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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撞上推行计划生育的“大运”，我国的人口研究恐怕不会在七十年代初就重见天日。现实的需要使人口学成为一门“问题科学”。强烈的问题意识，形塑了人口学学术群体最基本的研究风格。这固然促成了人口研究的繁荣，可对问题本身过多的偏好，使得研究者总是被问题牵着走，往往不太注意在理论层面上的思考。不过，《综论中国人口态势》这本论文集，应该属“例外”。
近代以来，学科间过度的专业化分工，往往导致学术领域的“诸侯割据”，某一领域为某一专门学科所独占，各学科间常常隔行如隔山，各自为政罕通音讯，结果反而束缚了研究者的思维和视野。就人口研究而言，形式人口学(Formal Demography)提供了主流的系统知识与分析工具，研究者往往习惯于从人口因素(变量)之间的关系入手，来剖析现实的人口问题。可问题在于，人口现象并不能完全化约为出生、死亡与迁移这三个方面的数量运算。就拿生育来说，“生育是富于社会性动机的行为”，人们的生育决策，蕴含着他们的情感、价值以及种种现实的需求。作者顾宝昌先生在美国德州大学社会学系取得人口学博士学位，同时还接受了社会学的熏陶，或许正是这一段学术经历，使他能更自觉地关注人口现象背后的非人口因素，从形式人口学走向社会人口学。在八十年代中期，人们仍然习惯于从全国整体、从数量增减谈人口，他则指出“人口问题不是算术问题”(138页)，并通过研究证明，如果忽视地区间生育率的差别，势必限制人们认识的深入(I7页)；政策上的“一刀切”，其负面效应，就颇可忧虑。
有意思的是作者在考察青海撒拉族后的感受。早年，来自中亚撒马尔罕一带的一支伊斯兰教徒，在甘肃、青海一带定居后，与藏族女子通婚，逐渐形成今天的撒拉族。撒拉人体魄健壮，适应高原的气候与生活，富有经商传统，在青藏高原的经济生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铁路交通建成前，青藏的木材经黄河运到包头，一路险滩极多，沿途放送木排的，多是撒拉人。青藏公路海拔高达三四千米的唐古拉山段，险峻无比，也是靠了撒拉人才建成的。可撒拉族却是个小民族，到八十年代中期，也才六万之众。作者判断，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撒拉人的作用仍不可或缺。即使在推行计划生育的今天，撒拉人恐怕还是“多一些好”(275页)。这个推断正确与否，可以继续讨论，但他已经意识到，尽管人口压力已迫使数量控制成为当务之急，但对某个具体地区、某个具体人口、某个具体民族来说，人口增长的利弊，它的合理程度，并不是单单一个人口增长率数值的高低就能说明的。
在人口与社会之间，作者的思维总是在不断地穿梭往还，这成为他思考问题的一种特有的方式。在人们的注意力还迷恋于生育率的下降时，他推测，持续的生育率下降会刺激生育的性别偏好，产生“婚姻挤压”等等一系列人口学与非人口学的后果(74—82页)。现在，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后果，已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九九三年，上海人口出现负增长，引起一片欢呼，他则通过分析表明，一个地区人口的负增长，是该地区人口态势长期发展的结果，不能光从负增长本身去作优劣好坏的判断，更不能一厢情愿地“拔苗助长”，那很可能“适得其反”(第271页)。他的思路，总是能根据人口数量，但又不局限于数量，将人口问题放到更大的视野里加以考察。
在一篇反思当前中国人口问题的长文里，作者穿梭式的思考方式显得尤其典型。他坦直地指出，随着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在九十年代逐渐接近并低于更替水平，人口的数量控制正越来越逼近自身的极限，但同时，由于人口惯性的长期作用，人口总量膨胀与结构老化成为跨世纪的难题，使得人口的数量控制与结构调整的矛盾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再不能只在数量里做文章。在人口思路上，既要“节流”，也要“开渠”。