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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以来，其理论价值历久弥新。尤其是其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历史观，建立在人类解放理论基础上的价值观，建立在科学分析之上的制度论，以及共产党进行伟大斗争的实践论，对于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依旧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自由人联合体;制度安排;伟大斗争
中图分类号： A122/480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8.06.0004
时值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170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得到广泛传播。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的当下，只有深刻领会《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内核，并将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使其价值在当代发扬光大。基于此，本文将对宣言的精神内核作一个系统的理论概括，并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揭示其蕴含的当代价值。
一、 以唯物史观为基础，论证了“两个同样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趋势
启蒙运动以来，借助理性与科学的工具，欧洲思想界开始思考，人类历史是否像自然界一样，遵循着某种规律，人类文明的未来是否可以进行科学预言。不过，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尚未奠定之前，统治欧洲知识界的历史哲学是黑格尔的唯心史观，人类历史被看成是某种绝对精神的不断呈现，而建立在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之上的近代民族国家被黑格尔描述为历史的终极形态。不过，19世纪欧洲这种被黑格尔描述的终极形态，显然不是启蒙思想家心中的理性社会的实现，因此思考人类向何处去，就必须走出黑格尔式的唯心史观，建立新的历史哲学。马克思、恩格斯早年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信徒，但是当他们走出大学的象牙塔，真正接触社会现实时，才发现黑格尔历史哲学和法哲学的虚妄，由此促成了他们的哲学转型，在马克思、恩格斯写作了《神圣家族》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他们已经基本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从而为他们1848年写作《共产党宣言》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哲学理论基础。
在1883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写道：“宣言中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阶级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232。在随后的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重申了这一观点。而在宣言正文第一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借助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简练而深刻地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由此诱发的阶级斗争。他们客观分析了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但是历史的辩证法表现为，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开始变得陈旧与不合时宜，成为阻碍生产力进步的因素，诚如他们在宣言中所形象描述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巫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2]256。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现代大工业还锻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灭亡者——产业无产阶级。
正是借助唯物史观这一伟大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将社会主义置于真正的科学基础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既不是空想家对资本主义道德的批判臆想，也不再是抽象理性的要求，而是人类社会内在基本矛盾在现代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客观逻辑使然。据此，他们在本章结束句中公开宣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2]263。而宣言发表以来的人类历史进程已经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伟大历史预见中所蕴含的真理性，当代资本主义虽然作出了某些适应性的调整，部分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是总体格局基本未变，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冲突而诱发的经济危机依旧频繁发生，而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物的社会主义，虽然在20世纪历经坎坷，但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还是体现了巨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进而言之，坚持唯物史观，并运用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也必须不断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要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以更好释放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生产力的活力，从而才能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巨大优势。
二、 以人的彻底解放为价值导向，指出了建立自由人联合体这一共产主义的根本诉求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本来就是其唯物史观的历史哲学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如果剥离了唯物史观的中所蕴含的人学内涵，而只是強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的一面，将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所在。社会主义是科学但首先是人学，诚如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所言，“严整的科学秩序是毫不理会搅动人类灵魂深处的那些难题的”[3]55。因此，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既是充满着客观真理的科学体系，也是洋溢着对人类终极命运深刻关切的人类解放理论。但也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有别于传统的启蒙运动以来的人道主义学说，马克思的人学不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理论基础上的，而是将全人类的命运和无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现实的、具体的人学理论。因为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18。脱离了特定的社会关系和阶级结构，就不能奢谈人的自由与解放。
关于人的自由与解放理论，集中表现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的有关内容中。共产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饱受资产阶级的攻击与非议，认为共产主义是反人性、反人类的理论，为此马克思、恩格斯逐一对此进行了理论驳斥。 资产阶级责备共产党人要消灭作为个人自由基础的私有财产制度，马克思、恩格斯驳斥道：“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2]265。无产阶级要消灭的私有财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束缚了生产力发展，并导致人的奴役地位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资产阶级攻击共产主义要消灭人的个性与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回应道，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2]266。而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被资本家层层监视，成为了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资本的奴役和压迫。在这种生产关系结构中，工人只有出卖劳动力与受资本家奴役的自由，成为资本主义大工业下机器的附属品。因此，“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2]266-267。这种自由与工人阶级毫无关系，如果有，也仅仅是出卖劳动力的谋求生存的自由。
