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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效应是推动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对其研究具有现实意义。文章对国外经济学家在该领域的相关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总结与分析，发现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笔者对国外实证研究的成果做了梳理和总结，以期得到一些有意义的启示，以便为我国开展相应的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FDI技术溢出；实证研究；综述
一、国外理论研究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企业的技术转移以及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源于跨国公司的形成与发展理论。Hymer(1976)指出，FDI的主要动机是跨国公司为了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上控制生产和市场营销，以便充分利用其专有的知识和技能资产。在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的频繁接触中，跨国公司的专有知识和技能可能不通过市场交易就转移到东道国的当地企业中。即发生技术溢出效应。
对溢出的理论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MacDougall(1960)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的一般福利效应时，首次把技术溢出效应视为FDI的一个重要现象。此后，Cooden(1960)和Caves(1971)在基于估计FDI的成本和收益的目的上，考察FDI对最佳关税、产业模式和福利的影响时，也多次涉及到溢出效应的问题，但距正式理论框架的形成还尚远。20世纪70年代，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理论开始形成。Caves(1974)根据技术扩散对当地厂商的不同影响，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把技术扩散可能存在的外在性分为3类，从而将东道国的潜在收益也分为了3类：分配效率、技术效率、技术转移。
20世纪60—80年代有关FDI技术外溢的主要研究观点可概括为：东道国企业的模仿效应和竞争效应都将会促使FDI技术外溢：东道国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的技术差距和外资规模决定了FDI外溢程度：同时，当地厂商和MNCs子公司各自的决策行为也将对溢出产生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关溢出的理论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突破。在研究视角上，在以MNCs为分析核心的旧框架基础上，还将技术策略联盟融入其中；在研究内容上，在考察了制造业生产技术外溢的相关内容的同时还进一步探讨了服务业组织技术的溢出效应：在分析方法上，在扩展了原有的厂商理论基础上，还进一步将策略论和博弈论引入到对技术溢出的分析中，从而有效地解决了理论分析的技术性问题。
二、国外相关实证研究
对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采用两类基础模型，即劳动生产率模型和道格拉斯函数模型。本文以这两种不同形式的模型为线索对文献研究进行归类。
(一)利用劳动生产率模型对行业内溢出效应的研究
此模型的表达式为LP=α+βk/L+γLQ+δ+FDI+ε，该模型由Caves首次采用，随后Globerman、Blomstrom等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正。模型中LP表示内资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K/L为人均资本投入，LO是行业中本地企业从事技术工作的人员数量占总人员数量的比例，FDI表示外资的参与程度。
1、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最早对FDI行业内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的是哈佛大学的教授Caves。Caves(1974)利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1966年制造业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分别对两个国家的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他首次提出了用于检验的模型。模型的基本形式是VWA=F(WWs，sE，PAU，CALl，DSE，SIZE，IM)。其中被解释变量VWA代表东道国国内部门的人均增加值(代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该形式实际上是检验外资的参与程度(用VWs、SE等表示)对东道国国内企业的生产率(用VWA表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发现在加拿大制造业中，当地企业的利润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正相关。而在澳大利亚制造也中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也呈现正相关。得出的结论是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同外国分支机构的参与程度显著正相关。Blomstrom(1986)选用了1970—1975年墨西哥制造业的数据。将Caves(1974)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换成行业中“劳动生产率差距的变化dLP”(即行业内人均劳动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与行业的平均人均劳动生产效率的差额除以前者)。检验结果支持溢出效应的存在：他认为技术溢出并不是因外资进入而自动发生的，而由此导致的竞争加剧则是促使当地企业生产效率提高的关键因素。