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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本是二战后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20世纪后期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经济发展的“奇迹”与其科技治理密切相关。中国和日本在科技治理发展历程中面临许多共同问题，回顾日本三次主要的科技治理发展历程，总结日本科技治理取得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科技政策制定与管理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关键词：日本;科技治理;启示
一、中日科技治理面臨的共同问题
1.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占优势，亟待实现产业优化升级
地域狭小，资源匮乏的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不断激增的社会状况决定了日本工业起初以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且在世界市场上占据相当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意识到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是推动未来国内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并力图赶超欧美。因而推动产业优化升级，由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转向依靠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带动经济发展成为日本政府科技治理的立足点。中国是人口大国，工业起步也是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关系密切，借鉴日本通过三次科技治理，实现了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经验，对我国实现产业机构优化升级，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借鉴和启发意义。
2.科学技术基础薄弱，对外学习依赖性强
日本在二战后，经济凋敝，百废待兴，与我国建国初期科技发展落后于世界的具体情况相类似。中国和日本面对科学技术基础薄弱的现实，走一条引进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道路成为必然。一方面，通过“反求工程”促进工业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学习西方使得中日对外依赖性强，缺乏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和创造性技术，因而探索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独立自主的科技发展道路成为两国摆脱西方国家控制的根本出路。日本在从技术学习到自主研发的转向相较于我国具有迅速、灵活的特征，因而分析日本三次科技治理的历程，对于我国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建立一条独立自主的科学发展道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发和创新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3.政府科技治理的地位和作用
日本政府在三次科技治理过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制定科技政策、颁布科技基本法等行政和法律措施，带领企业摆脱国外依赖、实现自主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充当协调市场各利益主体关系的中介纽带，逐渐由“科技管理者”向“科技治理者”的服务型角色转变。“日本模式很好地解决了政府主导与市场经济之间有机结合的问题，促进了产业结构的成功升级，它向我们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政府主导和市场经济可以并行不悖有机地结合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共同完成国家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对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1]虽然我国经济与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有本质上的不同，但党的十八确立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地位，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成为科技治理的一个关键议题。因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下，借鉴日本在科技治理中的做法，对我国确定政府在科技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日本科技治理的三次历程
日本二战后科技治理历程可以概括为三次。第一次是二战后确立“技术追赶”战略，以赶超欧美为发展目标，主要注重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第二次是20世界80年代实施“技术立国”战略，开始注重关键基础技术的自主研发;第三次是以1995年经国会一致通过《科学技术基本法》为标志，确立了“科技创新立国”战略，在这一阶段日本既重视基础技术创新以推动产业发展，也意识了到科技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1.第一次科技治理：“技术追赶”
