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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从此迈入了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
中国地域广大，与外界隔绝已久，实行对外开放不可能全境同步开放。遵循历来的经验，中央决策层采取了从沿海到内地逐步开放的策略。其中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特区政策到今天已基本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然而，当年兴办经济特区的决策酝酿过程，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真理标准的讨论迎来了思想大解放
1977年7月30日，邓小平在观看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时，就非常坦率地对著名英籍作家韩素音谈到中国的问题。他说：“我们过去有这些问题，没有搞好，现在有经验了，知道怎么做了。50年代的看法、政策不适合于80年代，这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个两个月的小孩子要吃奶，你不可能给他肉吃，但是到了18岁，他要吃肉哇。这个问题我们要看得清楚。”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实际。原本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经邓小平一说化解得如此的浅显。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被科学界称为“科学的春天”的全国科学大会，这次会上他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此，科学、知识分子又重新回到了被尊重的位置，大批科技人员逐步走上了领导岗位。
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一篇文章之所以能够引出如此轰动的效应，甚至是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而根本则在于是否定“两个凡是”还是坚持“两个凡是”。
据不完全统计，到1978年底，中央省级报刊发表的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达650多篇，一时间，真理标准的问题成了人人关注的讨论热点。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地阐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观点，号召大家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8月11日起，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军区负责人先后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邓小平出访，国门先从这里打开
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有远见的中国人开始把眼光投向国外，特别是西方世界。他们想利用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加速中国的经济建设。
1978年10月到1979年1月，邓小平应邀先后访问了日本和美国。
在邓小平出访前后，中国的最高领导层也在寻求进入国际领域的种种方式，一个又一个的考察团被派往国外，当时的副总理谷牧负责这项工作。他根据中央的意图，派出了多个代表团出国进行考察。
谷牧率领的考察团由30多人组成，出访了法国、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考察团成员包括轻工部部长杨波、水电部钱正英、农业部张根生、国家计委王全国等一些部长和几位沿海地区的省市负责人，其中还有李灏、王维成、胡光宝等同志。考察团走访了上述5国的15个城市，收集了大量的新信息，打开了思路。他们一路考察，一路议论，基本形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思路。
7月中旬，各考察团先后回到北京并分别向中央呈送了各自的考察报告。这些报告对于创办经济特区以及对外开放，提供了部分可借鉴的经验和实际资料、建议。特别是在赴南斯拉夫考察团的报告中提到：同样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以有多种模式……这份报告对以后的改革开放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1978年9月9日，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北京黄城根北街9号院召开了讨论经济工作的务虚会。在谈到有关改革开放问题时，李先念说：“目前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外国的先进事物。为了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据李灏回忆说：这次经济务虚会虽没有谈论真理标准问题，也没有涉及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但是，就是这个会议，让人们的思考转向了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活力等问题上。是中央工作会议之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于光远对此次务虚会的评价是：我们党能够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重视改革，发轫于这次务虚会。
作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会，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这次会议从规模上虽远不及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但从规格上却是接近于政治局扩大会。此会议原计划只开20几天，结果却整整开了36天。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式，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同志分别在会上讲了话。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实际上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的主题报告。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的中央委员当中，有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在会上，习仲勋做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开，胡耀邦称赞这次会议是“历史的转折，伟大的转变”。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并提出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改革、开放”的初步设想。
