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唐晋：为什么会有这一批诗？
张巧萍：2015年冬天，我父亲生病，到2016年6月离世。短短半年多，我经历了人生中最悲恸最难以承受的时光。万念俱灰，生无可恋的感觉时时涌上心头。父亲第一次住院是在省人民医院，我们避开肿瘤医院，避开来来往往愁云拂面的家属，避开那些病征怵目的恹恹病患，想办法争取到一间单人病房，只为隐瞒父亲病情真相，让他安心治疗。在那个安静的305病房里，我们一家四口，父母、我和妹妹，重又团聚在一起，共处一室。过滤掉频繁的检查和令人恐惧的化疗，恍惚又回到从前的从前，我得以享有短暂的温馨和安宁。带去的一本书零零散散读完了，甚至还写了两首诗，就是《省人民医院》和《桃之夭夭》。这组诗中绝大部分都写于这两首诗之后。从这两首诗开始，我有一种幡然醒悟的感觉，从虚无的诗写中抽身而出。过去十多年来，那些醉心于语言层面的雕琢渲染，那些太像诗的诗，倏忽间变得轻飘无物，空幻不实。从那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起，诗歌于我的意义发生了彻底改变，它从飘渺处落入我的生活，与我的生命有了切肤的联系，真正上升为一种自我言说自我救赎的方式。诗，不再仅仅是诗，它获得了自由，获得了实相。于是，那些现世的点滴和片断，携着爱和痛，借由诗留存下来。一些珍贵的瞬间，以饱满柔软之象，种植在诗歌中，诗歌护持着它们抽芽开花，枝繁叶茂。
唐晋：很遗憾之前对你的了解非常少，也非常模糊。请谈谈你的创作经历，还有创作理念和创作标准。
张巧萍：我是一个小学语文老师，二十年来整日与孩童相伴的生活，滋养着我，也庇护着我，让我身处宁静，免于喧嚣。而小学语文教学工作者，这样的职业角色，也让我对语言葆有一份纯粹的母性之爱。对于一个离孩子近，离童年近的人，写诗，成了一件多么自然晴朗的事情。如果说，我能够保持内心的澄澈，写出了一些恬静的句子，这要归功于我的那些孩子们和我的职业。我并没有什么完整专业的创作经历，几乎所有的诗，都是偶尔的走神，或者入神之作。我有过五次短暂的诗歌密集写作期，一次是大约十五年前，我频繁写诗，其间写过两首一百多行的长诗，《月亮》和《太阳鸟》。后者还有幸获得市里的教师诗歌创作奖。《太阳鸟》是我献给教师职业的一首赞歌，也是我手写诗歌中，反复修改誊写最多的一首。而后来由于教学工作的繁忙，我一度停笔。2010年夏天，我做了一个小手术，身体极度虚弱，体重不足四十公斤，在家休息的二十多天时间里，我日夜写诗，那时我迷上了西尔维亚·普拉斯，我不停读她的诗，读她的自传体小说《钟形罩》。透支身体和精神的书写，让我那段时间的诗歌呈现出一种惊人的激情。后来，随着身体的康复，我逐渐走出了那种澎湃式的抒写。两年多后，我遇到一位中医先生，幸得他诊治，身体逐渐复元。因为被他药方里的那些药草之名吸引，陆续写了十多首药草诗，后来一路写下去，两三年的时间里，写了一百三四十首抒情风格的植物诗。直到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参加了重庆垫江牡丹诗歌节活动，也是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次进入诗人圈内。因为我的 《到垫江去，把前世的牡丹寻回》，获了三等奖。而后，植物诗的书写兴趣，不知何时，慢慢消退。2016年，我痛失父亲，那段暗无天日的消沉期，我写了数十首怀念父亲的诗歌。最近的一次高密度诗歌写作，就是疫情期间，突然生出大量闲暇时间，诗歌总是在我最需要它的时候，适时来到我身边，《如坐白云中》《满城花开》《天鹅》《一个眼科医生》等诗作，就是那段特殊时光的纪念物。我的诗歌写作，一直以来都是独自的，漫步式、直觉式的，几乎不为人知，虽然出过一本诗集。但因缺乏长期系统深入的学习，一直以来，诗歌于我，只是纯粹的自娱自乐，也许这样毫无压力和束缚的状态，正让我能够保持本心和对诗最原初的热爱。写诗在我看来，是一件极个人化的事情。诗歌，是一个写诗者生命的汁液，它首先，要有发自内心的“真”。唯“真”才动人。才对得起那些爱诗的眼睛。
