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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郭沫若既是诗人、作家，更是学者，他在翻译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进行诗歌翻译的同时，提出过创作译、风韵译、以诗译诗等，表现出了独特的审美理想与审美意蕴。郭沫若更多强调了在翻译过程中的审美体验，在直译、意译的基础上，注重源语言上的意境呈现以及目标语言的传神表达。郭沫若的“风韵译”理论可运用于诸多诗歌翻译实践中，可将源语诗歌浑然天成的绝美意境还原，并以归化、意化的形式注入译作中，同时让目的语读者身临其境，并感受到所在文化背景下的同等美感。本文选取了一些典型例子对郭沫若诗歌翻译中体现出的美学意蕴加以分析。
关键词：郭沫若;诗歌翻译;美学意蕴;诗歌意象
引言
郭沫若也是一位诗人，他自己所写的诗歌或豪放不羁或秀美婉约，成就了他诗歌翻译的造诣。他的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文学手法值得学习。其中，本文所研究的郭沫若诗歌翻译的审美对象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一）他是一位卓越的作家兼翻译家。他的诗歌翻译以文笔优美、雄浑并富于浪漫色彩和丰富的审美意象而著称。
（二）他的翻译理论对中国现代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他的文学审美受西方审美思潮影响，倾注于诗歌翻译中，中西结合，自然流畅，充满灵活性，丰富读者感官。
（四）研究郭沫若的诗歌翻译文本是一项极具艺术性的工作，有助于充分发挥译者的审美才能，对文学进行再造。
一、翻译的文化与环境
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应充分考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内涵，不同的读者群体，不同的文化表达形式。翻译从来都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人们也从来不会在真空条件下接受它。正如霍恩比所说：“语言不是孤立地悬浮在真空中的现象，而是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的过程，而应该是更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文化交流。在源语和目的语之间，词汇与文化环境的结合尤为重要。而A·F·泰勒曾提出过翻译三原则——“首先，译文必须充分传达原文的意思;二是任务的风格和态度要与原文一致;第三，翻译要有流畅的感觉。”也就是说，译者应在遵循目的语习惯的基础上，改变源语的形式。众人周知，翻译领域中难度系数最高的当属诗歌翻译了。我们不能排除诗歌翻译的可能性，英国诗歌源自乔叟的《特洛伊罗斯》和菲茨·杰拉德的《鲁拜亚特》的尝试。通过研究郭沫若对译者以及他自己的译诗的评述，我们可以找到字里行间流露出“信达雅”的美学意蕴。
二、郭沫若的诗歌翻译背景
我们都知道，郭沫若的诗歌翻译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个是五四运动时期，另一个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需要在准确理解了郭沫若的社会背景之下探讨他的翻译理论。
（一）在五四运动时期
首先，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文化和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的时期。社会需要的是传播个人解放和民主自由的作品。这一原因决定了翻译的爱国主义特征。在这一时期，郭翻译作品时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情怀。当然，他选择了翻译许多浪漫主义诗人的杰作。这些诗人包括雪莱、伯恩斯、歌德以及惠特曼等。值得注意的是，郭认为雪莱是“真正的诗人”。1922年，他翻译了雪莱的八首诗。雪莱的著名诗歌《西风颂》把自由思想传播给了人类。最后两行诗歌“The trumpet of a prophecy！ O wind，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behind？”被郭沫若译作“严冬如来时，哦，西风哟，阳春寧尚招摇？”鼓励被压迫的人民克服一切困难，为自由而斗争。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
郭沫若的翻译作品相当丰富。他的翻译思想与时代精神和社会要求相适应，翻译主题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文化大革命是二十多年来文化事业的萧条期。他在这段时期翻译了五十多首浪漫主义英文诗歌，并由他的女儿收集并出版，题名为《英诗译稿》。
文革后，郭沫若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郭沫若的心态极为复杂，心里充满了迷惑和痛苦，担忧着国家的命运。他不愿意与那些思想上倒退的人为伍，在他的诗歌翻译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出。以罗素·格林的《冥想》为例：“I could not bow before infinity，The silent grandeur could not conquer me.” 郭沫若将这句话翻译成“我不能在无量数的星星面前低头，那无声的矜装并不能使我投降。”他补充说，这首诗给了他一种除旧扶新的感觉。也就是说，这首诗在他心中引起了共鸣。他永远不会低下他那高贵的头。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郭在诗歌翻译中寻找机会来发泄自己的悲伤和绝望。他曾经说过，在个人和人身上郁积的东西，就会以这种方式爆发出来。
三、郭沫若的美学思想