邓小平：“逃港，主要是百姓的生活不好，两边的差距太大了”
1977年11月，邓小平来到了他再次复出后首次视察全国的第一站——广东。当时，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深圳，逃港事件愈演愈烈，那里的边防部队几乎件捅到了邓小平面前，然而令汇报者愕然的是，当时邓小平只是用他那睿智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严重问题无动地说：“我们的政策有问题，这事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邓小平接着说：“逃港，主要是百姓的生活不好，两边的差距太大了。”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后来担任起创办广东经济特区重任的吴南生，在通过对深圳和汕金。这边统得太死，这不能怪老百姓，如果不采取灵活的政策。以后两边的差距还会进一步增大。此刻，他对邓小平的话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1979年1月8日到25日，习仲勋召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大会给与会者印发了欧日、亚洲“四小龙”利用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加快发展的材料，引起了热议。这显然给了广东省领导以很大的激励。会后，按照省委的分工，吴南生带领一个工作组奔赴汕头，传达宣讲全会精神。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汕头是吴南生的故乡。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前。吴南生历任中共海南区党委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南方局副秘书长等职。吴南生在“文革”中曾受到冲击。“文革”结束后，吴南生担任了广东省委书记。
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吴南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里的一切让他十分震惊：那些他所熟悉的楼房残旧不堪，摇摇欲坠；街道两旁，到处都是用竹子搭建起来的横七竖八的竹棚，里面住满了成千上万 的男男女女；城市公共设施也非常简陋，电灯不明，电话不通，很多地方夜里仍漆黑一片；环境卫生脏乱不堪。由于自来水管年久失修，下水道损坏严重，马路上污水横流，有些人甚至把粪便直接倒在大街上。
曾记否，在地图上几乎处于广东省“头”部的汕头市，不仅是“粤东之门户，华南之要冲”，而且十分辉煌。100多年前，恩格斯就称它是“远东唯一具有商业色彩的城市”。20世纪30年代，汕头就有“小上海”之称。解放初期，汕头商业繁荣，经济条件和香港的差距不大。然而30年过去了，香港成为了亚洲的“四小龙”之一，而汕头却满目凄凉。
眼前的这些情景，深深地触动了吴南生，“这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还穷啊。如果有哪一个电影制片厂要拍摄解放前国民党黑暗统治的镜头，就请到汕头来取背景吧。”吴南生感到非常痛心。
吴南生在汕头停留的日子里，晚上总是睡不好觉。解放都30年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为何还如此艰难……他想起了前不久叶帅对他说的话：“南生啊，我们的家乡实在是太穷了，你们有什么办法，快想一想，得把经济搞上去啊!”叶剑英的话既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嘱托与期望。也是国内人民群众和海外爱国侨胞的呼声与愿望。用什么办法尽快把广东的经济搞上去呢?吴南生为此征求过各方面的意见，也和一些从海外归来的人士及港澳朋友交谈过。有一位新加坡朋友给他出了个大胆的主意：“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设立像自由港这样一类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了……你看新加坡、香港，他们的经济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吴南生这才恍然大悟。对呀!我们能不能也像海外办出口加工一样，把汕头市划出来，实行对外开放，办出口加工区。去吸引外商投资办企业呢?吴南生随即征求了汕头地委领导及乡亲们的意见，大家都表示赞同。
此时，福建省也提出在厦门建立出口加工区的要求。
吴南生：“如果办(特区)不成，要杀头，就杀我好啦!”
1979年1月21日晚。吴南生不顾正感冒发烧，迫不及待地用电话发了1300字的电报给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汇报了自己的想法。
28日下午，吴南生从汕头回广州。当天晚上，便与习仲勋交换了意见。
3月3日，吴南生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说：“现在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实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因为第一，在全省来说，除广州之外，汕头是对外贸易最多的地方，每年有一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搞对外经济比较有经验。第二，潮汕地区海外的华侨、华人是全国最多的，约占我国海外华人的三分之一。其中许多是在海外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可以动员他们回来投资。第三，汕头地处粤东，偏于一偶，万一办不成，失败了，也不会影响大局。”
“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吴南生还义无反顾地说：“如果办(特区)不成，要杀头，就杀我好啦!”当时省委常委们都表示赞成，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当即表态：“要搞，全省都搞!先起草意见。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
4月1日，在杨尚昆的主持下，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同意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的要求。明确了在深圳、珠海和汕头搞出口工业区。此时大家才发现差点忘了大事——名称叫啥呢?名不正则言不顺啊!
