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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废都》自出版以来争论颇多，许多学者和评论家从不同的视角和文化立场出发，对废都的文化意义加以界定。本文将从贾平凹的传统文化观照视角出发，以城市与乡村、外界与内心、男人和女人三个方面为主线，解读废都和废都里的人，并以此探析作家文学观的渊源和情感寄托。贾平凹是一个立足传统的作家，其农村丰富的生活经历和感受又在与城市文明的冲突中演变成了一种浓烈的乡土情结，两者共同筑成了作家的价值认同和情感归属。然而，也正是这份情感，致使作家在对城市、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及女性人格的审视和判断上出现偏差。
关键词： 《废都》 传统文化 情感寄托 建构
《废都》自出版以来就受到了学界褒贬不一的评价，有学者认为，“这部作品的出版，是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知识与权力的临时同盟的终结，标志着在写作领域娱乐道德观开始取代行善道德观……”，有人将《废都》称为“后现代式的狂欢传奇”，“一次知识分子重返历史主体的虚假满足，一次毫无节制的精神意淫，一个自欺欺人的性欲神话”。当然，除骂声外，也有人对这部作品大加赞赏，如雷达的《心灵的挣扎》就肯定了作家出色的世情描写，季羡林先生更是预言“20年后，《废都》会大放光芒”。
20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来看这场文化笔战时，能否抛开道德的眼光、伦理的束缚，以冷静客观的心态，分析《废都》遭人诟病的内在根源？贾平凹依托驳杂的传统文化和绵延的乡土情结来构建他的废都，然而面对社会的转型期，一个极力表明自己农民身份的作家，他的固守与坚持显得那么的格格不入。我们可以看到，“农民”与“作家”两种文化身份的确认在《废都》中得到了很好的映照，而非议颇多的性描写又似乎与贾平凹所言的“女人之事”分不开。由此，本文将以这三个概念为线索阐述贾平凹在对现代文明、知识分子的精神自救及女性人格的审视和判断上出现的偏差。笔者认为作家对现代文明有一种偏执的憎恶与敌视，而对知识分子的定位带有个人理想主义色彩，在女性观上，又走入到狭隘的男权主义误区，因此，《废都》带有个人化和被建构的色彩。
一、现代城市中的乡土情结
贾平凹多次在作品中直言自己是“山里人”，《废都》之前的小说大多是描写淳朴自然的乡村，以《商州初录》为例，《黑龙口》写主人夫妇请过路客人同床过夜，彼此毫无不便和尴尬之感，从而表现了商州美好的人情和人性。由于作家对农村的“特殊亲近”，“自觉过滤掉了那些可能同时存在的愚昧、丑陋、恶的成分”，所以对商州的描述带有极大的美化和修饰色彩。直到《废都》，作家开始将目光转向城市，试图通过干预现实寻求文学的本真。可是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贾平凹贯穿始终的农民意识、乡土情结，也正是这份从传统文化中生发出来的情感妨碍了作家对城市的认识和判断，从而带有个人化的想象和偏激。一方面，城市在作家眼中只是“一堆水泥”，一个被色情、毒品、金钱、腐败重度污染的名利场，现代文明滋生的病态与罪恶使人丧失了人之为人最基本的生存抵抗力，无论在生理机能还是情感记忆上，人们都面临着退化和萎缩。另一方面，这个城市又并未太过繁华，没有灯红酒绿的夜生活，没有大都市的车水马龙，相比于上海、北京，它更像一个还未抹去古老印记的城镇：古老的城墙、幽咽的埙乐、汉代的砖瓦……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是末世的颓废气息。我们可以看到，当作家以农民的视角去构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时，现代都市文明的弊端只是他逃离的借口或者说是发泄的爆破口，真正使他忧伤的是传统文化的没落和凋敝。
那么，作家为何会有如此浓烈的乡土情结呢？从贾平凹的一些自传中我们可以得知，他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年少的生活经历、情感体验占据了他生命记忆的核心，作品中不自觉地情绪流露是作家赤子之心的深情表达——对农村的眷恋。正如《废都》的主人公庄之蝶，在城市生活多年的他，身上依然残存着农民的痕迹：与人交谈说的是一口潼关话，喝的牛奶是从牛的身上直接挤下来的，在文化趣味上喜欢神秘文化、江湖文化、民间俗文化，甚至连他最好的朋友孟云房也说过：“别看庄之蝶在这城市生活了几十年了，但他没有城市现代思维，还整个介的乡下人思维意识”。一个将农村当成自己的情感归属，深谙农村文化思维模式的作家在面对城市文明时，他的无所适从正反映出了他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坚守，更何况，这份无所适从又触动了他潜藏内心的“敏感与羞涩”。于是在城市和农村的双项选择中，贾平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回归乡土（正如想要回到终南山的那头牛）。
