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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年，我们家尝试抵制购买中国产品。
然而，不靠中国产品过日子，太难了，至少，不懈地坚持下去太难了。我一次次地怀念抵制的日子，可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勇气再来一次。
别了，吾爱
在一个阴沉的星期一，我们把“中国”从家里请了出去。那时，圣诞节刚过两天，孩子们在楼上酣睡。我坐在沙发上，环顾节日后乱得一塌糊涂的家，后背猛然冒出一股不安的凉意来。照理说早就该注意到，可我直到此刻才发现——中国占领着我的家！
中国，在DVD播放机上散发着幽蓝的辉光；中国，在客厅一角圣诞树上垂下的灯泡和玻璃球上闪闪发亮；中国，在我脚下的条纹袜子上蹭得我脚痒痒；中国，躺在门口那一堆脏鞋上，透过红发洋娃娃的刺绣眼睛，打量着周围的世界，还用中国造的咀嚼玩具，逗弄着我家的狗；中国，从钢琴上摆放的台灯洒下一轮黄色的光晕。
我赶紧从沙发上起身，清点起圣诞节礼物来，并把它们分成两大类：中国，非中国。清点结果：中国，25；非中国，14。圣诞节，孩子们一年到头盼星星盼月亮般盼来的一天，原来竟是个中国节——要是你不算去教堂，或者看电视转播教皇做午夜大弥撒的那个钟头的话。如此细细琢磨一番，事情似乎已经失控了——突然之间，我想把中国给请出去。
我的想法是：从2005年1月1日开始，整整一年，我们家抵制购买中国产品。当然，考虑到实际情况，礼物、废料和二手货，不在此次抵制行动之列。
木头小车
我们碰到的头一道障碍，出现在凯文打算给4岁的儿子维斯造个木头赛车的时候。那天孩子们放学回家，貌似正适合来个父子共建项目。
“我已经知道塑料轮子都是中国造的了，”凯文说，“所以我打算改用木头轮子，再买个木销子，自己动手锯断。”
他的第一站是我家附近的木工店，那是一家粗陋的仓库，我去过，从地到天都摆的是中国产品。过了半个多小时，凯文回来了。如他所料，木工店里的所有东西都不能买，包括售价一美元一根的中国造木销子。
凯文的确给维斯做成了一辆车，但我觉得它更像根木头棍儿。维斯似乎不太热心，甚至等他妹妹苏菲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把小车拾起来，他都没吭声抗议。
有时候，你很难取悦一个21世纪的小男孩，尤其是你连一套中国造的轮子都没有。第二天，一边的轮子裂成了两半。我瞅了个没人看见的空子，把小车捡起来，塞在了厨房顶上专装杂物的抽屉里。据我所知，它至今仍好好地待在那儿。
鞋子
有些时候，惊慌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反应。我们突然发现维斯的鞋子小得穿不下了。眼下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去买双新运动鞋，而我又恰好知道，当今时代的儿童运动鞋，基本上是中国来的。
那个下午我过得窝囊透顶。我逛了一家童鞋连锁店，两家死一般寂静的百货商店的鞋帽部，一家折扣鞋店，那儿9美元一双的鞋子都快堆上天花板了。我看了至少50双男童鞋，统统中国造，包括怪物史莱克风格的鞋，脚底上有闪光灯的鞋——要是维斯能穿上这样的鞋子，肯定会乐开花。在这么多地方，我只看到一双例外的鞋，一双印度尼西亚产的网球鞋，可惜店里又没有适合维斯穿的尺码。等意识到自己走到哪儿看的都是同样的中国鞋，我放弃了。
花了两个星期，我才给维斯找到了新的运动鞋。它样式新颖，太空风格，鞋带用的是皮革和尼龙搭扣，而不是普通的绳子，而且，产自意大利。连运费一起是68美元，相当于阿富汗家庭的平均月收入。我坐在桌子旁，凝望着那双能够拯救维斯宝贵脚丫的意大利运动鞋的照片，过去两周里的烦心经历，我可不想再拖下去。我访问了无数的网站，发邮件给陌生人（大部分都没理我），给从蒙大拿到宾夕法尼亚的鞋店打电话。我发现，一些著名的美国鞋厂早就不再生产真正的美国鞋了……
其实我也不是找不着非中国产的童鞋，可它们的式样总是不合适……我需要的只是一双平凡的网球鞋，非中国产的，但我逐渐发现，这好像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还跟衣阿华州一家鞋店主邮件往来了一番，在我读来，他的回复信息就好像是一首对垂死工业的赞歌。他告诉我，打从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没地方生产儿童运动鞋了，打从那时起，它们就都搬到了中国。