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那又不像。眼看着一时定不下来，最后只好勉强安了一个“贸易合作区”的名称。
在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习伸勋和吴南生就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作了汇报并谈了设想，叶剑英非常高兴，催着他们说：“你们要快些向小平同志汇报。”
汕头，原本是中国经济特区的发祥地，孰料深圳剑走偏锋，从一开头就完全掩压了汕头的风采，以至后来极少有人会把它跟中国经济特区的源头联系起来。
4月5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
4月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他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没有权，很难办事。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习仲勋进一步指出：“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
所谓的“现在的体制”指的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当时已开始在私下里悄悄地对实行了近30年的计划体制进行反思，但没有人敢从正面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一丝一毫的抨击，直到两年后，邓小平才第一次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
习仲勋接着讲了广东的经济现状并谈了广东开放、搞活的设想，这其中主要谈到了广东省委要求中央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的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习仲勋的汇报得到了政治局的赞许和支持。
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并同意了广东省和福建省的要求，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
会议期间。习仲勋和杨尚昆一起找到了邓小平。邓小平听了他们的汇报后。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把深圳划出来，作为排头兵、实验场。”可是这块地方到底叫什么好呢?叫出口加工区、贸易区、工业区?都不准确。不一会儿，邓小平把手里的香烟往缸里一顿，脱口而出：“深圳就叫特区吧!”习仲勋听了说：“特区，好!”邓小平接着补充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当谈到配套建设资金时，小平同志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不过此时北京也迅即传出了另外一种声音：“陕甘宁边区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说这句话的人是站在反对设置特区的立场上的。但这也从反面启发了吴南生，他觉得这个人说的话有点道理，陕甘宁边区确实是政治特区，但是我们不妨把我们建设的地方就叫经济特区吧。
把“出口特区”更名为“经济特区”含义就更为明确了
12月17日。国务院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筹建特区的专题汇报会——京西会议。
会议由谷牧主持，吴南生是主要的汇报人。
吴南生的汇报提纲为《关于广东建立经济特区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吴南生首次提出一个新概念：经济特区。他详细解释了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的理由：
……中央批转广东省委的报告中是说要办“出口特区”，我们与各方面同志多次交换意见，都觉得改称 为“经济特区”较好。特区固然要以办工厂企业为主，但也要搞楼宇住宅和其他经济事业。比如在深圳特区，拟规划工业区、科学技术研究区、住宅区以及商业、行政和文化区。住宅区主要是提供给科学家、投资者、高级技术人员和华侨居住。为他们创造投资、工作、休息的良好环境。这也是一种吸引力。而且根据国外的经验，经营住宅比较容易上手，如果先建一批住宅出租或出卖，特区整个建设所需资金就有来源了。建立科研区，看来也十分必要。台湾已在新竹市一带划出2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作为“科学工业试验园”，区内办科研，也办工业和住宅，条件比其他工业区更为优惠，目的在于吸引省外科技人才到台湾定居。我们也应该这样做。因此，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其含义就更为明确了。
大政方针一定。谷牧便率领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段云、国家进出口委副秘书长李灏等飞往广东、福建。具体落实。他们深入调查研究，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返京后，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这就是著名的中发[1979]50号文件。
50号文件给广东、福建两省在计划、财政、金融、物价等方面比较多的自主权。特别是在外贸方面，允许广东有权安排经营自己的对外贸易，来料加工、补偿贸易以及合资经营等项目，省里可以自行审批。还确定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
兴办上述4个经济特区。本来是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一项内容，但随着实践的发展，便逐步单列了出来。1980年下半年，国务院批准了这4个特区的地位位置，各特区便相继进入了大规模的建设阶段。
继上述4个经济区之后，1984年4月，又将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港口城市对外开放，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除北海和温州外，其他12个城市也试办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并给予了类似于特区的政策。
1985年2月，国务院又批准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的16个市、县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1990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比照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有关政策，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新区。
1991年，国务院继上年批准上海设立外高桥保税区之后。又批准深圳设立福田和沙头角保税区，天津设立天津港保税区。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国务院又批准长江中下游的6个港口城市执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有关政策。之后又将13个内陆边境城市实行对外开放。同时还批准了所有省会城市执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
