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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对四川凉山“悬崖村”彝族青年手机直播及短视频发布的田野调查，探讨了技术赋权下彝族青年群体通过手机新媒体进行的文化实践：手机直播和短视频成为他们文化实践的新样式，文化展演以多元立体的符号化展演、场景化展演和风格化展演，向世人展现其独特的“悬崖村”风光及彝族文化。这种文化展演促进了彝族青年自我认知，触发了彝族青年文化实践，形成了囊括独特少数民族文化景观的文化自觉。
关键词：“悬崖村”彝族青年 手机直播 短视频 文化展演
2017年10月，23岁的大凉山“悬崖村”彝族小伙某色拉博以“悬崖飞人”的ID，在快手平台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一次40分钟的直播：记录他和小伙伴攀爬钢管天梯出行的情景，这为他在接下来的5个月内带来了13多万粉丝，他在腾讯视频平台上发布的《悬崖村飞人》短视频播放量甚至超过了2.7亿次，由此成为“悬崖村”第一个网红直播彝族青年；22岁的杨阳（彝族名：某色苏不惹）随后无意在快手平台上传了一段10秒的“悬崖村”景观视频被平台推上热门，点击量多达50余万次，于是他开始尝试直播，第一次直播杨阳收到了300多元的打赏，此后他每天上午8点准时直播，介绍“悬崖村”的景观和变化，2017年通过直播他卖出了80多斤土蜂蜜，收入9600元，相当于过去全家人一年的收入。
以上两个来自大凉山“悬崖村”的案例，都在表明一个事实：手机正在改变着偏远彝区信息不对称的历史，当地彝族青年正借助手机新媒体平台展开文化实践，曾经的“直过民族”开始进入信息社会，曾经与世隔绝的“三州三区”深度贫困地区的彝乡，正在蜕变为视频直播平台上的热点IP，这种文化展演更是成为他们对生活方式的一种理解和阐释，改变着他们的生活状况，凝聚着民族文化精神。
一、研究背景与源起
“悬崖村”又名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位于大凉山腹地，彝族世居土著人口99%，坐落于海拔1400米至1600米的山脊上，地形以山地悬崖为主，村民世代进出大山的唯一工具是用藤条和木棍编成的“天梯”，因此得名“悬崖村”。2017年6月，互联网正式接入“悬崖村”，村民们开设了快手账号，向外界展示村貌，当地年轻人中还诞生了“悬崖飞人”等网红。
1.手机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为少数民族文化认同带来机遇。手机媒体具有移动性、广泛受众、个性化内容和多种交互形式的优点，智能手机的传播特性打破了信息传播的区域差异和时空障碍，缩小了与外界之间的隔阂与距离，信源能在最大幅度和范围内得到最快传播，手机媒介也成为超越其他传统媒体的“第一媒体”，成为新的和主要的信息传播介质和载体，使得彝族青年轻松接触到信息成为可能。
技术赋权下彝族青年个体使用手机对彝族文化的主动关注和参与正在增强，手机打破了受众被动接受的秩序，提供了个人进行传播的主动权，增强了个人对民族文化的关注，使民族文化的传播秩序更加理性和结构化。
2.手机直播和短视频的传播形式成为文化展演的重要平台。手机直播及短视频是一种去精英化、平民化、碎片化，具有实时性和互动性的新型传播形式，也是当前最受彝族青年青睐的一种文化传播形式和载体：就表现形式而言，短视频融合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是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载体，尤其对于文化程度并不高的民族地区受众，更具有接近性；就进入门槛而言，短视频和直播的门槛相对传统媒体较低，只要拥有一部手机，即可拍摄、制作和上传个性化视频；从用户体验而言，好看易上手，如抖音、快手等视频平台都设计了丰富的后期效果，“一秒变大片”功能的呈现，不同场景切换，背景音乐的插入，各种动感时尚滤镜和元素的融入，最大程度满足了青年追求时尚趣味又喜爱新鲜，寻求感官刺激的心理特征。
二、“悬崖村”彝族青年手机直播和短视频中的文化展演解析
