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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70后”，童年正赶上“文革”期间，在农村老家度过，没有接受过什么学前教育。
我清楚地记得，到了七八岁该上学的时候，母亲给我准备了一个花书包，是用碎布头拼成的。这很费劲，母亲花了几个晚上一针一针缝好。上学第一天其实就是报到，父亲牵着我的手带我去报名。我不知道上学都是学啥东西，但是感觉很神圣，就背着书包雄赳赳气昂昂早早来到学校，想着以前都是羡慕地看着那些大孩子上学，这回终于轮到我了，感觉自己就要进入一个新时代。
小学就在我家门口，只有两个班，一年级一个班，二年级一个班，每个班30多名学生。三年级就要跑到离村子两三公里地的学校去上了。这里大概是考虑到学生年龄小，不能走那么远的路，才临时在本村建了两个班级。这两个班总共三个老师，两个语文老师一个数学老师，都是民办教师。学的课当然也是两门，一门语文，一门数学。没有练习册之类的资料，学费也不贵，书本加上学费总共两块半钱。
我们的教室是土墙房子，屋顶苫的是麦秸秆。一到秋季刮大风的时候，麦秸秆就会被吹起来，老师和年龄大点的学生赶忙从教室后面的泥塘里挖泥来压麦秸秆，否则会来个大掀顶。我就亲眼见过，真的很可怕。教室里没有学习用的高矮大小相同的桌子，都是用土坯垒的泥台子，上面铺着水泥板，算是桌面。夏天感觉还不错，趴在上面凉丝丝的，冬天就不行了，和冰面差不多，手是不能直接接触的。可惜我们还不知道珍惜水泥板，往往跳上去玩耍，比谁跳得高。于是水泥板断得四分五裂，我们也就只好趴在土坯上面写字了。教室地面是土地，高低不平，踩多了会有一层浮土，所以每天扫过地，还要从教室后面的水塘里端水洒地。
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听说过公办老师这个概念，老师全用方言讲课。我们那个地方是典型的小方言区，声母h和f不分彼此，大家都这样说，无所谓对错。后来上了大学，我学的偏偏是中文，为普通话过关考试没少费劲儿。
一年级的语文老师也就是班主任，是我们村的，与我同姓，小名叫权贵。我们这个村绝大部分是姓李的，基本都可以排上辈分，论辈分我该叫他哥。父亲说在学校要叫老师，不能喊哥，于是我就毕恭毕敬地喊权贵哥为李老师。权贵哥那个时候30来岁，说实在的，现在想想他业务水平不是很高。据说他连小学都没上完，却教了一辈子学，但直到退休都没升过级，一直待在一年级。大家说，我们村后来考上大学的学生，都在他的手下经过启蒙教育。我半信半疑，没有去证实过。
那个时候，一年级入学报名也要面试，就是回答几个常识问题。问题很单一，令人费解：狗几条腿呀？鸡子几条腿？一只鸭子的腿和一头猪的腿加起来是几条腿？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总之问我的都是关于腿的事儿。都答对了就算过关，可以骄傲地当场走进教室坐下，冲着外面趾高气扬，颇为得意。如果回答不上来，或者有答错的，就会遭来一阵在场学生的奚落，末了家长还要领回去，等到教会了再来报到。村里有一个叫三娃子的，总搞不清鸡鸭鹅或者牛马羊到底有几条腿，一连报到了几回才勉强过关，在大家的鄙视中低着头跑进教室，一时传为笑谈。可是现在三娃子有了出息，靠承包工程成了村里的首富，算得上是我们村的成功人士。因此大家得出结论：有本事不在学问高低，三娃子就是明证。当然也没听人说过还有哪个“反面典型”。
权贵哥虽然没上过正规师范学校，但是讲课时很善于启发诱导学生。小时候出于对老师的崇敬，他说的话我都很相信，全然接受，没有一丁点儿怀疑，甚至比父母的话还管用。我认为权贵哥讲课最大的特点是善于讲故事，一则普通的小故事在他的嘴里可以活灵活现。革命传统、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什么的，权贵哥都能讲，讲的时候绘声绘色，极具诱惑力。不过让他开口讲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必须完成他布置的作业。这样吊胃口，权贵哥满脑子取之不尽的故事就更充满了魅力，搞得我们几乎崇拜他。
