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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25日，纪念廖承志同志百年诞辰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主持并发表讲话，高度评价廖承志战斗的、光辉的一生。9月26日晚，廖承志的骨灰在他的长子、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廖晖，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中共广东省惠州市市委书记黄业斌等人的护送下，火车专列徐徐地驶进了惠州市火车站。次日，这位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多项重要职务的一代伟人，其骨灰被安葬在惠州市美丽的红花湖畔。他虽然不在他的故乡广东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幸福村出生，但是，他钟情于这片土地。他生前曾经在南粤这块热土上生活和工作过多年，演绎许多动人的故事。
精彩的演讲
1937年冬，廖承志奉党中央和周恩来之命，到香港组织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担任主任，并参加中共广东省委的工作。为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活动，他常常行色匆匆来往穿梭于穗港之间。
廖承志能讲善辩，口齿伶俐，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十分透彻、明瞭。1938年2月4日上午，春寒料峭，广州市知用中学里却热气腾腾，座无虚席。他们是来自广州各界的人士，聚集在这里聆听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做形势报告的。这位带着镣铐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廖仲恺先生的公子，在广州的群众中早已大名鼎鼎，如雷贯耳，但无缘见面。到会的许多人中，有不少是慕名而来的。
上午8时许，当年仅30岁的廖承志风度潇洒步入礼堂时，会场内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他向热情的群众频频招手致意，然后开始了他那鼓舞人心的演讲。他从分析国内外的形势入手，强调全民抗战乃大势所趋。他的演说深入浅出，妙语连珠，深受听众的欢迎。
廖承志这次题为《一切服从抗战》的演说，分析了抗战以来的收获及军事上失败的原因，目前抗战中所碰到的困难，以及由于困难所引起的危机。他还指出要克服危机，就必须提高民族的警觉性，一切服从于抗战，抗战高于一切，即必须树立必胜的信心，精诚团结，真诚合作，共同负责，共同发展，互相尊敬，互相扶助。在作风上要服从统一战线，互相帮助、保障；在工作方面要消除所有偏见，克服困难，为实现抗战到底而努力。廖承志鞭辟入里的分析，受到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广东省原副省长杨康华，当时也聆听过廖承志的这场报告，当笔者于上个世纪的1988年8月采访他时，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他对廖承志的精彩演讲仍然有深刻的印象。
1938年的广州，虽然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实现，但极少数国民党顽固派仍然制造矛盾，不断挑起事端。为了挫败顽固派的阴谋，贯彻中共的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廖承志为此大声疾呼。同年夏天，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封闭广州新华日报分馆的行径，廖承志决定在广州哥伦布餐厅召开广州市进步文化界人士、爱国青年和群众组织的代表座谈会。
国民党顽固派得知消息，派出许多特务分子混进会场，分散在各个角落，企图混水摸鱼，搞乱会场，以达到破坏会议之目的。
廖承志走进会场时，进步青年报以热烈的掌声，混在人群中的特务则发出阵阵怪叫。廖承志走到讲台前，若有所指地说：“富丽堂皇的餐厅，怎么会有吱吱的老鼠在怪叫？”特务们不敢吱声，总不能自报家门，承认自己是“鼠辈”啊！
座谈会一开始，一位青年人以“左”的面目出现，抢先发言。他在发言中控拆了国民党在大学里搞法西斯军训，最后提出“我提议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反对国民党，反对军训”！他的话音刚落，听众席上立即响起了一片喝彩声。
廖承志没有鼓掌，他挥了挥手，会场顿时安静了下来。他平静地说：“我不同意这位先生的意见。现在全民抗战，作为青年学生，学习一些必要的军事知识，是准备武装抵抗侵略的需要。至于军训中有什么不足可以提意见，以便把军训搞得更好一些。”这一番求同存异的发言，博得了一片掌声，扭转了可能产生的偏激情绪。原来，这位发言者是奉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之命来这里发言的。
一计不成，又掀起一股恶浪。
这时，省党部的一位科长猛地站起身，盛气凌人地大唱“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陈词滥调，并大肆污蔑“共产党破坏团结”等等。刹那间，他的言行大大激怒了听众，许多人高声喊打。这时，潜伏在楼梯旁边的特务打手，正想大打出手，捣乱会场。
廖承志意识到如果双方撕打起来，正中顽固派的奸计。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大义凛然地说：“请大家安静，我们要枪口对外，团结抗日。有什么不同意见都可以讲。但是，无论是谁，都不能动拳头。这位先生讲的话不对，大家愤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开会是完全讲道理的。”接着，他坦然说道：“我就是共产党员，我们是坚持抗日的，是坚持团结抗战的。倘若日寇有一天打到广东来，我们共产党员一定要到前线浴血奋战。像这位先生大概是国民党员，希望你也同我们一块去战斗。到时你会在哪里呢？请你用事实来回答吧。你刚才讲的话是破坏团结抗战的，也是违背你们蒋委员长的讲话的。我们谁爱国，谁坚持团结抗战，人民和全世界都会看得清清楚楚的。”他的这番话，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主张，深得与会者的支持和拥护。当散会时，大家高呼“拥护中国共产党”等口号，连在场的政府人员都一齐为廖承志精彩的演讲而鼓掌、喝彩。
