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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县上派来的“一打三反”工作队进村了，腊月里成立了清账组
我们村（即柴里村）的“一打三反”运动是在1969年严冬开始的。
那年，整整一个冬天干旱少雪，西北风呜呜地吼着、抽打着，太阳像被罩上了一层厚厚的毛玻璃，射出的光有气无力，天地间干冷干冷的，没有一丝活气。一切生物都瑟缩着，萎靡而凄惨。
恰在此时，县（临汾县，今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上派来的“一打三反”工作队进村了。
队长李精亮，40岁挂零，一米六几的个子，墩墩胖胖，白皙而精明，两只眼睛贼亮贼亮的，很有神，满脸堆笑，办事麻利干练、滴水不漏，走路低着脑袋，总是急急忙忙地碎步小跑，好像总有办不完的急事，从来不会大步流星地走两步。队员有四五名，其中一名女队员叫桃花，30来岁，个子不高，梳着剪发头，长得很秀气，斜挎个小皮包，精干利索；还有一名男队员，叫朱天仁，个子不高，四方脸，20多岁，是东羊村的北京插队知识青年；其余二名便是从本公社抽的小学教员老樊和老衡。
工作队队长李精亮住在了村中半圪同院左万顺家的东厦房里。从此，这座建于清中期的砖包楼院便成了全村“一打三反”运动的战时指挥中心。
运动一开始，火药味就很浓烈，大喇叭里从早到晚宣讲文件，发动群众，苦口婆心地动员广大贫下中农革命群众一定要牢记阶级斗争，提高阶级觉悟，擦亮眼睛，积极检举揭发地富反坏右等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以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坏分子的罪行。同时，全村大小队干部会议、贫下中农骨干分子会议、基干民兵会议不断召开。
腊月里，成立了清账组。
清账组由左宝玺、左金贵、侯金玉、侯起家以及刚从县棉花加工站当临时工回村的我5人组成。左宝玺、左金贵是贫下中农、老会计，侯金玉、侯起家是识字、能看懂账目的贫下中农代表，他们都是50多岁的人，我那年刚18岁，算是基干民兵。
清账组设在二十亩场东侯三穴家新箍的3孔北窑洞里。
正是寒冬腊月天气，砖窑里生起了炉火，全村6个生产队从1960年至1969年10年的账簿单据相继送来，一个生产队的账簿单据裹着一个大棉花包，摆了满满一炕。
炕中间放一张小炕桌，炕下放一张长条桌。每天早起，5个人相继来到，先是找柴禾生火。新糊的炉子有点不合适，吸烟不得劲，老是往外倒烟，刚开始要用硬纸片煽风，闹得满屋子是烟，煽一会儿，炭引着，旺火上来就会好一些。
炭火通红时，坐上水壶，各人把从家里带来的棒子面窝窝头和红薯放在炉巷口烤上。这是查账间歇的小吃，时不时翻一翻，窝窝头被烤得焦黄焦黄的，红薯被熏得肉软皮黄，满屋里浓烈的煤烟味中夹杂了香喷喷的烤窝窝头和熏红薯味儿。清账工作就在这样特有的气息中进行着。
两个人一组，一人念条据，一人对账簿，还余一人专录查出的疑点问题，稍带看火、热水、翻红薯。
清账组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过，逐条逐条地对账查找问题。发现一处疑点，提出来，大家共同分析确定。
工作并不紧张，干一会儿便歇下来闲聊一会儿。
二、揪出来不少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破坏等形形色色的坏分子，村村办起了“学习班”
第一天，查第一生产队的账时发现一个问题：生产队的胶皮车给本队一户人家拉石头、石灰一天，应收20元运费，却记在了付方内，我分析集体收入少了20元。宝玺说：“不对，应该是少了40元！”我恍然大悟，惊叹姜还是老的辣，不得不承认自己对会计账目这一行是门外汉，一窍不通。其实我被抽到清账组，按工作队安排就是打杂跑腿的角色，所以暗自叮嘱自己多听少说，以能者为师。
经过了1964年“四清”运动的洗礼，各小队的账目基本上都是条理清楚的，很难发现明显的问题，但鸡毛蒜皮之类的小问题还是查出了许多。每天查出的问题和疑点逐一登记，向工作队汇报，查完一个小队，便张榜公布。
查了一腊月账，第二年正月里，我便被抽出来，配合工作队朱天仁搞外调。
工作队要求，生产队凡是和外面有经济往来的，不管有没有问题都要进行调查落实，以便从中发现问题。当时生产队和外面的经济往来很少，只有两个生产队的胶皮车在农闲时进城搞过运输，还有第五队、第六队的胶皮车在临汾地区建筑公司干过副业。
我和朱天仁俩人拿着生产队入账的条据，骑自行车到县百货公司、临汾地区建筑公司搞了几天外调，主要是和这些单位核对支付运输款的情况，并复制回有关单据。当时，我表舅侯景山是地区建筑公司安装队的书记，生产队搞副业的活是他给找的，由他联系会计来对账，很顺利，临了还管吃管住。经查，有关生产队副业收入和这些雇用单位的运费支付完全相符，没有发现贪污现象。
但是，村中其它战线却收获不小。首先是抓了几个投机倒把分子。那几个人都是贫下中农，根正苗红、出身好，就是脑筋活泛，常常偷偷摸摸上集踅会，倒贩些东西，有的还倒贩马、驴、牛等大牲畜，挣些零花钱。这是当时政策所不允许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典型的投机倒把。还抓了两个不好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诈骗分子和偷生产队粮食的盗窃分子。这次“一打三反”运动，整治的就是这些不安分守己、老老实实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
为了整治那些被揪出来的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破坏等形形色色的坏分子，就办起了许多“学习班”，说是集中学习、改造灵魂。
按照上级要求，也出于运动的需要，村村都办起了“学习班”。我村的学习班办在村东的玉皇楼上。这些被揪出的坏分子就关押在玉皇楼二层北院东殿里的学习班里，由基干民兵轮班看守，不准回家，由家人送饭，一天到晚写检查、交代问题。
我被派去看守过两天两夜学习班。我看守的那两天，关押着四五个人。玉皇楼二层北院东大殿一统三间，砖地上铺了一层麦秸草，有问题的人靠里铺一溜铺盖，像看守所的大通铺，看守的民兵两人一班轮换，铺盖被褥放在门口，便于防止有人逃跑。白天，工作队和专案组的人不来时，看守和被看守者躺在或坐在铺盖上聊闲话，不过气氛并不像平时那么融洽亲热，话也很少，很有分寸，毕竟身份不同。一有人来，便划清界限，民兵一本正经正襟危坐，俨然一副“门神”面孔；被指控为投机倒把、诈骗、盗窃的人员便各自爬在铺盖上写检查，俨然老老实实、低头思过认罪的样子。 出了正月，我就上南山修国防公路去了，一直到秋天才回村。
据说，“一打三反”学习班前半年办到收麦时，农忙便停了下来，后半年农闲时又办起来，并从玉皇楼迁到了油店院东第六生产队的仓库窑洞里，后来又迁到了村西第二生产队的仓库窑洞里。学习班关押的人最多时达20多个。
三、梳盒即梳匣，梳就是“苏”，匣就是“侠”，梳匣就是“苏侠”，就把他们这个投敌叛国集团定名为“苏侠集团”！
正月里，在挖出一批投机倒把、诈骗、盗窃分子的同时，还挖出了一个投“修”叛国集团。
这是轰动全县的政治大案，很是骇人听闻。从当时工作队、专案组整理的材料和通报、批斗情况看，谁也不得不承认阶级斗争的残酷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但走过了那个狂热的年代，再回头依据事实和情节细想，其实是一场人为制造的笑话、闹剧。