太阳镜
3月中旬的一个温热下午，凯文下班回家，整个人都变了。原因在于他的脸——居然戴着一副超小款的女童太阳镜，热辣的粉红衬黑色，一边的镜片上还写着“街头美少女”字样。
凯文堕落到这般田地，始于上个星期他把自己的意大利太阳镜给弄丢之后。他知道，要是想不买中国产的太阳镜，就会花掉一大笔钱，可我们最近正好缺钱。他工作上的一个朋友给他出了个主意，于是他就在幼儿园的失物招领篮里取用了这副太阳镜。
但很快那副以不正当手段得来的女童太阳镜就玩完了……我在阁楼的一口箱子里为凯文的困境找到了临时解决方案：一副雪镜，它镜片又大又圆，黑得不透光，两边还有皮眼罩。凯文戴上它，就像是一匹拉车的老马。但雪镜并不太理想，它太重了，戴了20分钟，凯文的脑袋就痛了起来。皮眼罩挡住了他眼角的余光，开车太危险。
所以我尽了自己为妻的本分——援救凯文的眼睛。我开车去了商场，在柜台间急速穿梭，再一次咬牙切齿地想到中国占领了全世界——至少，占领了全世界的商场。我挑了至少60副太阳镜，全都是中国货。回到家里，我发现网上卖的美国、意大利太阳镜不少，但看到价格心里敲锣打鼓的——大概150美元起跳，而我们只买得起中国太阳镜。
凯文的部门秘书救了他。她在一元店里买了两副太阳镜，一副一块钱，因为她听够了凯文的抱怨。我真感激她决定破费两块钱。然而好景不长，凯文很快就把秘书送给他的太阳镜弄丢了，他威胁要造反了……
我克制不住在网上来了次非中国产太阳镜大搜捕，我碰到了许多废话，可没有任何一条主题与非中国产太阳镜有关系。我试了eBay，可上面的卖家卖的东西，跟我在别处看见的毫无二致：要么是昂贵的意大利和美国太阳镜，要么就是便宜的中国太阳镜。最终，我找到一家美国太阳镜生产商，但都是硕大的彩色眼镜，不是凯文愿意戴的那种东西。
我只好认了输，盘算该怎么才能凑钱买得起意大利或美国产太阳镜……
统计沃尔玛
5月9日，《新闻周刊》出版了一期中国特辑。随后一个星期，《新闻周刊》就刊登了一条消息，沃尔玛的首席发言人莫娜·威廉姆斯女士称该刊对沃尔玛大部分产品来自中国的报道不实。在一封写给编辑的邮件中，她说，2004年，沃尔玛在中国产品上花了180亿美元，但却向美国供货商支付了1375亿美元。她声称，采购自中国的产品，只占美国产品的6%。针对她的来信，《新闻周刊》道了歉。
直觉告诉我，威廉姆斯女士是拿着数字玩把戏。我记得，在沃尔玛转个身却不打翻一大堆中国商品，想都不要想。于是我想出了一个找出真相的办法。
第二天，动身去沃尔玛的路上，一丝刺激感在肚子里隐隐作祟。我的任务很简单：在沃尔玛翻检100件物品，记下它们的产地，算出中国对美国的商品比例。
我从游泳衣柜台入手，然后穿过一排排的货架，在袜子和内衣列、衣饰配件列和女童装部停下做了检查。进行了10分钟后，我发现清单的前14件货品都是中国货。接着我又去了看了家用器皿、玩具，然后是电器，日用杂货区，直到清单上有106样物品了，才动身回家。
我花了半个多小时才整理完清单，但早就可以看出，中国统治着沃尔玛的日用商品：清单上有52件物品，占总数的49%，都是那儿产的；美国产品有23件，占总数的22%；洪都拉斯排名第三，但差距甚远，只有4件物品；其余商品来自世界各地，如意大利（袜子），巴基斯坦（内衣）和土耳其（一件背心）。
我的清单暗示了各种问题，甚至还需要莫娜·威廉姆斯做些解释。我并不是说我战胜了沃尔玛的公关机制——至少现在还说不上，莫娜·威廉姆斯的数字仍然可能站得住脚。当然，我并未深入山姆大叔占优势的货架——宠物食品、新鲜食物和美容产品等，但我也没在中国当老大的地盘上——如玩具和电器——花费太多时间。我是这样认为的，除非威廉姆斯女士把食品和修建沃尔玛店铺所需的建材产品全都划入在美采购额，否则，我真不知道她的那些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
服装
我站在女装部凉丝丝、香喷喷的空气里，翻遍了一排排的衣服裙子，尽力想让心情变得沉重些。中国占领了世界纺织业，这本应是个充满威胁的发现，可虽然我很努力，却怎么也不觉得难过——哪怕最初要来商场的时候我很担心。
中国不光是打进了廉价袜子、内衣、马球衫的买卖，报道上说，它正快速进入高档设计师服装制造业。