到1994年，中国的开放地区已经遍布沿海、沿江、沿边和内地。覆盖了354个市、县，55万平方公里，3.3亿多人口。同时，还兴办了52个高新技术开发区。至此，中国已经实现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
制定完成有关兴办特区的立法程序
中央决定试办经济特区后不久，有一些海外投资者便提出：你们中国是无法去的，因为无法可依，无规可循，这样谁敢来?因此，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就一定要有法可依。随着试办经济特区实践的发展，有关领导强烈地意识到，要尽快拟定一部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审议批准的法规。
《特区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起草工作在中央50号文件出台后正式启动。一个月后，《特区条例》的初稿终于完成。初稿除送交省委审定外，还邀请了一些香港知名人士开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见。与会者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意见，指出《条例》的起草者思想还不够解放，对投资者还怀有太多的戒备心理，生怕国门打开之后。外商多了管不住等等。比如《条例》中有不少这样的规定：不得这样，不得那样，应该怎样等等。有人认为，这不是一个欢迎、鼓励外商投资的《条例》，而是个怎样限制投资者的《条例》。
这些意见，使《条例》的起草者深受启发。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对投资者，包括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既要让他们赚钱，又要求他们爱国。办特区首先要让投资者多赚钱，有钱赚，人家才会来，只有让他们赚到钱，特区也才能赚到钱，这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在《条例》有无必要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问题上，也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条例》是广东省的地方法规，没有必要由全国人大通过。
以吴南生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力主必须由全国人大通过。理由是：特区是中国的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吴南生用坚定的口气对谷牧说：“社会主义搞特区是史无前例的，如果这个条例没有经过全国人大批准，我们就不敢办。”
吴南生甚至把电话打到了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的家里，恳求说：“叶帅呀，办特区这样一件大事，不能没有一个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批准的有权威的法规呀!”叶帅听后，只说了3个字：“知道了。”
叶剑英把吴南生的这一“理由”摆上了全国人大，指出：“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而是中国的特区。”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主持了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同志受国务院委托，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特区和制定《条例》说明。这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并批准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并予以公布。自此，中国的经济特区通过国家立法程序正式诞生，从而拉开了试办经济特区的序幕。
中国地域广大，与外界隔绝已久，实行对外开放不可能全境同步开放。遵循历来的经验，中央决策层采取了从沿海到内地逐步开放的策略。其中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特区政策到今天已基本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然而，当年兴办经济特区的决策酝酿过程，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真理标准的讨论迎来了思想大解放
1977年7月30日，邓小平在观看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时，就非常坦率地对著名英籍作家韩素音谈到中国的问题。他说：“我们过去有这些问题，没有搞好，现在有经验了，知道怎么做了。50年代的看法、政策不适合于80年代，这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个两个月的小孩子要吃奶，你不可能给他肉吃，但是到了18岁，他要吃肉哇。这个问题我们要看得清楚。”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实际。原本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经邓小平一说化解得如此的浅显。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被科学界称为“科学的春天”的全国科学大会，这次会上他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此，科学、知识分子又重新回到了被尊重的位置，大批科技人员逐步走上了领导岗位。
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一篇文章之所以能够引出如此轰动的效应，甚至是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而根本则在于是否定“两个凡是”还是坚持“两个凡是”。
据不完全统计，到1978年底，中央省级报刊发表的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达650多篇，一时间，真理标准的问题成了人人关注的讨论热点。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地阐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观点，号召大家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8月11日起，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军区负责人先后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邓小平出访，国门先从这里打开
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有远见的中国人开始把眼光投向国外，特别是西方世界。他们想利用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加速中国的经济建设。
1978年10月到1979年1月，邓小平应邀先后访问了日本和美国。
在邓小平出访前后，中国的最高领导层也在寻求进入国际领域的种种方式，一个又一个的考察团被派往国外，当时的副总理谷牧负责这项工作。他根据中央的意图，派出了多个代表团出国进行考察。
谷牧率领的考察团由30多人组成，出访了法国、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考察团成员包括轻工部部长杨波、水电部钱正英、农业部张根生、国家计委王全国等一些部长和几位沿海地区的省市负责人，其中还有李灏、王维成、胡光宝等同志。考察团走访了上述5国的15个城市，收集了大量的新信息，打开了思路。他们一路考察，一路议论，基本形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思路。