事后，中共广东省委通报表扬廖承志，号召全体共产党员要学习廖承志的革命性、高度的原则性和斗争的灵活性，以及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和艺术。
指导发展抗日武装
廖承志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任上，不仅坚持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十分重视抗日武装的建立和发展。在他看来，这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1939年9月，日寇为策应武汉的攻势和切断我国对外联络的补给路线，便抽调兵力，组成南支派谴军，准备侵占广州。狡猾凶恶的日寇选择大亚湾为登陆点，然后沿惠博公路直逼广州。10月9日，日寇主力船队从马公起航，于11日黄昏到达大亚湾口。国民党的守军不战而逃，日寇得以登陆，东江的形势十分危急。
同年10月13日，廖承志接到中共中央关于要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的指示。当天，廖承志通知中共香港海员工会书记曾生立即到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家里开会，研究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
廖承志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在东江一带开辟游击区的指示精神。他强调说：“中央要求我们，迅速在东江敌后组织人民武装力量，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我们要尽快从香港抽调一批得力干部，由市委或海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带领回去。”吴有恒和曾生听取了党中央的指示，都摩拳擦掌，神情振奋。
在讨论到应该由谁带队出征时，曾生和吴有恒互不相让，争着带兵上前线。
吴有恒振振有词：“理由很简单，我会打枪，曾生不会打枪。”听完吴有恒的发言，曾生无言以对。
廖承志沉吟片刻，然后问吴有恒：“惠阳一带是客家地区，你懂客家话吗？”吴有恒感到茫然，摇摇头。
“你在那边，有一个熟人吗？”廖承志接着又问道。
“没有。”吴有恒答道，表情有点尴尬。
这时，廖承志一锤定音：“曾生去。来不及请示中央了，就这么定吧！”曾生紧锁的眉头这时慢慢的舒展开了。
经过反复磋商，决定从香港澳门的750名共产党员中，紧急选调200名党员以“惠宝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到惠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廖承志任命曾生为“惠宝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1938年10月下旬，曾生带领60余名共产党员、进步工人、青年、学生，带着借来的25支枪，分批到达坪山，按照与廖承志商量的计划，以“华侨惠阳青年会回乡团”为基础，成立了100余人的惠阳抗日游击队，活动于惠阳、淡水一带，发动群众建立了一块抗日根据地。
广东惠阳县坪山附近驻有国民党陆军第151师温淑梅旅和地方部队罗坤大队。为了取得合法身份，有利于长期发展，曾生根据廖承志的吩咐，和刘宣到坪山龙岗大井村，以回乡救亡工作团的名义拜访旅长温淑梅。温淑梅见了曾生，热情设宴招待，并即席挥毫写下对曾生的委任状，使这支抗日武装队伍取得了合法地位。
后来，这支队伍在战斗中不断壮大，发展成为惠宝人民抗日总队。当时缺乏军事干部，廖承志还委派懂军事的郑天宝去总队担任参谋长。当时这支抗日部队的伙食和其他费用，均由廖承志、吴有恒他们在香港筹措。这支武装队伍逐步发展成为拥有一万一千余人的部队。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1943年12月，将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大队，这支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与廖承志的指导、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廖承志对广东南路地区的抗日斗争也十分关注，并给予大力支持与帮助。他通过与张炎的统战关系，帮助张炎建立起抗日武装，为我党在粤西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基础。
张炎是广东吴川县人，原是十九路军爱国将领。1938年1月，张炎回到南路地区，任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一区统率委员会主任，同年10月，任广东省第十一游击区司令。他有心抗日救国，但国民党政府并不信任他，他没有自己真正的武装。于是，张炎便到香港寻找共产党的帮助。
1939年1月的一天，一位海员向吴有恒报告说，有一位从茂名来的，自称是张炎代表的人要找曾振生（曾生）。当时曾生去惠阳打游击后，香港的海员工作由吴有恒兼管。吴有恒知道张炎是爱国将领，有进步的表现，便决定约见张炎的代表。吴有恒明确告诉张炎的代表：“曾振生到惠阳打游击去了，找别的人和你谈行不行？”张炎的“代表”问：“谁？”吴有恒答说：“廖承志。”张炎的“代表”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连声说：“那更好了，太好了！”
