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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罡,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副秘书长,曾多次到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利比亚等中东国家访问研究,熟悉中东事务,多次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其研究方向:中东国际关系、中东民族与宗教、中国中东关系、大国中东政策。其主要著作有:《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中东和谈史:1913-1995》、《萨达姆·侯赛因:注定要震惊世界的人》。译著有:《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非洲当代领袖》等。
记者:六十多年来,中东地区总是世人关注的焦点,战争与和平一再吸引了世人的目光。请殷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下中东地区矛盾、冲突产生的历史渊源。
殷罡:中东,是一个西方的概念,它在西方的东边,所以叫中东,正如西方人把中国、朝鲜叫远东。中东地区大体上是指环地中海地区、地中海的东岸。地中海一带是古代文明交会的区域。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文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都在这一地区发源。古代文明通过海路、陆路在这一带交会。所以,文明、文化、矛盾集中在这里,产生在这里。这些矛盾总离不开宗教冲突。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它同时是三个宗教的圣城。所罗门在锡安山上修建了古犹太教圣殿,后来在圣殿废墟上建造的“哭墙”,是当今犹太教最重要的崇拜物。基督教在这里产生,耶稣的墓地在这里。创造伊斯兰教的穆罕穆德跟这座古城也大有渊源,伊斯兰教中有名的“夜行和登宵”,是穆斯林的重要教义之一,传说就发生在耶路撒冷。正是由于耶路撒冷是三大宗教圣地,为了争夺圣地,自古以来,在这里不知发生过多少次残酷的征战。
进入20世纪,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说过一句话:“谁掌握了石油,谁就赢得了战争。”而中东的海湾地区正是世界的大油库,这里最早发现了大油田。所以,对于现代工业血液的争夺、土地的争夺、民族宗教权利的争夺,使得20世纪中东地区冲突迭起。
中东问题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如果先入为主、以论代史,抱着政治正确性的观念去看待中东,永远也看不明白。
记者:在错综复杂的中东矛盾中,巴以冲突似乎是问题的核心,是关键矛盾的主要方面,请问您怎么看?
殷罡:对此我不敢简单地表示赞同。过去我们常说,巴以冲突是中东问题的核心,那是冷战时期。冷战时期,美国支持以色列,同时拉拢海湾君主国家,苏联支持叙利亚、埃及,在这个地方搞军事对峙。冷战时期,中东多次成为“热战”的战场。斗争双方争夺的核心之一,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问题。所以说,巴以冲突那时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但是,现阶段不是了。从1979年在美国的主持下,以色列与埃及的和平谈判成功后,苏联在这个地区失去了影响。一般来讲,冷战结束是以苏联解体、东欧易帜为标志的。实际上,在中东地区,冷战在1979年就结束了。美国在1979年以“埃以和平”为标志,把苏联势力挤出了中东。从此之后,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在国家层面上,放弃了与以色列的战争。
1979年中东冷战结束之后,发生了伊朗伊斯兰革命。伊朗伊斯兰革命使得美国在海湾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堡垒——巴列维王朝控制的伊朗。这个堡垒可以抵御北部俄国人的南下,这个堡垒可以遏制萨达姆在海湾地区的野心。所以,1979年在中东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
记者:为什么说1979年是中东的一个标志性年份?
殷罡:因为1979年中东地区冷战结束,新的矛盾产生。伊朗伊斯兰革命使这个地区的格局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阿以冲突的双方,都惧怕这一革命。以色列惧怕这一革命,巴列维王朝的时候,伊朗曾经是以色列的朋友,是以色列唯一的石油进口来源,伊斯兰革命使得伊朗这个朋友变成了非常强硬的敌人。伊朗伊斯兰革命是政教合一的什叶派的革命,于是给政教分离的逊尼派的阿拉伯国家带来巨大的压力。也正因为如此,在两伊战争爆发后,在整体上(除了叙利亚外),所有阿拉伯国家都站在萨达姆一边,给萨达姆出钱、出武器,让萨达姆跟伊朗政教合一的体制决战。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东地区的冲突是什么呢?是阿拉伯人与波斯人的冲突,是伊朗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冲突,是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冲突。在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大体上是站在萨达姆一边的。因为,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口号是“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并且把美国称为“大魔鬼”,伊朗伊斯兰革命是反西方的革命。
记者:20世纪90年代后,中东地区的矛盾又怎样演变的呢?