米尔顿·辛格认为“文化展演”包括音乐会、讲演、戏剧，也包括了仪式和节日。文化表演也被翻译成“文化展演”，国内学者认为，在媒体的背景下“展演”的范围已经超越了“仪式”和“节日”范畴，它不仅仅是一种“儀式表演”，而是更广泛的意义上的一种“文化展演”。 理查德·鲍曼认为“文化展演”特别的地方在于其表演聚焦在社会群体体验中的一个突出主题，如民族、历史事件、宗教关怀或体育比赛等。演出中的演员、接受者、参赛者、庆祝参与者和舞者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获得更强大、更深刻的自我认同。在这样的跨文化语境中，笔者将本研究涉及的文化展演分为以下三类。
1.符号化展演——彝族民俗文化内涵的深度解读。文化中的个体都不可避免地与同类或不同文化中的其他个体进行互动和交流，人们将会感受到来自不同文化的冲击，这种跨文化交流是来自两种或更多不同文化的“陌生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其核心是人们如何使用符号来表达故事。根据传播戏剧理论，表演过程中意义和行动是在场景中产生的，人们通过符号过滤现实世界，利用他们经历过的重大事件和共同的公共仪式来建立自己的形象，加强他们与集体的联系，彝族青年通过民间仪式实现对本民族英雄祖先的记忆及民族认知，是对其集体意识的最佳诠释。
一是象征符号：仪式展演。涂尔干认为，仪式的主要目的是“确保集体意识之持续性，确认自己和他人同处于一个群体之中”。仪式提醒人们集体意识高于个人意识，并通过语言和行为将离散的社会部分组成有机体。
在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的彝族火把节里，所有村庄会举行盛大仪式：崇拜天地，祭祀火祭，祭祀祖先，驱逐邪恶，祈求丰收。不少彝族青年会发布彝族花腰歌舞、大三弦等乐器演出，赛马、斗牛、摔跤、斗羊比赛等节日盛况。在彝族年里，也能看到当地青年在家作“毕摩”仪式等祈祷、祭祀的情形。
二是视觉符号：舞蹈与服饰。文化展演具有表演的性质和特点，通过表演向人们展示其“封装”（Encapsulate）的文化信息及观念内容。这种表演最常见的内容莫过于带着彝族元素的舞蹈和服饰。彝族的“达体舞”是彝族人民在劳动中自创的民间舞蹈，“达体”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极其广泛的群众性和高度娱乐性，在短视频《悬崖村幼儿园的孩子跳起了达体舞》里，就很好地向外人进行了展示。 彝族人用黑、红、黄三色文化来表达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直播及短视频镜头里不时会有彝族青年向大家展示身上三色相间的彝族传统服饰：彝族男士身穿黑色窄袖斜挎上衣和阔腿裤，中年女性头戴黑色头巾，《天梯迎来新娘子》短视频画面中也展示了穿着彝族礼服的新郎背着搭着盖头的新娘，从山脚爬到山顶，亲友相随的感人画面。
三是听觉符号：音乐。“文化表演”包括在视听表演中表现突出的文化活动，尤其是基于视听演示的舞台表演。不少短视频里的插曲都来自彝族歌手原创的原生态歌曲如：《阿果吉曲》《阿衣莫》《诺苏阿依》《阿依勒伙黑莫侧》《诺苏的孩子》等。在《凉山谣》这首歌里，歌词带领我们到歌中描述的茂密森林、黑暗洞穴、深深峡谷和叠嶂的群山怀抱里去，感受到了浓厚的原始风味和家乡情节。
2.场景化展演——日常生活的“舞台化”。文化中的仪式和节日形成了一种文化表演，在手机镜头的聚焦下个体被置于全视图中，媒体的介入使得个体的私人空间成为对所有观众的开放空间，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在镜头呈现之后被放大，并赋予了戏剧性的舞台效果。
本研究发现彝族青年直播的选题和场景都极具生动性和鲜活性。以“悬崖村”为关键词，辐射彝乡日常生活，大部分是主播身边的趣事和日常生活场景的再现：“悬崖村风光”“田间的日常劳作”“推售特色农产品”“彝族文化与风俗”“我的特殊技能”等。
《你们买过年猪了吗？》《小妹妹背鸡去赶集》《救困在悬崖上的羊》《找药》《外嫁的姐妹回娘家》《80年代的彝族美食》等，这类视频向外人展示了悬崖天梯的风光和村民的日常生活场景；在《今天背核桃下山》中，主播介绍了自己家的核桃以及他下山卖核桃的场景，类似的直播售卖还包括：油橄榄、三七、土蜂蜜、老腊肉、土豆、青花椒等；《大哥你在干嘛》《游客欢迎来到“悬崖村”》《北京来的兄弟恐高》等短视频记录了随着越来越多游客的到来，村民与他们途中的邂逅、热情地攀谈和短暂陪同随行的内容，村民小凡曾发过一条《卡住清华大学生》的视频，讲述了一群来考察的清华大学生志愿者，其中一位学生不小心把腿卡进了钢管里，当地村民集体帮忙取出的短视频，获得了较高的访问量。
3.风格化展演——对生活方式的一种理解与阐释。在当地彝族青年他们自己的文化系统中，他们独特的审美评价标准来自于他们对自己的想象和定义，并按照这种标准来展现自己。