廖承志很快便接见了张炎的“代表”。廖承志接见时，才知道所谓“张炎的代表”，其实就是张炎本人。张炎向廖承志提出，要派人回南路帮助他搞抗日，廖承志当即愉快地接受了张炎的请求，决定派人去。但是，派什么人去呢？这使廖承志、吴有恒绞尽脑汁。在香港的“茂名、湛江同乡会”并没有什么势力，经再三考虑，决定组织由26人组成的华侨回乡服务团到南路发动民众抗日。服务团以香港学生赈济会名义发起并出经费，由共产党员刘谈锋、黄络思任正副团长，到南路各县乡村发放救济物资，给贫苦农民送医送药，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不久，许多乡村的儿童团、大刀队、救护队等，在服务团的精心组织下，也纷纷建立起来。服务团还协助中共广东省委派到南路的工作队，在各县、乡村发展党员，建立了党组织。不久，南路各县委组织均恢复起来，中共广东省委派了周楠任南路特委书记。服务团同张炎的关系也相处得很好，张炎还聘请服务团的正副团长担任政治教官，从而使南路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廖承志还十分关心珠江三角洲人民抗日武装的创建和发展。“珠江纵队”的建立，与廖承志的支持和帮助有很大的关系。广东省南海县有一位名叫吴勤的人，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当过南海农团团长，后来逃往南洋，是个江湖人物。1938年初，他路过香港回到乡下。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曾派人去跟他联系，请他组织抗日武装，结果，广州沦陷，联系中断。1939年初，吴勤到香港找到吴有恒，说他有2000人的队伍，希望党组织派人到他的部队工作。这时，刚好张文彬到香港传达党的六中全会精神，吴有恒便向张文彬和廖承志汇报，他们两人均很赞成。吴勤在廖承志的关怀下，发动爱国青年在广州郊区成立了颇有实力的抗日义勇队。这支抗日武装在廖承志的支持下改编为广州市游击第二支队（简称“广游二支队”）。为了把这支抗日部队改造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廖承志在一次中共广东省委会议上提出要派党员干部到广游二支队去。他还提出在改造这支抗日武装时，要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既要提高警惕，又不要“过河拆桥”。11月下旬，廖承志派廖锦涛带队的澳门各界救灾会回乡服务团，到广游二支队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在廖承志的关怀下，广游二支队与中山、顺德抗日游击队在抗日的烽火中，得到发展壮大，成为活跃在华南抗日战场的三大主力之一。与此同时，廖承志还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亲自指导冯白驹领导的琼崖工农红军改编为抗日游击独立总队的谈判工作。结果，该部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取得了公开合法的地位。
广东人民的抗日武装，在中共广东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敌人，接连收复失地，威震南粤，名扬海外。活跃于广东的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琼崖纵队等各支抗日队伍的发展和壮大，无不渗透着廖承志的心血。
为落实侨务政策鼓与呼
新中国刚刚诞生，廖承志便参加了我国侨务方面的领导工作。1949年10月，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被任命为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廖承志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协助其母亲领导我国的侨务工作。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许多政策需要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具体意见，以便协助中央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广东是著名的侨乡，因此，廖承志经常到广东来，了解侨情，以便为周恩来总理出谋划策。
1951年冬日的一天，廖承志突然接到广东省侨委同志的报告，得知香港爱国人士、律师莫应桂的妹夫郑伯龄，因在故乡广东省中山县三乡镇购置有十几亩田地，土改时被划为恶霸地主且被定为死囚，郑伯龄的妻子莫芷馨请澳门爱国人士马万祺出面，向广东省领导人反映情况，说明郑伯龄并无恶霸行为，请求人民政府复核审查。
廖承志还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广东省个别地方的工农干部错误地认为：“凡是华侨都是有钱的，都不是好东西。”由于农会干部队伍不太纯洁和单纯经济观点作怪，侨乡土改扩大化，仅仅根据侨汇多少划成份，错误地把一些没有一分土地的华侨划为地主，没收侨眷的房屋，甚至把侨眷抓起来任意吊打罚款，限期三五天写信向海外要钱，过期不交就加倍，台山、开平两县都发生了肉刑吊打整死侨眷的现象。有的地方甚至追余粮追到国外，根据在国外的财产定地主成分，一时间华侨怨声载道。
廖承志得知这个情况后，感到事态严重，马上向妈妈汇报。此前，何香凝已经从秘书廖承慧那里了解到由于广东、福建等出现“左”的偏差，在国际上产生了负面影响。听了儿子的汇报后，她嘱咐廖承志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廖承志组织中侨委的工作人员南下广东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于1951年12月20日亲笔写出《坚决纠正侨区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差》的报告，呈送周恩来。在这份报告中，廖承志明确提出：“乱划成份者，应宣布其原划的阶级成份无效，进行重划。严禁以侨汇收入之多寡而任意提升和任意确定侨眷的阶级成份。”
党中央和政务院认真考虑了廖承志的意见，决定由叶剑英、张铁生、廖承志开会拿出解决方案。三人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专门解决土改中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意见，规定除没收海外华侨多余的土地外，其他财产一律不动，这一意见后来作为政务院文件下发到各省执行。
中央的红头文件是下达了，但执行起来阻力却很大。为此，廖承志带领工作组到了广州。他了解到虽然问题在下面，根子却在上面。他耐心地与广东省的领导进行沟通，终于取得了共识。
