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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芒克是“中国最牛的人”， 一生只工作过两年，用别人的钱自在地浪迹天涯，
到 50多岁又开始画画。从诗人到画家，芒克不当回事地说那只是为了养家。他经历过最动荡的年代，至今毫无架子，保持开心，没太多钱，但用他的话说，“要过一种贵族的生活”，即，绝不为了什么而活趴下了。
与他同时代的人后来往往为名所累，这在老芒克那里从未成为问题。
62岁，他依然笑眯眯地、开心地，把生活付诸东流。
撰文 | 本刊记者张莹莹
歪打正着成为诗人
那个年代，许多语言还保留太多时代的痕迹，要表述新的冲动，却找不到新的语言，但芒克做到了。唐晓渡说，“他之所以在当时就能写出那样的诗，其实并不足怪，因为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本能地忠实于自己的直觉、情感和想象。”唐晓渡写过这么一件事：1979年夏天一个晚上，芒克喝酒至深夜，独自晃到东四十字路口，一边当街撒尿一边对着街道演讲：“诗人，中国哪有什么诗人？你们说，中国有诗人吗？”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芒克的诗作在后来不如“朦胧诗派”其他人影响大，即便他是写得最早的。他从不向报刊投稿，也不会请人写评论，“什么‘朦胧诗’、‘朦胧诗人’，都是一帮评论家吃饱了撑的，无非是想自己捞好处。有人顺着竿往上爬，也是想捞好处。诗人就是诗人，没听说过还要分什么‘朦胧’不‘朦胧’的！”
我生于希望的20世纪50年代，长在跃进的60年代，其实算起来真正的“活”，应该是在白洋淀插队的70年代。
“文革”中我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学校有什么活动也不让我参加了，直到1969年初去白洋淀插队，这也是多多（本名粟世征，诗人）拉我去的，当时正年轻，觉得离开家跑外面挺好。当时白洋淀周围很多村住的都是知青，听说北京去的有两百多人，我们那个村等于是个岛，都是老房子，景致也挺好，甲鱼泛滥都爬到村里，还有螃蟹，都吃腻了。
现在的年轻人离不开的是电脑，那时的年轻人离不开的是野地。我们像是“吃梦”的野兽，看到书就像看到梦想，所有传到我们手上的书，被我们称为“粮”或者“药”。我们这个圈子里基本是干部子弟，每家都有一些藏书，能看到一些唐宋诗词，还有西方翻译来的诗歌。我觉得人真应该看看诗，这种东西有意思，小说反而没多大意思，无非是听别人讲故事，我自己的故事比它丰富多了。但好诗人都是很有智慧的，读诗你可以看看人家脑子里有什么，你的脑子里有什么，会发现人跟人是不一样的，那就是智慧和不智慧的差别。
当时我们都痴迷诗歌，居无定所，也不知为了什么，偷偷摸摸地生怕被抓起来，还是写。也没想过以后怎么样，还烧掉了不少。1973年我和多多诗歌竞赛，说年底一人拿出一本诗集，看谁写得棒，我们俩每次交换诗歌就像决斗前的情敌交换手枪。还真写出了不少，觉得写诗跟大众没多少关系，跟品位差不多的几个人一起较劲，就能写出好的东西。那时觉得诗人是非常了不得的，是能与神对话的人，叫人肃然起敬。老根子（诗人，本名岳重）对我说我是个诗人时，我就特别激动，诗人啊，那怎么可能？
现在想想，我成为诗人就是歪打正着。外界说我们是“白洋淀诗群”，其实多多、根子都是我小学同学，哪是为了什么理想聚到一起，那时跟傻瓜似的，漫无目的。北岛也是那时候认识的，他比我大一点，挺够朋友，有什么难处就帮我，我们一直没红过脸。