一是逆主流的语言风格。这里的语言指的是手机直播和短视频标题，及主播在直播中使用的语言。比如，《小妹妹背鸡去赶集》《救困在悬崖上的羊》《“悬崖村”爸爸带鱼回家》《“悬崖村”卖猪就这样抱上去》《今天给妈妈换一双鞋子》，这样的题材来源于彝乡日常生活，充满了乡土气息，淳朴不失幽默，传递出了他们乐观的生活态度和朴质的正能量。短视频里不时会插入“点点关注”“走一波”“老铁”“爱心”等新潮语言及与观众互动的直播用语。
二是急于突围和宣泄的内容风格。网红们一夜成名的神话也诱惑着大凉山的彝族青年们，现实生活中的他们因为没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和传播途径，长期处于被忽视和遗忘的状态，可他们也渴望成名、被人关注、受到打赏。为了吸引更多眼球，他们卖力地表演。笔者观察到2018年11月彝族年期间的部分短视频内容：梳着杀马特发型的儿童；一头脏辫，在钢管天梯上展示自己驾驭荧光绿的摩托车技的返乡青年；夜晚赤脚在雪地里兴奋奔跑的拉博；拎着行李箱，穿着不合时宜的高跟鞋爬天梯返乡的小姐姐；在悬崖峭壁上冒着生命危险展示自己飞檐走壁绝活的青年等。
三、以文化展演激发民族文化自觉
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围绕特定主题进行的彝族青年文化展演，并不是单一的个体行为，而是其背后“文化自觉”发挥集体性支配作用的结果。手机直播和短视频平台技术赋能了彝族青年，促进其对“己文化”的重构认知，强化了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进而提高文化适应性。
1.文化展演唤醒了彝族青年集体记忆。 法国学者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根据记忆的时间维度和意义产生，区别出两种记忆模式：沟通记忆和文化记忆。前者与人们的日常互動有关，存在的生命周期有限；后者指向神话传说、传统仪式，或是被媒介保存下来关于过去或者是现在的文本信息。在彝族青年文化展演的“舞台”上，熟悉的乡土情景和日常互动为彝族青年提供了记忆唤醒的情景框架，视频处理技术的“低门槛”推动了沟通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双重勾连。在多元媒介平台的互动中，彝族青年乐于展示自我，展示张扬个性的青春，完成了一次次对民族记忆的集体唤醒和视觉表现。
2.文化展演促进了彝族青年自我呈现。文化自觉的形成离不开“自我”与“他者”之间角色的辨认。从2017年互联网信号覆盖“悬崖村”以来，彝族青年就开始了通过手机平台与外界进行对照和互动的交往轴承。他们在反观他者过程中开始进行反思与参照学习，从而塑造出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理想自我”：“人们通过一系列的符号来进行表演，目的是赢得观众认可，同时塑造在别人眼中自己的理想形象”。比如，悬崖村“网红飞人”拉博发布在快手平台的短视频中《主播采访美国记者》《做梦的自由》《CCTV来采访我直播》《我要翻过那座山》《第一次上电视的时候》这些标题无不具备理想化色彩。在《我的视频播放量2.6个亿》短视频中，他还插入了自己被不同媒体报道的图片。我们应该看到，少数民族青年的文化展演有着一种“天真烂漫”的拔高或想象，这种自我认知与真实自我不同，更是一种日常生活被媒介化后，互动体验和自我期待交织后做出的日常呈现行动。
3.文化展演加速了彝族青年文化实践。彝族青年的文化展演通过直播与短视频平台传播，拥有了特定的互动受众和消费群体。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展演”这一文化产品通过网络互动与商品消费相连接，反过来形成可持续的文化再生产，促进了彝族青年文化实践以及推陈出新。如“悬崖村”的青年们把无污染、纯绿色的土特产、农作物搬到短视频或直播里；将九曲十八湾小溪，远山含黛的原生态风光摄入镜头中；把爬天梯、过吊桥、剥玉米等生活片段纳入展演项目中。多元的互动场景满足不同受众观看需求，彝族青年在少数民族文化图景展现中加速了现实生活的文化实践，将践行文化自觉真正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在这样一个文化再生产过程中，从“自知”到“自我”再到“自觉”，一种集体的而非独立的，旧符号与新叙事交织的文化实践不断进行。进一步激发了彝族青年对本民族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归属感，成为少数民族文化创新适应性发展的不竭动力。