廖承志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密切合作，在初步做通省委领导人的工作后，接着在1953年1月召开中共华南分局第一次华侨工作会议。他在座谈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了“巩固胜利，弥补缺点，改正偏差”的正确意见，并大声疾呼要认真地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广东的土改偏差，在陶铸的大力配合下，土地问题终于获得较好的解决。
1959年4月，何香凝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月，廖承志被提为中侨委主任。在那“左”的思想逐年严重的岁月，廖承志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在那“左”的年头，“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口号风靡一时。在许多人看来，有华侨关系，就是有海外关系。有海外关系的人，不能入党入团，也不能参军，甚至找恋爱对象也成了问题。对于这些奇谈怪论，廖承志痛心疾首。
广东是著名的侨乡，也是“左”的思想比较严重的地方。1962年3月9日下午，春寒料峭，天气晴朗，宽敞的广州中山纪念堂报告大厅里，座无虚席。纪念堂外面绿草如茵的草坪上，也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他们都是广东省和广州市直属机关科以上的党员干部。他们今天是来这里聆听中共中央委员、中侨委主任廖承志作报告的。
廖承志在报告中，首先指出：“华侨在国外都是爱国的。12年来的经验证明了国外华侨基本上是爱国的。他们的爱国有好几种不同：有的是爱他的家乡；有些是不管你什么菩萨，他都爱这个庙，只要是中国他就爱。总而言之，他们爱国就好。”接着，他说解放后最高的一年侨汇收入是1.8亿美金，许多外国朋友羡慕得不得了：“哎呀，你们真厉害，1.8亿美金的收入不是小事。”进而说明政策与侨汇的关系：“华侨工作标志着什么东西呢？真是吃猪血拉黑屎，针针见效的东西。国内政策端正的时候侨汇就增加；如果国内的政策有某些偏向，侨汇马上就下降。从来没有像这个东西这么见效。这个东西像风雨表一样，侨汇下降，我们就值得深刻思索一下，哪一方面的工作是不是出了毛病？”偌大的纪念堂里，数千人在聆听他列举的数字，和那富有启发性的报告。
廖承志话锋一转，单刀直入地指出妨碍党的侨务政策落实的最大障碍就是“海外关系论”。他说：“我们已经与中央组织部、国务院的人事局、公安部一齐研究过，就是要消灭这样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只有四个大字，叫做‘海外关系’。这个说法是没有分析的，是有害的，是主观主义的东西。”他指出这种提法在方法论上的错误。然后，他联系自己，说他的海外关系很严重，但中央仍然信任他。他语重心长地说：“谈到海外关系，最严重的是我。大家知道美帝国主义过去有一个叫陈纳德的航空队长，参加蒋介石集团运输队进攻我们解放区的，他看见我要叫我做舅父，因为他的老婆，就是我的外甥女。你们看我还不严重呀？！与美帝国主义有血缘关系。我向你们交代，我在香港有多少亲戚呢？如果在香港我要计算我的表妹、表弟、表姑丈、表姨夫什么乌七八糟的通通算在一起有400个。这就是我的海外关系。”廖承志讲到这里，会场爆发出阵阵笑声。他接着说：“如果真正要根据这个海外关系的话，那么，我廖承志这个人是华侨事务委员会的主任，还要审查、审查啰。但是据我知道中央并没有这么看。我这个人水平也很低，我过去在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有许多缺点，过去由于资产阶级出身的关系，学会了两三句这个英文，那个英文，因此，中央感到还可以用，有些时候也派给我出国的任务，那么，我就去，我就抱着这么一个海外关系大摇大摆地进行国际活动。所以，现在根据中央扩大会议的精神，既然我也可以有这么个海外关系，那么别人有海外关系这个矛盾就不能解决了？！”廖承志进而列举“海外关系论”对华侨所造成的种种危害：“第一，只要他有‘海外关系’，参加党就难了，参加团也困难了，甚至结婚都困难。如果他不是寄托马克思、列宁在天之灵保佑，在机关工作，一旦发现了海外关系，马上就考虑这个人下放劳动，这是第二。第三，尽管这个‘海外关系’已经怕了，说‘我不要啦，我不要啦’，但不行，到了晚上还有一个穿黑衣服的很神秘很严肃的人来问：你这个钱是从哪里来的？我看这个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廖承志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海外关系”的提法，认为这种提法不科学。他说：“‘海外关系’这个提法是错误的。如果他在海外有国民党关系的话，那么，这个关系就不是什么‘海外关系’，而是国民党关系，还要区别清楚是历史的问题，还是现行特务？就是现行特务与他本人并不相同。”针对“海外关系论”肆虐的情况，廖承志恳切地拜托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大家对‘海外关系’这条，应该把它干净、彻底、全部消灭掉。”同时“也向大家呼吁，对于华侨收到侨汇，不要给他加一个帽子：‘资产阶级思想’”。报告结束时，在中山纪念堂内外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文革”期间，党的侨务政策遭到严重摧残，不少华侨、侨眷惨遭迫害。粉碎“四人帮”之后，在1977年12月20日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廖承志发表了题为《落实党的侨务政策》的讲话，当他讲到“文革”中，有些华侨被迫离开祖国，走出深圳市罗浮桥，一步一回头，仰望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时，他的眼睛湿润了。
1978年1月4日，廖承志在《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所谓“海外关系”问题的反动谬论》的长篇文章，从理论上批判“四人帮”所炮制的谬论，揭开了我国侨务战线拨乱反正的序幕。
1983年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彭光涵南来广东进行调研，回去向廖承志汇报，当他讲到广东有些权势的人物仍然拒绝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愿意退还侨房时，一向和蔼慈祥的廖承志，再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愤怒，用力地敲着桌子说：“对这种人，就是要绳之以法！”