资产阶级攻击共产主义的教育，马克思、恩格斯一针见血指出，目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2]268。而共产主义的教育，是张扬人的个性和审美能力，并在思想观念上与旧的社会观念作彻底决裂，实现文化观念上的革命。
资产阶级攻击共产主义消灭家庭及其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回应道，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2]270。在马克思、恩格式看来，只有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实现女性的真正解放，才能建立起在爱情基础上的家庭婚姻关系。
资产阶级还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唯物史观角度指出，“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2]270。这个所谓的祖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建构的暴力机器，是对无产阶级的欺骗。他们认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在旗帜鲜明地回应了资产阶级的恶毒指责后，马克思、恩格斯最终表达了共产主义的价值诉求，“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273。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恰恰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的异化与奴役深刻批判的结果，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的生存状态的革命性超越。马克思、恩格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充分利用现代大工业生产提供的物质条件，让社会的每个成员，而非仅仅拥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实现更加彻底的自由与解放。
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明确宣示共产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之后，他们自始至终从未放弃这一根本理想。《共产党宣言》发表46年后，1894年1月13日，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新纪元》周刊题词，1月8日，恩格斯引用了《共产党宣言》自由人联合体这段话作为回答。恩格斯认为，除了《共产党宣言》这段话外，再也找不出合适的话语能够准确地将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社会与一切旧社会区别开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生200周年大会上也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1]1。可以说，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一切旧社会的本质区别，也是现代社会主义与古典理想主义的根本差别之所在。
《共产党宣言》发表后之所以风靡世界，不仅仅是因为其社会主义理论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上，而且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所表达的共产主义根本价值诉求的巨大感召力。一旦偏离了争取人类自由和解放的这个根本价值追求，社会主义的实践就可能步入歧途，20世纪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从由盛而衰，就有着值得在价值层面深刻反思的教训。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之所以在短短四十年间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归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诉求，放权让利的改革，赋予人民更大的社会、经济自由权利，从而焕发出每个社会成员巨大的创造力，这才是中国奇迹背后的价值依据所在。习近平在论及中国梦之内在价值时指出，“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我们的方向就是让每个人获得自我发展和奉献社会的机会，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保证人民平等发展的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4]102。这种表述，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理想社会的价值表述一脉相承。我们只有站在人类争取自由与解放的历史进程的高度来审视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的意义所在。
三、 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对未来社会的制度安排进行了创造性的构想
借助唯物史观的科学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已经有力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此同时，他们还界定了未来社会的根本价值追求。但是，如何克服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与自由，就必须对未来社会的制度安排进行审慎的考虑。如果不对未来社会的基本制度安排作创造性的思考，马克思主义也就只是一个单纯的批判性理论，无法成为系统完整地指导工人阶级争取解放，建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理论武器。而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制度大胆构想，主要基于通过对现实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并服从于人的自由与解放这一崇高价值目标。
关于政治制度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资产阶级不可能自动放弃既得利益，而“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2]253，因此，“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272。在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运动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与旧的制度和旧的意识形态的彻底决裂，必须充分发挥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历史主动性，以革命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实现人民民主，就成为未来社会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必然选择。诚如邓小平在总结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后所指出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5]168。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的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的创造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6]1因此，进一步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是体现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特征的基本要求，也是保证广大人民的自由权利，激发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的条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只有建立在坚实的民主制度安排基礎上，才能得以全部释放。 在经济制度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2]265。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旗帜鲜明反对私有制，并不同于过往空想家们对私有制的道德上的谴责，而主要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之间日益对立的趋势，“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2]257。消灭私有制也非是针对具体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在他们看来，资本并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力量，一种将无产阶级和人类置于奴役地位的力量。要解放生产力，利用现代工业技术创造的巨大的物质财富来实现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就不能不消灭私有制，以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来代替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在他们看来，生产资料社会占有制的实质在于，“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2]267。
