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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金大班》、《玉卿嫂》等作品在大陆被拍成电视剧，台湾作家白先勇越来越多地被大陆观众所熟知。2010年年末，白先勇的小说作品更是首次在大陆结集出版，引得拥趸一片叫好，其人其书一时成为媒体追捧的热点。
白先勇：
与作品相辉映的人生
台湾作家欧阳子评价白先勇的小说时说：“小说之幅面变广，使我们看到社会之众生相，更重要的，由于主题命意之一再重复，与互相陪衬辅佐，使我们能更进一步深入了解作品之含义，并使我们得以一窥隐藏在作品内的作者之人生观与宇宙观。”白先勇的作品就是他人生的历程，每一段历程中的孤独的美与痛让人过目不忘。
白家五公子
白先勇小说中一再重复的主题是美和孤独，而这种贯穿白先勇一生的主题，在他出生之时就已注定，因为他是白家五公子——白崇禧将军的儿子。他出生即遭遇战乱，童年时罹患肺结核，过了两年与世隔绝的生活，1949年随父亲退至台湾……战乱动荡、身体疾病、孤独的童年，汇映交织在白先勇作品中。
1937年8月16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整整一个月，产妇马佩璋在南宁市中心的小乐园医院诞下一男婴，刚刚上任才半个月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膝下也由此再添一子，是为白家五公子，取名先勇。70多年后的白家五公子，早已不需要父亲威名的荫庇，他自己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取得的成就，已足够紧随父亲为广西临平县的白家祠堂再添一根“光亮的门楣”。
只是，在1937年的那年夏天，战势正急，国势日微，再加上广西全境闹起水灾，任谁也没有闲心去遐想下这位刚刚出生的白家五公子的前程。更不幸的是，这位白家五公子的整个童年，似乎都未能如正常孩童那般。白先勇甫一出生就始终处于漂泊中，先是跟随母亲躲避战乱，后又因父亲抗日所需。而7岁时，又因为罹患肺结核，白先勇不得不过了两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这两年里，多数时候与其作伴的仅有一保姆、一厨子。正是在这动荡孤单的童年里，白先勇的性格渐渐变得敏感而又细腻，同时在内心深处也就此留下了怎么也挥不去的孤独。
1945年，抗战结束，白先勇的病情逐渐稳定。尽管仍远离南京的大家庭，独自生活在上海，白先勇却已重新回到学校，开始慢慢的接触到外面更为广阔的世界。或者，可以说，正是繁华的老上海十里洋场，让白先勇见到了一个与之前他那封闭、孤独、清冷的空间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里，他听到了中国最华丽的古典戏剧——昆曲；在那里，他看到了那个时代上层名流的奢靡生活；也是在那里，他感受到了原来这个世界是如此生机勃勃，却又纸醉金迷。于是，这段经历，为以后白先勇的文学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成为他今后创作中十分重要的素材。
然而，内战的爆发和国民党政府的最终失败，使白先勇不得不跟随父母离开灯红酒绿的上海滩退避香港，最终及至台湾。这场山河岁月的巨大变迁，再度对白先勇的人生和思想产生了极大冲击。
1956年在建国中学毕业后，由于他梦想参与兴建三峡大坝工程，以第一志愿考取台湾省立成功大学(今“国立”成功大学)水利工程学系。翌年发现兴趣不合，转学“国立”台湾大学外国文学系，改读英国文学。也许正是因为白先勇在从萌动走向成熟的年纪里，看到了太多“残山剩水”下的悲喜人生，才最终选择了文学。在入读台大外文系一年后，白先勇的处女作《金大奶奶》在《文学杂志》正式发表，被中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盛赞为：当代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
白先勇笔下的女性
白先勇笔下的每一位女性都让人过目不忘，他笔下的城市更是让人在文字中回味往日的岁月：桂林、上海、南京、台北、芝加哥和纽约。从这些城市的位置分布不难看出，白先勇小说所覆盖的地理空间涵盖了太平洋两岸的中国和美国，而作品中的人物也处在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迁徙中。在大陆、台北、纽约， 3个时代、3个地点，白先勇笔下的女性身影随着时光流转而辗转其中。
白先勇创作的小说题材广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丰富多姿。小说篇篇结构精致，文字洗练，人物生动，观察深入，特别是在女性形象方面，白先勇塑造了金大班、玉卿嫂等诸多女性角色。然而，尽管形象众多，读者仍能从中清晰地体验到白先勇的创作路程。
他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台早期创作阶段和赴美学习后的成熟创作阶段。正因为有着这两个前后分明的创作阶段，白先勇笔下塑造出的女性也类型鲜明，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那些生活在传统社会中的女性，这类人物尽管内心怀揣了对爱情的向往，但由于受到了传统社会的扭曲和束缚，不得不和周遭环境发生强烈的冲突，这类女性多见于白先勇早期创作的作品中，玉卿嫂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故事发生的地点多在大陆的桂林、南京、上海，是20世纪中叶中国女性命运的侧影。