1976年我回城了，在造纸厂当工人，一个月38元的工资，月月不够花。厂里的头对我说，“不容易，你算是国家正式工人。”但我受不了工厂的严格管理。干了一年多，到1978年，我看到北岛托人油印的第一本诗集《陌生的海滩》，转变了当初对他诗作的印象，也佩服他真把写诗当回事并敢于冒险。要知道那年月私印这类东西有可能被抓起来，后来北岛、黄锐、高洁帮忙，我的第一本诗集《心事》也问世了。那之后我们更加野心勃勃，觉得大家都写作，没有地方发表，想豁出去一把。那一年的10月份，我们成立了《今天》编辑部，到12月22日深夜，在陆焕兴家的小平房里，我们把第一期印完了，骑车到东四一家饭馆吃了顿饭，决定由北岛、陆焕兴和我三个人去张贴。分别时有点悲壮，北岛还把我们每个人的自行车牌照给涂改了。那两天我们骑车跑遍北京城，把《今天》贴得到处都是。
第一期就收到大量的来信，第二期我们把编辑部的地址写出去了，收到好多信要订阅。以后每期印1000份，搞了两年。因为办《今天》，厂子不让我去上班了，还要我做深刻检查。我检查什么啊？很讨厌，我就不去了，一心一意做杂志。编辑部专门开了个会，决定给我每个月发点工资，二十几块钱，按星期给，怕我一有钱就喝酒花没了。我是《今天》编辑部里唯一一个拿工资的人。后来收到厂子一封信，说我“旷工几百天”，被开除了。多年后我去以前居住地的办事处找档案，人家都说“没这人啊！”后来是在“失踪人员”里面找到了我，档案就是被开除公职的通知书。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退休金，这个社会好像跟我没多大关系似的。
《今天》让我觉得有事情可做了。做了两年，上面勒令停刊，我就又成了闲人。
无业游民的日子
有一天腾格尔请芒克和另一位朋友吃饭，席间聊起对他自己的评价。芒克想了想说：“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没有历史的人”。那段激荡的日子他已不愿回忆，留在他的话语里的，只剩下最轻松的日子：不断地被邀请，参加各种诗歌节，去不同的国家访问，上台花几分钟朗诵一首诗歌，更多的时间用来满世界瞎转……芒克说，他一直是无业游民，倒也不再恐慌什么。
《今天》停刊后，我们成立了“《今天》文学研究会”，还私下印了三期《文学资料》，过了两三个月大家就散了。当时很多作者已在官方杂志上发表作品，逐渐参加作协，各走各的路了。我也理解，从无名的文学青年变成承认你是作家，官方的魅力还是挺大的。
我对进入作协没兴趣，因为种种原因它也不要我。那时候我挺惨，开除是一件严重的事，基本只有犯罪才开除公职。我被开除之后母亲特别担心，拼命给我找临时工，有两年时间我在一家医院看大门，一天一块钱，不去就不给。被开除后的三年当中，我在北京住过一百多个地方，这个朋友收留两天，那个朋友家蹭两天，不敢回家，怕回家父亲跟我急。
到1984年，阿城拉我一起，和栗宪庭三个人开公司，叫“东方造型艺术中心”，跑城串县拉生意，半年后公司倒闭。后来又去了一家打着中华旗号的公司，我是总经理助理，工资很高，每月好几百，还配了汽车。只是好景不长，干了两年又解散了，我又成了无业游民。
1981我出了诗集《旧梦》，1983年出了诗集《阳光中的向日葵》；1986年、1987年产量很大，我疯狂地写，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法国文化部邀请中国作家到巴黎，我也在名单里。当时其他人都是作协成员，我不是，官方不让我出去，最后我办了个私人护照，起飞前一天签的证。那是1988年四五月份，在巴黎待了十天后其他人都回来了，法国把我留下了，好多城市邀请我去访问，给钱、管吃住，住几个月都行，条件是给他们写一首诗。我在那儿住了一个月就快疯了。我不会外语，也没人跟我说话，就像一个傻子，整天在海边瞎逛，那诗写完之后我立刻拜拜。之后又有许多国家邀请，我就以法国为中心，满世界跑。那年12月23日，是《今天》创刊十周年，因为已经和北岛约好在北京庆祝，我就回来了，还搞了一个奖，颁给了多多。那时我有出去的机会，但我出去干吗呢？出去我能说自己靠写作活着吗？写作是需要环境的，在外面我写不出来。