当作家以农民的眼光、传统的视角看城市并用历史来定位其文化价值时，这注定了他与城市的隔膜和疏离，所以他笔下的废都只是作家的文化臆想，一个安放所有人怀旧梦想的空壳子。这种沉浸于传统的心灵满足成就了曾经的贾平凹，也困住了转型后的他，所以说，商州是不存在的，废都亦是贾平凹一个人的废都。
二、传统文人式的精神救赎
贾平凹是一个立足于传统文化视角的作家，这种传统文化不仅指传统的民间文化，渊源的乡土情结，还包括传统的文人构想。这种构想带有作家感性的文化认同，同时也是他精神救赎的失败尝试。《废都》写于90年代，联系到作家所处的时代大环境，彼时的中国，文化格局呈现出一种多元、无序的态势，大众文化通过商业包装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而精英文化内部却出现了难以弥合的缝隙，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和历史主体地位受到质疑，文化的崩溃和历史的失重使他们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感和幻灭感。于是，这一时期涌现了不少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小说，如王朔的“顽主”系列，以尖锐而粗俗的方式对知识分子的清高、虚伪和自我膨胀进行挖苦和嘲弄。而贾平凹对这一题材的选择却是一种在“队伍中”的感同身受。他在《废都》后记中谈到“几十年奋斗的营造的一切稀里哗啦都打碎了，只剩下了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着毒病的我和我的三个字的姓名，而名字又常常被别人叫着写着用着”，原本就孤独敏感的他在这个陌生的时代面前愈发得空虚落寞，但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责任感，逼迫着他思考现实的出路。于是，立足传统的贾平凹选择以一群理想的文人形象重建历史文化信仰：汪希眠、龚靖元、阮知非、庄之蝶。他们或能画，或能写，或能唱，或能文，尤其是庄之蝶“他却是不大缺钱爱钱的主儿，只在家写他的文章图受活。”俨然一个不慕名利，大隐于市的传统文人形象。而在社会上，他的名人效应可以让小人物周敏进西京杂志社，暴发户黄厂长为求他写篇文章谄媚之极：在政坛上他也风光无限，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与市长直通热线，甚至敢与文化厅长拍桌子争辩。不仅如此，在日常生活中庄之蝶也保持着文人的生活习性和艺术修养，他的书房里摆的是笔墨纸砚、书画卷轴、青花大瓷缸、青铜大香炉。显然，庄之蝶是一个既有着文人士大夫外在的文学艺术情趣又有着儒道互补的内在性格特征的理想文人形象。可在小说的结尾，他的精神却走向了颓废虚无，成为了末世的失路鬼。这不禁让人困惑，作家为何要将他亲手建构的理想人物硬生生地摧毁呢？ 当一个作家的理想遭遇现实的窘境，他的失落与自我放逐其实就代表了他的立场。贾平凹对现代知识分子有一种偏执的憎恶和怀疑，在作家看来，受过现代文明浸染的知识分子已丧失了传统文化的精神根基，即使以一种反哺的形式获得对传统的回归，这样的回归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下也只是一种文化趣味的寻求，外界的诱惑与纷扰早已将他们的内质腐化，与其让他们被现实一点点吞噬，不如将其彻底毁灭，在废墟之上重建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于是贾平凹让庄之蝶官司缠身，沉溺于男女之事，为人捉刀代笔写文章，甚至为求字画充当了谋害朋友的刽子手，最终因名而累，想从这个城市里逃离出去又未果。其他几位更是以一种漫画式的手法描写他们无价值的消耗和死亡。
作家想以一种传统的文人理想获得精神的救赎，但在现代文明的漩涡中，这种理想缺乏现实的土壤，而对现代文明合理性的怀疑又将他拉入另一种极端。他试图用荒诞和丑陋来报复这个残酷的社会，可殊不知道极美与极丑都是不真实的，但是美给人以希望，所以写商州的贾平凹被人们称赞，而丑却让人厌恶，所以《废都》骂声一片。可是，无论是被毁之前还是被毁之后，贾平凹的文化信仰都没有改变，也正是这份偏执的保守导致了他救赎之路的失败。
三、男权主导下的女性观照
