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朋友中，来自南方的朋友不多，徐刚算一个。记得认识他是因为一次约稿，那时我刚工作不久，在某杂志社做编辑，本来约张颐武老师写职场小说的题目，结果他带着两个学生做了一组专题讨论，其中就有还在读博士的徐刚。后来，我经常从熟悉的电影和文学杂志上看到徐刚的名字，他非常娴熟地使用文化研究式的批评方法解读当代文学和当下的影视作品，游刃有余地阐释这些作品的文化症候，这使得他未毕业就已经开始从事相对专业的学术研究工作。后来，徐刚成为我的同事。
　　入职后，徐刚被安排到单位的行政岗位“锻炼”，成为朝九晚五的上班族。这种生活方式或许是他之前没有意料到的，但这并没有消磨他的研究兴趣，依然利用业余时间继续学术写作。很快就出版了两本专著，一本是他的博士论文，在台湾出版的《想像城市的方法——大陆“十七年文学”的城市表述》，第二本是收入“‘80后’批评家文丛”的《后革命时代的焦虑》。后来，经过一番波折，徐刚终于逃离了“坐班”的生活，顺利调到文学研究的核心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还被中国现代文学馆聘为第三批客座研究员，这为他提供了更大的学术舞台。徐刚是一个聪明、有办法的人，这种“高超”的生存技能，与他本科、硕士和博士所完成的逆袭之旅不无关系，这也充分说明他确实比同辈人有更多的人生历练，所以才有百炼成“刚”的坚毅和柔韧。
　　近两三年，续“70后”“80后”文学作家之后，文学批评界又浮现出一批以“80后”命名的青年批评家，这些年轻人大多是毕业于知名高等院校的文学博士，师从文学界的名师大腕，大多留在知名高校任教，可谓精英中的幸运儿。他们不仅熟悉现代西方文艺批评话语，而且关注早已沉寂的当下文学创作，尤其侧重于对作为同龄人的“70后”“80后”作家的研究，这种同辈人之间的碰撞或与时代的同命相连也许能激发出不一样的文学经验和时代感受。徐刚就是这批“80后”文学批评家群体中的杰出代表，他以对当下文学和影视现象的敏锐感知和深入分析，成为时代和文化病症的诊断者。在我看来，他的批评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带有阐释的味道，这与接受文化理论、文化研究的批评方法有关；二是有历史的维度，这与他博士论文对“十七年”文学的专题研究有关。这就是我理解徐刚文艺批评的两个角度。
　　一、阐释式批评
　　从批评家到阐释者的角色转换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变化的结果。1980年代的文艺批评家像毛泽东时代的党的文艺工作者一样继续发挥着时代号角的职能，不管是创作者、读者，还是批评家，都不会只把文学当作文学，文学依然延续五四新文学的传统，承担着198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形塑。只是1950到1970年代，文学是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战场，1980年代，文学又成为人性、人道主义的翅膀。现在的人们，经常把1980年代作为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这不仅在于批评家有可能“一朝成名天下知”，更重要的是批评具有言说社会、指点江山的功能。
　　1980年代的批评家们在“告别革命”的共识中锯断他们脚下的树枝之后，1990年代的市场化和商品化大潮使得从五四到1980年代所积聚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政治能量迅速灰飞烟灭。批评也分化为媒体批评、学院批评和主流（体制内）批评三种不同的话语方式，分别对应着1980年代以来影响社会场域的三重力量，市场、知识和体制（国家）。如果说1980年代的文艺批评家以知识、意识形态的名义影响市场和国家的走向，那么1990年代在新的时代格局下知识、批评再次恢复到它的本来面目，是一种学术生产和学院生活的职业，具有特殊的技能和技术指标。批评家不再评判作品的好与坏、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而是阐释文艺作品的文化、审美或意识形态价值。这就是包括我和徐刚在内的1980后们，1990年代末期走进高校中文系时所面临的基本现实和知识状态。
　　对我们来说，中文系不是从事文学创作、文学赏析的风月之地，而是学习、掌握高深晦涩的文艺理论话语的象牙之塔。这种阐释性的文学批评有两个特点，第一是这种批评所使用的语言高度理论化，批评是一种理论阐释。当然，这里的“理论”不再是经典的马列理论，而是1980年代从西方传过来的20世纪西方哲学、文化理论（如精神分析、文化研究等），这些理论的洞见在于像手电筒一样，能够打开文本的特殊文理。第二，这种批评与创作基本上没有关系，“作者已经死亡”是这些批评理论的前提，因此理论批评本身也是一种创作，与作者具有相同的位置。第三，这种阐释式的批评基本上丧失了公共性，只在学术刊物或专业研究领域流通。
　　在《后革命时代的焦虑》一书的后半部分，收录了徐刚近些年写的几篇“作家作品阐释”，既有对知名作家如马原、格非、刘震云等最新作品的文化解读，也有对青年作家阿乙、孙频的评论，还有两篇他参与选编的新世纪科幻文学和城市文学的导读。徐刚擅长在拆解文学叙述的过程中发现其中的“现实性”与“政治性”，把小说当作一种理解当下中国文化、社会发展的特殊媒介，从这些去政治化的文学写作中发现政治运作的痕迹。不过，相对这些当下的文学批评，我更喜欢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就是徐刚对“十七年”城市文学的阐释。之所以会有这种印象，不只是徐刚对“十七年”文学研究和当下文学批评的用力不均，更重要的是，这样两个时代的文学具有截然不同的功能。尽管1980年代以来最粗暴的一种判断就是把包括十七年文学在内的革命文艺指责为一种缺乏文学性的“政治写作”，但恰好通过徐刚的解读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些所谓的“政治写作”本身拥有充裕的丰富性、时代感和文学张力。
