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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电影人程青松发起的中国电影金扫帚奖公布了2012年度获奖名单，
这是华语电影史上首个为年度最差影片颁发的奖项，由网友和独立影评人参与评选，至今已经举办了三年。
让人遗憾的是，颁奖当天，依然没有任何一位获奖者有勇气出面领奖。
解玺璋（左）：资深影评人，《北京日报》高级编辑。
李多钰（中）:《名汇FAMOUS》主编，新京报传媒副总裁。
程青松：资深影评人、编剧，中国电影金扫帚奖创始人。
金扫帚奖或许映出了中国电影评论系统的某种尴尬，一方面电影营销无孔不入，烂片迭出，片方忙着收买枪手攻占媒体阵地，另一方面，不少真正热爱中国电影的人，正在失去对电影评论的热诚。在这个时代，还需要怎样的影评人？
影评人失望离场，烂片独霸票房
李多钰：我一直觉得金扫帚奖特有意思，大家坐在一起纯粹地评论电影的好坏，没有任何的功利目的。金扫帚奖是一个影评人概念的奖吗？青松你在电影界算是混了那么多年，怎么还会一直保持这样一种很纯粹的精神？
程青松：对。它是一个对中国电影的评论体系，不仅仅只是一个评奖，它既传达观众的声音，也有我们这些评委的看法。因为观众很无助，他们大部分在去影院之前，不会先作判断，都是跟着媒体宣传走的。创办这个奖，是从2009年所谓的电影产业化之后。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看了电影觉得很难受，但那一年的媒体上、网络上，一部电影出来后全部都是表扬。
李多钰：他们通常是这样表扬的：某某电影票房破亿，大家集体欢呼。但影评人这个职业很奇怪，他们是不应该管票房的。你电影拍得好不好和票房好不好其实是两个评价体系。
程青松：对。但现在都是民间的营销公司来接电影宣传的单子。他们手上有一批影评人的名单，一部新片出来之后，他们会主动邀请这些影评人去看，然后在媒体上夸这些电影。所以以前是既有“赞”又有“弹”的声音，现在都是一边倒的吹捧。我也是因为这样，才想到要办这样一个评选，传达一个独立的声音。当然在做的过程中我也在调整，也希望有些幽默色彩，不是那么愤怒。
李多钰：会不会存在一个问题，这些影评人都是从电影比较匮乏的年代过来，因此对电影有一种莫名的支持性的态度。一部电影稍微过得去，就会大加赞赏。比如《金陵十三钗》，当时也是一位我很信任的影评人对我说，觉得这部电影还不错。但从我个人角度而言，这部电影对我的伤害特别大。因为我是带着孩子去的，但这部片子恰恰不应该给小孩看。
程青松：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很多专业影评人对影片的判断力是有问题的。金扫帚奖恰恰不是要站在专业的角度，而是想与观众平行。不管制片方、不管导演阐述、不去理解投资方的出发点，就是对电影的一个独立的看法。现在影片营销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是中国电影的一个毒瘤。《关云长》是个典型的例子，它第一周上映票房特别好，第二周口碑一出来，票房直线下降。但片方居然说是对手在网上打低分，要悬赏几万去捉拿这些批评它的人。拍出烂片的人不反省自己，只要观众一批评，就是黑手，就是水军，这个是很要不得的。
解玺璋：资本介入到电影营销当中来，它对营销的影响很大。
程青松：我认为正常的电影营销是无罪的，但你不要把影评人拉进来，用钱去买他对电影真实的评价。美国的影评人就不会因为大公司给你钱去写影评。