殷罡:两伊战争结束后,由于阿拉伯国家的目光短浅(尤其是两伊战争中帮助萨达姆的科威特、沙特),惹恼了萨达姆,使得萨达姆在穷困潦倒的情况下,在要偿付1000亿美元外债的压力下,发动了并吞科威特的战争。事后我们来看这场战争,应该能够避免。海湾国家完全可以用金钱买到萨达姆的耐心,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萨达姆可以用军事压力来取代战争的作用,他也没有这么做。而美国抓住这个机会,在伊拉克占领科威特的第二天,美国的先遣部队出发了,摆出了一副要用武力教训萨达姆的姿态,而萨达姆的这种作为,恰恰激起了全世界的愤怒与不安,就有了解放科威特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在联合国授权之下进行的,是一场合法的战争。这场战争过后,萨达姆政权受到了根本上的压制。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东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解放科威特的战争结束之后,中东地区的局势又发生了进一步的演变。这就是1991年11月的马德里和会。马德里和会是一个标志,标志着阿拉伯国家整体上同以色列开始了和解。緊接着在1993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达成了《奥斯陆协议》。《奥斯陆协议》也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阿以冲突中的非常关键的两个当事人,即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巴解组织开始和解。《奥斯陆协议》的执行过程中,遇到了巴勒斯坦激进势力——哈马斯的顽强的抵抗。而在海湾地区萨达姆接受制裁,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实现和解的同时,伊朗开始了战后恢复建设。
记者:伊朗重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伊朗重建正在、将要改变中东格局?
殷罡:伊朗战后恢复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恢复巴列维时期的核工业。应该谈到,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伊朗和伊拉克这一对宿敌分别开始发展核技术,双方在1970年代展开了激烈的核竞赛,都开始建造核电站。根据当年的判断,如果没有两伊战争和以色列的轰炸,伊拉克可能在1984年就爆炸第一枚“阿拉伯炸弹”了。而如果没有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就打不起来,伊朗的“波斯炸弹”兴许早已问世。伊朗和伊拉克很可能像后来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那样,核炸弹对核炸弹,谁也不敢打谁,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之间就有了和平,国际社会也拿它们没办法。
到1993年的时候,伊朗在中东地区的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在与阿拉伯国家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因为这时,其宿敌萨达姆受到了根本上的遏制,萨达姆的核计划不可能恢复了,而伊朗在战后调整了政策,缓和同各方面的关系,开始雄心勃勃地兴建它的核工业。
在重建的过程中,伊朗先后同德国、中国和俄罗斯接触,提出重建核工业的愿望。德国没有接受。1993年中国同伊朗签署了共建核电站计划,但是后来放弃了。最终是俄罗斯担当了帮助伊朗重建核工业的外部责任。
整个20世纪90年代,我们看到巴以和平进程启动但是进展不顺利,萨达姆受到了制裁但是不屈服,伊朗在悄悄重建自己的国家,在加快建设自己的核工业。于是,中东格局又在酝酿一场新的变化。这个变化在2003年到来了。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战争和此前的阿富汗战争,给伊朗消灭了两个劲敌——萨达姆政权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我们都知道萨达姆政权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是伊朗的死敌,伊朗曾经屯兵十万准备进攻阿富汗。这种局面的出现,人们常常戏说美国打这两场战争是为了伊朗打的。的确,伊朗是这两场战争的直接获益者。
我们现在再谈论中东问题的时候,就发现中东问题的核心不再是什么阿以问题、巴以问题,而是伊朗国家地位问题。伊朗的国家地位有两层含义,一是伊朗这个政教合一的什叶派的国家能不能被阿拉伯国家所接受,能不能被美国所接受。一是伊朗明显朝着核武装的方向发展。关于今后中东问题的走向,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判断:伊朗核问题能否和平解决,这是中东问题的关键。
记者:关于伊朗的国家地位问题,您的观察、判断是什么?