第二类则大多是经历了由大陆及台北的时空变幻，个人命运因此出现重大转折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的个人经历前后拥有鲜明的对比，在这种冲突对比中，读者不得不感叹于命运在时代变化中的无常，而这类女性散见于《台北人》的各篇作品中，其中尤以金大班为典型代表。也因此，在阅读白先勇笔下的那些故事，并为这些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们“殊途同归”的经历而感叹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近现代史。正如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的同学兼好友欧阳子评论，“民国成立之后的重要历史事件，我们好像都可在《台北人》中找到……”
第三类女性，则大多是在美留学的中国人，这类女性的生活背景大多是在海外，因此能直接感受到来自西方强势文化的感染和冲击，然而她们的身上仍然大多背负着诸多中国传统女性的个性，这种内外矛盾导致了她们的个人命运，大多只能在东西文化的冲撞下无奈地随波逐流，这类女性“生活”于《纽约客》的几篇小说中，《谪仙记》里的李彤即为其中一员。
这三类女性构成了白先勇作品的重要骨架，也勾勒出白先勇在创作视野上“由国族立场到世界立场”的重大转变。正是从这些女性的身上，我们强烈地体会到，无论是传统语境还是现代语境，普通人的命运始终都是白先勇最关注的主题，她们的孤独，她们的渴望，她们的抗争，通过白先勇的笔尖缓缓流出，最终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欣赏到了中国女性鲜活的一面。
大陆著名摄影师肖全1990年在成都为三毛拍摄的照片。
白先勇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
《孽子》
推荐语：诚如白先勇先生所言，在《孽子》中，主要写父子关系，而父子又扩大为：父代表中国社会的一种态度，一种价值，对待下一辈、对待同性恋子女的态度——父子间的冲突，实际是个人与社会的冲突。
《玉卿嫂》
推荐语：在白先勇所有的女性角色中，玉卿嫂是最为温柔而暴烈的，要么爱，要么死，没有第三个选择。
《金大班》
推荐语：由白先勇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改编的电视剧，主要讲述了舞国“百乐门”里绝色美女们勾心斗角的故事，围绕着绝代佳人金兆丽离奇的身世传奇，生死相许的凄美绝恋，几十年如一日的痴情守候，两代人的生死交锋，展开了一幅灯红酒绿、朱颜白发的华美人生。
刘晓庆所扮演的金大班。
白先勇和三个时代的女性
从大陆到台湾，再到纽约，白先勇笔下的女性也一变再变，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代，白先勇笔下的女性就是一段段真实历史的侧影，大陆人、台北人、纽约客，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女性，却有着同样的命运。
大陆人：
难以被满足的感情
束缚在传统价值观之中的大陆女性用不同的方式选择对抗命运，在白先勇早期涉及大陆女性的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中，金大奶奶和玉卿嫂是为典型，她们在深宅大院中为了生存和爱情或内敛或激烈地反抗，结局不一，而同样都是感情世界中的苍白孤独。
1958年的夏天，在台大外文系刚读了一年书的白先勇，带着一股“初生牛犊”的勇气给自己心仪的《文学杂志》投了稿，这就是《金大奶奶》。多年以后，白先勇在《蓦然回首》中，回忆起夏济安老师审读自己处女作时的情景，依旧记忆犹新：“我记得他那天只穿了一件汗衫，一面在翻我的稿子，一面将烟斗吸得呼呼响。那一刻，我的心直跳，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
在处女作《金大奶奶》中，白先勇塑造了一个孤独而又凄凉的女性形象。金大奶奶凭着前夫的遗产，认识了金大先生。然而，金大先生在获得金大奶奶的财富后，却开始对她施加各种凌辱，乃至于全家上下包括佣人在内，都看不起金大奶奶。最后，金大先生甚至要把自己喜欢的戏子娶回家，并意欲将金大奶奶赶出家门。处境孤独的金大奶奶，与金大先生和众人做了决绝的抗争，但结果当然只能是以惨败而告终，金大奶奶在悲愤交集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个故事，以一个小孩的眼光徐徐展开，看上去节奏舒缓，读来却字字见血。怪不得文学评论家夏济安对这篇小说给以“老辣”的评价。白先勇在小说中鲜活地塑造了一个孤独凄凉的女性角色。可以说，是那个光怪陆离的时代让执着向往爱情的金大奶奶陷入了孤独；也可以说，白先勇敏感地发现，人的感情世界很多时候就是孤独的同义词。
而另一个让读者耳熟能详的女性形象玉卿嫂，同样表达了作者对人类感情彼此间隔的遥远及由此带来的孤独感的哀叹。《玉卿嫂》中，同样是以正值少年的“我”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在小说中，玉卿嫂是一位被婆家赶出来的孤孀，为生活所迫来到“我”家里帮佣。在之后的相处中，“我”渐渐发现原来玉卿嫂偷偷地养着一个男人，名叫庆生。由于“我”对玉卿嫂有好感，也爱屋及乌地对庆生有天然的亲近感。然而，正是通过“我”，庆生偶然地认识了戏班的戏子金燕飞，两个人迅速产生了感情，并不幸被玉卿嫂发现。最后，玉卿嫂自觉无法再挽回与庆生间的感情，于是最终下定决心让自己和庆生“玉石俱焚”。
两部小说在主题表达上相似，然而书中的主人公在感情表达上所采取的手段则有云泥之别。玉卿嫂在感情的激烈程度上远胜于金大奶奶，在抗争的方式上也更加主动，因此决绝的心态也就更彻底。
玉卿嫂这种激烈的感情和决绝的态度，实则在作者描写玉卿嫂与庆生做爱的那段场景时，已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玉卿嫂的样子好怕人，一脸醉红，两个颧骨上，油亮得快发火了。额头上尽是汗水，把头发浸湿了，一缕缕的贴在上面，她的眼睛半睁着，炯炯发光，嘴巴微微张开，喃喃呐呐说些模糊不清的话。忽然间，玉卿嫂好像发了疯一样，一口咬在庆生的肩膀上来回地撕扯着，一头的长发都跳动起来了。她的手活像两只鹰爪抠在庆生青白的肩上，深深的掐了进去一样。过了一会儿，她忽然又仰起头，两只手住了庆生的头发，把庆生的头用力揿到她胸上，好像恨不得要将庆生的头塞进她心口里去似的，庆生两只细长的手臂不停地颤抖着……”玉卿嫂和庆生间的悲剧结局，似乎一早就埋伏在此地了。