记得一年级开始时要学拼音字母，在讲发音时，他的口型总是很夸张，不同的音节他会变换极其不同的口型，并不惜运用肢体语言，给我们带来直观的感受，这大大增强了我们的记忆效果。在那个没有多媒体，甚至没有媒体的年代里，我是从权贵哥的课堂上领会到“声情并茂”这个词的含义的，同时也记牢了很多到现在都印象深刻的知识。尽管后来在大学里考普通话时，我发现他好多发音是错的，由于印象深刻我很难改正，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我心目中好老师的形象。权贵哥还想着法子激励我们学习，他甚至自己出钱奖励成绩优异的学生。考试100分奖励1毛钱，90分以上奖励1分钱，再往下就不奖励了。当时的1毛钱可以买好几个鸡蛋。我清楚地记得我得过1分钱，回到家喜不自胜，向母亲大声报喜，母亲做了一顿白面条，算是奖励我。
权贵哥在课堂上会见缝插针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神秘地说，红领巾是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我当时就相信了，可是闻一下又不像，觉得按他说的应该有血腥味儿。于是我问他，权贵哥没法给我解释清楚，就给我个糖吃。
权贵哥除了教我们语文课，还教我们打拳，这是很有意思的。他业余爱好是武术，据说拜过武林高手为师。在办公室里，他用砖头摆成八卦的形状，说这样可以走八卦步法，练八卦拳。我就亲眼见过他改完作业后在那走着八卦步。听我父亲说，权贵哥还可以单掌劈开砖头，这倒是没有亲见。据传，有一次权贵哥摸黑走路，碰上个拦路的，权贵哥还没施展开拳脚，对方就逃之夭夭了。于是村里人开始崇拜权贵哥，我们也会在课间的时候挤在办公室门口看他练习拳法、步法，都觉得他是个神奇的人物。班里有几个皮孩子，经常调皮捣蛋，爱搞恶作剧，倒是偶尔看见权贵哥拎着他们像拎小鸡似的到办公室里，挨着墙画个圈儿，让他们在圈儿内面壁。这叫作杀鸡儆猴，班内其他“图谋不轨”的学生会因此老实好一段时间。不同于现在，那时候谁家的孩子也不觉得很金贵，家长一般都不护短。在那儿上学的都是本村的孩子，家里皆可与老师攀上远近亲戚，老师揍了谁家孩子家长还要表示感谢。权贵哥除了会拳术还会医术，他的针灸远近有名，腰酸腿痛，一针下去，没准儿会全好。他行医不收费，抓药都是病人自己上药店去。我父亲有一次肚子疼得不得了，权贵哥硬是用针灸给治好了，父亲到今天还不忘他的功德。
教育不是万能的，权贵哥也惩罚学生，我还记得班里有一个爱说话、屡禁不止的学生。权贵哥当着全班的面用红墨水给他画了个红嘴唇，全班学生哄堂大笑，那孩子从那以后再也不敢上课说话了。后来我上了大学，学的是师范专业，也就越来越发现权贵哥的做法其实不符合教育法规，疑惑当时怎么就那么管用呢？
权贵哥的民师身份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90年代后期。我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赶上他要参加民师转正考试。考了两回不过关，后来找我给他辅导。其实考的都是最基本的东西，只因为“文革”期间他都在停课闹革命，加上年龄大了，家务事多，脑子根本记不住东西，所以才一直过不了关。最后我又给他找了数学老师，临时抱了抱佛脚，他才勉强过关。
权贵哥一边教学一边还要种地，这是中国特色的民师职业，是国家在特殊年代里的产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民师顶起了中国农村教育的一片天。民师的工资很低，权贵哥干了二十多年民师才转正，那时候他已经年近五十了，教过的学生不知道有多少，而我一毕业啥经验没有，就拿着事业全供工资，是权贵哥的好几倍。想想觉得，国家真应该感谢这些民师，他们为中国的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今，权贵哥已经退休了。回想起他作为我第一个老师的日子，不由感慨万千，感叹岁月，也感念人。我很感激在成长道路上给我帮助的那些个老师，非常佩服他们对讲台的坚守，权贵哥算是其中一个，尽管他不是最优秀的，却是我常常牵挂的一位老师。他用质朴的方式、有限的知识和对教育的执着带我从无知走向开化。我们长成了，可以超越他，却无法忘记他给的知识。
