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国一一做出有条件承诺，欧元区的系统性风险终于从去年夏天开始有所降低，而此前两年，该地区的不确定性一直有增无减。但不幸的是，形势可能会逆转。
　　欧元区增长率已经变成负值，南部地区形势尤其严峻。意大利失业率约为12%；西班牙失业率在25%以上；法国各项经济指标在迅速下滑。同时，意大利大选的结果很可能使其政府失去稳定。令欧洲央行和欧元区核心国满意的强有力改革计划，将因此无以为继。让人惊讶的是，市场对此的反应相当平淡。
　　意大利是唯一在后危机时期竞争力下降趋势未扭转的欧元区高负债国家。在债务占GDP比重超过120%的情况下，意大利缺乏灵活性去实施财政刺激政策。即将卸任的总理马里奥·蒙蒂所领导的政府完成了主要的养老金改革，削减了公共支出，提高了税收。
　　对意大利政府进行系统性改革，也许是就财政健康与经济增长路径达成共识的先决条件，但当前并不是最好时机。无论如何，真正的问题与分配相关，而这反映了政策工具的匮乏，危机的重负只好主要由失业者和年轻人来承受。考虑到意大利竞争力不佳，货币贬值不能长期替代提升生产力的改革，但它至少将在三方面有所裨益。
　　首先，贬值能更加平均地分配再平衡的成本，使得为深层次改革清除责任分担障碍变得更容易。
　　其次，浮动汇率意味着贬值是一个自动调节机制，所以其出现并未伴随清晰的责任分担选择，也不会引发政治僵局。
　　最后，需求疲软制约了意大利的中短期增长，这意味着除非政府支出能弥补需求不足，否则该经济体庞大的非贸易部门将无力驱动经济增长并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但意大利政府和美国等其他财力有限的国家一样，正在削减有效需求。
　　由于全球有些经济体仍在增长，所以内需下降的冲击不一定会完全限制几乎占意大利经济三分之一的贸易部门——如果其竞争力迅速恢复，经济就会实现增长并创造就业机会。但显然在欧元区背景下，这不可能实现。
　　对此的替代方案就是，让各个收入阶层都分享缓慢的工资和收入增长，同时实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措施。这是德国十年前成功改革计划的配方，该计划包括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改革，恢复了贸易部门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同时提高了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长期来说，这种方法确实有效，但德国改革时，全球经济状况要比目前好得多。
　　一些观察家主张，提高欧元区的稳定通胀目标，以促进有需要的国家采取“相对紧缩”过程，并进一步推进利率“零底线”，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潜在影响力。但通胀也有其自身不利于分配和效率的负面效应。很难看出这会有好结果。替代方案似乎是增长和就业漫长而艰难的恢复过程，或者是对欧元这一共同货币的热情下降。
　　此外，主要教训与设计缺陷有关。在大多数情况下，欧元区各国政府自行决定在基础设施、教育、研究和科技等方面的投资水平。它们的劳动力市场、社会福利和竞争政策各不相同，但都影响着经济增长、收入和就业的轨迹。
　　所以，即便欧元区的结构被修正到实现财政秩序和平衡的理想水平，在其目前高度分散的结构下，各国将继续在其他方面产生分歧，各国政策分歧却期望得出一致结果是不现实的。调整机制是必需的，但外部贬值和通胀又无法实施，而劳动力的流动性也算不上良好。人们可以认为共同货币将“迫使”政策最终趋同，但实际上最先出现的情况可能是人们不再支持欧元，尤其鉴于调整机制十分有限。
　　没有人怀疑欧洲官方长期致力于一体化的决心，而巨大的制度设计挑战，就在于找到强制性政策趋同的合适水平，在经济层面有效，在政治上可以接受。
　　作者为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