我发现了大量令人惊慌的事实。我翻检的前五件衣服，四件都是中国制造，其中还包括两件售价250美元的香奈尔女装外套。我凑近了瞅接缝处的针脚，想找出做工拙劣的迹象，可这些外套全无问题。它们跟格温妮丝·帕特洛（Gwyneth Paltrow，美国女影星）十月里穿着在中央公园散步的那种高档货别无二致。我手指滑过一件精致的中国衬衣的袖子，心想，这就是为什么运到美国的中国货越来越多——它们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之后，我惊讶地停在一件拉尔夫·劳伦（Ralph Lauren）牌紫色女装短外套前，这件中国手工制服装售价178美元。一件外套，拉尔夫先生竟敢要价这么高，我真该替他害臊。但空气中淡淡的香味，隐形喇叭里传出的柔和音乐，让我很难冒火。紫色的布料光滑如丝地穿过指尖，制造这件外套的勤劳双手，远在万里之外。一瞬间，我全然忘了为什么意大利人要生气，全然忘了自打今年一月开始，就有成千上万名美国人丢了成衣工作——哪怕昨天我还为那数字吓得晕头转向。指尖抚弄着那些轻柔亮泽的衣料，眼角的余光看见自己在亮堂大镜里的风姿，实在很难生出什么凄惨的想象。我很想责备自己竟然如此享受，但没能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家用电器
我的打印机墨水用完了。通常，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这一回，我的直觉告诉我，在如今这个年月，墨盒统归中国管。
办公用品商店的打印耗材区，我翻过盒子，仪式般检查了标签。如我所料，坏消息：墨粉，日本造；墨盒，中国造。只有这种墨盒才配我的打印机，制造商警告说，如果用其他品牌会有危险，但我顺便翻了架子上的其他品牌，指望找出一盒能用的非中国产墨盒来，结果它们全都是中国制造。
我开始让凯文用他办公室的打印机帮我打稿子，光是帮我打印他已经气得不得了了。
后来凯文去巴黎了，我就用电子邮件把文稿发给自己，上班的时候打出来。可我害怕给同事看见，问我在干嘛。说不定还会碰上更糟糕的情况——他留着我继续干，但告诉我以后不准上班的时候打印东西，那样的话我可就真的糗了。我得开车去公共图书馆，那儿准你每次到访免费打印20页纸。第二天我就去落实了一番，免得万一真落到那般下场。
整整两个月，我采取了一种方式来解决打印问题——啥也不做。
“真是好极了，”凯文的声音里充满嘲讽，“现在我们有了一台不能用的打印机。”
正常来说，没有中国货，我活不下去。我总是想出这样那样的权宜之计对付着过，除非另有办法——一多半都是中国办法。
没墨水的打印机，只不过是我家最近在电器方面碰到的系列麻烦之一。你知道的，在电器方面，中国是老大。有一天，我躺在沙发上，在脑袋里一一算计。
一、我家小电视有时候会突然黑屏几分钟。有天晚上，公共电视台播悬疑片，我们正揪着心看到高潮，它黑了至少两次。
二、自从苏菲趁我不注意往CD播放机的托盘上放了什么东西进去之后，它就不开工了。
三、成人娱乐这几天也危在旦夕。有一天，搅拌机的刀片坏了，给厂商打电话去，他们居然告诉我，现在卖的替换刀片是中国制造的。
四、不管我怎么清洗吸尘器内胆，它也不吸尘了。据我猜测，可能我一不小心吸进去个旧玩具。
简而言之，这些日子，每当我环顾房子四周，我就看到一大堆问题，几乎所有都要靠中国来解决。
维斯的痛苦之源
抵制中国活动对一个小男孩的幸福快乐是有影响的，因为，有时候，他的幸福就建立在拥有一个紫色的、塑料的中国小玩意儿上。
那天我们全家去塔吉特（Target）采购，我们穿过货架，检查着一个个“中国制造”的标签，全都是中国的，全都不能买。维斯的眼睛，充满期待地闪闪发光，但随着我们碰到一件又一件的中国产品，他眼里的光芒渐渐黯淡下去。走进商店后20分钟，情况再清楚不过了，中国占领了万圣节，我们的购物车还空空如也。维斯勇气全失，他看着我，哭了。
“难道万圣节这么特殊的日子，我们都不能买中国东西吗？”他哀嚎不已。
他抓住我的胳膊，缩在地上，绝望地渴求着幸福——只要能拥有一件新的、闪光的、塑料的小玩具啊！我注意到，他丝毫也没有去看“最薄弱环节”，那男人抱着女儿站在几步开外，瞪着我。维斯本能地觉察，我才是他的痛苦之源，我才是抵制活动的罪魁祸首，我才是禁止他买中国东西的敌人，我才是他必须用凄惨哭声攻破的碉堡。我的心飞快地跳动，我的手腕剧痛……
我安慰自己，他的南瓜苦恼，只是非常肤浅的烦恼，并不是那种刻骨铭心的真玩意儿。结果，我错了。当天晚上坐在沙发上，我们刚讲完故事，快要上床之前，维斯又哭开了，哭得彻底又突然，毫无预警。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再买中国东西啊？”他嚎啕大哭，蜷缩在沙发里，就好像身体处于极度痛苦之中，“不再买中国东西，我不愿意买，太难了。”