作者江凌系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网络新媒体系讲师严雯嘉系香港城市大学传播与新媒体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2018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青年项目“智能手机对彝族青年生活方式及其家乡振兴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凉山彝寨的实证考察”（项目编号：18CXW013）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Singer，Milton B.When a great tradition modernized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Indian Civilization [M].New York：Praeger，1972.
[2]朱凌非，孙信茹.文化表演：传媒语境中的理解与阐释[J].广西民族研究，2005（01）.
[3][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4][美]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M].杨利慧，安德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5]郑雪，王磊.中国留学生的文化认同、社会取向与主观幸福感[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5（01）.
[6]Goffman，E.Frame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1974.
[7]费宗惠，张荣华.费孝通论文化自觉[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8]冯亚琳，[德]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余传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关键词：“悬崖村”彝族青年 手机直播 短视频 文化展演
2017年10月，23岁的大凉山“悬崖村”彝族小伙某色拉博以“悬崖飞人”的ID，在快手平台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一次40分钟的直播：记录他和小伙伴攀爬钢管天梯出行的情景，这为他在接下来的5个月内带来了13多万粉丝，他在腾讯视频平台上发布的《悬崖村飞人》短视频播放量甚至超过了2.7亿次，由此成为“悬崖村”第一个网红直播彝族青年；22岁的杨阳（彝族名：某色苏不惹）随后无意在快手平台上传了一段10秒的“悬崖村”景观视频被平台推上热门，点击量多达50余万次，于是他开始尝试直播，第一次直播杨阳收到了300多元的打赏，此后他每天上午8点准时直播，介绍“悬崖村”的景观和变化，2017年通过直播他卖出了80多斤土蜂蜜，收入9600元，相当于过去全家人一年的收入。
以上两个来自大凉山“悬崖村”的案例，都在表明一个事实：手机正在改变着偏远彝区信息不对称的历史，当地彝族青年正借助手机新媒体平台展开文化实践，曾经的“直过民族”开始进入信息社会，曾经与世隔绝的“三州三区”深度贫困地区的彝乡，正在蜕变为视频直播平台上的热点IP，这种文化展演更是成为他们对生活方式的一种理解和阐释，改变着他们的生活状况，凝聚着民族文化精神。
一、研究背景与源起
“悬崖村”又名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位于大凉山腹地，彝族世居土著人口99%，坐落于海拔1400米至1600米的山脊上，地形以山地悬崖为主，村民世代进出大山的唯一工具是用藤条和木棍编成的“天梯”，因此得名“悬崖村”。2017年6月，互联网正式接入“悬崖村”，村民们开设了快手账号，向外界展示村貌，当地年轻人中还诞生了“悬崖飞人”等网红。