日本第一次科技治理确立“技术追赶”战略，目标是发展重化工业。二战后的日本经济一片废墟，如何恢复经济实力、赶超欧美成为日本最紧迫、最终要的问题。在工业化方面，日本已经意识到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是重工业、化学产业，但日本本身缺乏这些领域的技术基础，于是走上了一条“引进—消化—吸收”的学习道路，引进和学习西方欧美国家发达的技术。“据统计，日本经济的年经济增长率在1955-1960年度为8.7%，其中技术进步因素所起的作用为1.7%;在1960年-1965年度为9.7%，其中技术进步因素所起的作用为2.4%;1965-1970年度为11.6%，其中技术进步因素所起的作用为4.4%，而在70年代中期以后，技术进步对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增长率所起的作用经常超过50%-60%。”[2]5由此可见，技术引进对于日本科技发展和经济崛起的巨大贡献。在政府政策的推动下，日本集中力量发展重化工业，把电力、石油化工和机械制造作为三大重点工业领域，这成为后来日本环境恶化严重和进行第二次科技治理的重要原因。同时，随着日本工业化水平提高，科技和经济日益进步发展，造成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危机感。欧美国家通过实行贸易保护、拒绝提供技术支持等手段抑制日本，因而日本又面临国内技术发展停滞、国际经济封锁打压的严峻形势，因而必须另寻出路，“技术立国”战略的实施成为必然。
2.第二次科技治理：“技术立国”
日本第二科技启航采取“技术立国”战略，重点是基础技术的自主研发。日本意识到依赖技术引进只能解决暂时发展问题，要摆脱他国的技术控制和自身对外国技术的严重依赖性，掌握自主研发的核心关键技术才是独立发展的根本出路。由于日本二战后集中力量发展重化工业，国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问题也亟需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上两次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因而在国内外各种危急形势下，日本政府审时度势，及时转变了发展战略，制定符合基本国情和市场规律的科技政策，采取各种经济、行政措施使企业成为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主体，如通过减免税收、财政补贴等手段鼓励企业的科研活动、扶持汽车、家电、半导体等成为支撑日本产业的新兴力量，着力进行宇宙开发、海洋开发、生命科学开发、能源研究开发、原子能开发等项目活动，还注重节能技术的研究和清洁能源的开发，如煤液化和气化技术和开发利用太阳能、地热能、风能、潮汐能等清洁能源。经过“技术追赶”到“技术立国战略”，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工业的前导工业已由电力设备工业、高铁工业、造船、机械、汽车等加工组装工业向电子、生物工程、新材料工业为轴心的耗能小，技术密集型的第四代前导工业方向转移。”[3] 3.第三次科技治理：“科技创新立国”
日本第三次科技治理确立“科技创新立国”战略，在继续注重将基础技术与产业发展联系紧密的基础上，也开始重视科技基础研究领域的发展。虽然日本在70年代就已经开始注重科学技术的基础研究，但这里的基础研究实际上它主要是指某些带有实际应用目的基础性研究。并且日本历来重视技术基础的应用和开发研究，相比之下，科学领域的基礎研究所占科研经费比例较少。“如1987年度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所占比率已从1979年度的4.6%回升到6.6%，但相比于应用研究的21.7%和开发研究经费所占比率高达71.7%而言存在相当大的差距。”[4]有评价说日本是“经济大国”和“技术大国”，而不是“科技大国”，原因在于日本在基础研究科学领域缺少自主性，很大部分仍然依赖美国。因而加大科学技术基础研究投入成为日本90年代科技政策的重点，从此掀起了开展基础研究的热潮。这一热潮的最大特点是“民间企业甚至愿意投资兴办一些纯基础研究领域的‘非营利研究所’。在一些看不到应用前景的生命科学领域、核能领域、生物工程基础领域、未来计算机领域等等，都涌现出许多耗资巨大、设备一流的研究所。”[5]由此可见，相比于之前民间企业对周期长、风险大的基础研究领域漠不关心的态度并且这些领域更多依赖政府投资来说是一个巨大进步。科学和技术相互区别，“技术是科学发展的副产品”，基础科学研究才是决定未来经济和技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因素。在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后，日本由“技术立国”战略转向“科技创新立国”战略，1995年日本国会一致通过《科学技术基本法》标志着日本的科学治理进入到基础技术推进和基础科学研究并重的新阶段。
三、日本科技治理对我国未来发展的启示
1.走一条符合国情的科技发展道路是科技治理的基本要求
日本三次科技政策转型是具体分析国内国外形势做出的正确选择。第一次科技治理过程中日本为恢复经济，摆脱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工业革命浪潮中处于劣势的地位，在自身缺乏技术实力的形势下引进欧美国家先进技术，集中力量发展重化工业。如前所述，技术引进对于日本经济出现“奇迹”的作用是巨大的。在受到来自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遏制以及重化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等背景下又确立“技术立国”战略，实现重化工业型产业向技术和知识集型产业转化，开始注重基础技术的自主研发;第三次科技治理转型立足国家长远发展利益，在加强基础技术研究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的同时，加大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力度，制定“科技创新立国”战略，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并实施《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日本在清楚认识自身国情的基础上制定科技政策，通过三次科技治理最终实现了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目标，我国工业化进程和产业机构与日本具有相似性，国内发展面临缺乏自主创新意识，国际上又面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因而具体分析国内国际形势是我国进行科技治理，制定科技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2.坚持科学技术基础、应用和开发研究并驾齐驱是科技治理的应然之义
