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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仙花是北美第一位华裔女作家，她以朴实而真切的风格塑造了很多客观真实的美国华裔形象，尤其是华裔女性，其短篇小说集《春香夫人》就讲述了一个个鲜活又富有深意的华人移民的故事，再现了美国社会和美国历史，同时，字里行间里也表达了水仙花对中华民族的深厚情感，深受读者和学者们的喜爱。以往的研究对这部作品的历史性、文化性与民族性进行了深入分析，但对于该作品中美国文化边缘地带的移民女性的生存状态以及她们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仍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以福柯的权力与话语的关系为理论依据，从男性话语权力和社会权力对移民女性的影响以及移民女性如何通过掌握话语权，消解边缘化地位的困境两个方面，来探讨《春香夫人》小说对中华人移民女性的书写。作者认为，水仙花塑造宝玲、潘、春香夫人等不同的女性人物，旨在告诫读者在社会权力和男性权力的控制下，华裔女性应当掌握话语权力，从而维护自身权利。
一、社会权力和男性话语权力对移民女性的影响
“话语”的概念在福柯这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话语”指的是“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畴”，也就是福柯说的“话语的话语，它试图进行一种非中心化的操作，这种非中心化的操作没给任何中心留下特权”。话语就是来消解语言和言语的二元对立的，即福柯狭义的概念“语言的形式”（王志河，157），因此，掌握话语的主体就拥有了权力。移民女性在美国的边缘地带夹缝生存，面临社会权力和男性权力的压制，处于种族边缘和性别边缘的移民女性只有通过把握话语机会来维护自己的身份地位。移民过程中所遭受的生活挫折和文化休克是造成华人移民女性边缘化的主要因素，个人受挫感的积攒容易导致敏感的女性移民被歧视、被排斥的感觉放大，使其丧失精神与文化身份上的自我;同时，美国社会现实与来美国前的想象差距过大，是造成认同错乱的又一个原因。华人移民女性在美国和中国交叉的边缘地带生存，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始终伴随着她们。《春香夫人》之《新世界里的明智之举》里的宝玲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妻子。在与丈夫分别七年的背景下，其处理好了父母的身后事之后，带着自己的儿子移民到美国与丈夫团聚，但是美国社会的生活习惯和宝玲以前的生活习惯大不相同。“宝玲仍然保持着中国传统习惯，在丈夫用餐完后才吃饭，或者在一个单独的桌子上，她遵守婆婆定的规则，在男人面前保持沉默”。（Sui Sin Far， 56）宝玲仍然沿袭着中国的传统，在新的环境下无法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除了她丈夫，她只能和周边的华人妻子聊天，而不能像美国主流社会的女性一样拥有自己的空间和做决定的权力，“美国女人可以理解得比男人更好，而不是一个中国女人”（Sui Sin Far，58），移民身份的边缘化地位将宝玲排挤到美国社会主体外。福柯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来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我们与世界的联系只是一种—“话语”联系。因此，在社会权力压迫下，丧失话语权的宝玲无法和世界取得联系，只能转向自己的丈夫那里寻求身份认同，但是已经被美国化了的丈夫并没有注意和感受到宝玲的困境，在宝玲询问丈夫和艾达的关系时，“但是对于宝玲的温顺，吴三桂面红耳赤地大喊：‘不要再提她了！不要再提她了’”（Sui Sin Far，64）丈夫甚至还将她推向了极端疯狂的深渊。
二、移民女性通过掌握话语权，消解边缘化地位的困境
水仙花作为处在中欧两种文化缝隙的欧亚裔，她生活在美国社会的环境下，也时常会为自己的边缘移民身份而感到困惑，社会中的各个层面都有特定的“话语”存在，这些“话语”组合起来，框住了整个社会的运作和机制，社会内部的每一项活动和思想都会受到话语的影响和控制。但在水仙花的文化身份追寻下，她的华人意识在逐渐增强，在“一半是中国人，一半是欧洲人”的矛盾与困境中，她最终选择与华人更紧密地连在一起，以自己所能拥有那一半的中华民族血统而骄傲，“让我苦恼的并不是我的华人血统，而是别人对我如此优越的文化背景竟全然不知”（Sui Sin Far，128）。因此，她笔下的移民女性在遇到因身份而产生的困惑时，也会夺回自己的话语权，摆脱边缘身份的困境。在《摇摆不定的肖像》中，同样也是欧亚裔混血的唐人街女孩—潘就是水仙花的一个身份投射。天真纯洁的移民女性潘遇到自己喜欢的白人记者马克时，被质疑了自己的文化身份，“潘，你不属于这里！你是白人！你是白人！你没有权力待在这儿！”（Sui Sin Far，89）。马克经常用各种方法暗示潘是一个白人，这使得潘在和马克的交往中总是处于劣势地位，因为她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属于白人还是华人，马克一次次代替潘發言，替潘选择她的身份归属和文化认同、话语实现权力，每一次的对话都是马克以他所占据的优势实现他控制潘的权力，操控潘的身份和意识，从而使潘信任他，进而套取唐人街的内部消息，以实现自己升官发财的私欲。