节流，就是继续坚持人“口”论，人多毕竟是包袱(“口”多，负担就重)，计划生育仍应抓紧；开渠，就是同时坚持人“手”论，人多毕竟还是一种资源，在人口数量已经非常巨大的情况下，如何充分、有效地开发利用现有的人“手”，同样是一个现实、紧迫的问题。计划生育的宗旨，决不仅限于少生多少人上面，更重要的还在于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尽可能的人口条件、人口状态和人口环境。因而，“少生不是一切”。应该承认，人口控制存在着负面效应，为了数量的下降，付出了结构上的代价(如人口老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因此，要尽可能避免顾“此”(人口数量)失“彼”(人口结构)，免得欲速则不达。事实上，如果在人口控制问题上处置失当，片面追求少生，会有可能滑入“没有发展的控制”或“不利于发展的控制”的尴尬境地(第163—179页)。在这样的视野里，人口不再只是张着“口”的一堆人，不再是抽象笼统的数量，人与社会打成了一片，成为社会中生活着的人。“问题意识”通过思考方式的锤炼，升华为明智和见识。
不过，在我的理解中，将人看作在社会中生活着的人，而不把他们看作一“口”，“口”数量上的堆积，还只是将“人”当作“人”的第一步。关注人所生活着的社会，是为了经由他们的生活世界，回到人的存在本身。我觉得，但凡是跟人沾边的学问，如果不能把理论的基点，通过主位的、投入的理解，而与生活世界里人的存在状态有一种内在的沟通，那它的洞察力与说服力就要大大地打点折扣。
对中国而言，人口理论中，最受关注的，无疑是生育理论。在宏观层面，人口转变论已经反复得到证明，此处且不论。在微观层面，生育理论已经探讨到人的偏好、物品与孩子的“影子价格”等等非常细致的方面，可在理论支点上，仍将人设定为理性的、计较实际利害得失的经济人；在分析逻辑上，仍是循着成本——效用的路子。如果纯从数量的角度看，这种分析还不失为谨严；可是一旦回到人本身，它实在还是切割了人的内涵和人的生活。人类学的大量研究表明，几乎在任何文化中，生育不单是富于社会性的行为，它往往还关联着各自文化的价值体系，甚至连带着个体的人生意义。即以中国而论，在农村，大多数农民的观念里，生育直接关联着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他们生命逻辑里不可或缺的必要的环节。生一个男孩，仍是大多数农民今生无法超越的生命任务。我觉得，计划生育之所以难，要天天讲，定成“不变”的“国策”，不是因为它要计划基于生物本能的“人口”行为，而是因为它触到了我们文化的深处。用文革语言讲，是“触及灵魂深处的革命”。若真能毕其功于运动，那可真是史无前例的“大革命”。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这本文集里，我最看重他论述生育与生育转变的那篇文章(84—99页)。在以往的人口理论中，生育仅仅被定义为基于人的生物本能的个体行为；个体行为的累积，就成为生育率。在这样的视野里，生育被泛化成数量过程，总和生育率(TFR)成为衡量生育水平高低与生育转变的主要标志。作者根据多年研究的体会，提出生育是一个三维变量，除开传统的数量这一维，还应包括时间和性别。在西方的微观人口理论里，不是不讲生育的时间与性别，但只是将它当作个体的偏好来考虑，而没有把这两者当作构成生育的要素。在他的三维理论视野中，生育转变就不再只是总和生育率变化的问题。这在分析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的人口态势时，尤其能显出它的多辨力与洞察力。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人口在总体上已经接近、甚至低于更替水平，据此，有人就认为中国已完成了人口转变。这种观点实际上似是而非。首先，这种低生育率是在政府强制性的政治行政力量干预下才得以实现的，并不是人口内部自发的自然过程，一旦控制松懈，生育率的反弹应该在意料之中，因而不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相提并论；其次，看生育的时间，调查普遍证实，农村初婚妇女大概在婚后一年左右，生下头一个孩子，差不多结婚不久就怀孕，生育仍是大多数中国農民结婚的主要目的之一；其三，再看生育的性别，尽管一些地方个别农民有了一个女孩就放弃生育，但现有的资料仍然表明，从总体来看，追求男孩，是农民二胎、甚至多胎生育的主要原因。从生育的三维看，只有真正实现了晚(晚生)、稀(生育间隔拉大)、少(少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育转变。上面的事实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在数量上，人口形势依然严峻。如果现在仅仅根据总和生育率就唱起“生育转变”的高调，至少会麻痹我们的人口危机感。