不过，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率先取得胜利的国家并非工业化程度较高、社会生产力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而是资本主义并未充分发展的东方国家，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则不能简单地从“消灭私有制”的口号来思考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安排问题。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就曾提醒过社会主义者说：“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228。遗憾的是，20世纪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并未完全清楚意识到这一忠告背后的意涵，而是在对待私有制的问题上采取了一刀切的全盘公有化的不切实际的做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制度创新方面，最为重要的举措，不仅仅是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来激活经济主体的活力，还在于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全新所有制结构。这种从中国生产力水平实际出发的经济制度创新，并非对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安排的偏离，而是从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出发所做的继承与发展，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生20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1]1。
四、 通过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逻辑分析，阐明了共产党人在争取人类自由与解放的伟大斗争中的基本方略
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属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一无所有，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无产阶级主导的革命运动也因此具有这样的显著特征：“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262。
于是，顺理成章地，共产党人与全体无产者之间的政治关系就被马克思、恩格斯描述为这种在利益上根本一致的关系，“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2]264。这种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既是保证共产党人对无产阶级主导的整个运动的领导地位的前提条件，也为同其他进步政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奠定了政治基础。
不过，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领导人民完成其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理想社会的历史使命，就不能不具备自己的独特性，“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2]264。 这种独特性在他们看来首先就在于共产党人的高瞻远瞩的整体意识，大局观念，而不会为狭隘的阶级和民族利益所绑架。
与此同时，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还在于其实践方面的彻底性以及指导理论的先进性，“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終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264。而要始终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就有必要与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与机会主义政党划清政治界限，与之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第三节中，专门从理论上分析了当时流行于欧洲的各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思想流派，诸如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领导的第二国际，他们一直与这些错误思潮进行着持之以恒的理论斗争，从而也最终确立起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理论主导地位。如果共产党人在指导思想上左右摇摆，就一定会在实践中自乱阵脚，并最终葬送社会主义。
具体到共产党人的革命策略，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的实现，必须充分发挥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必须将革命原则的坚定性与斗争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为此，“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2]284”马克思、恩格斯还在《共产党宣言》最后一章中，结合法国、德国、瑞士、波兰等欧洲主要国家的实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同时又与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坚决斗争的革命策略。因为他们深知，“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2]270。但是共产党人在工人阶级的联合行动中也必须在理论上保持清醒，保持政治原则的坚定性，不应为了联合进而放弃对错误思想流派的批判。
在全球化时代，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面临着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现实挑战，同样也遭受着来自其他竞争性理论的各种非议与指责，更有人企图以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替换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诸如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因此，对于负重前行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也应该继承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品格，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一方面在实践中团结一起可以团结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另一方面也必须旗帜鲜明地进行理论斗争，稳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这也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党的伟大斗争中的重要一项内容。 综上所述，通过《共产党宣言》这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我们大致可以窥见一个由历史观、价值观、制度论和实践论构成的系统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唯物史观的知识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演化的大趋势，人类自由解放的价值观可以帮助我们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念，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制度论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的实践论则成为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条件下展开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斗争的重要基础与策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当代中国，重温170年前的马克思、恩格斯写作的《共产党宣言》，既可以为我们提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强大精神动力，也必将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指针。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人民日报，2018-05-05（01）.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以賽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M].杨祯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5]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1994.
[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DB/OL].（2007-10-27）[2018-05-10]. http：//politics.gmw.cn/2017-10/27/content_26628091.htm.