当代文学史上以女性作为写作对象的作品很多。在男性作家的作品里，女性常常被当成打量和被看的对象。贾平凹更是如此，他的女性观甚至带有传统的封建色彩，是一种男权主导下的女性观照。在《废都》里，与庄之蝶有过纠葛的女人很多，其中以唐宛儿、牛月清最为典型。唐宛儿是个妩媚，聪明而又揣怀着许多不切实际的梦想的女人，她在与庄之蝶的情爱里受伤最深。可是，正是这样的女子在文本中呈现出的是一种分裂的人物性格，一种难以融洽的精神特质。她的骨子里既有传统女子的古典美和诗意美，同时又掺杂了现代城市的放荡与肉欲。当两种异质的性格毫无征兆地表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时，人物的真实性就有待考究。然而在传统的男性视野中，这样的不真实恰是一种完美女性的特质。相比而言，贤惠而勤劳的牛月清反而显得逊色。传统的婚姻观、女人观桎梏了她的思想，她将庄之蝶当成生活的全部，而这种务实的态度，在一个作家丈夫看来只是毫无情趣的生活起居的照顾。同住一个屋檐下，对丈夫的偷情一概不知，当柳月告诉她庄之蝶和唐宛儿有私情时，还替庄之蝶辩护，对丈夫毫无由头的脾气和争吵，她只懂得一味迁就忍让。这种善良和顺服助长了庄之蝶的自私偏执，也引发了他们的婚姻危机。
在庄之蝶看来，理想的伴侣，既要有唐宛儿的放荡，又要具备牛月清的持家本领，就像柳月所说的，不仅要是他的妻，也要是他的母，更要既是他的女，又是他的妓。这种理想化的人物构想背后，隐藏的其实是男性欲望、他者眼光，一种企图以男性话语重塑女性形象的霸权主义。不仅如此，贾平凹还认为女人应依附于男人，整天围着男人转，奉献一切而无所求，所以作品里的庄之蝶虽然相貌普通，却有许多美艳多情的女子自愿为他献身，就算怀孕了也不给他麻烦（唐宛儿），甚至用毁容来表达自己坚贞的爱（阿灿），当他落魄的时候又要对他不离不弃、照顾有加（柳月）。显然，这种狭隘的女性地位观、女性性格论孕育于夫为妻纲的家庭伦理观和文人禁欲下的美好遐想。以儒家为主导的正统文化长期以来通过宣扬“仁义礼智信”的伦理道德观来实现思想专制，而民间文化又以一种呼唤人性的方式获得了合理性的存在。在这两种相悖而又共存的文化语境下，女性常常以“妖女”或“贞女”的形象出现，然而，无论哪种都脱离不了父权文化的严密控制，女性被当作男性赏玩的尤物，缺乏自身的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正如贾平凹笔下的唐宛儿和牛月清。
贾平凹在接受传统文化的时候不加甄别全盘吸收，以一种腐朽的男性观塑造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使作品流于俗弊，而那些由“性”引发的被观看的对象由于离开了现实的土壤，最终变成了一个个生活在城市里的文化符号。
《废都》是贾平凹站在传统文化的观照视角上来看待城市与乡村﹑男人和女人、外界与内心的。在它丰富复杂的人情世态背后，贾平凹想要说的不仅仅是一个男人和几个女人的恩恩怨怨。理想的坍塌、价值的失落，在这个时代的风尖浪口，贾平凹完成了他的转型，可是这一转变也带来了更多的困惑和非议。根植于他思想中的传统文化和乡土情结与城市文明、现代文明存在着悖论，而传统文化自身的驳杂性又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作家的价值判断。所以，在考量城市、知识分子与女性三方面问题时，贾平凹是以一种相对狭隘的文化视角去观照他笔下的废都和废都里的人。当这种文化支撑成为了他评判的依据，其局限性也就显而易见。对现代文明的排斥和疏远、对知识分子重返历史地位的理想化构想、对女性形象的感性塑造，作家的这些选择引来了一场学界的喧嚣热议。但是，我想对于作家而言，也许真正无法肃清的是一份眷恋的情感（对传统文化的迷恋和崇拜），毕竟从感性的惶惑到理性的评判要经过一段很长的磨练，《废都》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贾平凹一定可以凭借着他一往无前的决绝和勇气，在废墟之上建造一个真正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2]董建，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李星，孙见喜.贾平凹评传[M].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4]郜元宝，张冉冉主编.贾平凹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5]雷达主编，梁颖编选.贾平凹研究资料[M].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6]王尧.重评废都兼论九十年代知识分子[J].当代作家评论，2006（3）.