我张开嘴想提醒他有丹麦产的乐高卡车，可现在我清清楚楚地看出，一辆玩具乐高卡车绝对不足以平息此种程度的痛苦，我说不定根本搞错了什么叫肤浅的烦恼和真实的不幸……
报应
还有四个月才到圣诞节，维斯就宣布他要开始列圣诞礼物单了。苏菲也开始要求给圣诞老人列清单，她的清单跟她哥哥的一样中国。
我也开始挨个给邮购目录打电话，逐一咨询维斯圣诞礼物清单上到底有没有哪件东西不是中国来的。这是一份沉闷的工作，大多数时候我简直想把电话砸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每一通电话都是我砸的，因为我打电话询问的每一种玩具全是中国制造。
为了给苏菲和维斯寻找非中国产的玩具，我花了太多时间，太多的钱，结果，轮到给其他人送礼物的时候，我想象力枯竭了不说，钱包也瘪了。
我给凯文买了条柬埔寨裤子，这比他送给我非中国产的肥皂和办公用品总算多了一分半点的浪漫。孩子们会送给凯文一包便宜的巴基斯坦内衣，是我在一家三流百货商店年终清仓销售时买到的。在我近来的记忆中，这是一次最恐怖的购物体验。
从理论上来说，我早已为清单上的每个人准备好了礼物：书（但我不知道他们喜欢不喜欢）、T恤、好吃的，诸如此类。我对有些人过分慷慨大方（我会送给我妈一条她心仪很久的印度真丝头巾），对有些人却小气得很（我给哥哥弟弟们在超市买了孟加拉T恤，商店里看着还挺好，可拿回家就变成了软塌塌的擦桌布）。我没想出送什么东西给老爸好，所以给了他一张礼物券，说不定他会拿着去买个中国制造的东西。
圣诞节前一天的晚上，我们允许孩子们每人打开一件礼物。他们选中了加州舅舅送来的盒子。我一分一秒也没浪费，当即抓起地上的玩具包装盒，翻过来一看。全都是中国制造。这就是我那绝妙伪善之举的报应，报应！我弟弟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我。
圣诞节清晨的第一缕光线还没露出来，孩子们就起了床，冲下楼。维斯扯开圣诞袜子，里面装满了糖果和办公用品，接着他又郁闷地把苏菲袜子的东西倒在地上。苏菲从里面挑出一包德国糖果，还有一支无色唇膏，缩回了沙发。
维斯径直奔向圣诞树，一个接一个地打开盒子，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过了几分钟，他挥舞着一把我妈送的玩具链锯，追起了狗。我一看盒子，中国的，毫无疑问。
苏菲晕乎乎地蜷缩在沙发里，我替她打开了大部分的盒子。我朝她举起德国洋娃娃和微型玩具屋，她一脸茫然，看到我妈送给她的中国汉娜洋娃娃，她却微笑了起来。我小姑子送的是一个镶褶边的粉红洋娃娃，自然也是中国产的。看到这个，苏菲在整整一个小时里头一回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下午，我终于有机会清点一下圣诞节的库存。本年度的结果是：中国制造，11件；非中国，42件。每一件来到我家的中国制造，都是别人送的礼物。
我不敢肯定这个数是怎么构成的。显然，今年我们家圣诞节收的中国礼物，比去年少得多。可当维斯在客厅里呜呜地开着他的中国怪物卡车，并把它撞在家具腿上时，你很难把这个日子看成一年来抵制中国活动的最高潮。
终局
承认现实吧：能撑过这一年，大部分靠的是运气。尽管有抵制在先，中国产品还是源源不断地涌进我家。破晓时分，维斯兴冲冲地醒了。窗外天色还黑得跟墨汁儿似的，但维斯知道新年头一天意味着什么。
当然，你可以说去年也是个注定失败的尝试，但这种失败主义的想法对我来说毫无助益，因为抵制活动的关键并不是要打败中国，或是真的赢到什么东西。它是想找出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中国在我们生活的地位。
我们最终决定，还是跟中国进口产品共存的好。发誓一辈子不用中国产品，貌似不太现实。
不靠中国产品过日子，太难了，至少，不懈地坚持下去太难了。我一次次地怀念抵制的日子，可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勇气再来一次。从某些方面来说，我情愿不去设想，未来10年不靠中国产品过活，日子会有多难。■
（《离开“中国制造”一年》一书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编辑 陈 力]