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权力运行于话语的实践原则之中。潘在发现自己受骗后，绝望而痛苦，她审视了自己的身份问题，通过自己来发声实现了话语权的反转，从而使权力转移到自己身上，在马克不断质问她“难道你不明白你必须选择自己的身份吗？是华人还是白人？你不能既是华人又是白人”（Sui Sin Far，90）时，她终于在迷茫与困顿中，找到了自己的文化属性和身份认同，她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向马克坚定地表达，她后半生都将选择永远作为华人。在掌握了话语权后，潘感受到了自己的根与魂，强大的身份自信使她与马克身份互换，潘成为自身权力的掌控者，不再从属于马克。“成为一个中国女人的潘，被宽慰了”（Sui Sin Far，95）。马克的自我与潘他者的身份消解，表明了移民女性具有坚强的品质、坚定的意志以及坚守的文化认同。唐人街的移民女性社群是很容易被社会忽视的，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只有通过掌握话语，获得权力，才能和唐人街的移民男性以及美国女性站在平等的位置上，春香夫人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开拓者精神的移民女性。
在小故事《春香夫人》中，女主人公春香夫人用了五年的时间，就让自己很好地融入了移民新环境，从一个单词都不会的“外来人”，变成没有一个英文单词不认识的“本地人”。尽管春香先生并不想承认妻子在家中占主导地位，他鄙视妻子喜欢的丁尼生的诗歌，认为美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愚蠢的，还认为妻子总是到处跑不在家待着是不合乎礼仪的。从这里可以看出，环境会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身份，春香夫人率先融入了西方社会，主动掌握了话语权，正如福柯在《性史·求知之志》中所说的，“言说和沉默一样，并非永远屈服于权力或永远与权力相抗……言说既是权力的工具和效力，也是他的障碍和阻力”（福柯，100-101）。春香夫人很快找到自己的归属感，成为话语权的主体，但她并没有将中国传统文化丢弃，比如，过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她想要的礼物是翡翠吊坠，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翡翠从华夏民族传承下来的寓意是一生圆满，因为它内外兼圆，不仅起到装饰的作用，还寄托了人们的精神诉求，富有东方文化内涵和民族气质。可以说，春香夫人很好地融合了两种文化的差异，消解了自己作为文化边缘人的身份。
三、结语
《春香夫人》作为一部展现华人移民生活的百态图，对其中移民女性的解读表达了处于他者地位的边缘人要主动掌握话语权和找到身份认同。权力产生话语，又通过话语实现自身，权力的压迫和反抗始终是一对相互作用力。水仙花通过描述移民女性话语与权力的变化，鼓励移民女性捍卫自己的话语权力，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
一、社会权力和男性话语权力对移民女性的影响
“话语”的概念在福柯这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话语”指的是“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畴”，也就是福柯说的“话语的话语，它试图进行一种非中心化的操作，这种非中心化的操作没给任何中心留下特权”。话语就是来消解语言和言语的二元对立的，即福柯狭义的概念“语言的形式”（王志河，157），因此，掌握话语的主体就拥有了权力。移民女性在美国的边缘地带夹缝生存，面临社会权力和男性权力的压制，处于种族边缘和性别边缘的移民女性只有通过把握话语机会来维护自己的身份地位。移民过程中所遭受的生活挫折和文化休克是造成华人移民女性边缘化的主要因素，个人受挫感的积攒容易导致敏感的女性移民被歧视、被排斥的感觉放大，使其丧失精神与文化身份上的自我;同时，美国社会现实与来美国前的想象差距过大，是造成认同错乱的又一个原因。华人移民女性在美国和中国交叉的边缘地带生存，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始终伴随着她们。《春香夫人》之《新世界里的明智之举》里的宝玲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妻子。在与丈夫分别七年的背景下，其处理好了父母的身后事之后，带着自己的儿子移民到美国与丈夫团聚，但是美国社会的生活习惯和宝玲以前的生活习惯大不相同。“宝玲仍然保持着中国传统习惯，在丈夫用餐完后才吃饭，或者在一个单独的桌子上，她遵守婆婆定的规则，在男人面前保持沉默”。（Sui Sin Far， 56）宝玲仍然沿袭着中国的传统，在新的环境下无法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除了她丈夫，她只能和周边的华人妻子聊天，而不能像美国主流社会的女性一样拥有自己的空间和做决定的权力，“美国女人可以理解得比男人更好，而不是一个中国女人”（Sui Sin Far，58），移民身份的边缘化地位将宝玲排挤到美国社会主体外。福柯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来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我们与世界的联系只是一种—“话语”联系。因此，在社会权力压迫下，丧失话语权的宝玲无法和世界取得联系，只能转向自己的丈夫那里寻求身份认同，但是已经被美国化了的丈夫并没有注意和感受到宝玲的困境，在宝玲询问丈夫和艾达的关系时，“但是对于宝玲的温顺，吴三桂面红耳赤地大喊：‘不要再提她了！不要再提她了’”（Sui Sin Far，64）丈夫甚至还将她推向了极端疯狂的深渊。