[7]陈骏涛，白烨，王绯.说不清的〈废都〉[J].当代作家评论，1993（6）.
[8]庐阳著.贾平凹怎么啦——被删的6986字背后[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关键词： 《废都》 传统文化 情感寄托 建构
《废都》自出版以来就受到了学界褒贬不一的评价，有学者认为，“这部作品的出版，是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知识与权力的临时同盟的终结，标志着在写作领域娱乐道德观开始取代行善道德观……”，有人将《废都》称为“后现代式的狂欢传奇”，“一次知识分子重返历史主体的虚假满足，一次毫无节制的精神意淫，一个自欺欺人的性欲神话”。当然，除骂声外，也有人对这部作品大加赞赏，如雷达的《心灵的挣扎》就肯定了作家出色的世情描写，季羡林先生更是预言“20年后，《废都》会大放光芒”。
20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来看这场文化笔战时，能否抛开道德的眼光、伦理的束缚，以冷静客观的心态，分析《废都》遭人诟病的内在根源？贾平凹依托驳杂的传统文化和绵延的乡土情结来构建他的废都，然而面对社会的转型期，一个极力表明自己农民身份的作家，他的固守与坚持显得那么的格格不入。我们可以看到，“农民”与“作家”两种文化身份的确认在《废都》中得到了很好的映照，而非议颇多的性描写又似乎与贾平凹所言的“女人之事”分不开。由此，本文将以这三个概念为线索阐述贾平凹在对现代文明、知识分子的精神自救及女性人格的审视和判断上出现的偏差。笔者认为作家对现代文明有一种偏执的憎恶与敌视，而对知识分子的定位带有个人理想主义色彩，在女性观上，又走入到狭隘的男权主义误区，因此，《废都》带有个人化和被建构的色彩。
一、现代城市中的乡土情结
贾平凹多次在作品中直言自己是“山里人”，《废都》之前的小说大多是描写淳朴自然的乡村，以《商州初录》为例，《黑龙口》写主人夫妇请过路客人同床过夜，彼此毫无不便和尴尬之感，从而表现了商州美好的人情和人性。由于作家对农村的“特殊亲近”，“自觉过滤掉了那些可能同时存在的愚昧、丑陋、恶的成分”，所以对商州的描述带有极大的美化和修饰色彩。直到《废都》，作家开始将目光转向城市，试图通过干预现实寻求文学的本真。可是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贾平凹贯穿始终的农民意识、乡土情结，也正是这份从传统文化中生发出来的情感妨碍了作家对城市的认识和判断，从而带有个人化的想象和偏激。一方面，城市在作家眼中只是“一堆水泥”，一个被色情、毒品、金钱、腐败重度污染的名利场，现代文明滋生的病态与罪恶使人丧失了人之为人最基本的生存抵抗力，无论在生理机能还是情感记忆上，人们都面临着退化和萎缩。另一方面，这个城市又并未太过繁华，没有灯红酒绿的夜生活，没有大都市的车水马龙，相比于上海、北京，它更像一个还未抹去古老印记的城镇：古老的城墙、幽咽的埙乐、汉代的砖瓦……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是末世的颓废气息。我们可以看到，当作家以农民的视角去构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时，现代都市文明的弊端只是他逃离的借口或者说是发泄的爆破口，真正使他忧伤的是传统文化的没落和凋敝。
那么，作家为何会有如此浓烈的乡土情结呢？从贾平凹的一些自传中我们可以得知，他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年少的生活经历、情感体验占据了他生命记忆的核心，作品中不自觉地情绪流露是作家赤子之心的深情表达——对农村的眷恋。正如《废都》的主人公庄之蝶，在城市生活多年的他，身上依然残存着农民的痕迹：与人交谈说的是一口潼关话，喝的牛奶是从牛的身上直接挤下来的，在文化趣味上喜欢神秘文化、江湖文化、民间俗文化，甚至连他最好的朋友孟云房也说过：“别看庄之蝶在这城市生活了几十年了，但他没有城市现代思维，还整个介的乡下人思维意识”。一个将农村当成自己的情感归属，深谙农村文化思维模式的作家在面对城市文明时，他的无所适从正反映出了他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坚守，更何况，这份无所适从又触动了他潜藏内心的“敏感与羞涩”。于是在城市和农村的双项选择中，贾平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回归乡土（正如想要回到终南山的那头牛）。