1992年我又去参加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九月份参加墨尔本国际艺术节，我不停参加这种活动，反正别人邀请出飞机票火车票，管吃管住还给出场费，上去朗诵一首诗也就几分钟，我觉得挺有意思，可以满世界转还不用花钱。
整个90年代我一首诗都没写，是因为突然间有点心灰意冷。《今天》停刊其实就是我理想幻灭的时候，我认为那是在某种利益诱惑下，人很容易被瓦解。到现在我也不太相信许多人能一块做成什么事，还是只能独立做自己的事。那之后我就不愿意参与什么集体行为了，别人请我帮忙办杂志，我也不愿意。
这些年我一直是无业游民，倒也不恐慌什么。社会的发展和我的意愿相符，曾经我们希望能够自由，现在不工作、能干自己喜欢的事儿，就是一种自由；同时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上也明显发展，这都是好事。
过一种贵族的生活
以诗闻名的芒克这些年以画为生。如今他住在宋庄，生活规律：上午画画，下午打个盹，晚上和朋友喝酒聊天。他把这叫放松而非应酬，“纯应酬的话我还真不应酬了，我对当官什么的不在乎，在我眼里他们什么都不是，我去的地方肯定是我愿意去的。”喝到十二点就回家，从不熬夜。他喜欢这清净，因为“搞创作的人必须独自一人闷着”。
2004年，我开始画画。是因为老婆怀了孕，我们租着房子，没办法了，艾丹赞助了颜料和画布，我只管画，画完他印请柬、找地方办画展。结果现在画画成了我的职业，卖手艺。出发点就挺商业的，就想画的东西别人能够喜欢、收藏，所以我尽量画得色彩好看、喜庆。最初用刀，试过用笔画，费劲，还得把颜料调稀，用刀快，有效率。我画一张画也就一个星期，天亮了起来开始画，有时候中午饭也不吃，挺玩命的。我画过人物，也画风景，不参考什么，完全随着自己内心，想用什么颜色就用什么。最初我不知道颜色怎么搭配，毕竟我没有专门学过这个，时间长了就会了，有经验了。我也不觉得自己在画画上有什么天赋，就是瞎画，有人欣赏、愿意出钱买，我就挺高兴的。
画画是个体力活，但会让人越画越愉快。写诗则是越写越痛苦，要琢磨得很深，所以我轻易不再写诗，真天天写，都要写成疯子了。我现在很少写作，偶尔写也是随性而至，但相对于画，我还是比较在意诗。也有人给我一个字十五块，叫我写篇文章吹捧他，我觉得一个字十五块算什么，写这种文章背地里招人骂，不好意思。现在也有人请我写序，我能拒绝就拒绝，不是你想写的还要硬写，太费劲了。
现在活得挺愉快，经济上马马虎虎过得去，我挺知足的。追求太多，活得又累又不愉快，没意思。做自己的事，做的过程就是愉快的，不要老等着别人给你结果，没有结果就不愉快，那就是活该了，哪有那么多结果啊。朋友们聚在一块，我最爱说的就是“开心”，要是一个个闷头耷脑的，散伙儿得了。咱们过得是贵族生活，你起码要高傲一些，高贵一些，不能为了点什么活趴下了。这跟钱没什么关系。我有个德国朋友是个著名记者，一个月收入最少也有一二十万，他特别羡慕我，说我虽然没他有钱，但我去过世界上所有的地方，他现在好不容易有个休假，还得自己花钱出去。我虽然没钱，但各地走遍没一个地方是我自己花钱去的。