廖承志知侨爱侨，为了落实党的侨务政策，真是心力交瘁啊！
主要参考书目：
①《廖承志文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廖公在人间》，香港三联书店1983年版。
③蒙光励著：《廖家两代人》，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修订本）。
④王俊彦著：《廖承志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精彩的演讲
1937年冬，廖承志奉党中央和周恩来之命，到香港组织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担任主任，并参加中共广东省委的工作。为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活动，他常常行色匆匆来往穿梭于穗港之间。
廖承志能讲善辩，口齿伶俐，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十分透彻、明瞭。1938年2月4日上午，春寒料峭，广州市知用中学里却热气腾腾，座无虚席。他们是来自广州各界的人士，聚集在这里聆听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做形势报告的。这位带着镣铐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廖仲恺先生的公子，在广州的群众中早已大名鼎鼎，如雷贯耳，但无缘见面。到会的许多人中，有不少是慕名而来的。
上午8时许，当年仅30岁的廖承志风度潇洒步入礼堂时，会场内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他向热情的群众频频招手致意，然后开始了他那鼓舞人心的演讲。他从分析国内外的形势入手，强调全民抗战乃大势所趋。他的演说深入浅出，妙语连珠，深受听众的欢迎。
廖承志这次题为《一切服从抗战》的演说，分析了抗战以来的收获及军事上失败的原因，目前抗战中所碰到的困难，以及由于困难所引起的危机。他还指出要克服危机，就必须提高民族的警觉性，一切服从于抗战，抗战高于一切，即必须树立必胜的信心，精诚团结，真诚合作，共同负责，共同发展，互相尊敬，互相扶助。在作风上要服从统一战线，互相帮助、保障；在工作方面要消除所有偏见，克服困难，为实现抗战到底而努力。廖承志鞭辟入里的分析，受到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广东省原副省长杨康华，当时也聆听过廖承志的这场报告，当笔者于上个世纪的1988年8月采访他时，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他对廖承志的精彩演讲仍然有深刻的印象。
1938年的广州，虽然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实现，但极少数国民党顽固派仍然制造矛盾，不断挑起事端。为了挫败顽固派的阴谋，贯彻中共的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廖承志为此大声疾呼。同年夏天，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封闭广州新华日报分馆的行径，廖承志决定在广州哥伦布餐厅召开广州市进步文化界人士、爱国青年和群众组织的代表座谈会。
国民党顽固派得知消息，派出许多特务分子混进会场，分散在各个角落，企图混水摸鱼，搞乱会场，以达到破坏会议之目的。
廖承志走进会场时，进步青年报以热烈的掌声，混在人群中的特务则发出阵阵怪叫。廖承志走到讲台前，若有所指地说：“富丽堂皇的餐厅，怎么会有吱吱的老鼠在怪叫？”特务们不敢吱声，总不能自报家门，承认自己是“鼠辈”啊！
座谈会一开始，一位青年人以“左”的面目出现，抢先发言。他在发言中控拆了国民党在大学里搞法西斯军训，最后提出“我提议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反对国民党，反对军训”！他的话音刚落，听众席上立即响起了一片喝彩声。
廖承志没有鼓掌，他挥了挥手，会场顿时安静了下来。他平静地说：“我不同意这位先生的意见。现在全民抗战，作为青年学生，学习一些必要的军事知识，是准备武装抵抗侵略的需要。至于军训中有什么不足可以提意见，以便把军训搞得更好一些。”这一番求同存异的发言，博得了一片掌声，扭转了可能产生的偏激情绪。原来，这位发言者是奉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之命来这里发言的。
一计不成，又掀起一股恶浪。
这时，省党部的一位科长猛地站起身，盛气凌人地大唱“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陈词滥调，并大肆污蔑“共产党破坏团结”等等。刹那间，他的言行大大激怒了听众，许多人高声喊打。这时，潜伏在楼梯旁边的特务打手，正想大打出手，捣乱会场。
廖承志意识到如果双方撕打起来，正中顽固派的奸计。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大义凛然地说：“请大家安静，我们要枪口对外，团结抗日。有什么不同意见都可以讲。但是，无论是谁，都不能动拳头。这位先生讲的话不对，大家愤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开会是完全讲道理的。”接着，他坦然说道：“我就是共产党员，我们是坚持抗日的，是坚持团结抗战的。倘若日寇有一天打到广东来，我们共产党员一定要到前线浴血奋战。像这位先生大概是国民党员，希望你也同我们一块去战斗。到时你会在哪里呢？请你用事实来回答吧。你刚才讲的话是破坏团结抗战的，也是违背你们蒋委员长的讲话的。我们谁爱国，谁坚持团结抗战，人民和全世界都会看得清清楚楚的。”他的这番话，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主张，深得与会者的支持和拥护。当散会时，大家高呼“拥护中国共产党”等口号，连在场的政府人员都一齐为廖承志精彩的演讲而鼓掌、喝彩。
事后，中共广东省委通报表扬廖承志，号召全体共产党员要学习廖承志的革命性、高度的原则性和斗争的灵活性，以及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和艺术。
指导发展抗日武装
