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和太太从北方的一座小城辞职来到杭州。太太在一家报社做编辑，我则继续做着我的老本行——电台DJ。
　　我们借住在朋友的一栋老宅里，很老的房子，在离西湖不远的一条小弄堂里，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老宅里面还有四五户人家，跟那些叽叽喳喳讲着南方方言的人，我们少有往来。
　　院子里有一个大大的铁门，上向有一把巨大的锁，院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把铁门上的钥匙。我们的铁门钥匙一直以来都在太太手中。也不知道是怎样形成的习惯，每一个住在院子里的人，从外面回来，把自行车推进院子后，哪怕是在大白人，也要顺手把院门锁上。有时我在想，是否是因为南方人比北方人要警惕。
　　事情发生在那个炎热的午后。
　　那时我做的是下午两点档的一个音乐节目。我通常是在直播开始前的半个小时赶到电台。在夏天我有午睡的习惯 太太那天正好在报社拼版，中午不会回来。
　　平时午睡都是太太叫我起床，那天我就睡过了头，醒来的时候离直播只有半小时了。以往的这个时候，我已坐在办公室里抱着一堆唱片准备进直播间了。我睡眼慢惺忪地爬起来，走到院子里，看到铁门上的大黑锁，这才想起钥匙在太太手上。我首先看在院子里是否还有其他人，结果我发现整个院了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手忙脚乱了起来。院墙出奇地高，我知道我根本做不到“狗急跳墙”，房间里又没有装电话。
　　我在院子里急得直跺脚。我站在铁门边，像是一个渴望自由的囚犯。然后通过门缝我看到了他。他是一个正好从弄常里经过的小乞丐。他还是一个孩子，不会超过10岁。他只穿着一条脏兮兮的大短裤，头发零乱得像是一蓬稻草，一只手紧紧地抓着背上的袋子，仿佛里面装满了宝物。
　　我喊住他，我想请他去巷口给太太打个电话。似乎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在我开口之前，我首先想的是我是否应该先给他一点零钱作为一种报酬。我翻遍我的口袋，除了一张自元的纸币便什么也没有了。我有些尴尬，我似乎还无法做到把100元当作是“零钱”给一个乞丐。
　　我飞快地跑回屋子想找出一些零钱，没有成功。然后我看到橱柜里放着的两个大大的昨晚吃剩下的馒头。隔着铁门，我把那两只还很松软的馒头递给了他。我看得出他很高兴，他用蚊子一样的声音向我道谢，转身准备离开。我叫住他，很简短地告诉他我需要他去巷口那个公用电话亭帮我打个电话，并把一张百元纸币放在了他的手掌上。他看了看手里的那张纸币，然后又看了看我。我试着对他微笑，隔着门，我再次对他说，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非常着急。然后我看到他飞快地向弄堂奔去。
　　10分钟以后，他还没有回来，我想他不会回来了。当时我给自己的安慰是，他不回来是对的——他不是一个愚笨的孩了。
　　然后我的邻居回来了，邻居打开了铁门。我借了邻居的钱飞奔到大街上去拦的士。
　　直播没有延误。
　　晚上问起太太，她说没人打电话给她。我笑着对太太说我白信任那个孩子也。太太笑我。我和太太一致认为那个孩子把钱拿去改善生活了。
　　两个月以后的一天，我和太太正忙着搬家。我们终于分期付款买了自己的房子。大铁门敞开着，我和太太与那些搬家公司的人一起忙里忙外。太太突然对我说，门口有人盯着你看呢，顺着太太的目光望过去时，我愣住了：居然是那个小孩！
　　他怯层地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似乎已经很久。我看他的时候，他的肩头微微地舒展了一下，然后，他伸出他拳着的手，缓缓摊开自己的掌心 是一张揉成一团的百元纸币。他把那只手伸给我，黑亮的眼睛望着我和太太。
　　他还用他那种蚊子般细小的声音说道，那天，我是去准备打电话的……那天他沿着长长的巷子刚跑出去，一辆突如其来的小面包车把他的腿撞伤了。他的小伙伴救了他，他在他简陋的房间里，躺了两个月。尽管我们告诉他他可以保留这张纸币，这100元是他的了，可是他走的时候，还是固执地把钱留了下来。我和太太安静地注视着他的离去，用一种近乎崇拜的眼神。
　　也许，生活可以庸俗地把城市当中的人分为三六九等，但是那一瞬间，我开始相信，诚信作为一种古老的品质，可以让任何一个人发出天使一样的光芒，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的人生。
　　题图/车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