7月中旬，各考察团先后回到北京并分别向中央呈送了各自的考察报告。这些报告对于创办经济特区以及对外开放，提供了部分可借鉴的经验和实际资料、建议。特别是在赴南斯拉夫考察团的报告中提到：同样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以有多种模式……这份报告对以后的改革开放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1978年9月9日，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北京黄城根北街9号院召开了讨论经济工作的务虚会。在谈到有关改革开放问题时，李先念说：“目前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外国的先进事物。为了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据李灏回忆说：这次经济务虚会虽没有谈论真理标准问题，也没有涉及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但是，就是这个会议，让人们的思考转向了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活力等问题上。是中央工作会议之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于光远对此次务虚会的评价是：我们党能够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重视改革，发轫于这次务虚会。
作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会，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这次会议从规模上虽远不及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但从规格上却是接近于政治局扩大会。此会议原计划只开20几天，结果却整整开了36天。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式，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同志分别在会上讲了话。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实际上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的主题报告。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的中央委员当中，有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在会上，习仲勋做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开，胡耀邦称赞这次会议是“历史的转折，伟大的转变”。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并提出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改革、开放”的初步设想。
邓小平：“逃港，主要是百姓的生活不好，两边的差距太大了”
1977年11月，邓小平来到了他再次复出后首次视察全国的第一站——广东。当时，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深圳，逃港事件愈演愈烈，那里的边防部队几乎件捅到了邓小平面前，然而令汇报者愕然的是，当时邓小平只是用他那睿智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严重问题无动地说：“我们的政策有问题，这事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邓小平接着说：“逃港，主要是百姓的生活不好，两边的差距太大了。”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后来担任起创办广东经济特区重任的吴南生，在通过对深圳和汕金。这边统得太死，这不能怪老百姓，如果不采取灵活的政策。以后两边的差距还会进一步增大。此刻，他对邓小平的话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1979年1月8日到25日，习仲勋召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大会给与会者印发了欧日、亚洲“四小龙”利用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加快发展的材料，引起了热议。这显然给了广东省领导以很大的激励。会后，按照省委的分工，吴南生带领一个工作组奔赴汕头，传达宣讲全会精神。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汕头是吴南生的故乡。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前。吴南生历任中共海南区党委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南方局副秘书长等职。吴南生在“文革”中曾受到冲击。“文革”结束后，吴南生担任了广东省委书记。
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吴南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里的一切让他十分震惊：那些他所熟悉的楼房残旧不堪，摇摇欲坠；街道两旁，到处都是用竹子搭建起来的横七竖八的竹棚，里面住满了成千上万 的男男女女；城市公共设施也非常简陋，电灯不明，电话不通，很多地方夜里仍漆黑一片；环境卫生脏乱不堪。由于自来水管年久失修，下水道损坏严重，马路上污水横流，有些人甚至把粪便直接倒在大街上。
曾记否，在地图上几乎处于广东省“头”部的汕头市，不仅是“粤东之门户，华南之要冲”，而且十分辉煌。100多年前，恩格斯就称它是“远东唯一具有商业色彩的城市”。20世纪30年代，汕头就有“小上海”之称。解放初期，汕头商业繁荣，经济条件和香港的差距不大。然而30年过去了，香港成为了亚洲的“四小龙”之一，而汕头却满目凄凉。
眼前的这些情景，深深地触动了吴南生，“这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还穷啊。如果有哪一个电影制片厂要拍摄解放前国民党黑暗统治的镜头，就请到汕头来取背景吧。”吴南生感到非常痛心。
吴南生在汕头停留的日子里，晚上总是睡不好觉。解放都30年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为何还如此艰难……他想起了前不久叶帅对他说的话：“南生啊，我们的家乡实在是太穷了，你们有什么办法，快想一想，得把经济搞上去啊!”叶剑英的话既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嘱托与期望。也是国内人民群众和海外爱国侨胞的呼声与愿望。用什么办法尽快把广东的经济搞上去呢?吴南生为此征求过各方面的意见，也和一些从海外归来的人士及港澳朋友交谈过。有一位新加坡朋友给他出了个大胆的主意：“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设立像自由港这样一类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了……你看新加坡、香港，他们的经济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吴南生这才恍然大悟。对呀!我们能不能也像海外办出口加工一样，把汕头市划出来，实行对外开放，办出口加工区。去吸引外商投资办企业呢?吴南生随即征求了汕头地委领导及乡亲们的意见，大家都表示赞同。
此时，福建省也提出在厦门建立出口加工区的要求。
吴南生：“如果办(特区)不成，要杀头，就杀我好啦!”
