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问题，现在不大提了。过去，出身不好被称之为“成分高”。“成分高”，考大學、提干都会受影响。时下是“学历高”比“成分高”要紧的年代，但有一个社会现象值得注意：在一批贪官落马后的忏悔词中，仍喜欢用“农民的儿子”这个词。
　　新近热播的反腐题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就有这么一幕：被证实为“小官巨贪”的赵德汉蹲在地上痛哭忏悔，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以致走上了贪腐之路。这时，陆毅扮演的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侯亮平一番怒斥，让人感觉非常痛快：“你大把大把捞黑钱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回顾一下，比较早使用“农民的儿子”一词的贪官，是2000年3月8日被依法执行死刑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他说：“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培养了我，由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一名副省级干部，是多么不容易啊！”自从胡长清发明了这个辩护词以后，沿用者络绎不绝。许多老虎摇身一变，都变成了“农民的儿子”。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说：“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虔诚地读忏悔书说：“我是农民的儿子，组织上为了培养我，送我上大学、将我下派到县里挂职锻炼，倾注了很大的心血……”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的自叙细节更丰富：“我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我七岁就参加了家中的农务劳动，拾柴、捡粪、放牛、放羊、打短工，随父下地种田，受苦挨累，一年到头饥寒交迫，苦不堪言……”2014年，曾有媒体梳理发现，在当时已曝光的五十三名官员的忏悔录中，有十四人以“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
　　这些贪官本来的确是“农民的儿子”，这也被用作其辩护自己“本性不坏”的理由。但从“农民的儿子”蜕变为“人民的罪人”，正好从一个侧面说明：出身论和血统论一样是靠不住的。出身贫寒不是一张“光荣证”，更不是一个政治保险箱，对腐败也不会产生天然的免疫力。
　　事实上，许多贪官在伸手时，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而分外爱惜羽毛，现在进了监狱，才想起了自己曾是“农民的儿子”，想想得到的一切都失去了，于是不禁痛哭失声，但为时已晚。还有一些官员，因为幼年时代受过苦、挨过饿，当了官后便“报复性敛财”，希望将自己以前的损失全部补回来，结果深陷泥沼，这更是咎由自取。说到底，为官者无论“出身”高下，都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自律、慎独。不然，待到身陷囹圄时再回忆从前的“苦日子”，进而因自己的失足而“痛悔不已”，即便是发自内心、真诚的悔悟，恐怕也为时已晚，不免徒劳了。
　　【原载《解放日报》】
　　插图 / 这时才想起“农民的儿子”？ /张贤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