　　二、革命成功之后的焦虑
　　徐刚把自己对“十七年文学”尤其是城市题材文学的解读命名为一种“后革命时代的焦虑”。在这里，“后革命时代”并非通常所指的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的“告别革命”的时代，而是1949年革命成功之后的时代。徐刚引用美国文化理论家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的说法，任何一场革命都面临着“革命第二天”的困境，也就是说在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之后，新的秩序总面临着回到革命之前的危险。尤其是对于人类历史上宣告产生一个新时代、新纪元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说，对资本主义秩序的复辟或借尸还魂的焦虑感更加深刻和切实。1950年代中前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如何巩固社会主义江山、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接班人）就成为核心的问题，直到1960年代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及发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都与维系社会主义秩序的纯洁性和合法性有关。 　　对于中国，尤其是毛泽东主义来说，文化、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是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大问题，而生产关系又是比生产力更能决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环节，因此，文学、电影等文化领域成为1950到1970年代革命斗争的主战场。徐刚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选择了一个有趣的角度，就是“社会主义城市”，这种研究对象的选择本身是对1990年代以来城市研究以及与城市相关的现代性研究的一次反驳。借助现代性、文化研究等新方法以及海外汉学的示范效应，城市成为文学研究的关键词，与之相关的是对晚清和上海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更突显晚清作为被压抑的多元现代性以及民国时期的上海所具有的“摩登”现代性的一面。从这些研究中，20世纪的革命文艺成为新的被压抑的历史，或者1930年代的左翼文化成为都市现代性的一部分。
　　与这种新的“重写历史”不同，1990年代随着新左派的浮现，一批偏左翼的知识分子从“反现代的现代性”的角度重新解读毛泽东时代的文化与政治，这不仅是对1980年代把革命及革命实践指认为一种反现代的封建遗毒的反思，而且重新打开了认识20世纪革命历史及左翼文化的新视角。在此思潮影响下，十七年时期的文学研究一度在新世纪之交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话题，尤其是上海大学蔡翔先生的专著《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重新复活了讨论社会主义文学的概念和基本框架，比如“劳动”“技术”“动员”等，呈现了社会主义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为人们重新阅读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提供了切入口。在这个意义上，徐刚的十七年城市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沿着这种最新的学术路径展开。
　　在我看来，徐刚通过对经典的十七年文学作品的解读，充分展示了“十七年”或社会主义时代内部的张力。这种张力体现在城市、现代、工业的两面性，一方面，社会主义理想建立在对高度发达的现代化景观的诉求之上，于是，生产、现代化、工业化以及代表现代和工业价值观的城市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另一方面，城市、现代、工业又先在地携带着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血污，是社会主义革命需要克服和消灭的腐朽堕落的表征，也就是说带有魔力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既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欲望，又是一种需要被压抑、被批判的对象，从而使得这些资本主义表征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幽灵和“缺席的在场者”。“十七年”文学的价值也在于如何呈现以及如何想象性地解决这些矛盾，这不仅关系到评价社会主义文化和历史的问题，也关系到重新反思“后革命”之后的1980年代以来中国所开启的新一轮现代化之路。因此，我认为徐刚的研究既是关于历史的，又是指向当下和未来的。
　　（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