1.手机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为少数民族文化认同带来机遇。手机媒体具有移动性、广泛受众、个性化内容和多种交互形式的优点，智能手机的传播特性打破了信息传播的区域差异和时空障碍，缩小了与外界之间的隔阂与距离，信源能在最大幅度和范围内得到最快传播，手机媒介也成为超越其他传统媒体的“第一媒体”，成为新的和主要的信息传播介质和载体，使得彝族青年轻松接触到信息成为可能。
技术赋权下彝族青年个体使用手机对彝族文化的主动关注和参与正在增强，手机打破了受众被动接受的秩序，提供了个人进行传播的主动权，增强了个人对民族文化的关注，使民族文化的传播秩序更加理性和结构化。
2.手机直播和短视频的传播形式成为文化展演的重要平台。手机直播及短视频是一种去精英化、平民化、碎片化，具有实时性和互动性的新型传播形式，也是当前最受彝族青年青睐的一种文化传播形式和载体：就表现形式而言，短视频融合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是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载体，尤其对于文化程度并不高的民族地区受众，更具有接近性；就进入门槛而言，短视频和直播的门槛相对传统媒体较低，只要拥有一部手机，即可拍摄、制作和上传个性化视频；从用户体验而言，好看易上手，如抖音、快手等视频平台都设计了丰富的后期效果，“一秒变大片”功能的呈现，不同场景切换，背景音乐的插入，各种动感时尚滤镜和元素的融入，最大程度满足了青年追求时尚趣味又喜爱新鲜，寻求感官刺激的心理特征。
二、“悬崖村”彝族青年手机直播和短视频中的文化展演解析
米尔顿·辛格认为“文化展演”包括音乐会、讲演、戏剧，也包括了仪式和节日。文化表演也被翻译成“文化展演”，国内学者认为，在媒体的背景下“展演”的范围已经超越了“仪式”和“节日”范畴，它不仅仅是一种“儀式表演”，而是更广泛的意义上的一种“文化展演”。 理查德·鲍曼认为“文化展演”特别的地方在于其表演聚焦在社会群体体验中的一个突出主题，如民族、历史事件、宗教关怀或体育比赛等。演出中的演员、接受者、参赛者、庆祝参与者和舞者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获得更强大、更深刻的自我认同。在这样的跨文化语境中，笔者将本研究涉及的文化展演分为以下三类。
1.符号化展演——彝族民俗文化内涵的深度解读。文化中的个体都不可避免地与同类或不同文化中的其他个体进行互动和交流，人们将会感受到来自不同文化的冲击，这种跨文化交流是来自两种或更多不同文化的“陌生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其核心是人们如何使用符号来表达故事。根据传播戏剧理论，表演过程中意义和行动是在场景中产生的，人们通过符号过滤现实世界，利用他们经历过的重大事件和共同的公共仪式来建立自己的形象，加强他们与集体的联系，彝族青年通过民间仪式实现对本民族英雄祖先的记忆及民族认知，是对其集体意识的最佳诠释。
一是象征符号：仪式展演。涂尔干认为，仪式的主要目的是“确保集体意识之持续性，确认自己和他人同处于一个群体之中”。仪式提醒人们集体意识高于个人意识，并通过语言和行为将离散的社会部分组成有机体。
在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的彝族火把节里，所有村庄会举行盛大仪式：崇拜天地，祭祀火祭，祭祀祖先，驱逐邪恶，祈求丰收。不少彝族青年会发布彝族花腰歌舞、大三弦等乐器演出，赛马、斗牛、摔跤、斗羊比赛等节日盛况。在彝族年里，也能看到当地青年在家作“毕摩”仪式等祈祷、祭祀的情形。
二是视觉符号：舞蹈与服饰。文化展演具有表演的性质和特点，通过表演向人们展示其“封装”（Encapsulate）的文化信息及观念内容。这种表演最常见的内容莫过于带着彝族元素的舞蹈和服饰。彝族的“达体舞”是彝族人民在劳动中自创的民间舞蹈，“达体”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极其广泛的群众性和高度娱乐性，在短视频《悬崖村幼儿园的孩子跳起了达体舞》里，就很好地向外人进行了展示。 彝族人用黑、红、黄三色文化来表达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直播及短视频镜头里不时会有彝族青年向大家展示身上三色相间的彝族传统服饰：彝族男士身穿黑色窄袖斜挎上衣和阔腿裤，中年女性头戴黑色头巾，《天梯迎来新娘子》短视频画面中也展示了穿着彝族礼服的新郎背着搭着盖头的新娘，从山脚爬到山顶，亲友相随的感人画面。