唐晋：《在汾河源触摸流水》抒情性很强，同时，散文化的倾向也比较明显。某种意义上，这首诗几乎与流水同质，舒缓，干净，没有阻碍。个人认为，结尾一段和倒数第二段可以糅合提粹一下，不至于显得拖沓。《满城花开》《如坐白云中》等等几首，都属于抒情性突出的作品。这或许是你的诗作特色之一。
张巧萍：《在汾河源触摸流水》是我极看重的一首诗，缘于一次汾河源之行，和一张我在汾河源的照片。似乎是一场无约而至的书写，又似乎为这首诗我预备了生命中全部的清澈。感谢唐老师对这首诗的偏爱，“与流水同质”的评价虽然愧不敢受，但我将把这句话视为我今后长期的诗歌写作目标。而唐老师提出的拖沓问题，我也早有感觉，不仅这首诗，其实这是我诗歌的一个共性问题。节制，适时停笔，很多时候我也会告诫自己。然而书写一旦展开，我却总是依然故我，不管不顾。感谢唐老师的提醒，戒冗，“提粹”，言而有尽。安娜·布兰迪亚娜说，“文学作品的原料是文字，而沉默则构成了诗歌之奥秘。”其实，不舍字句，这是一个执念。而诗歌这种特殊文体，注定了它的书写过程必是一个不断舍弃和放下的过程。舍，是可贵的勇气;舍，也是慈悲。
唐晋：《桃之夭夭》《影子》包括我没有选用的几首，是与父亲有关的;《草药，或者药草》《普鲁卡因》这两首，我在其中看到某些情绪的延续。在诗句中直面生老病死，往往是令人纠结的一件事。或者，作品会走向一种爆发式的抒情;或者，作品将陷入一种茫然、混乱的“滞重”表述。显然后一种更具备挑战力，虽然很多情况下它并不一定能令写作者满意。情绪的执控是带来问题的重要原因，然而最终引发我们困惑的却是情绪的来源。大多数人的写作不会关注来源。在“我”与“困境”的矛盾里，诗的所立与所行承担着剖析和解决的一种职责。我在这些诗作中首先看到情绪的退位，这一点显然比较难。将关注度由外境转向自我意识，便是这四首诗作的成功之处。
张巧萍：面对生老病死，那种真真切切的痛楚，那种最强烈的心灵触感，逃无可逃。在最痛的时候，也最清醒。我仿佛跳出己身，以悲悯的目光，静静地注视着那个心碎的女子。此时如果有诗来临，它就是超越情绪的，雕刻般的现实记录，是一帧一帧的影像，而情绪是居于底部的显影液，它接近于不在，又无处不在。可是有時候又非如此，我会陷入一种茫然无依之境，正如唐老师所言，也许会出现“混乱的滞重表述”，内心生出一种混沌的孤独感，对笔下的句子失去判断力和控制力。情绪，是一首诗里流动的能量，是一首诗的生命所在。然而情绪又如此微妙，难以执控，复杂，跳跃，犹疑，含混。有时候，在情绪的洪流中，我随波逐流，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唐晋：《莫娣》仿佛叙事。基于一个比较辽阔的人生经历背景，这样的叙事也仅仅作为勾勒——就像莫娣给她三只猫咪的画像。因为背景，所以这首诗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可以视为你内心的一种可能。不仅这一首，《雨后》《怀想》《青春咖啡馆》《有关雏菊的片断》等，不同程度且不约而同地体现出一种自适平和、朴素自然的内心状态。正如诗作中出现的“每一刻”这个词组，与莫娣在画作中强调瞬间一样，你在诗作中也相当重视对片段的讲述。