The Spiritual Core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YANG Ming-jia， ZHOU Pan-feng
（School of Marxism，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Hubei，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70 years ago， its theoretical value has lasted for a long time. Especially the historical outlook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values based on thorough humanism， the system theory based on scientific analysis and the practice theory of the great strugg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till have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reedman associat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great struggle
关键词： 《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自由人联合体;制度安排;伟大斗争
中图分类号： A122/480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8.06.0004
时值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170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得到广泛传播。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的当下，只有深刻领会《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内核，并将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使其价值在当代发扬光大。基于此，本文将对宣言的精神内核作一个系统的理论概括，并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揭示其蕴含的当代价值。
一、 以唯物史观为基础，论证了“两个同样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趋势
启蒙运动以来，借助理性与科学的工具，欧洲思想界开始思考，人类历史是否像自然界一样，遵循着某种规律，人类文明的未来是否可以进行科学预言。不过，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尚未奠定之前，统治欧洲知识界的历史哲学是黑格尔的唯心史观，人类历史被看成是某种绝对精神的不断呈现，而建立在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之上的近代民族国家被黑格尔描述为历史的终极形态。不过，19世纪欧洲这种被黑格尔描述的终极形态，显然不是启蒙思想家心中的理性社会的实现，因此思考人类向何处去，就必须走出黑格尔式的唯心史观，建立新的历史哲学。马克思、恩格斯早年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信徒，但是当他们走出大学的象牙塔，真正接触社会现实时，才发现黑格尔历史哲学和法哲学的虚妄，由此促成了他们的哲学转型，在马克思、恩格斯写作了《神圣家族》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他们已经基本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从而为他们1848年写作《共产党宣言》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哲学理论基础。
在1883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写道：“宣言中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阶级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232。在随后的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重申了这一观点。而在宣言正文第一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借助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简练而深刻地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由此诱发的阶级斗争。他们客观分析了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但是历史的辩证法表现为，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开始变得陈旧与不合时宜，成为阻碍生产力进步的因素，诚如他们在宣言中所形象描述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巫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2]256。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现代大工业还锻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灭亡者——产业无产阶级。
正是借助唯物史观这一伟大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将社会主义置于真正的科学基础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既不是空想家对资本主义道德的批判臆想，也不再是抽象理性的要求，而是人类社会内在基本矛盾在现代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客观逻辑使然。据此，他们在本章结束句中公开宣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2]263。而宣言发表以来的人类历史进程已经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伟大历史预见中所蕴含的真理性，当代资本主义虽然作出了某些适应性的调整，部分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是总体格局基本未变，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冲突而诱发的经济危机依旧频繁发生，而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物的社会主义，虽然在20世纪历经坎坷，但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还是体现了巨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进而言之，坚持唯物史观，并运用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也必须不断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要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以更好释放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生产力的活力，从而才能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巨大优势。
二、 以人的彻底解放为价值导向，指出了建立自由人联合体这一共产主义的根本诉求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本来就是其唯物史观的历史哲学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如果剥离了唯物史观的中所蕴含的人学内涵，而只是強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的一面，将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所在。社会主义是科学但首先是人学，诚如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所言，“严整的科学秩序是毫不理会搅动人类灵魂深处的那些难题的”[3]55。因此，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既是充满着客观真理的科学体系，也是洋溢着对人类终极命运深刻关切的人类解放理论。但也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有别于传统的启蒙运动以来的人道主义学说，马克思的人学不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理论基础上的，而是将全人类的命运和无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现实的、具体的人学理论。因为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18。脱离了特定的社会关系和阶级结构，就不能奢谈人的自由与解放。
关于人的自由与解放理论，集中表现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的有关内容中。共产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饱受资产阶级的攻击与非议，认为共产主义是反人性、反人类的理论，为此马克思、恩格斯逐一对此进行了理论驳斥。 资产阶级责备共产党人要消灭作为个人自由基础的私有财产制度，马克思、恩格斯驳斥道：“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2]265。无产阶级要消灭的私有财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束缚了生产力发展，并导致人的奴役地位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资产阶级攻击共产主义要消灭人的个性与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回应道，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2]266。而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被资本家层层监视，成为了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资本的奴役和压迫。在这种生产关系结构中，工人只有出卖劳动力与受资本家奴役的自由，成为资本主义大工业下机器的附属品。因此，“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2]266-267。这种自由与工人阶级毫无关系，如果有，也仅仅是出卖劳动力的谋求生存的自由。