廖承志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任上，不仅坚持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十分重视抗日武装的建立和发展。在他看来，这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1939年9月，日寇为策应武汉的攻势和切断我国对外联络的补给路线，便抽调兵力，组成南支派谴军，准备侵占广州。狡猾凶恶的日寇选择大亚湾为登陆点，然后沿惠博公路直逼广州。10月9日，日寇主力船队从马公起航，于11日黄昏到达大亚湾口。国民党的守军不战而逃，日寇得以登陆，东江的形势十分危急。
同年10月13日，廖承志接到中共中央关于要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的指示。当天，廖承志通知中共香港海员工会书记曾生立即到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家里开会，研究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
廖承志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在东江一带开辟游击区的指示精神。他强调说：“中央要求我们，迅速在东江敌后组织人民武装力量，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我们要尽快从香港抽调一批得力干部，由市委或海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带领回去。”吴有恒和曾生听取了党中央的指示，都摩拳擦掌，神情振奋。
在讨论到应该由谁带队出征时，曾生和吴有恒互不相让，争着带兵上前线。
吴有恒振振有词：“理由很简单，我会打枪，曾生不会打枪。”听完吴有恒的发言，曾生无言以对。
廖承志沉吟片刻，然后问吴有恒：“惠阳一带是客家地区，你懂客家话吗？”吴有恒感到茫然，摇摇头。
“你在那边，有一个熟人吗？”廖承志接着又问道。
“没有。”吴有恒答道，表情有点尴尬。
这时，廖承志一锤定音：“曾生去。来不及请示中央了，就这么定吧！”曾生紧锁的眉头这时慢慢的舒展开了。
经过反复磋商，决定从香港澳门的750名共产党员中，紧急选调200名党员以“惠宝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到惠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廖承志任命曾生为“惠宝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1938年10月下旬，曾生带领60余名共产党员、进步工人、青年、学生，带着借来的25支枪，分批到达坪山，按照与廖承志商量的计划，以“华侨惠阳青年会回乡团”为基础，成立了100余人的惠阳抗日游击队，活动于惠阳、淡水一带，发动群众建立了一块抗日根据地。
广东惠阳县坪山附近驻有国民党陆军第151师温淑梅旅和地方部队罗坤大队。为了取得合法身份，有利于长期发展，曾生根据廖承志的吩咐，和刘宣到坪山龙岗大井村，以回乡救亡工作团的名义拜访旅长温淑梅。温淑梅见了曾生，热情设宴招待，并即席挥毫写下对曾生的委任状，使这支抗日武装队伍取得了合法地位。
后来，这支队伍在战斗中不断壮大，发展成为惠宝人民抗日总队。当时缺乏军事干部，廖承志还委派懂军事的郑天宝去总队担任参谋长。当时这支抗日部队的伙食和其他费用，均由廖承志、吴有恒他们在香港筹措。这支武装队伍逐步发展成为拥有一万一千余人的部队。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1943年12月，将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大队，这支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与廖承志的指导、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廖承志对广东南路地区的抗日斗争也十分关注，并给予大力支持与帮助。他通过与张炎的统战关系，帮助张炎建立起抗日武装，为我党在粤西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基础。
张炎是广东吴川县人，原是十九路军爱国将领。1938年1月，张炎回到南路地区，任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一区统率委员会主任，同年10月，任广东省第十一游击区司令。他有心抗日救国，但国民党政府并不信任他，他没有自己真正的武装。于是，张炎便到香港寻找共产党的帮助。
1939年1月的一天，一位海员向吴有恒报告说，有一位从茂名来的，自称是张炎代表的人要找曾振生（曾生）。当时曾生去惠阳打游击后，香港的海员工作由吴有恒兼管。吴有恒知道张炎是爱国将领，有进步的表现，便决定约见张炎的代表。吴有恒明确告诉张炎的代表：“曾振生到惠阳打游击去了，找别的人和你谈行不行？”张炎的“代表”问：“谁？”吴有恒答说：“廖承志。”张炎的“代表”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连声说：“那更好了，太好了！”
廖承志很快便接见了张炎的“代表”。廖承志接见时，才知道所谓“张炎的代表”，其实就是张炎本人。张炎向廖承志提出，要派人回南路帮助他搞抗日，廖承志当即愉快地接受了张炎的请求，决定派人去。但是，派什么人去呢？这使廖承志、吴有恒绞尽脑汁。在香港的“茂名、湛江同乡会”并没有什么势力，经再三考虑，决定组织由26人组成的华侨回乡服务团到南路发动民众抗日。服务团以香港学生赈济会名义发起并出经费，由共产党员刘谈锋、黄络思任正副团长，到南路各县乡村发放救济物资，给贫苦农民送医送药，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不久，许多乡村的儿童团、大刀队、救护队等，在服务团的精心组织下，也纷纷建立起来。服务团还协助中共广东省委派到南路的工作队，在各县、乡村发展党员，建立了党组织。不久，南路各县委组织均恢复起来，中共广东省委派了周楠任南路特委书记。服务团同张炎的关系也相处得很好，张炎还聘请服务团的正副团长担任政治教官，从而使南路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廖承志还十分关心珠江三角洲人民抗日武装的创建和发展。“珠江纵队”的建立，与廖承志的支持和帮助有很大的关系。