张巧萍：很多时候，我无法找到一首具体的诗来表达自己内心的镜像，感觉那首最想写的诗永远无法写出来。于是借自己无限眷恋的某个故事来安顿内心的情愫。《莫娣》散发着一种温暖的气场，尤其是莫娣在黄昏的玻璃窗上画郁金香的情景，仿佛她在蘸着柔美暖融的夕光，画下那一朵朵微笑着的花。是爱，也是理想。不知为什么这是我印象最深的画面。也许，是我太依赖那种梦幻的感觉。“瞬间”，是一个迷人的词语，足够迅疾，足够美好。就像莫娣的画一样，每当记录下一个难以忘怀的片段，当下，以及过去，和未来的念想，都在这短暂的微澜里得到安放。一种如释重负的静谧便随之而生。
唐晋：天鹅是一个较为恒久的诗作主题，西方不少诗人都写过，而《丽达与天鹅》更是一个永远的艺术主题。你的《天鹅》显然不去担负那种神话之轭，而仅仅对你一次偶然的发现作以记录：“中午，离开餐桌，不到一点/一个无瑕，而略带忧伤的时刻/这时候去汾河边散步，密集的鸟声/有纯澈的力量。十一只天鹅/仿若初心，皎美，像真正的春天/这不是童话。它们在暖阳里游/在春光里游，絮絮谈，不离开彼此”。看起来，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而对另外一端天鹅自身的预置而言，你看到的就像幻觉。诗作的行进始终围绕自己的状态，并试图重建一种“人”与“天鹅”之间的关系。通过天鹅，世相闪现了其最美丽的地方，然而你却无法与背后的真实割裂。或许，这又是一种丽达与天鹅的表述。
张巧萍：天鹅，是美与纯洁的化身。比起《丽达与天鹅》，我更钟情于圣桑的《天鹅》，它是自由无尘的，音乐像水一样，承载着它，飘渺又真实，时间和空间都不复存在，唯有天鹅。眼泪般的小水滴在慢慢汇集，直至凝聚为一个剔透坚贞的大水滴，您所说的幻觉，便在這里停驻。那一刻，“人”消失了，唯有“天鹅”。作为纯粹的“天鹅”，它们毫无负累和羁绊。它们太纯净了，就像爱与美本身。
唐晋：《为了萨玛》同题于那部著名的纪录片，应该是观后的感受书写。纪录片《为了萨玛》的很多观后感里都指出不应该让萨玛出生，来到这个内乱频频的世界上。你的诗作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不惟萨玛需要直面这样的人生困境，有多少土地成为废墟，土地上就会有多少的新生儿。而且，我们的困境各不相同，命运却是惊人的一致。阅读你的诗作，发现看书和观影似乎是你生活中的两大乐趣。顺便问问，平时你主要读哪些诗人的作品——沃尔科特显然是其中之一？
张巧萍：“我们的困境各不相同，命运却是惊人的一致。”毫不夸张地说，唐老师的慨叹令我震撼的程度，已然超越托翁。叙利亚的战争，是整个人类的战争，更是每个人类个体的战争，每个人的内心都在频繁地经历内乱。新生和废墟，交替出现，我们难以逃避，唯有直面。萨玛，萨玛，我在不断呼唤这个亲爱的小女孩之时，希望之花照亮每一处废墟。阅读和观影，就像一个不断寻找同类的过程，它们是我更切实可感的世间。吸引我不断阅读的诗人有哪些呢？首先要提到卡佛，我对卡佛有一种特殊感情，我最初大量读他，竟是因为父亲身患与他同样的疾病。我像遇到亲人一样热切地走近他的诗，不可遏制地读下去。还有沃尔科特，吉尔伯特，路易丝·格丽克，玛丽·奥利弗等等，有时候，我陷入他们的句子，无法自拔。就如奥利弗《在森林中沉睡》所言，“整夜，我如同在水中，沉浮/起落于一种明亮的光。直到清晨，/我在一些更好的事物中/至少消失了十二次。”忘我，又物物有我，这种幸福，每个热爱阅读的人，都有幸纳之入怀。
唐晋：《一个眼科医生》所选取的叙述角度非常好。不难看出，你有一个非常宁静的内心，宁静致远。这也是你的作品不同于他人的原因。希望今后能读到你更好的诗作。
张巧萍：我喜欢，或者期求以一种安静平和的心态看待一切问题，偏执和过激是于事无补的。静能生明，我向往佛家的清净和安宁，“度一切苦厄”的是观自在菩萨，但我相信文亮医生也如菩萨般，胸怀着一种普度众生的大明亮，照世如灯。我想要表达的，唯有祝福。在面对苦难之时，祝福所有人都能够保持心灵的明亮和柔软。