从这两部早期代表作可以看到，白先勇在一踏上创作之路开始，就对女性感情交流上存在的困境给予了敏锐的关照。这与其年幼时期的成长经历有着密切关系。这种困境此后成为白先勇作品中最常表达的主题。只是随着白先勇的成长，以及接触的世界越来越大，他对困境产生的原因剖析也在不断深入，由此得以形成了更为宏大和多元的关注视角。然而，在这其中始终不变的是，在白先勇笔下的那些女人和男人，他们的感情世界始终都是那样苍白孤独。
台北人：
江山变色下的残山剩水
1949年，国民党败北退至台湾后，大陆往日的生活方式仍然留在他们身上，但时代在变。留在“前朝遗梦”中的人们发生的故事光怪陆离，白先勇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新台湾人”勉强和留恋的心态，用他笔下“永远的尹雪艳”来展现每个亲历历史，退到台湾的人心中的“残山剩水”。
1952年，白先勇从香港到达台北，与先期到达的父母团聚。直到1963年1月赴美留学，11年的时间让台北成为白先勇出生后最熟悉的城市。虽然身为将军的儿子，但来台后，白先勇没有依靠父亲去获得任何特殊待遇。由于白崇禧与当权者间始终存在着分歧，到了台湾以后备受冷遇，当时的白崇禧被认为“仅较张学良、孙立人略胜一筹”。不仅仅在政治上被边缘化，而且白崇禧的人身自由也受到当局的限制，曾经领兵百万的枭雄沦落到被特务监视的地步。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样艰难的时世下，白将军与夫人马佩璋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努力为子女营造出温暖的家庭环境。
然而，1962年底，母亲突然病发去世，这给刚刚大学毕业的白先勇在心灵上造成了巨大震动。在后来的回忆录中，白先勇如此说道，“母亲的死亡，使我心灵受到巨大无比的震撼……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死亡，而深深感到其无可抗拒的威力”。可以说，母亲的离去意味着白先勇人生中一个时代的结束，以及另一个新时代的开始。1963年1月，母亲的丧仪刚刚结束，白先勇便只身飞往美国爱荷华州。
在离开台北后，白先勇几乎是穿插式地完成了《台北人》一书。其中《永远的尹雪艳》广受好评，女主人公尹雪艳本是上海百乐门的红舞女，是老上海滩十里洋场新贵们追逐的目标。随着旧政权退出大陆，尹雪艳也跟着来到台湾，并很快在台北再次成为“旧贵新知”们趋之若鹜的对象，而尹公馆也因此成为上流社会的寻欢乐土。而尹雪艳摇曳着身姿，穿插在旧世界的人物之中，生活在新式的台北，不动声色地对比着两个时代的差异。
尹雪艳成为白先勇追忆旧日上海盛世繁华的“地标”，像那永不会褪尽繁华的上海滩，尹雪艳也是“永远的尹雪艳”，所以小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尹雪艳总也不老”。对于其他女性角色，《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金大班、《游园惊梦》中的钱夫人身上，总有一种美人迟暮的遗憾和悲伤。然而，在尹雪艳的身上，白先勇投入了自己的满腔热情，塑造出了这样一个充满魅惑的角色——“尹雪艳着实迷人。但谁也没能道出她真正迷人的地方”。
然而，这个“迷人的”、“总也不老”的尹雪艳却是标准的男人克星。从老上海滩到台北，凡是与尹雪艳关系亲密的男人，最后无不落得一个悲惨下场。而这不正像是旧政权坍台前，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里那些灯红酒绿的上流生活吗？
同尹雪艳一样，“金大班”金兆丽也是一位流落到台湾的旧上海风华绝代的舞女。但与尹雪艳不同的是，这位将从风月场上隐退的金大班，当年的那种风光显然已开始慢慢消褪。尽管表面上金兆丽仍然夹裹着“舞场大班”的威风和气场，但嫁给一个60岁老头的归宿，才真正揭示了金大班的悲凉命运。
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与法国历史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的中国日常生活》中，杭州城在遭遇蒙元入侵前所洋溢的华丽奢靡的景致，是何其的相似；这种生活与《红楼梦》中，“大厦将倾”的荣宁二府那瓷瓶般的富贵繁华，又是如此的相同。白先勇借着小说中的人物来重新书写那段“民国历史”，所以夏志清先生在《白先勇论》中认为， “《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在《台北人》这本书中，这种孤独感则来源于江山变幻的时代里，每个亲历者心中的那片“残山剩水”。
纽约客：
繁华都市中的迷离
白先勇第一次离开家乡到了台湾，笔下的女人转了个身从大陆到了台北；白先勇再一转身到了纽约，他笔下的女性也跟着到了纽约。纽约客身上不再是对故乡的留恋，而是“国族立场”和“世界主义”相遇。白先勇仍然用女性来诠释他所遇到的冲突。
因为几个哥哥姐姐都住在纽约附近，1963年，白先勇来到美国后第一个落脚的城市即为纽约。在纽约度过的两个暑假期间，白先勇一个人住在曼哈顿69街的一间公寓中，除了日常的工作学习，其余的时间就常常在曼哈顿四处游荡。
纽约的生活经历让白先勇更切实地体会到什么是国际都市。白先勇回忆起刚到纽约，自己在街上游逛的感受时说道，“纽约曼哈顿像棋盘似的街道，最有意思的是，每条街道个性分明，文化各殊，跨一条街，有时连居民的人种也变掉了，倏地由白转黑，由黄转棕。纽约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移民大都会……个人的悲欢离合，漂浮其中，如沧海一粟，翻转便被淹没了。”
于是，在那两年夏天，白先勇心中搜集下的种种画片，慢慢在笔下转成一系列“纽约故事”。1965年春，白先勇开始撰写《谪仙记》。白先勇将自己的创作开始同整个世界联接起来，著名的白先勇研究专家刘俊把白先勇的这种转变称为“从国族立场到世界主义”。而在《谪仙记》中，白先勇十分鲜明地表达了这个主题。