当作家以农民的眼光、传统的视角看城市并用历史来定位其文化价值时，这注定了他与城市的隔膜和疏离，所以他笔下的废都只是作家的文化臆想，一个安放所有人怀旧梦想的空壳子。这种沉浸于传统的心灵满足成就了曾经的贾平凹，也困住了转型后的他，所以说，商州是不存在的，废都亦是贾平凹一个人的废都。
二、传统文人式的精神救赎
贾平凹是一个立足于传统文化视角的作家，这种传统文化不仅指传统的民间文化，渊源的乡土情结，还包括传统的文人构想。这种构想带有作家感性的文化认同，同时也是他精神救赎的失败尝试。《废都》写于90年代，联系到作家所处的时代大环境，彼时的中国，文化格局呈现出一种多元、无序的态势，大众文化通过商业包装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而精英文化内部却出现了难以弥合的缝隙，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和历史主体地位受到质疑，文化的崩溃和历史的失重使他们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感和幻灭感。于是，这一时期涌现了不少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小说，如王朔的“顽主”系列，以尖锐而粗俗的方式对知识分子的清高、虚伪和自我膨胀进行挖苦和嘲弄。而贾平凹对这一题材的选择却是一种在“队伍中”的感同身受。他在《废都》后记中谈到“几十年奋斗的营造的一切稀里哗啦都打碎了，只剩下了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着毒病的我和我的三个字的姓名，而名字又常常被别人叫着写着用着”，原本就孤独敏感的他在这个陌生的时代面前愈发得空虚落寞，但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责任感，逼迫着他思考现实的出路。于是，立足传统的贾平凹选择以一群理想的文人形象重建历史文化信仰：汪希眠、龚靖元、阮知非、庄之蝶。他们或能画，或能写，或能唱，或能文，尤其是庄之蝶“他却是不大缺钱爱钱的主儿，只在家写他的文章图受活。”俨然一个不慕名利，大隐于市的传统文人形象。而在社会上，他的名人效应可以让小人物周敏进西京杂志社，暴发户黄厂长为求他写篇文章谄媚之极：在政坛上他也风光无限，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与市长直通热线，甚至敢与文化厅长拍桌子争辩。不仅如此，在日常生活中庄之蝶也保持着文人的生活习性和艺术修养，他的书房里摆的是笔墨纸砚、书画卷轴、青花大瓷缸、青铜大香炉。显然，庄之蝶是一个既有着文人士大夫外在的文学艺术情趣又有着儒道互补的内在性格特征的理想文人形象。可在小说的结尾，他的精神却走向了颓废虚无，成为了末世的失路鬼。这不禁让人困惑，作家为何要将他亲手建构的理想人物硬生生地摧毁呢？ 当一个作家的理想遭遇现实的窘境，他的失落与自我放逐其实就代表了他的立场。贾平凹对现代知识分子有一种偏执的憎恶和怀疑，在作家看来，受过现代文明浸染的知识分子已丧失了传统文化的精神根基，即使以一种反哺的形式获得对传统的回归，这样的回归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下也只是一种文化趣味的寻求，外界的诱惑与纷扰早已将他们的内质腐化，与其让他们被现实一点点吞噬，不如将其彻底毁灭，在废墟之上重建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于是贾平凹让庄之蝶官司缠身，沉溺于男女之事，为人捉刀代笔写文章，甚至为求字画充当了谋害朋友的刽子手，最终因名而累，想从这个城市里逃离出去又未果。其他几位更是以一种漫画式的手法描写他们无价值的消耗和死亡。
作家想以一种传统的文人理想获得精神的救赎，但在现代文明的漩涡中，这种理想缺乏现实的土壤，而对现代文明合理性的怀疑又将他拉入另一种极端。他试图用荒诞和丑陋来报复这个残酷的社会，可殊不知道极美与极丑都是不真实的，但是美给人以希望，所以写商州的贾平凹被人们称赞，而丑却让人厌恶，所以《废都》骂声一片。可是，无论是被毁之前还是被毁之后，贾平凹的文化信仰都没有改变，也正是这份偏执的保守导致了他救赎之路的失败。
三、男权主导下的女性观照