张巧萍：2015年冬天，我父亲生病，到2016年6月离世。短短半年多，我经历了人生中最悲恸最难以承受的时光。万念俱灰，生无可恋的感觉时时涌上心头。父亲第一次住院是在省人民医院，我们避开肿瘤医院，避开来来往往愁云拂面的家属，避开那些病征怵目的恹恹病患，想办法争取到一间单人病房，只为隐瞒父亲病情真相，让他安心治疗。在那个安静的305病房里，我们一家四口，父母、我和妹妹，重又团聚在一起，共处一室。过滤掉频繁的检查和令人恐惧的化疗，恍惚又回到从前的从前，我得以享有短暂的温馨和安宁。带去的一本书零零散散读完了，甚至还写了两首诗，就是《省人民医院》和《桃之夭夭》。这组诗中绝大部分都写于这两首诗之后。从这两首诗开始，我有一种幡然醒悟的感觉，从虚无的诗写中抽身而出。过去十多年来，那些醉心于语言层面的雕琢渲染，那些太像诗的诗，倏忽间变得轻飘无物，空幻不实。从那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起，诗歌于我的意义发生了彻底改变，它从飘渺处落入我的生活，与我的生命有了切肤的联系，真正上升为一种自我言说自我救赎的方式。诗，不再仅仅是诗，它获得了自由，获得了实相。于是，那些现世的点滴和片断，携着爱和痛，借由诗留存下来。一些珍贵的瞬间，以饱满柔软之象，种植在诗歌中，诗歌护持着它们抽芽开花，枝繁叶茂。
唐晋：很遗憾之前对你的了解非常少，也非常模糊。请谈谈你的创作经历，还有创作理念和创作标准。
张巧萍：我是一个小学语文老师，二十年来整日与孩童相伴的生活，滋养着我，也庇护着我，让我身处宁静，免于喧嚣。而小学语文教学工作者，这样的职业角色，也让我对语言葆有一份纯粹的母性之爱。对于一个离孩子近，离童年近的人，写诗，成了一件多么自然晴朗的事情。如果说，我能够保持内心的澄澈，写出了一些恬静的句子，这要归功于我的那些孩子们和我的职业。我并没有什么完整专业的创作经历，几乎所有的诗，都是偶尔的走神，或者入神之作。我有过五次短暂的诗歌密集写作期，一次是大约十五年前，我频繁写诗，其间写过两首一百多行的长诗，《月亮》和《太阳鸟》。后者还有幸获得市里的教师诗歌创作奖。《太阳鸟》是我献给教师职业的一首赞歌，也是我手写诗歌中，反复修改誊写最多的一首。而后来由于教学工作的繁忙，我一度停笔。2010年夏天，我做了一个小手术，身体极度虚弱，体重不足四十公斤，在家休息的二十多天时间里，我日夜写诗，那时我迷上了西尔维亚·普拉斯，我不停读她的诗，读她的自传体小说《钟形罩》。透支身体和精神的书写，让我那段时间的诗歌呈现出一种惊人的激情。后来，随着身体的康复，我逐渐走出了那种澎湃式的抒写。两年多后，我遇到一位中医先生，幸得他诊治，身体逐渐复元。因为被他药方里的那些药草之名吸引，陆续写了十多首药草诗，后来一路写下去，两三年的时间里，写了一百三四十首抒情风格的植物诗。直到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参加了重庆垫江牡丹诗歌节活动，也是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次进入诗人圈内。因为我的 《到垫江去，把前世的牡丹寻回》，获了三等奖。而后，植物诗的书写兴趣，不知何时，慢慢消退。2016年，我痛失父亲，那段暗无天日的消沉期，我写了数十首怀念父亲的诗歌。最近的一次高密度诗歌写作，就是疫情期间，突然生出大量闲暇时间，诗歌总是在我最需要它的时候，适时来到我身边，《如坐白云中》《满城花开》《天鹅》《一个眼科医生》等诗作，就是那段特殊时光的纪念物。我的诗歌写作，一直以来都是独自的，漫步式、直觉式的，几乎不为人知，虽然出过一本诗集。但因缺乏长期系统深入的学习，一直以来，诗歌于我，只是纯粹的自娱自乐，也许这样毫无压力和束缚的状态，正让我能够保持本心和对诗最原初的热爱。写诗在我看来，是一件极个人化的事情。诗歌，是一个写诗者生命的汁液，它首先，要有发自内心的“真”。唯“真”才动人。才对得起那些爱诗的眼睛。