集团为首的左效增，30多岁，是一名小学教员，富农成分，父亲是旧军人，戴“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此人性格开朗，风趣幽默，博学多才，音乐、美术、节目编导都通，写得一手好文章，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稿子。二号人物左甲庚，20多岁，小队会计、记工员，有才华，通音律，文采出众，曾在《山西日报》发表过文章。此人虽出身贫农，但他的父亲是旧军人，戴“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出身也有问题。由于爱好志趣相投，这两个人虽然年龄相差十来岁，但很投缘，有交情。
“四清”运动之后，上面要求村村都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村里抽了20多名年轻社员，也办起了宣传队。左效增、左甲庚二人如鱼得水，有了大展才智的阵地。他们训练乐队，排练节目，很快就排出了一个又一个短小精悍、贴近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节目，村里演、公社演，在方圆十里出了名。左效增、左甲庚也红了起来，在宣传队乃至全村年青人中有了一定的凝聚力。
“一打三反”运动前夕，正是1969年正月初。在农村，春节的喜庆气氛异常浓烈，忙碌了一年的农村人辞旧迎新，走亲戚、串门子，你来我往，其乐融融。以左效增、左甲庚为中心的几个年轻人也频繁走动，一家挨一家地轮流聚餐吃喝。
一日，七八个年轻人到左甲庚家聚餐。当时，身材魁梧的左效增剃了光头，坐在炕桌前异常吸引眼球，席间，有人就联想到了当时正在全国热演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土匪头子座山雕，随口取笑说：“看你真像座山雕！”接着有人逗乐应和：“那咱们就是八大金刚！”
本来是不经意的玩笑话，说过搁过，烟消云散，没事了，可谁知当年冬天，这些玩笑话不知怎么传到工作队耳朵里。这不是阶级斗争是什么？把那天一块聚餐的人一一列出来，果不其然，8个人有5个是“四类分子”子弟，有3个是贫下中农子弟。按当时的逻辑推理：5个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子弟拉拢腐蚀3个贫下中农子弟下水，结成反革命帮派，肯定会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由此，左效增、左甲庚组织反革命组织“八大金刚”的所谓罪行被立案侦察。凡参加这次聚餐的人都被关押进了学习班，一一受到严厉审查。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顺蔓一摸，摸出了大瓜。原来左效增、左甲庚组织的“八大金刚”是投“修”叛国集国，真令人触目惊心。
当时中苏摩擦加剧，1969年3月发生了苏“修”入侵我国领土的“珍宝岛事件”，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的呼声高涨，国人对苏联非常敌视。
谁也不知道这潭水有多深，全村人吃惊，上级更吃惊，立即上升为全公社、全县的大案要案。工作队立即战绩斐然，能以火眼金睛识别并挖出深藏的阶级敌人。这是工作队队长李精亮心中的小九九，也是立马可以兑现的现实。
春节聚餐、“八大金刚”、投敌叛国集团，这样三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作料，是怎样天衣无缝地被烹调成一起大案要案的呢？
原来，左效增能写会画，文笔不错，中苏友好时期，曾在苏联的《妇女》杂志上投过稿子。“3·15大搜查”时，从他家搜出了许多苏联画报、杂志、书籍、书信，这些足以说明他与苏联有密切联系，定他个投敌叛国罪绰绰有余。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3·15大搜查”。
为了把“一打三反”运动引向深入，1970年3月15日，全县部署了一次拉网式的统一大搜查行动。当日晚上10点钟，工作队和各村支部书记到公社集中参加紧急会议，会上宣布了大搜查方案，研究确定了参加搜查的贫下中农骨干分子和基干民兵，确定了各村有必要搜查的“四类分子”和运动中揪出来的各类坏分子。
公社紧急会议一结束，工作队和支部书记立即回村秘密召集参加搜查的人员进行动员发动，组成搜查小分队，然后根据公社安排，村与村交叉，于深夜零点时分统一行动，砸门入户，将熟睡中的搜查对象一家老小赶到院子里，由小分队人员进行篦发式地仔细搜查，凡有疑点的物品一律带走。
搜查出的可疑物品对专政对象们往往可造成灭顶之灾。
左效增家中搜出的苏联画报、杂志、书籍、书信，成了他投“修”叛国的“铁证”。
左甲庚家中除了一枚金戒指被顺手牵羊，那一摞书籍，特别是那一沓书信，还有他作为《山西日报》特邀通讯员，参与当时报社组织的关于“知识青年在农村有没有前途”的笔谈会的那些纸纸片片，不难从中找出对现实不满的言辞和观点。你对现实不满，这就是妄想投“修”叛国的铁证。
富农子弟、“八大金刚”成员左吉宁家中搜出了一个他外甥给他组装的半导体收音机，被指控为对敌联系的电台。工作队说是电台，就是电台，反正当时村里人谁也弄不清那个会吱吱啦啦发出响声的小方盒子是什么东西，电台呀什么的连见也没见过。
“3·15大搜查”起获的这些赃物、罪证被一一陈列在土门公社举办的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里，有专门的讲解员用教鞭指着实物大肆渲染，足以激起淳朴善良、勤劳爱国的家乡父老乡亲们的满腔义愤。
那次，在左甲庚家的春节聚餐，谁先来谁后到，谁说的啥，都被审查得一清二楚。案情就是敌情。工作队和专案组及支部书记一起研究案情，分析他们的言谈举止。首先，从他们一句玩笑话中确定了这个组织的名称是“八大金刚”，这和投敌叛国还挂不上钩，怎样才能挂上钩、升上格呢？只要肯下功夫，进一步的深挖细查，不愁抓不住你的尾巴。 那次他们饭桌上有人提议：“要想办法挣点钱，修电动机可以挣到钱，还有做农村女孩子陪嫁的梳盒去卖，是挣钱的好项目。”当时几个人就如何挣钱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确定修电动机、做梳盒这两项为最有“钱”景的好项目，准备试干一下。其实后来并未试干，只是酒后空谈了一阵，不想却成了一大罪证。
梳盒即梳匣，梳就是“苏”，匣就是“侠”，梳匣就是“苏侠”。对！他们这是像威虎山上座山雕和“八大金刚”说的暗语，就把他们这个投敌叛国集团定名为“苏侠集团”！
四、这场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运动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给世代同村居住、和睦相处的乡亲们心中投下了怨恨的种子
审问，轮番审问：
“梳盒是不是梳匣？”
“是！”
“梳匣是不是‘苏侠’？”支部书记从手心中展开一个纸条，上面写着“苏侠”二字，做提醒。
“不是！”
“你们是不是在组织‘苏侠集团’”？
“不是！”
“不老实，狡猾抵赖，负隅顽抗！”
“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还查出两年前即1967年春天，左甲庚曾出了一趟远门，到西宁去探望他十余年没见面的哥哥。经专案组分析，看他哥是幌子，实际是去打探情况，查看叛国投敌外逃的路钱。