殷罡:我个人认为,美国和伊朗难以实现持久的政治解决。
伊朗的要求是什么?伊朗要求美国承认它的体制,要求美国承认它有核威慑能力。承认体制是有可能的。承认伊朗无限制地发展核技术而最终实现核威慑能力,这一点,美国是决不会答应的。而这一点,恰恰是伊朗的“撒手锏”。
从2006年以来,安理会一连通过了四个针对伊朗的制裁协议,每一个制裁协议,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是一致通过的,对伊朗的制裁这根弦绷得越来越紧。尽管对伊朗制裁构成对俄罗斯、中国、德国等国家的经济利益的伤害或是潜在的伤害,但是,世界上所有的大国在维护核不扩散体系这个底线上,是空前一致的。中国政府、胡锦涛主席多次表示过,在伊朗核问题上,寻求政治解决,反对诉诸武力,反对动不动就制裁。但是,核不扩散的底线不能被打破。
伊朗核问题的解决,球在谁的一边呢?我们常说美国对伊朗的政策,美国再怎么调整,也不会放任伊朗核技术不受监督地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我认为球在伊朗这一边——发展核技术问题是不是要做实质性的退缩。如果不做退缩的话,美国与伊朗之间必然有一场恶战。对伊朗来讲,如果放弃发展核武器,仅仅是发展核电站,它在经济上是不划算的,它的大国地位就得不到保证,它在中东地区就不会成为邻国惧怕的、敬畏的强国。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
在伊朗发展核武器问题上,表现最焦虑的是以色列。以色列情报部门最近说,伊朗离制造一枚核弹可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这个评估跟美国、跟其他西方国家的评估有差距。难道以色列真的是最惧怕伊朗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吗?实际上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根本不是一个核目标。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是混居的,尽管以色列是一个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国家,但是,犹太人在这个国家的人口还不到80%。还有一点,以色列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了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的国家,以色列的潜艇有发射核导弹的能力,也就是说有核反击的能力。伊朗根本不可能用核武器袭击以色列,因为那将意味着一场很凶猛的核报复。谁最怕伊朗的核武器?是阿拉伯国家。美国、欧洲都不怕,因为它们都有导弹防御体系,但是阿拉伯国家没有。如果波斯人的什叶派的伊朗拥有核武器的话,那么在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只能俯首称臣。千万不要忘了,阿拉伯人与波斯人的矛盾冲突,也就是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冲突,已经持续了1200多年,这是中东地区延续至今最久的矛盾之一。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美国实现了与伊朗的和解,承认伊朗的体制和它无限发展核技术的话,阿拉伯国家能答应吗?美国得到伊朗这个朋友,但是它将失去20多个阿拉伯国家朋友。所以,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绝对不可能退缩。更不要说还有核不扩散体系,更不要说大国在这方面都是一致的。
记者:本刊的读者对象主要是领导干部,请您给他们介绍一下中国的中东问题立场。
殷罡:过去六十多年的时间里,随着中东局势的演变、中国国家利益的演变,中国对中东的立场、表述也是变化的。1948年,巴勒斯坦分治、第一次阿以战争的时候,由于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由于苏联反对受到英国控制的阿拉伯君主国家,所以在中国解放区的报纸上,我们是支持以色列的。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特别是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达到了兴旺阶段,埃及法鲁克王朝被推翻后,中国采取了反对以色列和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在那个时候,中国在中东地区并没有实质性的利益,几乎没有经济往来。中国对阿拉伯民族解放運动的支持,在阿以冲突中站在阿拉伯一边,多多少少,有些冷战的色彩,同苏联、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起。冷战时期中国在中东地区发挥的最大作用,是对阿拉法特领导的法塔赫组织——不受阿拉伯国家操控的独立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支持。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奥斯陆协议》启动之后,中国采取一种坚定支持巴以政治和解的立场。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对能源需求的迅猛增加,中国开始从中东进口石油。于是,中国在中东就有了切实的能源利益。正是有了这种能源利益,中国才坚定地、真诚地希望这个地区稳定,不希望这个地区爆发新的战乱。
