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小舅舅去世，我协助妈妈处理他的保险理赔，看到他的全部档案，才对他的一生有比较完整的认识。
　　小舅舅的档案只有不多的几张纸，记录着他逃学、盗窃、被辞退、坐牢、待业、被诊为初级残疾、领取社会补助等经历，48岁的人生竟满目不堪，理赔申诉书里，我很自然地用到这个词：家门不幸。
　　他被视为我们这个家族的疮疤。
　　小舅舅刚刚步入社会时，作为家中长女，我妈妈担负起管教他的责任，帮他找了房管所的工作，敦促他好好上班，打理他每个月的收入，替他把刨除正常开销之外的工资存入银行，把存折锁在我家。直到那一天，小舅舅趁妈妈不在家，从年幼的我手里拿去了存折。等妈妈发现，他已经把钱挥霍一空，连累我着实挨了顿臭骂。
　　他拿走了所有积蓄，不过是为了去做一件很时髦的事情：请客洗桑拿。
　　一气之下妈妈不再管他。很快他被发现有偷窃行迹，屡次警告、处分之后，又被开除公职。之后十多年他不曾再上岸。
　　妈妈常说，还好这人胆子小，没做过大奸大恶的事，本质上说还是安分守己的。这是外公外婆寒心多年仍不肯放弃希望的原因，他们坚信小儿子总能浪子回头。
　　我小时候，小舅舅一直被当作反面教材，这话成为爸爸妈妈的口头禅：你长大之后，可不能像你小舅舅。类似的话，我的大舅、阿姨也对表妹们说。经年累月，我这一辈的孩子一见着小舅舅就躲。
　　妈妈认为，做父母兄姐的并没有排斥他，还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挽救他，直到最后还在为他创造力所能及的条件。外婆过世后，年迈的外公担心自己百年之后小舅舅收入不够独自生活，遂到处打听合适的保障手段。在亲友的推荐下，经过残疾鉴定，小舅舅每月可以领取一笔极其微薄的救助金。
　　反复验对他的残疾证明时，妈妈忽然哽咽起来。她说在小舅舅生前，她最后一次去探望他，告别时他给自己的姐姐送行，送出了很远，路上谈起他的苦恼。那时他已经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了，收入很低，但他很满足，甚至想到了结婚。他喜欢上了在不远处一家餐馆里打工的一个外地女人，只不过那个女人似乎不太看得上他。小舅舅认为是外公帮他办理了那个残疾证的原因——要是没有那个证明就好了，有没有社会补助倒无所谓，能被人看得起就行了——外公为他做的一点点微薄的长远打算，反而让他遭遇更大的被排斥感，活得更为艰难。
　　妈妈说，其实外公和她背着小舅舅与那个女人谈过一次话。那女人倒是很爽快，坦言自己在家乡有过丈夫孩子，出来到上海闯荡，也希望有个着落，结婚的条件就是外公的一套房子。
　　外公几乎应承了，前提是她要照顾好小舅舅。家里人也都纷纷表示支持，认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然而女人又态度明确地表示说，她决不会带小舅舅回乡下见她家人。最后，结束小舅舅的成家梦的，是他自己的意外溺水。
　　小舅舅落葬那天，全家人围在一起唏嘘。默哀时，大家都有“终于结束了”的庆幸和慨叹。外公拉着我，悄悄去墓园另一边外婆的墓前。他对着外婆的墓碑呢喃：老太婆，现在小儿子到你那儿去了，你要照顾好他。
　　外公没有老泪纵横，但白头送黑发，不肖子也是心头疼。
　　在外公眼里，小舅舅的劣迹都源于他幼年时那场突如其来的病。他睡觉时受了凉，没有被及时发现，延误了诊治，恶化成了慢性脑膜炎，人逐渐变得迟钝，也逐渐为父母所溺爱，为兄姐所怜悯。因处处受着呵护而又时时受到斥责，成年后的小舅舅常陷于敌对和不安的情绪中，这使他成为极度容易被教唆的人。
　　我以妈妈的口吻撰写理赔申诉时写道：……是为家门不幸，但无论父母还是兄姐，都未曾将他推向社会，令他成为社会问题……
　　回忆往事，妈妈伤心地自责：我们做得不够好，他的一生是被我们的无知和自以为是的爱毁掉了。他活得那么绝望——从染病之后，全家人就區别对待他，自始至终认为他不如别人。他做的所有事都是错的，永远等着别人以爱的名义指正他、改造他、挽救他。他犯了事，外公外婆去保他，每每低声下气地对别人说他得过的病，以求让他免于受苦。他愈加丧失判断力，招致的轻视则慢慢蚀毁了他的自信。
　　妈妈说，直到她自己做了母亲，才慢慢体会到小舅舅的痛苦和全家人当年的失误。
　　几年前的一个春节，小舅舅见到我，想要塞100元钱给我做压岁钱。印象中，他当时的神情还有点羞怯，似乎那么多年后，才来努力地尽一下做舅舅的本分，很不适应。我坚辞，家人见状，七嘴八舌说，你自己收好吧，你那些钱赚得那么辛苦。
　　最终，小舅舅默默地收起了钱。
　　假如时间能倒回去，我希望收下那100块钱，再给他一个外甥女对舅舅的微笑。
　　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
　　
　　编辑/韩牧