这样，一次农村青年普普通通的春节聚餐，便挖出了“八大金刚”，又进而挖出了“苏侠集团”，成了轰动全县的投“修”叛国大案。
阶级斗争真是无处不在，无奇不有，一抓就灵啊！
柴里“一打三反”工作队战绩赫赫，全县闻名，工作队李队长随即被提拔重用，由一名普通干部被任命为公社书记。
柴里村，黄土高原上一个不足1500口人的默默无闻的小村子也出了名，竟然能出一个投敌叛国集团，如果当时的苏“修”知道了，一定会为他们修正主义的巨大感召力而深感骄傲和自豪。
投“修”叛国集团的头号人物左效增被关押在他所任教的魏村公社的学习班里，在全公社、全县批斗大会上批斗。他头上戴着一米多高的纸帽子，脖子上挂着案板似的木牌子，被五花大绑，押在解放牌大卡车上，在全公社、全县游街示众，时刻遭受着义愤填膺的“无产阶级斗士”的拳打脚踢、千夫所指和如雨飞溅的唾沫。
二号人物左甲庚、有“电台”的左吉宁以及其余两名“四类分子”子弟被关押在本村的学习班里，隔三差五地写检查、上批斗会、游街。
最大的一场批斗会在村南桥子顶东南方第二生产队的打麦场里召开。那年春天，一个晴天朗日的上午，全村大街小巷都贴上了标语，大喇叭不停地广播，全村男女老少陆续进入会场，公社干部、工作队长、支部书记等领导人员坐在前台，基干民兵每两个人押一个从学习班提出来的坏分子，全村的“四类分子”也在前面站成一排。那天批斗对象中，左甲庚、左小保、左蛋蛋等3人连同他们的“历史反革命”父亲，都是父子出场，同台遭批斗。
批斗会开始后，坏分子们一个个被勒令跪在台前，由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挨个发言批斗。大会开了4个多小时，一直跪着的坏分子们东倒西歪、脸色煞白，扶也扶不起来。那天批斗的阵势、火力都非常大，可谓空前。
当时，本村学习班里关押着的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诈骗等坏分子，不断轮换更新，问题交代清楚的被放出，新发现的又被抓进来，成了铁打的学习班，流水的学员。只有左甲庚他们案情重大且一直悬案难定，所以一直被押着，家人一日三餐送饭达几个月之久。
1970年后半年，“一打三反”运动转入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深冬的一天，工作队的朱天仁叫我和他一起去县委送材料。这个被抽到“一打三反”工作队的北京插队知青和我外调过几次，很谈得来，所以一遇工作队抽出差的基干民兵时，他便去叫我。
他拿着一个未封口的牛皮纸大信封说：“这是保密材料，队长让我们送到县委去。”路上我趁他离开时，悄悄偷看了材料，那是一沓用圆珠笔复写的数十页的稿纸，题目就是“关于投修叛国集团首犯左甲庚的报案材料”，洋洋洒洒万余言，真可谓罪行累累，十恶不赦。我只浏览了一下，未敢仔细看，更不敢与任何人谈及，因为泄密会招致牢狱之祸。那天，我们骑自行车把这份材料送到了位于广宣街的临汾县委大院最南一排平房中间一间办公室里的一位干部手中。
凡涉及到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诈骗等经济问题而被关进学习班、被批斗的人，一开始都很紧张，不知道将有怎样的大祸临头。可自打揪出了投“修”叛国集团以后，他们都在精神上轻松了许多，因为经济问题至多是被说成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投“修”叛国可是背叛祖宗的政治问题，两相比较，孰轻孰重，谁都明白。
检举揭发，内查外调，批判游斗。学习班断断续续办了近一年，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开了上百次。运动到了1971年上半年快结束时，投机倒把分子无非是上集踅会，偷偷摸摸倒贩了几次农产品，本小利微，够不上判刑；贪污盗窃分子、诈骗分子也都因数量和情节轻微，够不上法办，所以这些人都被放出了学习班，只落了一身臊，皮毛未损。而在全县轰动一时的大案要案投“修”叛国集团，查来查去，也就是那几条强加上去的标签，实在缺乏证据和说服力。不过，无产阶级专政在法律不健全且不依法办事的前提下，威力还是异常强大的，投“修”叛国集团首犯左效增被开除公职，判刑入狱。二号人物左甲庚被戴上了“内管分子”帽子，在本村监督劳动改造，被分派每天去给全生产队各家各户挨次去掏大粪。
这场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运动，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给许多人造成了程度不等的灾难，更给世代同村居住、和睦相处的乡亲们心中投下了怨恨的种子。
五、我打灵魂深处认识到当贫下中农的好处，真感谢我的八辈儿祖宗！
那年，我十七八岁，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龄。尽管自己1969年冬运动开始时，在县棉花加工站干临时工，1970年运动正火时，又上了南山去修国防公路，直到秋后才回到村里，运动中大部分时间不在村中。但是，毕竟在村中的时间里，被工作队抽去搞清账、搞外调，还看过两天学习班，上窜下跳，很碍人眼，遭人忿恨也是咎由自取。所以，1970年冬运动后期，我也被余波所冲击。 一天，天刚蒙蒙亮，我挑着水桶到玉皇楼前的老井去担水，一眼就看到井台边茶房背后的黑板上贴着一张大白纸，近前细看，上面歪歪斜斜、大小不匀地写着几行字，第一行：“大字报”，第二条、第三行：“左天记我们要与你寸权必夺，寸土必争！！！”最后一行落款是：“革命群众”。
左天记是我父亲的名讳。很显然是哪个见不得阳光的家伙放暗箭搞人身攻击。我一看，立马火冒三丈，伸手一把扯下那张纸，三下五除二撕了个稀烂，顺手一扔。当时井台上还有两个人正在绞水，我怒气冲冲地骂了两句，并说：“我爸又没当过干部，有什么权，有什么土，值得你小子争！”
我绞上水挑回家，向父亲说明此事。父亲很生气地说：“人家爱咋贴咋贴，爱咋骂咋骂，咱怕什么！你娃扯了大字报，可闯了大祸。你赶快打浆糊给我把撕了的那张纸对好贴上……”
我愣怔了，杵在父亲面前，盯着父亲皱纹满布的生气的脸。
一个大字不识，一身粗布，两手老茧，满面尘灰，没当过一天大小干部，只知道默默地在田间耕作，与土坷垃打交道的地地道道的农民，竟然会有如此强烈的政治敏感神经！你不得不惊叹一场场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每个平民百姓灵魂的触及、熏染和塑造……
“还呆×啥哩，还不快去，等工作队找上门你才去啊！”
父亲一声呵斥，我如梦初醒，赶快放下水担，打了浆糊，把那张纸对好了贴在原处，同时，在旁边贴上我的一张署名大字报，要求对方站出来当面锣、对面鼓讲清楚，不要再干那见不得人的勾当。
我怀着忐忑的心刚吃过早饭，就有人通知：“工作队长李队长叫你马上到他住处！”
在半圪同左万顺家光线阴暗的东厦里，我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一样站在李队长面前接受训斥：“左元龙，你知道你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吗？大字报是革命的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之一，你竟然敢撕毁？这是反革命行为，你知不知道？”
你不得不佩服，李队长发怒训人时，脸上还带着笑意，而声音却很严厉，属于那种很少见的声厉而色悦的主儿，只是那腥味极浓的唾沫星子像雨点一样纷纷喷溅到我的脸上。我的头脑嗡嗡地响，眼前仿佛映现出自己像“四类分子”一样被押着游街的狼狈影像。