三是听觉符号：音乐。“文化表演”包括在视听表演中表现突出的文化活动，尤其是基于视听演示的舞台表演。不少短视频里的插曲都来自彝族歌手原创的原生态歌曲如：《阿果吉曲》《阿衣莫》《诺苏阿依》《阿依勒伙黑莫侧》《诺苏的孩子》等。在《凉山谣》这首歌里，歌词带领我们到歌中描述的茂密森林、黑暗洞穴、深深峡谷和叠嶂的群山怀抱里去，感受到了浓厚的原始风味和家乡情节。
2.场景化展演——日常生活的“舞台化”。文化中的仪式和节日形成了一种文化表演，在手机镜头的聚焦下个体被置于全视图中，媒体的介入使得个体的私人空间成为对所有观众的开放空间，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在镜头呈现之后被放大，并赋予了戏剧性的舞台效果。
本研究发现彝族青年直播的选题和场景都极具生动性和鲜活性。以“悬崖村”为关键词，辐射彝乡日常生活，大部分是主播身边的趣事和日常生活场景的再现：“悬崖村风光”“田间的日常劳作”“推售特色农产品”“彝族文化与风俗”“我的特殊技能”等。
《你们买过年猪了吗？》《小妹妹背鸡去赶集》《救困在悬崖上的羊》《找药》《外嫁的姐妹回娘家》《80年代的彝族美食》等，这类视频向外人展示了悬崖天梯的风光和村民的日常生活场景；在《今天背核桃下山》中，主播介绍了自己家的核桃以及他下山卖核桃的场景，类似的直播售卖还包括：油橄榄、三七、土蜂蜜、老腊肉、土豆、青花椒等；《大哥你在干嘛》《游客欢迎来到“悬崖村”》《北京来的兄弟恐高》等短视频记录了随着越来越多游客的到来，村民与他们途中的邂逅、热情地攀谈和短暂陪同随行的内容，村民小凡曾发过一条《卡住清华大学生》的视频，讲述了一群来考察的清华大学生志愿者，其中一位学生不小心把腿卡进了钢管里，当地村民集体帮忙取出的短视频，获得了较高的访问量。
3.风格化展演——对生活方式的一种理解与阐释。在当地彝族青年他们自己的文化系统中，他们独特的审美评价标准来自于他们对自己的想象和定义，并按照这种标准来展现自己。
一是逆主流的语言风格。这里的语言指的是手机直播和短视频标题，及主播在直播中使用的语言。比如，《小妹妹背鸡去赶集》《救困在悬崖上的羊》《“悬崖村”爸爸带鱼回家》《“悬崖村”卖猪就这样抱上去》《今天给妈妈换一双鞋子》，这样的题材来源于彝乡日常生活，充满了乡土气息，淳朴不失幽默，传递出了他们乐观的生活态度和朴质的正能量。短视频里不时会插入“点点关注”“走一波”“老铁”“爱心”等新潮语言及与观众互动的直播用语。
二是急于突围和宣泄的内容风格。网红们一夜成名的神话也诱惑着大凉山的彝族青年们，现实生活中的他们因为没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和传播途径，长期处于被忽视和遗忘的状态，可他们也渴望成名、被人关注、受到打赏。为了吸引更多眼球，他们卖力地表演。笔者观察到2018年11月彝族年期间的部分短视频内容：梳着杀马特发型的儿童；一头脏辫，在钢管天梯上展示自己驾驭荧光绿的摩托车技的返乡青年；夜晚赤脚在雪地里兴奋奔跑的拉博；拎着行李箱，穿着不合时宜的高跟鞋爬天梯返乡的小姐姐；在悬崖峭壁上冒着生命危险展示自己飞檐走壁绝活的青年等。
三、以文化展演激发民族文化自觉
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围绕特定主题进行的彝族青年文化展演，并不是单一的个体行为，而是其背后“文化自觉”发挥集体性支配作用的结果。手机直播和短视频平台技术赋能了彝族青年，促进其对“己文化”的重构认知，强化了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进而提高文化适应性。
1.文化展演唤醒了彝族青年集体记忆。 法国学者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根据记忆的时间维度和意义产生，区别出两种记忆模式：沟通记忆和文化记忆。前者与人们的日常互動有关，存在的生命周期有限；后者指向神话传说、传统仪式，或是被媒介保存下来关于过去或者是现在的文本信息。在彝族青年文化展演的“舞台”上，熟悉的乡土情景和日常互动为彝族青年提供了记忆唤醒的情景框架，视频处理技术的“低门槛”推动了沟通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双重勾连。在多元媒介平台的互动中，彝族青年乐于展示自我，展示张扬个性的青春，完成了一次次对民族记忆的集体唤醒和视觉表现。