现在很多年轻人还没到三十就想过日子，那当然不行。你没到那份上不能要求那样的日子。二十多岁时因为《今天》我有了名气，结果一下子被灭了，狼狈不堪；生活慢慢好起来要到40岁以后，等彻底好起来我都50岁了。今年我62岁，想起年轻时候经历的那些事，就像别人经历的一样，不管那时挨过什么样的饿、受过多大的罪，也都扛过来了。
有人说我淡泊，倒也不是。钱这个东西不是你想有就有的，想做有钱人，你得有这命，老话说“人生由命，富贵在天”，多少人都是往死里弄，结果栽到钱上了。也有人想写好诗，但有多少人能成李白杜甫？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事情，有人认可或者自己开心就行了。我经历过这么多事，也就看明白了，愉快、有创作能力，是最重要的。贪欲多往往换来的只有失望。
有人说当诗人们都去画画，意味着“诗人已死”。我觉得诗人不可能都去画画，这跟“死”有什么关系？尽管诗歌在今天已没有太大市场，但写诗的人依然很多，自娱自乐，就像很多人在画画，也挺好，别求着当画家就完了。不要把成名成家当回事，外人认也好不认也罢，再过几十年谁还会记得你？到我这个年纪，也不要谈什么理想，都是知天命的人了。我现在一点也不怀念过去，经历了就经历了，就觉得现在依然还有许多事要做，依然要奔忙、生存。
朋友眼里的芒克
北岛：
当年我很想知道我们是否能干点事儿—我说办一个刊物，当时芒克是属于这种性格的人，只要有人“煽动”他，他马上就会跳起来。他说“好，咱们干。”
阿城：
关于芒克有两件事，一是玉渊潭诗朗诵会，我爬到一棵槐树上去，从上面俯拍朗诵会，会场很久不能安静下来。北岛走到麦克风前，宣布诗歌朗诵会开始，好像还说了一些意义之类的话，但是听不清，会场安静不下来。芒克走到台前来，用眼睛扫了一下下面，扫视当中停顿了一两处，会场立刻安静了。另一件，1984年夏天，中国已经开始经济改革，我和芒克去秦皇岛与人谈生意，以为可以赚点钱。芒克一到海边，就脱了鞋在沙滩上跑，玩儿了很久。芒克人很漂亮，有俄国人的血统。我躺在沙滩上看着美诗人兴奋地跑来跑去，想，如果我们能赚到钱的话，可能是老天爷一时糊涂。
多多：
芒克是个自然诗人。他是大自然之子，打球、打架、流浪，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肉感的、野性的，他所要表达的不是结论而是迷失。
唐晓渡：
我是1979年上半年第一次读到芒克的诗。其时我在大学读二年级，《今天》创刊号上的诗对我，以及我们以“二三子”自谓的诗歌小圈子所造成的冲击，犹如一次心理上的地震，而芒克的《天空》和北岛的《回答》是最主要的“震源”。如果说，读《回答》更多地像是经历了一场理性的“定向爆破”的话，那么，读《天空》就更多地像是经历了一场感性的“饱和轰炸”。我觉得1973年就写出《天空》那种诗的人真是不可思议：它的冷峻，它的激愤，它深沉的慨叹和成熟的忧思，尤其是它空谷足音般的独白语气。我诧异于多年的“正统”教育和集体的主流话语在其中居然没有留下多少可供辨认的痕迹（哪怕是从反面），这在当时怎么可能？莫非这个人真是先知先觉不成？
栗宪庭：
我对芒克这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欢，肯定不是因为他是著名诗人，因为我不懂现代诗，看得也少。交往也不是太密切，有时候一年还不一定见到一次。我特别特别喜欢芒克的一点，就是他在什么时候都不“装丫的”，我见过不少有名的人，很多都“劲儿劲儿”的，芒克啥时候都不“劲儿”。啥时候见他，都是一股强烈的少年般青春和真挚扑面而来，平实又热情，多情又豁达，好像从来都不犯愁，或者犯愁也不是要死要活的那种，即使喝醉了也不反常态。
黄燎原：
芒克50岁低龄遇上20岁风华正茂的无依，两个人热热闹闹无牵无挂有情有意又义无返顾地堕入爱情陷阱—亦或是深深的海洋。我是看着他们爱情长大的见证人之一，我也曾无数次地哄过这两个恋爱中的宝贝儿，在他们俩中间，年龄不是问题，问题是两个酒鬼的争斗。