“那不能叫大字报！”我辩解道。
“不叫大字报叫什么？谁规定大字报要怎么写？写什么？你说不是就不是？写出书面检查，咋处理，就看你的态度！亏你还是贫下中农子弟，是我们的依靠对象！”
我心里不服，但也有些怯场，毕竟是政治问题，赶忙回家找稿纸写检查。尽最大努力端正态度，深刻认识撕毁革命大字报的严重性，并表了一大段决心，表示今后一定要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灵魂深处闹革命，刺刀见红，狠斗“私”字一闪念，保证今后决不再犯。
下午，我把写好的检查递给李队长。他看了未置可否，说：“你先去，听候处理！”
我诺诺而退，走在村中大路上，像小偷儿一样，只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路过泊池、老井和玉皇楼前时，觉得那些绞水的、白闲话的人都在指指戳戳地议论我，这才真正理解芒刺在背是什么意思，恨不得地上马上裂开一道口子，让我钻下去。
那可是轰动全村的特大新闻，谁不议论！我真是掉进了万劫不复的漩涡中。
天刚擦黑，就有人通知：“李队长叫你去！”
我刚走出大门，就听到安装在万顺家东厦房顶和玉皇楼大殿顶上的4个大喇叭中传出全体党员、干部到大队开会的通知。那宏亮的广播方圆十里八村都听得清清楚楚，此时，在我确如巨雷轰顶。我预料这次全村党员干部会议是为我而开的，多半是专门研究怎样处理我这个根正苗红的刚蹦出来的阶级异己分子。
走进万顺家东厦房中，坐在炕沿、一只脚搭在炉台上的李队长说：“今晚专门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处理你这事儿，你先在这次会上作个检查，看你的态度，听听大家的意见！”
“一定端正态度，深刻认识！”我感到此时的自己已经有了“四类分子”的可怜相。
大队部设在油店院东侧第六生产队的北窑洞里，全村的党员干部大都是叔伯辈的长者，他们坐满了两边靠墙的长凳和后面的木板床，工作队李队长和支部书记坐在靠前面窗户的办公桌旁，我站在中间明亮的电灯下面作检查。
我先叙述了大字报的内容，我撕大字报的过程，然后深刻认识：无论写什么，都是革命大字报，撕毁革命大字报就是犯法，就是反革命，就是和无产阶级专政抗膀子，就是给贫下中农脸上抹黑，就应该受到批判和严惩，希望伯伯叔叔们教育帮助我改过，重新做人。最后我把表决心的那一段话念了一通，动情之时，竟然声泪俱下。连我也不知道仅仅十来个小时的时间怎么就能认识得那么深刻，完全没有做作和表演的痕迹。
我这一场发挥得淋漓尽致、感染力极强、异常出色的检查一结束，立即有一位党员大婶低声说：“到底是念书的，能说到点子上！”
“大家讨论一下，看左元龙这事咋处理。按说出身没问题，可这性质太恶劣，影响太坏。要不是贫下中农子弟，法办关监狱也是够得着的。好人做了坏事，大家说怎么办？”李队长很严肃地说。
按常规性的会议议程安排，作完检查就应该大家批判发言了。李队长这一席话无疑是会议程序的转折。
“这娃忒憨，忒胆大，再咋，也不能扯大字报呀！”
“认错还行，还算老实，以后可不敢了！”
“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净捅××大乱子！”
伯伯、叔叔、婶婶们你一言他一语说的话里不时流露出关心、挽救和惋惜，更多的是善意的指责和教育。我心里充满了温暖和感激。
“考虑你是贫下中农子弟，又是初犯，认识也比较深刻，暂不作专案上报，就看你以后的表现，如若重犯，从严惩处！”
李队长作出了处理决定，也算是这次小规模批斗会的总结。
贫穷竟然成了我辈安身立命的保护伞。能这么宽大处理，我首先得益于自己家的下中农成份，从心里感谢我的列祖列宗和父辈安贫乐道，没有发家致富。奶奶常念叨：“咱家就没一门亲戚是好成份，不是贫农，就是下中农，都是穷光景。”我不止一次地纠正道：“贫下中农就是好成份。”可就是把老人家改不过来。平时也就是说说而已，出了这事，我才打灵魂深处认识到当贫下中农的好处，真感谢我的八辈儿祖宗。 除过感谢祖宗，我还很感谢工作队长李精亮。如果不是他宽大为怀、手下留情，就这案情，立专案，进学习班，大会批斗游街，还不折腾你个生不如死？所以，自那以后，我见了李队长非常亲热，非常敬重，老远就打招呼，还找他谈过心，汇报过两次思想。已经顺利升为公社书记的李队长对我也很客气，不计初犯，一见面满面堆笑，一团和气。
六、你看这些“黑帮”、“臭老九”多么顽固不化，多么不思悔改！
两个多月过后，1971年1月份，“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第一次高中招生开始了。土门完小中设立了学制由原来的三年改革为二年的新高中。招生考试办法是“推荐和选拔相结合，择优录取”。我去土门报名参加了考试。
3月初，考试结果出来了，我成绩不错，却迟迟没接到招生录取通知书。到土门去打听，以前教过我的温老师当了校长，他也是公社招生委员会成员。他说：“元龙啊，别找了，公社招生委员会主任由李书记兼任，他最了解你前些日子撕毁革命大字报的事，招生名单由他把关，你想政审能过关吗？”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迫停学，几年来做梦都想上学，好不容易盼来了上学的希望，竟这样被卡掉了。怨谁？恨谁？怨恨有什么用？
泪，象征软弱无能和无可奈何的泪暗暗抛洒。完了，永远完了，上学深造的大门永远牢牢地关闭了。那真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可是，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4月中旬的一天，就在土门高中新生开课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偶然碰到了那位温老师，他问：“你还想上高中吗？”
“怎么不想？没被录取，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无可奈何地回答。
“只要你想上，现在机会来了。”
他告诉我，新开办的二年制土门高中调了十几二十来名教员和管理人员，而上面只批了一个班的规模，羊少牧多，教员们闲得慌，因此提议再加招一个班，可上面不批规模。最后请示县教育局，再招一个民办班，不要上级批拨经费，教师们愿意义务承担教学任务，被批准了。温老师还告诉我：“这次民办班招生，政审不严格，公社也不一定仔细过问，我还可以为你遮盖遮盖，比较容易蒙混过关，再一就是‘民办生’很少有人愿意上，你的问题可能不会成为入学障碍。”
“文化大革命”几年来，被打成“黑帮”、“臭老九”，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重新走上讲台的这些高中教员们真有一种精神，居然和舒坦有仇，还愿意多代一个编外班的课？你看这些“黑帮”、“臭老九”多么顽固不化，多么不思悔改！
我深为他们的精神所折服、所感动，同时深为有这样一个学习机会而庆幸，立即答应：“愿上民办班。”
4月21日，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我终于跨进了土门二年制高中民办班的教室，踏入了上学深造的大门。
1979年初，一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打成投“修”叛国集团首犯，被批斗、判刑、折腾了近10年的左效增平反昭雪，恢复了公职，又当上了中学教师；含冤10年的左甲庚被摘掉了“内管分子”帽子，后来投身教育事业，当民办教员、转正、担任校长。他们都不计个人恩怨，献身党的教育事业，实现人生价值，孜孜不倦地走出了一条闪光的人生之路。