日本在第二次科技启航时意识到自主研发技术的重要性，第三次科技启航更是意识到基础科学研究是未来国家科技发展的命脉所在。近年来，我国虽然意识到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性，但研发资金的实际投入更多流向的依然是技术基础的应用和开发领域，存在轻视基础科学领域研究的现象。如在高能物理学领域发展对撞机的问题上，我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都对此持反对态度，他说“不建超大对撞机，高能物理就完全没有前途了吗？不然。我认为至少有两个方向值得探索：其一是寻找新加速器原理;其二是寻找美妙的几何结构，如弦理论所研究的。这两方面的研究都不那么费钱，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6]相反，日本虽然比较忽视基础科学领域的投入，但在“投给建设高能物理学研究所的预算总额（1970-1978年度的预算合计额，而人事费除外）约上升到400亿日元之巨，基础科学对于这样的巨额投资，在国内外有不少评价认为日本的基础科学已走向新的阶段。”[2]185日本的发展经验启发我国必须坚持科学技术基础、应用和开发研究协同并进，至少不能缩减基础科学领域经费的投入。只有掌握先进技术背后的尖端科学领域，才能真正实现自主创新，避免过度依赖，实现可持续发展。
3.政府主动承担为科技发展保驾护航的“服务者”义务
第一次科技启航过程中日本政府以直接参与的方式资助重化工业发展，使日本从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到重化工产业占主导地位。如“1950年日本政府公布了《钢铁业及煤矿业合理化措施纲要》，规定钢铁产业和煤炭产业可优先使用有限的外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以改造，同时还对钢铁产业和煤炭产业合理化资金的贷款实行低息政策”[2]156，另外还制定“引进补助制度”，旨在使技术引进与产业发展紧密配合，实现经济腾飞。;第二次日本政府把科技发展的主动权交还企业，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作用，通过税收优惠和政策倾斜激发企业科技创新活力，建立“官产学”一体化机制，充分调动各市场主体的积极性;第三次日本政府一致通过《科学技术基本法》，以法律的形式保证“科技创新立国”战略的实施，继续出台行政措施协调各主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建设。这启发中国政府应主动承担起科技治理的责任，不断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协调市场、企业、大学各主体之间利益关系，从而凝聚各主体进行科技创新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参考文献
[1]魏晓蓉，师迎祥.日本产业结构转换的运行机理及其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启示.[J].甘肃社会科学，2009（4），65-67.
[2]韩侑（日本）.日本科技政策[M].葛化东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7.
[3]孙大卫.日本科学技术管理[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81.
[4]张利华.日本战后科技体制与科技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160.
[5]王清泉.日本的科技为什么崛起—一个驻日外交官看日本科技管理[M].北京：气象出版社，1995，51
[6]齐芳.支持与反对同行[N].光明日报， 2018-11-16.
关键词：日本;科技治理;启示
一、中日科技治理面臨的共同问题
1.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占优势，亟待实现产业优化升级
地域狭小，资源匮乏的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不断激增的社会状况决定了日本工业起初以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且在世界市场上占据相当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意识到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是推动未来国内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并力图赶超欧美。因而推动产业优化升级，由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转向依靠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带动经济发展成为日本政府科技治理的立足点。中国是人口大国，工业起步也是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关系密切，借鉴日本通过三次科技治理，实现了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经验，对我国实现产业机构优化升级，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借鉴和启发意义。
2.科学技术基础薄弱，对外学习依赖性强
日本在二战后，经济凋敝，百废待兴，与我国建国初期科技发展落后于世界的具体情况相类似。中国和日本面对科学技术基础薄弱的现实，走一条引进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道路成为必然。一方面，通过“反求工程”促进工业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学习西方使得中日对外依赖性强，缺乏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和创造性技术，因而探索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独立自主的科技发展道路成为两国摆脱西方国家控制的根本出路。日本在从技术学习到自主研发的转向相较于我国具有迅速、灵活的特征，因而分析日本三次科技治理的历程，对于我国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建立一条独立自主的科学发展道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发和创新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3.政府科技治理的地位和作用