到 50多岁又开始画画。从诗人到画家，芒克不当回事地说那只是为了养家。他经历过最动荡的年代，至今毫无架子，保持开心，没太多钱，但用他的话说，“要过一种贵族的生活”，即，绝不为了什么而活趴下了。
与他同时代的人后来往往为名所累，这在老芒克那里从未成为问题。
62岁，他依然笑眯眯地、开心地，把生活付诸东流。
撰文 | 本刊记者张莹莹
歪打正着成为诗人
那个年代，许多语言还保留太多时代的痕迹，要表述新的冲动，却找不到新的语言，但芒克做到了。唐晓渡说，“他之所以在当时就能写出那样的诗，其实并不足怪，因为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本能地忠实于自己的直觉、情感和想象。”唐晓渡写过这么一件事：1979年夏天一个晚上，芒克喝酒至深夜，独自晃到东四十字路口，一边当街撒尿一边对着街道演讲：“诗人，中国哪有什么诗人？你们说，中国有诗人吗？”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芒克的诗作在后来不如“朦胧诗派”其他人影响大，即便他是写得最早的。他从不向报刊投稿，也不会请人写评论，“什么‘朦胧诗’、‘朦胧诗人’，都是一帮评论家吃饱了撑的，无非是想自己捞好处。有人顺着竿往上爬，也是想捞好处。诗人就是诗人，没听说过还要分什么‘朦胧’不‘朦胧’的！”
我生于希望的20世纪50年代，长在跃进的60年代，其实算起来真正的“活”，应该是在白洋淀插队的70年代。
“文革”中我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学校有什么活动也不让我参加了，直到1969年初去白洋淀插队，这也是多多（本名粟世征，诗人）拉我去的，当时正年轻，觉得离开家跑外面挺好。当时白洋淀周围很多村住的都是知青，听说北京去的有两百多人，我们那个村等于是个岛，都是老房子，景致也挺好，甲鱼泛滥都爬到村里，还有螃蟹，都吃腻了。
现在的年轻人离不开的是电脑，那时的年轻人离不开的是野地。我们像是“吃梦”的野兽，看到书就像看到梦想，所有传到我们手上的书，被我们称为“粮”或者“药”。我们这个圈子里基本是干部子弟，每家都有一些藏书，能看到一些唐宋诗词，还有西方翻译来的诗歌。我觉得人真应该看看诗，这种东西有意思，小说反而没多大意思，无非是听别人讲故事，我自己的故事比它丰富多了。但好诗人都是很有智慧的，读诗你可以看看人家脑子里有什么，你的脑子里有什么，会发现人跟人是不一样的，那就是智慧和不智慧的差别。
当时我们都痴迷诗歌，居无定所，也不知为了什么，偷偷摸摸地生怕被抓起来，还是写。也没想过以后怎么样，还烧掉了不少。1973年我和多多诗歌竞赛，说年底一人拿出一本诗集，看谁写得棒，我们俩每次交换诗歌就像决斗前的情敌交换手枪。还真写出了不少，觉得写诗跟大众没多少关系，跟品位差不多的几个人一起较劲，就能写出好的东西。那时觉得诗人是非常了不得的，是能与神对话的人，叫人肃然起敬。老根子（诗人，本名岳重）对我说我是个诗人时，我就特别激动，诗人啊，那怎么可能？
现在想想，我成为诗人就是歪打正着。外界说我们是“白洋淀诗群”，其实多多、根子都是我小学同学，哪是为了什么理想聚到一起，那时跟傻瓜似的，漫无目的。北岛也是那时候认识的，他比我大一点，挺够朋友，有什么难处就帮我，我们一直没红过脸。