转眼间，“一打三反”运动过去已经40余年了，但它在人们心中刻下的印记，却难以磨灭。
我们村（即柴里村）的“一打三反”运动是在1969年严冬开始的。
那年，整整一个冬天干旱少雪，西北风呜呜地吼着、抽打着，太阳像被罩上了一层厚厚的毛玻璃，射出的光有气无力，天地间干冷干冷的，没有一丝活气。一切生物都瑟缩着，萎靡而凄惨。
恰在此时，县（临汾县，今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上派来的“一打三反”工作队进村了。
队长李精亮，40岁挂零，一米六几的个子，墩墩胖胖，白皙而精明，两只眼睛贼亮贼亮的，很有神，满脸堆笑，办事麻利干练、滴水不漏，走路低着脑袋，总是急急忙忙地碎步小跑，好像总有办不完的急事，从来不会大步流星地走两步。队员有四五名，其中一名女队员叫桃花，30来岁，个子不高，梳着剪发头，长得很秀气，斜挎个小皮包，精干利索；还有一名男队员，叫朱天仁，个子不高，四方脸，20多岁，是东羊村的北京插队知识青年；其余二名便是从本公社抽的小学教员老樊和老衡。
工作队队长李精亮住在了村中半圪同院左万顺家的东厦房里。从此，这座建于清中期的砖包楼院便成了全村“一打三反”运动的战时指挥中心。
运动一开始，火药味就很浓烈，大喇叭里从早到晚宣讲文件，发动群众，苦口婆心地动员广大贫下中农革命群众一定要牢记阶级斗争，提高阶级觉悟，擦亮眼睛，积极检举揭发地富反坏右等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以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坏分子的罪行。同时，全村大小队干部会议、贫下中农骨干分子会议、基干民兵会议不断召开。
腊月里，成立了清账组。
清账组由左宝玺、左金贵、侯金玉、侯起家以及刚从县棉花加工站当临时工回村的我5人组成。左宝玺、左金贵是贫下中农、老会计，侯金玉、侯起家是识字、能看懂账目的贫下中农代表，他们都是50多岁的人，我那年刚18岁，算是基干民兵。
清账组设在二十亩场东侯三穴家新箍的3孔北窑洞里。
正是寒冬腊月天气，砖窑里生起了炉火，全村6个生产队从1960年至1969年10年的账簿单据相继送来，一个生产队的账簿单据裹着一个大棉花包，摆了满满一炕。
炕中间放一张小炕桌，炕下放一张长条桌。每天早起，5个人相继来到，先是找柴禾生火。新糊的炉子有点不合适，吸烟不得劲，老是往外倒烟，刚开始要用硬纸片煽风，闹得满屋子是烟，煽一会儿，炭引着，旺火上来就会好一些。
炭火通红时，坐上水壶，各人把从家里带来的棒子面窝窝头和红薯放在炉巷口烤上。这是查账间歇的小吃，时不时翻一翻，窝窝头被烤得焦黄焦黄的，红薯被熏得肉软皮黄，满屋里浓烈的煤烟味中夹杂了香喷喷的烤窝窝头和熏红薯味儿。清账工作就在这样特有的气息中进行着。
两个人一组，一人念条据，一人对账簿，还余一人专录查出的疑点问题，稍带看火、热水、翻红薯。
清账组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过，逐条逐条地对账查找问题。发现一处疑点，提出来，大家共同分析确定。
工作并不紧张，干一会儿便歇下来闲聊一会儿。
二、揪出来不少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破坏等形形色色的坏分子，村村办起了“学习班”
第一天，查第一生产队的账时发现一个问题：生产队的胶皮车给本队一户人家拉石头、石灰一天，应收20元运费，却记在了付方内，我分析集体收入少了20元。宝玺说：“不对，应该是少了40元！”我恍然大悟，惊叹姜还是老的辣，不得不承认自己对会计账目这一行是门外汉，一窍不通。其实我被抽到清账组，按工作队安排就是打杂跑腿的角色，所以暗自叮嘱自己多听少说，以能者为师。
经过了1964年“四清”运动的洗礼，各小队的账目基本上都是条理清楚的，很难发现明显的问题，但鸡毛蒜皮之类的小问题还是查出了许多。每天查出的问题和疑点逐一登记，向工作队汇报，查完一个小队，便张榜公布。
查了一腊月账，第二年正月里，我便被抽出来，配合工作队朱天仁搞外调。
工作队要求，生产队凡是和外面有经济往来的，不管有没有问题都要进行调查落实，以便从中发现问题。当时生产队和外面的经济往来很少，只有两个生产队的胶皮车在农闲时进城搞过运输，还有第五队、第六队的胶皮车在临汾地区建筑公司干过副业。
我和朱天仁俩人拿着生产队入账的条据，骑自行车到县百货公司、临汾地区建筑公司搞了几天外调，主要是和这些单位核对支付运输款的情况，并复制回有关单据。当时，我表舅侯景山是地区建筑公司安装队的书记，生产队搞副业的活是他给找的，由他联系会计来对账，很顺利，临了还管吃管住。经查，有关生产队副业收入和这些雇用单位的运费支付完全相符，没有发现贪污现象。
但是，村中其它战线却收获不小。首先是抓了几个投机倒把分子。那几个人都是贫下中农，根正苗红、出身好，就是脑筋活泛，常常偷偷摸摸上集踅会，倒贩些东西，有的还倒贩马、驴、牛等大牲畜，挣些零花钱。这是当时政策所不允许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典型的投机倒把。还抓了两个不好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诈骗分子和偷生产队粮食的盗窃分子。这次“一打三反”运动，整治的就是这些不安分守己、老老实实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
为了整治那些被揪出来的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破坏等形形色色的坏分子，就办起了许多“学习班”，说是集中学习、改造灵魂。
按照上级要求，也出于运动的需要，村村都办起了“学习班”。我村的学习班办在村东的玉皇楼上。这些被揪出的坏分子就关押在玉皇楼二层北院东殿里的学习班里，由基干民兵轮班看守，不准回家，由家人送饭，一天到晚写检查、交代问题。
我被派去看守过两天两夜学习班。我看守的那两天，关押着四五个人。玉皇楼二层北院东大殿一统三间，砖地上铺了一层麦秸草，有问题的人靠里铺一溜铺盖，像看守所的大通铺，看守的民兵两人一班轮换，铺盖被褥放在门口，便于防止有人逃跑。白天，工作队和专案组的人不来时，看守和被看守者躺在或坐在铺盖上聊闲话，不过气氛并不像平时那么融洽亲热，话也很少，很有分寸，毕竟身份不同。一有人来，便划清界限，民兵一本正经正襟危坐，俨然一副“门神”面孔；被指控为投机倒把、诈骗、盗窃的人员便各自爬在铺盖上写检查，俨然老老实实、低头思过认罪的样子。 出了正月，我就上南山修国防公路去了，一直到秋天才回村。
据说，“一打三反”学习班前半年办到收麦时，农忙便停了下来，后半年农闲时又办起来，并从玉皇楼迁到了油店院东第六生产队的仓库窑洞里，后来又迁到了村西第二生产队的仓库窑洞里。学习班关押的人最多时达20多个。
三、梳盒即梳匣，梳就是“苏”，匣就是“侠”，梳匣就是“苏侠”，就把他们这个投敌叛国集团定名为“苏侠集团”！
正月里，在挖出一批投机倒把、诈骗、盗窃分子的同时，还挖出了一个投“修”叛国集团。
这是轰动全县的政治大案，很是骇人听闻。从当时工作队、专案组整理的材料和通报、批斗情况看，谁也不得不承认阶级斗争的残酷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但走过了那个狂热的年代，再回头依据事实和情节细想，其实是一场人为制造的笑话、闹剧。