资产阶级攻击共产主义的教育，马克思、恩格斯一针见血指出，目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2]268。而共产主义的教育，是张扬人的个性和审美能力，并在思想观念上与旧的社会观念作彻底决裂，实现文化观念上的革命。
资产阶级攻击共产主义消灭家庭及其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回应道，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2]270。在马克思、恩格式看来，只有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实现女性的真正解放，才能建立起在爱情基础上的家庭婚姻关系。
资产阶级还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唯物史观角度指出，“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2]270。这个所谓的祖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建构的暴力机器，是对无产阶级的欺骗。他们认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在旗帜鲜明地回应了资产阶级的恶毒指责后，马克思、恩格斯最终表达了共产主义的价值诉求，“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273。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恰恰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的异化与奴役深刻批判的结果，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的生存状态的革命性超越。马克思、恩格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充分利用现代大工业生产提供的物质条件，让社会的每个成员，而非仅仅拥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实现更加彻底的自由与解放。
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明确宣示共产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之后，他们自始至终从未放弃这一根本理想。《共产党宣言》发表46年后，1894年1月13日，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新纪元》周刊题词，1月8日，恩格斯引用了《共产党宣言》自由人联合体这段话作为回答。恩格斯认为，除了《共产党宣言》这段话外，再也找不出合适的话语能够准确地将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社会与一切旧社会区别开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生200周年大会上也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1]1。可以说，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一切旧社会的本质区别，也是现代社会主义与古典理想主义的根本差别之所在。
《共产党宣言》发表后之所以风靡世界，不仅仅是因为其社会主义理论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上，而且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所表达的共产主义根本价值诉求的巨大感召力。一旦偏离了争取人类自由和解放的这个根本价值追求，社会主义的实践就可能步入歧途，20世纪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从由盛而衰，就有着值得在价值层面深刻反思的教训。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之所以在短短四十年间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归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诉求，放权让利的改革，赋予人民更大的社会、经济自由权利，从而焕发出每个社会成员巨大的创造力，这才是中国奇迹背后的价值依据所在。习近平在论及中国梦之内在价值时指出，“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我们的方向就是让每个人获得自我发展和奉献社会的机会，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保证人民平等发展的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4]102。这种表述，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理想社会的价值表述一脉相承。我们只有站在人类争取自由与解放的历史进程的高度来审视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的意义所在。
三、 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对未来社会的制度安排进行了创造性的构想
借助唯物史观的科学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已经有力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此同时，他们还界定了未来社会的根本价值追求。但是，如何克服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与自由，就必须对未来社会的制度安排进行审慎的考虑。如果不对未来社会的基本制度安排作创造性的思考，马克思主义也就只是一个单纯的批判性理论，无法成为系统完整地指导工人阶级争取解放，建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理论武器。而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制度大胆构想，主要基于通过对现实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并服从于人的自由与解放这一崇高价值目标。
关于政治制度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资产阶级不可能自动放弃既得利益，而“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2]253，因此，“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272。在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运动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与旧的制度和旧的意识形态的彻底决裂，必须充分发挥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历史主动性，以革命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实现人民民主，就成为未来社会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必然选择。诚如邓小平在总结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后所指出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5]168。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的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的创造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6]1因此，进一步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是体现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特征的基本要求，也是保证广大人民的自由权利，激发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的条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只有建立在坚实的民主制度安排基礎上，才能得以全部释放。 在经济制度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2]265。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旗帜鲜明反对私有制，并不同于过往空想家们对私有制的道德上的谴责，而主要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之间日益对立的趋势，“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2]257。消灭私有制也非是针对具体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在他们看来，资本并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力量，一种将无产阶级和人类置于奴役地位的力量。要解放生产力，利用现代工业技术创造的巨大的物质财富来实现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就不能不消灭私有制，以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来代替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在他们看来，生产资料社会占有制的实质在于，“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2]267。
