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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上海一中院原院长潘福仁案二审宣判，被指共同受贿的妻子、女婿亦被“另案处理”。家属案件的走向，会受到潘案影响吗？没人能说清楚。“另案处理”本身的必要性受到承认，但引起的讨论也从未停止。
2019年底，安徽来安县委原书记刘荣祥，被马鞍山市中院一审认定犯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获刑13年6个月。判决书称，其受贿款中有170万元，系他分别与妻子潘朝红、前妻王启霞共同受贿。
尽管被指共同受贿，但刘荣祥与两任妻子却不在同一法院受审。她们再被一分为二，案件由滁州市琅琊区法院分别审理。
3名被告人，3起案件？在刘荣祥的辩护人仲若辛看来，这不利于法官查明事实。他已于2020年3月，向安徽省高院寄出了并案审理的申请。
一起共同犯罪案件因特殊规定、原因而分离为多起，这个名为“另案处理”的处置方式并不鲜见，在职务犯罪中尤甚。2020年1月，上海一中院原院长潘福仁案二审宣判，被指共同受贿的妻子、女婿亦被“另案处理”。家属案件的走向，会受到潘案影响吗？没人能说清楚。
在更宽广的领域，“另案处理”本身的必要性受到承认，但引起的讨论也从未停止。
“并案”不易
“另案处理”的做法由来已久。
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结果显示，2019年出现“另案处理”字样的刑案法律文书，共98747份，占该年刑案文书的6.33%，而2018年、2017年的数据分别是6.22%、6.57%。这是已审结案件中“另案处理”所占的比例。多年前，在公安机关办案阶段，比例则要高得多。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分析，实践当中，有的“另案处理”确有必要，最典型的是部分被告人在逃的案件，已抓获的被告人自然应该及时审判。
大多受訪律师认为，另案处理有时虽难以避免，但弊端明显：一旦案件一分为二，“另案”的被告人通常无法在本案庭审中接受发问、质证、出庭作证，并与其他被告人对质。进而，法官难以了解完整事实，不便区分各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易造成量刑失衡。
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另案处理”在保障诉讼推进的同时，可能会牺牲一部分实体真实，必须严格规制。
“但检察院、法院一般不追着并案。”在一位办理多起相关案件的律师看来，“律师不提，并案的少，律师提了，并案的也不多。”
“谁最后受审，谁倒霉”
相比之下，刘荣祥与两任妻子的共同受贿案，不仅分案办理，还异地、异法院、异级别、异诉讼阶段，这给辩护带来新的难度。
像所有“另案处理”的案件一样，3人无法在同一案件中出庭接受发问、质证甚至对质。辩护人仲若辛认为，这不利于查明事实。
令仲若辛担忧的是，刘案正在安徽高院二审，而该院是审理潘案、王案的琅琊区法院的上级法院。一旦刘案先作出终审判决，按照司法实践，潘案、王案可能也会是一样的结果，这可能提前导致后两起案件未审先判。
被“另案处理”的当事人会不会成为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张？有受访律师表示，用前一判决“攻击”后一庭审的被告人，后者又在前诉中没辩护权，显然结果不利，有时会沦为“谁最后受审，谁倒霉”。
最后防线在哪
陈永生发现，最高检《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确实规定了，生效裁判确认且未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的事实，是一种免证事实。然而，最高法的刑诉法解释并没有关于免证事实的规定。
“最高法肯定不是忘记了，而是法院审判的证据标准更高。检察院认为这可以免证，但法院不认可。”陈永生认为。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吴俊认为，只要有充足的相反证据，刑事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也可以被推翻，“但客观现实是，即使是民事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几乎也不会有法院在后诉中推翻”。
无论如何，法院是面对某些“另案处理”乱象的最后防线。曾担任法官的律师刘昌松表示，制约不正常的“另案处理”，法官可以有所作为，“方法很简单，就是大胆传‘另案处理’，传同案被告人出庭作证，以查明本案事实”。
“但实践中，不少法官对并案申请都不积极。”刘昌松有些担忧，这同一些地方多年形成的侦查中心主义惯性有关。
异化之后识别难度不小
陈永生发现，司法实践中，另案处理还发生了异化。据其观察，一种典型的异化现象，是“另案处理”变成了“另案不理”。
一个极端的案例是，一名嫌疑人1996年被认为是抢劫杀人案的6名凶手之一，因当时不在当地而被“另案处理”。但蹊跷的是，二十多年来，从没有办案人员问他是否参与抢劫杀人，他也不知自己被“另案处理”。
在多位政法人士看来，是否另案、后续如何处理，侦查机关是第一道关卡，也有较大决定权。
除在逃等情形外，一些“另案不理”的案件，有的确是“理不了”，比如证据障碍;有的本身就是侦查策略，比如将涉案的被告人家属列为“另案处理”，不说不处理，也不说怎么处理，让相关人员有所顾忌，或者作为“污点证人”搁置一边;有的是存在权力寻租嫌疑，以逃避或降格处理。
检察机关可以识别不正常的“另案不理”吗？多名政法人士表示难度不小。一名前公诉人坦言，他们的首要工作是审查起诉，既然侦查机关都说了“另案处理”，一般就是等着处理完了、诉过来了再说。
针对后续处理的问题，2014年，最高检、公安部在联合出台的《关于规范刑事案件“另案处理”适用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建立对“另案处理”案件的动态管理和核销制度，并且每6个月对办理的“另案处理”案件进行一次清理核对。