写到这里，还应该交代一下我看重这篇文章的另一段因缘。九二年冬天，我正根据浙东越村的实地调查，以农民生育观念为题，着手准备硕士论文。正在踌躇论文的着眼点，在当年《人口研究》第六期上看到这篇文章。之前，为准备调查，我已大体熟悉西方有关生育的主要理论，代表性的学者的观点，也大致熟习于心。但他们的理论，与我调查的结果还是很“隔”，只能作为构想中论文的综述部分。直到看过这篇文章，心里那种“隔”的感觉才渐渐淡去，现在回想，似乎就在那一刻，决定围绕生育的性别，展开对农民生育观念的讨论。当时我的感觉是，这是生育理论中“最美的收获之一”，现在写到笔下，还是觉得美，写得好。
这段因缘还有下文。在以后对于农民生育的探讨中，我又顺着这数量、时间与性别这三维摸下去，发现这三维本身还有一个内在的结构。如果将农民的生育需求看作是他们生育的内在动因，那么，循着由抽象到具体、由内隐到外显的顺序，它依次包含终极意义需求、情感需求、继嗣需求、社会性需求(评价、交往与社会支持需求)以及生存性需求(劳动力与养儿防老需求)。在行为上，这种生育需求表现在两个相关的层面：首先是在生育的态度上，即“生不生”与“为什么生”的问题；其次，在生育偏好上，则是更具体的“生什么”(性别)、“何时生”(时间)与“生多少”(数量)这生育的三维。在这三维中，性别是核心的因素，其次才是时间和数量——早生是为了生男，多生也是为了生男。我进而想到，“生一个男孩”，至少在今后不短的时期内，大概还是大多数农民无法逾越的“文化边界”。我甚至觉得，这一条“文化边界”，是不是可以(应该)作为日后人口政策的一个重要前提，以使人口控制的正当性，建立在文化合理性的基础上。话扯远了，但里面还是有作者这篇文章的余音。佛陀说凡“业”必有“因”，这些扯远的话，平心讲来，总是挥不去这篇文章的启发。
作者以“与实践的对话”作为文集的副题，或许还深有寄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口学是应“运”而生的“应用科学”。不论是政府的期望，还是绝大多数人口研究者的行为，都是在主动地服务于计划生育的实践，甚至成为这一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学而不思则罔，光有(狭义的)实践，不思，少问，不易有视野的开阔与见识的提高。作者称这些文章是他与实践多年的“对话”，那么，这些“对话”里的确凝着他多年苦心的思考与追问。在思想的表达上，作者偏好用明快流畅的语言，提供一些富于见识与启示的“思路”与“视野”。或许他是担心，一提理论，往往容易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某些最终的结论，在某种意义上，对当前的人口研究而言，反不如提供一些“思路”、扩大一些“视野”更为有益(208页)。不过，恕我直言，有理论价值的见解，如果在可能的时候，不去着力提炼为相应的理论文字，像他论述生育与生育转变的理论文章那样，不管怎么说，都是很可惜的事。一个领域的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应该有意识地鼓励理论上的提炼，以利于知识与智慧的积累。我这样说并不全然是为了学术的本土化。如果学术的本土化能够摒弃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那倒也不是件不好的事。其实，红花白藕，天下学问是一家。如果通过与实践不断反复的对话，能逐渐提炼、升华出相应的理论与智慧，融入到已有的知识体系中去，益人心智，提高人们应付不测风险的能力，多少增加一点人类的福祉，岂不是一件更美的事情？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西八間房