《谪仙记》写了四个结伴到美国读书的女孩，从风华正茂到成年结婚的故事，作者尤其着重描述了李彤的悲惨命运。在小说中，这四个女孩曾是上海一所贵族女子中学的同学， “家世都差不多的显赫”，但李彤家里最有钱，因为“父亲官做的最大”。因此，李彤也是四个女孩中心气最孤傲的，在许多美国人眼里，她简直就是“中国的皇帝公主”。但不久之后，李彤父母为躲避国内战事去了台湾，乘坐的太平轮却出了事，双双罹难。在遭遇到这样的创痛后，李彤的性格变得更加玩世不恭，尽管她在学习和工作上仍然超越常人，可是始终无法平复和医治好自己的心结，最后选择在威尼斯投水自尽。
可以说，李彤的悲剧命运正是来自于“国族立场”和“世界主义”相遇时所产生的冲突。小说一开头在叙述四个女孩在挑选国别角色时，李彤就挑选了“中国”，而且李彤的旗袍也是“红的最鲜艳”，作者在李彤身上设置了这样一个鲜明的国族立场。然而，在来到美国之后，当自身的民族特征与他族文化或世界文化之间产生差别和比较时，自身民族所特有的弱势，却不得不让李彤陷入一种失落和迷惘。在这种迷惘中，李彤不得不开始怀疑自己所拥有的国族立场的意义。而父母的遇难，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切断了李彤与自己祖国在血脉上的联系，于是李彤便好似成为一个飘荡在大都会中的无根的人，也正是这种无根的感觉，让李彤在性格上逐渐走向极端，并最终自我毁灭。
《谪仙记》里这种对于“根”的探讨，是白先勇到美国重新提笔后，小说中常常出现的主题。这种小说主人公在与“根”分离后，甚至由于各种原因“失根”以后的孤绝感，则更是白先勇想在作品中表达的感情。也因此，在《谪仙记》的题跋中，白先勇引用了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他觉得海外中国人心中常常浮出的孤独，正如同“天地之悠悠”那么深远。
在《谪仙记》之后，白先勇又创作了短篇小说《谪仙怨》，女主角叫做黄凤仪，曾是一位官宦人家的小姐，来到美国后沦落成为风尘女子，但却有一个有趣的雅号——“蒙古公主”。显然，在这部作品中，白先勇想要通过“风尘女子”和“蒙古公主”间天壤之别的地位差距，来进一步加剧主人公身上所背负的那种身份冲突。
前后不同身份间的强烈对比，在客观上是由东方文化在西方文化面前处于明显的弱势造成的，而在主观上则正是主人公在“世界主义”面前对“国族认同”的一种迷失。在充斥了物质和文化的都市里，尽管曾经有着公主一般的身份，然而为了拾回曾经的虚荣，黄凤仪却选择了投身到“金钱至上”的消费主义观念中。在《谪仙记》里，白先勇仍然更多的是在批判和反思自我的心理迷失；在《谪仙怨》里，白先勇已经开始批判和怀疑始终处于强势的西方文化了。无论是自我在东西文化冲突中迷失也好，还是西方文化中同样存在着误导和诱惑，李彤和黄凤仪最终都在美国“谪仙”了，曾经的“公主”，如今都已成为“堕落天使”，而眼前大都市的繁华却仍旧与她们无关。
从《十七岁的青春》，到《台北人》，再到《纽约客》，无论是早期的青春系列，还是“台北人”和“纽约客”系列，白先勇塑造的角色背后大多笼罩着一股浓郁的孤独感。只是这种孤独感，早期仅仅是一个令人有些忧郁的影子，后来却化成一团巨大的黑洞。人和人之间交流的困境，江山变色下的环境落差，东西文化对比下的强烈冲突，让身处桂林、上海、台北乃至于纽约的中国人心中都暗藏下一抹孤独。就这样，白先勇将他儿时曾切肤体会的孤独感，浸透到了自己的文字里，留下一个个鲜活的角色。
范冰冰所扮演的金大班。
如今白先勇已鲜有小说发表，而是将全部精力放在了昆曲推广上，自许为“昆曲义工”。
舞台作品
《牡丹亭》（白先勇的青春梦）
推荐语：白先勇圆梦之作，明代大剧作家汤显祖这部扛鼎之作《牡丹亭》是传奇中的国色天香花中之后，五十五折的剧本，架构恢宏，剧情曲折，上两次演出，只见一斑，编演一出呈现全貌精神的《牡丹亭》。
1960年，年仅23岁的白先勇与台大的同学欧阳子、陈若曦、王文兴等共同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并在此发表了《月梦》、《玉卿嫂》、《毕业》等多篇小说。
白先勇代表作
“人的感情世界很多时候就是孤独的同义词。”
——白先勇
《寂寞的十七岁》
出版年份：2010年10月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推荐语：收入白先勇早期、中期的短篇小说多篇。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认为白先勇是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五四”运动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
《台北人》
出版年份：2010年10月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推荐语：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深具复杂性短篇小说集，由14个一流的短篇小说构成，串联成一体，则效果遽然增加，小说之幅面变广，使我们看到社会之“众生相”。
《纽约客》
出版年份：2010年10月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推荐语：1963、1964那两年夏天，白先勇心中搜集了许多幅纽约风情画，这些画片又慢慢转成了一系列的“纽约故事”，但这本书一拖便是数十年，现如今又收入白先勇21世纪以来的新作品两篇，即关于同性恋题材的《Danny Boy》和《Tea for Two》，读者为等待出版这个集子恐怕头发都快等白了，目下只有6篇，也只好先行结集。
《孽子》
出版年份：2010年10月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推荐语：白先勇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孽子》，以同性恋为题材，描写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在台北的一群为家庭所弃、为社会所遗的“孽子”。白先勇题记：“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其中父子冲突的主题，亦令人印象深刻。