当代文学史上以女性作为写作对象的作品很多。在男性作家的作品里，女性常常被当成打量和被看的对象。贾平凹更是如此，他的女性观甚至带有传统的封建色彩，是一种男权主导下的女性观照。在《废都》里，与庄之蝶有过纠葛的女人很多，其中以唐宛儿、牛月清最为典型。唐宛儿是个妩媚，聪明而又揣怀着许多不切实际的梦想的女人，她在与庄之蝶的情爱里受伤最深。可是，正是这样的女子在文本中呈现出的是一种分裂的人物性格，一种难以融洽的精神特质。她的骨子里既有传统女子的古典美和诗意美，同时又掺杂了现代城市的放荡与肉欲。当两种异质的性格毫无征兆地表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时，人物的真实性就有待考究。然而在传统的男性视野中，这样的不真实恰是一种完美女性的特质。相比而言，贤惠而勤劳的牛月清反而显得逊色。传统的婚姻观、女人观桎梏了她的思想，她将庄之蝶当成生活的全部，而这种务实的态度，在一个作家丈夫看来只是毫无情趣的生活起居的照顾。同住一个屋檐下，对丈夫的偷情一概不知，当柳月告诉她庄之蝶和唐宛儿有私情时，还替庄之蝶辩护，对丈夫毫无由头的脾气和争吵，她只懂得一味迁就忍让。这种善良和顺服助长了庄之蝶的自私偏执，也引发了他们的婚姻危机。
在庄之蝶看来，理想的伴侣，既要有唐宛儿的放荡，又要具备牛月清的持家本领，就像柳月所说的，不仅要是他的妻，也要是他的母，更要既是他的女，又是他的妓。这种理想化的人物构想背后，隐藏的其实是男性欲望、他者眼光，一种企图以男性话语重塑女性形象的霸权主义。不仅如此，贾平凹还认为女人应依附于男人，整天围着男人转，奉献一切而无所求，所以作品里的庄之蝶虽然相貌普通，却有许多美艳多情的女子自愿为他献身，就算怀孕了也不给他麻烦（唐宛儿），甚至用毁容来表达自己坚贞的爱（阿灿），当他落魄的时候又要对他不离不弃、照顾有加（柳月）。显然，这种狭隘的女性地位观、女性性格论孕育于夫为妻纲的家庭伦理观和文人禁欲下的美好遐想。以儒家为主导的正统文化长期以来通过宣扬“仁义礼智信”的伦理道德观来实现思想专制，而民间文化又以一种呼唤人性的方式获得了合理性的存在。在这两种相悖而又共存的文化语境下，女性常常以“妖女”或“贞女”的形象出现，然而，无论哪种都脱离不了父权文化的严密控制，女性被当作男性赏玩的尤物，缺乏自身的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正如贾平凹笔下的唐宛儿和牛月清。
贾平凹在接受传统文化的时候不加甄别全盘吸收，以一种腐朽的男性观塑造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使作品流于俗弊，而那些由“性”引发的被观看的对象由于离开了现实的土壤，最终变成了一个个生活在城市里的文化符号。
《废都》是贾平凹站在传统文化的观照视角上来看待城市与乡村﹑男人和女人、外界与内心的。在它丰富复杂的人情世态背后，贾平凹想要说的不仅仅是一个男人和几个女人的恩恩怨怨。理想的坍塌、价值的失落，在这个时代的风尖浪口，贾平凹完成了他的转型，可是这一转变也带来了更多的困惑和非议。根植于他思想中的传统文化和乡土情结与城市文明、现代文明存在着悖论，而传统文化自身的驳杂性又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作家的价值判断。所以，在考量城市、知识分子与女性三方面问题时，贾平凹是以一种相对狭隘的文化视角去观照他笔下的废都和废都里的人。当这种文化支撑成为了他评判的依据，其局限性也就显而易见。对现代文明的排斥和疏远、对知识分子重返历史地位的理想化构想、对女性形象的感性塑造，作家的这些选择引来了一场学界的喧嚣热议。但是，我想对于作家而言，也许真正无法肃清的是一份眷恋的情感（对传统文化的迷恋和崇拜），毕竟从感性的惶惑到理性的评判要经过一段很长的磨练，《废都》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贾平凹一定可以凭借着他一往无前的决绝和勇气，在废墟之上建造一个真正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2]董建，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李星，孙见喜.贾平凹评传[M].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4]郜元宝，张冉冉主编.贾平凹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5]雷达主编，梁颖编选.贾平凹研究资料[M].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6]王尧.重评废都兼论九十年代知识分子[J].当代作家评论，2006（3）.
[7]陈骏涛，白烨，王绯.说不清的〈废都〉[J].当代作家评论，1993（6）.
[8]庐阳著.贾平凹怎么啦——被删的6986字背后[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