼稚作家，所以回过头来寻求与他同样天真幼稚的小读者们。他深受俄罗斯文学的浸润，那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儿童文学的写作却不持批判态度，而是在其中充满了理想情怀，树立起了精神标杆。杨志军写《巴颜喀拉山的孩子》的目的也在此。不同于成人文学揭露社会不公和人性丑陋，表述方式多隐性批判或直面对抗，杨志军于儿童文学的感情更多保持了一种纯粹，洋溢着诗性的美好与温暖。这正是《巴颜喀拉山的孩子》这部作品的独特价值所在。
　　杨志军曾谈及自己今后的创作可能会有的新想法，就是知行合一。“也就是说在精神层面上，你是一个信仰者;在写作层面上，你一定又是一个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情怀。”《巴颜喀拉山的孩子》是给孩子的书，字里行间既带着对孩童的希冀，为生活在城市不曾看过大自然的青少年们展现另一方广阔天地;又展现了作家对自然、人与自然关系、人格信仰的全新理解，把深奥变得浅显，在平淡中孕育崇高。在这个意义上，《巴颜喀拉山的孩子》做到了知行合一，对作家、对读者，都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