唐晋：《在汾河源触摸流水》抒情性很强，同时，散文化的倾向也比较明显。某种意义上，这首诗几乎与流水同质，舒缓，干净，没有阻碍。个人认为，结尾一段和倒数第二段可以糅合提粹一下，不至于显得拖沓。《满城花开》《如坐白云中》等等几首，都属于抒情性突出的作品。这或许是你的诗作特色之一。
张巧萍：《在汾河源触摸流水》是我极看重的一首诗，缘于一次汾河源之行，和一张我在汾河源的照片。似乎是一场无约而至的书写，又似乎为这首诗我预备了生命中全部的清澈。感谢唐老师对这首诗的偏爱，“与流水同质”的评价虽然愧不敢受，但我将把这句话视为我今后长期的诗歌写作目标。而唐老师提出的拖沓问题，我也早有感觉，不仅这首诗，其实这是我诗歌的一个共性问题。节制，适时停笔，很多时候我也会告诫自己。然而书写一旦展开，我却总是依然故我，不管不顾。感谢唐老师的提醒，戒冗，“提粹”，言而有尽。安娜·布兰迪亚娜说，“文学作品的原料是文字，而沉默则构成了诗歌之奥秘。”其实，不舍字句，这是一个执念。而诗歌这种特殊文体，注定了它的书写过程必是一个不断舍弃和放下的过程。舍，是可贵的勇气;舍，也是慈悲。
唐晋：《桃之夭夭》《影子》包括我没有选用的几首，是与父亲有关的;《草药，或者药草》《普鲁卡因》这两首，我在其中看到某些情绪的延续。在诗句中直面生老病死，往往是令人纠结的一件事。或者，作品会走向一种爆发式的抒情;或者，作品将陷入一种茫然、混乱的“滞重”表述。显然后一种更具备挑战力，虽然很多情况下它并不一定能令写作者满意。情绪的执控是带来问题的重要原因，然而最终引发我们困惑的却是情绪的来源。大多数人的写作不会关注来源。在“我”与“困境”的矛盾里，诗的所立与所行承担着剖析和解决的一种职责。我在这些诗作中首先看到情绪的退位，这一点显然比较难。将关注度由外境转向自我意识，便是这四首诗作的成功之处。
张巧萍：面对生老病死，那种真真切切的痛楚，那种最强烈的心灵触感，逃无可逃。在最痛的时候，也最清醒。我仿佛跳出己身，以悲悯的目光，静静地注视着那个心碎的女子。此时如果有诗来临，它就是超越情绪的，雕刻般的现实记录，是一帧一帧的影像，而情绪是居于底部的显影液，它接近于不在，又无处不在。可是有時候又非如此，我会陷入一种茫然无依之境，正如唐老师所言，也许会出现“混乱的滞重表述”，内心生出一种混沌的孤独感，对笔下的句子失去判断力和控制力。情绪，是一首诗里流动的能量，是一首诗的生命所在。然而情绪又如此微妙，难以执控，复杂，跳跃，犹疑，含混。有时候，在情绪的洪流中，我随波逐流，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唐晋：《莫娣》仿佛叙事。基于一个比较辽阔的人生经历背景，这样的叙事也仅仅作为勾勒——就像莫娣给她三只猫咪的画像。因为背景，所以这首诗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可以视为你内心的一种可能。不仅这一首，《雨后》《怀想》《青春咖啡馆》《有关雏菊的片断》等，不同程度且不约而同地体现出一种自适平和、朴素自然的内心状态。正如诗作中出现的“每一刻”这个词组，与莫娣在画作中强调瞬间一样，你在诗作中也相当重视对片段的讲述。
张巧萍：很多时候，我无法找到一首具体的诗来表达自己内心的镜像，感觉那首最想写的诗永远无法写出来。于是借自己无限眷恋的某个故事来安顿内心的情愫。《莫娣》散发着一种温暖的气场，尤其是莫娣在黄昏的玻璃窗上画郁金香的情景，仿佛她在蘸着柔美暖融的夕光，画下那一朵朵微笑着的花。是爱，也是理想。不知为什么这是我印象最深的画面。也许，是我太依赖那种梦幻的感觉。“瞬间”，是一个迷人的词语，足够迅疾，足够美好。就像莫娣的画一样，每当记录下一个难以忘怀的片段，当下，以及过去，和未来的念想，都在这短暂的微澜里得到安放。一种如释重负的静谧便随之而生。
