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在恢复高考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如今30年过去了，他对高考怎么看，对教育改革怎么看？本刊记者带着一系列问题访问了刘道玉先生。
　　
　　邓小平当场拍板：“今年就改”
　　
　　《同舟共进》：1977年，在经历了漫长的“文革”之后，中国恢复了高考，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这其中，您与武汉大学查全性教授起了很大的作用，能說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刘道玉：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教育面临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1977年初，邓小平同志复出后，首先从教育和科学领域的治理整顿入手。1977年8月2日至5日，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全国科学界和教育界的各15名代表。当时我是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来自高等学校的15名代表，就是由我选定的，他们都是教育部部属重点大学的知名教授和大学的原领导人，如周培源、张光斗、杨石先、唐敖庆、苏步青、李国豪、钱令希、史绍熙等。会议畅所欲言，开得生动活泼，有议有决，内容涉及推翻“两个基本估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国家科委、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理论联系实际、走“五·七指示”道路、如何准确地理解毛主席教育革命的指示等。在我的策划下，会议开到最后一天时，查全性列举了“十六字”（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招生政策的种种弊端，提出要恢复“文革”前实行的全国统一高考。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说：“今年的招生工作会议于7月5日在太原开过了，今年恢复统一高考来不及了，要改明年再改。”邓小平马上插话说：“不行！今年就改，开过了招生会议再开一次就是了。”就这样，由小平同志拍板，推翻了“十六字”招生方针，并决定当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会后，教育部立即在北京重新召开招生工作会议，分配招生指标、组织高考命题班子及各项招生工作。这一系列工作使当年招生工作推后了一个学期，这就是为什么77级学生于1978年春季才入校的原因。这一措施使一大批回城无望长期插队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获得了平等考试的权利，不仅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而且从他们之中冒出了大批杰出人才。
　　
　　统一高考：计划经济的产物科举考试的翻版
　　
　　《同舟共进》：现在，恢复高考30年了。有不少人批评现行高考制度，甚至建议再次取消。教育部也出台了一些措施进行改革。您对目前的高考和高考的改革有何评价？
　　刘道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它的积极意义在于：第一，有利于堵塞招生中“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体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第二，极大地扭转了当时存在的“读书无用”的错误思潮，广大青少年读书蔚然成风，出现了爱科学、学科学和争当科学家的新风尚；第三，克服了工农兵大学生文化程度严重参差不齐的问题，有利于大学教学，保证了教学质量，推动了教学改革。
　　恢复高考已30年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对创造性人才的需要，统一高考制度的弊端日益彰显。总的来说，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基本上是计划经济思维和体制下的产物，是科举考试的翻版。其弊端是：只注重知识而忽略了能力；只反映学生的记忆和解题能力，忽视了学生各种创造性的素质；只求统一而忽略了各地的差别；只维护教育部门的权力而剥夺了大学的自主权。很明显，统一高考已不适应知识经济对创造性人才的需要，不能反映各地经济、教育和文化差异，不利于让大学享有充分的独立自主权，不能保证学生多次选择大学的民主权。因此，高考必须大胆地、彻底地改革，而且早改比晚改更有利。
　　高考制度的改革，关键不在于考或不考，而在于怎样考，考什么，由谁来考。高考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第一，从统一走向分散，教育部要坚决放权，把考试与录取权分别下放给重点大学和各省市自治区，由它们独立制定考题和录取标准。第二，从一次考试向多次考试转变，实行考试证书制，每次考试成绩有效期为两年，在此期间学生可凭此证书报考任何大学，保证他们拥有多次平等的选择权利。第三，保证考试机构独立性，与教育部和大学脱钩，不受行政干预。第四，从知识性考试向创造性素质考查转变，保证每个大学拥有录取符合自己培养目标的优秀学生的权利。
　　
　　
　　大多数教育部门领导已经忘了教改的本意
　　
　　《同舟共进》：人们不仅关心高考改革，而且关心整个教育改革。各种各样的改革思路提出的次数不算少，实践的时间也不算短了，许多人对改革的方向还是感到模糊，群众对教改的成果还是不满意。您认为当代中国教育应如何改造？
　　刘道玉：当前，中国教育存在诸多问题，例如：为什么教育腐败遏制不住？为什么“重点中小学”屡禁不绝？为什么“素质教育”口号叫得震天响而应试教育硝烟弥漫？为什么择校风越刮越盛？为什么奥赛班、培优班、特长班、补习班、家教市场兴旺？为什么考高分和高升学率成了学生、学校和家长的沉重包袱？为什么教育不公得不到解决？在城乡还在收费的情况下，中国本没有资格奢谈义务教育，为什么教育部却说我国义务教育普及率已高达95％以上？这一切，归根到底与陈旧的教育观念，即学而优则仕、状元情结、灌输式和死记硬背式的应试教育与考试方法不无关系。这些观念潜移默化，代代相传，已构成强大的社会基础，使教育改革寸步难行。
　　我们教育理念的源头是“塑造”，按照一种固定的模具，把原料注入模具中，然后出来的就是流水线上规格相同的批量产品，导致“千校一面”、“万人一格”；学生家长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塑造子女，要求他们“成龙”、“成凤”，使子女失去自己的理想；中小学的校长、班主任以提高升学率为目标去要求学生，越俎代庖，使学生丧失了兴趣和选择权……“塑造”这个观念，成了教育与管理的指导思想，制约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使许多中国人丧失了创造力。反观许多发达国家，它们教育理念的源头是“成长”，贯穿从幼儿到研究生教育的全过程。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是开明的，是顺应自然的，不会强迫孩子应当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
