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的父亲
　　我在上中学时才知道父亲是个犯了错误的人。1954年，我升入北京101中学，在政治或历史课上，总是讲述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错误。我那时候小，不懂什么叫三次“左倾”，反正给我的印象就是犯错误了，那时候全党都在批这个事，所以我始终是夹着尾巴做人。
　　父亲虽然犯过错误，但是他对党还是作出一些贡献的，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父亲是中共代表团团长，和周恩来、叶剑英一起，与国民党反复谈判，折冲樽俎，最终组建抗日统一战线，功莫大焉。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是张学良打电报邀请共产党代表前往。中央决定先让周恩来一个人去，随后由我父亲任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才去。那时叶剑英也从陕西过去，协调红军和国民党部队联合抗日的问题。
　　父亲在其中主要做党的工作，当时形势很乱，要做通党员的工作，还要做通民主党派的工作，这样才能和平解决。父亲在西安还决定成立红中社西安分社，后改为新华社西安分社。
　　我父亲在1937年又到了南京，和国民党继续谈判，解决部队、解放区的改编问题。
　　我认为那时候我父亲之所以还能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和国民党谈判，是因为他当时还是政治局常委。只是交出负总责的权力，并不是交出了所有的工作。
　　1937年，陈独秀被国民党从南京监狱释放后，很想再回党内来，要罗汉（陈独秀的学生）和中共驻南京代表博古、叶剑英、董必武等接触。大家觉得此事重大，必须向中央请示，所以要罗汉直接去延安跟中央领导面谈。但罗汉到了西安后，因为大雨受阻，未能成行。
　　罗汉走后，陈独秀与我父亲及叶剑英见了面，表明了他的立场，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他不肯公开声明反对托派，问题就卡在这里。过了一段时间，陈独秀又托人来谈，希望再见一面。
　　这时，延安来了电报，张闻天和毛泽东在电报里提出了陈独秀回来的三个条件：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申明与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陈独秀得知后很不满，他写了一封信和七条抗日纲领要罗汉转交给我父亲等人，我父亲看了以后，认为陈的观点与中央的条件“并无不合”。
　　但后来又出了意外。当年11月，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1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毛泽东觉得中国托派不可与苏联托派论同，可以考虑与陈独秀形成合作关系，联合抗日。但王、康大为恼火，认为斯大林正在反托派，我们怎么能与托派联合呢？王明甚至还说陈独秀每月拿着日本人的300元津贴，是为日本人工作的汉奸。这下闹崩了，形势急转直下。
　　眼睁睁看着王实味挨整
　　1941年，为了打破新闻封锁制度，将中共的主张毫无保留地传递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父亲向中央请缨筹办《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最初，因为没有房子，父亲只能住在杨家岭，每天清晨都骑着马，到几公里外的报社办公，风雨无阻。在清凉山，所有人都知道，博古熄灯最迟，休息最少。每天凌晨4点，博古便来到办公室审稿。抽空，他还用砖头压一本马列原著，翻译上一段。就这样，在父亲的感召和带动下，当年《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许多编辑记者成长为党的新闻事业的中坚力量。
　　父亲领导《解放日报》时，正好发生“王实味事件”。当时丁玲是《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我父亲是社长，陆定一是总编辑。1942年3月9日，丁玲在副刊发表文章《三八节有感》。3月13日、23日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文章对延安的供给制提出批评，发了一些牢骚。
　　在当年4月举行的一个高级干部学习会上，8个人发了言，有7个人对文章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在总结时说，《三八节有感》虽有批评，但是也有建议。最后定性为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那个时候人人自危，我父亲在延安整风时已经停止中共常委工作了，而且康生在会上点名《解放日报》、新华社是特务成堆的地方，一定要抓典型出来。所以我父亲日子也很难过，他对丁玲也只能是精神安慰了，对王实味挨整更是爱莫能助，因为他自己也在挨整啊。解放后，王实味总算平反了，这对我父亲的在天之灵多少也是个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