Blomstrom和Wolff(1989)选用墨西哥1965-1984年的行业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劳动生产率模型，验证某些特定产业内外资的渗透会不会影响同部门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率以及墨西哥的工业生产水平是不是向美国的生产率水平收敛。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当地企业的生产力水平与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生产力水平存在趋同现象，同时当地企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速度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呈正相关关系，从而也得出了存在正溢出效应的结论。Blomstro m和Person选用墨西哥1970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将劳动生产率作为技术水平的评价指标，同时选用行业资本密集度以及劳动力绩效作为影响特征变量。实证得出了存在正溢出效应。Liu等(2000)考察1991—1995年间英国制造业的行业面板数据，以产业内的劳动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发现在英国制造业也存在明显的FDI正溢出效应，同时他们还发现在技术差距比较小的行业里溢出效应更加明显。与Kokko的观点相类似，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在技术差距较小时，当地企业具有较高的吸收能力所导致的。
2、不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CantweU(1989)研究了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1955—1982年)美国跨国企业在欧洲的投资及技术活动对欧洲企业的影响，研究了当地企业面对竞争的加剧所做出的反应，将注意力放在了外资企业和本地企业市场份额(不是劳动生产率上)和技术差距上，为研究FDI溢出效应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他还表明对于国内有传统技术优势的行业，美国跨国公司的进人提供了有益的竞争刺激。而其他行业中的国内企业(尤其是国内市场太小而不能使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同时在一个有效率的规模上运营的国家)就基本上被逐出市场。从而证明：FDI并不是在所有行业都产生了溢出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是产生在那些技术差距较小的领域，但在双方技术差距很大的情况下，跨国企业的大量进入，不仅不能减小二者的技术差距，反而会阻碍东道国的技术的发展。Kokko(1994)在研究墨西哥制造业时采用内资 企业人均劳动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发现FDI变量估计值无论是显著性还是系数大小都没有明显差别，这说明技术差距大小不是影响溢出效应发生的重要因素。他又将反映技术差距的内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差距与外资参与程度变量相乘构成“连乘的解释变量”，基础方程就演变成LP＝f(FDIXTechGap，X1，X2，……)的形式。结果显示该连乘变量“FDIXTechGap”与被解释变量呈显著的负相关，这说明技术差距越大越不利于溢出效应发生。由此指出行业的封闭特征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溢出效应。溢出效应可能不会在所有的行业中都发生。在具有封闭(enclave)特征的行业中，跨国公司在一个封闭领域中运营，其产品和技术都和国内企业大不一样，溢出效应可能就不会具体化。Erhan(2000)以技术差距为核心对土耳其的制造业进行了研究。市场份额在企业间的分布会影响企业的生产率，Ethan用赫芬德尔指数(Herfind-ahl index)表示市场的集中度，作为企业生产率的一个解释变量。Erhan得到的结论是FDI溢出效应不显著。上述这些经验分析都表明了行业特征对溢出效应的重要性。Ginm等(2001)选用英国制造业1991—1996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和劳动生产率模型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没有证据表明有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不过，在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则存在正溢出效应；同时，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技术差距越大，溢出效应越小。
(二)利用道格拉斯函数模型对溢出效应的研究
该模型的表达式为LnY=γ+αLnL+βLnK+ηflPDl+e，模型直接由生产函数而来。模型中Y代表产出，L代表劳动力的投入，K代表资本的投入，PDI代表外资的参与程度。
1、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Sioholm(1999)用生产函数模型考察印度尼西亚8000多个制造企业在1980—1991年间的溢出效应。表明两年间生产率的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程度显著正相关。他还采用技术差距将全体样本分成两组再次检验：1991年的模型和1980—1991年间的增量模型都是在技术差距大的一组中溢出效应明显：而1980年的显著相关则体现在技术差距小的一组中。Haskel、Pereira和Slaughter(2002)利用英国1972—1992年的数据，采用生产函数模型的增量形式进行研究。将行业产出的增量作为因变量，将外资在行业中的参与程度(雇员比重)和外资在地区中的参与程度(雇员比重)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结果表明，在行业层面的增量效应和滞后效应都达到了5％的显著度他们也对自美国法国进行考察，表明来自美法的外资溢出效应显著。