1979年1月21日晚。吴南生不顾正感冒发烧，迫不及待地用电话发了1300字的电报给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汇报了自己的想法。
28日下午，吴南生从汕头回广州。当天晚上，便与习仲勋交换了意见。
3月3日，吴南生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说：“现在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实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因为第一，在全省来说，除广州之外，汕头是对外贸易最多的地方，每年有一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搞对外经济比较有经验。第二，潮汕地区海外的华侨、华人是全国最多的，约占我国海外华人的三分之一。其中许多是在海外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可以动员他们回来投资。第三，汕头地处粤东，偏于一偶，万一办不成，失败了，也不会影响大局。”
“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吴南生还义无反顾地说：“如果办(特区)不成，要杀头，就杀我好啦!”当时省委常委们都表示赞成，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当即表态：“要搞，全省都搞!先起草意见。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
4月1日，在杨尚昆的主持下，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同意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的要求。明确了在深圳、珠海和汕头搞出口工业区。此时大家才发现差点忘了大事——名称叫啥呢?名不正则言不顺啊!
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那又不像。眼看着一时定不下来，最后只好勉强安了一个“贸易合作区”的名称。
在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习伸勋和吴南生就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作了汇报并谈了设想，叶剑英非常高兴，催着他们说：“你们要快些向小平同志汇报。”
汕头，原本是中国经济特区的发祥地，孰料深圳剑走偏锋，从一开头就完全掩压了汕头的风采，以至后来极少有人会把它跟中国经济特区的源头联系起来。
4月5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
4月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他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没有权，很难办事。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习仲勋进一步指出：“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
所谓的“现在的体制”指的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当时已开始在私下里悄悄地对实行了近30年的计划体制进行反思，但没有人敢从正面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一丝一毫的抨击，直到两年后，邓小平才第一次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
习仲勋接着讲了广东的经济现状并谈了广东开放、搞活的设想，这其中主要谈到了广东省委要求中央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的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习仲勋的汇报得到了政治局的赞许和支持。
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并同意了广东省和福建省的要求，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
会议期间。习仲勋和杨尚昆一起找到了邓小平。邓小平听了他们的汇报后。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把深圳划出来，作为排头兵、实验场。”可是这块地方到底叫什么好呢?叫出口加工区、贸易区、工业区?都不准确。不一会儿，邓小平把手里的香烟往缸里一顿，脱口而出：“深圳就叫特区吧!”习仲勋听了说：“特区，好!”邓小平接着补充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当谈到配套建设资金时，小平同志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不过此时北京也迅即传出了另外一种声音：“陕甘宁边区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说这句话的人是站在反对设置特区的立场上的。但这也从反面启发了吴南生，他觉得这个人说的话有点道理，陕甘宁边区确实是政治特区，但是我们不妨把我们建设的地方就叫经济特区吧。
把“出口特区”更名为“经济特区”含义就更为明确了
12月17日。国务院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筹建特区的专题汇报会——京西会议。
会议由谷牧主持，吴南生是主要的汇报人。
吴南生的汇报提纲为《关于广东建立经济特区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吴南生首次提出一个新概念：经济特区。他详细解释了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的理由：
……中央批转广东省委的报告中是说要办“出口特区”，我们与各方面同志多次交换意见，都觉得改称 为“经济特区”较好。特区固然要以办工厂企业为主，但也要搞楼宇住宅和其他经济事业。比如在深圳特区，拟规划工业区、科学技术研究区、住宅区以及商业、行政和文化区。住宅区主要是提供给科学家、投资者、高级技术人员和华侨居住。为他们创造投资、工作、休息的良好环境。这也是一种吸引力。而且根据国外的经验，经营住宅比较容易上手，如果先建一批住宅出租或出卖，特区整个建设所需资金就有来源了。建立科研区，看来也十分必要。台湾已在新竹市一带划出2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作为“科学工业试验园”，区内办科研，也办工业和住宅，条件比其他工业区更为优惠，目的在于吸引省外科技人才到台湾定居。我们也应该这样做。因此，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其含义就更为明确了。