（责 编 莫 荻）
我清楚地记得，到了七八岁该上学的时候，母亲给我准备了一个花书包，是用碎布头拼成的。这很费劲，母亲花了几个晚上一针一针缝好。上学第一天其实就是报到，父亲牵着我的手带我去报名。我不知道上学都是学啥东西，但是感觉很神圣，就背着书包雄赳赳气昂昂早早来到学校，想着以前都是羡慕地看着那些大孩子上学，这回终于轮到我了，感觉自己就要进入一个新时代。
小学就在我家门口，只有两个班，一年级一个班，二年级一个班，每个班30多名学生。三年级就要跑到离村子两三公里地的学校去上了。这里大概是考虑到学生年龄小，不能走那么远的路，才临时在本村建了两个班级。这两个班总共三个老师，两个语文老师一个数学老师，都是民办教师。学的课当然也是两门，一门语文，一门数学。没有练习册之类的资料，学费也不贵，书本加上学费总共两块半钱。
我们的教室是土墙房子，屋顶苫的是麦秸秆。一到秋季刮大风的时候，麦秸秆就会被吹起来，老师和年龄大点的学生赶忙从教室后面的泥塘里挖泥来压麦秸秆，否则会来个大掀顶。我就亲眼见过，真的很可怕。教室里没有学习用的高矮大小相同的桌子，都是用土坯垒的泥台子，上面铺着水泥板，算是桌面。夏天感觉还不错，趴在上面凉丝丝的，冬天就不行了，和冰面差不多，手是不能直接接触的。可惜我们还不知道珍惜水泥板，往往跳上去玩耍，比谁跳得高。于是水泥板断得四分五裂，我们也就只好趴在土坯上面写字了。教室地面是土地，高低不平，踩多了会有一层浮土，所以每天扫过地，还要从教室后面的水塘里端水洒地。
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听说过公办老师这个概念，老师全用方言讲课。我们那个地方是典型的小方言区，声母h和f不分彼此，大家都这样说，无所谓对错。后来上了大学，我学的偏偏是中文，为普通话过关考试没少费劲儿。
一年级的语文老师也就是班主任，是我们村的，与我同姓，小名叫权贵。我们这个村绝大部分是姓李的，基本都可以排上辈分，论辈分我该叫他哥。父亲说在学校要叫老师，不能喊哥，于是我就毕恭毕敬地喊权贵哥为李老师。权贵哥那个时候30来岁，说实在的，现在想想他业务水平不是很高。据说他连小学都没上完，却教了一辈子学，但直到退休都没升过级，一直待在一年级。大家说，我们村后来考上大学的学生，都在他的手下经过启蒙教育。我半信半疑，没有去证实过。
那个时候，一年级入学报名也要面试，就是回答几个常识问题。问题很单一，令人费解：狗几条腿呀？鸡子几条腿？一只鸭子的腿和一头猪的腿加起来是几条腿？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总之问我的都是关于腿的事儿。都答对了就算过关，可以骄傲地当场走进教室坐下，冲着外面趾高气扬，颇为得意。如果回答不上来，或者有答错的，就会遭来一阵在场学生的奚落，末了家长还要领回去，等到教会了再来报到。村里有一个叫三娃子的，总搞不清鸡鸭鹅或者牛马羊到底有几条腿，一连报到了几回才勉强过关，在大家的鄙视中低着头跑进教室，一时传为笑谈。可是现在三娃子有了出息，靠承包工程成了村里的首富，算得上是我们村的成功人士。因此大家得出结论：有本事不在学问高低，三娃子就是明证。当然也没听人说过还有哪个“反面典型”。
权贵哥虽然没上过正规师范学校，但是讲课时很善于启发诱导学生。小时候出于对老师的崇敬，他说的话我都很相信，全然接受，没有一丁点儿怀疑，甚至比父母的话还管用。我认为权贵哥讲课最大的特点是善于讲故事，一则普通的小故事在他的嘴里可以活灵活现。革命传统、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什么的，权贵哥都能讲，讲的时候绘声绘色，极具诱惑力。不过让他开口讲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必须完成他布置的作业。这样吊胃口，权贵哥满脑子取之不尽的故事就更充满了魅力，搞得我们几乎崇拜他。