　　其实，汉语中的“教育”由“教”和“育”组成。可千百年来，我们只强调“教”，完全忽视“育”，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偏差。这个偏差所造成的后遗症，正如英国教育家洛克所指出的：“教育上的错误正如配错了药方一样，第一次弄错了，决不能借第二次、第三次去补救，它们的影响是终身洗刷不掉的。”
　　中国教育必须从源头改起。在这里，我要大声疾呼：请家长、学校、教师、教育行政部门以及整个社会彻底放弃“塑造”的教育理念。当前我们强调创新，但如果仍抱着“唯古、唯书和唯上”的教条不放，随波逐流，怎么能够创新！没有敢于突破禁区的勇气，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创新谈何容易！
　　我们并非没有过好的教育改革思想和政策。早在1985年5月中央就已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文件又指出：“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衡量任何学校工作的根本标准不是经济效益的多少，而是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紧紧掌握这一条，改革就不会迷失方向。”
　　现在，教育改革迷失了方向，老百姓是有公议的。这是中央颁布的第一个教育改革纲领性的权威文件。可22年过去了，我敢说这个文件已经被绝大多数人遗忘了，现在的教育部门领导有几个人知道这个文件？更不用说贯彻执行了！几十年来，教育界一直呼吁给学校松绑，减少“婆婆”的干预，扩大学校的独立自主办学权，然而，现实情况恰恰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教育当局还在以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思想指导教育。
　　
　　大一统的教育体制必须摒弃
　　
　　《同舟共进》：常有人批评教育部门是较多保留计划经济时代特点的一个部门。用计划经济思维办教育，表现何在，危害何在？
　　刘道玉：大一统的教育体制就是完全按照计划经济思维方式，控制着一切教育政策的决策与管理权，控制着国家的一切教育资源。
　　第一，高教领域，教育部直属的大学越来越多。“文革”以前，高教部直属大学只有23所，上世纪80年代初增至36所，现在居然翻了一番，达到72所。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有二：一是凡列入教育部的直属大学，被视为国立大学，自觉高人一等，享受诸多特权；二是经济利益驱使，直属大学拨款数倍甚至几十倍于其他大学。
　　第二，教育部几乎控制了全部教育资源，而且不受制约与监督。例如，统一高考、统一分配招生指标，控制自主招生权学校的审批；控制审批专业的权利，并统一专业名称；统一教学计划和教材（现在叫精品课程工程）；控制教育经费拨款；控制科学研究项目的审批和经费的拨款；控制教师编制、职称的评定和名师或模范教师名额的分配与评审；控制学位授予权的审批；控制出国留学生名额的分配；控制重点实验室和重点学科的审批，等等。
　　第三，近几年，教育部制定的教育工程越来越多。除了各种决定、纲要、规划和计划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工程，如“211工程”、“985工程”、“973工程”、“园丁工程”、“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工程”、“阳光工程”（招生）、“提升本科教学质量工程”……本来，“工程”是土木建筑或其他生产、制造部门的一个专用术语，有着特定的内涵和专门的程序。可是，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末各级政府推出各种“政绩工程”后，教育部门也亦步亦趋，炮制了各式各样的“工程”。说到底，所谓“工程”也就是某种计划，无非是带有更明显的炒作和虚张声势色彩。这类东西越多，说明计划性越强，越是暴露了教育当局以计划经济思维指导教育工作。而且这些“工程”或“计划”空洞、重复，基本上不抓落实，大都成了“烂尾工程”。
　　第四，按照统一的模式与标准管理学校，使我们的学校失去个性和特色。教育部门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如大学生能否结婚、能否在校外租房等，而许多该管的事却不去管，如教育方针、学校功能定位、校领导的培训、遏制教育腐败、监督和查处教育不公、整顿不良的学风和教育改革等重大问题，真可谓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第五，对待某些工作的评比和检查，教育部门也是按照统一计划思维方式进行的，如全国名师的评选是按学校的等级分配指标，绝大多数学校无缘参加名师的评选，这是不公平的。又如，近年开展的本科教学质量检查，各校抽调大量人员有准备、有步骤地对付。这种检查有什么效果呢？连担任某大学检查组组长的人也不无感慨地说：“像这样的检查评估，以后绝不能再搞了！”为什么？因为这是运动式的检查。正如群众所形容的：“运动来了一阵风，运动过后无影踪。”据说，有些大学检查后获得了好的评语，学校便给每位教职员工发慰问金，这是对检查评估的莫大讽刺！
　　《同舟共进》：大一统的教育管理體制既然危害深广，有关部门为何还要坚持？
　　刘道玉：为什么要摒弃大一统的教育管理体制呢？道理很简单：既然计划经济不能振兴我国经济，难道计划经济式的教育能够振兴我国的教育吗？这是非常令人怀疑的。
　　教育当局抱着大一统的教育体制不放，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受“教育特殊论”影响，把教育当作意识形态领域看待，认为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阵地，所以要牢牢地控制领导权。实际上，这是左倾思想的表现，已经被过去几十年政治运动证明是错误的；第二，只相信行政的控制作用，不相信市场的调节作用；只相信领导的权力，不相信第一线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第三，由于长期计划经济思想影响，现在教育部门的领导人大多是接受传统教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他们没有强烈的改革、创新精神，所以自觉或不自觉地按计划经济思维方式行事。
　　教育产出的是公益产品，归根到底是为社会服务的。在长期教育实践活动中，人类创造了带有普遍规律的教育经验，最主要的是教育必须独立，无论宗教或政府，都不能干预学校的办学权。大一统的教育体制是与独立、民主、自由、怀疑和批判精神相悖的，已成为创造性杰出人才成长的桎梏，必须彻底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