很明显，译者的审美意识在欣赏原文和阅读原文的过程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译者的审美取向会对译文产生影响。郭沫若的美学思想是其诗歌翻译的一个重要方面。本章主要研究郭沫若美学思想的形态。
（一）西方世界美学
郭沫若受到尼采、康德、柏格森、叔本华、王尔德、克罗奇等美学和哲学的影响。他们的思想为西方浪漫主义美学奠定了基础。这些思想在一些方面开创了西方现代主义美学。郭沫若十分敬仰康德，曾研究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康德认为美学是一种自由的快乐感觉，它是独立于兴趣之外的。这种观点构成了西方浪漫主义活动的基础。
（二）郭沫若的审美偏好
郭沫若的诗歌审美偏好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诗歌形式上，郭强调自我表达。他代表了社会现实，推崇审美意识形态。
其次，郭注重情感主义。他认为诗歌的本质在于抒发情感。
第三，郭在诗歌创作中更注重灵感和直觉。
郭喜欢翻译那些表达作家激情的浪漫主义诗歌。更重要的是，他经常翻译那些唤起他与作者情感共鸣的诗歌。他在选择翻译作品时表现出了自己的审美偏好。 四、郭沫若的翻译理论
本章主要介绍郭的“风韵译”、“创作译”、“以诗译诗”等翻译理论。他对诗歌翻译的看法具有随意性和多样性，这在近代中国是很常见的。在那个时候，作者自己就会实现大部分的翻译创作，而非专业译者。郭沫若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翻译理论的建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直译和意译，二是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的可译性。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直译和意译的定义在东西方有很大的不同。例如，英语翻译家、语言学家彼得·纽马克对意译的定义是：意译不以方式再现事物，或不以原文形式再现内容。
事实上，郭沫若的诗歌翻译最能体现他的“意译”倾向。郭沫若在文学翻译方面的最大贡献之一是诗歌翻译。通过对郭诗歌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我们可以对意译有更深刻的认识。翻译诗歌困难重重，但郭沫若认为诗歌具有可译性。他力求找到与源语言诗最接近的对等词，并在翻译中表达了源语言诗的感受。“在把外国诗歌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翻译写的像诗一样。有些同志过分强调直译。然而，一首诗有一定的风格，节奏和诗意的成分，如果把上面提到的元素删掉，翻译就没有味道，一點也不像诗。”郭沫若如是说过。以英国诗人伯特·布里奇斯的一首诗《春之女神着素装》为例。
Spring goeth all in white，
Crowned with milk—white may;
In fleecy flocks of light
O’er heaven the white clouds stray;
White butterflies in the air;
White daisies prank the ground;
The cherry and hoary pear
Scatter their snow around.—Spring Goeth All In White，Robert Bridges
郭沫若译：
春之女神着素装，
山楂花冠乳白光，
天上分明一群羊，
白云朵朵自来往，
粉蝶空中时蹁跹;
延命菊花饰郊原，
樱桃梨树共争妍，
四处飞花如雪片。
这首诗向我们展示了早春的一幅美丽画面。这首诗有八行，每行七个字。郭沫若将其翻译成八行诗，每行七字，并使译文押韵。他没有逐字逐句地翻译，而是抓住了诗的主旨，不遗余力地表达源语诗的“意境”。我们可以看到“樱桃梨树共争艳”并不是“the cherry and hoary pear”的直译。还有第五行的“white butterflies”被郭沫若译作“粉蝶”。这种翻译符合目的语文化审美，中国读者很容易接受。除此之外，在译语和源语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词语的简练性。像“素装”、“花冠”、“蹁跹”都使得整个翻译富含诗意的味道。以符合目的语诗歌的审美手法进行诗化译诗，毫无翻译的痕迹，自然婉转，如沐春风，这些都体现了郭沫若诗歌翻译的美学意蕴。
五、结束语
本文指出审美意识形态与诗歌翻译的关系。以郭的诗歌翻译为例，探讨译者在郭的诗歌翻译理论和作品中所体现的审美意识。在诗歌翻译理论方面，郭提出了“风韵译”和“以诗译诗”，并坚持翻译的创新精神。此外，他坚持外国诗歌应该由诗人来翻译，同时翻译的诗歌也必须读起来像一首诗。诗歌翻译作为一种文学实践，其独特的美学性质决定了美学是解决翻译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本文从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两个方面来考察诗歌翻译的审美本质。郭的诗学在其“创造性翻译”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助于译者形成审美意识。希望本文的研究能给译者在诗歌翻译领域带来些许参考帮助。
参考文献
[1] Snell-Hornby，Study of Translation.[M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39
[2] Peter Newmark，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Hertfordshire：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UK）Ltd，1985：46
[3] 罗新璋.雪莱诗选.[M ].商务印书馆，1984
[4] 郭沫若（译）.英诗译稿 [M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5] 郭沫若.谈文学翻译工作[M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650