二、移民女性通过掌握话语权，消解边缘化地位的困境
水仙花作为处在中欧两种文化缝隙的欧亚裔，她生活在美国社会的环境下，也时常会为自己的边缘移民身份而感到困惑，社会中的各个层面都有特定的“话语”存在，这些“话语”组合起来，框住了整个社会的运作和机制，社会内部的每一项活动和思想都会受到话语的影响和控制。但在水仙花的文化身份追寻下，她的华人意识在逐渐增强，在“一半是中国人，一半是欧洲人”的矛盾与困境中，她最终选择与华人更紧密地连在一起，以自己所能拥有那一半的中华民族血统而骄傲，“让我苦恼的并不是我的华人血统，而是别人对我如此优越的文化背景竟全然不知”（Sui Sin Far，128）。因此，她笔下的移民女性在遇到因身份而产生的困惑时，也会夺回自己的话语权，摆脱边缘身份的困境。在《摇摆不定的肖像》中，同样也是欧亚裔混血的唐人街女孩—潘就是水仙花的一个身份投射。天真纯洁的移民女性潘遇到自己喜欢的白人记者马克时，被质疑了自己的文化身份，“潘，你不属于这里！你是白人！你是白人！你没有权力待在这儿！”（Sui Sin Far，89）。马克经常用各种方法暗示潘是一个白人，这使得潘在和马克的交往中总是处于劣势地位，因为她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属于白人还是华人，马克一次次代替潘發言，替潘选择她的身份归属和文化认同、话语实现权力，每一次的对话都是马克以他所占据的优势实现他控制潘的权力，操控潘的身份和意识，从而使潘信任他，进而套取唐人街的内部消息，以实现自己升官发财的私欲。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权力运行于话语的实践原则之中。潘在发现自己受骗后，绝望而痛苦，她审视了自己的身份问题，通过自己来发声实现了话语权的反转，从而使权力转移到自己身上，在马克不断质问她“难道你不明白你必须选择自己的身份吗？是华人还是白人？你不能既是华人又是白人”（Sui Sin Far，90）时，她终于在迷茫与困顿中，找到了自己的文化属性和身份认同，她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向马克坚定地表达，她后半生都将选择永远作为华人。在掌握了话语权后，潘感受到了自己的根与魂，强大的身份自信使她与马克身份互换，潘成为自身权力的掌控者，不再从属于马克。“成为一个中国女人的潘，被宽慰了”（Sui Sin Far，95）。马克的自我与潘他者的身份消解，表明了移民女性具有坚强的品质、坚定的意志以及坚守的文化认同。唐人街的移民女性社群是很容易被社会忽视的，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只有通过掌握话语，获得权力，才能和唐人街的移民男性以及美国女性站在平等的位置上，春香夫人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开拓者精神的移民女性。
在小故事《春香夫人》中，女主人公春香夫人用了五年的时间，就让自己很好地融入了移民新环境，从一个单词都不会的“外来人”，变成没有一个英文单词不认识的“本地人”。尽管春香先生并不想承认妻子在家中占主导地位，他鄙视妻子喜欢的丁尼生的诗歌，认为美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愚蠢的，还认为妻子总是到处跑不在家待着是不合乎礼仪的。从这里可以看出，环境会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身份，春香夫人率先融入了西方社会，主动掌握了话语权，正如福柯在《性史·求知之志》中所说的，“言说和沉默一样，并非永远屈服于权力或永远与权力相抗……言说既是权力的工具和效力，也是他的障碍和阻力”（福柯，100-101）。春香夫人很快找到自己的归属感，成为话语权的主体，但她并没有将中国传统文化丢弃，比如，过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她想要的礼物是翡翠吊坠，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翡翠从华夏民族传承下来的寓意是一生圆满，因为它内外兼圆，不仅起到装饰的作用，还寄托了人们的精神诉求，富有东方文化内涵和民族气质。可以说，春香夫人很好地融合了两种文化的差异，消解了自己作为文化边缘人的身份。
三、结语
《春香夫人》作为一部展现华人移民生活的百态图，对其中移民女性的解读表达了处于他者地位的边缘人要主动掌握话语权和找到身份认同。权力产生话语，又通过话语实现自身，权力的压迫和反抗始终是一对相互作用力。水仙花通过描述移民女性话语与权力的变化，鼓励移民女性捍卫自己的话语权力，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