解玺璋：美国的影评人稿费比较高，一篇千字文可以拿到800到1000美元。但他们不参加电影招待会，不跟电影界发生关系。影评人要是被人发现参加电影界的活动，那他就完蛋了，因为人们会觉得他失去客观性。
李多钰：解老师你觉得，目前影评人的状况是像我说的那样，有一些人存有一种良知，一颗希望做推手的心，还是说目前影评人确实是被毒化了？
解玺璋：我跟你的想法完全相反，其实现在真正喜欢中国电影的人都不写影评了。我原来在微博上写过一条：现在的中国电影让我连买盗版盘的冲动都没有。你不想看它也不想再写它，写了也没有意义。
李多钰：一方面是真正喜欢电影的人不写影评了，另一方面，一些影评人又升格成文化学者出面来批判电影。他们跟影评界划分开，因为他们担心会被划分到某个阵营，是被收买了。
程青松：被收买的那些人还是以影评人的身份出现在媒体上，他们实际上就是枪手，但在外人看来，他们还是在扮演影评人的角色。很多所谓的影评人实际上把这个阵地占着，因为不同的片方都可以给他们钱，有的是五百，有的是一千。去年有一部烂到骨头里的电影《异空危情》，居然一堆影评人夸。后来有人说因为片方给了他两千块钱。崔卫平是个比较理想主义的人，她说两千块钱就买到你一个人的执照，一个人的品牌，太廉价了。但有的人就愿意这样。
李多钰：为什么他们这些已经被证明是被买下的人，还能够发表影评？
程青松：就像刚刚说到，资本进入到这里来。他们可以把这些影评发到各个平台上去，可以花钱让它登到某家报纸上，登到某个网站上的头条。
解玺璋：还有一个原因是片方会跟负责这些电影报道的记者拉关系，这些记者担心拿不到新闻，完成不了自己的业绩，因此也不愿意得罪这些大公司。
程青松：我现在基本上会主动推掉片方的新片观影邀请，我没有为烂片写过一篇夸奖的文章。当年《爱情呼叫转移》这部电影出来的时候，我不喜欢这部电影，别人请我去看，我就写了批评文章。后来片方还把我批评的文章登上去了，说明他们还不像其他人那样愚蠢。其实当年孟京辉的《像鸡毛一样飞》出来的时候，我也写了一篇批评文章，他后来却把它印在宣传页上了。
李多钰：我觉得像这样就挺好的，但电影圈像这样清醒的人太少了。
程青松：影评人最后还是要退回来，就是要说真话，你的美学是这样认为的，好就是好，不是在昧着良心说话。
影评人的“前世今生”
李多钰：解老师你做影评人这么多年，从刚开始写影评到现在，环境和你个人有什么变化？
解玺璋：那个时代比较理想主义，那时候我们看完电影开座谈会，连一杯白开水都没有。他们第五代导演也都是自己提溜着片子来放的，因为他们愿意先给我们“青年影评协会”的人看。当时支持我们协会的主要是阿城的父亲钟惦棐先生，他是老影评人了，20世纪50年代因为一篇影评《电影的锣鼓》被打成右派，一直到"文革"之后才平反。那时候大家都对艺术有一种崇高感，比如我们看田壮壮的《盗马贼》，我记得看完电影都快12点了，大家仍然不走，一直聊到半夜，然后骑自行车回家。我觉得那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时期，也让我养成一个习惯，就是看电影只写我自己的感受，不会受别人的影响。我有一条标准：你叫我去看片子，也得允许我批评你。我觉得这是做影评人最基本的东西。而且那个时候电影界也有这个肚量，能够接受你的批评。冯小刚以前就说过，我们愿意老解批评我们。
程青松：我印象很深的是80年代，朱大可老师第一个出来批谢晋电影的模式—总是一个男性遭难了，一个女性去拯救他。当时谢晋已经是一个教父级的导演了，朱大可只是一个很年轻的学者，这么做需要很大的勇气。
李多钰：那时候人们很重视影评，重视这个言论出口。现在这些导演会不会也很感慨，年轻的时候有一些特别认真的影评人，跟他们一起交过手。但是现在再没有可以和他们交手的影评人，他们会不会觉得很寂寞？
程青松：因为商业竞争让他们脆弱了。他们怕这个片子票房不好，他们现在的压力其实更大了。