集团为首的左效增，30多岁，是一名小学教员，富农成分，父亲是旧军人，戴“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此人性格开朗，风趣幽默，博学多才，音乐、美术、节目编导都通，写得一手好文章，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稿子。二号人物左甲庚，20多岁，小队会计、记工员，有才华，通音律，文采出众，曾在《山西日报》发表过文章。此人虽出身贫农，但他的父亲是旧军人，戴“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出身也有问题。由于爱好志趣相投，这两个人虽然年龄相差十来岁，但很投缘，有交情。
“四清”运动之后，上面要求村村都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村里抽了20多名年轻社员，也办起了宣传队。左效增、左甲庚二人如鱼得水，有了大展才智的阵地。他们训练乐队，排练节目，很快就排出了一个又一个短小精悍、贴近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节目，村里演、公社演，在方圆十里出了名。左效增、左甲庚也红了起来，在宣传队乃至全村年青人中有了一定的凝聚力。
“一打三反”运动前夕，正是1969年正月初。在农村，春节的喜庆气氛异常浓烈，忙碌了一年的农村人辞旧迎新，走亲戚、串门子，你来我往，其乐融融。以左效增、左甲庚为中心的几个年轻人也频繁走动，一家挨一家地轮流聚餐吃喝。
一日，七八个年轻人到左甲庚家聚餐。当时，身材魁梧的左效增剃了光头，坐在炕桌前异常吸引眼球，席间，有人就联想到了当时正在全国热演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土匪头子座山雕，随口取笑说：“看你真像座山雕！”接着有人逗乐应和：“那咱们就是八大金刚！”
本来是不经意的玩笑话，说过搁过，烟消云散，没事了，可谁知当年冬天，这些玩笑话不知怎么传到工作队耳朵里。这不是阶级斗争是什么？把那天一块聚餐的人一一列出来，果不其然，8个人有5个是“四类分子”子弟，有3个是贫下中农子弟。按当时的逻辑推理：5个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子弟拉拢腐蚀3个贫下中农子弟下水，结成反革命帮派，肯定会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由此，左效增、左甲庚组织反革命组织“八大金刚”的所谓罪行被立案侦察。凡参加这次聚餐的人都被关押进了学习班，一一受到严厉审查。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顺蔓一摸，摸出了大瓜。原来左效增、左甲庚组织的“八大金刚”是投“修”叛国集国，真令人触目惊心。
当时中苏摩擦加剧，1969年3月发生了苏“修”入侵我国领土的“珍宝岛事件”，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的呼声高涨，国人对苏联非常敌视。
谁也不知道这潭水有多深，全村人吃惊，上级更吃惊，立即上升为全公社、全县的大案要案。工作队立即战绩斐然，能以火眼金睛识别并挖出深藏的阶级敌人。这是工作队队长李精亮心中的小九九，也是立马可以兑现的现实。
春节聚餐、“八大金刚”、投敌叛国集团，这样三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作料，是怎样天衣无缝地被烹调成一起大案要案的呢？
原来，左效增能写会画，文笔不错，中苏友好时期，曾在苏联的《妇女》杂志上投过稿子。“3·15大搜查”时，从他家搜出了许多苏联画报、杂志、书籍、书信，这些足以说明他与苏联有密切联系，定他个投敌叛国罪绰绰有余。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3·15大搜查”。
为了把“一打三反”运动引向深入，1970年3月15日，全县部署了一次拉网式的统一大搜查行动。当日晚上10点钟，工作队和各村支部书记到公社集中参加紧急会议，会上宣布了大搜查方案，研究确定了参加搜查的贫下中农骨干分子和基干民兵，确定了各村有必要搜查的“四类分子”和运动中揪出来的各类坏分子。
公社紧急会议一结束，工作队和支部书记立即回村秘密召集参加搜查的人员进行动员发动，组成搜查小分队，然后根据公社安排，村与村交叉，于深夜零点时分统一行动，砸门入户，将熟睡中的搜查对象一家老小赶到院子里，由小分队人员进行篦发式地仔细搜查，凡有疑点的物品一律带走。
搜查出的可疑物品对专政对象们往往可造成灭顶之灾。
左效增家中搜出的苏联画报、杂志、书籍、书信，成了他投“修”叛国的“铁证”。
左甲庚家中除了一枚金戒指被顺手牵羊，那一摞书籍，特别是那一沓书信，还有他作为《山西日报》特邀通讯员，参与当时报社组织的关于“知识青年在农村有没有前途”的笔谈会的那些纸纸片片，不难从中找出对现实不满的言辞和观点。你对现实不满，这就是妄想投“修”叛国的铁证。
富农子弟、“八大金刚”成员左吉宁家中搜出了一个他外甥给他组装的半导体收音机，被指控为对敌联系的电台。工作队说是电台，就是电台，反正当时村里人谁也弄不清那个会吱吱啦啦发出响声的小方盒子是什么东西，电台呀什么的连见也没见过。
“3·15大搜查”起获的这些赃物、罪证被一一陈列在土门公社举办的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里，有专门的讲解员用教鞭指着实物大肆渲染，足以激起淳朴善良、勤劳爱国的家乡父老乡亲们的满腔义愤。
那次，在左甲庚家的春节聚餐，谁先来谁后到，谁说的啥，都被审查得一清二楚。案情就是敌情。工作队和专案组及支部书记一起研究案情，分析他们的言谈举止。首先，从他们一句玩笑话中确定了这个组织的名称是“八大金刚”，这和投敌叛国还挂不上钩，怎样才能挂上钩、升上格呢？只要肯下功夫，进一步的深挖细查，不愁抓不住你的尾巴。 那次他们饭桌上有人提议：“要想办法挣点钱，修电动机可以挣到钱，还有做农村女孩子陪嫁的梳盒去卖，是挣钱的好项目。”当时几个人就如何挣钱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确定修电动机、做梳盒这两项为最有“钱”景的好项目，准备试干一下。其实后来并未试干，只是酒后空谈了一阵，不想却成了一大罪证。
梳盒即梳匣，梳就是“苏”，匣就是“侠”，梳匣就是“苏侠”。对！他们这是像威虎山上座山雕和“八大金刚”说的暗语，就把他们这个投敌叛国集团定名为“苏侠集团”！
四、这场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运动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给世代同村居住、和睦相处的乡亲们心中投下了怨恨的种子
审问，轮番审问：
“梳盒是不是梳匣？”
“是！”
“梳匣是不是‘苏侠’？”支部书记从手心中展开一个纸条，上面写着“苏侠”二字，做提醒。
“不是！”
“你们是不是在组织‘苏侠集团’”？
“不是！”
“不老实，狡猾抵赖，负隅顽抗！”
“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还查出两年前即1967年春天，左甲庚曾出了一趟远门，到西宁去探望他十余年没见面的哥哥。经专案组分析，看他哥是幌子，实际是去打探情况，查看叛国投敌外逃的路钱。
这样，一次农村青年普普通通的春节聚餐，便挖出了“八大金刚”，又进而挖出了“苏侠集团”，成了轰动全县的投“修”叛国大案。
阶级斗争真是无处不在，无奇不有，一抓就灵啊！