(《综论中国人口态势——与现实的对话》，顾宝昌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月版，12.00元)
近代以来，学科间过度的专业化分工，往往导致学术领域的“诸侯割据”，某一领域为某一专门学科所独占，各学科间常常隔行如隔山，各自为政罕通音讯，结果反而束缚了研究者的思维和视野。就人口研究而言，形式人口学(Formal Demography)提供了主流的系统知识与分析工具，研究者往往习惯于从人口因素(变量)之间的关系入手，来剖析现实的人口问题。可问题在于，人口现象并不能完全化约为出生、死亡与迁移这三个方面的数量运算。就拿生育来说，“生育是富于社会性动机的行为”，人们的生育决策，蕴含着他们的情感、价值以及种种现实的需求。作者顾宝昌先生在美国德州大学社会学系取得人口学博士学位，同时还接受了社会学的熏陶，或许正是这一段学术经历，使他能更自觉地关注人口现象背后的非人口因素，从形式人口学走向社会人口学。在八十年代中期，人们仍然习惯于从全国整体、从数量增减谈人口，他则指出“人口问题不是算术问题”(138页)，并通过研究证明，如果忽视地区间生育率的差别，势必限制人们认识的深入(I7页)；政策上的“一刀切”，其负面效应，就颇可忧虑。
有意思的是作者在考察青海撒拉族后的感受。早年，来自中亚撒马尔罕一带的一支伊斯兰教徒，在甘肃、青海一带定居后，与藏族女子通婚，逐渐形成今天的撒拉族。撒拉人体魄健壮，适应高原的气候与生活，富有经商传统，在青藏高原的经济生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铁路交通建成前，青藏的木材经黄河运到包头，一路险滩极多，沿途放送木排的，多是撒拉人。青藏公路海拔高达三四千米的唐古拉山段，险峻无比，也是靠了撒拉人才建成的。可撒拉族却是个小民族，到八十年代中期，也才六万之众。作者判断，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撒拉人的作用仍不可或缺。即使在推行计划生育的今天，撒拉人恐怕还是“多一些好”(275页)。这个推断正确与否，可以继续讨论，但他已经意识到，尽管人口压力已迫使数量控制成为当务之急，但对某个具体地区、某个具体人口、某个具体民族来说，人口增长的利弊，它的合理程度，并不是单单一个人口增长率数值的高低就能说明的。
在人口与社会之间，作者的思维总是在不断地穿梭往还，这成为他思考问题的一种特有的方式。在人们的注意力还迷恋于生育率的下降时，他推测，持续的生育率下降会刺激生育的性别偏好，产生“婚姻挤压”等等一系列人口学与非人口学的后果(74—82页)。现在，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后果，已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九九三年，上海人口出现负增长，引起一片欢呼，他则通过分析表明，一个地区人口的负增长，是该地区人口态势长期发展的结果，不能光从负增长本身去作优劣好坏的判断，更不能一厢情愿地“拔苗助长”，那很可能“适得其反”(第271页)。他的思路，总是能根据人口数量，但又不局限于数量，将人口问题放到更大的视野里加以考察。
在一篇反思当前中国人口问题的长文里，作者穿梭式的思考方式显得尤其典型。他坦直地指出，随着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在九十年代逐渐接近并低于更替水平，人口的数量控制正越来越逼近自身的极限，但同时，由于人口惯性的长期作用，人口总量膨胀与结构老化成为跨世纪的难题，使得人口的数量控制与结构调整的矛盾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再不能只在数量里做文章。在人口思路上，既要“节流”，也要“开渠”。节流，就是继续坚持人“口”论，人多毕竟是包袱(“口”多，负担就重)，计划生育仍应抓紧；开渠，就是同时坚持人“手”论，人多毕竟还是一种资源，在人口数量已经非常巨大的情况下，如何充分、有效地开发利用现有的人“手”，同样是一个现实、紧迫的问题。计划生育的宗旨，决不仅限于少生多少人上面，更重要的还在于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尽可能的人口条件、人口状态和人口环境。