白先勇：
与作品相辉映的人生
台湾作家欧阳子评价白先勇的小说时说：“小说之幅面变广，使我们看到社会之众生相，更重要的，由于主题命意之一再重复，与互相陪衬辅佐，使我们能更进一步深入了解作品之含义，并使我们得以一窥隐藏在作品内的作者之人生观与宇宙观。”白先勇的作品就是他人生的历程，每一段历程中的孤独的美与痛让人过目不忘。
白家五公子
白先勇小说中一再重复的主题是美和孤独，而这种贯穿白先勇一生的主题，在他出生之时就已注定，因为他是白家五公子——白崇禧将军的儿子。他出生即遭遇战乱，童年时罹患肺结核，过了两年与世隔绝的生活，1949年随父亲退至台湾……战乱动荡、身体疾病、孤独的童年，汇映交织在白先勇作品中。
1937年8月16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整整一个月，产妇马佩璋在南宁市中心的小乐园医院诞下一男婴，刚刚上任才半个月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膝下也由此再添一子，是为白家五公子，取名先勇。70多年后的白家五公子，早已不需要父亲威名的荫庇，他自己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取得的成就，已足够紧随父亲为广西临平县的白家祠堂再添一根“光亮的门楣”。
只是，在1937年的那年夏天，战势正急，国势日微，再加上广西全境闹起水灾，任谁也没有闲心去遐想下这位刚刚出生的白家五公子的前程。更不幸的是，这位白家五公子的整个童年，似乎都未能如正常孩童那般。白先勇甫一出生就始终处于漂泊中，先是跟随母亲躲避战乱，后又因父亲抗日所需。而7岁时，又因为罹患肺结核，白先勇不得不过了两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这两年里，多数时候与其作伴的仅有一保姆、一厨子。正是在这动荡孤单的童年里，白先勇的性格渐渐变得敏感而又细腻，同时在内心深处也就此留下了怎么也挥不去的孤独。
1945年，抗战结束，白先勇的病情逐渐稳定。尽管仍远离南京的大家庭，独自生活在上海，白先勇却已重新回到学校，开始慢慢的接触到外面更为广阔的世界。或者，可以说，正是繁华的老上海十里洋场，让白先勇见到了一个与之前他那封闭、孤独、清冷的空间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里，他听到了中国最华丽的古典戏剧——昆曲；在那里，他看到了那个时代上层名流的奢靡生活；也是在那里，他感受到了原来这个世界是如此生机勃勃，却又纸醉金迷。于是，这段经历，为以后白先勇的文学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成为他今后创作中十分重要的素材。
然而，内战的爆发和国民党政府的最终失败，使白先勇不得不跟随父母离开灯红酒绿的上海滩退避香港，最终及至台湾。这场山河岁月的巨大变迁，再度对白先勇的人生和思想产生了极大冲击。
1956年在建国中学毕业后，由于他梦想参与兴建三峡大坝工程，以第一志愿考取台湾省立成功大学(今“国立”成功大学)水利工程学系。翌年发现兴趣不合，转学“国立”台湾大学外国文学系，改读英国文学。也许正是因为白先勇在从萌动走向成熟的年纪里，看到了太多“残山剩水”下的悲喜人生，才最终选择了文学。在入读台大外文系一年后，白先勇的处女作《金大奶奶》在《文学杂志》正式发表，被中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盛赞为：当代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
白先勇笔下的女性
白先勇笔下的每一位女性都让人过目不忘，他笔下的城市更是让人在文字中回味往日的岁月：桂林、上海、南京、台北、芝加哥和纽约。从这些城市的位置分布不难看出，白先勇小说所覆盖的地理空间涵盖了太平洋两岸的中国和美国，而作品中的人物也处在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迁徙中。在大陆、台北、纽约， 3个时代、3个地点，白先勇笔下的女性身影随着时光流转而辗转其中。
白先勇创作的小说题材广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丰富多姿。小说篇篇结构精致，文字洗练，人物生动，观察深入，特别是在女性形象方面，白先勇塑造了金大班、玉卿嫂等诸多女性角色。然而，尽管形象众多，读者仍能从中清晰地体验到白先勇的创作路程。
他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台早期创作阶段和赴美学习后的成熟创作阶段。正因为有着这两个前后分明的创作阶段，白先勇笔下塑造出的女性也类型鲜明，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那些生活在传统社会中的女性，这类人物尽管内心怀揣了对爱情的向往，但由于受到了传统社会的扭曲和束缚，不得不和周遭环境发生强烈的冲突，这类女性多见于白先勇早期创作的作品中，玉卿嫂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故事发生的地点多在大陆的桂林、南京、上海，是20世纪中叶中国女性命运的侧影。
第二类则大多是经历了由大陆及台北的时空变幻，个人命运因此出现重大转折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的个人经历前后拥有鲜明的对比，在这种冲突对比中，读者不得不感叹于命运在时代变化中的无常，而这类女性散见于《台北人》的各篇作品中，其中尤以金大班为典型代表。也因此，在阅读白先勇笔下的那些故事，并为这些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们“殊途同归”的经历而感叹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近现代史。正如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的同学兼好友欧阳子评论，“民国成立之后的重要历史事件，我们好像都可在《台北人》中找到……”