柴里“一打三反”工作队战绩赫赫，全县闻名，工作队李队长随即被提拔重用，由一名普通干部被任命为公社书记。
柴里村，黄土高原上一个不足1500口人的默默无闻的小村子也出了名，竟然能出一个投敌叛国集团，如果当时的苏“修”知道了，一定会为他们修正主义的巨大感召力而深感骄傲和自豪。
投“修”叛国集团的头号人物左效增被关押在他所任教的魏村公社的学习班里，在全公社、全县批斗大会上批斗。他头上戴着一米多高的纸帽子，脖子上挂着案板似的木牌子，被五花大绑，押在解放牌大卡车上，在全公社、全县游街示众，时刻遭受着义愤填膺的“无产阶级斗士”的拳打脚踢、千夫所指和如雨飞溅的唾沫。
二号人物左甲庚、有“电台”的左吉宁以及其余两名“四类分子”子弟被关押在本村的学习班里，隔三差五地写检查、上批斗会、游街。
最大的一场批斗会在村南桥子顶东南方第二生产队的打麦场里召开。那年春天，一个晴天朗日的上午，全村大街小巷都贴上了标语，大喇叭不停地广播，全村男女老少陆续进入会场，公社干部、工作队长、支部书记等领导人员坐在前台，基干民兵每两个人押一个从学习班提出来的坏分子，全村的“四类分子”也在前面站成一排。那天批斗对象中，左甲庚、左小保、左蛋蛋等3人连同他们的“历史反革命”父亲，都是父子出场，同台遭批斗。
批斗会开始后，坏分子们一个个被勒令跪在台前，由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挨个发言批斗。大会开了4个多小时，一直跪着的坏分子们东倒西歪、脸色煞白，扶也扶不起来。那天批斗的阵势、火力都非常大，可谓空前。
当时，本村学习班里关押着的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诈骗等坏分子，不断轮换更新，问题交代清楚的被放出，新发现的又被抓进来，成了铁打的学习班，流水的学员。只有左甲庚他们案情重大且一直悬案难定，所以一直被押着，家人一日三餐送饭达几个月之久。
1970年后半年，“一打三反”运动转入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深冬的一天，工作队的朱天仁叫我和他一起去县委送材料。这个被抽到“一打三反”工作队的北京插队知青和我外调过几次，很谈得来，所以一遇工作队抽出差的基干民兵时，他便去叫我。
他拿着一个未封口的牛皮纸大信封说：“这是保密材料，队长让我们送到县委去。”路上我趁他离开时，悄悄偷看了材料，那是一沓用圆珠笔复写的数十页的稿纸，题目就是“关于投修叛国集团首犯左甲庚的报案材料”，洋洋洒洒万余言，真可谓罪行累累，十恶不赦。我只浏览了一下，未敢仔细看，更不敢与任何人谈及，因为泄密会招致牢狱之祸。那天，我们骑自行车把这份材料送到了位于广宣街的临汾县委大院最南一排平房中间一间办公室里的一位干部手中。
凡涉及到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诈骗等经济问题而被关进学习班、被批斗的人，一开始都很紧张，不知道将有怎样的大祸临头。可自打揪出了投“修”叛国集团以后，他们都在精神上轻松了许多，因为经济问题至多是被说成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投“修”叛国可是背叛祖宗的政治问题，两相比较，孰轻孰重，谁都明白。
检举揭发，内查外调，批判游斗。学习班断断续续办了近一年，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开了上百次。运动到了1971年上半年快结束时，投机倒把分子无非是上集踅会，偷偷摸摸倒贩了几次农产品，本小利微，够不上判刑；贪污盗窃分子、诈骗分子也都因数量和情节轻微，够不上法办，所以这些人都被放出了学习班，只落了一身臊，皮毛未损。而在全县轰动一时的大案要案投“修”叛国集团，查来查去，也就是那几条强加上去的标签，实在缺乏证据和说服力。不过，无产阶级专政在法律不健全且不依法办事的前提下，威力还是异常强大的，投“修”叛国集团首犯左效增被开除公职，判刑入狱。二号人物左甲庚被戴上了“内管分子”帽子，在本村监督劳动改造，被分派每天去给全生产队各家各户挨次去掏大粪。
这场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运动，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给许多人造成了程度不等的灾难，更给世代同村居住、和睦相处的乡亲们心中投下了怨恨的种子。
五、我打灵魂深处认识到当贫下中农的好处，真感谢我的八辈儿祖宗！
那年，我十七八岁，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龄。尽管自己1969年冬运动开始时，在县棉花加工站干临时工，1970年运动正火时，又上了南山去修国防公路，直到秋后才回到村里，运动中大部分时间不在村中。但是，毕竟在村中的时间里，被工作队抽去搞清账、搞外调，还看过两天学习班，上窜下跳，很碍人眼，遭人忿恨也是咎由自取。所以，1970年冬运动后期，我也被余波所冲击。 一天，天刚蒙蒙亮，我挑着水桶到玉皇楼前的老井去担水，一眼就看到井台边茶房背后的黑板上贴着一张大白纸，近前细看，上面歪歪斜斜、大小不匀地写着几行字，第一行：“大字报”，第二条、第三行：“左天记我们要与你寸权必夺，寸土必争！！！”最后一行落款是：“革命群众”。
左天记是我父亲的名讳。很显然是哪个见不得阳光的家伙放暗箭搞人身攻击。我一看，立马火冒三丈，伸手一把扯下那张纸，三下五除二撕了个稀烂，顺手一扔。当时井台上还有两个人正在绞水，我怒气冲冲地骂了两句，并说：“我爸又没当过干部，有什么权，有什么土，值得你小子争！”
我绞上水挑回家，向父亲说明此事。父亲很生气地说：“人家爱咋贴咋贴，爱咋骂咋骂，咱怕什么！你娃扯了大字报，可闯了大祸。你赶快打浆糊给我把撕了的那张纸对好贴上……”
我愣怔了，杵在父亲面前，盯着父亲皱纹满布的生气的脸。
一个大字不识，一身粗布，两手老茧，满面尘灰，没当过一天大小干部，只知道默默地在田间耕作，与土坷垃打交道的地地道道的农民，竟然会有如此强烈的政治敏感神经！你不得不惊叹一场场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每个平民百姓灵魂的触及、熏染和塑造……
“还呆×啥哩，还不快去，等工作队找上门你才去啊！”
父亲一声呵斥，我如梦初醒，赶快放下水担，打了浆糊，把那张纸对好了贴在原处，同时，在旁边贴上我的一张署名大字报，要求对方站出来当面锣、对面鼓讲清楚，不要再干那见不得人的勾当。
我怀着忐忑的心刚吃过早饭，就有人通知：“工作队长李队长叫你马上到他住处！”
在半圪同左万顺家光线阴暗的东厦里，我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一样站在李队长面前接受训斥：“左元龙，你知道你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吗？大字报是革命的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之一，你竟然敢撕毁？这是反革命行为，你知不知道？”
你不得不佩服，李队长发怒训人时，脸上还带着笑意，而声音却很严厉，属于那种很少见的声厉而色悦的主儿，只是那腥味极浓的唾沫星子像雨点一样纷纷喷溅到我的脸上。我的头脑嗡嗡地响，眼前仿佛映现出自己像“四类分子”一样被押着游街的狼狈影像。
“那不能叫大字报！”我辩解道。
“不叫大字报叫什么？谁规定大字报要怎么写？写什么？你说不是就不是？写出书面检查，咋处理，就看你的态度！亏你还是贫下中农子弟，是我们的依靠对象！”