E-mail:chinacbr@vip.163.com
然而，不靠中国产品过日子，太难了，至少，不懈地坚持下去太难了。我一次次地怀念抵制的日子，可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勇气再来一次。
别了，吾爱
在一个阴沉的星期一，我们把“中国”从家里请了出去。那时，圣诞节刚过两天，孩子们在楼上酣睡。我坐在沙发上，环顾节日后乱得一塌糊涂的家，后背猛然冒出一股不安的凉意来。照理说早就该注意到，可我直到此刻才发现——中国占领着我的家！
中国，在DVD播放机上散发着幽蓝的辉光；中国，在客厅一角圣诞树上垂下的灯泡和玻璃球上闪闪发亮；中国，在我脚下的条纹袜子上蹭得我脚痒痒；中国，躺在门口那一堆脏鞋上，透过红发洋娃娃的刺绣眼睛，打量着周围的世界，还用中国造的咀嚼玩具，逗弄着我家的狗；中国，从钢琴上摆放的台灯洒下一轮黄色的光晕。
我赶紧从沙发上起身，清点起圣诞节礼物来，并把它们分成两大类：中国，非中国。清点结果：中国，25；非中国，14。圣诞节，孩子们一年到头盼星星盼月亮般盼来的一天，原来竟是个中国节——要是你不算去教堂，或者看电视转播教皇做午夜大弥撒的那个钟头的话。如此细细琢磨一番，事情似乎已经失控了——突然之间，我想把中国给请出去。
我的想法是：从2005年1月1日开始，整整一年，我们家抵制购买中国产品。当然，考虑到实际情况，礼物、废料和二手货，不在此次抵制行动之列。
木头小车
我们碰到的头一道障碍，出现在凯文打算给4岁的儿子维斯造个木头赛车的时候。那天孩子们放学回家，貌似正适合来个父子共建项目。
“我已经知道塑料轮子都是中国造的了，”凯文说，“所以我打算改用木头轮子，再买个木销子，自己动手锯断。”
他的第一站是我家附近的木工店，那是一家粗陋的仓库，我去过，从地到天都摆的是中国产品。过了半个多小时，凯文回来了。如他所料，木工店里的所有东西都不能买，包括售价一美元一根的中国造木销子。
凯文的确给维斯做成了一辆车，但我觉得它更像根木头棍儿。维斯似乎不太热心，甚至等他妹妹苏菲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把小车拾起来，他都没吭声抗议。
有时候，你很难取悦一个21世纪的小男孩，尤其是你连一套中国造的轮子都没有。第二天，一边的轮子裂成了两半。我瞅了个没人看见的空子，把小车捡起来，塞在了厨房顶上专装杂物的抽屉里。据我所知，它至今仍好好地待在那儿。
鞋子
有些时候，惊慌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反应。我们突然发现维斯的鞋子小得穿不下了。眼下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去买双新运动鞋，而我又恰好知道，当今时代的儿童运动鞋，基本上是中国来的。
那个下午我过得窝囊透顶。我逛了一家童鞋连锁店，两家死一般寂静的百货商店的鞋帽部，一家折扣鞋店，那儿9美元一双的鞋子都快堆上天花板了。我看了至少50双男童鞋，统统中国造，包括怪物史莱克风格的鞋，脚底上有闪光灯的鞋——要是维斯能穿上这样的鞋子，肯定会乐开花。在这么多地方，我只看到一双例外的鞋，一双印度尼西亚产的网球鞋，可惜店里又没有适合维斯穿的尺码。等意识到自己走到哪儿看的都是同样的中国鞋，我放弃了。
花了两个星期，我才给维斯找到了新的运动鞋。它样式新颖，太空风格，鞋带用的是皮革和尼龙搭扣，而不是普通的绳子，而且，产自意大利。连运费一起是68美元，相当于阿富汗家庭的平均月收入。我坐在桌子旁，凝望着那双能够拯救维斯宝贵脚丫的意大利运动鞋的照片，过去两周里的烦心经历，我可不想再拖下去。我访问了无数的网站，发邮件给陌生人（大部分都没理我），给从蒙大拿到宾夕法尼亚的鞋店打电话。我发现，一些著名的美国鞋厂早就不再生产真正的美国鞋了……
其实我也不是找不着非中国产的童鞋，可它们的式样总是不合适……我需要的只是一双平凡的网球鞋，非中国产的，但我逐渐发现，这好像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还跟衣阿华州一家鞋店主邮件往来了一番，在我读来，他的回复信息就好像是一首对垂死工业的赞歌。他告诉我，打从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没地方生产儿童运动鞋了，打从那时起，它们就都搬到了中国。
太阳镜