因而，“少生不是一切”。应该承认，人口控制存在着负面效应，为了数量的下降，付出了结构上的代价(如人口老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因此，要尽可能避免顾“此”(人口数量)失“彼”(人口结构)，免得欲速则不达。事实上，如果在人口控制问题上处置失当，片面追求少生，会有可能滑入“没有发展的控制”或“不利于发展的控制”的尴尬境地(第163—179页)。在这样的视野里，人口不再只是张着“口”的一堆人，不再是抽象笼统的数量，人与社会打成了一片，成为社会中生活着的人。“问题意识”通过思考方式的锤炼，升华为明智和见识。
不过，在我的理解中，将人看作在社会中生活着的人，而不把他们看作一“口”，“口”数量上的堆积，还只是将“人”当作“人”的第一步。关注人所生活着的社会，是为了经由他们的生活世界，回到人的存在本身。我觉得，但凡是跟人沾边的学问，如果不能把理论的基点，通过主位的、投入的理解，而与生活世界里人的存在状态有一种内在的沟通，那它的洞察力与说服力就要大大地打点折扣。
对中国而言，人口理论中，最受关注的，无疑是生育理论。在宏观层面，人口转变论已经反复得到证明，此处且不论。在微观层面，生育理论已经探讨到人的偏好、物品与孩子的“影子价格”等等非常细致的方面，可在理论支点上，仍将人设定为理性的、计较实际利害得失的经济人；在分析逻辑上，仍是循着成本——效用的路子。如果纯从数量的角度看，这种分析还不失为谨严；可是一旦回到人本身，它实在还是切割了人的内涵和人的生活。人类学的大量研究表明，几乎在任何文化中，生育不单是富于社会性的行为，它往往还关联着各自文化的价值体系，甚至连带着个体的人生意义。即以中国而论，在农村，大多数农民的观念里，生育直接关联着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他们生命逻辑里不可或缺的必要的环节。生一个男孩，仍是大多数农民今生无法超越的生命任务。我觉得，计划生育之所以难，要天天讲，定成“不变”的“国策”，不是因为它要计划基于生物本能的“人口”行为，而是因为它触到了我们文化的深处。用文革语言讲，是“触及灵魂深处的革命”。若真能毕其功于运动，那可真是史无前例的“大革命”。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这本文集里，我最看重他论述生育与生育转变的那篇文章(84—99页)。在以往的人口理论中，生育仅仅被定义为基于人的生物本能的个体行为；个体行为的累积，就成为生育率。在这样的视野里，生育被泛化成数量过程，总和生育率(TFR)成为衡量生育水平高低与生育转变的主要标志。作者根据多年研究的体会，提出生育是一个三维变量，除开传统的数量这一维，还应包括时间和性别。在西方的微观人口理论里，不是不讲生育的时间与性别，但只是将它当作个体的偏好来考虑，而没有把这两者当作构成生育的要素。在他的三维理论视野中，生育转变就不再只是总和生育率变化的问题。这在分析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的人口态势时，尤其能显出它的多辨力与洞察力。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人口在总体上已经接近、甚至低于更替水平，据此，有人就认为中国已完成了人口转变。这种观点实际上似是而非。首先，这种低生育率是在政府强制性的政治行政力量干预下才得以实现的，并不是人口内部自发的自然过程，一旦控制松懈，生育率的反弹应该在意料之中，因而不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相提并论；其次，看生育的时间，调查普遍证实，农村初婚妇女大概在婚后一年左右，生下头一个孩子，差不多结婚不久就怀孕，生育仍是大多数中国農民结婚的主要目的之一；其三，再看生育的性别，尽管一些地方个别农民有了一个女孩就放弃生育，但现有的资料仍然表明，从总体来看，追求男孩，是农民二胎、甚至多胎生育的主要原因。从生育的三维看，只有真正实现了晚(晚生)、稀(生育间隔拉大)、少(少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育转变。上面的事实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在数量上，人口形势依然严峻。如果现在仅仅根据总和生育率就唱起“生育转变”的高调，至少会麻痹我们的人口危机感。