我心里不服，但也有些怯场，毕竟是政治问题，赶忙回家找稿纸写检查。尽最大努力端正态度，深刻认识撕毁革命大字报的严重性，并表了一大段决心，表示今后一定要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灵魂深处闹革命，刺刀见红，狠斗“私”字一闪念，保证今后决不再犯。
下午，我把写好的检查递给李队长。他看了未置可否，说：“你先去，听候处理！”
我诺诺而退，走在村中大路上，像小偷儿一样，只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路过泊池、老井和玉皇楼前时，觉得那些绞水的、白闲话的人都在指指戳戳地议论我，这才真正理解芒刺在背是什么意思，恨不得地上马上裂开一道口子，让我钻下去。
那可是轰动全村的特大新闻，谁不议论！我真是掉进了万劫不复的漩涡中。
天刚擦黑，就有人通知：“李队长叫你去！”
我刚走出大门，就听到安装在万顺家东厦房顶和玉皇楼大殿顶上的4个大喇叭中传出全体党员、干部到大队开会的通知。那宏亮的广播方圆十里八村都听得清清楚楚，此时，在我确如巨雷轰顶。我预料这次全村党员干部会议是为我而开的，多半是专门研究怎样处理我这个根正苗红的刚蹦出来的阶级异己分子。
走进万顺家东厦房中，坐在炕沿、一只脚搭在炉台上的李队长说：“今晚专门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处理你这事儿，你先在这次会上作个检查，看你的态度，听听大家的意见！”
“一定端正态度，深刻认识！”我感到此时的自己已经有了“四类分子”的可怜相。
大队部设在油店院东侧第六生产队的北窑洞里，全村的党员干部大都是叔伯辈的长者，他们坐满了两边靠墙的长凳和后面的木板床，工作队李队长和支部书记坐在靠前面窗户的办公桌旁，我站在中间明亮的电灯下面作检查。
我先叙述了大字报的内容，我撕大字报的过程，然后深刻认识：无论写什么，都是革命大字报，撕毁革命大字报就是犯法，就是反革命，就是和无产阶级专政抗膀子，就是给贫下中农脸上抹黑，就应该受到批判和严惩，希望伯伯叔叔们教育帮助我改过，重新做人。最后我把表决心的那一段话念了一通，动情之时，竟然声泪俱下。连我也不知道仅仅十来个小时的时间怎么就能认识得那么深刻，完全没有做作和表演的痕迹。
我这一场发挥得淋漓尽致、感染力极强、异常出色的检查一结束，立即有一位党员大婶低声说：“到底是念书的，能说到点子上！”
“大家讨论一下，看左元龙这事咋处理。按说出身没问题，可这性质太恶劣，影响太坏。要不是贫下中农子弟，法办关监狱也是够得着的。好人做了坏事，大家说怎么办？”李队长很严肃地说。
按常规性的会议议程安排，作完检查就应该大家批判发言了。李队长这一席话无疑是会议程序的转折。
“这娃忒憨，忒胆大，再咋，也不能扯大字报呀！”
“认错还行，还算老实，以后可不敢了！”
“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净捅××大乱子！”
伯伯、叔叔、婶婶们你一言他一语说的话里不时流露出关心、挽救和惋惜，更多的是善意的指责和教育。我心里充满了温暖和感激。
“考虑你是贫下中农子弟，又是初犯，认识也比较深刻，暂不作专案上报，就看你以后的表现，如若重犯，从严惩处！”
李队长作出了处理决定，也算是这次小规模批斗会的总结。
贫穷竟然成了我辈安身立命的保护伞。能这么宽大处理，我首先得益于自己家的下中农成份，从心里感谢我的列祖列宗和父辈安贫乐道，没有发家致富。奶奶常念叨：“咱家就没一门亲戚是好成份，不是贫农，就是下中农，都是穷光景。”我不止一次地纠正道：“贫下中农就是好成份。”可就是把老人家改不过来。平时也就是说说而已，出了这事，我才打灵魂深处认识到当贫下中农的好处，真感谢我的八辈儿祖宗。 除过感谢祖宗，我还很感谢工作队长李精亮。如果不是他宽大为怀、手下留情，就这案情，立专案，进学习班，大会批斗游街，还不折腾你个生不如死？所以，自那以后，我见了李队长非常亲热，非常敬重，老远就打招呼，还找他谈过心，汇报过两次思想。已经顺利升为公社书记的李队长对我也很客气，不计初犯，一见面满面堆笑，一团和气。
六、你看这些“黑帮”、“臭老九”多么顽固不化，多么不思悔改！
两个多月过后，1971年1月份，“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第一次高中招生开始了。土门完小中设立了学制由原来的三年改革为二年的新高中。招生考试办法是“推荐和选拔相结合，择优录取”。我去土门报名参加了考试。
3月初，考试结果出来了，我成绩不错，却迟迟没接到招生录取通知书。到土门去打听，以前教过我的温老师当了校长，他也是公社招生委员会成员。他说：“元龙啊，别找了，公社招生委员会主任由李书记兼任，他最了解你前些日子撕毁革命大字报的事，招生名单由他把关，你想政审能过关吗？”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迫停学，几年来做梦都想上学，好不容易盼来了上学的希望，竟这样被卡掉了。怨谁？恨谁？怨恨有什么用？
泪，象征软弱无能和无可奈何的泪暗暗抛洒。完了，永远完了，上学深造的大门永远牢牢地关闭了。那真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可是，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4月中旬的一天，就在土门高中新生开课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偶然碰到了那位温老师，他问：“你还想上高中吗？”
“怎么不想？没被录取，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无可奈何地回答。
“只要你想上，现在机会来了。”
他告诉我，新开办的二年制土门高中调了十几二十来名教员和管理人员，而上面只批了一个班的规模，羊少牧多，教员们闲得慌，因此提议再加招一个班，可上面不批规模。最后请示县教育局，再招一个民办班，不要上级批拨经费，教师们愿意义务承担教学任务，被批准了。温老师还告诉我：“这次民办班招生，政审不严格，公社也不一定仔细过问，我还可以为你遮盖遮盖，比较容易蒙混过关，再一就是‘民办生’很少有人愿意上，你的问题可能不会成为入学障碍。”
“文化大革命”几年来，被打成“黑帮”、“臭老九”，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重新走上讲台的这些高中教员们真有一种精神，居然和舒坦有仇，还愿意多代一个编外班的课？你看这些“黑帮”、“臭老九”多么顽固不化，多么不思悔改！
我深为他们的精神所折服、所感动，同时深为有这样一个学习机会而庆幸，立即答应：“愿上民办班。”
4月21日，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我终于跨进了土门二年制高中民办班的教室，踏入了上学深造的大门。
1979年初，一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打成投“修”叛国集团首犯，被批斗、判刑、折腾了近10年的左效增平反昭雪，恢复了公职，又当上了中学教师；含冤10年的左甲庚被摘掉了“内管分子”帽子，后来投身教育事业，当民办教员、转正、担任校长。他们都不计个人恩怨，献身党的教育事业，实现人生价值，孜孜不倦地走出了一条闪光的人生之路。
转眼间，“一打三反”运动过去已经40余年了，但它在人们心中刻下的印记，却难以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