3月中旬的一个温热下午，凯文下班回家，整个人都变了。原因在于他的脸——居然戴着一副超小款的女童太阳镜，热辣的粉红衬黑色，一边的镜片上还写着“街头美少女”字样。
凯文堕落到这般田地，始于上个星期他把自己的意大利太阳镜给弄丢之后。他知道，要是想不买中国产的太阳镜，就会花掉一大笔钱，可我们最近正好缺钱。他工作上的一个朋友给他出了个主意，于是他就在幼儿园的失物招领篮里取用了这副太阳镜。
但很快那副以不正当手段得来的女童太阳镜就玩完了……我在阁楼的一口箱子里为凯文的困境找到了临时解决方案：一副雪镜，它镜片又大又圆，黑得不透光，两边还有皮眼罩。凯文戴上它，就像是一匹拉车的老马。但雪镜并不太理想，它太重了，戴了20分钟，凯文的脑袋就痛了起来。皮眼罩挡住了他眼角的余光，开车太危险。
所以我尽了自己为妻的本分——援救凯文的眼睛。我开车去了商场，在柜台间急速穿梭，再一次咬牙切齿地想到中国占领了全世界——至少，占领了全世界的商场。我挑了至少60副太阳镜，全都是中国货。回到家里，我发现网上卖的美国、意大利太阳镜不少，但看到价格心里敲锣打鼓的——大概150美元起跳，而我们只买得起中国太阳镜。
凯文的部门秘书救了他。她在一元店里买了两副太阳镜，一副一块钱，因为她听够了凯文的抱怨。我真感激她决定破费两块钱。然而好景不长，凯文很快就把秘书送给他的太阳镜弄丢了，他威胁要造反了……
我克制不住在网上来了次非中国产太阳镜大搜捕，我碰到了许多废话，可没有任何一条主题与非中国产太阳镜有关系。我试了eBay，可上面的卖家卖的东西，跟我在别处看见的毫无二致：要么是昂贵的意大利和美国太阳镜，要么就是便宜的中国太阳镜。最终，我找到一家美国太阳镜生产商，但都是硕大的彩色眼镜，不是凯文愿意戴的那种东西。
我只好认了输，盘算该怎么才能凑钱买得起意大利或美国产太阳镜……
统计沃尔玛
5月9日，《新闻周刊》出版了一期中国特辑。随后一个星期，《新闻周刊》就刊登了一条消息，沃尔玛的首席发言人莫娜·威廉姆斯女士称该刊对沃尔玛大部分产品来自中国的报道不实。在一封写给编辑的邮件中，她说，2004年，沃尔玛在中国产品上花了180亿美元，但却向美国供货商支付了1375亿美元。她声称，采购自中国的产品，只占美国产品的6%。针对她的来信，《新闻周刊》道了歉。
直觉告诉我，威廉姆斯女士是拿着数字玩把戏。我记得，在沃尔玛转个身却不打翻一大堆中国商品，想都不要想。于是我想出了一个找出真相的办法。
第二天，动身去沃尔玛的路上，一丝刺激感在肚子里隐隐作祟。我的任务很简单：在沃尔玛翻检100件物品，记下它们的产地，算出中国对美国的商品比例。
我从游泳衣柜台入手，然后穿过一排排的货架，在袜子和内衣列、衣饰配件列和女童装部停下做了检查。进行了10分钟后，我发现清单的前14件货品都是中国货。接着我又去了看了家用器皿、玩具，然后是电器，日用杂货区，直到清单上有106样物品了，才动身回家。
我花了半个多小时才整理完清单，但早就可以看出，中国统治着沃尔玛的日用商品：清单上有52件物品，占总数的49%，都是那儿产的；美国产品有23件，占总数的22%；洪都拉斯排名第三，但差距甚远，只有4件物品；其余商品来自世界各地，如意大利（袜子），巴基斯坦（内衣）和土耳其（一件背心）。
我的清单暗示了各种问题，甚至还需要莫娜·威廉姆斯做些解释。我并不是说我战胜了沃尔玛的公关机制——至少现在还说不上，莫娜·威廉姆斯的数字仍然可能站得住脚。当然，我并未深入山姆大叔占优势的货架——宠物食品、新鲜食物和美容产品等，但我也没在中国当老大的地盘上——如玩具和电器——花费太多时间。我是这样认为的，除非威廉姆斯女士把食品和修建沃尔玛店铺所需的建材产品全都划入在美采购额，否则，我真不知道她的那些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
服装
我站在女装部凉丝丝、香喷喷的空气里，翻遍了一排排的衣服裙子，尽力想让心情变得沉重些。中国占领了世界纺织业，这本应是个充满威胁的发现，可虽然我很努力，却怎么也不觉得难过——哪怕最初要来商场的时候我很担心。
中国不光是打进了廉价袜子、内衣、马球衫的买卖，报道上说，它正快速进入高档设计师服装制造业。