多名曾在公安系统任职的人士表示，在治安管理任务较重的地方，落实此举有一定难度，“如果清理，基本也是看看重大敏感的”。作为应对，一些地方建立了“另案处理”的信息化平台。信息互通或许可以减少“另案不理”的现象。
（《南方周末》2020.6.11）
2019年底，安徽来安县委原书记刘荣祥，被马鞍山市中院一审认定犯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获刑13年6个月。判决书称，其受贿款中有170万元，系他分别与妻子潘朝红、前妻王启霞共同受贿。
尽管被指共同受贿，但刘荣祥与两任妻子却不在同一法院受审。她们再被一分为二，案件由滁州市琅琊区法院分别审理。
3名被告人，3起案件？在刘荣祥的辩护人仲若辛看来，这不利于法官查明事实。他已于2020年3月，向安徽省高院寄出了并案审理的申请。
一起共同犯罪案件因特殊规定、原因而分离为多起，这个名为“另案处理”的处置方式并不鲜见，在职务犯罪中尤甚。2020年1月，上海一中院原院长潘福仁案二审宣判，被指共同受贿的妻子、女婿亦被“另案处理”。家属案件的走向，会受到潘案影响吗？没人能说清楚。
在更宽广的领域，“另案处理”本身的必要性受到承认，但引起的讨论也从未停止。
“并案”不易
“另案处理”的做法由来已久。
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结果显示，2019年出现“另案处理”字样的刑案法律文书，共98747份，占该年刑案文书的6.33%，而2018年、2017年的数据分别是6.22%、6.57%。这是已审结案件中“另案处理”所占的比例。多年前，在公安机关办案阶段，比例则要高得多。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分析，实践当中，有的“另案处理”确有必要，最典型的是部分被告人在逃的案件，已抓获的被告人自然应该及时审判。
大多受訪律师认为，另案处理有时虽难以避免，但弊端明显：一旦案件一分为二，“另案”的被告人通常无法在本案庭审中接受发问、质证、出庭作证，并与其他被告人对质。进而，法官难以了解完整事实，不便区分各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易造成量刑失衡。
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另案处理”在保障诉讼推进的同时，可能会牺牲一部分实体真实，必须严格规制。
“但检察院、法院一般不追着并案。”在一位办理多起相关案件的律师看来，“律师不提，并案的少，律师提了，并案的也不多。”
“谁最后受审，谁倒霉”
相比之下，刘荣祥与两任妻子的共同受贿案，不仅分案办理，还异地、异法院、异级别、异诉讼阶段，这给辩护带来新的难度。
像所有“另案处理”的案件一样，3人无法在同一案件中出庭接受发问、质证甚至对质。辩护人仲若辛认为，这不利于查明事实。
令仲若辛担忧的是，刘案正在安徽高院二审，而该院是审理潘案、王案的琅琊区法院的上级法院。一旦刘案先作出终审判决，按照司法实践，潘案、王案可能也会是一样的结果，这可能提前导致后两起案件未审先判。
被“另案处理”的当事人会不会成为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张？有受访律师表示，用前一判决“攻击”后一庭审的被告人，后者又在前诉中没辩护权，显然结果不利，有时会沦为“谁最后受审，谁倒霉”。
最后防线在哪
陈永生发现，最高检《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确实规定了，生效裁判确认且未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的事实，是一种免证事实。然而，最高法的刑诉法解释并没有关于免证事实的规定。
“最高法肯定不是忘记了，而是法院审判的证据标准更高。检察院认为这可以免证，但法院不认可。”陈永生认为。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吴俊认为，只要有充足的相反证据，刑事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也可以被推翻，“但客观现实是，即使是民事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几乎也不会有法院在后诉中推翻”。
无论如何，法院是面对某些“另案处理”乱象的最后防线。曾担任法官的律师刘昌松表示，制约不正常的“另案处理”，法官可以有所作为，“方法很简单，就是大胆传‘另案处理’，传同案被告人出庭作证，以查明本案事实”。
“但实践中，不少法官对并案申请都不积极。”刘昌松有些担忧，这同一些地方多年形成的侦查中心主义惯性有关。
异化之后识别难度不小
陈永生发现，司法实践中，另案处理还发生了异化。据其观察，一种典型的异化现象，是“另案处理”变成了“另案不理”。
一个极端的案例是，一名嫌疑人1996年被认为是抢劫杀人案的6名凶手之一，因当时不在当地而被“另案处理”。但蹊跷的是，二十多年来，从没有办案人员问他是否参与抢劫杀人，他也不知自己被“另案处理”。
在多位政法人士看来，是否另案、后续如何处理，侦查机关是第一道关卡，也有较大决定权。
除在逃等情形外，一些“另案不理”的案件，有的确是“理不了”，比如证据障碍;有的本身就是侦查策略，比如将涉案的被告人家属列为“另案处理”，不说不处理，也不说怎么处理，让相关人员有所顾忌，或者作为“污点证人”搁置一边;有的是存在权力寻租嫌疑，以逃避或降格处理。
检察机关可以识别不正常的“另案不理”吗？多名政法人士表示难度不小。一名前公诉人坦言，他们的首要工作是审查起诉，既然侦查机关都说了“另案处理”，一般就是等着处理完了、诉过来了再说。
针对后续处理的问题，2014年，最高检、公安部在联合出台的《关于规范刑事案件“另案处理”适用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建立对“另案处理”案件的动态管理和核销制度，并且每6个月对办理的“另案处理”案件进行一次清理核对。
多名曾在公安系统任职的人士表示，在治安管理任务较重的地方，落实此举有一定难度，“如果清理，基本也是看看重大敏感的”。作为应对，一些地方建立了“另案处理”的信息化平台。信息互通或许可以减少“另案不理”的现象。
（《南方周末》202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