[6] 任虹.翻译引论[M ].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
[7] 劳陇.译诗歌象诗[J ].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1985（2）：15-18
[8] 陈明远.追念郭老师[J ].新文学史料，1982（4）：133
关键词：郭沫若;诗歌翻译;美学意蕴;诗歌意象
引言
郭沫若也是一位诗人，他自己所写的诗歌或豪放不羁或秀美婉约，成就了他诗歌翻译的造诣。他的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文学手法值得学习。其中，本文所研究的郭沫若诗歌翻译的审美对象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一）他是一位卓越的作家兼翻译家。他的诗歌翻译以文笔优美、雄浑并富于浪漫色彩和丰富的审美意象而著称。
（二）他的翻译理论对中国现代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他的文学审美受西方审美思潮影响，倾注于诗歌翻译中，中西结合，自然流畅，充满灵活性，丰富读者感官。
（四）研究郭沫若的诗歌翻译文本是一项极具艺术性的工作，有助于充分发挥译者的审美才能，对文学进行再造。
一、翻译的文化与环境
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应充分考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内涵，不同的读者群体，不同的文化表达形式。翻译从来都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人们也从来不会在真空条件下接受它。正如霍恩比所说：“语言不是孤立地悬浮在真空中的现象，而是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的过程，而应该是更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文化交流。在源语和目的语之间，词汇与文化环境的结合尤为重要。而A·F·泰勒曾提出过翻译三原则——“首先，译文必须充分传达原文的意思;二是任务的风格和态度要与原文一致;第三，翻译要有流畅的感觉。”也就是说，译者应在遵循目的语习惯的基础上，改变源语的形式。众人周知，翻译领域中难度系数最高的当属诗歌翻译了。我们不能排除诗歌翻译的可能性，英国诗歌源自乔叟的《特洛伊罗斯》和菲茨·杰拉德的《鲁拜亚特》的尝试。通过研究郭沫若对译者以及他自己的译诗的评述，我们可以找到字里行间流露出“信达雅”的美学意蕴。
二、郭沫若的诗歌翻译背景
我们都知道，郭沫若的诗歌翻译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个是五四运动时期，另一个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需要在准确理解了郭沫若的社会背景之下探讨他的翻译理论。
（一）在五四运动时期
首先，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文化和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的时期。社会需要的是传播个人解放和民主自由的作品。这一原因决定了翻译的爱国主义特征。在这一时期，郭翻译作品时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情怀。当然，他选择了翻译许多浪漫主义诗人的杰作。这些诗人包括雪莱、伯恩斯、歌德以及惠特曼等。值得注意的是，郭认为雪莱是“真正的诗人”。1922年，他翻译了雪莱的八首诗。雪莱的著名诗歌《西风颂》把自由思想传播给了人类。最后两行诗歌“The trumpet of a prophecy！ O wind，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behind？”被郭沫若译作“严冬如来时，哦，西风哟，阳春寧尚招摇？”鼓励被压迫的人民克服一切困难，为自由而斗争。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
郭沫若的翻译作品相当丰富。他的翻译思想与时代精神和社会要求相适应，翻译主题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文化大革命是二十多年来文化事业的萧条期。他在这段时期翻译了五十多首浪漫主义英文诗歌，并由他的女儿收集并出版，题名为《英诗译稿》。
文革后，郭沫若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郭沫若的心态极为复杂，心里充满了迷惑和痛苦，担忧着国家的命运。他不愿意与那些思想上倒退的人为伍，在他的诗歌翻译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出。以罗素·格林的《冥想》为例：“I could not bow before infinity，The silent grandeur could not conquer me.” 郭沫若将这句话翻译成“我不能在无量数的星星面前低头，那无声的矜装并不能使我投降。”他补充说，这首诗给了他一种除旧扶新的感觉。也就是说，这首诗在他心中引起了共鸣。他永远不会低下他那高贵的头。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郭在诗歌翻译中寻找机会来发泄自己的悲伤和绝望。他曾经说过，在个人和人身上郁积的东西，就会以这种方式爆发出来。
三、郭沫若的美学思想
很明显，译者的审美意识在欣赏原文和阅读原文的过程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译者的审美取向会对译文产生影响。郭沫若的美学思想是其诗歌翻译的一个重要方面。本章主要研究郭沫若美学思想的形态。
（一）西方世界美学
郭沫若受到尼采、康德、柏格森、叔本华、王尔德、克罗奇等美学和哲学的影响。他们的思想为西方浪漫主义美学奠定了基础。这些思想在一些方面开创了西方现代主义美学。郭沫若十分敬仰康德，曾研究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康德认为美学是一种自由的快乐感觉，它是独立于兴趣之外的。这种观点构成了西方浪漫主义活动的基础。