记得一年级开始时要学拼音字母，在讲发音时，他的口型总是很夸张，不同的音节他会变换极其不同的口型，并不惜运用肢体语言，给我们带来直观的感受，这大大增强了我们的记忆效果。在那个没有多媒体，甚至没有媒体的年代里，我是从权贵哥的课堂上领会到“声情并茂”这个词的含义的，同时也记牢了很多到现在都印象深刻的知识。尽管后来在大学里考普通话时，我发现他好多发音是错的，由于印象深刻我很难改正，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我心目中好老师的形象。权贵哥还想着法子激励我们学习，他甚至自己出钱奖励成绩优异的学生。考试100分奖励1毛钱，90分以上奖励1分钱，再往下就不奖励了。当时的1毛钱可以买好几个鸡蛋。我清楚地记得我得过1分钱，回到家喜不自胜，向母亲大声报喜，母亲做了一顿白面条，算是奖励我。
权贵哥在课堂上会见缝插针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神秘地说，红领巾是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我当时就相信了，可是闻一下又不像，觉得按他说的应该有血腥味儿。于是我问他，权贵哥没法给我解释清楚，就给我个糖吃。
权贵哥除了教我们语文课，还教我们打拳，这是很有意思的。他业余爱好是武术，据说拜过武林高手为师。在办公室里，他用砖头摆成八卦的形状，说这样可以走八卦步法，练八卦拳。我就亲眼见过他改完作业后在那走着八卦步。听我父亲说，权贵哥还可以单掌劈开砖头，这倒是没有亲见。据传，有一次权贵哥摸黑走路，碰上个拦路的，权贵哥还没施展开拳脚，对方就逃之夭夭了。于是村里人开始崇拜权贵哥，我们也会在课间的时候挤在办公室门口看他练习拳法、步法，都觉得他是个神奇的人物。班里有几个皮孩子，经常调皮捣蛋，爱搞恶作剧，倒是偶尔看见权贵哥拎着他们像拎小鸡似的到办公室里，挨着墙画个圈儿，让他们在圈儿内面壁。这叫作杀鸡儆猴，班内其他“图谋不轨”的学生会因此老实好一段时间。不同于现在，那时候谁家的孩子也不觉得很金贵，家长一般都不护短。在那儿上学的都是本村的孩子，家里皆可与老师攀上远近亲戚，老师揍了谁家孩子家长还要表示感谢。权贵哥除了会拳术还会医术，他的针灸远近有名，腰酸腿痛，一针下去，没准儿会全好。他行医不收费，抓药都是病人自己上药店去。我父亲有一次肚子疼得不得了，权贵哥硬是用针灸给治好了，父亲到今天还不忘他的功德。
教育不是万能的，权贵哥也惩罚学生，我还记得班里有一个爱说话、屡禁不止的学生。权贵哥当着全班的面用红墨水给他画了个红嘴唇，全班学生哄堂大笑，那孩子从那以后再也不敢上课说话了。后来我上了大学，学的是师范专业，也就越来越发现权贵哥的做法其实不符合教育法规，疑惑当时怎么就那么管用呢？
权贵哥的民师身份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90年代后期。我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赶上他要参加民师转正考试。考了两回不过关，后来找我给他辅导。其实考的都是最基本的东西，只因为“文革”期间他都在停课闹革命，加上年龄大了，家务事多，脑子根本记不住东西，所以才一直过不了关。最后我又给他找了数学老师，临时抱了抱佛脚，他才勉强过关。
权贵哥一边教学一边还要种地，这是中国特色的民师职业，是国家在特殊年代里的产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民师顶起了中国农村教育的一片天。民师的工资很低，权贵哥干了二十多年民师才转正，那时候他已经年近五十了，教过的学生不知道有多少，而我一毕业啥经验没有，就拿着事业全供工资，是权贵哥的好几倍。想想觉得，国家真应该感谢这些民师，他们为中国的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今，权贵哥已经退休了。回想起他作为我第一个老师的日子，不由感慨万千，感叹岁月，也感念人。我很感激在成长道路上给我帮助的那些个老师，非常佩服他们对讲台的坚守，权贵哥算是其中一个，尽管他不是最优秀的，却是我常常牵挂的一位老师。他用质朴的方式、有限的知识和对教育的执着带我从无知走向开化。我们长成了，可以超越他，却无法忘记他给的知识。
（责 编 莫 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