记者:六十多年来,中东地区总是世人关注的焦点,战争与和平一再吸引了世人的目光。请殷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下中东地区矛盾、冲突产生的历史渊源。
殷罡:中东,是一个西方的概念,它在西方的东边,所以叫中东,正如西方人把中国、朝鲜叫远东。中东地区大体上是指环地中海地区、地中海的东岸。地中海一带是古代文明交会的区域。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文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都在这一地区发源。古代文明通过海路、陆路在这一带交会。所以,文明、文化、矛盾集中在这里,产生在这里。这些矛盾总离不开宗教冲突。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它同时是三个宗教的圣城。所罗门在锡安山上修建了古犹太教圣殿,后来在圣殿废墟上建造的“哭墙”,是当今犹太教最重要的崇拜物。基督教在这里产生,耶稣的墓地在这里。创造伊斯兰教的穆罕穆德跟这座古城也大有渊源,伊斯兰教中有名的“夜行和登宵”,是穆斯林的重要教义之一,传说就发生在耶路撒冷。正是由于耶路撒冷是三大宗教圣地,为了争夺圣地,自古以来,在这里不知发生过多少次残酷的征战。
进入20世纪,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说过一句话:“谁掌握了石油,谁就赢得了战争。”而中东的海湾地区正是世界的大油库,这里最早发现了大油田。所以,对于现代工业血液的争夺、土地的争夺、民族宗教权利的争夺,使得20世纪中东地区冲突迭起。
中东问题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如果先入为主、以论代史,抱着政治正确性的观念去看待中东,永远也看不明白。
记者:在错综复杂的中东矛盾中,巴以冲突似乎是问题的核心,是关键矛盾的主要方面,请问您怎么看?
殷罡:对此我不敢简单地表示赞同。过去我们常说,巴以冲突是中东问题的核心,那是冷战时期。冷战时期,美国支持以色列,同时拉拢海湾君主国家,苏联支持叙利亚、埃及,在这个地方搞军事对峙。冷战时期,中东多次成为“热战”的战场。斗争双方争夺的核心之一,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问题。所以说,巴以冲突那时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但是,现阶段不是了。从1979年在美国的主持下,以色列与埃及的和平谈判成功后,苏联在这个地区失去了影响。一般来讲,冷战结束是以苏联解体、东欧易帜为标志的。实际上,在中东地区,冷战在1979年就结束了。美国在1979年以“埃以和平”为标志,把苏联势力挤出了中东。从此之后,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在国家层面上,放弃了与以色列的战争。
1979年中东冷战结束之后,发生了伊朗伊斯兰革命。伊朗伊斯兰革命使得美国在海湾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堡垒——巴列维王朝控制的伊朗。这个堡垒可以抵御北部俄国人的南下,这个堡垒可以遏制萨达姆在海湾地区的野心。所以,1979年在中东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
记者:为什么说1979年是中东的一个标志性年份?
殷罡:因为1979年中东地区冷战结束,新的矛盾产生。伊朗伊斯兰革命使这个地区的格局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阿以冲突的双方,都惧怕这一革命。以色列惧怕这一革命,巴列维王朝的时候,伊朗曾经是以色列的朋友,是以色列唯一的石油进口来源,伊斯兰革命使得伊朗这个朋友变成了非常强硬的敌人。伊朗伊斯兰革命是政教合一的什叶派的革命,于是给政教分离的逊尼派的阿拉伯国家带来巨大的压力。也正因为如此,在两伊战争爆发后,在整体上(除了叙利亚外),所有阿拉伯国家都站在萨达姆一边,给萨达姆出钱、出武器,让萨达姆跟伊朗政教合一的体制决战。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东地区的冲突是什么呢?是阿拉伯人与波斯人的冲突,是伊朗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冲突,是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冲突。在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大体上是站在萨达姆一边的。因为,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口号是“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并且把美国称为“大魔鬼”,伊朗伊斯兰革命是反西方的革命。
记者:20世纪90年代后,中东地区的矛盾又怎样演变的呢?