（二）郭沫若的审美偏好
郭沫若的诗歌审美偏好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诗歌形式上，郭强调自我表达。他代表了社会现实，推崇审美意识形态。
其次，郭注重情感主义。他认为诗歌的本质在于抒发情感。
第三，郭在诗歌创作中更注重灵感和直觉。
郭喜欢翻译那些表达作家激情的浪漫主义诗歌。更重要的是，他经常翻译那些唤起他与作者情感共鸣的诗歌。他在选择翻译作品时表现出了自己的审美偏好。 四、郭沫若的翻译理论
本章主要介绍郭的“风韵译”、“创作译”、“以诗译诗”等翻译理论。他对诗歌翻译的看法具有随意性和多样性，这在近代中国是很常见的。在那个时候，作者自己就会实现大部分的翻译创作，而非专业译者。郭沫若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翻译理论的建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直译和意译，二是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的可译性。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直译和意译的定义在东西方有很大的不同。例如，英语翻译家、语言学家彼得·纽马克对意译的定义是：意译不以方式再现事物，或不以原文形式再现内容。
事实上，郭沫若的诗歌翻译最能体现他的“意译”倾向。郭沫若在文学翻译方面的最大贡献之一是诗歌翻译。通过对郭诗歌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我们可以对意译有更深刻的认识。翻译诗歌困难重重，但郭沫若认为诗歌具有可译性。他力求找到与源语言诗最接近的对等词，并在翻译中表达了源语言诗的感受。“在把外国诗歌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翻译写的像诗一样。有些同志过分强调直译。然而，一首诗有一定的风格，节奏和诗意的成分，如果把上面提到的元素删掉，翻译就没有味道，一點也不像诗。”郭沫若如是说过。以英国诗人伯特·布里奇斯的一首诗《春之女神着素装》为例。
Spring goeth all in white，
Crowned with milk—white may;
In fleecy flocks of light
O’er heaven the white clouds stray;
White butterflies in the air;
White daisies prank the ground;
The cherry and hoary pear
Scatter their snow around.—Spring Goeth All In White，Robert Bridges
郭沫若译：
春之女神着素装，
山楂花冠乳白光，
天上分明一群羊，
白云朵朵自来往，
粉蝶空中时蹁跹;
延命菊花饰郊原，
樱桃梨树共争妍，
四处飞花如雪片。
这首诗向我们展示了早春的一幅美丽画面。这首诗有八行，每行七个字。郭沫若将其翻译成八行诗，每行七字，并使译文押韵。他没有逐字逐句地翻译，而是抓住了诗的主旨，不遗余力地表达源语诗的“意境”。我们可以看到“樱桃梨树共争艳”并不是“the cherry and hoary pear”的直译。还有第五行的“white butterflies”被郭沫若译作“粉蝶”。这种翻译符合目的语文化审美，中国读者很容易接受。除此之外，在译语和源语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词语的简练性。像“素装”、“花冠”、“蹁跹”都使得整个翻译富含诗意的味道。以符合目的语诗歌的审美手法进行诗化译诗，毫无翻译的痕迹，自然婉转，如沐春风，这些都体现了郭沫若诗歌翻译的美学意蕴。
五、结束语
本文指出审美意识形态与诗歌翻译的关系。以郭的诗歌翻译为例，探讨译者在郭的诗歌翻译理论和作品中所体现的审美意识。在诗歌翻译理论方面，郭提出了“风韵译”和“以诗译诗”，并坚持翻译的创新精神。此外，他坚持外国诗歌应该由诗人来翻译，同时翻译的诗歌也必须读起来像一首诗。诗歌翻译作为一种文学实践，其独特的美学性质决定了美学是解决翻译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本文从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两个方面来考察诗歌翻译的审美本质。郭的诗学在其“创造性翻译”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助于译者形成审美意识。希望本文的研究能给译者在诗歌翻译领域带来些许参考帮助。
参考文献
[1] Snell-Hornby，Study of Translation.[M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39
[2] Peter Newmark，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Hertfordshire：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UK）Ltd，1985：46
[3] 罗新璋.雪莱诗选.[M ].商务印书馆，1984
[4] 郭沫若（译）.英诗译稿 [M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5] 郭沫若.谈文学翻译工作[M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650
[6] 任虹.翻译引论[M ].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
[7] 劳陇.译诗歌象诗[J ].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1985（2）：15-18
[8] 陈明远.追念郭老师[J ].新文学史料，1982（4）：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