第三类女性，则大多是在美留学的中国人，这类女性的生活背景大多是在海外，因此能直接感受到来自西方强势文化的感染和冲击，然而她们的身上仍然大多背负着诸多中国传统女性的个性，这种内外矛盾导致了她们的个人命运，大多只能在东西文化的冲撞下无奈地随波逐流，这类女性“生活”于《纽约客》的几篇小说中，《谪仙记》里的李彤即为其中一员。
这三类女性构成了白先勇作品的重要骨架，也勾勒出白先勇在创作视野上“由国族立场到世界立场”的重大转变。正是从这些女性的身上，我们强烈地体会到，无论是传统语境还是现代语境，普通人的命运始终都是白先勇最关注的主题，她们的孤独，她们的渴望，她们的抗争，通过白先勇的笔尖缓缓流出，最终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欣赏到了中国女性鲜活的一面。
大陆著名摄影师肖全1990年在成都为三毛拍摄的照片。
白先勇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
《孽子》
推荐语：诚如白先勇先生所言，在《孽子》中，主要写父子关系，而父子又扩大为：父代表中国社会的一种态度，一种价值，对待下一辈、对待同性恋子女的态度——父子间的冲突，实际是个人与社会的冲突。
《玉卿嫂》
推荐语：在白先勇所有的女性角色中，玉卿嫂是最为温柔而暴烈的，要么爱，要么死，没有第三个选择。
《金大班》
推荐语：由白先勇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改编的电视剧，主要讲述了舞国“百乐门”里绝色美女们勾心斗角的故事，围绕着绝代佳人金兆丽离奇的身世传奇，生死相许的凄美绝恋，几十年如一日的痴情守候，两代人的生死交锋，展开了一幅灯红酒绿、朱颜白发的华美人生。
刘晓庆所扮演的金大班。
白先勇和三个时代的女性
从大陆到台湾，再到纽约，白先勇笔下的女性也一变再变，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代，白先勇笔下的女性就是一段段真实历史的侧影，大陆人、台北人、纽约客，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女性，却有着同样的命运。
大陆人：
难以被满足的感情
束缚在传统价值观之中的大陆女性用不同的方式选择对抗命运，在白先勇早期涉及大陆女性的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中，金大奶奶和玉卿嫂是为典型，她们在深宅大院中为了生存和爱情或内敛或激烈地反抗，结局不一，而同样都是感情世界中的苍白孤独。
1958年的夏天，在台大外文系刚读了一年书的白先勇，带着一股“初生牛犊”的勇气给自己心仪的《文学杂志》投了稿，这就是《金大奶奶》。多年以后，白先勇在《蓦然回首》中，回忆起夏济安老师审读自己处女作时的情景，依旧记忆犹新：“我记得他那天只穿了一件汗衫，一面在翻我的稿子，一面将烟斗吸得呼呼响。那一刻，我的心直跳，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
在处女作《金大奶奶》中，白先勇塑造了一个孤独而又凄凉的女性形象。金大奶奶凭着前夫的遗产，认识了金大先生。然而，金大先生在获得金大奶奶的财富后，却开始对她施加各种凌辱，乃至于全家上下包括佣人在内，都看不起金大奶奶。最后，金大先生甚至要把自己喜欢的戏子娶回家，并意欲将金大奶奶赶出家门。处境孤独的金大奶奶，与金大先生和众人做了决绝的抗争，但结果当然只能是以惨败而告终，金大奶奶在悲愤交集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个故事，以一个小孩的眼光徐徐展开，看上去节奏舒缓，读来却字字见血。怪不得文学评论家夏济安对这篇小说给以“老辣”的评价。白先勇在小说中鲜活地塑造了一个孤独凄凉的女性角色。可以说，是那个光怪陆离的时代让执着向往爱情的金大奶奶陷入了孤独；也可以说，白先勇敏感地发现，人的感情世界很多时候就是孤独的同义词。
而另一个让读者耳熟能详的女性形象玉卿嫂，同样表达了作者对人类感情彼此间隔的遥远及由此带来的孤独感的哀叹。《玉卿嫂》中，同样是以正值少年的“我”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在小说中，玉卿嫂是一位被婆家赶出来的孤孀，为生活所迫来到“我”家里帮佣。在之后的相处中，“我”渐渐发现原来玉卿嫂偷偷地养着一个男人，名叫庆生。由于“我”对玉卿嫂有好感，也爱屋及乌地对庆生有天然的亲近感。然而，正是通过“我”，庆生偶然地认识了戏班的戏子金燕飞，两个人迅速产生了感情，并不幸被玉卿嫂发现。最后，玉卿嫂自觉无法再挽回与庆生间的感情，于是最终下定决心让自己和庆生“玉石俱焚”。
两部小说在主题表达上相似，然而书中的主人公在感情表达上所采取的手段则有云泥之别。玉卿嫂在感情的激烈程度上远胜于金大奶奶，在抗争的方式上也更加主动，因此决绝的心态也就更彻底。
玉卿嫂这种激烈的感情和决绝的态度，实则在作者描写玉卿嫂与庆生做爱的那段场景时，已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玉卿嫂的样子好怕人，一脸醉红，两个颧骨上，油亮得快发火了。额头上尽是汗水，把头发浸湿了，一缕缕的贴在上面，她的眼睛半睁着，炯炯发光，嘴巴微微张开，喃喃呐呐说些模糊不清的话。忽然间，玉卿嫂好像发了疯一样，一口咬在庆生的肩膀上来回地撕扯着，一头的长发都跳动起来了。她的手活像两只鹰爪抠在庆生青白的肩上，深深的掐了进去一样。过了一会儿，她忽然又仰起头，两只手住了庆生的头发，把庆生的头用力揿到她胸上，好像恨不得要将庆生的头塞进她心口里去似的，庆生两只细长的手臂不停地颤抖着……”玉卿嫂和庆生间的悲剧结局，似乎一早就埋伏在此地了。