殷罡:两伊战争结束后,由于阿拉伯国家的目光短浅(尤其是两伊战争中帮助萨达姆的科威特、沙特),惹恼了萨达姆,使得萨达姆在穷困潦倒的情况下,在要偿付1000亿美元外债的压力下,发动了并吞科威特的战争。事后我们来看这场战争,应该能够避免。海湾国家完全可以用金钱买到萨达姆的耐心,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萨达姆可以用军事压力来取代战争的作用,他也没有这么做。而美国抓住这个机会,在伊拉克占领科威特的第二天,美国的先遣部队出发了,摆出了一副要用武力教训萨达姆的姿态,而萨达姆的这种作为,恰恰激起了全世界的愤怒与不安,就有了解放科威特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在联合国授权之下进行的,是一场合法的战争。这场战争过后,萨达姆政权受到了根本上的压制。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东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解放科威特的战争结束之后,中东地区的局势又发生了进一步的演变。这就是1991年11月的马德里和会。马德里和会是一个标志,标志着阿拉伯国家整体上同以色列开始了和解。緊接着在1993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达成了《奥斯陆协议》。《奥斯陆协议》也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阿以冲突中的非常关键的两个当事人,即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巴解组织开始和解。《奥斯陆协议》的执行过程中,遇到了巴勒斯坦激进势力——哈马斯的顽强的抵抗。而在海湾地区萨达姆接受制裁,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实现和解的同时,伊朗开始了战后恢复建设。
记者:伊朗重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伊朗重建正在、将要改变中东格局?
殷罡:伊朗战后恢复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恢复巴列维时期的核工业。应该谈到,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伊朗和伊拉克这一对宿敌分别开始发展核技术,双方在1970年代展开了激烈的核竞赛,都开始建造核电站。根据当年的判断,如果没有两伊战争和以色列的轰炸,伊拉克可能在1984年就爆炸第一枚“阿拉伯炸弹”了。而如果没有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就打不起来,伊朗的“波斯炸弹”兴许早已问世。伊朗和伊拉克很可能像后来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那样,核炸弹对核炸弹,谁也不敢打谁,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之间就有了和平,国际社会也拿它们没办法。
到1993年的时候,伊朗在中东地区的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在与阿拉伯国家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因为这时,其宿敌萨达姆受到了根本上的遏制,萨达姆的核计划不可能恢复了,而伊朗在战后调整了政策,缓和同各方面的关系,开始雄心勃勃地兴建它的核工业。
在重建的过程中,伊朗先后同德国、中国和俄罗斯接触,提出重建核工业的愿望。德国没有接受。1993年中国同伊朗签署了共建核电站计划,但是后来放弃了。最终是俄罗斯担当了帮助伊朗重建核工业的外部责任。
整个20世纪90年代,我们看到巴以和平进程启动但是进展不顺利,萨达姆受到了制裁但是不屈服,伊朗在悄悄重建自己的国家,在加快建设自己的核工业。于是,中东格局又在酝酿一场新的变化。这个变化在2003年到来了。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战争和此前的阿富汗战争,给伊朗消灭了两个劲敌——萨达姆政权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我们都知道萨达姆政权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是伊朗的死敌,伊朗曾经屯兵十万准备进攻阿富汗。这种局面的出现,人们常常戏说美国打这两场战争是为了伊朗打的。的确,伊朗是这两场战争的直接获益者。
我们现在再谈论中东问题的时候,就发现中东问题的核心不再是什么阿以问题、巴以问题,而是伊朗国家地位问题。伊朗的国家地位有两层含义,一是伊朗这个政教合一的什叶派的国家能不能被阿拉伯国家所接受,能不能被美国所接受。一是伊朗明显朝着核武装的方向发展。关于今后中东问题的走向,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判断:伊朗核问题能否和平解决,这是中东问题的关键。
记者:关于伊朗的国家地位问题,您的观察、判断是什么?
