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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人生的第99个年头，“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遗孀，“中科院最美的玫瑰”李佩先生大脑的“内存越来越小”，记忆力大不如以前了。她一个月给保姆发了3回工资；她说现在的电视节目太难看了，“民国的人去哪儿了？”
在她狭小的客厅里，那个腿已有些歪的灰色布沙发，60年间，承受过不同年代许多大人物的身体。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白春礼、朱清时、饶毅、施—公……都曾是那个沙发的客人。但是有时人来得多了，甭管多大的官儿，都得坐小马扎。
中关村科源社区的13、14、15号楼，曾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奠基者：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的8位一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赵九章、顾准、王淦昌、杨嘉墀、贝时璋等人都曾在这里住过。此外还包括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9名院士、第一批254位学部委员中的32位。
如今，老楼楼道里贴满了“疏通下水道”的小广告，小院里四处堆放着杂物。这里已不再是“中国最聪明头脑的聚集地”，而是租住着很多外来打工者，随便敲开一扇门，探出一个脑袋：“王淦昌？贝时璋？郭永怀？没听说过。”但是李佩先生的家还在13号楼里。这60年不变的家，就像中关村的一座孤岛。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
郭永怀、李佩夫妇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是钱学森先生邀请的。1956年，钱先生在曾数次致信郭永怀：“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在所里为你准备好了‘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回国后，郭永怀便担任了力学所副所长，李佩则在中科院做外事工作。
1963年，中央为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步伐，开始在青海进行试验，郭永怀经常在北京和青海之间奔波，频繁的高原反应，使50多岁的他显得格外苍老。“老郭从没跟我说过他干什么，我也不问。他经常出差，每次要出差的时候，就自个儿拿一个小的手提箱，装一点衣服搁在里头，单位给他们几个配了个车，那时我一看到车停楼下，就知道老郭又要走了。”直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第二天，郭永怀和好友一起开心地喝酒，李佩才意识到了什么。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再次来到青海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做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2月4日，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在当晚就急忙赶到了兰州，准备乘飞机返回北京。5日凌晨6时左右，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当时飞机上有十几个人，只有一个人幸存。他回忆说，在飞机开始剧烈晃动的时候，他听到一个人大喊：“我的公文包！”后来的事情就不记得了。
在烧焦的尸体中，有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把他们分开时，才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有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最后，经确认这两个人是59岁的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据力学所的同事回忆，得知噩耗的李佩极其镇静，几乎没说一句话。那个晚上，她完全醒着，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只是偶尔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在郭永怀的追悼会上，当时被怀疑是特务，受到严重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在当时那样的环境里，敢于坐在李佩旁边，说一句安慰的话，都需要奠大的勇气。
郭永怀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那些时候，楼下的人常听到李佩的女儿郭芹用钢琴弹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后来，李佩将郭永怀的骨灰从等级森严的八宝山烈士公墓请了出来，埋葬在中科院力学所内的郭永怀雕塑下面。同时，她还将一同牺牲的警卫员牟方东的部分骨灰，也安放在了雕塑下面。她说：“小牟太年轻了，太可惜了，也是因为跟了他，所以才牺牲的。”郭永怀走后没两年，十几岁的女儿去了内蒙古当知青，李佩则去了合肥中科大继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政治的湍流一次次把她们卷进漩涡。
