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本刊与广州电大、广州远程教育中心合作举办了一次中国远程教育学术圆桌，主题是“开辟数字化学习新疆域——广州市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创新探索”。这是本刊继2005年和2008年分别与深圳电大、天津电大合作举办学术圆桌后，又一次聚焦数字化学习与学习型城市建设，以及中心城市电大的创新探索。利用数字化学习方式及其社会化支持服务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显然是个涉及多个创新主体的社会系统工程。广州的创新探索虽未刻意强调所谓“协同创新”，却提供了一个协同创新的鲜活实践案例，为在远程教育领域探索和建立协同创新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何谓协同创新？通常认为是指创新资源和要素有效汇聚，通过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彼此间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而实现深度合作。具体到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似乎有些不同理解和阐释，国内教育领域较多用于产学研协同创新。无论教育信息化建设还是学习型社会建设，协同创新无疑都是必然趋势和必然选择。远程教育包括开放大学要想承担起历史使命，为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做出应有贡献，没有多个主体的协同创新是不可能的。对于开放大学及其他远程教育机构来说，组织动员和集成利用各种资源是个基本能力，在其发展进程中如何建立和依托不同层面的协同创新机制，看来是个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的课题。
　　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协同创新，近年来表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中国科学报》推出的“2012高等教育十大关键词”，“协同创新”仅次于“异地高考”排在第二位。有论者对“跟风”“过热”现象表示疑虑，未必是杞人忧天。远程教育领域的协同创新似乎也在升温，恐怕同样有必要警惕赶时髦、贴标签，或者出于各种急功近利的动机而偏离其初衷。本刊卷首屡次谈及的理念的交锋，机制的碰撞，利益的博弈，文化的冲突等，都会对远程教育协同创新机制的形成和运行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制度性障碍更有可能严重阻滞其探索进程。特别是所涉及的多个主体自然会有不同的利益关切并基于各自的利益驱动，而协同创新或许意味着利益格局的调整甚至重构，因此可能产生的负能量亦不应小觑。
　　当前，在远程教育协同创新机制形成和运行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恐怕是最为关键甚至是决定性的。广州市对于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多元化运行机制的探索，以及多机构参与、深层次合作、大规模应用等方面的尝试，“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在相当程度上能够形成合力是个突出特点。或者还有必要特别关注协同创新机制架构中的校企合作问题。我们可能会不无沮丧地发现，当年横亘其间的许多有形无形的障碍都还未能真正消除。破解校企合作的瓶颈问题，现在还是个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