1976年我回城了，在造纸厂当工人，一个月38元的工资，月月不够花。厂里的头对我说，“不容易，你算是国家正式工人。”但我受不了工厂的严格管理。干了一年多，到1978年，我看到北岛托人油印的第一本诗集《陌生的海滩》，转变了当初对他诗作的印象，也佩服他真把写诗当回事并敢于冒险。要知道那年月私印这类东西有可能被抓起来，后来北岛、黄锐、高洁帮忙，我的第一本诗集《心事》也问世了。那之后我们更加野心勃勃，觉得大家都写作，没有地方发表，想豁出去一把。那一年的10月份，我们成立了《今天》编辑部，到12月22日深夜，在陆焕兴家的小平房里，我们把第一期印完了，骑车到东四一家饭馆吃了顿饭，决定由北岛、陆焕兴和我三个人去张贴。分别时有点悲壮，北岛还把我们每个人的自行车牌照给涂改了。那两天我们骑车跑遍北京城，把《今天》贴得到处都是。
第一期就收到大量的来信，第二期我们把编辑部的地址写出去了，收到好多信要订阅。以后每期印1000份，搞了两年。因为办《今天》，厂子不让我去上班了，还要我做深刻检查。我检查什么啊？很讨厌，我就不去了，一心一意做杂志。编辑部专门开了个会，决定给我每个月发点工资，二十几块钱，按星期给，怕我一有钱就喝酒花没了。我是《今天》编辑部里唯一一个拿工资的人。后来收到厂子一封信，说我“旷工几百天”，被开除了。多年后我去以前居住地的办事处找档案，人家都说“没这人啊！”后来是在“失踪人员”里面找到了我，档案就是被开除公职的通知书。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退休金，这个社会好像跟我没多大关系似的。
《今天》让我觉得有事情可做了。做了两年，上面勒令停刊，我就又成了闲人。
无业游民的日子
有一天腾格尔请芒克和另一位朋友吃饭，席间聊起对他自己的评价。芒克想了想说：“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没有历史的人”。那段激荡的日子他已不愿回忆，留在他的话语里的，只剩下最轻松的日子：不断地被邀请，参加各种诗歌节，去不同的国家访问，上台花几分钟朗诵一首诗歌，更多的时间用来满世界瞎转……芒克说，他一直是无业游民，倒也不再恐慌什么。
《今天》停刊后，我们成立了“《今天》文学研究会”，还私下印了三期《文学资料》，过了两三个月大家就散了。当时很多作者已在官方杂志上发表作品，逐渐参加作协，各走各的路了。我也理解，从无名的文学青年变成承认你是作家，官方的魅力还是挺大的。
我对进入作协没兴趣，因为种种原因它也不要我。那时候我挺惨，开除是一件严重的事，基本只有犯罪才开除公职。我被开除之后母亲特别担心，拼命给我找临时工，有两年时间我在一家医院看大门，一天一块钱，不去就不给。被开除后的三年当中，我在北京住过一百多个地方，这个朋友收留两天，那个朋友家蹭两天，不敢回家，怕回家父亲跟我急。
到1984年，阿城拉我一起，和栗宪庭三个人开公司，叫“东方造型艺术中心”，跑城串县拉生意，半年后公司倒闭。后来又去了一家打着中华旗号的公司，我是总经理助理，工资很高，每月好几百，还配了汽车。只是好景不长，干了两年又解散了，我又成了无业游民。
1981我出了诗集《旧梦》，1983年出了诗集《阳光中的向日葵》；1986年、1987年产量很大，我疯狂地写，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法国文化部邀请中国作家到巴黎，我也在名单里。当时其他人都是作协成员，我不是，官方不让我出去，最后我办了个私人护照，起飞前一天签的证。那是1988年四五月份，在巴黎待了十天后其他人都回来了，法国把我留下了，好多城市邀请我去访问，给钱、管吃住，住几个月都行，条件是给他们写一首诗。我在那儿住了一个月就快疯了。我不会外语，也没人跟我说话，就像一个傻子，整天在海边瞎逛，那诗写完之后我立刻拜拜。之后又有许多国家邀请，我就以法国为中心，满世界跑。那年12月23日，是《今天》创刊十周年，因为已经和北岛约好在北京庆祝，我就回来了，还搞了一个奖，颁给了多多。那时我有出去的机会，但我出去干吗呢？出去我能说自己靠写作活着吗？写作是需要环境的，在外面我写不出来。