从这两部早期代表作可以看到，白先勇在一踏上创作之路开始，就对女性感情交流上存在的困境给予了敏锐的关照。这与其年幼时期的成长经历有着密切关系。这种困境此后成为白先勇作品中最常表达的主题。只是随着白先勇的成长，以及接触的世界越来越大，他对困境产生的原因剖析也在不断深入，由此得以形成了更为宏大和多元的关注视角。然而，在这其中始终不变的是，在白先勇笔下的那些女人和男人，他们的感情世界始终都是那样苍白孤独。
台北人：
江山变色下的残山剩水
1949年，国民党败北退至台湾后，大陆往日的生活方式仍然留在他们身上，但时代在变。留在“前朝遗梦”中的人们发生的故事光怪陆离，白先勇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新台湾人”勉强和留恋的心态，用他笔下“永远的尹雪艳”来展现每个亲历历史，退到台湾的人心中的“残山剩水”。
1952年，白先勇从香港到达台北，与先期到达的父母团聚。直到1963年1月赴美留学，11年的时间让台北成为白先勇出生后最熟悉的城市。虽然身为将军的儿子，但来台后，白先勇没有依靠父亲去获得任何特殊待遇。由于白崇禧与当权者间始终存在着分歧，到了台湾以后备受冷遇，当时的白崇禧被认为“仅较张学良、孙立人略胜一筹”。不仅仅在政治上被边缘化，而且白崇禧的人身自由也受到当局的限制，曾经领兵百万的枭雄沦落到被特务监视的地步。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样艰难的时世下，白将军与夫人马佩璋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努力为子女营造出温暖的家庭环境。
然而，1962年底，母亲突然病发去世，这给刚刚大学毕业的白先勇在心灵上造成了巨大震动。在后来的回忆录中，白先勇如此说道，“母亲的死亡，使我心灵受到巨大无比的震撼……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死亡，而深深感到其无可抗拒的威力”。可以说，母亲的离去意味着白先勇人生中一个时代的结束，以及另一个新时代的开始。1963年1月，母亲的丧仪刚刚结束，白先勇便只身飞往美国爱荷华州。
在离开台北后，白先勇几乎是穿插式地完成了《台北人》一书。其中《永远的尹雪艳》广受好评，女主人公尹雪艳本是上海百乐门的红舞女，是老上海滩十里洋场新贵们追逐的目标。随着旧政权退出大陆，尹雪艳也跟着来到台湾，并很快在台北再次成为“旧贵新知”们趋之若鹜的对象，而尹公馆也因此成为上流社会的寻欢乐土。而尹雪艳摇曳着身姿，穿插在旧世界的人物之中，生活在新式的台北，不动声色地对比着两个时代的差异。
尹雪艳成为白先勇追忆旧日上海盛世繁华的“地标”，像那永不会褪尽繁华的上海滩，尹雪艳也是“永远的尹雪艳”，所以小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尹雪艳总也不老”。对于其他女性角色，《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金大班、《游园惊梦》中的钱夫人身上，总有一种美人迟暮的遗憾和悲伤。然而，在尹雪艳的身上，白先勇投入了自己的满腔热情，塑造出了这样一个充满魅惑的角色——“尹雪艳着实迷人。但谁也没能道出她真正迷人的地方”。
然而，这个“迷人的”、“总也不老”的尹雪艳却是标准的男人克星。从老上海滩到台北，凡是与尹雪艳关系亲密的男人，最后无不落得一个悲惨下场。而这不正像是旧政权坍台前，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里那些灯红酒绿的上流生活吗？
同尹雪艳一样，“金大班”金兆丽也是一位流落到台湾的旧上海风华绝代的舞女。但与尹雪艳不同的是，这位将从风月场上隐退的金大班，当年的那种风光显然已开始慢慢消褪。尽管表面上金兆丽仍然夹裹着“舞场大班”的威风和气场，但嫁给一个60岁老头的归宿，才真正揭示了金大班的悲凉命运。
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与法国历史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的中国日常生活》中，杭州城在遭遇蒙元入侵前所洋溢的华丽奢靡的景致，是何其的相似；这种生活与《红楼梦》中，“大厦将倾”的荣宁二府那瓷瓶般的富贵繁华，又是如此的相同。白先勇借着小说中的人物来重新书写那段“民国历史”，所以夏志清先生在《白先勇论》中认为， “《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在《台北人》这本书中，这种孤独感则来源于江山变幻的时代里，每个亲历者心中的那片“残山剩水”。
纽约客：
繁华都市中的迷离
白先勇第一次离开家乡到了台湾，笔下的女人转了个身从大陆到了台北；白先勇再一转身到了纽约，他笔下的女性也跟着到了纽约。纽约客身上不再是对故乡的留恋，而是“国族立场”和“世界主义”相遇。白先勇仍然用女性来诠释他所遇到的冲突。
因为几个哥哥姐姐都住在纽约附近，1963年，白先勇来到美国后第一个落脚的城市即为纽约。在纽约度过的两个暑假期间，白先勇一个人住在曼哈顿69街的一间公寓中，除了日常的工作学习，其余的时间就常常在曼哈顿四处游荡。
纽约的生活经历让白先勇更切实地体会到什么是国际都市。白先勇回忆起刚到纽约，自己在街上游逛的感受时说道，“纽约曼哈顿像棋盘似的街道，最有意思的是，每条街道个性分明，文化各殊，跨一条街，有时连居民的人种也变掉了，倏地由白转黑，由黄转棕。纽约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移民大都会……个人的悲欢离合，漂浮其中，如沧海一粟，翻转便被淹没了。”
于是，在那两年夏天，白先勇心中搜集下的种种画片，慢慢在笔下转成一系列“纽约故事”。1965年春，白先勇开始撰写《谪仙记》。白先勇将自己的创作开始同整个世界联接起来，著名的白先勇研究专家刘俊把白先勇的这种转变称为“从国族立场到世界主义”。而在《谪仙记》中，白先勇十分鲜明地表达了这个主题。
《谪仙记》写了四个结伴到美国读书的女孩，从风华正茂到成年结婚的故事，作者尤其着重描述了李彤的悲惨命运。在小说中，这四个女孩曾是上海一所贵族女子中学的同学， “家世都差不多的显赫”，但李彤家里最有钱，因为“父亲官做的最大”。因此，李彤也是四个女孩中心气最孤傲的，在许多美国人眼里，她简直就是“中国的皇帝公主”。但不久之后，李彤父母为躲避国内战事去了台湾，乘坐的太平轮却出了事，双双罹难。在遭遇到这样的创痛后，李彤的性格变得更加玩世不恭，尽管她在学习和工作上仍然超越常人，可是始终无法平复和医治好自己的心结，最后选择在威尼斯投水自尽。