2、不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Aitken和Harrison(1999)采用生产函数的模型对委内瑞拉制造业1976—1989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进行了考察，发现在该国全国范围内存在普遍的负溢出效应，他们的研究表明，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产业内外资企业所占比例之间是负相关的关系，虽然检验表明在合资企业中外资股权比重越大，企业的生产效率越高。但是这种由外资带来的效率的提高全部被合资企业“内部化”了，并没有外溢到当地企业。他们得出的结论有两点：第一。外资参与程度和企业表现之间的正效应只有对小企业(少于50个雇员的企业)才是稳健的，而对于大的企业，这种效应消失了。第二，当外资增加时，国内企业的生产率下降了。他们称此为“市场窃取”效应。将这两种相互抵消的效应加起来，溢出效应不明显。与Aitken和Harrison的研究类似Haddad和Harrison(1999)采用了企业层次的面板数据及生产函数模型，对摩洛哥制造业1985-1989年间的企业和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了考察，企业层面的数据控制了行业间的固定差异，就克服了行业层面数据面临的自选择识别问题。他们首先估计了跨国公司子公司对企业多要素生产力与部门最佳实用技术差距的影响：其次估计了对当地生产力增长率的影响。他们发现外资的出现降低了一个部门生产率的平均离差，且在使用简单技术的部门结果较显著，同时拒绝了外资的出现会加快国内企业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假设。跨国公司对该国国内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很显著的影响，他们认为摩洛哥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较大的技术差距阻碍了跨国公司溢出效应的产生。Djankov&Hoekman(2000)分析了捷克制造业1992—1996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接受FDI的当地企业具有显著的正溢出效应，但他们认为是因为跨国公司本身选择具有高于行业平均生产水平的企业进行投资。他们还进一步发现，如果外资份额是由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两部分组成，对当地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呈现负溢出效应：而如果外资份额是清一色的独资企业，则溢出效应在统计上不明显。
从上述研究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结果并不统一，主要原因有：一是绝大多数实证研究为混合研究或部门研究，无法正确评估技术外溢；二是与面板数据相比，采用横截面数据无法清晰地判断技术外溢。除此之外，数据的缺失、样本的有限、多假定条件的计量模型和统计方法等，也是影响研究结论的重要原因。正如Beta SmarzvnskIavorcik(2004)等人所指出的，尽管FD技术外溢对东道国外资政策的选择很重要，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证明东道国企业是否真的能从投资于该国的FDI中受益；并警告性地指出，应该慎用有限的证据。对FDI技术外溢存在的客观性得出一般性的结论。
参考文献：
Liu X M，Parker D.The 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labour produc-tivity in the Chinese electronics industry[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01(10)
关键词：FDI技术溢出；实证研究；综述
一、国外理论研究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企业的技术转移以及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源于跨国公司的形成与发展理论。Hymer(1976)指出，FDI的主要动机是跨国公司为了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上控制生产和市场营销，以便充分利用其专有的知识和技能资产。在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的频繁接触中，跨国公司的专有知识和技能可能不通过市场交易就转移到东道国的当地企业中。即发生技术溢出效应。
对溢出的理论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MacDougall(1960)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的一般福利效应时，首次把技术溢出效应视为FDI的一个重要现象。此后，Cooden(1960)和Caves(1971)在基于估计FDI的成本和收益的目的上，考察FDI对最佳关税、产业模式和福利的影响时，也多次涉及到溢出效应的问题，但距正式理论框架的形成还尚远。20世纪70年代，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理论开始形成。Caves(1974)根据技术扩散对当地厂商的不同影响，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把技术扩散可能存在的外在性分为3类，从而将东道国的潜在收益也分为了3类：分配效率、技术效率、技术转移。
20世纪60—80年代有关FDI技术外溢的主要研究观点可概括为：东道国企业的模仿效应和竞争效应都将会促使FDI技术外溢：东道国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的技术差距和外资规模决定了FDI外溢程度：同时，当地厂商和MNCs子公司各自的决策行为也将对溢出产生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关溢出的理论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突破。在研究视角上，在以MNCs为分析核心的旧框架基础上，还将技术策略联盟融入其中；在研究内容上，在考察了制造业生产技术外溢的相关内容的同时还进一步探讨了服务业组织技术的溢出效应：在分析方法上，在扩展了原有的厂商理论基础上，还进一步将策略论和博弈论引入到对技术溢出的分析中，从而有效地解决了理论分析的技术性问题。
二、国外相关实证研究
对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采用两类基础模型，即劳动生产率模型和道格拉斯函数模型。本文以这两种不同形式的模型为线索对文献研究进行归类。