李多钰：我们反过来想这个问题，会不会是现在娱乐环境变好了呢？因为现在更自由，很多事情已经不上升到意识形态了，你怎么说都行。
解玺璋： 整体的娱乐环境现在肯定是更好了。但也有影评人跟我说，他曾经被片方雇佣的所谓“黑社会”电话威胁过。现在的问题在于他们害怕负面评论影响票房，金钱的压力跟以前意识形态的压力不一样，他要对投资人有交待，这是非常实在的东西。商业片它有自身的一套规律，如果我们以当年评论文艺片的方式，或者用意识形态来评商业影片，会让人感觉隔靴搔痒、“高射炮打蚊子”。
李多钰：是不是老一代影评人也需要更新观念，需要去了解商业片？我们对一部商业电影的评论是不是也应该建立一个规范？
程青松：其实也有。像我们早期学电影的时候，可能对西方大师的研究比较多，但后来也开了《类型电影》这门课，它专门讲的是西方的商业片。但是大部分人念了以后，都是去做企划、做宣传、做导演，因为这些行业赚钱。即使很懂这个的人，他也不把精力放在这上面来，对商业片进行研究评论的人才几乎是缺失的。
李多钰：那你对金扫帚奖还有什么期望呢？毕竟它需要有一个常规的利益，才能够驱动一个良性评价系统的建立。
程青松：我希望以后会做电影理论的书，电影理论的总结。现在是大家一起看，一起讨论，以后大家都要写，然后将这些影评文章推出来。不仅仅评个结果，这些影片烂在哪儿，好在哪儿，有一个更深次的研究。
李多钰：但现在的影评体系是被商业利益驱使的，如果你去做完全公益性的东西，谁来写？如果他写的文章纯从理论研究这个角度，就会游离于电影市场以外。怎么建立一个写作的商业机制，让这些写作独立影评的人，也能获得生计？
解玺璋：这就需要有一个成熟的平台，一笔资金的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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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华语电影史上首个为年度最差影片颁发的奖项，由网友和独立影评人参与评选，至今已经举办了三年。
让人遗憾的是，颁奖当天，依然没有任何一位获奖者有勇气出面领奖。
解玺璋（左）：资深影评人，《北京日报》高级编辑。
李多钰（中）:《名汇FAMOUS》主编，新京报传媒副总裁。
程青松：资深影评人、编剧，中国电影金扫帚奖创始人。
金扫帚奖或许映出了中国电影评论系统的某种尴尬，一方面电影营销无孔不入，烂片迭出，片方忙着收买枪手攻占媒体阵地，另一方面，不少真正热爱中国电影的人，正在失去对电影评论的热诚。在这个时代，还需要怎样的影评人？
影评人失望离场，烂片独霸票房
李多钰：我一直觉得金扫帚奖特有意思，大家坐在一起纯粹地评论电影的好坏，没有任何的功利目的。金扫帚奖是一个影评人概念的奖吗？青松你在电影界算是混了那么多年，怎么还会一直保持这样一种很纯粹的精神？
程青松：对。它是一个对中国电影的评论体系，不仅仅只是一个评奖，它既传达观众的声音，也有我们这些评委的看法。因为观众很无助，他们大部分在去影院之前，不会先作判断，都是跟着媒体宣传走的。创办这个奖，是从2009年所谓的电影产业化之后。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看了电影觉得很难受，但那一年的媒体上、网络上，一部电影出来后全部都是表扬。
李多钰：他们通常是这样表扬的：某某电影票房破亿，大家集体欢呼。但影评人这个职业很奇怪，他们是不应该管票房的。你电影拍得好不好和票房好不好其实是两个评价体系。