写到这里，还应该交代一下我看重这篇文章的另一段因缘。九二年冬天，我正根据浙东越村的实地调查，以农民生育观念为题，着手准备硕士论文。正在踌躇论文的着眼点，在当年《人口研究》第六期上看到这篇文章。之前，为准备调查，我已大体熟悉西方有关生育的主要理论，代表性的学者的观点，也大致熟习于心。但他们的理论，与我调查的结果还是很“隔”，只能作为构想中论文的综述部分。直到看过这篇文章，心里那种“隔”的感觉才渐渐淡去，现在回想，似乎就在那一刻，决定围绕生育的性别，展开对农民生育观念的讨论。当时我的感觉是，这是生育理论中“最美的收获之一”，现在写到笔下，还是觉得美，写得好。
这段因缘还有下文。在以后对于农民生育的探讨中，我又顺着这数量、时间与性别这三维摸下去，发现这三维本身还有一个内在的结构。如果将农民的生育需求看作是他们生育的内在动因，那么，循着由抽象到具体、由内隐到外显的顺序，它依次包含终极意义需求、情感需求、继嗣需求、社会性需求(评价、交往与社会支持需求)以及生存性需求(劳动力与养儿防老需求)。在行为上，这种生育需求表现在两个相关的层面：首先是在生育的态度上，即“生不生”与“为什么生”的问题；其次，在生育偏好上，则是更具体的“生什么”(性别)、“何时生”(时间)与“生多少”(数量)这生育的三维。在这三维中，性别是核心的因素，其次才是时间和数量——早生是为了生男，多生也是为了生男。我进而想到，“生一个男孩”，至少在今后不短的时期内，大概还是大多数农民无法逾越的“文化边界”。我甚至觉得，这一条“文化边界”，是不是可以(应该)作为日后人口政策的一个重要前提，以使人口控制的正当性，建立在文化合理性的基础上。话扯远了，但里面还是有作者这篇文章的余音。佛陀说凡“业”必有“因”，这些扯远的话，平心讲来，总是挥不去这篇文章的启发。
作者以“与实践的对话”作为文集的副题，或许还深有寄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口学是应“运”而生的“应用科学”。不论是政府的期望，还是绝大多数人口研究者的行为，都是在主动地服务于计划生育的实践，甚至成为这一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学而不思则罔，光有(狭义的)实践，不思，少问，不易有视野的开阔与见识的提高。作者称这些文章是他与实践多年的“对话”，那么，这些“对话”里的确凝着他多年苦心的思考与追问。在思想的表达上，作者偏好用明快流畅的语言，提供一些富于见识与启示的“思路”与“视野”。或许他是担心，一提理论，往往容易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某些最终的结论，在某种意义上，对当前的人口研究而言，反不如提供一些“思路”、扩大一些“视野”更为有益(208页)。不过，恕我直言，有理论价值的见解，如果在可能的时候，不去着力提炼为相应的理论文字，像他论述生育与生育转变的理论文章那样，不管怎么说，都是很可惜的事。一个领域的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应该有意识地鼓励理论上的提炼，以利于知识与智慧的积累。我这样说并不全然是为了学术的本土化。如果学术的本土化能够摒弃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那倒也不是件不好的事。其实，红花白藕，天下学问是一家。如果通过与实践不断反复的对话，能逐渐提炼、升华出相应的理论与智慧，融入到已有的知识体系中去，益人心智，提高人们应付不测风险的能力，多少增加一点人类的福祉，岂不是一件更美的事情？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西八間房
(《综论中国人口态势——与现实的对话》，顾宝昌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月版，1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