此后的几十年来，李佩先生几乎从不提起“老郭的死”，没人说得清，她承受了怎样的痛苦。只是，她有时杲杲地站在阳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已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几天以后，她又像平常一样，又拎着一台收录机给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只是声音沙哑。“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李佩的老朋友颜基义先生，曾用米兰·昆德拉的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女儿郭芹最后一次见到住在楼下的作家边东子，用一双诚恳的眼睛说：“写写我爸爸吧。”边东子后来写了《中关村特楼的故事》，他说：“即使是功力深厚，又如何能写全、写透、写准她那个了不起的爸爸和同样了不起的妈妈！”直到1999年9月18日，李佩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的烈士。李佩回家后，女儿郭芹的朋友们都嚷着要来她家看“那坨大金子”。该奖章直径8厘米，用99.8%纯金铸造，重515克——大家都感慨，“确实沉得吓人”。4年后，李佩托个到合肥的朋友，把这枚奖章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当时她只是随手将它装在了朋友的行李箱里，时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打开箱子时，十分感动。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
在李佩眼里，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几年前，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李佩让小她30多岁的忘年交李伟格陪着，一起去银行，把60万元捐给了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老太太对李伟格说。
至今，李佩先生家客厅里的茶几还是60年前回国时家里给的陪嫁。早年从美国带回的手摇计算机、电风扇、小冰箱，捐了。郭永怀走后，写字台、书、音乐唱片，捐了。李佩先生一生教学的英语教案，捐了。汶川大地震，挽救昆曲，为智障幼儿园，她都捐钱。有后辈说她对待名利的样子，就像居里夫人把最大额的英镑当书签，把诺奖的奖牌随意给孩子当玩具。直到前年，郭永怀104岁诞辰日，李佩拿出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藏品，捐给力学所：那是郭永怀生前使用过的纪念印章、精美计算尺、浪琴怀表，以及1968年郭永怀牺牲时，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用信封包装的郭先生的遗物——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如今，这些东西都保留在力学所的304房间，深棕色的门上面写着“郭永怀副所长办公室”。隔壁是“钱学森所长办公室”。钱学森说得没错，从办公室往外看，是一排高大葱绿的松树。当“文革”结束，李佩重新阪复工作时，已快60岁了。她筹建了中科院研究生院（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最早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当时国内没有研究生英语教材，她就自己编写，每次上课，她都会带着一大卷油印教材发给学生。她大胆地让学生读《双城记》、《傲慢与偏见》等原版英文书。所有毕业生论文答辩，她都要求学生用英语陈述。 很多学生回忆，李佩先生从不大声训斥学生，却有一种“微笑的严厉”，她把最淘气的学生调在第一排，这种无形的压力让人做梦都在说英语。在现任中科大英语系主任彭工眼里，总给同事带些小点心的李佩先生做事果断，是一种“有人情味的果断”。钱、年龄对她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
这个经历过风浪的女人，在那个年代做了很多擦边的事，有的甚至是“提着脑袋”在干。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李佩就向学生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研究生的办法，鼓励大家申请自费留学。“文革”刚结束，人才匮乏。她就找那些曾被打成右派，甚至进过监狱的英语人才，从事教学工作。事实证明，她的眼光很准。她请出山的“右派”许孟雄，是邓小平1979年1月出访美国时，英文文件的把关人。
她还和李政道一起推动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帮助了国内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当时没有托福、GRE考试，李佩先生就自己出题，李政道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选录学生。1987年，李佩退休了，她高兴地说，以后坐公交车可以免票了。但她给博士生的课，却一直上到了80多岁。马石庄是李佩博士英语班上的学生。如今，他在大小场合发言、讲课，也都是站着。他说，这是跟李佩先生学的，“李先生70多岁在讲台上给博士生讲几个小时的课，从来没有坐过，连靠着讲台站的姿势都没有”。他还说他一生中遇到过很多好老师，但李先生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老师”。在马石庄眼里，李先生是真正的“大家闺秀”。她原来在北大念书，北平沦陷后，她从天津搭煤船到了香港，再辗转越南，进入云南西南联大。她是在日本人的轰炸中求的学。她曾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工联大会和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她和郭永怀放弃美国优裕的条件，回国时，把汽车送给了最后一个给他们送行的人。马石庄说他在和李先生的多年的交往，感觉这个老太太淡定极了，从没有慌慌张张、一丁点邋遢的时候。“一个人从战火中走出来，经历过无数次政治运动，走过大半个地球，中年丧夫，老年丧女，还有什么能让她‘不淡定’、‘不沉静’的？”
“100年里，我们所见的书本上的大人物，李佩先生不但见过，而且还一起生活过、共事过，她见过太多的是是非非、潮起潮落。钱、年龄对她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一个连孤独都不惧怕的人，还惧怕死亡吗？”马石庄说，只有一次，老太太给他打电话，说“有一件私人的事求学校”。当时，他心里还咯噔一下，因为李先生从没为私人的事开过口啊。原来，李先生住的楼后面有一间锁了很久、没人用的平房，李先生希望学校能把钥匙给她，她想给小区的老人收拾出一个读书看报下棋的地方。“李先生一辈子哪里有过私人的事儿！”马石庄感慨道。
李先生的晚年差不多是从80岁才开始的