2.文化展演促进了彝族青年自我呈现。文化自觉的形成离不开“自我”与“他者”之间角色的辨认。从2017年互联网信号覆盖“悬崖村”以来，彝族青年就开始了通过手机平台与外界进行对照和互动的交往轴承。他们在反观他者过程中开始进行反思与参照学习，从而塑造出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理想自我”：“人们通过一系列的符号来进行表演，目的是赢得观众认可，同时塑造在别人眼中自己的理想形象”。比如，悬崖村“网红飞人”拉博发布在快手平台的短视频中《主播采访美国记者》《做梦的自由》《CCTV来采访我直播》《我要翻过那座山》《第一次上电视的时候》这些标题无不具备理想化色彩。在《我的视频播放量2.6个亿》短视频中，他还插入了自己被不同媒体报道的图片。我们应该看到，少数民族青年的文化展演有着一种“天真烂漫”的拔高或想象，这种自我认知与真实自我不同，更是一种日常生活被媒介化后，互动体验和自我期待交织后做出的日常呈现行动。
3.文化展演加速了彝族青年文化实践。彝族青年的文化展演通过直播与短视频平台传播，拥有了特定的互动受众和消费群体。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展演”这一文化产品通过网络互动与商品消费相连接，反过来形成可持续的文化再生产，促进了彝族青年文化实践以及推陈出新。如“悬崖村”的青年们把无污染、纯绿色的土特产、农作物搬到短视频或直播里；将九曲十八湾小溪，远山含黛的原生态风光摄入镜头中；把爬天梯、过吊桥、剥玉米等生活片段纳入展演项目中。多元的互动场景满足不同受众观看需求，彝族青年在少数民族文化图景展现中加速了现实生活的文化实践，将践行文化自觉真正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在这样一个文化再生产过程中，从“自知”到“自我”再到“自觉”，一种集体的而非独立的，旧符号与新叙事交织的文化实践不断进行。进一步激发了彝族青年对本民族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归属感，成为少数民族文化创新适应性发展的不竭动力。
作者江凌系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网络新媒体系讲师严雯嘉系香港城市大学传播与新媒体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2018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青年项目“智能手机对彝族青年生活方式及其家乡振兴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凉山彝寨的实证考察”（项目编号：18CXW013）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Singer，Milton B.When a great tradition modernized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Indian Civilization [M].New York：Praeger，1972.
[2]朱凌非，孙信茹.文化表演：传媒语境中的理解与阐释[J].广西民族研究，2005（01）.
[3][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4][美]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M].杨利慧，安德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5]郑雪，王磊.中国留学生的文化认同、社会取向与主观幸福感[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5（01）.
[6]Goffman，E.Frame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1974.
[7]费宗惠，张荣华.费孝通论文化自觉[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8]冯亚琳，[德]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余传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