(一)利用劳动生产率模型对行业内溢出效应的研究
此模型的表达式为LP=α+βk/L+γLQ+δ+FDI+ε，该模型由Caves首次采用，随后Globerman、Blomstrom等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正。模型中LP表示内资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K/L为人均资本投入，LO是行业中本地企业从事技术工作的人员数量占总人员数量的比例，FDI表示外资的参与程度。
1、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最早对FDI行业内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的是哈佛大学的教授Caves。Caves(1974)利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1966年制造业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分别对两个国家的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他首次提出了用于检验的模型。模型的基本形式是VWA=F(WWs，sE，PAU，CALl，DSE，SIZE，IM)。其中被解释变量VWA代表东道国国内部门的人均增加值(代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该形式实际上是检验外资的参与程度(用VWs、SE等表示)对东道国国内企业的生产率(用VWA表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发现在加拿大制造业中，当地企业的利润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正相关。而在澳大利亚制造也中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也呈现正相关。得出的结论是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同外国分支机构的参与程度显著正相关。Blomstrom(1986)选用了1970—1975年墨西哥制造业的数据。将Caves(1974)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换成行业中“劳动生产率差距的变化dLP”(即行业内人均劳动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与行业的平均人均劳动生产效率的差额除以前者)。检验结果支持溢出效应的存在：他认为技术溢出并不是因外资进入而自动发生的，而由此导致的竞争加剧则是促使当地企业生产效率提高的关键因素。Blomstrom和Wolff(1989)选用墨西哥1965-1984年的行业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劳动生产率模型，验证某些特定产业内外资的渗透会不会影响同部门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率以及墨西哥的工业生产水平是不是向美国的生产率水平收敛。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当地企业的生产力水平与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生产力水平存在趋同现象，同时当地企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速度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呈正相关关系，从而也得出了存在正溢出效应的结论。Blomstro m和Person选用墨西哥1970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将劳动生产率作为技术水平的评价指标，同时选用行业资本密集度以及劳动力绩效作为影响特征变量。实证得出了存在正溢出效应。Liu等(2000)考察1991—1995年间英国制造业的行业面板数据，以产业内的劳动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发现在英国制造业也存在明显的FDI正溢出效应，同时他们还发现在技术差距比较小的行业里溢出效应更加明显。与Kokko的观点相类似，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在技术差距较小时，当地企业具有较高的吸收能力所导致的。
2、不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CantweU(1989)研究了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1955—1982年)美国跨国企业在欧洲的投资及技术活动对欧洲企业的影响，研究了当地企业面对竞争的加剧所做出的反应，将注意力放在了外资企业和本地企业市场份额(不是劳动生产率上)和技术差距上，为研究FDI溢出效应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他还表明对于国内有传统技术优势的行业，美国跨国公司的进人提供了有益的竞争刺激。而其他行业中的国内企业(尤其是国内市场太小而不能使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同时在一个有效率的规模上运营的国家)就基本上被逐出市场。从而证明：FDI并不是在所有行业都产生了溢出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是产生在那些技术差距较小的领域，但在双方技术差距很大的情况下，跨国企业的大量进入，不仅不能减小二者的技术差距，反而会阻碍东道国的技术的发展。Kokko(1994)在研究墨西哥制造业时采用内资 企业人均劳动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发现FDI变量估计值无论是显著性还是系数大小都没有明显差别，这说明技术差距大小不是影响溢出效应发生的重要因素。他又将反映技术差距的内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差距与外资参与程度变量相乘构成“连乘的解释变量”，基础方程就演变成LP＝f(FDIXTechGap，X1，X2，……)的形式。结果显示该连乘变量“FDIXTechGap”与被解释变量呈显著的负相关，这说明技术差距越大越不利于溢出效应发生。