81岁那年，李佩先生创办了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每周一次，共办了600多场，每场200多人的大会厅坐得满满当当。她请来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里的“名角儿”。黄祖洽、杨乐、资中筠、厉以宁、程郁缀、沈天佑、高登义、甘子钊、饶毅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请来这些大人物讲课，全都是免费的。有一次，她邀请甘子钊院士，“老甘啊，我可没有讲课费给你，最多给你一束鲜花”。甘院士说：“你们的活动经费有限，鲜花也免了吧。”后来，花也是李佩先生自己买的。
大讲坛的内容也五花八门：农村问题、中国古代文学史、天体演化、昆虫、爱斯基摩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美国总统大选、天津大鼓等等。“也只有李佩先生能请得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腕儿。”有人感慨。
开论坛是极其琐碎的工作。有时候和主讲人沟通，从主题到时间确定，来来回回要打几十个电话。确定了主题，她就带着年轻的朋友在中关村四处贴海报，她说，不能贴得太早，也不能贴在风口处，以免被风刮跑了。直到94岁那年，李先生实在“忙不动”了，才关闭了这个论坛。在力学所的一间办公室，她和一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学生，每周三开小型研讨会，“除了寒暑假，平时都风雨无阻”。这样的讲坛延续至今。
我一点儿也不孤独，脑子里好些事
李先生本可以得到很多荣誉，几十年里，曾有无数协会都想让这个能量超大的老太太当会长，但她都拒绝了。她唯一拿到手的是一个长寿老人之类的奖牌。因为访客太多，李先生家客厅的角落摆了很多小板凳。有小朋友来看她，八卦地问：“您爱郭永怀先生什么？”她答：“老郭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不会讲假话。老郭脾气好，不像钱学森爱发脾气。”
在寸土寸金的中关村，13、14和15号楼也面临拆迁的命运。李佩和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院士通过多种渠道呼吁保护这些建筑。2012年，北京市政协终于通过了一个动议案，要求将中关村“特楼”建成科学文化保护区。中关村的居民们都感慨：多亏了这两位老太太！
何泽慧院士几乎成了李先生仅存的老邻居。院里的老人都走了，钱学森走时，李佩还能去送行，等到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她已经没有力气去送最后一程了，只能让人代表她送去了花圈，当时，她伤心难过得3个月都没睡好觉。2015年她又给老朋友、101岁的张劲夫送去了悼词。
何泽慧曾对多次登门、甚至有次对坐在小马扎上的温家宝说：“我在这里住惯了，哪儿也不去了，除非上八宝山。”李先生也对旁人说：“现在，除了到力学所，我就待在家里，哪儿都不去了。”
如今，摘下助听器，李先生已几乎听不到什么了，似乎也没太多的年轻人愿意听她唠叨，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了。但是每一个踏进中关村13号楼李先生家的人，都会十分珍惜拜访的时间，会努力记住这个家的每一处细节，因为大家都明白，多年以后，这个家就是一个博物馆。
据《中国青年报》丛玉华/文 整理
在她狭小的客厅里，那个腿已有些歪的灰色布沙发，60年间，承受过不同年代许多大人物的身体。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白春礼、朱清时、饶毅、施—公……都曾是那个沙发的客人。但是有时人来得多了，甭管多大的官儿，都得坐小马扎。
中关村科源社区的13、14、15号楼，曾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奠基者：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的8位一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赵九章、顾准、王淦昌、杨嘉墀、贝时璋等人都曾在这里住过。此外还包括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9名院士、第一批254位学部委员中的32位。
如今，老楼楼道里贴满了“疏通下水道”的小广告，小院里四处堆放着杂物。这里已不再是“中国最聪明头脑的聚集地”，而是租住着很多外来打工者，随便敲开一扇门，探出一个脑袋：“王淦昌？贝时璋？郭永怀？没听说过。”但是李佩先生的家还在13号楼里。这60年不变的家，就像中关村的一座孤岛。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
郭永怀、李佩夫妇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是钱学森先生邀请的。1956年，钱先生在曾数次致信郭永怀：“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在所里为你准备好了‘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回国后，郭永怀便担任了力学所副所长，李佩则在中科院做外事工作。
1963年，中央为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步伐，开始在青海进行试验，郭永怀经常在北京和青海之间奔波，频繁的高原反应，使50多岁的他显得格外苍老。“老郭从没跟我说过他干什么，我也不问。他经常出差，每次要出差的时候，就自个儿拿一个小的手提箱，装一点衣服搁在里头，单位给他们几个配了个车，那时我一看到车停楼下，就知道老郭又要走了。”直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第二天，郭永怀和好友一起开心地喝酒，李佩才意识到了什么。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再次来到青海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做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2月4日，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在当晚就急忙赶到了兰州，准备乘飞机返回北京。5日凌晨6时左右，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当时飞机上有十几个人，只有一个人幸存。他回忆说，在飞机开始剧烈晃动的时候，他听到一个人大喊：“我的公文包！”后来的事情就不记得了。