广东省南海县有一位名叫吴勤的人，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当过南海农团团长，后来逃往南洋，是个江湖人物。1938年初，他路过香港回到乡下。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曾派人去跟他联系，请他组织抗日武装，结果，广州沦陷，联系中断。1939年初，吴勤到香港找到吴有恒，说他有2000人的队伍，希望党组织派人到他的部队工作。这时，刚好张文彬到香港传达党的六中全会精神，吴有恒便向张文彬和廖承志汇报，他们两人均很赞成。吴勤在廖承志的关怀下，发动爱国青年在广州郊区成立了颇有实力的抗日义勇队。这支抗日武装在廖承志的支持下改编为广州市游击第二支队（简称“广游二支队”）。为了把这支抗日部队改造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廖承志在一次中共广东省委会议上提出要派党员干部到广游二支队去。他还提出在改造这支抗日武装时，要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既要提高警惕，又不要“过河拆桥”。11月下旬，廖承志派廖锦涛带队的澳门各界救灾会回乡服务团，到广游二支队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在廖承志的关怀下，广游二支队与中山、顺德抗日游击队在抗日的烽火中，得到发展壮大，成为活跃在华南抗日战场的三大主力之一。与此同时，廖承志还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亲自指导冯白驹领导的琼崖工农红军改编为抗日游击独立总队的谈判工作。结果，该部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取得了公开合法的地位。
广东人民的抗日武装，在中共广东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敌人，接连收复失地，威震南粤，名扬海外。活跃于广东的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琼崖纵队等各支抗日队伍的发展和壮大，无不渗透着廖承志的心血。
为落实侨务政策鼓与呼
新中国刚刚诞生，廖承志便参加了我国侨务方面的领导工作。1949年10月，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被任命为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廖承志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协助其母亲领导我国的侨务工作。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许多政策需要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具体意见，以便协助中央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广东是著名的侨乡，因此，廖承志经常到广东来，了解侨情，以便为周恩来总理出谋划策。
1951年冬日的一天，廖承志突然接到广东省侨委同志的报告，得知香港爱国人士、律师莫应桂的妹夫郑伯龄，因在故乡广东省中山县三乡镇购置有十几亩田地，土改时被划为恶霸地主且被定为死囚，郑伯龄的妻子莫芷馨请澳门爱国人士马万祺出面，向广东省领导人反映情况，说明郑伯龄并无恶霸行为，请求人民政府复核审查。
廖承志还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广东省个别地方的工农干部错误地认为：“凡是华侨都是有钱的，都不是好东西。”由于农会干部队伍不太纯洁和单纯经济观点作怪，侨乡土改扩大化，仅仅根据侨汇多少划成份，错误地把一些没有一分土地的华侨划为地主，没收侨眷的房屋，甚至把侨眷抓起来任意吊打罚款，限期三五天写信向海外要钱，过期不交就加倍，台山、开平两县都发生了肉刑吊打整死侨眷的现象。有的地方甚至追余粮追到国外，根据在国外的财产定地主成分，一时间华侨怨声载道。
廖承志得知这个情况后，感到事态严重，马上向妈妈汇报。此前，何香凝已经从秘书廖承慧那里了解到由于广东、福建等出现“左”的偏差，在国际上产生了负面影响。听了儿子的汇报后，她嘱咐廖承志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廖承志组织中侨委的工作人员南下广东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于1951年12月20日亲笔写出《坚决纠正侨区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差》的报告，呈送周恩来。在这份报告中，廖承志明确提出：“乱划成份者，应宣布其原划的阶级成份无效，进行重划。严禁以侨汇收入之多寡而任意提升和任意确定侨眷的阶级成份。”
党中央和政务院认真考虑了廖承志的意见，决定由叶剑英、张铁生、廖承志开会拿出解决方案。三人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专门解决土改中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意见，规定除没收海外华侨多余的土地外，其他财产一律不动，这一意见后来作为政务院文件下发到各省执行。
中央的红头文件是下达了，但执行起来阻力却很大。为此，廖承志带领工作组到了广州。他了解到虽然问题在下面，根子却在上面。他耐心地与广东省的领导进行沟通，终于取得了共识。
廖承志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密切合作，在初步做通省委领导人的工作后，接着在1953年1月召开中共华南分局第一次华侨工作会议。他在座谈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了“巩固胜利，弥补缺点，改正偏差”的正确意见，并大声疾呼要认真地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广东的土改偏差，在陶铸的大力配合下，土地问题终于获得较好的解决。