不过，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率先取得胜利的国家并非工业化程度较高、社会生产力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而是资本主义并未充分发展的东方国家，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则不能简单地从“消灭私有制”的口号来思考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安排问题。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就曾提醒过社会主义者说：“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228。遗憾的是，20世纪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并未完全清楚意识到这一忠告背后的意涵，而是在对待私有制的问题上采取了一刀切的全盘公有化的不切实际的做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制度创新方面，最为重要的举措，不仅仅是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来激活经济主体的活力，还在于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全新所有制结构。这种从中国生产力水平实际出发的经济制度创新，并非对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安排的偏离，而是从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出发所做的继承与发展，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生20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1]1。
四、 通过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逻辑分析，阐明了共产党人在争取人类自由与解放的伟大斗争中的基本方略
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属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一无所有，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无产阶级主导的革命运动也因此具有这样的显著特征：“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262。
于是，顺理成章地，共产党人与全体无产者之间的政治关系就被马克思、恩格斯描述为这种在利益上根本一致的关系，“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2]264。这种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既是保证共产党人对无产阶级主导的整个运动的领导地位的前提条件，也为同其他进步政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奠定了政治基础。
不过，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领导人民完成其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理想社会的历史使命，就不能不具备自己的独特性，“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2]264。 这种独特性在他们看来首先就在于共产党人的高瞻远瞩的整体意识，大局观念，而不会为狭隘的阶级和民族利益所绑架。
与此同时，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还在于其实践方面的彻底性以及指导理论的先进性，“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終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264。而要始终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就有必要与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与机会主义政党划清政治界限，与之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第三节中，专门从理论上分析了当时流行于欧洲的各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思想流派，诸如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领导的第二国际，他们一直与这些错误思潮进行着持之以恒的理论斗争，从而也最终确立起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理论主导地位。如果共产党人在指导思想上左右摇摆，就一定会在实践中自乱阵脚，并最终葬送社会主义。
具体到共产党人的革命策略，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的实现，必须充分发挥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必须将革命原则的坚定性与斗争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为此，“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2]284”马克思、恩格斯还在《共产党宣言》最后一章中，结合法国、德国、瑞士、波兰等欧洲主要国家的实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同时又与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坚决斗争的革命策略。因为他们深知，“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2]270。但是共产党人在工人阶级的联合行动中也必须在理论上保持清醒，保持政治原则的坚定性，不应为了联合进而放弃对错误思想流派的批判。
在全球化时代，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面临着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现实挑战，同样也遭受着来自其他竞争性理论的各种非议与指责，更有人企图以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替换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诸如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因此，对于负重前行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也应该继承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品格，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一方面在实践中团结一起可以团结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另一方面也必须旗帜鲜明地进行理论斗争，稳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这也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党的伟大斗争中的重要一项内容。 综上所述，通过《共产党宣言》这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我们大致可以窥见一个由历史观、价值观、制度论和实践论构成的系统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唯物史观的知识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演化的大趋势，人类自由解放的价值观可以帮助我们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念，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制度论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的实践论则成为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条件下展开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斗争的重要基础与策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当代中国，重温170年前的马克思、恩格斯写作的《共产党宣言》，既可以为我们提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强大精神动力，也必将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指针。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人民日报，2018-05-05（01）.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以賽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M].杨祯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5]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1994.
[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DB/OL].（2007-10-27）[2018-05-10]. http：//politics.gmw.cn/2017-10/27/content_26628091.htm.
The Spiritual Core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YANG Ming-jia， ZHOU Pan-feng
（School of Marxism，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Hubei，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70 years ago， its theoretical value has lasted for a long time. Especially the historical outlook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values based on thorough humanism， the system theory based on scientific analysis and the practice theory of the great strugg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till have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reedman associat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great strug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