殷罡:我个人认为,美国和伊朗难以实现持久的政治解决。
伊朗的要求是什么?伊朗要求美国承认它的体制,要求美国承认它有核威慑能力。承认体制是有可能的。承认伊朗无限制地发展核技术而最终实现核威慑能力,这一点,美国是决不会答应的。而这一点,恰恰是伊朗的“撒手锏”。
从2006年以来,安理会一连通过了四个针对伊朗的制裁协议,每一个制裁协议,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是一致通过的,对伊朗的制裁这根弦绷得越来越紧。尽管对伊朗制裁构成对俄罗斯、中国、德国等国家的经济利益的伤害或是潜在的伤害,但是,世界上所有的大国在维护核不扩散体系这个底线上,是空前一致的。中国政府、胡锦涛主席多次表示过,在伊朗核问题上,寻求政治解决,反对诉诸武力,反对动不动就制裁。但是,核不扩散的底线不能被打破。
伊朗核问题的解决,球在谁的一边呢?我们常说美国对伊朗的政策,美国再怎么调整,也不会放任伊朗核技术不受监督地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我认为球在伊朗这一边——发展核技术问题是不是要做实质性的退缩。如果不做退缩的话,美国与伊朗之间必然有一场恶战。对伊朗来讲,如果放弃发展核武器,仅仅是发展核电站,它在经济上是不划算的,它的大国地位就得不到保证,它在中东地区就不会成为邻国惧怕的、敬畏的强国。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
在伊朗发展核武器问题上,表现最焦虑的是以色列。以色列情报部门最近说,伊朗离制造一枚核弹可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这个评估跟美国、跟其他西方国家的评估有差距。难道以色列真的是最惧怕伊朗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吗?实际上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根本不是一个核目标。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是混居的,尽管以色列是一个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国家,但是,犹太人在这个国家的人口还不到80%。还有一点,以色列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了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的国家,以色列的潜艇有发射核导弹的能力,也就是说有核反击的能力。伊朗根本不可能用核武器袭击以色列,因为那将意味着一场很凶猛的核报复。谁最怕伊朗的核武器?是阿拉伯国家。美国、欧洲都不怕,因为它们都有导弹防御体系,但是阿拉伯国家没有。如果波斯人的什叶派的伊朗拥有核武器的话,那么在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只能俯首称臣。千万不要忘了,阿拉伯人与波斯人的矛盾冲突,也就是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冲突,已经持续了1200多年,这是中东地区延续至今最久的矛盾之一。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美国实现了与伊朗的和解,承认伊朗的体制和它无限发展核技术的话,阿拉伯国家能答应吗?美国得到伊朗这个朋友,但是它将失去20多个阿拉伯国家朋友。所以,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绝对不可能退缩。更不要说还有核不扩散体系,更不要说大国在这方面都是一致的。
记者:本刊的读者对象主要是领导干部,请您给他们介绍一下中国的中东问题立场。
殷罡:过去六十多年的时间里,随着中东局势的演变、中国国家利益的演变,中国对中东的立场、表述也是变化的。1948年,巴勒斯坦分治、第一次阿以战争的时候,由于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由于苏联反对受到英国控制的阿拉伯君主国家,所以在中国解放区的报纸上,我们是支持以色列的。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特别是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达到了兴旺阶段,埃及法鲁克王朝被推翻后,中国采取了反对以色列和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在那个时候,中国在中东地区并没有实质性的利益,几乎没有经济往来。中国对阿拉伯民族解放運动的支持,在阿以冲突中站在阿拉伯一边,多多少少,有些冷战的色彩,同苏联、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起。冷战时期中国在中东地区发挥的最大作用,是对阿拉法特领导的法塔赫组织——不受阿拉伯国家操控的独立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支持。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奥斯陆协议》启动之后,中国采取一种坚定支持巴以政治和解的立场。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对能源需求的迅猛增加,中国开始从中东进口石油。于是,中国在中东就有了切实的能源利益。正是有了这种能源利益,中国才坚定地、真诚地希望这个地区稳定,不希望这个地区爆发新的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