程青松：对。但现在都是民间的营销公司来接电影宣传的单子。他们手上有一批影评人的名单，一部新片出来之后，他们会主动邀请这些影评人去看，然后在媒体上夸这些电影。所以以前是既有“赞”又有“弹”的声音，现在都是一边倒的吹捧。我也是因为这样，才想到要办这样一个评选，传达一个独立的声音。当然在做的过程中我也在调整，也希望有些幽默色彩，不是那么愤怒。
李多钰：会不会存在一个问题，这些影评人都是从电影比较匮乏的年代过来，因此对电影有一种莫名的支持性的态度。一部电影稍微过得去，就会大加赞赏。比如《金陵十三钗》，当时也是一位我很信任的影评人对我说，觉得这部电影还不错。但从我个人角度而言，这部电影对我的伤害特别大。因为我是带着孩子去的，但这部片子恰恰不应该给小孩看。
程青松：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很多专业影评人对影片的判断力是有问题的。金扫帚奖恰恰不是要站在专业的角度，而是想与观众平行。不管制片方、不管导演阐述、不去理解投资方的出发点，就是对电影的一个独立的看法。现在影片营销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是中国电影的一个毒瘤。《关云长》是个典型的例子，它第一周上映票房特别好，第二周口碑一出来，票房直线下降。但片方居然说是对手在网上打低分，要悬赏几万去捉拿这些批评它的人。拍出烂片的人不反省自己，只要观众一批评，就是黑手，就是水军，这个是很要不得的。
解玺璋：资本介入到电影营销当中来，它对营销的影响很大。
程青松：我认为正常的电影营销是无罪的，但你不要把影评人拉进来，用钱去买他对电影真实的评价。美国的影评人就不会因为大公司给你钱去写影评。
解玺璋：美国的影评人稿费比较高，一篇千字文可以拿到800到1000美元。但他们不参加电影招待会，不跟电影界发生关系。影评人要是被人发现参加电影界的活动，那他就完蛋了，因为人们会觉得他失去客观性。
李多钰：解老师你觉得，目前影评人的状况是像我说的那样，有一些人存有一种良知，一颗希望做推手的心，还是说目前影评人确实是被毒化了？
解玺璋：我跟你的想法完全相反，其实现在真正喜欢中国电影的人都不写影评了。我原来在微博上写过一条：现在的中国电影让我连买盗版盘的冲动都没有。你不想看它也不想再写它，写了也没有意义。
李多钰：一方面是真正喜欢电影的人不写影评了，另一方面，一些影评人又升格成文化学者出面来批判电影。他们跟影评界划分开，因为他们担心会被划分到某个阵营，是被收买了。
程青松：被收买的那些人还是以影评人的身份出现在媒体上，他们实际上就是枪手，但在外人看来，他们还是在扮演影评人的角色。很多所谓的影评人实际上把这个阵地占着，因为不同的片方都可以给他们钱，有的是五百，有的是一千。去年有一部烂到骨头里的电影《异空危情》，居然一堆影评人夸。后来有人说因为片方给了他两千块钱。崔卫平是个比较理想主义的人，她说两千块钱就买到你一个人的执照，一个人的品牌，太廉价了。但有的人就愿意这样。
李多钰：为什么他们这些已经被证明是被买下的人，还能够发表影评？
程青松：就像刚刚说到，资本进入到这里来。他们可以把这些影评发到各个平台上去，可以花钱让它登到某家报纸上，登到某个网站上的头条。
解玺璋：还有一个原因是片方会跟负责这些电影报道的记者拉关系，这些记者担心拿不到新闻，完成不了自己的业绩，因此也不愿意得罪这些大公司。
程青松：我现在基本上会主动推掉片方的新片观影邀请，我没有为烂片写过一篇夸奖的文章。当年《爱情呼叫转移》这部电影出来的时候，我不喜欢这部电影，别人请我去看，我就写了批评文章。后来片方还把我批评的文章登上去了，说明他们还不像其他人那样愚蠢。其实当年孟京辉的《像鸡毛一样飞》出来的时候，我也写了一篇批评文章，他后来却把它印在宣传页上了。