日本政府在三次科技治理过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制定科技政策、颁布科技基本法等行政和法律措施，带领企业摆脱国外依赖、实现自主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充当协调市场各利益主体关系的中介纽带，逐渐由“科技管理者”向“科技治理者”的服务型角色转变。“日本模式很好地解决了政府主导与市场经济之间有机结合的问题，促进了产业结构的成功升级，它向我们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政府主导和市场经济可以并行不悖有机地结合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共同完成国家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对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1]虽然我国经济与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有本质上的不同，但党的十八确立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地位，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成为科技治理的一个关键议题。因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下，借鉴日本在科技治理中的做法，对我国确定政府在科技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日本科技治理的三次历程
日本二战后科技治理历程可以概括为三次。第一次是二战后确立“技术追赶”战略，以赶超欧美为发展目标，主要注重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第二次是20世界80年代实施“技术立国”战略，开始注重关键基础技术的自主研发;第三次是以1995年经国会一致通过《科学技术基本法》为标志，确立了“科技创新立国”战略，在这一阶段日本既重视基础技术创新以推动产业发展，也意识了到科技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1.第一次科技治理：“技术追赶”
日本第一次科技治理确立“技术追赶”战略，目标是发展重化工业。二战后的日本经济一片废墟，如何恢复经济实力、赶超欧美成为日本最紧迫、最终要的问题。在工业化方面，日本已经意识到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是重工业、化学产业，但日本本身缺乏这些领域的技术基础，于是走上了一条“引进—消化—吸收”的学习道路，引进和学习西方欧美国家发达的技术。“据统计，日本经济的年经济增长率在1955-1960年度为8.7%，其中技术进步因素所起的作用为1.7%;在1960年-1965年度为9.7%，其中技术进步因素所起的作用为2.4%;1965-1970年度为11.6%，其中技术进步因素所起的作用为4.4%，而在70年代中期以后，技术进步对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增长率所起的作用经常超过50%-60%。”[2]5由此可见，技术引进对于日本科技发展和经济崛起的巨大贡献。在政府政策的推动下，日本集中力量发展重化工业，把电力、石油化工和机械制造作为三大重点工业领域，这成为后来日本环境恶化严重和进行第二次科技治理的重要原因。同时，随着日本工业化水平提高，科技和经济日益进步发展，造成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危机感。欧美国家通过实行贸易保护、拒绝提供技术支持等手段抑制日本，因而日本又面临国内技术发展停滞、国际经济封锁打压的严峻形势，因而必须另寻出路，“技术立国”战略的实施成为必然。
2.第二次科技治理：“技术立国”
日本第二科技启航采取“技术立国”战略，重点是基础技术的自主研发。日本意识到依赖技术引进只能解决暂时发展问题，要摆脱他国的技术控制和自身对外国技术的严重依赖性，掌握自主研发的核心关键技术才是独立发展的根本出路。由于日本二战后集中力量发展重化工业，国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问题也亟需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上两次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因而在国内外各种危急形势下，日本政府审时度势，及时转变了发展战略，制定符合基本国情和市场规律的科技政策，采取各种经济、行政措施使企业成为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主体，如通过减免税收、财政补贴等手段鼓励企业的科研活动、扶持汽车、家电、半导体等成为支撑日本产业的新兴力量，着力进行宇宙开发、海洋开发、生命科学开发、能源研究开发、原子能开发等项目活动，还注重节能技术的研究和清洁能源的开发，如煤液化和气化技术和开发利用太阳能、地热能、风能、潮汐能等清洁能源。经过“技术追赶”到“技术立国战略”，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工业的前导工业已由电力设备工业、高铁工业、造船、机械、汽车等加工组装工业向电子、生物工程、新材料工业为轴心的耗能小，技术密集型的第四代前导工业方向转移。”[3] 3.第三次科技治理：“科技创新立国”
日本第三次科技治理确立“科技创新立国”战略，在继续注重将基础技术与产业发展联系紧密的基础上，也开始重视科技基础研究领域的发展。虽然日本在70年代就已经开始注重科学技术的基础研究，但这里的基础研究实际上它主要是指某些带有实际应用目的基础性研究。并且日本历来重视技术基础的应用和开发研究，相比之下，科学领域的基礎研究所占科研经费比例较少。“如1987年度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所占比率已从1979年度的4.6%回升到6.6%，但相比于应用研究的21.7%和开发研究经费所占比率高达71.7%而言存在相当大的差距。”[4]有评价说日本是“经济大国”和“技术大国”，而不是“科技大国”，原因在于日本在基础研究科学领域缺少自主性，很大部分仍然依赖美国。因而加大科学技术基础研究投入成为日本90年代科技政策的重点，从此掀起了开展基础研究的热潮。这一热潮的最大特点是“民间企业甚至愿意投资兴办一些纯基础研究领域的‘非营利研究所’。在一些看不到应用前景的生命科学领域、核能领域、生物工程基础领域、未来计算机领域等等，都涌现出许多耗资巨大、设备一流的研究所。”[5]由此可见，相比于之前民间企业对周期长、风险大的基础研究领域漠不关心的态度并且这些领域更多依赖政府投资来说是一个巨大进步。科学和技术相互区别，“技术是科学发展的副产品”，基础科学研究才是决定未来经济和技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因素。在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后，日本由“技术立国”战略转向“科技创新立国”战略，1995年日本国会一致通过《科学技术基本法》标志着日本的科学治理进入到基础技术推进和基础科学研究并重的新阶段。