1992年我又去参加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九月份参加墨尔本国际艺术节，我不停参加这种活动，反正别人邀请出飞机票火车票，管吃管住还给出场费，上去朗诵一首诗也就几分钟，我觉得挺有意思，可以满世界转还不用花钱。
整个90年代我一首诗都没写，是因为突然间有点心灰意冷。《今天》停刊其实就是我理想幻灭的时候，我认为那是在某种利益诱惑下，人很容易被瓦解。到现在我也不太相信许多人能一块做成什么事，还是只能独立做自己的事。那之后我就不愿意参与什么集体行为了，别人请我帮忙办杂志，我也不愿意。
这些年我一直是无业游民，倒也不恐慌什么。社会的发展和我的意愿相符，曾经我们希望能够自由，现在不工作、能干自己喜欢的事儿，就是一种自由；同时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上也明显发展，这都是好事。
过一种贵族的生活
以诗闻名的芒克这些年以画为生。如今他住在宋庄，生活规律：上午画画，下午打个盹，晚上和朋友喝酒聊天。他把这叫放松而非应酬，“纯应酬的话我还真不应酬了，我对当官什么的不在乎，在我眼里他们什么都不是，我去的地方肯定是我愿意去的。”喝到十二点就回家，从不熬夜。他喜欢这清净，因为“搞创作的人必须独自一人闷着”。
2004年，我开始画画。是因为老婆怀了孕，我们租着房子，没办法了，艾丹赞助了颜料和画布，我只管画，画完他印请柬、找地方办画展。结果现在画画成了我的职业，卖手艺。出发点就挺商业的，就想画的东西别人能够喜欢、收藏，所以我尽量画得色彩好看、喜庆。最初用刀，试过用笔画，费劲，还得把颜料调稀，用刀快，有效率。我画一张画也就一个星期，天亮了起来开始画，有时候中午饭也不吃，挺玩命的。我画过人物，也画风景，不参考什么，完全随着自己内心，想用什么颜色就用什么。最初我不知道颜色怎么搭配，毕竟我没有专门学过这个，时间长了就会了，有经验了。我也不觉得自己在画画上有什么天赋，就是瞎画，有人欣赏、愿意出钱买，我就挺高兴的。
画画是个体力活，但会让人越画越愉快。写诗则是越写越痛苦，要琢磨得很深，所以我轻易不再写诗，真天天写，都要写成疯子了。我现在很少写作，偶尔写也是随性而至，但相对于画，我还是比较在意诗。也有人给我一个字十五块，叫我写篇文章吹捧他，我觉得一个字十五块算什么，写这种文章背地里招人骂，不好意思。现在也有人请我写序，我能拒绝就拒绝，不是你想写的还要硬写，太费劲了。
现在活得挺愉快，经济上马马虎虎过得去，我挺知足的。追求太多，活得又累又不愉快，没意思。做自己的事，做的过程就是愉快的，不要老等着别人给你结果，没有结果就不愉快，那就是活该了，哪有那么多结果啊。朋友们聚在一块，我最爱说的就是“开心”，要是一个个闷头耷脑的，散伙儿得了。咱们过得是贵族生活，你起码要高傲一些，高贵一些，不能为了点什么活趴下了。这跟钱没什么关系。我有个德国朋友是个著名记者，一个月收入最少也有一二十万，他特别羡慕我，说我虽然没他有钱，但我去过世界上所有的地方，他现在好不容易有个休假，还得自己花钱出去。我虽然没钱，但各地走遍没一个地方是我自己花钱去的。
现在很多年轻人还没到三十就想过日子，那当然不行。你没到那份上不能要求那样的日子。二十多岁时因为《今天》我有了名气，结果一下子被灭了，狼狈不堪；生活慢慢好起来要到40岁以后，等彻底好起来我都50岁了。今年我62岁，想起年轻时候经历的那些事，就像别人经历的一样，不管那时挨过什么样的饿、受过多大的罪，也都扛过来了。