可以说，李彤的悲剧命运正是来自于“国族立场”和“世界主义”相遇时所产生的冲突。小说一开头在叙述四个女孩在挑选国别角色时，李彤就挑选了“中国”，而且李彤的旗袍也是“红的最鲜艳”，作者在李彤身上设置了这样一个鲜明的国族立场。然而，在来到美国之后，当自身的民族特征与他族文化或世界文化之间产生差别和比较时，自身民族所特有的弱势，却不得不让李彤陷入一种失落和迷惘。在这种迷惘中，李彤不得不开始怀疑自己所拥有的国族立场的意义。而父母的遇难，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切断了李彤与自己祖国在血脉上的联系，于是李彤便好似成为一个飘荡在大都会中的无根的人，也正是这种无根的感觉，让李彤在性格上逐渐走向极端，并最终自我毁灭。
《谪仙记》里这种对于“根”的探讨，是白先勇到美国重新提笔后，小说中常常出现的主题。这种小说主人公在与“根”分离后，甚至由于各种原因“失根”以后的孤绝感，则更是白先勇想在作品中表达的感情。也因此，在《谪仙记》的题跋中，白先勇引用了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他觉得海外中国人心中常常浮出的孤独，正如同“天地之悠悠”那么深远。
在《谪仙记》之后，白先勇又创作了短篇小说《谪仙怨》，女主角叫做黄凤仪，曾是一位官宦人家的小姐，来到美国后沦落成为风尘女子，但却有一个有趣的雅号——“蒙古公主”。显然，在这部作品中，白先勇想要通过“风尘女子”和“蒙古公主”间天壤之别的地位差距，来进一步加剧主人公身上所背负的那种身份冲突。
前后不同身份间的强烈对比，在客观上是由东方文化在西方文化面前处于明显的弱势造成的，而在主观上则正是主人公在“世界主义”面前对“国族认同”的一种迷失。在充斥了物质和文化的都市里，尽管曾经有着公主一般的身份，然而为了拾回曾经的虚荣，黄凤仪却选择了投身到“金钱至上”的消费主义观念中。在《谪仙记》里，白先勇仍然更多的是在批判和反思自我的心理迷失；在《谪仙怨》里，白先勇已经开始批判和怀疑始终处于强势的西方文化了。无论是自我在东西文化冲突中迷失也好，还是西方文化中同样存在着误导和诱惑，李彤和黄凤仪最终都在美国“谪仙”了，曾经的“公主”，如今都已成为“堕落天使”，而眼前大都市的繁华却仍旧与她们无关。
从《十七岁的青春》，到《台北人》，再到《纽约客》，无论是早期的青春系列，还是“台北人”和“纽约客”系列，白先勇塑造的角色背后大多笼罩着一股浓郁的孤独感。只是这种孤独感，早期仅仅是一个令人有些忧郁的影子，后来却化成一团巨大的黑洞。人和人之间交流的困境，江山变色下的环境落差，东西文化对比下的强烈冲突，让身处桂林、上海、台北乃至于纽约的中国人心中都暗藏下一抹孤独。就这样，白先勇将他儿时曾切肤体会的孤独感，浸透到了自己的文字里，留下一个个鲜活的角色。
范冰冰所扮演的金大班。
如今白先勇已鲜有小说发表，而是将全部精力放在了昆曲推广上，自许为“昆曲义工”。
舞台作品
《牡丹亭》（白先勇的青春梦）
推荐语：白先勇圆梦之作，明代大剧作家汤显祖这部扛鼎之作《牡丹亭》是传奇中的国色天香花中之后，五十五折的剧本，架构恢宏，剧情曲折，上两次演出，只见一斑，编演一出呈现全貌精神的《牡丹亭》。
1960年，年仅23岁的白先勇与台大的同学欧阳子、陈若曦、王文兴等共同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并在此发表了《月梦》、《玉卿嫂》、《毕业》等多篇小说。
白先勇代表作
“人的感情世界很多时候就是孤独的同义词。”
——白先勇
《寂寞的十七岁》
出版年份：2010年10月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推荐语：收入白先勇早期、中期的短篇小说多篇。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认为白先勇是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五四”运动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
《台北人》
出版年份：2010年10月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推荐语：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深具复杂性短篇小说集，由14个一流的短篇小说构成，串联成一体，则效果遽然增加，小说之幅面变广，使我们看到社会之“众生相”。
《纽约客》
出版年份：2010年10月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推荐语：1963、1964那两年夏天，白先勇心中搜集了许多幅纽约风情画，这些画片又慢慢转成了一系列的“纽约故事”，但这本书一拖便是数十年，现如今又收入白先勇21世纪以来的新作品两篇，即关于同性恋题材的《Danny Boy》和《Tea for Two》，读者为等待出版这个集子恐怕头发都快等白了，目下只有6篇，也只好先行结集。
《孽子》
出版年份：2010年10月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推荐语：白先勇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孽子》，以同性恋为题材，描写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在台北的一群为家庭所弃、为社会所遗的“孽子”。白先勇题记：“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其中父子冲突的主题，亦令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