三、日本科技治理对我国未来发展的启示
1.走一条符合国情的科技发展道路是科技治理的基本要求
日本三次科技政策转型是具体分析国内国外形势做出的正确选择。第一次科技治理过程中日本为恢复经济，摆脱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工业革命浪潮中处于劣势的地位，在自身缺乏技术实力的形势下引进欧美国家先进技术，集中力量发展重化工业。如前所述，技术引进对于日本经济出现“奇迹”的作用是巨大的。在受到来自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遏制以及重化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等背景下又确立“技术立国”战略，实现重化工业型产业向技术和知识集型产业转化，开始注重基础技术的自主研发;第三次科技治理转型立足国家长远发展利益，在加强基础技术研究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的同时，加大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力度，制定“科技创新立国”战略，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并实施《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日本在清楚认识自身国情的基础上制定科技政策，通过三次科技治理最终实现了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目标，我国工业化进程和产业机构与日本具有相似性，国内发展面临缺乏自主创新意识，国际上又面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因而具体分析国内国际形势是我国进行科技治理，制定科技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2.坚持科学技术基础、应用和开发研究并驾齐驱是科技治理的应然之义
日本在第二次科技启航时意识到自主研发技术的重要性，第三次科技启航更是意识到基础科学研究是未来国家科技发展的命脉所在。近年来，我国虽然意识到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性，但研发资金的实际投入更多流向的依然是技术基础的应用和开发领域，存在轻视基础科学领域研究的现象。如在高能物理学领域发展对撞机的问题上，我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都对此持反对态度，他说“不建超大对撞机，高能物理就完全没有前途了吗？不然。我认为至少有两个方向值得探索：其一是寻找新加速器原理;其二是寻找美妙的几何结构，如弦理论所研究的。这两方面的研究都不那么费钱，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6]相反，日本虽然比较忽视基础科学领域的投入，但在“投给建设高能物理学研究所的预算总额（1970-1978年度的预算合计额，而人事费除外）约上升到400亿日元之巨，基础科学对于这样的巨额投资，在国内外有不少评价认为日本的基础科学已走向新的阶段。”[2]185日本的发展经验启发我国必须坚持科学技术基础、应用和开发研究协同并进，至少不能缩减基础科学领域经费的投入。只有掌握先进技术背后的尖端科学领域，才能真正实现自主创新，避免过度依赖，实现可持续发展。
3.政府主动承担为科技发展保驾护航的“服务者”义务
第一次科技启航过程中日本政府以直接参与的方式资助重化工业发展，使日本从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到重化工产业占主导地位。如“1950年日本政府公布了《钢铁业及煤矿业合理化措施纲要》，规定钢铁产业和煤炭产业可优先使用有限的外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以改造，同时还对钢铁产业和煤炭产业合理化资金的贷款实行低息政策”[2]156，另外还制定“引进补助制度”，旨在使技术引进与产业发展紧密配合，实现经济腾飞。;第二次日本政府把科技发展的主动权交还企业，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作用，通过税收优惠和政策倾斜激发企业科技创新活力，建立“官产学”一体化机制，充分调动各市场主体的积极性;第三次日本政府一致通过《科学技术基本法》，以法律的形式保证“科技创新立国”战略的实施，继续出台行政措施协调各主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建设。这启发中国政府应主动承担起科技治理的责任，不断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协调市场、企业、大学各主体之间利益关系，从而凝聚各主体进行科技创新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参考文献
[1]魏晓蓉，师迎祥.日本产业结构转换的运行机理及其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启示.[J].甘肃社会科学，2009（4），65-67.
[2]韩侑（日本）.日本科技政策[M].葛化东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7.
[3]孙大卫.日本科学技术管理[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81.
[4]张利华.日本战后科技体制与科技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160.
[5]王清泉.日本的科技为什么崛起—一个驻日外交官看日本科技管理[M].北京：气象出版社，1995，51
[6]齐芳.支持与反对同行[N].光明日报， 2018-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