1959年4月，何香凝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月，廖承志被提为中侨委主任。在那“左”的思想逐年严重的岁月，廖承志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在那“左”的年头，“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口号风靡一时。在许多人看来，有华侨关系，就是有海外关系。有海外关系的人，不能入党入团，也不能参军，甚至找恋爱对象也成了问题。对于这些奇谈怪论，廖承志痛心疾首。
广东是著名的侨乡，也是“左”的思想比较严重的地方。1962年3月9日下午，春寒料峭，天气晴朗，宽敞的广州中山纪念堂报告大厅里，座无虚席。纪念堂外面绿草如茵的草坪上，也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他们都是广东省和广州市直属机关科以上的党员干部。他们今天是来这里聆听中共中央委员、中侨委主任廖承志作报告的。
廖承志在报告中，首先指出：“华侨在国外都是爱国的。12年来的经验证明了国外华侨基本上是爱国的。他们的爱国有好几种不同：有的是爱他的家乡；有些是不管你什么菩萨，他都爱这个庙，只要是中国他就爱。总而言之，他们爱国就好。”接着，他说解放后最高的一年侨汇收入是1.8亿美金，许多外国朋友羡慕得不得了：“哎呀，你们真厉害，1.8亿美金的收入不是小事。”进而说明政策与侨汇的关系：“华侨工作标志着什么东西呢？真是吃猪血拉黑屎，针针见效的东西。国内政策端正的时候侨汇就增加；如果国内的政策有某些偏向，侨汇马上就下降。从来没有像这个东西这么见效。这个东西像风雨表一样，侨汇下降，我们就值得深刻思索一下，哪一方面的工作是不是出了毛病？”偌大的纪念堂里，数千人在聆听他列举的数字，和那富有启发性的报告。
廖承志话锋一转，单刀直入地指出妨碍党的侨务政策落实的最大障碍就是“海外关系论”。他说：“我们已经与中央组织部、国务院的人事局、公安部一齐研究过，就是要消灭这样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只有四个大字，叫做‘海外关系’。这个说法是没有分析的，是有害的，是主观主义的东西。”他指出这种提法在方法论上的错误。然后，他联系自己，说他的海外关系很严重，但中央仍然信任他。他语重心长地说：“谈到海外关系，最严重的是我。大家知道美帝国主义过去有一个叫陈纳德的航空队长，参加蒋介石集团运输队进攻我们解放区的，他看见我要叫我做舅父，因为他的老婆，就是我的外甥女。你们看我还不严重呀？！与美帝国主义有血缘关系。我向你们交代，我在香港有多少亲戚呢？如果在香港我要计算我的表妹、表弟、表姑丈、表姨夫什么乌七八糟的通通算在一起有400个。这就是我的海外关系。”廖承志讲到这里，会场爆发出阵阵笑声。他接着说：“如果真正要根据这个海外关系的话，那么，我廖承志这个人是华侨事务委员会的主任，还要审查、审查啰。但是据我知道中央并没有这么看。我这个人水平也很低，我过去在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有许多缺点，过去由于资产阶级出身的关系，学会了两三句这个英文，那个英文，因此，中央感到还可以用，有些时候也派给我出国的任务，那么，我就去，我就抱着这么一个海外关系大摇大摆地进行国际活动。所以，现在根据中央扩大会议的精神，既然我也可以有这么个海外关系，那么别人有海外关系这个矛盾就不能解决了？！”廖承志进而列举“海外关系论”对华侨所造成的种种危害：“第一，只要他有‘海外关系’，参加党就难了，参加团也困难了，甚至结婚都困难。如果他不是寄托马克思、列宁在天之灵保佑，在机关工作，一旦发现了海外关系，马上就考虑这个人下放劳动，这是第二。第三，尽管这个‘海外关系’已经怕了，说‘我不要啦，我不要啦’，但不行，到了晚上还有一个穿黑衣服的很神秘很严肃的人来问：你这个钱是从哪里来的？我看这个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廖承志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海外关系”的提法，认为这种提法不科学。他说：“‘海外关系’这个提法是错误的。如果他在海外有国民党关系的话，那么，这个关系就不是什么‘海外关系’，而是国民党关系，还要区别清楚是历史的问题，还是现行特务？就是现行特务与他本人并不相同。”针对“海外关系论”肆虐的情况，廖承志恳切地拜托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大家对‘海外关系’这条，应该把它干净、彻底、全部消灭掉。”同时“也向大家呼吁，对于华侨收到侨汇，不要给他加一个帽子：‘资产阶级思想’”。报告结束时，在中山纪念堂内外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文革”期间，党的侨务政策遭到严重摧残，不少华侨、侨眷惨遭迫害。粉碎“四人帮”之后，在1977年12月20日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廖承志发表了题为《落实党的侨务政策》的讲话，当他讲到“文革”中，有些华侨被迫离开祖国，走出深圳市罗浮桥，一步一回头，仰望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时，他的眼睛湿润了。
1978年1月4日，廖承志在《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所谓“海外关系”问题的反动谬论》的长篇文章，从理论上批判“四人帮”所炮制的谬论，揭开了我国侨务战线拨乱反正的序幕。
1983年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彭光涵南来广东进行调研，回去向廖承志汇报，当他讲到广东有些权势的人物仍然拒绝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愿意退还侨房时，一向和蔼慈祥的廖承志，再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愤怒，用力地敲着桌子说：“对这种人，就是要绳之以法！”
廖承志知侨爱侨，为了落实党的侨务政策，真是心力交瘁啊！
主要参考书目：
①《廖承志文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廖公在人间》，香港三联书店1983年版。
③蒙光励著：《廖家两代人》，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修订本）。
④王俊彦著：《廖承志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