在烧焦的尸体中，有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把他们分开时，才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有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最后，经确认这两个人是59岁的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据力学所的同事回忆，得知噩耗的李佩极其镇静，几乎没说一句话。那个晚上，她完全醒着，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只是偶尔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在郭永怀的追悼会上，当时被怀疑是特务，受到严重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在当时那样的环境里，敢于坐在李佩旁边，说一句安慰的话，都需要奠大的勇气。
郭永怀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那些时候，楼下的人常听到李佩的女儿郭芹用钢琴弹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后来，李佩将郭永怀的骨灰从等级森严的八宝山烈士公墓请了出来，埋葬在中科院力学所内的郭永怀雕塑下面。同时，她还将一同牺牲的警卫员牟方东的部分骨灰，也安放在了雕塑下面。她说：“小牟太年轻了，太可惜了，也是因为跟了他，所以才牺牲的。”郭永怀走后没两年，十几岁的女儿去了内蒙古当知青，李佩则去了合肥中科大继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政治的湍流一次次把她们卷进漩涡。
此后的几十年来，李佩先生几乎从不提起“老郭的死”，没人说得清，她承受了怎样的痛苦。只是，她有时杲杲地站在阳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已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几天以后，她又像平常一样，又拎着一台收录机给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只是声音沙哑。“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李佩的老朋友颜基义先生，曾用米兰·昆德拉的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女儿郭芹最后一次见到住在楼下的作家边东子，用一双诚恳的眼睛说：“写写我爸爸吧。”边东子后来写了《中关村特楼的故事》，他说：“即使是功力深厚，又如何能写全、写透、写准她那个了不起的爸爸和同样了不起的妈妈！”直到1999年9月18日，李佩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的烈士。李佩回家后，女儿郭芹的朋友们都嚷着要来她家看“那坨大金子”。该奖章直径8厘米，用99.8%纯金铸造，重515克——大家都感慨，“确实沉得吓人”。4年后，李佩托个到合肥的朋友，把这枚奖章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当时她只是随手将它装在了朋友的行李箱里，时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打开箱子时，十分感动。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
在李佩眼里，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几年前，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李佩让小她30多岁的忘年交李伟格陪着，一起去银行，把60万元捐给了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老太太对李伟格说。
至今，李佩先生家客厅里的茶几还是60年前回国时家里给的陪嫁。早年从美国带回的手摇计算机、电风扇、小冰箱，捐了。郭永怀走后，写字台、书、音乐唱片，捐了。李佩先生一生教学的英语教案，捐了。汶川大地震，挽救昆曲，为智障幼儿园，她都捐钱。有后辈说她对待名利的样子，就像居里夫人把最大额的英镑当书签，把诺奖的奖牌随意给孩子当玩具。直到前年，郭永怀104岁诞辰日，李佩拿出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藏品，捐给力学所：那是郭永怀生前使用过的纪念印章、精美计算尺、浪琴怀表，以及1968年郭永怀牺牲时，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用信封包装的郭先生的遗物——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如今，这些东西都保留在力学所的304房间，深棕色的门上面写着“郭永怀副所长办公室”。隔壁是“钱学森所长办公室”。钱学森说得没错，从办公室往外看，是一排高大葱绿的松树。当“文革”结束，李佩重新阪复工作时，已快60岁了。她筹建了中科院研究生院（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最早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当时国内没有研究生英语教材，她就自己编写，每次上课，她都会带着一大卷油印教材发给学生。她大胆地让学生读《双城记》、《傲慢与偏见》等原版英文书。所有毕业生论文答辩，她都要求学生用英语陈述。 很多学生回忆，李佩先生从不大声训斥学生，却有一种“微笑的严厉”，她把最淘气的学生调在第一排，这种无形的压力让人做梦都在说英语。在现任中科大英语系主任彭工眼里，总给同事带些小点心的李佩先生做事果断，是一种“有人情味的果断”。钱、年龄对她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