唐晋：天鹅是一个较为恒久的诗作主题，西方不少诗人都写过，而《丽达与天鹅》更是一个永远的艺术主题。你的《天鹅》显然不去担负那种神话之轭，而仅仅对你一次偶然的发现作以记录：“中午，离开餐桌，不到一点/一个无瑕，而略带忧伤的时刻/这时候去汾河边散步，密集的鸟声/有纯澈的力量。十一只天鹅/仿若初心，皎美，像真正的春天/这不是童话。它们在暖阳里游/在春光里游，絮絮谈，不离开彼此”。看起来，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而对另外一端天鹅自身的预置而言，你看到的就像幻觉。诗作的行进始终围绕自己的状态，并试图重建一种“人”与“天鹅”之间的关系。通过天鹅，世相闪现了其最美丽的地方，然而你却无法与背后的真实割裂。或许，这又是一种丽达与天鹅的表述。
张巧萍：天鹅，是美与纯洁的化身。比起《丽达与天鹅》，我更钟情于圣桑的《天鹅》，它是自由无尘的，音乐像水一样，承载着它，飘渺又真实，时间和空间都不复存在，唯有天鹅。眼泪般的小水滴在慢慢汇集，直至凝聚为一个剔透坚贞的大水滴，您所说的幻觉，便在這里停驻。那一刻，“人”消失了，唯有“天鹅”。作为纯粹的“天鹅”，它们毫无负累和羁绊。它们太纯净了，就像爱与美本身。
唐晋：《为了萨玛》同题于那部著名的纪录片，应该是观后的感受书写。纪录片《为了萨玛》的很多观后感里都指出不应该让萨玛出生，来到这个内乱频频的世界上。你的诗作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不惟萨玛需要直面这样的人生困境，有多少土地成为废墟，土地上就会有多少的新生儿。而且，我们的困境各不相同，命运却是惊人的一致。阅读你的诗作，发现看书和观影似乎是你生活中的两大乐趣。顺便问问，平时你主要读哪些诗人的作品——沃尔科特显然是其中之一？
张巧萍：“我们的困境各不相同，命运却是惊人的一致。”毫不夸张地说，唐老师的慨叹令我震撼的程度，已然超越托翁。叙利亚的战争，是整个人类的战争，更是每个人类个体的战争，每个人的内心都在频繁地经历内乱。新生和废墟，交替出现，我们难以逃避，唯有直面。萨玛，萨玛，我在不断呼唤这个亲爱的小女孩之时，希望之花照亮每一处废墟。阅读和观影，就像一个不断寻找同类的过程，它们是我更切实可感的世间。吸引我不断阅读的诗人有哪些呢？首先要提到卡佛，我对卡佛有一种特殊感情，我最初大量读他，竟是因为父亲身患与他同样的疾病。我像遇到亲人一样热切地走近他的诗，不可遏制地读下去。还有沃尔科特，吉尔伯特，路易丝·格丽克，玛丽·奥利弗等等，有时候，我陷入他们的句子，无法自拔。就如奥利弗《在森林中沉睡》所言，“整夜，我如同在水中，沉浮/起落于一种明亮的光。直到清晨，/我在一些更好的事物中/至少消失了十二次。”忘我，又物物有我，这种幸福，每个热爱阅读的人，都有幸纳之入怀。
唐晋：《一个眼科医生》所选取的叙述角度非常好。不难看出，你有一个非常宁静的内心，宁静致远。这也是你的作品不同于他人的原因。希望今后能读到你更好的诗作。
张巧萍：我喜欢，或者期求以一种安静平和的心态看待一切问题，偏执和过激是于事无补的。静能生明，我向往佛家的清净和安宁，“度一切苦厄”的是观自在菩萨，但我相信文亮医生也如菩萨般，胸怀着一种普度众生的大明亮，照世如灯。我想要表达的，唯有祝福。在面对苦难之时，祝福所有人都能够保持心灵的明亮和柔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