由此指出行业的封闭特征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溢出效应。溢出效应可能不会在所有的行业中都发生。在具有封闭(enclave)特征的行业中，跨国公司在一个封闭领域中运营，其产品和技术都和国内企业大不一样，溢出效应可能就不会具体化。Erhan(2000)以技术差距为核心对土耳其的制造业进行了研究。市场份额在企业间的分布会影响企业的生产率，Ethan用赫芬德尔指数(Herfind-ahl index)表示市场的集中度，作为企业生产率的一个解释变量。Erhan得到的结论是FDI溢出效应不显著。上述这些经验分析都表明了行业特征对溢出效应的重要性。Ginm等(2001)选用英国制造业1991—1996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和劳动生产率模型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没有证据表明有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不过，在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则存在正溢出效应；同时，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技术差距越大，溢出效应越小。
(二)利用道格拉斯函数模型对溢出效应的研究
该模型的表达式为LnY=γ+αLnL+βLnK+ηflPDl+e，模型直接由生产函数而来。模型中Y代表产出，L代表劳动力的投入，K代表资本的投入，PDI代表外资的参与程度。
1、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Sioholm(1999)用生产函数模型考察印度尼西亚8000多个制造企业在1980—1991年间的溢出效应。表明两年间生产率的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程度显著正相关。他还采用技术差距将全体样本分成两组再次检验：1991年的模型和1980—1991年间的增量模型都是在技术差距大的一组中溢出效应明显：而1980年的显著相关则体现在技术差距小的一组中。Haskel、Pereira和Slaughter(2002)利用英国1972—1992年的数据，采用生产函数模型的增量形式进行研究。将行业产出的增量作为因变量，将外资在行业中的参与程度(雇员比重)和外资在地区中的参与程度(雇员比重)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结果表明，在行业层面的增量效应和滞后效应都达到了5％的显著度他们也对自美国法国进行考察，表明来自美法的外资溢出效应显著。
2、不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Aitken和Harrison(1999)采用生产函数的模型对委内瑞拉制造业1976—1989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进行了考察，发现在该国全国范围内存在普遍的负溢出效应，他们的研究表明，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产业内外资企业所占比例之间是负相关的关系，虽然检验表明在合资企业中外资股权比重越大，企业的生产效率越高。但是这种由外资带来的效率的提高全部被合资企业“内部化”了，并没有外溢到当地企业。他们得出的结论有两点：第一。外资参与程度和企业表现之间的正效应只有对小企业(少于50个雇员的企业)才是稳健的，而对于大的企业，这种效应消失了。第二，当外资增加时，国内企业的生产率下降了。他们称此为“市场窃取”效应。将这两种相互抵消的效应加起来，溢出效应不明显。与Aitken和Harrison的研究类似Haddad和Harrison(1999)采用了企业层次的面板数据及生产函数模型，对摩洛哥制造业1985-1989年间的企业和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了考察，企业层面的数据控制了行业间的固定差异，就克服了行业层面数据面临的自选择识别问题。他们首先估计了跨国公司子公司对企业多要素生产力与部门最佳实用技术差距的影响：其次估计了对当地生产力增长率的影响。他们发现外资的出现降低了一个部门生产率的平均离差，且在使用简单技术的部门结果较显著，同时拒绝了外资的出现会加快国内企业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假设。跨国公司对该国国内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很显著的影响，他们认为摩洛哥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较大的技术差距阻碍了跨国公司溢出效应的产生。Djankov&Hoekman(2000)分析了捷克制造业1992—1996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接受FDI的当地企业具有显著的正溢出效应，但他们认为是因为跨国公司本身选择具有高于行业平均生产水平的企业进行投资。他们还进一步发现，如果外资份额是由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两部分组成，对当地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呈现负溢出效应：而如果外资份额是清一色的独资企业，则溢出效应在统计上不明显。
从上述研究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结果并不统一，主要原因有：一是绝大多数实证研究为混合研究或部门研究，无法正确评估技术外溢；二是与面板数据相比，采用横截面数据无法清晰地判断技术外溢。除此之外，数据的缺失、样本的有限、多假定条件的计量模型和统计方法等，也是影响研究结论的重要原因。正如Beta SmarzvnskIavorcik(2004)等人所指出的，尽管FD技术外溢对东道国外资政策的选择很重要，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证明东道国企业是否真的能从投资于该国的FDI中受益；并警告性地指出，应该慎用有限的证据。对FDI技术外溢存在的客观性得出一般性的结论。
参考文献：
Liu X M，Parker D.The 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labour produc-tivity in the Chinese electronics industry[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