李多钰：我觉得像这样就挺好的，但电影圈像这样清醒的人太少了。
程青松：影评人最后还是要退回来，就是要说真话，你的美学是这样认为的，好就是好，不是在昧着良心说话。
影评人的“前世今生”
李多钰：解老师你做影评人这么多年，从刚开始写影评到现在，环境和你个人有什么变化？
解玺璋：那个时代比较理想主义，那时候我们看完电影开座谈会，连一杯白开水都没有。他们第五代导演也都是自己提溜着片子来放的，因为他们愿意先给我们“青年影评协会”的人看。当时支持我们协会的主要是阿城的父亲钟惦棐先生，他是老影评人了，20世纪50年代因为一篇影评《电影的锣鼓》被打成右派，一直到"文革"之后才平反。那时候大家都对艺术有一种崇高感，比如我们看田壮壮的《盗马贼》，我记得看完电影都快12点了，大家仍然不走，一直聊到半夜，然后骑自行车回家。我觉得那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时期，也让我养成一个习惯，就是看电影只写我自己的感受，不会受别人的影响。我有一条标准：你叫我去看片子，也得允许我批评你。我觉得这是做影评人最基本的东西。而且那个时候电影界也有这个肚量，能够接受你的批评。冯小刚以前就说过，我们愿意老解批评我们。
程青松：我印象很深的是80年代，朱大可老师第一个出来批谢晋电影的模式—总是一个男性遭难了，一个女性去拯救他。当时谢晋已经是一个教父级的导演了，朱大可只是一个很年轻的学者，这么做需要很大的勇气。
李多钰：那时候人们很重视影评，重视这个言论出口。现在这些导演会不会也很感慨，年轻的时候有一些特别认真的影评人，跟他们一起交过手。但是现在再没有可以和他们交手的影评人，他们会不会觉得很寂寞？
程青松：因为商业竞争让他们脆弱了。他们怕这个片子票房不好，他们现在的压力其实更大了。
李多钰：我们反过来想这个问题，会不会是现在娱乐环境变好了呢？因为现在更自由，很多事情已经不上升到意识形态了，你怎么说都行。
解玺璋： 整体的娱乐环境现在肯定是更好了。但也有影评人跟我说，他曾经被片方雇佣的所谓“黑社会”电话威胁过。现在的问题在于他们害怕负面评论影响票房，金钱的压力跟以前意识形态的压力不一样，他要对投资人有交待，这是非常实在的东西。商业片它有自身的一套规律，如果我们以当年评论文艺片的方式，或者用意识形态来评商业影片，会让人感觉隔靴搔痒、“高射炮打蚊子”。
李多钰：是不是老一代影评人也需要更新观念，需要去了解商业片？我们对一部商业电影的评论是不是也应该建立一个规范？
程青松：其实也有。像我们早期学电影的时候，可能对西方大师的研究比较多，但后来也开了《类型电影》这门课，它专门讲的是西方的商业片。但是大部分人念了以后，都是去做企划、做宣传、做导演，因为这些行业赚钱。即使很懂这个的人，他也不把精力放在这上面来，对商业片进行研究评论的人才几乎是缺失的。
李多钰：那你对金扫帚奖还有什么期望呢？毕竟它需要有一个常规的利益，才能够驱动一个良性评价系统的建立。
程青松：我希望以后会做电影理论的书，电影理论的总结。现在是大家一起看，一起讨论，以后大家都要写，然后将这些影评文章推出来。不仅仅评个结果，这些影片烂在哪儿，好在哪儿，有一个更深次的研究。
李多钰：但现在的影评体系是被商业利益驱使的，如果你去做完全公益性的东西，谁来写？如果他写的文章纯从理论研究这个角度，就会游离于电影市场以外。怎么建立一个写作的商业机制，让这些写作独立影评的人，也能获得生计？
解玺璋：这就需要有一个成熟的平台，一笔资金的进入。
你希望谁来参加主编沙龙？喜欢的沙龙话题是什么？请发邮件至liduoyu@gmail.com,推荐一经采用，即有礼品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