有人说我淡泊，倒也不是。钱这个东西不是你想有就有的，想做有钱人，你得有这命，老话说“人生由命，富贵在天”，多少人都是往死里弄，结果栽到钱上了。也有人想写好诗，但有多少人能成李白杜甫？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事情，有人认可或者自己开心就行了。我经历过这么多事，也就看明白了，愉快、有创作能力，是最重要的。贪欲多往往换来的只有失望。
有人说当诗人们都去画画，意味着“诗人已死”。我觉得诗人不可能都去画画，这跟“死”有什么关系？尽管诗歌在今天已没有太大市场，但写诗的人依然很多，自娱自乐，就像很多人在画画，也挺好，别求着当画家就完了。不要把成名成家当回事，外人认也好不认也罢，再过几十年谁还会记得你？到我这个年纪，也不要谈什么理想，都是知天命的人了。我现在一点也不怀念过去，经历了就经历了，就觉得现在依然还有许多事要做，依然要奔忙、生存。
朋友眼里的芒克
北岛：
当年我很想知道我们是否能干点事儿—我说办一个刊物，当时芒克是属于这种性格的人，只要有人“煽动”他，他马上就会跳起来。他说“好，咱们干。”
阿城：
关于芒克有两件事，一是玉渊潭诗朗诵会，我爬到一棵槐树上去，从上面俯拍朗诵会，会场很久不能安静下来。北岛走到麦克风前，宣布诗歌朗诵会开始，好像还说了一些意义之类的话，但是听不清，会场安静不下来。芒克走到台前来，用眼睛扫了一下下面，扫视当中停顿了一两处，会场立刻安静了。另一件，1984年夏天，中国已经开始经济改革，我和芒克去秦皇岛与人谈生意，以为可以赚点钱。芒克一到海边，就脱了鞋在沙滩上跑，玩儿了很久。芒克人很漂亮，有俄国人的血统。我躺在沙滩上看着美诗人兴奋地跑来跑去，想，如果我们能赚到钱的话，可能是老天爷一时糊涂。
多多：
芒克是个自然诗人。他是大自然之子，打球、打架、流浪，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肉感的、野性的，他所要表达的不是结论而是迷失。
唐晓渡：
我是1979年上半年第一次读到芒克的诗。其时我在大学读二年级，《今天》创刊号上的诗对我，以及我们以“二三子”自谓的诗歌小圈子所造成的冲击，犹如一次心理上的地震，而芒克的《天空》和北岛的《回答》是最主要的“震源”。如果说，读《回答》更多地像是经历了一场理性的“定向爆破”的话，那么，读《天空》就更多地像是经历了一场感性的“饱和轰炸”。我觉得1973年就写出《天空》那种诗的人真是不可思议：它的冷峻，它的激愤，它深沉的慨叹和成熟的忧思，尤其是它空谷足音般的独白语气。我诧异于多年的“正统”教育和集体的主流话语在其中居然没有留下多少可供辨认的痕迹（哪怕是从反面），这在当时怎么可能？莫非这个人真是先知先觉不成？
栗宪庭：
我对芒克这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欢，肯定不是因为他是著名诗人，因为我不懂现代诗，看得也少。交往也不是太密切，有时候一年还不一定见到一次。我特别特别喜欢芒克的一点，就是他在什么时候都不“装丫的”，我见过不少有名的人，很多都“劲儿劲儿”的，芒克啥时候都不“劲儿”。啥时候见他，都是一股强烈的少年般青春和真挚扑面而来，平实又热情，多情又豁达，好像从来都不犯愁，或者犯愁也不是要死要活的那种，即使喝醉了也不反常态。
黄燎原：
芒克50岁低龄遇上20岁风华正茂的无依，两个人热热闹闹无牵无挂有情有意又义无返顾地堕入爱情陷阱—亦或是深深的海洋。我是看着他们爱情长大的见证人之一，我也曾无数次地哄过这两个恋爱中的宝贝儿，在他们俩中间，年龄不是问题，问题是两个酒鬼的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