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那天，60岁的李宗盛时隔5年发表了一首新作，叫作《新写的旧歌》。我原本以为这是一首情歌，但当我点进去以后，歌词唱到第三句时，我仿佛心照不宣般明白了什么。人至中年，黄土埋到了半腰，对于“父亲”这个字眼抱着怎样的感情？
　　有人说，听歌最怕听懂了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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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长时间在国外出差，一待就是好几个月，甚至是大半年才回来一次。出差间隔在家停留的天数不会超过一个月。第一次送他的时候，我还会跳起来拼命挥手说“再见”，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拐角，才一步一回头地慢慢走回家。
　　后来次数渐渐多了，我慢慢地从兴奋向麻木过渡，到最后只是一边做着习题，一边头也不抬，语气平淡地说声“一路顺风”。
　　父亲的脚步越来越远，从一开始的东南亚，慢慢走向遥远的南非和伊朗。他给我带回来各种各样的特产和纪念品，给我看好望角的海景，却无法再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再也找不到小时候一起放风筝的那种默契感，取而代之的是带着些陌生的疏离。
　　后来他终于不需要再出差了。每天傍晚他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坐在书桌前握紧笔，思索着要不要叫他一声。可直到他主动走进我的房间，我都没叫出那声“爸爸”。
　　[2]
　　那个初春寒冷的夜晚，父亲背着意外骨折的我奔走在市区各大医院。我趴在他的背上，聲音微弱：“爸，你说我这脚以后还能走路吗？”父亲的声音熟悉而浑厚：“可以。”医院窗边的玻璃映射出他弯腰驼背的样子，可他刚才颤抖的尾音多多少少还是露出了几分端倪。我知道自己的体重已经不是父亲能够轻易承受的了，但他没有放下我。
　　那天深夜趴在他的背上，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静。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深夜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错位的脚很疼很疼。春节前后的市区热闹非凡，有五彩的霓虹灯和巨大的条幅，三家医院的医生做出的专业判断大同小异。我确定自己清楚地听到了几个敏感词：“住院”“手术”“复位”“钢钉”。我丝毫没有想到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我看见父亲阴沉如水的面孔，摸了摸自己因错位而畸形的脚，强忍住眼底的泪水。
　　一番商议过后，父亲决定先带我回家再准备手术。他再次背起我，我的身体控制不住地颤抖，他似是感受到我的恐慌，边走边说：“没事，都会好的。”我不确定这句话里面的真实性和专业性有多少，也不太了解自己脚上的伤势，但在那一刻我选择相信他。
　　[3]
　　后来住院那几天几乎都是父亲在照顾，术后的麻醉渐渐消退的时候，右脚传来难以忍受的疼痛感。我咬紧牙关，告诉自己要赶紧睡过去，却始终无法抵抗那一阵一阵的痛楚。我恳求父亲让护士来给我打止痛针，他让我再忍一忍。他用温热的手掌抓起我的手，分给我一个耳塞。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歌，只是用尽全力握紧了父亲的手，那个瞬间好像某种失去已久的东西又回来了。我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也许是感情，也许是温情。
　　此前的很久，我和他之间都有着若有若无的疏离，也曾因为一些意见不和的小事而吵起来。
　　在他面前我拿出自己所有的暴戾和任性，因为我潜意识里深深地明白，不管我把话说得多绝，把事情做得多过分，他也真的不能、更不会把我怎么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自作聪明地把这当成和他作对的资本，直到最近一切的发生。
　　比起母亲的忧心忡忡，大多时候他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但，也只是像而已。作为父亲，还是有亲情，还会有关心。我一度以为他没有那么爱我，但原来我们之间的隔阂和争吵都可以在意外面前一笔勾销，他会背起我，而后向前走，不回头。
　　李宗盛在歌里唱：“两个男人，极有可能终其一生只是长得像而已。有幸运的，成为知己;有不幸的，只能是甲乙。”
　　歌唱到深处，讲的终究还是你我。那么，如果说哪怕我和他从前是甲乙，我也希望现在和以后能够成为知己。
　　一首新写的旧歌，它早该写了。
　　一篇迟到的文章，它早该写了。
　　编辑/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