我发现了大量令人惊慌的事实。我翻检的前五件衣服，四件都是中国制造，其中还包括两件售价250美元的香奈尔女装外套。我凑近了瞅接缝处的针脚，想找出做工拙劣的迹象，可这些外套全无问题。它们跟格温妮丝·帕特洛（Gwyneth Paltrow，美国女影星）十月里穿着在中央公园散步的那种高档货别无二致。我手指滑过一件精致的中国衬衣的袖子，心想，这就是为什么运到美国的中国货越来越多——它们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之后，我惊讶地停在一件拉尔夫·劳伦（Ralph Lauren）牌紫色女装短外套前，这件中国手工制服装售价178美元。一件外套，拉尔夫先生竟敢要价这么高，我真该替他害臊。但空气中淡淡的香味，隐形喇叭里传出的柔和音乐，让我很难冒火。紫色的布料光滑如丝地穿过指尖，制造这件外套的勤劳双手，远在万里之外。一瞬间，我全然忘了为什么意大利人要生气，全然忘了自打今年一月开始，就有成千上万名美国人丢了成衣工作——哪怕昨天我还为那数字吓得晕头转向。指尖抚弄着那些轻柔亮泽的衣料，眼角的余光看见自己在亮堂大镜里的风姿，实在很难生出什么凄惨的想象。我很想责备自己竟然如此享受，但没能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家用电器
我的打印机墨水用完了。通常，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这一回，我的直觉告诉我，在如今这个年月，墨盒统归中国管。
办公用品商店的打印耗材区，我翻过盒子，仪式般检查了标签。如我所料，坏消息：墨粉，日本造；墨盒，中国造。只有这种墨盒才配我的打印机，制造商警告说，如果用其他品牌会有危险，但我顺便翻了架子上的其他品牌，指望找出一盒能用的非中国产墨盒来，结果它们全都是中国制造。
我开始让凯文用他办公室的打印机帮我打稿子，光是帮我打印他已经气得不得了了。
后来凯文去巴黎了，我就用电子邮件把文稿发给自己，上班的时候打出来。可我害怕给同事看见，问我在干嘛。说不定还会碰上更糟糕的情况——他留着我继续干，但告诉我以后不准上班的时候打印东西，那样的话我可就真的糗了。我得开车去公共图书馆，那儿准你每次到访免费打印20页纸。第二天我就去落实了一番，免得万一真落到那般下场。
整整两个月，我采取了一种方式来解决打印问题——啥也不做。
“真是好极了，”凯文的声音里充满嘲讽，“现在我们有了一台不能用的打印机。”
正常来说，没有中国货，我活不下去。我总是想出这样那样的权宜之计对付着过，除非另有办法——一多半都是中国办法。
没墨水的打印机，只不过是我家最近在电器方面碰到的系列麻烦之一。你知道的，在电器方面，中国是老大。有一天，我躺在沙发上，在脑袋里一一算计。
一、我家小电视有时候会突然黑屏几分钟。有天晚上，公共电视台播悬疑片，我们正揪着心看到高潮，它黑了至少两次。
二、自从苏菲趁我不注意往CD播放机的托盘上放了什么东西进去之后，它就不开工了。
三、成人娱乐这几天也危在旦夕。有一天，搅拌机的刀片坏了，给厂商打电话去，他们居然告诉我，现在卖的替换刀片是中国制造的。
四、不管我怎么清洗吸尘器内胆，它也不吸尘了。据我猜测，可能我一不小心吸进去个旧玩具。
简而言之，这些日子，每当我环顾房子四周，我就看到一大堆问题，几乎所有都要靠中国来解决。
维斯的痛苦之源
抵制中国活动对一个小男孩的幸福快乐是有影响的，因为，有时候，他的幸福就建立在拥有一个紫色的、塑料的中国小玩意儿上。
那天我们全家去塔吉特（Target）采购，我们穿过货架，检查着一个个“中国制造”的标签，全都是中国的，全都不能买。维斯的眼睛，充满期待地闪闪发光，但随着我们碰到一件又一件的中国产品，他眼里的光芒渐渐黯淡下去。走进商店后20分钟，情况再清楚不过了，中国占领了万圣节，我们的购物车还空空如也。维斯勇气全失，他看着我，哭了。
“难道万圣节这么特殊的日子，我们都不能买中国东西吗？”他哀嚎不已。
他抓住我的胳膊，缩在地上，绝望地渴求着幸福——只要能拥有一件新的、闪光的、塑料的小玩具啊！我注意到，他丝毫也没有去看“最薄弱环节”，那男人抱着女儿站在几步开外，瞪着我。维斯本能地觉察，我才是他的痛苦之源，我才是抵制活动的罪魁祸首，我才是禁止他买中国东西的敌人，我才是他必须用凄惨哭声攻破的碉堡。我的心飞快地跳动，我的手腕剧痛……
我安慰自己，他的南瓜苦恼，只是非常肤浅的烦恼，并不是那种刻骨铭心的真玩意儿。结果，我错了。当天晚上坐在沙发上，我们刚讲完故事，快要上床之前，维斯又哭开了，哭得彻底又突然，毫无预警。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再买中国东西啊？”他嚎啕大哭，蜷缩在沙发里，就好像身体处于极度痛苦之中，“不再买中国东西，我不愿意买，太难了。”