大政方针一定。谷牧便率领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段云、国家进出口委副秘书长李灏等飞往广东、福建。具体落实。他们深入调查研究，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返京后，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这就是著名的中发[1979]50号文件。
50号文件给广东、福建两省在计划、财政、金融、物价等方面比较多的自主权。特别是在外贸方面，允许广东有权安排经营自己的对外贸易，来料加工、补偿贸易以及合资经营等项目，省里可以自行审批。还确定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
兴办上述4个经济特区。本来是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一项内容，但随着实践的发展，便逐步单列了出来。1980年下半年，国务院批准了这4个特区的地位位置，各特区便相继进入了大规模的建设阶段。
继上述4个经济区之后，1984年4月，又将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港口城市对外开放，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除北海和温州外，其他12个城市也试办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并给予了类似于特区的政策。
1985年2月，国务院又批准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的16个市、县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1990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比照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有关政策，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新区。
1991年，国务院继上年批准上海设立外高桥保税区之后。又批准深圳设立福田和沙头角保税区，天津设立天津港保税区。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国务院又批准长江中下游的6个港口城市执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有关政策。之后又将13个内陆边境城市实行对外开放。同时还批准了所有省会城市执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
到1994年，中国的开放地区已经遍布沿海、沿江、沿边和内地。覆盖了354个市、县，55万平方公里，3.3亿多人口。同时，还兴办了52个高新技术开发区。至此，中国已经实现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
制定完成有关兴办特区的立法程序
中央决定试办经济特区后不久，有一些海外投资者便提出：你们中国是无法去的，因为无法可依，无规可循，这样谁敢来?因此，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就一定要有法可依。随着试办经济特区实践的发展，有关领导强烈地意识到，要尽快拟定一部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审议批准的法规。
《特区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起草工作在中央50号文件出台后正式启动。一个月后，《特区条例》的初稿终于完成。初稿除送交省委审定外，还邀请了一些香港知名人士开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见。与会者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意见，指出《条例》的起草者思想还不够解放，对投资者还怀有太多的戒备心理，生怕国门打开之后。外商多了管不住等等。比如《条例》中有不少这样的规定：不得这样，不得那样，应该怎样等等。有人认为，这不是一个欢迎、鼓励外商投资的《条例》，而是个怎样限制投资者的《条例》。
这些意见，使《条例》的起草者深受启发。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对投资者，包括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既要让他们赚钱，又要求他们爱国。办特区首先要让投资者多赚钱，有钱赚，人家才会来，只有让他们赚到钱，特区也才能赚到钱，这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在《条例》有无必要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问题上，也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条例》是广东省的地方法规，没有必要由全国人大通过。
以吴南生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力主必须由全国人大通过。理由是：特区是中国的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吴南生用坚定的口气对谷牧说：“社会主义搞特区是史无前例的，如果这个条例没有经过全国人大批准，我们就不敢办。”
吴南生甚至把电话打到了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的家里，恳求说：“叶帅呀，办特区这样一件大事，不能没有一个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批准的有权威的法规呀!”叶帅听后，只说了3个字：“知道了。”
叶剑英把吴南生的这一“理由”摆上了全国人大，指出：“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而是中国的特区。”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主持了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同志受国务院委托，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特区和制定《条例》说明。这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并批准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并予以公布。自此，中国的经济特区通过国家立法程序正式诞生，从而拉开了试办经济特区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