这个经历过风浪的女人，在那个年代做了很多擦边的事，有的甚至是“提着脑袋”在干。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李佩就向学生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研究生的办法，鼓励大家申请自费留学。“文革”刚结束，人才匮乏。她就找那些曾被打成右派，甚至进过监狱的英语人才，从事教学工作。事实证明，她的眼光很准。她请出山的“右派”许孟雄，是邓小平1979年1月出访美国时，英文文件的把关人。
她还和李政道一起推动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帮助了国内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当时没有托福、GRE考试，李佩先生就自己出题，李政道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选录学生。1987年，李佩退休了，她高兴地说，以后坐公交车可以免票了。但她给博士生的课，却一直上到了80多岁。马石庄是李佩博士英语班上的学生。如今，他在大小场合发言、讲课，也都是站着。他说，这是跟李佩先生学的，“李先生70多岁在讲台上给博士生讲几个小时的课，从来没有坐过，连靠着讲台站的姿势都没有”。他还说他一生中遇到过很多好老师，但李先生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老师”。在马石庄眼里，李先生是真正的“大家闺秀”。她原来在北大念书，北平沦陷后，她从天津搭煤船到了香港，再辗转越南，进入云南西南联大。她是在日本人的轰炸中求的学。她曾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工联大会和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她和郭永怀放弃美国优裕的条件，回国时，把汽车送给了最后一个给他们送行的人。马石庄说他在和李先生的多年的交往，感觉这个老太太淡定极了，从没有慌慌张张、一丁点邋遢的时候。“一个人从战火中走出来，经历过无数次政治运动，走过大半个地球，中年丧夫，老年丧女，还有什么能让她‘不淡定’、‘不沉静’的？”
“100年里，我们所见的书本上的大人物，李佩先生不但见过，而且还一起生活过、共事过，她见过太多的是是非非、潮起潮落。钱、年龄对她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一个连孤独都不惧怕的人，还惧怕死亡吗？”马石庄说，只有一次，老太太给他打电话，说“有一件私人的事求学校”。当时，他心里还咯噔一下，因为李先生从没为私人的事开过口啊。原来，李先生住的楼后面有一间锁了很久、没人用的平房，李先生希望学校能把钥匙给她，她想给小区的老人收拾出一个读书看报下棋的地方。“李先生一辈子哪里有过私人的事儿！”马石庄感慨道。
李先生的晚年差不多是从80岁才开始的
81岁那年，李佩先生创办了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每周一次，共办了600多场，每场200多人的大会厅坐得满满当当。她请来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里的“名角儿”。黄祖洽、杨乐、资中筠、厉以宁、程郁缀、沈天佑、高登义、甘子钊、饶毅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请来这些大人物讲课，全都是免费的。有一次，她邀请甘子钊院士，“老甘啊，我可没有讲课费给你，最多给你一束鲜花”。甘院士说：“你们的活动经费有限，鲜花也免了吧。”后来，花也是李佩先生自己买的。
大讲坛的内容也五花八门：农村问题、中国古代文学史、天体演化、昆虫、爱斯基摩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美国总统大选、天津大鼓等等。“也只有李佩先生能请得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腕儿。”有人感慨。
开论坛是极其琐碎的工作。有时候和主讲人沟通，从主题到时间确定，来来回回要打几十个电话。确定了主题，她就带着年轻的朋友在中关村四处贴海报，她说，不能贴得太早，也不能贴在风口处，以免被风刮跑了。直到94岁那年，李先生实在“忙不动”了，才关闭了这个论坛。在力学所的一间办公室，她和一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学生，每周三开小型研讨会，“除了寒暑假，平时都风雨无阻”。这样的讲坛延续至今。
我一点儿也不孤独，脑子里好些事
李先生本可以得到很多荣誉，几十年里，曾有无数协会都想让这个能量超大的老太太当会长，但她都拒绝了。她唯一拿到手的是一个长寿老人之类的奖牌。因为访客太多，李先生家客厅的角落摆了很多小板凳。有小朋友来看她，八卦地问：“您爱郭永怀先生什么？”她答：“老郭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不会讲假话。老郭脾气好，不像钱学森爱发脾气。”
在寸土寸金的中关村，13、14和15号楼也面临拆迁的命运。李佩和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院士通过多种渠道呼吁保护这些建筑。2012年，北京市政协终于通过了一个动议案，要求将中关村“特楼”建成科学文化保护区。中关村的居民们都感慨：多亏了这两位老太太！
何泽慧院士几乎成了李先生仅存的老邻居。院里的老人都走了，钱学森走时，李佩还能去送行，等到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她已经没有力气去送最后一程了，只能让人代表她送去了花圈，当时，她伤心难过得3个月都没睡好觉。2015年她又给老朋友、101岁的张劲夫送去了悼词。
何泽慧曾对多次登门、甚至有次对坐在小马扎上的温家宝说：“我在这里住惯了，哪儿也不去了，除非上八宝山。”李先生也对旁人说：“现在，除了到力学所，我就待在家里，哪儿都不去了。”
如今，摘下助听器，李先生已几乎听不到什么了，似乎也没太多的年轻人愿意听她唠叨，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了。但是每一个踏进中关村13号楼李先生家的人，都会十分珍惜拜访的时间，会努力记住这个家的每一处细节，因为大家都明白，多年以后，这个家就是一个博物馆。
据《中国青年报》丛玉华/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