我张开嘴想提醒他有丹麦产的乐高卡车，可现在我清清楚楚地看出，一辆玩具乐高卡车绝对不足以平息此种程度的痛苦，我说不定根本搞错了什么叫肤浅的烦恼和真实的不幸……
报应
还有四个月才到圣诞节，维斯就宣布他要开始列圣诞礼物单了。苏菲也开始要求给圣诞老人列清单，她的清单跟她哥哥的一样中国。
我也开始挨个给邮购目录打电话，逐一咨询维斯圣诞礼物清单上到底有没有哪件东西不是中国来的。这是一份沉闷的工作，大多数时候我简直想把电话砸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每一通电话都是我砸的，因为我打电话询问的每一种玩具全是中国制造。
为了给苏菲和维斯寻找非中国产的玩具，我花了太多时间，太多的钱，结果，轮到给其他人送礼物的时候，我想象力枯竭了不说，钱包也瘪了。
我给凯文买了条柬埔寨裤子，这比他送给我非中国产的肥皂和办公用品总算多了一分半点的浪漫。孩子们会送给凯文一包便宜的巴基斯坦内衣，是我在一家三流百货商店年终清仓销售时买到的。在我近来的记忆中，这是一次最恐怖的购物体验。
从理论上来说，我早已为清单上的每个人准备好了礼物：书（但我不知道他们喜欢不喜欢）、T恤、好吃的，诸如此类。我对有些人过分慷慨大方（我会送给我妈一条她心仪很久的印度真丝头巾），对有些人却小气得很（我给哥哥弟弟们在超市买了孟加拉T恤，商店里看着还挺好，可拿回家就变成了软塌塌的擦桌布）。我没想出送什么东西给老爸好，所以给了他一张礼物券，说不定他会拿着去买个中国制造的东西。
圣诞节前一天的晚上，我们允许孩子们每人打开一件礼物。他们选中了加州舅舅送来的盒子。我一分一秒也没浪费，当即抓起地上的玩具包装盒，翻过来一看。全都是中国制造。这就是我那绝妙伪善之举的报应，报应！我弟弟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我。
圣诞节清晨的第一缕光线还没露出来，孩子们就起了床，冲下楼。维斯扯开圣诞袜子，里面装满了糖果和办公用品，接着他又郁闷地把苏菲袜子的东西倒在地上。苏菲从里面挑出一包德国糖果，还有一支无色唇膏，缩回了沙发。
维斯径直奔向圣诞树，一个接一个地打开盒子，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过了几分钟，他挥舞着一把我妈送的玩具链锯，追起了狗。我一看盒子，中国的，毫无疑问。
苏菲晕乎乎地蜷缩在沙发里，我替她打开了大部分的盒子。我朝她举起德国洋娃娃和微型玩具屋，她一脸茫然，看到我妈送给她的中国汉娜洋娃娃，她却微笑了起来。我小姑子送的是一个镶褶边的粉红洋娃娃，自然也是中国产的。看到这个，苏菲在整整一个小时里头一回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下午，我终于有机会清点一下圣诞节的库存。本年度的结果是：中国制造，11件；非中国，42件。每一件来到我家的中国制造，都是别人送的礼物。
我不敢肯定这个数是怎么构成的。显然，今年我们家圣诞节收的中国礼物，比去年少得多。可当维斯在客厅里呜呜地开着他的中国怪物卡车，并把它撞在家具腿上时，你很难把这个日子看成一年来抵制中国活动的最高潮。
终局
承认现实吧：能撑过这一年，大部分靠的是运气。尽管有抵制在先，中国产品还是源源不断地涌进我家。破晓时分，维斯兴冲冲地醒了。窗外天色还黑得跟墨汁儿似的，但维斯知道新年头一天意味着什么。
当然，你可以说去年也是个注定失败的尝试，但这种失败主义的想法对我来说毫无助益，因为抵制活动的关键并不是要打败中国，或是真的赢到什么东西。它是想找出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中国在我们生活的地位。
我们最终决定，还是跟中国进口产品共存的好。发誓一辈子不用中国产品，貌似不太现实。
不靠中国产品过日子，太难了，至少，不懈地坚持下去太难了。我一次次地怀念抵制的日子，可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勇气再来一次。从某些方面来说，我情愿不去设想，未来10年不靠中国产品过活，日子会有多难。■
（《离开“中国制造”一年》一书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编辑 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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